《乡土中国》学生读后感

《乡土中国》学生读后感（通用11篇）

《乡土中国》学生读后感 篇1

大学生《乡土中国》读后感

大学生《乡土中国》读后感

通读全书，《乡土中国》让我明白了不少道理。见识颇长。说实话，以前并不怎么关注这方面的书籍，这次读后感受到许多。其实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即使是现在，农业仍是农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农业与商业、工业的一点很重要的区别是农业发展所直接依赖的土地是不能流动的，农业收成也需要时间的等待，需要的是安稳。试想，如果迁移，势必得重新寻找适于耕作的地皮、开垦荒地，结果是劳力伤财；而农作物收成需要时间等待这一特性也决定了人不适合经常迁移。限于农业的这种需要安稳的特性，在乡土社会里，祖祖辈辈只能也像植物一样，也把自己的根扎在自己耕作的土地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千百年来就在一块狭小的地盘上繁衍生息，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流动。而我们也将发现，乡土社会的这种求安稳、不流动的特点，将引发许多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产物。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聚居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往是讲人情、讲互相信任的，如果涉及到金钱等精细的利益计算，对熟人之间来讲便是“见外”了，于感情有损。在这样的社会中，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商人追求利润，他必须精于计算，排除感情的`干扰，而以一种理性的思维来经营自己的产业。人情世故一旦涉入商业之中，势必成为商业经营的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所以纵观古代的商人的发迹史，很少能找出一个是在本地发迹的，大多是少年出外，历经艰辛而发财。所以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悠久，发展显眼的几乎都是农业文明，商业很难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这不能否认与乡土社会的特点有关。而乡土社会的这种稳定、不流动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传统农业的特点而产生的。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聚集的社会，绝大部分情况是，他们之间具有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几个世代以前迁居到某个地方，繁衍生息。在许多地方往往可看到聚姓而居的情况，一个家族自己形成一个村落，从而有了李家庄、潘家园之类的地名。在这么一个有限的区域内共同生活、朝夕相见，他们有事情可以面对面地交流，即使是先人的遗训等也可通过一代代人口头传下来，文字在这种社会里是无需的，这也无怪乎传统社会里文盲的数目之众了

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作者的一大创举，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一种精妙的概括，在学界上很有影响力。在提出这个概念以前，作者在书中举了很形象的例子将中西方的社会类型作了比较。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的一圈圈波纹。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但是无论这圈子如何伸展收缩都只局限于父系一方的范围内，这是中国传统父系社会的特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古代的官员退休返家后有义务负起整个家族的生计，为此李贽才决定出家摆脱俗事困扰，这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似乎有点不可理喻，但确是乡土社会的真实写照――家与家族有时候是很难区分清楚的，这是由于差序格局的人伦关系的可伸缩性所致。等等。。。

《乡土中国》很适合我们这些大学生多去读读，不读你无法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它会让你对我们的乡土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跟了解。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业余时间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会对我们帮助更多！

《乡土中国》学生读后感 篇2

费孝通认为的乡土中国, 我知道它并不是描写中国社会的具体细节, 却是中国基层社会里最传统而具体的体系, 统摄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清楚所谓的乡土社会, 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虽然中国社会存在其他体系, 但这些也会影响中国社会的根底。知道了乡土社会的概念, 我们对于乡土社会的概念的理解就更加深刻。这个概念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事物的工具。

费孝通在这本书不仅提出了“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这两个概念, 而且他把乡土中国的根子也挖出来了, 指出来为什么我们最近百年的变迁会如此之艰难, 乡土的思想精神在我们的体内深深地扎根了。

书中虽然说乡下人土气, 有人会认为这是藐视的意思, 但是我却觉得这个土字用得恰到好处。生活中土是指泥土的意思, 泥土是生产和生活的场所, 乡下人离不开它。大部分农村人以从事农业为生, 直接从土里取资的农业与游牧业和牧业不一样。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而居, 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 长在地里的庄家也搬不动, 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而像半身插入了土里, 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土气。这里所指的土气是乡土的气息, 是乡土人们身上特有的气质。就像书中说的例子:一些小地方的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 才能从容而熟悉对待每个人的生活, 就像母亲能听懂婴儿的喃喃话语, 而陌生人对婴儿的话语是无法听懂的。母亲不但能听清楚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

然而现今的我们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是无法应用这种办法的。在飞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中, 我们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里到处流露我们在乡土社会里养成的生活习惯。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乡土社会的风俗已经不复存在, 好多风俗习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似乎“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 “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也不觉得奇怪了, 但是不免有遗憾的感觉。

书中在描写“差序格局”把西洋人和中国人做了比较。西洋的社会组织像捆柴:像是有若干人在一起组成的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有着非常清晰的界限, 团体里的人和团体外的人清楚地被分开。而我们的社会组织并不是团体与团体分得那么清楚, 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而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就是每个人。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就与中心的人发生联系。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所推及的圈子不可能相同。就像我们周围的圈子, 第一圈是父母、第二圈是朋友、第三圈是老师同学等等, 以此类推一圈圈推去, 形成我们的生活圈子。有时你的圈子和别人的圈子相交在这个交点上, 你还会认识新的朋友。就好像现在的微博会提醒你某某和你某个好友是好友问你是否要加为好友等等, 由此你在你的朋友圈子交到了新的朋友, 你的“圈子”也会越来越广。而且中国的圈子具有伸缩功能, 说到地缘关系, 例如像书中所说:在传统结构中每家在自己的周围划一个圈子, 自己是这个圈子的中心, “街坊”指的就是这个圈子。街坊中有喜事的会请酒, 有丧事要出来助帮忙, 生了孩子会送红鸡蛋, 在生活上是相互帮助的。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薄厚而定。通过这个比喻, 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了。

中国人的圈子伸缩性非常大, 你得势的时候可以宾客三千, 亲戚多的是, 假如你不得势, 也许一个人都不认识你。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 结果就造成了没有一个人和你的网络一样的。这样我们和西方的不同就出来了, 西方要的是权利, 而我们攀的是交情, 我们讲究是等差。西方是讲团体, 先有一个团体的概念, 当然团体不能抹杀个人的, 只能是契约平等, 而我们却是自我主义, 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

读《乡土中国》后感 篇3

在网上看到一段对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评论感觉甚是恰当，特引用之作为开头：“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忘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确有万条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

这本书写于1937年，在这个信息爆炸，日新月异的时代，相信会有很多人说，近八十年前的理论，还符合现今中国农村的情况吗？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对散发着浓浓乡土气息的农村产生影响吧，我相信大家的疑问不止于此。然我却认为费老先生的理论着实没有落后，至少于我个人来说，读后，受教匪浅，感触良多。下面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然后我会就其中一个我个人特别有感触的点，写一点浅薄的感受。

费老先生这本书很精简，一共分为十四篇外加一个后记。费老先生在开篇的“乡土本色”中像我们描述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农民养成的以土地为根，视之为命的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一些习俗，例如远行的人，带一包家乡的土来防止自己在异地水土不服。私以为，这是全书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一章。它为下面几章做了开场解释，因为有它，后面的章节才可以自自然然的剖析乡土社会下遇到的种种问题，例如：为什么文字下乡那么难；为什么法律普及那么难……而且顺利地引出了有变化节奏太慢和流动性甚小特点的乡土社会所产生的特有情况，例如：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全书结构清晰，围绕第一章进行了完整和精致的剖析。这本书无疑是我们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地认识中国农村的不二之选。

读完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感触的是这样一句话。作者说：中国的家庭担负了太多的职责。以至于太过于沉重。”沉重到什么程度呢。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并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只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西方，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作者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然而在乡土社会中是什么样子呢？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向的，不是横向的，因而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里里外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他笔下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晚上回家自然也是交流不多，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要忙的，他们唯独忘却了感情是需要交流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待和保留，不肯象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性格。私以为中国的家庭，中国的夫妇并不算完全或者纯粹意义上的夫妻，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分工合作的一对伙伴。这种分工合作，让彼此都过得更好，感情反而成了一个幌子，反而孩子成了他们之间最深刻的关系和一起走下去的一个最充分的理由。当然在这之前的相亲我们不得不提。相亲呢，顾名思义就是相和亲，相就是男女双方见面，亲就是结亲。但在此之前两个人如何能见面呢？或者说为什么是这两个人见面了呢？好吧，说来也很简单，但细细想来又甚是悲哀。以女方为例，女方到了适婚年龄，根据自己的条件开始在适婚的男子中找合适的结婚伴侣。怎么找呢？她们以男性的经济和外在条件为依据进行初次筛选，然后在优胜者中逐一见面，逐一比较各个条件，最后就像把数据输入计算机一样，然后输入一个指令，得到一个想要的结果。在这个各路亲戚活动里，大家都是明码标价，待价而沽，就是要讲究一个门当户对。或许这也可以多多少少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夫妻更像好的合作伙伴而不像亲密的爱人一样吧。与其说是耳鬓厮磨，不如说是相敬如宾。在社会压力如此巨大的时代，家不能是你的生活堡垒，不能在你遇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给予安慰，那么家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一份责任吗？一份由婚姻和血缘所带来的责任吗？如果说是这样，那么家就是负担，无论对于强势的一方还是对于弱势的一方，都是负担，如果你非要美化它，改为甜蜜的负担，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毕竟美丽的自我安慰多少能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

这样结构的家庭组合对于孩子有什么影响呢？最近一直听说一句话：“最好的家教莫过于，和谐有爱的家庭关系”，我并没有写错字，不是“友爱”而是“有爱”。而一般来说，这正是普遍中国家庭所缺乏的，我们的家庭关系普遍很严肃，大家长制。一般而言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母亲和子女只有服从，反抗没有意义，交流也没有渠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仅仅是很好的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试问有多少家长可以做到周六日的时候陪孩子玩，一起做作业，而不仅仅是督促他们去上各种特长班。在他们青春期里，家长又为他们解答过多少迷茫呢？孩子的未来是由他们自己的爱好所决定的还是家长自我梦想的延续又或者仅仅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为目的呢？我想这些大家都有自己的体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也逐渐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然巨大的惯性，让这一切很难改变。大家都在埋怨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人才或者说时势下的英雄，最后大家都说是教育制度的失败。然我更想说，这是中国家庭的巨大失败。

当然有人要说了，那总是要生活的吧，父母总是要工作的吧，当然会很忙了。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有共识，那就是：需要工作。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协调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协调好爱人和孩子与你所面对的外面的世界的关系。又有多少人能够安然享受生活，而非做生活的奴隶呢。

作者简介：王盛蕾（1991—），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研究生在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法专业。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4

早前曾经有幸拜读过费老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这本书所给我带来的启迪迄今为止还仍然镌刻在我的心头。

毋庸置疑的就是，费老先生在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等领域那无可撼动的地位。在他所提出的思想中，例如差序格局，在当下的学术界中仍有着广泛而又深刻的探讨，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又一里程碑。曾经有外国友人向国人询问，有什么书可以帮助他加深对中国人的理解，有人认为是《中国剑桥史》，而在我看来，费老的《乡土中国》应该是当仁不让的选择。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先生就曾提出过“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观点，在多年后的今天，俨然成为了我们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文化互通的指导观点。

于娟女士在《此生未完成》一书中将他视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诚然，像费老先生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救民族于为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这个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初费老先生选择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还属于一片荒芜的社会学，正是有了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以及他在社会学方面所进行的不断开拓，所以如今的我们才能见到中国社会学这片土地上的一片盎然生机，我们也才能领会到我国古老的乡村文化，这个中国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费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当时贫瘠的国情相较于现在，是难以对社会学的研究进行强而有力的支持。而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醉心于手头上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要知道，延续乡村文化的根是十分必要的，而我们所欠缺的正是像费老这样的大家。

读完了《乡土中国》后，让我看清了社会、他人、乃至于自己。费老不愧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珠穆朗玛峰——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将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包括我们的习惯、习俗、民族心理等等，都用浅显、风趣的例子解释了出来。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5

纵观《乡土中国》共有十五个小标题，其一为后记，其余均为费孝通先生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的材料加以整理而作。先排除后记不言，我在浏览从《乡土本色》 到《从欲望到需要》这十四篇文章时，总有个以前的读书习惯在控制着我，即找到这十四篇文章之间的联系，抓住费孝通先生的著书思路。（虽然该书是由零散的讲课材料编成的，可能并无联系，但我想既然编成了一本书，其每个部分的内容也应该有一定的关联吧！）可无奈我资历尚浅，且很少接触社会学类的大家著作，对于《乡土中国》这种我认为偏重于理论的著作理解能力实在不足。因而若我以下的解读有何不妥之处，诚望读者多多指教。

我认为《乡土中国》是以中国1948年以前（由后记中的落款日期为：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可知）的乡村社会为论述核心，分别以六个方面展开。以下我将分条解读。

一、乡村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的概说 此方面包括《乡土本色》、《血缘和地缘》两篇文章，主要分析了乡村人与土的 关系、乡村中的村民关系及血缘关系、地缘关系。

我十分喜欢《乡土本色》中的一句话，觉得写得很形象，即“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这句话中的“插”字用得极妙，也让我想起了我在老家务农的奶奶。奶奶已年近七旬，但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我去田里看看！”，仿佛田里有干不完的事，不去干完心里就不踏实似的。奶奶在我眼里就是个插在土地里有对土地百般呵护的人。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因而老家村口小小的土地庙总是香火不断。

在我看来，在一个稳定的乡村里村民关系和血缘关系是可以视为一类的。因为一个村庄里时常是全村一个姓，一根脉延续下来，有共同的祖先。或是全村有一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姓，村里的大事由大姓的领头人决定。村民就像是自家亲戚，不见外。亲戚又由于居于一村，成了村民。因为我小时候曾在乡下老家住过几年，对乡村里的人人事事还是有所体会的。乡村的凝聚力是极强的，为了本村的利益，全村人会一致对外，就像抗日时期的中国人联合抗日一样。而一旦村子外部的威胁解除了，本村人间的矛盾便显现出来了。谁家与谁家不和，谁家与谁家闹矛盾，那是一目了然的。这也颇像抗日战争之前和之后的国共之争。所以，村民间的关系很微妙，既是“敌人”又是战友。

但是如果村里的人移居到了远离本村的地方，和村民分开了，如在城里定居的农村年轻人，他们和村民仍是关系密切，他们有自小对每个村民的印象，自己的村就是自己永远的家，他们割舍不断的不仅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对每一个自己从小熟悉的村民的思恋。但是这一代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却对自己父母的村庄没有什么亲切感。首先，他们见惯了城市夜晚的霓虹灯，无法忍受乡村的夜晚——没有路灯，没有购物。村里的老老少少也不为他们所熟知，一切都陌生而尴尬。所以我想孩子跟着父母回乡下老家，绝不是他们想回去探亲或是思恋村里人，他们可能仅是把这当作“乡村几日游”了。那么，若干年后，当他们的父母失去行动能力时，他们回老家的机率就极小了。可能也会偶尔回去，但其间的联系就仅是一种血缘关系了。现在，很多的村庄已“人去楼空”，成了空村。只有过年时才会有几个人回到老屋门前，换副对联，放一串鞭炮，然后匆匆离去，一切归于寂静。我想这种情况以后会更严重，应该予以关注。

而地缘关系则是一种更现代的社会关系，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也更理性化。这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社会发展的目标，希望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变，以此促进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大转变。

二、文字下乡

此方面包括《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说明文字对乡村的无用性和必要性。

为什么说文字对乡村的作用不大呢？费孝通先生认为乡村是个较封闭的环境，每个个体相互熟悉，“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用声音、表情、动作就可准确地表情达意，那么文字在空间上就没有很大的作用了。并且乡村是一个稳定的、世代相传的环境，“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非常紧，全部文化可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即是“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那么文字在时间上也便没有在乡村存在的意义了。

但是，文字下乡又是必要的。因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弃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社会要想获得发展，没有文字是不行的。但是，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推行文字下乡“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就我看来，这种观点正好与上面所提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变”相呼应。现代的新农村就需要突破原有的血缘关系，建立地缘关系，改变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从而使文字下乡进行得更顺利，也更有意义。

三、由社会结构到道德类型 此方面包含《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将中国乡土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并由此引出中西方社会不同的道德类型。

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是属于差序格局，“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一家都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以自己的势力厚薄为半径，因而这种圈子可大可小，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而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所以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经常是独立的，少有感觉到伙伴的需要。这才导致中国乡土社会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而没有统一可行的标准，即书上所说“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我想这种私人道德的根深蒂固使社会上“找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极难得到根除。

而在西方社会则属于团体结构，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普遍标准有广泛的应用，因而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道德。这种团体道德中国家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且为了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这正体现了现代国家观念。我想团体道德就是现代中国公民所需要具有的精神修养。

四、家族与中国传统感情 此方面包括《家族》、《男女有别》，主要将中西方的家族和家庭进行比较，又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解释中国传统感情。

与上面所讲的一样，中国乡土社会史一种差序格局，家的范围可大可小，并且由此衍生的家族或氏族部落则有着更广泛地功能，如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而西方社会中的家一般是“临时性”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由其他团体担负，不在家庭分内，这也反应了西方社会的团体结构，团体与团体之间独立存在，各司其职。

因为“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家中去”，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意见，因而才有“男女有别”这一传统观念。费孝通先生解释“男女有别”为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种“隔离”不仅是有形的“男女授授不亲”，还包括心理思想上的分隔。正是这样的传统使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男女鸿沟变得难以克服，也使得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这样一来矛盾和冲突便少了许多，中国乡土社会便也就安安稳稳地存在下去了。但现代中国不能仅靠男子一手撑起，女子也是“半边天”，这需要“两性间的求同的努力”，那“男女有别”这种思想就应该被抛弃。

五、中国乡土社会的政治 此方面包括《礼制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主要说明中国乡土社会的政治秩序、政治特色，权力归属。

在《乡土本色》曾提到中国乡土社会是个礼俗社会，这种礼俗社会也可称为人治社会，这种社会“无法”，它用“礼”——社会公认适合的行为规范来约束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所作所为。“礼”也可被称为传统维持下的产物，正因为祖辈相传的传统，给后代人一个形式做人的标准，每个个体都依着这个标准办事，那么“礼”就自然而然地被遵守了。但费孝通先生明确指出这种“礼”并不代表文明，它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这正是需要我们理性认识礼治社会及礼治秩序的地方。并且这种礼治秩序也只有像乡土社会这种稳定的社会中才能得以形成，这便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中国乡土社会的政治特色是无为而治、无讼。上面说过，中国乡土社会是个礼治社会，“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正因如此，就像一场完全遵守规则的球赛不需要裁判一样，中国的乡土社会无需诉讼。由于每个个体都遵循着“礼”这个社会规范，一切井然有序，那么“铁腕”的政治手段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形成了无为而治。而这些政治特色使现代社会的司法制度难得真正发挥作用，那么要推广司法制度就必须先推广法律知识和建立法律意识，以此推动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

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是种“教化式的权力”，即是“爸爸式的权力”。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传统从上辈流传到下辈，那么下辈人学习传统的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而这种教化必须由上辈人来实施。由此上辈人便在下辈人心中留下权威的印象，则上辈人的权力中心地位形成。这种“教化式的权力”是不能容忍反对的，但是倘若存在反对，这种反对也不会被压制，即“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解’”，这种注解则为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这便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奇妙之处：不容忍反对，却又使反对成为了自己统治的一部分，真可谓名实分离。

六、社会进步

此方面包含了《从欲望到需要》，主要说明了中国乡土社会要获得进步应该怎样做。

此节从微观角度，即人的行为上来分析社会进步的标志。中国乡土社会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个社会秩序给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们去好好生活，人们不用思考自己需要的，而只是随着自己的欲望做事，这种现象是自觉的，而非计划的。而“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这才是理性的、科学的时代。只有从欲望走向为需要计划才能使中国乡土社会步入现代。

以上六点，就是我对《乡土中国》的读后感。读完此书，我觉得社会学是一门实践与理论并重的学科，它可以锻炼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和逆向思维的能力。以后我也会多阅读一些社会学的书籍，丰富阅历。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6

该书由农村因为向土地讨生活而形成的不流动的本质为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找到了皈依，并由文字下乡的困难这一新颖的论点入手，逐步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社交、道德、家族、政治等现象及其原因，从中可以见到费孝通先生独特的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

我认为由文字下乡的困难入手这一观察的角度非常精妙。众所周知，文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发现了传统的声音传播没有跨越时空的能力，而这一点与费老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一致，也就是说文字是有时间和空间的隔阂才会有的。而在农村这种大家相互熟识、熟知，而且社交圈子小、固定并且封闭的社会的日常中，面对面的交流是常态，这种习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并不需要文字。而用“词”来代表的文化是抽象系统的经验，是人们在文化传承中为了记忆才产生的，而在农村生活中的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和方式并不需要记忆，所以不需要文字，就好比费老在书中举出的他女儿生病靠的是谁也不知道原理的“土方法”而康复的例子，经验的继承考的是耳口相传，用到文字的地方少之又少。但是，农村由于其封闭拒绝了文字的普及，而拒绝文字的普及又反过来加剧了农村的封闭，这种恶性循环在现代中国是不提倡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便开始了扫盲运动，我认为扫盲运动的意义在于提升政策的上传下达的效率，扩大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提升农村发展潜力。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城市化和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广泛推行和逐渐规范，更加需要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新型农村，发展新型农业。农村在新时代要是一个开放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以便使农村在新时代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同时可以通过文字将农村治理的创新与成功经验系统地书写出来，为后来者铺路。

而费老由文字下乡所引出的整个中国农村的面貌除了封闭这一个特点之外，还有的是由个人间情感而紧密联系起来的关系。这一点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我们所熟知的“邻里情感”。我们由亲密的家人、朋友所推出去的关系网仿佛是水波的波纹，将我们与农村这个小社会串联起来，而正由于农村的小而封闭，导致了我们与这层关系网中的每一个人都紧密联系，我们在这种关系网中，有着随着关系亲疏而有分别的私人道德，但是归结于孝悌忠义信等传统道德因素，我们在农村社会中，由于与这些因素的结合，形成了和睦友好的关系，而且更有人情味。但反观现代社会，我们感到陌生人，甚至是邻里和朋友之间，人情味在消退，这种人情味淡的原因又可以反过来证明费老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且不论城市，就连在慢慢受城市文化影响的农村里，人们在学习、工作中，会随时置身于完全陌生并且各异的团体之中，单位、公司、社团、班级等，我们进入这些团体，并且受到不同团体规范的制约，而出了这些我们接触频率甚高的团体，比如碰见邻里，我们便不受到道德和规范的约束，更多地受利益地驱使而选择不去接触，这种不浪费时间在感情上的行为看起来能够让社会运转的效率达到最高，但是这可能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降低，从而不利于营造更加有活力的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引导人们友善待人，实际上是在如今的社会重新提倡我们传统社会中的精华价值观，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这将有利于长远以及大范围社会合作的进行。

《乡土中国》学生读后感 篇7

一、熟习的乡土

城里人用土气藐视乡下人, 但从基层上去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并非贬义, 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直接向土里讨生活, 于是成为传统。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 奔赴世界各地的中国人, 只要住下了, 都会种地。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 口袋里有了点积蓄就去买房置地, 离开人世也要入土为安。以农谋生的人聚村而居, 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 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 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的民族, 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

乡土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 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细胞构成的地缘血缘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休戚与共世代相袭的村落生活中, 形成了“彼此连心肝也都了然”的熟人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 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习就是反复地做, 靠实践的磨练, 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样的熟人社会里甚至不需要文字, 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起到彼此交流的作用。如果用所谓的语法和规范的语言文字, 在乡土社会让人很不自在, 比如文明用语你好谢谢对不起等, 用到乡土社会肯定会带来异样的眼神, 并且有被疏远的危险。

离开土地成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城市, 应该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 但人们的行为中还保留着熟习的乡土基因。因为在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 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 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大家重视信用而不是法律。比如中国式过马路, 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 和红绿灯无关”这种集体闯红灯现象, 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乡土性基因在作怪。类似中国式过马路行为的还有一个流行词叫“搞定”, 那就是为达目的结成关系网,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抗规则, 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底线。这都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熟习的影子。中国人在跟西方人打交道时常认为他们很笨, 少灵活性认死理, 涵义也是如此。走出国门的国人不被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也常因不守规则, 从交通规则到日常交往的规则, 我们都会绕着规则走。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的独创。他把西方社会比作界限清楚、单位分明的一个个稻田里的柴捆, “几根稻草束成一把, 几把束成一扎, 几扎束成一捆, 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在社会, 这些单位就是团体”。社会上的人也就生活在这种团体格局的社会关系之中。与此对照, 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是差序格局,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这样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 (人伦) , 这些伦是由亲情和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互惠构成的人们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

通过这个比喻, 费先生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轮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首先执行的是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乡土社会实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马路上偌大的窨井盖会莫名地丢失进而造成人身伤亡;住宅楼道里可以随意摆放暂时不用的旧家具旧电器, 哪管挡住了别人的去路或万一发生火灾性命攸关;社区的公共休闲场所乃至公园都可以圈占起来办起露天卡拉OK场……因为这些物品是公共的, 都可以成为某个人所有。因为是公家的, 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

差序格局是动态的。在差序格局中,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在立体社会中, 每个人都是石头, 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候, 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 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断交汇, 而且还不断移动。这个动态性也表现在“己”的模糊、公与私界限的模糊、甚至家的含义也是含糊的。家可以是自己和太太, 可以是加上孩子, 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 更广的范围可以是家族氏族。这种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 你得势的时候可以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 也许就是门可罗雀。这种变动的格局会影响到我们对同一件事的判断, 比如全国人民都痛恨的腐败, 但如果是自己拥有公权力能有点腐败的小作为, 或者是自己的亲朋能有这样的能量, 就变成津津乐道很有面子的事情。对于不同的环境和人事, 自然就形成不同的对待方法, 哥们朋友在一起攀关系讲交情, 社会规则中就被加入了诸多的潜规则。

三、礼治与无讼

对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 靠的是“礼治”。礼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文明礼貌, 不同于法律也不同于道德。礼是传统, 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对集体规范的服从。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 不守法所得到的惩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人可以逃避法网, 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 做了不道德的事就见不得人, 受人唾弃。礼则有甚于道德, 如果失礼, 不但不好, 而且不对不合也不成, 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 维持礼的是传统。在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比如陪葬、株连等都是礼, 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行为习惯。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在乡土社会, 人服于礼是主动的, 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 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 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 不必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不是常有的, 一个人可以为着自私的动机, 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就是这种秩序里的败类。每个人知礼是责任, 所以“子不教, 父之过”, 这也是乡土社会里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 父亲得受惩罚, 甚至教师也难辞其咎。打官司就成了一种可羞之事, 表示教化不够。

礼治靠传统来维持社会运转, 其执行者便是掌握着教化权力的人, 王者、父母、师儒、长辈都是礼治秩序的维护者。教化权力控制着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 所以整个乡土社会又表现为“无讼”的社会。因为它对社会秩序的治理采取积极预防性策略, 将治理的基础放在个人修养和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如果有了冲突和违规, 社会也不鼓励超出礼治秩序的法律解决, 而主张通过礼治程序调解。这当然与现代法制是相违背的, 但在乡土社会中, 却是有效的。乡间认为败类的人物, 依着现行法去判决, 时常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

费先生同时也指出, 社会迅速变革的过程, 有效冲击着乡土社会的各种格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巨大的冲击, 血缘和地缘的分离, 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 礼治秩序必将被打破。这本书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 社会变迁的过程有目共睹, 但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有着五千年乡土文化浸润的中国人, 骨子里的私德不会一下子消失, 身上的泥土味也不会马上散去。

摘要：在我国走入城市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乡土性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中。70多年前, 费孝通先生已经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熟习的乡土、差序格局、礼治与无讼等乡土社会的特点, 在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研究乡土社会, 有助于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关键词：乡土性,差序格局,礼治,无讼

参考文献

品读《乡土中国》 篇8

开篇的乡土本色讲到了中国人与土的情缘，本来中性的土气，在现在听来却带有鄙视的味道，人们赖以生存的泥土在遭受天灾和人祸(工业化的大量稳定的生产)的同时，不仅快没有了土就连乡也被破坏的快体无完肤了。现在的工业如此发达，大部分都是在破坏原有的农业基础上而发展，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相应的户口制度也随即长生，即所谓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由此产生的冲突和矛盾随之而来。

费老在第二篇文字下乡中就是先从城市人对乡下人的偏见说起的。城里人认为乡下人是“愚”的，引用这个“愚”字还讲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来体现：城里的卡车司机猛按喇叭让土老头东避也不是西躲也不是，于是骂道‘笨蛋’。费老对“愚”是这样解释的，不是智力上的差别，仅仅是以为生活的环境不同，最重要是所生活的环境里不需要这些。在乡土社会里城里人当然不会农活也不会赶狗，这个乡下人在城里不懂得躲车是一个道理。他的这个观点不得不让我想到了那位什么我们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城里人的观念是对的呢?或者我们更倾向于用城市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呢?除了我们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外，是不是正的大的社会趋势和社会制度也在往这个方向引导呢?这个潜在的引导是对还是错呢?这些问题我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接下来费老提到了文字，至于为什么乡村不需要文字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因为熟知、因为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环境，他们靠情来传达，而城市人则要靠文字来传达，换句话说，城市人应该在情方面与乡下人相比处于劣势，但是为什么产生了文字丢了情不觉得羞耻反倒骂起他们“愚”呢?

所起“乡”的破坏，费老提到的更多一些，其中提到了他的“差序格局”，此格局的产出还有一个相应的西方格局进行对比，叫做“团体格局”。乡土社会的人是差序格局，国外发达工业城市的格局是团体格局，那处于中间的中国城市化应该是什么格局呢?从现在来看还是差序格局，这就是矛盾的所在。仅仅学了技术、却从根本上以来本土的格局结构，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后面的三篇：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和男女有别，都从和西方对比的角度来写出中国现在发展乡土和城市的矛盾的产生根基和问题，道德伦理的破坏、家庭结构的巨大改变以及所导致的情感上的变化、男女关系在乡村和城市也有巨大的差别，在乡土中是靠亲密关系阿波罗式的维系方式，而在西方则是探险浮士德式的生育手段关系。这些破坏了乡土社会本身的安稳。费老也要找途径来治理，但如何治理他还是从不同的治理差异来讲明的。

费老开始分析中国的乡土制度，最开始为礼制秩序。这里所谓的“礼治’’不是彬彬有礼，礼也可以是残暴的，比如祭祀时要给海神献礼——可能是活人，这里的礼更具有传统的效力。相比之下团体格局则是运用法制。说到法，就一定要说一个职业就是律师。在费老无讼文章中，提到了以前的讼师(相当于现在的律师)在乡土的社会中，他的地位很低，因为在传统的市场里，规矩是住不得的。但在这城乡的差别下，诉讼变得似乎更有意思了。在现代，则讲的是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在乡村里认为是败类的人，去城里打官司反到无罪，在乡下任眼光中法律成了包庇作恶的工具，既没有维护好法律秩序也破坏了礼治秩序。

费老认为，在乡村社会主要是礼、传统，这里有伦理关系的存在。比如长辈对孩子的教育，教育可以看做是礼也可以看做是传统，但也可以看做是剝削是强迫，但他不等同于横暴权利的压迫，也不是同意权利的平等，为了体现伦理的存在所以费老暂称长老统治，既带有剥削意味又带有伦理气息。如果想维持长老统治的稳定和乡土的稳定，那么血缘和地缘更为重要。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生与死死于斯的人也逐渐减少，费老在血缘和地缘的最后一句提到：“从血缘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各种权利的名和实的分离，在反复的冲淡和注释的歪曲愿意中，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分离了。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中，费老又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利，即时势权利。这种权利是在初民社会中最长见到的，在战争的非常局面中影星的诞生带领了其他人走向新的改革就是这个权利的最好体现。

以上不仅是对费老《乡土中国》的总结，也是笔者一个脉络的体现，在我看来《乡土中国》一书更像是在描述客观的描述乡土与现代城市的各自的文化、传统、秩序，他们更多的不同和反思很多都是我自己的观点和进行对比看的记忆方式。本书与其他教材不同，不仅写作风格上谦和，更体现了文学的一个思路，即根基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费老没有带有鄙视的去看乡下人的“愚”，除了本身对乡土和城市社会进行深入的描写外，是不是跟其本身的出身也有关?我对本文有一个最大的疑问，那就是费老是怎么看到这一切的呢?我在艾尔·巴比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就是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观察和反复思考。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会细致的观察和反复的思考，才是我看完本书学的第一门课呀!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9

这本书详细地描绘了中国式乡土社会的三个特点：一、“乡土人粘在土地上”――对于乡里人来说，种地是最基础的谋生方式，他们离不开土地;二、“不流动性”――乡里人是不怎么流动的，他们通常不离开他们的土地;三、熟人社会――乡里人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有着相互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在这部书里，作者探讨了一个关于乡里人到底“愚”不“愚”的问题。作者认为，不能使用文字并不能被当作乡土人“愚”的表现，而只能被当成乡土人对他们生活环境的一种适应。为了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种田、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舍弃一部分拥有学识的机会。在乡土社会中，信息的传播与交流都是直接以面对面接触的方式完成的。各种信息都是由语言，以及表情、动作等特shi方式来传达的相互之间彼此信任，所以都不必通过文字来传达，更不必签字画押，显得见外。乡里人不懂文字，和城里人不懂捉蟋蟀是一个道理，都是舍弃了一些次要的生存技能，以达到谋生的目标，并不能作为“愚”不“愚”的标准。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也许有许多短处，但都有赖以生存的技能，即使他们的短处再怎么明显，哪怕他们是文盲，也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就说他们“愚”。

乡土中国之读后感 篇10

拜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乡土中国》一书，感触颇深。这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时间跨度了，而这60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乡土现在怎么样了？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理论是不是还适应现在的中国？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兴趣。

在我看来，本书开头应该是注重写中国的乡土，后面多转化为写乡土的中国。中国的乡土自有其特点，而中国也的确带有浓浓的乡土味。直到现在，这种味道也还处处可闻。

有人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后来的总比先前的人有知识有见解，不过这句话是很不正确的，至少在我看来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远远不如费孝通先生的著作里面的见解。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所以看的更远，深层含义其实是牛顿要比巨人的脑袋要高。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比不上巨人的脑袋，并且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脚丫下倒着看的。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农村的一扇大门。有人也许以为这本书写的早了，对于现在的情况很不实用，我觉得倒不是。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到现在还闪烁着光辉。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读过那本社会学的著作在理论和语言上胜过这本薄薄的小书。

我看的版本是分十四篇的。按照我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篇算是背景，介绍是中国的乡土本色，也就是中国的特殊性。第二三篇主要介绍文字在乡土中的不适应性，第四到七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对于私人道德，家族甚至男女关系的影响。第八到十一主要介绍乡土中的政治运作，最后三篇大约介绍是乡村变迁，有人认为费孝通在这本书最主要是提出了，“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这两个概念。我倒是觉得他的最大成果是把乡土中国的根子挖出来了，指出来为什么我们最近百年的变迁会如此之艰难。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性是什么？先生在第一篇已经很好指出来了。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下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中国社会的乡土性。

作者在第一章《乡土本色》开篇一句就是“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由此定下了本书的核心论断。以后的内容，无不是围绕着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一特征来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传统社会，农业占主导地位，农业的发展需要土地，所以人口就以土地为中心而聚集。而土地是不可能移动的。由此，就决定了乡土社会里，人口的流动必然是不频繁的。进一步说，依靠农业生

存的人们是粘着在土地上的，因此乡土社会就具有稳定性。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像美国，实行的是机械化管理，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就决定了传统的乡土社会，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每家每户都能够自给自足，商品的交换与买卖就显得多余了。所以，在后面的内容里，作者依据乡土社会稳定性与独立性的特点，进一步论证得出，商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难以得到充分发展。

乡土社会的稳定性与独立性，其显著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互相都是熟悉的。一个家里有个什么婚丧嫁娶啊之类的，左邻右舍都是知道的，要做人情的。

与此同时，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也是熟悉的。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原先生活在乡土社会里的人有些会离开自己所熟知的乡土社会，进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对于城市环境的不熟悉，也许会做出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于是，进城的人们，就会被讥笑为“土气”，是“乡下人”。

作者在第二章《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从乡土社会的层面来批驳推行“文字下乡”的人所持的认为乡下人不识字是因为“愚”的观点，进而根据第一章所述的生活在乡土社会里的人，对于他们生活圈子里的人和事都是熟悉的这样一个论断，推导得到，在乡土社会里，很多时候，文字的使用有其局限性。我个人看来，《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这两章与后面的内容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也许是作者插进去讲的一个关于乡土文化推广层面的个人抒怀。

二．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

很多人认为，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一个新的概念——“差序格局”的提出，是一大创举，是对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一种精妙的概括。作者在《差序格局》一章中，将中西方社会进行了对比。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像一个水波纹一样，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但是无论这圈子如何伸展收缩都只局限于父系一方的范围内，这是中国传统父系社会的特点。将焦点从人际关系转向社会群体上，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族是一个很显耀的社群，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家族从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庭也可以等于家族。它不但承担生育的功能，而且也担负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其它社会功能。

三．乡土社会的秩序维持。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并非所谓的“文明”，“慈善”，“善良”等等，而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对的。而在乡土社会里，这些礼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认为是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而遗留下来的，人们已经惯于遵守的并被认为是对的一些传统。礼的推行并不依靠暴力和权力而是依靠教化。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因此，在一个变迁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而作者一开始就已经说了，乡土社会相对来说是静止的，变迁很慢，这也就为礼治提供了存在的温床，并且生生不息。乡土社会自有自身的一套礼治秩序。长期的教化把外在的规则转化为了人们内在的习惯，人们遇到问题，习惯于从传统道德中寻求解决的途径，而非是法律。而在传统乡土社会里，人们是本能地抗拒打官司，以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理喻的，甚至会认为乡土社会里的人简直是野蛮，抗拒现代文明。但是，作者在这里给我们阐释了这样一种“无讼”的观念存在的合理性。在乡土社会里，必有一些人和事不容于传统道德，但是随着新的司法制度的推行下乡，这些本来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和事却从此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于乡间的调节而诉诸于法律。这个时候，法律制度就成了包庇这些败类的保护伞了，这与乡土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最后，作者的结论是，要推行司法下乡，务必要使民众做好思想和心理上的接受与准备。

四．乡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权力。

在《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名实分离》和《从欲望到需要》这四章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四种权力类型，它们分别是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横暴权力，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专制，”“独裁”等，它体现的是权力的压迫强制性。这里，我们可以将传统社会里的皇权理解为是横暴权力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同意权力，我们不妨认为它体现了权力的妥协性。从社会分工的层面上来说，人们共有着应有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但是，别人的权力对于我来说就是应尽的义务。这就存在着矛盾。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分工的平衡必须得以维系下去，就要有权力做保障，同意权力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了维系社会分工的平衡所做出的相互妥协。中国的乡土社会并非是一个富于抵抗性的组织，于是就容易成为皇权的发祥地；另一方面来说，横暴权力的发生需要经济基础，而农业的帝国是虚弱的，没有办法为皇权的继续发展提供相应的经济基础。似乎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同意权力发生作用的时候了，但是，同意权力是在社会分工越发达的情况下才会越扩大，而传统的乡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分工并不发达。于是，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们为了皇权的维持，在天高皇帝远的乡土社会里，采取了“无为政治”的统治法方法。这里所说的“无为政治”，是对于统治者而言的，在乡土社会内部，人们认为这是长老统治。这里就涉及到了第三种权力——长老权力。长老权力，我们也可称之为是教化权力，顾名思义，它是通过教化人们而得以实现对乡土社会的统治的。这里就和我们前面所说的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发生了联系。长老往往由年龄长的人来担任。因为在乡土社会中，年轻人是循着年长人的足迹一步步地向前走的，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询问年长的人。年长的人在诠释传统，在教化晚辈方面具有无可非议的资格和权力。而平时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纠纷，一般也是由长老作为权威的评判者。德高望重的长老们，就是礼的象征，是正确的行为范式，是道德标准。乡土社会注重礼治，注重传统，相对稳定，变迁不快，这也为长老权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条件。

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这是在社会变迁较快，传统难以适应社会变迁时产生的一种类型，乡土社会变迁十分缓慢，时势权力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并不是那么显眼。

第二部分，关于《血缘与地缘》一章的一些理解与思考

之所以把这一章独立出来讲，是因为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有蛮多的感悟和思考，也是比较随性的。

费先生在这一章里，阐述了血缘社会的实质以及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的关系和区别，最后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的转变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历史的转变。

乡土社会因为它的相对静止性，因此，极易因为血缘结合而形成血缘社会。实际上，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就了它的相对独立性和静止性，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稳定性；另一方面，血缘结合加固了这种稳定性。而作者对于地缘的解释，虽在文中没有明确指出，我的理解是，乡土社会尽管稳定，但还是会流动的，人口会增长，而土地不见得会增长，于是，人口就发生了迁移——为了寻求可供开垦的更多的土地。这些人群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与其它的一些原本陌生的，从别的地方迁移来的人住在一块，从陌生到熟悉，于是，就形成了地缘结合。就好像现在的“唐人街”一样。但是，作者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实际上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因为稳定的社会鲜少有人口的流动。这些人因为血缘结合，然后又形成了地缘结合。再说道上面我举的“唐人街”的例子。实际上，虽然对于唐人街离得人们来说，他们没有实质上的学院关系，原先也是互不认识的，但是，在更深层次地推。他们都是炎黄子孙，身上留着华夏民族的血液。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地缘不过是血缘的延伸。

作者在这一章里还讲到里关于乡土社会里商业的发展问题。因为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依赖于血缘关系而结合的，所以相互之间，一般都是熟悉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亲兄弟还明算账。”话虽说得轻松，但实际上是很难讲得清的，这其中涉及到血缘、亲情、人论道德等诸多方面。而乡土社会里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这样的交易很具有局限性，普通的情形就是在血缘之外建立商业基础。对于我来说，你是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这样，我们之间的贸易往来就会显得轻松简单许多，没有了人情的负累，帐也很好算清。而我们说，乡土社会的变迁不快，外乡人想要融入一个乡土社会中也不容易，人跟人之间都相互熟知，这样的环境下，商业的发展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

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 篇11

[关键词] 《秋菊打官司》 乡土中国 人文关怀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1.029

一、乡土中国的生存环境为《秋菊打官司》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曾谈到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中国文化的聚居地，是承载中华文明的依托。在《秋菊打官司》中，听高亢的秦腔，体会平直粗犷的语言，可以感受到《秋菊打官司》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个西北农村的故事。对于这种现状的把握，笔者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在封建传统意识尤存的宗法社会里，正是这部影片所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该片中，从一开始，秋菊与乡上大夫的对话中:你们是从山村里来的？这样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将特定的场景定格在一个西北地区偏远的山村，完全靠家里的壮劳力去养家，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封建传统意识得到合理的延续。秋菊之所以认为“那个地方”能“要命”,正是因为“那个地方”与万家的香火继续有关。对生育观念的严重关切正是对这种传统宗法社会的真实映照。另外影片还含有深沉的男权意识。这种意识也在影片中表现得极其诙谐，风趣。比如村长对老婆多胎生女娃不满。他看到秋菊生了个男孩竟忘掉了秋菊告状之事，高兴得像是自己得了宝贝儿子似的。

其次，影片中所体现的天高地远、官本位意识浓厚的社会。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尊重权威的等级制度以及官本位意识成为宗法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电影中刻画得十分明显：身为一村之长, 王善堂随意打人, 打过人还认为“踢就踢了,踢了他就不胡说了。”秋菊也认为王善堂“是村长,打几下也没啥”, 只是“再大的事也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村长王善堂的：“我大小也是干部”更是表明了当时的农村这样的官本位的意识十分浓厚。

再次，乡土温情的社会。笔者认为该片所描写的社会现实包括乡土中国温情的一面。当村长得知秋菊生的是男孩，而忘乎所以的高兴，秋菊本人也似乎因为这样的一件喜事而不再追究时，乡土中国的温情一面得以展现[1]。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并非冷板一块，其中也有温情与亲情，矛盾自然通过传统社会所固有的亲情与温情达到解决，这无疑也在影片中得以展现。

二、以乡土中国的朴素人文关怀深入刻画剧中人物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正好的作品永远是准确地把握和塑造剧中角色的内心，将自己对人物的观察与现实的思考融入角色之中。

《秋菊打官司》中的主人公秋菊的身上体现着对村长尊严的服从与维护自身利益的矛盾。在影片中可见，秋菊虽然与村长发生纠纷，但村长的权威性在秋菊心中并未消减，只要村长给她道个歉，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可问题的症结偏偏就在，此纠纷涉及村长本人，而村长就因自己身为一村之长碍于面子不肯道歉。所以，在秋菊身上体现对村长尊严的服从与维护自身利益的矛盾困惑。这种利益就是秋菊在片中一直所说的“讨个说法”，而这种“讨个说法”显然是单独追求技术效果所无法达到的，导演对这种“说法”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认识与把握上，并且通过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这种矛盾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背景与当时环境相联系的，脸面、人情、尊严无一不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最为在乎的东西，而对这些方面的思考也正是该片对乡土农村人文关怀的结果。

《秋菊打官司》中二号主人公王善堂。作为《秋菊打官司》中代表社会权威的村长体现着：维护宗法社会的尊严与认识到自身的行为错误的一对矛盾。即使村长犯错也必须遵守乡规民约以维护村长的权威，而这种即使自己有错还要维持自己尊严的矛盾恰巧通过张艺谋笔下的王善堂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可以认识到王善堂就是村上的统治者。王善堂打了别人的“要命”处, 县里的李公安叫他认个错,他以理相拒：“我大小是个干部, 以后在村里怎么说话。”之所以这么说,笔者认为，作为维护全村秩序的王善堂所谓的面子就是自己所在乎的在宗法社会中他所处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即使他做错事情，由于他是村长用不着别人来说，不然的话就是对他地位的亵渎。这种根深蒂固的“面子”，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思想之中，更是对亲亲尊尊的官僚特权思想进一步形象的描述。

三、以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来诠释人情和法治的错位、传统和现代的交接

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艺术的精品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与感悟。《秋菊打官司》是中国当时社会一个最为现实的题材，影片没有停留展现“中国特色”的表层上，而是通过秋菊始终都“要个说法”和事与愿违的结局将影片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深度，也从而更加诠释了当代社会的人情法治的错位，传统文化于现代文明的交接。

笔者从秋菊要个说法和秋菊的困惑两方面来具体说明。秋菊要个说法，首先，秋菊作为一农村女性，身怀六甲也要“要个说法”这个说法一定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文化底蕴在里面。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尊严可以是次要的，生殖的意义大于一切，也重于一切。所以，当故事发展到秋菊在村长帮助下顺产一子，其实矛盾也就瞬间解除了。秋菊的说法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道歉，但是没想到却不自觉走向了一条现代法治的道路来实现了这一说法。由此也导致了乡土人情社会和现代法治社会在交接移植上的差异，引起了当代社会的反思。

秋菊的困惑，生动的展现了乡土中国的融融之情于法治中国客观于真实的背离。正当秋菊和乡民们在满月酒欢乐的气氛中等待村长的到来的时候，尖利的警笛划破了山村的清空，警车载走了村长，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拘留十五天，秋菊震惊、茫然和不知所措的表情形成了一个定格镜头。从微观来看，这其实是哲学上一个“不虞现象”，也就是人所寻求的往往得不到，而并不体现心愿的不期而至的这种尴尬无奈的生存景况。从宏观来看，它反映了中国当代法律制度存在着与中国乡土社会背景间的裂痕。正是由于中国当代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所以它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

《秋菊打官司》的成功无疑是对当代社会乡土农村的思考与感悟，是对底层人物命运的一种关怀。它以“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的艺术视角作为电影创作的基石，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次成功的尝试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思考社会、反思现实的艺术创作之窗。让我们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去理解社会，去体验生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秋菊打官司》将以它独特的创作视角将永存于人们的心中！

注释

[1]张晓磊 李国新：《秋菊:一个传统的女性》，载于《影视评论》2003年第43期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济南：山东出版社，2006.

[2] 张晓磊，李国新.秋菊:一个传统的女性[J].影视评论,2003(43).

[4] 吴盛枝.<秋菊打官司>的生存文化底蕴[J].南京社会科学,1993(94)

作者简介

孔卯，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