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共8篇）

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1

一、道家思想起源的特性

道家哲人老子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哲学家，而且，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人也是中国古代最早对社会文明演进进行系统性反思、批判的思想家。“批判性反思”的理论品格是道家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起源的特性”集中体现。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首次把“道”作为哲学范畴而给予系统化的论证，从而建立起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老子的“道”的思想对现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老子道家学说可以参照的现实意义

（一）按照自然规律行事

“天之道，利而不害；从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三章）提出人类应按照道的规律来行动，反对妄为。人的行为应该合乎天道，这些思想对现今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需要顺应自然之道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体表现在人与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人类无节制与不合理的对待资源，产生由资源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紧张，甚至产生资源大战。老子“道”的思想就要求人们应该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不凌驾于自然之上。

（二）反对社会文明异化，守护人本然价值。老子十分强调“道”的自然性与无为性，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以为天地人当效法“道”的自然性。可见，在道家哲学中，“道”既是世界的本原和万物存在的根据，也是天地万物之本性和君王治国安邦之根本方略，也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据和社会发展的终极境界。“自然”则是对“道”存在状态与本性的客观描述，意指万事万物非人为的、不受外力干涉的存在方式，即“自然而然”、“自主而然”。

传统的宗教信仰认为世界是上帝的创造物，“‘道’法自然”的观念否定了超自然意志的支配，具有无神论的性质。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也就是说“道”顺任自然，各物在不受干涉的自然状态下反倒有更好的发展。

因此，“道法自然”最一般的涵义，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解读，就是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活动，要遵循万事万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和主体自身本然的发展趋势。显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哲人为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所预设的根本价值原则，它深刻地反映了道家哲学反对社会文明异化，守护人本然价值的思想主旨。

（三）正确处理“身”与“心”的关系。

老子认为，人的祸患多源于自身永不知足的贪婪本性，因此，圣人不仅要有优秀的道德修养、完美的人格魅力，还要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知足”是对于“已经得到满足后”的精神反刍：“知止”却是“获取过程中”的主动放弃。知足是不贪，知止是不随。知足常乐，能忍恒安；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知足知止”是道家用来调节、处理“身”与“心”(欲)关系的思想主张，也是非常可贵而独特的价值取向。

《老子·四十四章》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兵?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名声和身体哪个更值得珍惜？身体和财富哪个更贵重？得到名利和丧失身体哪个更有害？过分地爱惜名声必定造成很大的精力耗费，过分地贮藏财货必定导致惨重的损失。因此，知道满意知足就不会遭到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导致危险。这样，就可以长长久久。

可见，“知足知止”思想的可贵和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用辩证的智慧教导人们如何对待成功，如何把握名利财富，如何正确处理“身”与“心”的关系。

（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

在道家哲人庄子看来，社会上出现的人为物役，包括“以物易性”、“以身殉利”“去性从心”等等社会乱象，关键是没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财货、名利”等有形或无形之“物”的关系。人生有三大需要，即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这正是成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赖以繁衍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为此人类产生许多欲望，比如食欲、物欲、占有欲，并由此派生出诸如金钱、名利、地位、权力、美色，等等。而且当某种欲望实现了，又会产生新欲望，所谓“欲壑难填”，欲望是无止境的。

在《庄子·在宥》篇中指出：“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这里，庄子以治国作喻，认为能够支配万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的统治者，就能统治天下。人、物之辨在区分人与物的同时，明确地拒斥了人的物化，它的内在意蕴在于肯定人自身的存在价值。

可见，庄子“物而不物”的思想强调的是“人”对“物”的主导性和主体性，身虽处于“物”中，却不为“物”役，以此启示人们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不能本末倒置，不应把功名、利禄等外在之“物”，当做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载体。唯此，才能真正做到“人”与“物”的和谐，也才能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

（五）反对世俗之“伪”，守护人“真”性

在《庄子·渔父》中有这样一句话“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于天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认为，法天，就是法自然，自然是真实的存在，它从不说谎，人要法天，就是要真诚地坦露自身的真性情，真性情的敞开就具有感人的力量，反之则不然，不真不诚则不能动人。庄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关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统一问题。内心情感激越，既使表面平静，人们也能感受得到；相反，内心毫无波澜，愈是假装，愈是让人反感。

“法天贵真”是道家哲人用来揭示生命与生存内涵的思想主张。在一个人性被世俗的情欲、名利、财货所牵引，以致于物欲横流、虚伪丛生的社会里，如何安顿生命和生存，是道家哲人思考与关注的重心。现代人往往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他们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行事完全背离了自已的真性情，所谓“法自然”在如今的时代成了奢望。可见，道家关于生命和生存要“法天贵真”，内在地具有反对世俗之“伪”，守护人“真”性的价值诉求。

三、结语

老子的“道”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开端，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其“道”的思想又为现代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在中国哲学史上别开生面，只有批判的继承，“道”学价值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发，真正古为今用。

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2

所谓心理和谐, “根据‘和谐’的语义和辞源分析, 心理和谐即个体对自己各方面表现与自己期望之间的和谐” (1) 。

心理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核。在当今和谐社会背景下, 心理和谐就显得更为重要。近年来, 从国家政策到专家观点, 都从不同视角论述了社会和谐和心理和谐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指出:“重视促进人的心理和谐,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 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 健全心理咨询网络, 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2) 把心理健康与心理和谐问题提到如此高度, 这在我党还是第一次。由此可见, 我国对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视。林崇德认为, 心理和谐必须处理好六大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与他人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3)

在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心理和谐主要表现在个体和谐方面, 因为“心理和谐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 而且个体心理健康或心理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基础, 因此心理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首要任务, 就是努力探索中国人的心理和谐特征、影响因素、干预措施和保障机制, 直接为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服务” (4) 。

复兴中国古代心理和谐思想迫在眉睫

《周易》指出“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夫夫, 妇妇, 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 (《周易·家人》) 。要求每种身份的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其实讲的就是和谐。道家重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要求顺应自然讲的更是和谐思想。甚至佛家思想也讲究认真面对自己的内心, 讲的也是自我和谐思想。

可以说, 我国古代和谐思想由来已久, 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和谐心理学思想更是博大精深, 遗憾的是, 当今心理学界对其挖掘和继承发扬不够。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心理学思想,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片面的, 而且是不公平的。这也正如心理学家潘菽所说:“我国的心理学似乎‘命里注定’只能跟着人家后面走:以大陆来说, 1949年后跟着苏联走, 介绍的是苏联心理学的一套;20世纪80年代以后, 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又日占上风, 吃起香来。台湾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接受西方心理学那一套。可以说, 中国的心理学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 (5) 这样的误会和现状与我国作为有着灿烂文明古国的身份极不相称。

道家和谐思想对当今心理和谐的启示

顺应自然之道的辩证思想——道法自然。老子所标榜的圣人是充分认识了万事万物的本性, 并顺应其本性的人。所以他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老子》第二章) “不言之教, 无为之益, 天下希及之。” (《老子》第四十三章) 正因为行不言之教、以无为之态度的难能可贵, 所以很少人能做得到。越少人能够做得到, 就越显出它的可贵。那么, 怎样顺应自然之道呢?老子还提出一个“道法自然”的观点, 认为人要仿效、学习和顺应大地、天和道的规律, 是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 。

庄子认为一个人内心和谐就要真诚致性, 这也是“顺其自然”的表现。“庄子主张无情, 实际上是要超越感情对精神自由的束缚。他看中的是真情:‘真者, 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 强怒者虽言不威, 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 真怒未发而威, 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 神动于外, 是所以贵真也。’” (《庄子·渔父》) (6) 同时, 顺应自然就可以保护身体、保全生命、养护精神, 可以享尽天年。“为善无近名, 为恶无近刑, 缘督以为经, 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 可以养亲, 可以尽年。” (《庄子·养生主》)

发展心理学认为, 生命个体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 其身心发展的顺序性、阶段性和个别差异性是有一定普遍性的。教育只有顺应个体身心发展的这些特点才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心理和谐的重要内核——自我和谐。老子认为人应保持自然纯朴的状态, 减少私心, 降低欲望, 这样才能达到自我内心的和谐。“见素抱朴, 少思寡欲” (《老子》第十九章) , 提出“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 (《老子》第四十六章) , 因此不要让人看到引起欲望的东西和事情, 以保证内心和谐, “不见可欲, 使民心不乱” (《老子》第三章) 。

庄子主张人们不应因为感情而“拖累”思想和精神的自由, “安时而处顺, 哀乐不能入也” (《庄子·大宗师》) 。和谐社会的特征应该是每个人结合自身的特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不是一味追求不可能达到的事情。所以他说:“鱼处水而生, 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 其好恶故异也。” (《庄子·至乐》) 这就是说让人和鱼做不适合自己“本性”的工作只会带来灾难。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而满足人们欲望的条件却是有限的。所以, 欲望的满足是相对的, 需要控制和节制。否则, 人们的欲望不但不能满足, 而且会增加新的欲望带来的矛盾和挣扎。

主观幸福感的意义与价值——道可道, 非常道。老子讲“道可道, 非常道” (《老子》第一章) , 认为“道是终极的东西, 无法言说, 凡是可以言说的都不是道” (7) 。或者说:“你对道的把握、理解、描述永远不会超过你的理解, 而你对道的理解和获得的知识永远是不完整的。” (8) 所以说我们对道的理解和把握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在这一点上, 道家重视的是一种“自悟”的状态。而心理和谐的人是接近“道”的人, 对道的理解和把握是相对的, 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主观意识形态。

庄子通过一则和好友惠子辩论关于河中游鱼是否快乐的寓言来说明我们的认识都是“主观唯心”的。理情教育认为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于改变和提高认知, 而认知的改变正是一种主观意识形态。叔本华认为, 人生的幸福是一种主观意识形态, 因为“人生客观的部分掌握在命运之神手中, 它会因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 而主观的部分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在本质上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9) 。所以我们也说, 面对灾难, 悲观者只看到灾难本身, 而乐观者却能从灾难中获得经验、看到希望。

道家心理和谐思想部分已被现代心理学借鉴并运用于实践, 但挖掘和发展运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中国道家人生哲学已被现代心理学家挖掘出来用于心理治疗实践, 例如中国道家认知疗法和玄览——心斋疗法略论——老庄心理治疗, 对现代心理健康有重要指导意义。” (10)

所谓“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可以说, 中国先秦道家和谐思想是为“体”, 而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方法是为“用”。道家和谐思想理应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重要内核。这也应该成为心理学发展中国化的必然趋势。

摘要：和谐社会背景下道家心理和谐思想与现代心理和谐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老子认为, 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发展是朝着一定的方向和规律进行的, 个人只有顺应这种发展趋势才能获得个人幸福, 完成人生使命。庄子在此基础上把老子所提倡的顺应自然、安时处顺等思想发展到了极致。

关键词：和谐社会,道家,心理和谐

注释

1 (4) 王登峰、黄希庭:《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 《西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1) 。

2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 2006年10月19日。

3 林崇德:《“心理和谐”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催化剂》, 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 2007 (4) 。

4 (5) 燕国材:《中国心理学史》,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第9页。

5 (6) 郭永玉:《先亲情欲论》, 《心理学报》2001 (1) 。

6 (7) 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第23页。

7 (8) 卢国龙:《道教之真精神·国学》,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年版, 第41页。

8 (9) 叔本华[德], 范进等译, :《叔本华论说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第9页。

论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与载体意义 篇3

摘要：儒家思想使中国封建社会“礼义之邦”的文明特征凸现，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精神价值，这在当前社会呼唤诚信、道义、公正的时候，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及哲学遗产，仍值得我们反思研究并揭示。

关键词：儒教 现实意义 载体意义

儒家天人合一本体学说，将封建道德伦理范畴上升为最高的“道”与“理”。从世界哲学史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独特的理性形式。它的思辩意义在于杜绝了世界各古老文明所共通的最高本体的人格化形式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处于世俗与入世的形式，使中国人在几千年来始终保持一种完整的对道德的理性认识，亦即一些学者所称之的“民族集体理性”。同时，人们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认同，基本上是持一种以文化价值认同的积极入世的“中和”态度而非传统宗教人格模式的狂热崇拜。因为儒家道德本体论范畴中所涵育的“中和”“中庸”，以及“温良恭俭让”的认知方式及行为态度，让人们始终保持了一种温和的行事方式及价值认同，从而避免了中世纪以人格化偶象崇拜为中介带来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儒学道德论强调对“善”的主动欲求。这种自我内蕴的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对“善”的积极追求，使儒学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价值。自孔孟开始，儒学就主张对社会、人生的理想主义即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探索，并把超越人生自我情欲，实现以“德”为内涵的人生价值作为人生命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使儒学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调节与开放机制，也使士人具有一种对国家、民族人文关怀的情怀。张载重塑儒学伦常，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后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豪情壮志，范仲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儒学士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情怀，应当说都是在道德律令、范式之下的一种对理想社会和圣贤人格的追索。这种自我超越精神，使儒学历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动、大分裂的年代而继往如新，通过升华道德规范来促使人们去遵循道德，完善主观世界，超越自我，在儒学家看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儒学道德论主张“中和”的天人合一论，将“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作为自然的伦理法则，使中国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保持着一种和谐、协调的关系。儒学道德论，不仅将社会，亦将自然之道即自然规律看成是一种“圣人化之”，“功德参合”的伦理法则，将天地自身的“体仁行义”看作“生生不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籍此获得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涵上的一致性。这种本体论思想，使人们对自然采取了一种中庸、随和乃至妥协的态度。自然界在人们认识中不是作为社会的对立物与征服的对象，而是作为人们对社会改造和自身修养及超越的一种伦理律令的参照物。所谓“格物致知”，“致知在格物”，则是“穷极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是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联的三纲领、八条目，是人间治道的参照系。因此，人类社会“善”的属性至自然界就成为“生”的寄托。人与自然的这种情怀，使自然多了拟人化的面貌。中国的士子常常在天人合一的意蕴中去体味自然、宇宙所内含的“道”，从自然山水中去观赏宇宙的道德律令与伦理法则，由此人和自然在一个同化的进程中发展其谐和的关系。儒学这一法则，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则是“文以载道，艺以载道，书以载道，乐以载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含蓄、内蕴、回味的艺术理论与审美理念，也构成人和自然的妙合关系。这种理论在与当前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尤其有着现实意义。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 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主要分三个层次: 一是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载体; 二是与文学艺术联系密切的个体精神载体; 三是从宋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哲学载体。

儒学与官方思想联合在一起,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利器，这一作用不在于儒学思想本身, 而在于它可以承载统治者的各种思想, 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派”, 到公孙弘、张汤的“实战派”, 都可以在儒学中找到位置。这种做法正确与否此处不论,但它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可质疑的。儒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给统治者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而在于它使统治者的做法合理化,既不违犯“祖宗家法”，又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大众得到合理的“解释”,“顺理成章”地接受统治者的行为, 上下一心,社会在一定层次上保持住和谐稳定的状态, 这并非“无一利”的事情。儒学对政治有包庇粉饰之嫌, 但其作为载体的积极作用, 是不可忽视的。

个性精神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个体知识分子身上, 常常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成为后进者学习的榜样。于此, 儒学的载体不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而是正直知识分子灵魂的花园,让他在茫茫雾海中, 看到一盏灯光,照亮濒临绝望的心灵。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家身上有集中体现。在儒学的继承人眼中, 儒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敲门砖, 更是灵魂的导师、精神的依托、道德与行为的理论依据。儒学深入到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深处,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认可。知识分子是影响文化的中坚力量, 是文化的传播者,在加上统治者的鼎力相助, 儒学文化被播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公认的准则。

儒家思想成了有着固定内核的综合体，除了不可动摇支柱性的理念, 其承载的东西是可以因人而定、依时而变的。宽容而又不失原则, 可见儒学思维系统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从物质形式上看, 能够较为直接反应孔子思想的著作为《论语》、《春秋》,再者便是散见于《左传》等著作中。《论语》为孔门后人整理而成, 其中沒有孔子对某一个问题集中论述,所有的观点均是点到即止。《春秋》只是提纲性的点拨,所谓“微言大义”, 之中的深意要靠读者体味。这就说明,儒学思想从流传开始, 便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集成体, 给了后人极大的思维自由, 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诠释。

儒家思想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它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 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李景林.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J].河北学刊,2004(6):35-38.

孔子的德育思想及现实意义 篇4

郑桂芬

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道德教育占有 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体现了 孔子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他的志士、君子、成人的人 才观也多体现了对人才道德方面的要求。孔子的德 育思想丰富、系统，深入挖掘有助于古为今用，为现 代社会服务。

一、孔子的德育思想

孔子对德育的重视是与其以德治国的政治观 密切相连的。可以说，不了解孔子的政治观，就不能 真正理解孔子的德育思想。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 治，其内容主要包括统治者自身的修养和对民德、民风的建设两个方面。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品德 高尚，人民就会像众星拱月一样拥护他、爱戴他，从 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孔子还说：“子为政，焉用 杀 C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风必偃。”

孔子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揭示了 上行下效的道理，极言执政者在道德上的表率作用 将影响一国的风气。同时，孔子把统治者的正身修 德与从政治国的管理行为联系起来，指出统治者注 意修养德行的本身是在实施对国家的管理，譬如，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C”“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 从政乎何有 C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C”等等。后世儒 家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礼记·大学》中 明确提出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的观点。

（一）关于德育内容的论述。孔子所提倡的德育 内容，可以用“仁”字来概括。仁德是孔子要求培养 学生具备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一高尚的道德品 质几乎包括了人应具备的所有的美德：如忠、孝、诚、信、智、勇、温、良、恭、俭、让、廉、和、宽、敏、惠、中庸、忠恕等。现仅就其所提倡的最基本的、也是最 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作简要介绍。

“孝悌”和“忠”等。“悌”是处理家庭内部关 系的行为准则，是实现“仁”的基础。孔子说：“孝悌 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 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这里，“入则孝”是 指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则悌”是指在外要尊敬兄 长。孔子的学生有若对老师所提倡的孝悌之道有着 深刻的理解，他曾经这样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 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 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意 思是说，就为人来讲，如果这个人能够孝敬父母和 尊重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是很少见的；不喜欢 冒犯上级，却喜欢造反叛乱的，更是未曾见过的。因 此，就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塑造而言，必 须注重孝悌品质的养成，这是实现仁德的最基本的 素质。

孔子所说的“孝”经常与“忠”联系在一起。他 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在孔子看来，在家能做孝子，在朝才能做忠臣；在家能养成孝 敬父母的良好品质，在朝廷才能具有忠君的高尚品 格，这是孔子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观在道德教育上 的反映。孔子把治家之情、之理迁移到治国、平天下 的宏图伟业之中，后世儒者在此基础上阐释发挥，形成了“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取士传 统。孔子及后来的儒者把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联系 起来，充分体现了其道德政治化的特点。秦汉以后 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的思想观点大做文 章，并制造出了“三纲五常”等道德条目，使君臣关 系、父子关系和夫妇关系的等级性进一步片面化和 绝对化了，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愚忠”、“愚孝”思 想的由来。但必须指出的是，孔子当初所提出的观 点与后来封建统治者所演义发挥的观点是有区别 的。因为孔子关于君臣父子关系的道德规定是相对 的，有条件的。根据《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 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做 国君要象国君的样子，尽君道，做贤君；做臣子的要 象臣子的样子，尽臣道，做忠臣；做父亲要像做父亲 的样子，尽父道，做慈父；做儿子的要象儿子的样 子，尽子道，做孝子。孔子强调君臣和父子关系，双 方都有互守的道德信条，贤君和忠臣相守，慈父和 孝子相约，虽然孔子没有直接道明君不贤，臣可以 不忠；父不慈，子也可以不孝，但是，在孔子的整个 思想里却暗含着这层意思，譬如他所提倡的“邦有 道则现，无道则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等都蓄 含着这种朴素的原始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尤其是 孔子所提倡的君贤臣忠的命题被后世的儒者所继 承，战国时期思孟学派的杰出代表孟轲则提出：“君 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君臣关系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孟轲以“君使臣以礼”做为“臣事君以忠”的 前提，并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 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爱人”。“爱人”是“仁”的核心。孔子所提倡 的“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也是做人 的最高准则。在《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 人’”，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对别人要富于爱心。孔 子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多从人 民的利益着想，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 子认为，一个真正有仁德的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 “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 等，由此可见，孔子的爱人思想是与其惠民、重民、养民的思想相联系的。

关于孔子究竟爱哪些人的问题，历史上一直有 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爱人”是否包括奴隶在内。根 据孔子所提出的“泛爱众”的口号，以及“厩焚”，子 问“伤人乎 ’”而不问马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孔 子所强调的“爱人”，不仅包括奴隶主贵族、新兴地 主、商人和社会一般平民，而且也包括奴隶在内。这 在 % 个奴隶才能换一匹马、一束丝的奴隶社会，孔 子把爱人放在爱物之上，珍惜人的生命价值，尊重 人的生存权利是极为可贵的，对于限制统治者残 民、虐民和扰民的非人道的政治行为是有极大的进 步意义的。

(“&复礼”。“复礼”是仁的表现。孔子要求学生 必须养成“克己复礼”的品质。孔子所谓的“礼”，主 要是指遵守等级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规范。这种 规范，大而言之，包括国家内部上下尊卑的社会制 度；小而言之，则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 交往的礼仪常识。孔子提倡用“仁”的内容来充实 “礼”的形式，从而实现仁与礼的有效结合，达到内 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中所说 的礼，起源很早，到奴隶制鼎盛时期的西周，已经发 展成较完备的礼制，它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 德规范和一切交往礼仪等。周礼可以协调人伦社会 关系的各个层面，用它可以定亲疏、别贵贱、决嫌 疑、明是非，使人迁善改过。“礼”是维护等级社会统 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所以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 于礼”。为了养成学生遵礼、守礼的品德，孔子特别 重视礼教。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孔子提倡在礼的形式中贯 彻仁的精神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意思是说为人而缺少仁德，怎么能够去实 行礼仪制度哪 ’在孔子看来，仁与礼的关系就是内 容与形式的关系，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形式，在 道德教育过程中二者相互依托，谁也离不开谁

（二）关于德育方法论的建构。在道德教育的过 程中，为了指导学生进行自我修养，孔子提出了一 系列实施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构建了他的德育方法论体系。

立志有恒。教师在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人 格，即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立志。孔子 鼓励学生立志、言志，在他的激励下，孔门之中多有 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比如，冉求有志使民富 足；颜渊希望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弘扬正气，劳者 得息，即“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的高足弟子，曾 经 : 杀猪:教子诫妻的曾参更有宏论：“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 已，不亦远乎;”

安贫乐道。孔子鼓励学生在进行自我修养 的过程中，要“志于道”、“志于仁”，有坚定理想和信 念。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要求学生必须有安贫乐道 的精神。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 议也”。君子学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孔子在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方面，特 别注意从改变情绪和陶冶精神入手，这使得追求精 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 色，成为东方传统道德的灵魂。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从孔子开始到康 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终 极理想目标。孔子把追求这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看 成是最高尚的品德。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认为要真正做到安仁乐道，必须善于处理 物质利益和远大理想之间的关系，做到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义与利发生矛盾 冲突的时候，应以道义为重。

<3 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即恪守忠恕之道。在道 德修养的过程中，孔子教育学生不是以个人独善其 身为准则、为目的，而是希望学生明确个人在家庭、集体、国家、以及自然界中的地位、责任和义务，借 以促进人伦社会关系和天人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尤 其是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 6孔子所提倡的“仁”学的 本身就是关于如何协调人际关系的学问。如何做 人，如何做好人，是孔子“仁”学的本质内含，而做 人，尤其是做好人，成君子，其主要标志就是善于协 调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善于同不同性格、气质、理 想抱负的人相处。对此，孔子提出了能够推己及人 的“忠恕之道”。

=3克己内省。孔子要求学生在自我修养上下功 夫，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缺点 错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而达到 “安仁”、“执礼”的目的。

孔子提出了克己内省的方法：一是主动防范，把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消灭在未生和萌芽状态之中。正如曾参所阐发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 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每天 多次反省自己，检讨为别人做事是否做到了忠于职 守，尽心尽力 >忠?；与同学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言而 有信，不自欺、不欺人；老师讲的功课能否做到当日 功课当日毕，及时复习，及时巩固。在孔子的悉心指 导下，曾参直至病危都自责自励不已。二是当个人 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应该“反求诸己”。孔 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有修养 的人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检自责；没有修 养的人遇事总是喋喋不休地咎他人之过，推卸责 任，转嫁矛盾。孔子认为，如果每个人遇事都能多从 自身找原因，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就会减少。他说：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改过迁善。孔子认为改过迁善首先应具备 分辩善恶的能力。他说：“仁者能好仁，能恶仁”，“好 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关于改过，孔子认为人非圣贤，人人都可能犯 错误，犯了错误不怕，只要改正就好，他说：“过而勿 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果犯了错误，不仅 不改，而且还粉饰太平，文过饰非，掩盖错误，这就 是错上加错了。

关于迁善，孔子告诫学生要择善而从。孔子认 为，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既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错 误，同时还要多学习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对别人的 缺点和不足，应该引以为戒。他说：“见善如不及，见 不善如探汤”。意思是：看到别人的优点应该赶紧学习，一定要有一种唯恐追赶不上的紧迫感；看到别 人的缺点，则如要把手伸到滚烫的开水里一样，要 有一种躲之不及的危机感，引以自警、自戒。孔子在 道德教育的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改过，注意培养 学生闻过则喜的精神。在孔子的悉心教诲下，以莽 撞“好勇”、“兼人”闻名的子路却能做到“闻过则 喜”，具备大禹那种“闻善言则拜”的虚怀若谷的胸 襟；居孔门德行之首的颜渊能够“不迁怒，不贰过”，即出了问题不迁怒他人，而能反躬自省，从而做到 不重犯同一个错误。

&’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孔子提出：“君子学以 致其道”和“行以达其道”。要求学生无论是治学还 是修身都必须身体力行，注重实践，落到实处。他说 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下，不能只听他怎么说，关键要看他怎么做(“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要求学生 “言必信，行必果”，要“慎于言而敏于行”。孔子对居 于高位的统治者的修德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 指出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是为政的基本准则。统治 者要想政令畅通，取信于民，必须注意不断地调整 自己的行为，并以此为准绳调节上下之间的关系。

二、孔子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德育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 道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至今仍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中国进行现实的道德建设、实 现人的精神现代化的活水源头。本文拟从社会道德 教化、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三 个方面考察孔子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道德教化方面看：孔子在积极提倡执 政者修身治国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 化。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通过道德教化，使百姓 耻于为恶。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教化对规范人们 行为、维持公共秩序的促进作用。这一思想虽是在 法制极为孱弱的人治社会背景下提出，但在今天仍 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用以规范、制约人们政治、经济行为的制度、法律、法规的转轨，或者说是重新 建构的问题。而这种转轨与重新建构并非一朝一夕 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故而这种转 轨所造成的法律法规、制度上的真空便为经济、政 治、社会生活中的失控、无序现象提供了生存的空 间，并有恶性蔓延之势。在如此形势下，我们重拾孔 子注重道德教化的思想，对于清明政治、稳定经济 秩序、净化社会风气都将大有裨益。

我们都知道，机械的道德教化只能适得其反，事倍功半。孔子提出的道德教化的范式值得我们借 鉴。

首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在实施道德教化 的过程中，孔子十分注重把道德观念和道德信条变 成学生的内在情感，使学生能够欣然接受，发生由 “知之”到“好之”，最后到“乐之”的积极转化。在孔 子的熏陶影响下，颜渊成为安仁乐道的典型。在《论 语》中，孔子曾多次赞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 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孔门之 中像颜渊这样的学生大有人在。

其次，注重身教。即道德教化的实施者言行一 致、以身作则。孔子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例如 孔子倡导安仁乐道，而他本人就是一个安仁乐道的 典型，在安仁乐道上，他给学生们做出了光辉的榜 样。在周游列国其间，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 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表 现了这位伟大的智者重道义，轻富贵、“死守善道” 的高尚情怀，同时也增强了道德教化的实效性。

（二）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方面看：孔子提倡 在个人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应该追求崇高 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又往往成为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和爱 国爱民的精神支柱。从孔子提倡的“安仁乐道” +或 “安贫乐道” ,到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已经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 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丧其 节”、“唯义所在”就是这种追求在人生价值中的最 高体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所提倡的这种崇 高的精神追求，又总是与自强不息、日新月新、刚健 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总是与“发愤忘食，乐以 忘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共同发 展。尽管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对于一般人来讲，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是很难达到的，但是，追求这 种崇高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自我 牺牲精神，却是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 的永恒动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会获得完 满、充盈的幸福体验，生命价值与精神境界也获得 了提升。

（三）从人际关系的协调方面看：孔子把孝悌之 道视为人伦道德的基础，把父子关系视为人伦社会 最基本的关系。孔子认为从个人对待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只有对 父母尽孝，才能为国家尽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的取士原则是这一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孔子把君臣关系喻为父子关系，建立了由个人至家庭至社 会这样一个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以血缘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体系是儒 家伦理的核心。它的最大特点：一是儒家伦理始于 家庭，但又不囿于家庭，而是由家到国，家国相连，血脉相通；二是儒家伦理注重家庭，注重家庭成员 之间的友爱相亲。

孔子的这一思想已经为日本、韩国的现代企业 所借鉴，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按照日本筑波大学 校长高桥进教授的观点：儒家主张的“孝”、“家族主 义”，被移植到集团组织时，便产生了视该组织成员 为 :一家:和保持这“一家”的长久和和睦就会使该 组织繁荣昌盛的独特想法，这便是终身雇佣制的理 论来源。在日本，由家庭到集团组织，由内到外，贯 穿其中的便是“孝悌”。这种“孝悌”的君子之道，便 是年功序列主义的儒学渊源。至今仍浓郁地保存着 的上述儒学教养和意识，成为处于企业经营管理地 位的有识之士的基本精神。

在日常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孔子的德育思想也 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人生信条和行事原则。首先，孔子主张“仁”，即“爱人”。孔子的“爱人”思想 具有普遍的意义，即涵盖对象具有普遍性，体现了 对每个个体的人性以及人生价值的尊重，而这应该 成为每个现代人与人交往的先位观念。

其次，孔子要求弟子为人处事要多为他人着 想，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这概括在他的德育原则与 方法的主张里就是推己及人。他说：“夫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已。”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对于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也要尽力帮助别人去做，凡事都应推己及人，多 为他人打算。而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则从反面论 述了推己及人的道理。

党的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5

一、邓小平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

强调从制度上建党。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过去之所以发生各种错误，除了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他还指出，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制度问题，归根结底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制度。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重点强调，从制度上建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性、自主性、趋利性、要求完善党的领导制度，规范党的生活制度，严格党的组织制度。他一贯强调，从制度上建党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强调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积极倡导党的生活民主化、科学化。他特别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他要求，要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正确处理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党的各级组织同党中央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党内各种制度中最根本的、带有贯穿性和纲领性的制度。在他的重视和倡导下，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恢复和坚持。

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主体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不能离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党正确和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必须不断改革和改进领导体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针对我们党内领导制度中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提出“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他认为，除了改革现行政治领导体制外，还要改变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工作方法。

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6

[摘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陈云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展现了独特的调查研究风格，即“只唯实”的实事求是态度，善于运用解决中心问题的策略，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的紧密结合，重视对群众生活的调查，全面的比较分析的思想。学习陈云独特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进行科学决策，实现正确领导，提高执政能力，树立良好理念，有着极其珍贵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陈云；调查研究；特色；现实意义

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传家宝。陈云作为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素以重视与善于调查研究著称。他按照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思想行事，坚持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屡屡取得显著成就。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陈云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展现了独特的调查研究风格。当前，学习陈云独特的调查研究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陈云调查研究思想的特色

1.“只唯实”的实事求是态度

陈云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在调查研究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什么也搞不好。”1他认为，“实事”就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根据实际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他进一步指出：“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2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他把实事求是称为可以抵抗百万大军的力量。

他说：“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3正是因为实事求是这么重要，他要求我们重视它，将它使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9个字，是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深刻体会，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这条思想路线的创造性发展，是陈云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可以说,“只唯实”的科学方法和态度，是陈云思想方法的出发点。“只唯实”的提出为正确掌握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具有补充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思想原则，它要求在实践中迈出每一步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陈云说，承认实事求是容易，做到实事求是难。调查研究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牢牢掌握实事求是所需要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经济决策的调查研究中，陈云始终不渝地坚持“基本国情论”、“国力论”、“综合平衡论”等观点。他强调实事求是的前提是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要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就必须坚持“唯实”的实事求是态度。

2.善于运用解决中心问题的策略

陈云作调查研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善于运用解决中心问题的策略，紧紧围绕党在各个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破题，通过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抓薄弱环节，求得基础工作的展开，求得难点问题的突破，从而推动全党工作的大局，为贯彻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服务。

纵观陈云各个历史时期的调查研究思想，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解决中心问题的策略，这也为全党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在延安时期对党建工作的调查研究，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根据地建设的调查研究，为解放战争的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建国初期对财政工作的调查研究，对在废墟上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调查研究，尤其是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开创与奠基所建立的功勋颇为卓著。

3.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的紧密相结合陈云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4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经过调查研究，是在对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得出的。陈云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始终能够牢牢把握反映问题实质的情况，做到求深、求实、求准；并通过观察分析、综合研究等方法，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指导全局工作的结论，做到求真、求新、求异。

没有调查研究，就难以做出科学决策，决策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没有科学决策，就会沉溺于材料中看不到事物的全貌，就无法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只有将调查研究和科学决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既要做到符合上级精神，又要吃透上级精神；既要满足群众迫切需求，又要吃透基层实际，吃透社情、民情、团情和青年之情。在此基础上，经过缜密的分析综合以及创新筹划，就可以使决策更加科学。调查研究和科学决策紧密结合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也是陈云在调查研究中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4.重视对群众生活的调查

陈云十分关心和尊重群众。他指出：“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1962年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说：“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到底对他们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出：“把基本建设放慢一点，以便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它是关系到五亿农民和一亿城市人口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成为重要国策。安排好六亿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利益。”5

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调查研究中，陈云十分注重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关心如何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在延安时期，他在对敌后根据地9个乡支部的调查中，询问一个村中每户人口、吃粮、吃盐、吃菜、土地分配租佃等与农民直接有关的生活问题。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粮食不够吃，浮肿病频发，饿死人的情况之下，陈云通过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减轻灾难的办法：粮食没过关，应省吃俭用；组织猪鸡鸭鱼蛋供应，吃是第一位的；安排好日用必需品生产；压缩购买力，精简1000万人下乡；缓解运输紧张等切实可行的建议。60年代初，陈云对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做了调查，主张增加豆腐、鱼和肉的供应，并对当时的市场供求做了细致入微的调查。在调查研究中，陈云始终做到深入细致地反映群众的疾苦，深切关心群众的生活。

5.全面的比较分析的思想

陈云坚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反对一刀切、一律化，主张既看到事物的对立，又看到事物的统一，既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他强调把握事物要全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到正面的意见，而且还要听到反面的意见，要集体讨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刘家栋：《陈云与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63~64页。

论，相互交换意见，这样才是全面认识问题的重要方法。他还认为，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全面出发，要把实际看全面，把情况弄清楚。他曾指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应该看到，事物是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6在处理问题和做出决策之前，他总要做到“交换、比较、反复”。他认为，如果这三条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从而做到实事求是，作出正确的决策。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调查研究，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科学分析方法，全面地了解事物，防止片面性是陈云调查研究思想的一个独特之处。

二、陈云调查研究思想的现实意义

1.调查研究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重要方式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同错误的世界观和思想路线斗争中锻炼形成的。在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调查研究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调查研究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方式。作为党的第一、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陈云一生都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其所特有的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宝贵的理论精华。陈云同志调查研究的思想，忠实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传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调查理论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在社会调查中的有机统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范围、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但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和领导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丝毫没有改变。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在新世纪里显得更为重要。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要应对挑战，继续前进，必须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勇于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

2.调查研究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手段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执政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快速推进，党的执政实践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更好地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认清形势，科学地判断形势。当前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局部矛盾和冲突仍然没有停歇。在这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中，如何认清事物的本质，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仅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了解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更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勤于实践，勇于探索，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倾听民声、民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调查研究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我们的谋事之道，成事之基。

3.调查研究是实现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的前提

调查研究是现代决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更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高政策水平，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必要途径。各级领导6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189页。

机关做出的决议决定、发布的政策法规和领导工作中的重大决策，要具有指导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就必须要展开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实践证明，也正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收集起来，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法规。因此，调查研究是实现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的前提和基础。

陈云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刻要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陈云认为，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途径，因此只有在理论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改造客观世界。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在研究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时，能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4.调查研究是树立正确工作理念的必要途径

认真学习陈云细致严谨的调查研究作风和独具特色的调查研思想，对于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帮助我们在工作中树立正确的理念。今天，我们虽然进入了信息时代，交通、通讯十分发达，获取信息十分便捷，但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方法不能丢，这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更是一种优良的作风。如果我们的干部下基层搞调研，只是“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怎能够了解群众的疾苦？怎能够和群众知心、交心？

当前，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的氛围之下，陈云的调查研究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显示出其珍贵的现实意义。其丰富而独特的调查研究思想，是我们树立正确工作理念的必要途径。首先，调查研究要求“深入群众”。我们必须掌握好调查研究的基本功，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和养分。第二，调查研究要求“主题明确”。务必带着问题去展开社会调查，本着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进行调查研究，狠下功夫，花大力气，把问题弄明白，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做到“对症下药”，以实现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第三，调查研究工作中要求“保持谦逊的态度”。在调查的研究工作中，时刻注意要摆正自己同群众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并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的不同意见，既要听取正面的意见，又要听取反面的意见。

[参考文献]

[1]武园萍，彭少松，《论陈云同志调查研究艺术及对现实的启示》，《求实》,2005,(6)。

[2]薛驹，《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的楷模—怀念陈云同志》，《百年潮》,2005,(6)。

[3]曹应旺，《陈云同志调查研究的历史启示》，《政策瞭望》,2007,(2)。

[4]熊亮华，《1995年以来陈云同志研究综述》，《党的文献》,2000,(3)。

[5]李晋玲，《陈云调查研究思想简析》，《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颜氏家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7

关键词：颜氏家训,教育思想,现实意义

重视家庭教育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而教训是家庭教育的形式之一。西晋时期的颜之推一部本意为“整齐门内, 提撕子孙”的《颜氏家训》, 注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教育子孙, 备受历代士大夫推崇, 一直佳评如潮, 长盛不衰, 可见其垂训之力。书中所提出的治家之方、教子之道、处世之学,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虽有不少消极过时的内容, 但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都颇有现实意义。

一、家庭教育观

1. 主张从胎教入手。

《教子篇》引用“古者, 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 出居别宫, 目不邪视, 耳不妄听, 音声滋味, 以礼节之”提出胎教的教育思想。

2. 重视早期教育。

教育要从小抓起, 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性。《勉学篇》提出“当及婴稚, 识人颜色, 知人喜怒, 便叫教诲, 使为则为, 使止则止”。《教子篇》引用俗谚:“教妇初来, 教儿婴提”。“人生小幼, 精神专利, 长成以后, 思虑散逸, 故须早教, 勿失机也”。“幼而学者, 如日出之光”。孩子在小时候可塑性很强, 是教育的良好时机, 当珍惜光阴, 不容错过。《序致篇》说“习若自然, 卒难洗荡”, 意思是一旦形成了坏习惯, 成年之后便很难改变。

3. 主张宽严相济, 爱教结合。

《教子篇》提出“凡人不能教子女者, 亦非欲陷其罪恶, 但重于呵怒, 伤其颜色, 不忍楚挞惨其肌肤尔。当以疾病为谕, 安得不用汤药针灸救之哉?”“父子之严, 不可以狎;骨肉之爱, 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 狎则怠慢生焉”, 反对“无教而有爱”。提出了教育孩子应该有明确的目的, 注意方法, 严格要求, 宽严相济, 爱子与教子相结合, 反对溺爱, 这对现在家庭独身子女居多的现象尤为值得借鉴。

二、德行教育观

1. 主张加强自身修养, 遵循礼仪规范。

《风操篇》有言“及世事变改者, 学达君子, 自为节度, 相承行之”, “不学《诗》, 无以言, 不学《礼》, 无以立”。强调对孩子的养成习惯和行为规范教育, 通过行为规范养成习惯, 习惯内化为德性, 再外化为德行, 这也是现代学校所要求的礼仪文化的学习。

2. 主张勤俭节用, 乐善好施。

《治家篇》提出“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 省约为礼之谓也, 吝者, 穷急不恤之谓也, 今有施则奢, 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 俭而不吝, 可矣”。教育孩子恭谦俭朴不失礼数, 肯施舍而不吝啬, 这对当下官二代、富二代及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都有学习思考的意义。

3. 强调交友必慎。

慕贤篇引用孔子的观点:“与善人居, 如入芝兰之室, 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肆, 久而自臭也。”一方面强调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同时教育孩子把握交友必慎的原则, 多交益友、诤友, 不交损友。

4. 主张诚信。

强调为人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名实篇“巧伪不如拙诚”, 讥讽“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 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 中士立名, 下士窃名”。“忘名者, 体道合德, 立名者, 修身慎行, 窃名者, 厚貌深奸”, 充分论证了“名”与“实”的关系, 强调崇实求名, 反对乖巧虚假, 教育孩子老实做事, 诚信做人。

5. 主张少欲知足。

《止足篇》引用《礼》云:“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 教育子孙居官、积财必须有过限度, 减少欲望, 知道满足, 学会谦虚冲损, 在当今物欲横流,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三、学习目的观

1. 注重学以致用。

提出学以致用, 深刻批评空疏学风。《勉学篇》“夫所以读书学问, 本欲开心明目, 利于行耳”, “所以学者, 欲其多知明达耳”, 主张弥补自己不足和学以致用的学习目的。反对“世人读书者, 但能言之, 不能行之”, “空守章句, 但诵师言, 施之实务, 殆无一可”的空疏学风。《勉学篇》“博士买驴, 书卷三纸, 未有驴字”, 讽刺迂腐的学习。提出“古之学者为己, 以补不足也, 古之学者为人, 行道以利世也, 今之学者为己, 修身以求进也”的开心明目、修身利行、行道利世的学习目的观。

2. 强调自立自强。

坚决反对不思进取、不学无术的陋习, 《勉学篇》对那些“饱食醉酒, 忽忽无事, 以此销日, 全忘修学”的贵族子弟不学无术、养尊处优的劣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告诫儿孙“父兄不可常依, 乡国不可常保, 一旦流离, 无人庇荫, 当自求诸身耳”, 教育子孙勤奋好学, 积极上进, 自立自强, 才能安身立命, 立足于社会。引用谚曰:“积财千万, 不如薄技在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啃老族”不断增多, 这是很好的教育材料。

四、职业教育观

1. 重视实践技能。

《勉学篇》引用谚曰:“积财千万, 不如薄技在身”强调技能学习的重要性。《勉学篇》提出“人生在世, 会当有业, 农民则计量耕稼, 商贾则讨论货贿, 工巧则致精器用, 伎艺则沈思法术, 武夫则惯习弓马, 文士则讲议经书”。强调既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 更要注重实践技能的学习, 突出实用性, 这正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观点。

2. 强调专业要精。

《勉学篇》提出“当博览机要, 以济功业”, 就是对“渊博”的诠释, 要求学习做到博览和专精两全其美, 也是当今对人才的基本要求, 知识面要广博, 专业要精深。引用古人“多为少善, 不如执一, 鼫鼠五能, 不成伎术。”强调要把专业学精, 不可涉猎过广, 与其样样都学, 不如专心一门, 达到精妙的程度。对现代职业教育而言, 就是强调专业性, 专业性的精深程度决定其不可替代性, 不可替代性决定其价值的大小。

五、教育方法论

1. 以身作则的示范教育。

《治家篇》提出“同言而信, 信其所亲, 同命而行, 行其所服”的身教示范观点,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孩子终身的老师, 其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提出要充分利用长辈与儿孙的关系, 重视身教示范, 更易收到良好的效果。《治家篇》提出“夫风化者, 自上而行于下者也, 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教育要以身作则, 这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有很强的借鉴性。

2. 教育要一视同仁。

《教子篇》提出“人之爱子, 罕亦能均;自古及今, 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 玩鲁者亦当矜怜, 有偏爱者, 虽欲以厚之, 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 母实为之。赵王之戮, 父实使之”。主张教育孩子、教育学生当有博爱之心, 要一视同仁, 也论证了偏爱与祸患的关系。在当前学校教育中有的老师偏爱学习优秀的学生和家庭条件好的学生, 尤为值得思考。

3. 实施必要的惩戒教育。

《治家篇》“笞怒废于家, 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 亦尤国也”。治家如同治国, 不能没有章法, 而且应宽适度, 赏罚分明。恰当的惩戒教育对学生对孩子是不可缺少的, 小时候的惩戒教育就是培养孩子的法纪观念。

4.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勉学篇》反对“闭门读书, 师心自是”, 主张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观点, 重视相互切磋讨论, 向各行业广泛求教等学习方法, 反对死读书的机械学习和读死书的无用论。同时《文章篇》引用沈约的观点强调“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 易识字, 易诵读”和“敷显仁义, 发明功德, 牧民建国”的实用性, 反对穿凿补缀的浮艳文风, 倡导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

参考文献

[1]庄辉明, 章义和.颜氏家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篇8

[关键词]陈云；从严治党思想；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7-0016-03

陈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从严治党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进行过全面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思想观点。

党的纪律只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才能锻造团结统一的革命队伍，才能领导革命事业取得胜利，这是陈云一贯坚持的思想。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指出：“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1]之后，陈云在撰文和讲话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193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三期上发表的《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中指出：“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2]1943年3月10日，陈云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3]

真正遵守纪律，无条件地服从分配，迅速确切地、坚决地执行决议。这是陈云同志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思想。

（一）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陈云指出：“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反了党的纪律。”[4]

（二）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陈云指出：“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为什么执行决议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呢？因为党所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无非是用这样的民主集中的制度来作出党的决议，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这个决议，这种纪律，就不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实际上去执行。你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是真正遵守纪律。那末，为什么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呢？因为要考验你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决议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还是真正忠实执行的。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5]

（三）坚决地执行决议。陈云指出：“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6]

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这是陈云从严治党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高度重视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问题。1939年，陈云针对边区有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失去警惕，把一些坏分子提拔成为干部的严重问题，指出：“有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一件事情可以装得好，但一百件事情就不能都装得好。现在我们的同志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种人，他本来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在根据地的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了，也去做坏事了。有人以为共产党内没有坏人，这是完全不对的。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7]进入新时期，陈云从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多次强调要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陈云把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作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提了出来，指出：“要解决干部队伍交接班的问题，就要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讲两句话。一句话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而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为什么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能有人接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以便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分子在今后闹不起大乱子。”[8]“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9]“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10]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陈云从严治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一）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1]“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12]

（二）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1982年6月24日，陈云在对胡乔木起草的一份文件的意见中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13]

（三）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陈云在具体分析“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时指出：“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14]

（四）对一切不好的倾向必须斗争。1940年陈云在延安写的《党员对党要忠实》的文稿中指出：“你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与自己作斗争，经常以正确的意识去克服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识。这个思想上的斗争和斗争中的胜利，就是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进步。自己不跟自己的错误意识作斗争，偷偷地容忍自己错误意识存在着，则错误意识就会发展，结果越错越远，终究会离开革命的队伍。”[15]1985年6月29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中严肃地指出：“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16]

（五）要坚决处理，追究责任。1983年10月12日，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强调指出：“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17]1985年9月24日，陈云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严肃指出：“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18]

（一）要充分认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极端重要性。从总体上看，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能够坚持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的，从而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促进了党的事业的不断发展。但是，也不可否认，与陈云的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就不能胜利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没有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片面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不以党章党规为依据，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抛掷脑后，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有的党员干部自以为有个性、有高见，随意议论、妄加评论，甚至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二）要自觉服从党的分配，坚决地执行党的决议。在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进程中，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主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导向性和有效性；如何迅速确切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自觉地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已经成为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陈云关于真正遵守党的纪律，迅速确切地、坚决地执行党的决议的谆谆教诲，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就一定会从中获得许多教益。

（三）要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纵观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正是始终坚持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才确保了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的原则没有改变。但是，对于从相对封闭的环境走向全球开放、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对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保持党的组织纯洁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对其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对照陈云的要求，加以解决。

（四）要永远抓紧党的作风建设，勇敢地与歪风邪气作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必须看到，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不少亟待重视和切实解决的问题。既有失之于宽的问题，又有失之于软的问题；既有疏于日常的教育管理问题，又有对一些不良现象和风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的问题；既有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自己不跟自己的错误意识作斗争，甚至偷偷地容忍自己的错误意识存在的问题，又有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在歪风邪气面前不敢勇敢开展斗争的问题；既有自身过不硬、搞特殊的问题，又有裙带关系、团团伙伙扯不清、相互包庇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与陈云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思想背道而驰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思路、举措，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重大成效。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全党同志高度自觉，牢记历史责任，坚持不懈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就一定能够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2.127. 275-276.125.126.140.185.315.316.317.273.275.274.352.201.348.331-332.356.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