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共7篇）

普世价值 篇1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

最近几年，“价值哲学”和价值观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和热门话题。原来，中国学术界并不太看重它。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先生曾经撰写和出版过一本《价值哲学》，影响不大。现在我们研究和批评“普世价值”，得从“价值”一词讲起。1.一般“价值”概念——价值意识——价值观的特征

价值哲学原先不太受重视，不是完全没有原由的。因为它不是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思考和解决的紧迫问题。其特点有：（1）自明性。在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体系中，经济学之外的“价值”问题，一般的“价值”意义，是一个自明的、不言而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尽管含有丰富的“价值”性内容，但他们是通过一般语词，如“需要”、“利益”、“理想”、“目的”、“意图”、“崇高”和“伟大”等用语，而内蕴地和间接地表达出来的，没有正面和系统的论述。马克思只是在批评瓦格纳经济学著作时写道：“‘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1]。但这显然只是商品“使用价值”概念的直接延伸，还不是哲学的价值概念。（2）合理性。非经济学的“价值”问题，的确有存在和发展的一定的理论空间。人们在正确的客观性的认识与实践行动之间，还有一种中介性的意识：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一种在“评价”主客体关系和功利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其中需要和包含有价值意识。哲学上称之为包含有“目的”和“意图”在内的、作为实践直接动因的“实践观念”。由此，我们需要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或社会价值观——价值哲学。（3）脆弱性。价值哲学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朝主观唯心主义转向的产物。文德尔班说过：哲学像李尔王把自己财产分给了子女而成为乞丐——只剩下“价值”。张东荪先生在研究中外哲学历史时，也有类似的看法。“价值”内容的主观性、主体性很强。英语的subjectivity，既可以翻译为主体性、又可以翻译为主观性。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中，价值哲学才有正确的发展方向。“价值”概念和价值理论的确立，始终需要有其客观基础、需要以其真理性认识作为前提，才能具有现实性和可靠性。如果离开了事物的客观性和认识的真理性，单纯从人们的主体性甚至仅从其主观意志出发，而讲需要、讲效用、讲功利和讲价值，以及所谓“价值实现”，那么就有可能像实用主义那样，很容易滑向主观唯心主义。2.当前一些人张扬所谓“普世价值”的主要说法和意图

目前，在当今的作为整体的世界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普世”的、超阶级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应当说，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还是有的，这主要是指一些非意识形态的东西，如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形式逻辑、山水画、无标题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中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一些共性的现象、思想文化因素，为所有的人所共有，或关系到所有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世的价值因素。但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至阶级完全消灭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继承，同时是与其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进行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相统一的，从根本上看，其实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现在一些人所讲的“普世价值”，就是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超阶级和超时代的所谓“普世价值”。其意向和主张如下。

（1）崇拜和迷信西方的资产阶级抽象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制度，说资本主义是人类“最终的制度归宿”。如有人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没有必要去区分是姓‘资’还是姓‘社’”。又有人说，西方的“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行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的程度”[2]；还有人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3]。有人甚至说，“西方是人类的西方，不是西方的西方；西方的观念，不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类的观念”。这些人都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称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或“人类文明的主流”，公然为“全盘西化论”翻案[4]。有学者说：“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一驳。后来又捏造一个‘全盘西化论’，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要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说这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5]。

（2）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如有人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民主、科学和法治，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6]又有人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7]还有人说，“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8]，意在改变我国的一切。这些说法，显然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误解和企图误导。

（3）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并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归结和歪曲为“普世价值”。有位教授说，“解放思想应该有个核心目标，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价值体系，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他说：“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是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就不会是以人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9]于是，一些人正在筹划《大家西学》丛书，共计划出版31本，已经出版了15本，大肆鼓吹普世价值。丛书主办方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出版的意图是14个字：“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观念读本”。

4）有些人张扬普世价值，名曰谈“学术”，实际上是在做政治文章。其政治目的，是公开主张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是他们张扬“普世价值”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鼓吹“要从‘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界定社会主义’这个观念中解放出来”，“要从公有制主体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有人说，“在所有制结构上，2007年中国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非公经济事实上成为主体，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宪法仍规定公有制为主体。”一些人觉得现在经济改革不如意，“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束缚，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他们的所谓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就是要抛弃现阶段实行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让私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实现私有化。二是他们张扬普世价值，主要锁定在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美其名曰“民主宪政”。说“新一轮的政治改革，总的目标当然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就是这三者的结合。”[10]其实，他们是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是“集权制度”和“病态社会”，应改变为与所谓“普世价值”相适应的，即以西方的特别是像美国那样的资产阶级“现代民主制度”[11]。他们甚至公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提法”，说“‘先锋队’理论已经完全不能适用于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12] 显然，问题的实质是这些人公开地主张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多党制，就是要误导中国通过他们所曲解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走上他们向往的资本主义道路，还美其名曰，“应该走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称之为“新资本主义”道路。3.“普世价值”被大肆张扬的政治背景、舆论氛围和破解之策

（1）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机，进行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企图“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从未停止过。

（2）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在继续鼓动经济私有化的同时，正集中力量从政治上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鼓噪“民主宪政”，企图从政治体制改革打开“突破口”，实行“全盘西化”，改行资产阶级多党制，走台湾的所谓“宪政之路”，想要共产党让权下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3）目前，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正在大行其道。有一句名言：“让世界充满爱！”一般讲这种话的人，其愿望可能是善意和真诚的。但是，它并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只有全世界都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消灭了阶级，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达到这种美好境界。在今天，我们的世界在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从理论上看“让世界充满爱”，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复批判过的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以及以“关于爱的呓语”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舆论中的复活。而且，这种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我国目前一些媒体的基调。毫无疑问，我们对于亲人、同事、朋友和人民群众，当然要讲亲情和友爱；同时也要讲是非和原则、要讲真善美、要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国的舆论工具，在思想宣传上，当然应当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努力贴近群众。但是，还必须尽量做到广泛的群众性与正确的导向性的统一。如果处于国家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自己的宣传工具，通常不讲正确的政治意识、不讲应有的理想信念、不讲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大肆讲抽象的“人性”和“博爱”，这未免太单调和太贫乏了。须知，在阶级社会和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中，所谓“人类之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只不过是人们的一个良好愿望而已。（4）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软肋”，就是广泛地存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即不少人在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熄灭论”。即对于我国“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他们熟视无睹；对于当今世界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他们不以为然。因此，不少人极力回避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是有人说“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一驳”了吗？其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观察国内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复杂社会现象的“钥匙”和“指导线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完全消灭以前，是不可能“过时”和失效的，而必须结合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应用和不断发展。

我认为，我们解决这类问题的治本之策和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就是必须坚持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坚持准确地掌握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共产党人就是自我解除思想理论武装，就难以澄清思想理论混乱。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405页。[2] 《改革内参》2007年7月1日。[3] 《南方周末》2007年10月25日。[4] 《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0日。[5] 《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0日。[6] 《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7] 《改革内参》2008年4月20日。[8]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9]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10]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11] 《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12] 《领导者》2008年第2期。

普世价值 篇2

关键词：普世价值,价值共识,公共性,共同体

当今时代, 全球化使人类社会日益以一个有机整体的方式生存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及社会转型时期引发的震荡呼唤一种能够协调人类行为的普世价值。可以说, 在全球化时代, 普世价值的问题前所未有地与各民族及国家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普世价值, 顾名思义就是普天之下皆可接受的价值观念, 它是这样一些道德规范, “它们被普遍地认为是结合这个世界上所有群体的东西。这些道德原则体现了人类的集体遗存, 并在人类经验的熔炉中、在人类善良行为的结果中得到了验证”。

一

纵观历史发展的过程, 所谓的“普世价值”曾经以这样的几种形式出现过, 第一种是各宗教惯用的将自己所信奉的神置于统治地位之上, 并以自己的神谕作为全人类的信条而普照天下。而其所“效忠”的宗教在这种特殊被放大成为是普遍的东西之后, 便顺理成章地占据统治地位, 其危害性就在于“它本来想成为一种团结的力量, 但到头来却成了分裂的力量;它本来想在人间播撒博爱的种子, 但后来结出的却是仇恨的果实;它本来想给人类带来福音, 但它却带来了无数的苦难;它本来是被压迫者的宗教, 但后来自身却成了一个地道的压迫者”。

康德的“绝对命令”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某种“天意”的痕迹。在宗教瓦解之后, 人们的行动失去了赖以协调的道德规范。在这种情况下, “绝对命令”以捍卫道德规范有效性的面目得以出现, 它的目的在于避免由于事实问题和规范问题的混淆而向道德形而上学的倒退。

在20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思想谱系中, 举起“普遍主义”大旗并自诩为普世价值的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这是一个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传统的流派。在其代表人物哈耶克看来, 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主推进人类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原动力, 因而它提倡必须使普遍规则得到全面贯彻的同时, 不仅仅将“普及”对象指向西方人, 而且全人类都被纳入到它的宏大体系中。可以说, 新自由主在本质上是西方推行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工具。它将自己的文明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它向全世界展开“拯救”的行为, 即要求全世界都沿着西方的道路以实现和平的或非和平的西方化的演变。这就造成了它致命的缺陷:“它缺乏一种历史主义的视野, 因而它既无法解释历史的变化, 也无法正确认识自身的历史根基、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更无法面对历史的未来;并且, 其自身的逻辑也常常导致对它自身的否定”。

而对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说, 由于越来越多包含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暴露, 他们也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观点对此进行揭露和修正, 如罗蒂在阐述其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时对“我们”的共同体和其他人进行了区分;利奥塔则通过宣扬“异教主义”以表达一种反对以主体为基础和理性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 实际上也就是通过承认异端的合法性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

二

针对上述关于普世价值是否可能的种种猜测和争论, 抛开它存在的时间、地点, 我们的问题最终还是归结为一个, 即普世价值是否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也就是当一个虚假的共同体依然能够以俨然真正共同体的姿态出现的时候, 诸如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等所鼓吹的自由等观念也只不过是虚无的存在, “只有在共同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 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 如在国家等等中, 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 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 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 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 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 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 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 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这也就是说, 在阶级社会中, 统治阶级所散播的普遍主义之所以缺乏普世价值所应有的合法性基础, 原因就在于, “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就是说, 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想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 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 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 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而出现的;它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它之所以能这样做, 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 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利益。因此, 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 相反, 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资产阶级伪普世价值的路径则具备了其逐渐过渡到真正普世价值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种模式下, “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 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 统治阶级的思想将越来越具有普世价值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 普世价值即共产主义意识的实现, 必须要消除阶级以及阶级之间存在的剥削, 因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 公共权力就推动政治性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 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对立日益消失”, 那样,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 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 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样, 就能够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形成的局限, 从而实现人类在价值观外的大一统思想。

而消除阶级剥削的手段, 是无产阶级所发动的革命, 革命的意义在于“革命之所以必需, 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 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 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 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这种革命与以往那种仅仅为少数人受益的革命有别, 它的受益群体指向了绝大多数人, 它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

诚如马克思自己所说,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他为谋求普世价值而进行的革命也只能发生在由市民社会转向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过程中, 这样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

三

由于普世价值是对同一世界的全人类普遍适用, 是一种须得经过所有共在于世的人的认可, 因而就意味着普世价值无论是在其形成还是被认可并且确立其普遍地位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公共性而势必得“让公开的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更进一步地说, 寻求普世价值的实现, 就是要谋求一种要民族——国家之间的公共性层面上的公共性领域中如何实现从多中生一, 即在多样性文化中生发出具体的普世价值观念的问题。

普世价值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 尤其是全球化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 不同民族、地域的各类文化遭遇到一起相互碰撞, 势必会引发其如何共生继而达成共识并认可某种价值信念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 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的理论, 这是一种不仅能够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而且也克服了他人局限性的解释学处境;价值的澄明也是一条多中生一的路径。其中以中国的老子、孟子及西方的柏拉图、胡塞尔及海德格尔为代表人物。他们认为, 由于被遮蔽, 因而许多人都无法认识到确已存在于人类之中的价值共识。这就要求人们倾听自然之声, 回到生活世界才能达到去蔽澄明的目的;而哈贝马斯则认为, 整个世界之所以硝烟弥漫杯葛不断, 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的交往过程充满了矛盾, 这就使得大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文化打着伪普世价值的旗号横行霸道。针对交往领域中出现的异化或扭曲, 哈贝马斯提出了“合理交往”的理论以谋求社会危机的解决和在价值上达成共识;除此之外, 还有学者提出建构“公共性的价值秩序”以期能够在多元文化中寻找到普世价值。提出这一建构的意义在于, 公共性的这一概念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断扩展, 成为涵盖个人、民族——国家、全人类以及自然界四个维度多个层面, 现代社会是一个独裁者再也无法发号施令的社会。“这里需要的是所有参与者之间的相互承认、尊重和理解, 是沟通、商讨、妥协与共同的约定, 而不是一方地、单边地制定游戏规则。如果在某一时期某一方能够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而其他各方又乐意接受的话, 那也只是因为这一方不仅代表了所有各方的利益, 而且表现出对于人类及其世界的负责精神, 表现出旺盛的文化创造力和良好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一个更需要人的心理及精神世界进行参与的秩序。正如舍勒在提出其人心价值秩序时所强调的, “不论我探究个人、历史时代、家庭、民族、国家或任一社会历史群体的内在本质, 惟有当我把握其具体的价值评估、价值选取的系统, 我才算深入地了解它”。

在地球村的时代, 人类置身于多样性文化的背景之下, 一方面, 每一种文化模式都体现着不同民族和群体的特质和个性, 形成特殊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 相同的时代背景又引起全人类关于追求普世价值的共同诉求。可以说, 无论缺少文化的多样性还是缺少普世价值所提供的必要的统一性, 人类的生活都将混乱而晦涩。

可以说, 今天人类的历史既是普世价值的认同史, 也是多元文化的整合、包容及理解的历史, 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其中难免荆棘丛生, 分歧不断, 充斥噪音和混乱。然而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不妨持一种“把多元主义当作一种普遍价值, 恰恰意味着承认价值在各个领域和地区都是多样的。与这些具体的价值相比, 多元主义不妨称为一种‘元价值’”的心态, 乐观其成。

参考文献

[1]库尔兹:《21世纪的人道主义》, 东方出版社, 1998年版, 第3页。

[2]马德普:《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19页。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57页。

[6]沈湘平:《论公共性的四个典型层面》, 教学与研究, 2007年第四期, 第19—23页。

[7]张曙光:《走向“公共性”的文化价值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年21卷第六期, 第16、17页。

也谈“普世价值” 篇3

关键词:普世价值 本质 依据 警惕

当前,一些人关于普世价值的鼓吹渐渐流行,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大肆宣扬,或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或是披着“一切人根本利益”的外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极大地危害,我们应该理性的对待一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认清其本质、揭露其真相、找出应对的方法。

一、普世价值的本质。

从西方国家的宣扬的普世价值及其在普世价值的外衣下对我国采取的各种不利措施来看,我们所批判的普世价值在本质上就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这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在文化上的宣战,是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卑鄙行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有些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同马克思一样,都承认历史有一个终极目标,但是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而这些人却认为是现在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这是对“普世价值”的最好注释。

(二)从实践上来看,“普世价值”完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否定我国的政治文明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希望通过鼓吹普世价值,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企图。他们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意在误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入歧途。

二、提出“普世价值”的依据不成立。

鼓吹普世价值之风之所以大为盛行,关键在于两条依据。一即是源于人类心中共有的追求和渴望。二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是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而合作。来解决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一些人突破国家和主权的界限,把共同的利益宣扬为所谓的普世价值。

依据这两点提出的普世价值,无疑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这些价值观本身是否有人为的故意鼓吹和宣扬的嫌疑,先看其在人类心中的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关于人类心中自然存在的价值观。第一,虽然人类心中都在渴望自由、平等、博爱等的渴望,但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对这些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第二,即便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虽然在字面意思上都有相同的追求,其实并不尽然。由于利益的不一致,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组织甚至是不同的人都对同一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对追求的这些看似相同的东西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三,即使有一部分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其都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的确,是有一部分人担负着这些伟大的使命,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奋斗着,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可是,在各国合作的背后原因无疑还是这些全球性问题威胁到本国的利益,阻碍本国的发展,而面对这些问题,仅凭一国之力又难以取得成效。所以,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各国才不得不联手解决这些问题。简而言之,这些合作的背后就是各国赤裸裸的利益。仅仅披上了合作的外衣去谋求自身的最根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难道也可以算作人类伟大的普世价值吗?

三、要研究和警惕“普世价值”。

关于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最为典型的价值体系有两种。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它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另一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平等、自由、博爱等思潮。凡是宣扬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人,表面上实在进行学术的探讨,实际上无非就是有两种目的,一种就是重新确立儒家思想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否定我们的现代文明。另一种即是推介西方的价值观念,渗透西方的价值观念,从而否定甚至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真实意图都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味。

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机,进行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企图“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从未停止过。国内想要儒化中国的势力,妄图妄图使中国走向历史的图谋从未改变过,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在继续鼓动经济私有化的同时,正集中力量从政治上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论是西化中国还是儒化中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套上精神的枷锁,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举步维艰甚至是中途夭折。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刻高度警惕这两种倾向。

今天,我们要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努力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同时,积极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宣传、弘扬和践行、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同时,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武装我们的思想,同一切反动思潮长期做坚决斗争。

参考文献:

[1]郑一明 要研究和警惕“普世价值”思潮 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六期

[2]周新城 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六期

[3]冯虞章 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 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五期

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 篇4

这样两派学者们到了一起，场面不难想象，激烈的观点碰撞、夸张的性格彰显、火爆的场面，我差一点后悔没有带上防弹衣。但不得不说，这种会议应该多开一些。现在绝大多数学术会议都类似“同仁会议”，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互相吹捧与印证一番，皆大欢喜。当然，还有更糟糕的：由政府某个部门或者权威机构先划下一个条条框框，大家来开会、发言、吃喝、旅游，那种会议的唯一意义就是拉动内需。

像这种聚合两种互不相容观点的学者们一起开会，各抒己见、交叉质疑到激烈争论，举办者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个人认为，这种会议要顺利，或者避免翻脸拍桌子甚至丢茶杯的最好办法中，首先要有一套事先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整个会议中，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必需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例如对发言时间的限制，会议上是否插话打断对方等等。

其次还有重要一点，在没有公权力介入，没有强权干涉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们一定抱有包容、宽容的态度。会议应该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听取他人意见、提出质疑与争论，到此为止。不要以为自己说的有道理、站在真理和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认为应该多说几句，或者一定要点醒、说服对方。记住，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更不应有这个权力。唯一能够做到在思想与学术上“战无不胜”、强制他人接受真理的是政权与强权，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真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邪恶。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以及自由主义的“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理念应该让这类会议很“和谐”，可不很儒家也不太自由主义地说，有些儒家学者不儒雅，有些自由主义学者不那么“自由”。

自由主义不必对儒学太过紧张与恐惧

我认为，无论是儒学，还是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从学术走到现实（儒家学者与自由主义学者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不安于纯粹做学问，而是要为帝王师，或者“敢叫人间换新貌”），甚至成为在中国占一定比例的主导思想，和“学问”关系已经不大——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拉下至少20年之遥；而除非我们把秦始皇的陵寝挖开，或者又有新的古墓被开发商们挖开，儒学发展暂时也只能靠现有的文献与2000年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加上大量的想象与期盼——在中国，能够放眼世界、顺应历史潮流、把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想同中国现实、中国民众切身利益与长远幸福结合起来的人，不管你是儒者还是自由主义分子，一定是伟者。如果说以前的学者是靠某门“学问”彰显自己，在变革的时代，“学问”往往得靠“学者”来装点与壮大。

儒学兴起的背景，大概有这么几个，有人看到当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认为“人心不古”，要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治毒食品，以及杜绝贪污腐败包二奶之恶习；有人看到中国崛起了，试图从几千年的文化中找到根据。正如西方在过去200年突然崛起后，一大帮学者纷纷拿出了希腊用贝壳决定谁来管理国家的“民主传统”说事，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抬出来作为图腾一样；另外一部分学者在为当局探寻执政合法性，试图用儒学思想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在受到挫折后，想从儒家寻求新的出路，通往民主宪政甚至比这玩艺还好的制度，弄出一个比“普世价值”更“普世”的价值观；当然，还是有一小撮痴心不改，继续搞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等等。

不管是什么动机，包括一些要把儒学变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幻想成为指导与管理国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国教”，只要没有公权利介入，只要不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制行为，都应该享受充分得自由。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儒学怀有很深的反感，对他们试图弄成“宗教”并可能与权力结合深感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记，在当今所有以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国家中，儒家变成儒教都不是一个问题（在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种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只有两个信徒：夫妻两人），自由主义者更要警惕的是权力：当我们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时，绝对不是反对那个“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兰教），而是反对那个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强制变成“国教”的强权。

从这方面说，自由主义者要继续对强权说不，而不是对试图朝另外一个方向探索中国道路的儒者们喊停。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能够达成共识的最核心的内容几乎已只剩下一个框架，而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取得成功，弄出了风靡世界的“普世价值”，正是因为这个简单得几乎只剩下框架的最高标准，在它的下面，各地的文化、宗教与道德标准都各具特色。

试想一下，自由主义既然能够与早期偏执的基督教和谐共处并开花结果（想一下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欧洲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期），在非洲不毛之地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开始打进了中东伊斯兰教的地盘，为什么中国的儒学就一定与自由、民主、人权水火不容？这说不过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自由、民主等只有与各地文化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成活，才有丰富的内涵。另外，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的“孔子们”——例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中不适合现代文明基本常识的东西绝对不比孔子弄出的少。

中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人员凋零、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他们推销的一些价值理念（例如自由、人权、民主等）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家喻户晓，维权人士、上访户、弱势群体、当官的弱势们、左、中、右几乎都挥舞着自由主义者视为禁脔的那些概念跳上了历史舞台，弄得自由主义者不知道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可怕的现实划清界限呢？还是站出来正本清源，带领大家？又或者被大众牵着走？这是个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儒学，还是开坛祭孔，搞儒教崇拜，都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的范畴。自由主义最推崇的正是这些自由，并为此一直遭受怀疑与打压。如果对于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儒学，自由主义学者也抱着怀疑甚至“打压”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儒学应从匍匐在权力脚边站起来

在国家建设与中国前途上，我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者。可世界上最可怕的错误甚至犯罪，往往都发生在人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拥有者的时候。自由主义最大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最高理想也不应该只是让自己自由，更应该让他人、让人民自由。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愿意说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认为我们始终应该把“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儒家学者应该像现代人一样保持清醒，你也许幻想有一天弄出“国教”，搞出一个“普世儒教”代替“普世价值”，某一天还能够驾凌于权力之上，驯服那个玩弄了儒教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绝对权力，“再造”一个“内圣外王”的辉煌，但你们得有这样的认识：你能否自由发展，能否成为“国教”，国人的道德水平是否需要一个两千年前的老人来拯救，最终得由自由的人民来选择，而不是依靠限制了自由的强权把你们扶持上去。

因此，你们要对民众言说，在民间重新发现儒家文化，让民众从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因此，你得学会面对弱势群体的问题，你得对社会不公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一味依附权力，为执政者寻觅合法性。当受欺负的弱者、追求公平正义而遭受磨难的仁人志士，以及痛感社会不公的广大民众从儒家获得力量与支持，你们也正好站在他们的身边，而不是匍匐在权力的脚边筹谋如何教化民众，那时，中国制造的儒教教义就成为我们口中的“普世价值”。

全球伦理普世宣言 篇5

斯维德勒

美国天普大学教授。本文选自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一、总则

我们这些来自不同的伦理和宗教传统的男人和妇女，谨承诺遵行下列“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我们在此所言者，并非包含十分详尽细节的各项道德标准，而是单一总体的伦理，即对善恶的基本态度，以及将其付诸行动所需的基础原则和中程原则。

我们做出这一承诺，并非无视我们之间的差别，恰是出于我们各自的观点，因为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伦理和宗教传统中，毕竟看出有共同的信念，这些信念使我们可以宣言，要在我们对待自己、对待彼此、对待周围的世界之时，反对一切形式的非人道而赞成人道。我们在我们的每种传统中都发现有：

a)支持普遍人权的理由，b)为公平与和平而工作召唤；

c)以及对保护地球的关切。

我们肯定并赞成这些正面的人类价值——自由、平等、民主、对相互依存的承认、对公平和人权的承诺，它们在我们的世界上，尽管有时缓慢得令人痛苦，但仍然在越来越多地得 到接受和拥护。我们还相信，我们的世界上的种种状况在激励我们，甚至在要求我们，超越 那些使我们分裂的东西，要在对于保存和尊重地球至关紧要的事务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话，因此我们支持走向一种反映我们多种多样传统中的最佳价值的全球秩序。

我们确信，一种公正的全球秩序，只能建立在一种清楚明了普遍承认的规范和原则的全球伦理之上，而目，这样一种伦理推定人们有公正行动的准备的意愿——这是心灵的趋势。此外，一种全球伦理要求精心表达那些得到支持的原则，以求得到公开的考察和批评——这是头脑的趋势。

我们的传统中的每一种，都坚持一些超出在此所表达的东西的崇奉。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伦理和宗教传统之内，世界共同体正在逐渐揭示出一种基本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方面的一致意见之种种成分，这种一致意见对于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不论是否信教，都是有说服力的，而目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道德结构。在其中，我们可以同自己之间、同彼此之间、同世界之间相互关联时采取公正和尊重的方式。

为了确立一种全人类范围的一致意见，我们发现有必要发展并使用一种奠基于全人类的语言，尽管每一种宗教和伦理传统都有其自身的语言来表达本宣言的内容。

除此之外，我们的每一种伦理或宗教传统，都不会满足于最低标准，虽然这些标准至关重要；恰恰相反，由于人类总在永不休止地超越自身，我们的诸传统还提供了可供努力争取的最高标准。因此，本宣言也提出了最高标准。但是，这些最高标准显然只是可供争取的理想，因而不能就它们提出要求，以免一些人的某些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因而受到侵犯。

二、前提

作为一份我们相信必能巩固对人权之肯定和对地球之尊重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本文件肯定并支持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各项权利和相应的责任。与联合国的该首次宣言一致，我们认为有五项一般前提是全球伦理不可或缺的：

a)每一个人均拥有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个人、国家和其他社会实体均有责任尊重并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

b)没有一个人或社会实体存在于道德范围之外；每一个人——所有个人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做好事而避免做坏事。

c)人人具有理性和良知——做人的重大要求是按良知行事；各种社团、国家和其他社会

组织均有责任保护并培养这种内在能力。

d)各种有助于人类和世界福利的社团、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权利存在和发展；这种权利应该受到一切人的尊重。

e)人类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不是与自然相分离的；伦理上的关切应该超出人类而扩及地球的其他部分以至宇宙。简言之，本宣言要反映实在，它不是纯粹人类中心的，而是宇宙人类中心的。

三、基本规则

我们提议，以数千年来在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中一直得到肯定的“金规则”，作为据以奠定据以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用正面措辞来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条规则应该不仅对人们自己的家庭、朋友、社团和民族有效，而且针对一切其他的个人、家庭、社团、民族、全世界以及整个宇宙。

四、基础原则

1.因为自由乃属于做人的本质，所以，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表现出对有生物或无生物适当的尊重，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行使和发展每一种能力。此外，行使人的自由的方式应该促进一切人的自由，促进对一切生物和无生物的适当的尊重。

2.因为一切人都固有的同等的尊严，所以，一切人都应该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来对待。此外，所有的人在同别人的每一种交往中，都应该努力最大限度地增进所有相关的人之内在尊严。

3.虽然人类比非人类具有较大的内在价值，但是所有的事物，生物和无生物，都由于它们的存在而确实拥有内在的价值，因此在对待它们时应该有适当的尊重。此外，所有的人在同非人的生物和无生物的每一种交往中，都应该努力最大限度地尊重其内在的价值。

4.随着人类必然地不断追求更多的知识和真理，人们也要追求使自己认为好的即自己所爱的东西同自我相结合；通常，这种自我被扩张或超越，而包含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人们乃为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追求好处。此外，由于有上述“金规则”，这种能爱和被爱的“自我”需要继续其自然的扩张或超越，以将社团、民族、世界和宇宙。

5.所以，真正的人类之家，乃是本真的自爱和他爱，二者相依相成地以这样一种方式相联结，以致最终趋向于成为包容一切的爱。爱的这种扩张与包容性，应该被承认为个人交往与全球交往中的一个积极的原则。

6.那些对别人负有责任的人，应该帮助其对之负责的人。此外“金规则”意味着：假如 我们陷于不能自助的严重困境，我们会想要能帮助我们的人来帮助我们，即使我们对我们未 负有任何责任；因此，我们应该帮助不能自助的陷于严重困境的他人，即使我们对他们未负 有任何责任。

7.因为一切人都有同等的权利认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即自己对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该如何生活的解释——是真实的，所以每种人类宗教或信仰都应该被给予适当的自由和尊严。

8.此外，对话——即主要目的在于向别人学习的交谈——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人们通过它而不断扩充和深化自己对生活意义的解释，并目发展出一种不断拓宽的一致意见，凭着它，男人和妇女们就能够以真正富于人性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五、中程原则

1.法律责任：

因为一切人都拥有固有而平等的尊重，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在法律面前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为一切人提供同等的保护。

与此同时，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遵守一切公正的法律，不仅要服从其文字，尤其要服

从其精神。

2.关于良心和宗教或信仰的责任：

因为人类是思考着的、并因而在本质上是自由抉择着的存在物，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个方面，允许一切人拥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之权利。

与此同时，一切人行使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之权利的方式，应该显示出对其自身和别的所有人的尊重，并争取为自己和人类同胞创造最大限度的广义理解的利益。

3.关于言论和信息的责任：

因为人类是思考着的存在物，具有感知实在并表达对实在的感受的能力，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拥有尽可能多地了解真相和诚实地表达真相的权利的责任。

与此同时，每一个都应该避免种种掩盖、歪曲、对他人的操纵以及对个人隐私的不适当的侵犯;这种自由与责任尤其适用于大众传播媒体、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宗教领袖。

4.关于参与一切影响自己或自己对之负责者的决策的责任：

因为人类是自由抉择着的存在物，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个方面，允许一切人有权在一切影响自己的决策中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提出意见，包括有意义地参与挑选自己的领导人并使之有责任说明决策，还应该允许一切人有同等的权利担任一切自己能力可以胜任的领导职务。

与此同时，一切人都应该努力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使其参与自治的权利责任，以便为自己和人类同胞创造最大限度的广义理解的福利。

5.关于男女关系的责任:

因为妇女与男人是天生平等的，又因为他们常常相互吸引，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些方面，允许一切人，妇女和男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去自由结婚，而且，一切妇女和男人在婚姻生活或者解除婚姻方面都应有同等的权利。

与此同时，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之外和婚姻之内彼此对待的方式，都应该尊重自身和别人的内在尊严、平等、自由和各项责任。

6.关于财产的责任：

因为人类在本性上是自由的、有肉体的和社会性的，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些方面，允许一切个人和社团有权拥有各种不同的种类的财产。

与此同时，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社会，以使财产之处置带有尊重，努力不仅仅为财产所有者，而且也为其人类同胞，以及一般地为整个世界创造最大限度的福利。

7.关于工作与闲暇的责任：

因为一切人要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通常不应既有意义的工作，又有消遣性的闲暇，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性的这些方面，并努力这样来组织社会，以便为自己也为其社团的所有成员提供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这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一切个人都有责任适当地工作以获取报酬，并且同一切社团一起，努力为自己、为自己的社团、为其他的个人和社团，争取有创造性的工作和娱乐性的闲暇。

8.关于儿童与教育的责任：

首先，儿童对自己的生存、对自己的社会化教育，不能负任何责任;能负责任的是他们的父母。当他们不论因何缘由而不能负责之时，范围较大的社团、亲属亲戚和公民社会就有责任为孩子们提供尽可能最亲切的照顾，物质方面、心理方面、道德或精神方面以及社会方面的照顾。

因为人类只有通过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在现在越来越多地还要加上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才能成为真正富于人性的，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人的发展的这个方面，并且应

该努力为所有的儿童和成年男女提供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旨在充分发展人的人格，以及对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促进一切人(不论其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和其他方面有何差别)之间的理解、对话和友谊以及对地球的尊重。

与此同时，一切个人和社团都有责任在为自己和自己的社团的这种教育提供必要手段方面作出适当的贡献，此外，还应努力争取为一切人类提供这种教育必须的手段。

9.关于和平的责任:

因为对一切人来说，作为暴力之消失和正义之呈现的和平，乃是所有人的充分人性分别地和共同地完全发展之必要条件，所以，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尊重这项人类需要，并持续地努力促进和平在所有层面上，在个人的、人际的、本地的、地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层面上之发展，同时承认：

a)和平的必要基础，是对相关的一切人的公正；

b)暴力应予避免，只在无暴力则会导致更坏结果时才采用;

c)当和平破裂之时，应该把一切努力都集中于迅速恢复和平——在对一切人公正这一必要基础上恢复和平。

与此同时，应该认识到和平像自由一样，是一种应当不断加以培育的正面价值，因此，一切个人和社团都应该作出必要的事先努力，以求不仅避免和平被破坏，而目加强和平的稳定发展和增长。

10.关于环境保护的责任：

因为万物不论有无生命，都只因其存在便具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又因为假如环境被严重破坏则人类就不能作为人类充分发展甚至生存下去，所以，一切个人和社会都应该尊重在其中“我们大家生活、活动并拥有我们的存在”的生存圈，并且应该这样行动，从而：

a)除非是用于某种更大的善(例如用植物或动物裹腹)，否则不毁灭任何自然形态的生物或无生物;

b)只要可能办到，就仅仅消耗可替换或可再生的自然形态物质。

与此同时，一切人和社团都应该不断地保持警戒，以保护我们脆弱的宇宙，尤其是保护它免遭正在爆炸的人口和正在增加的技术可能性日益扩大的威胁。

1993年12月3日修订

普世价值 篇6

一、加强“普世价值”教育, 培养民族文化认同

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 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信念与价值选择表现出更多的多元化倾向。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看到:在节日文化上, 大学生对端午、中秋、清明等民族传统节日的兴趣日渐淡漠, 而对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则趋之若鹜, 我们传统的节日正在逐渐地淡化, 西方节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大学校园中;在影视文化上, 当代大学生普遍是伴随着影视文化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 影视的发展使他们对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阅读甚少, 尤其是近些年来好莱坞等西方大片充斥着中国的影视市场, 致使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充斥着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在饮食文化上, 吃麦当劳、肯德基等西餐俨然已经成为一种饮食时尚;在服装文化上, 现在的大学生流行穿品牌、穿名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风俗、影视、动画、书刊、饮食、着装等文化输出渗透手段, 宣传扩散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使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日渐淡化冷漠, 反而对西方文化和西方世界日趋崇拜向往, 这已逐渐影响到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 如果任由这种态势发展, 当代大学生将会逐步失去价值判断, 丧失辨别能力, 陷入集体无意识的可怕状态。

因此, 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在自身正确了解、认识“普世价值”思潮的基础上, 加强对广大大学生的正确教育和引导, 使大学生群体了解“普世价值”思潮的内涵与实质, 认知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外在表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工作过程中, 尤其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剖析思潮背后的利益关系和阶级内容, 揭露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质, 使广大青年学生充分认识到当前“普世价值”思潮泛起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与斗争, 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的较量与斗争, 从而加强对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弘扬, 自觉抵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入侵。

二、加强爱国荣校教育, 培养责任担当意识

大学时代是青年学生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责任意识等形成并固化的重要时期, 在大学生中开展以“爱国荣校”为目的, 以“责任担当”为主题的教育势在必行, 同时这也是有效抵制西方“普世价值”思潮有害入侵的得力举措。开展责任担当教育, 就是教育者通过合理、科学、有效的手段和载体使大学生明确责任, 形成责任担当意识并内化为自主行为。这个过程从认知角度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明确责任, 即明确应该担当什么。从宏观上讲, 是指社会责任;从微观上讲, 是指自我责任。其次是探讨途径, 即如何承担责任。概括起来就是感恩、自信、沟通。感恩是理解责任的源头, 只有懂得感恩才能明确责任;自信是承担责任的基石, 只有充满自信才能敢于担当;沟通是有效担当责任的渠道, 只有善于沟通才能有效担当。最后是如何践行责任。即以实际行动承担责任, 通过学校开展的一系列担当主题教育活动, 使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担当, 逐渐将责任担当意识内化为自身的习惯和无意识行动。

从高校的层面上看, 开展大学生“责任担当”主题教育要紧密围绕其内涵, 把握认识规律、贴近学生实际, 立足认知和内化的客观过程开展工作, 适应青年的思想行为特点, 尊重大学生的人生成长规律, 分层次、有目的地进行。具体来说, 一方面要将“责任担当”教育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发挥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有效形成正确的责任内涵认识。另一方面, 要不断拓展和丰富责任担当教育的途径与载体, 融入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 以社会实践、校园文化、主题教育活动、志愿服务、讲座报告等鲜活的载体, 让大学生体会、感悟责任担当的过程, 使责任担当教育成为大学教育和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有益环节。

三、加强价值观念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前, 伴随着世界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进一步增强,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也进一步加剧, 一些大学生的思想正逐渐被西方文化所同化,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就为青年流行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指导。2006年1月,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在大学生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就是要根据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的头脑,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共同理想昭示了我们兴党富国的具体目标, 集中代表了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教育大学生认识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 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打牢大学生的思想基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坚持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大学生成长成才;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一个人只有分清荣辱, 明辨善恶美丑, 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帮助他们做出理性的价值判断,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总之, 高校要发挥教育的主体作用, 通过发挥组织职能和德育育人优势, 开展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 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校园文化活动之中, 使大学生在学习和活动的参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抵御和化解西方不良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念产生的不良影响, 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更多合格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吴秀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教育探索, 2010 (7) .

“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 篇7

上面这段文字，颇有“书卷气”，因为是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摘下来的。试想改革开放之初，一说起“市场经济”，如遇大敌，等同“资本主义幽灵”、“帝国主义帮凶”，与我们信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岂能同日而语！在那“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岁月，不要说老百姓，就是经济学家、高级干部，要接纳“市场经济”也是要“灵魂闹革命”、“脱胎换骨”才行。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发轫算起，邓小平同志用了10多年的时间，直到1990年12月，还在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时至今日，在中国，你就是不为“市场经济”一语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国人也不会生出歧义。特别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更显出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的春风致使“普世价值”成为时代的流行语，然而对“普世价值”的理解或诠释，却出现很大的分歧。在多元化时代，见仁见智，本属正常；倘若戴着“左视镜”，玩弄“偷换概念”的手法，动辄扣上“政治帽子”，则属于“文革”沉渣的泛起了。一位温文尔雅经常“仰望星空”的性情中人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追求的文明成果。”殊不料，这样一句与时俱进的话，竟然招来明枪暗箭的口诛笔伐。一位“马列主义学院”的学者，在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作者的结论是——“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称之为‘普世价值’”。读罢令人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

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奋斗理念。你可以说“资本主义”的价值是“普世”的；我也可以说“共产主义”的价值是“普世”的；也大有人把“儒释道”说成是“普世”的，否则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何以自立！

在哲学家的脑海中，所谓“普世”，应具备“普遍适用”、“普遍永恒”、“普遍必然”这三个条件。老百姓不善于“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通常理解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已，你把这说成是“山寨版”也可以。由于经济基础不一样，社会发展历史不同，西方和东方的价值观自然不尽相同，时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同存异”，在共同展中“优胜劣汰”，在两相比较中求真务实。我们既不怕“西风东渐”，也不盼“东风压倒西风”，一切任其自然发展就是了。

一位学者在《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的文章中提倡，“中国原该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且不说“毛泽东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孕育了“科学发展观”，就是令国人自豪的“中华文化”，诸如“道法自然”、“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也足以让世界视之为“普世价值”。同样的道理，西方的“博爱、平等、自由”等理念，結合国情，“洋为中用”，不也体现国人的博大胸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