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未来的中和礼乐社会

论中国未来的中和礼乐社会（精选2篇）

论中国未来的中和礼乐社会 篇1

论中国未来的中和礼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礼乐”四字精神,最具中华民族的`特色.“中”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客观规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要求我们兼容并储多种观点,相互吸取各自长处;“礼”要求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个性自由,并在社会上讲究道德精神文明;“乐”要求我们在家庭、邻里、同事、同道和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生活.新世纪中国的未来社会,就是耸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中和礼乐社会.

作 者：朱宝信  作者单位：驻马店市卫生学校,河南,驻马店,463000 刊 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GANGSHAN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2003 24(1) 分类号：B21 关键词：中国   未来   中和礼乐   社会  

论中国未来的中和礼乐社会 篇2

一、中和之美的载体

中国画是伴随着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孕育和创发、经由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文化先贤的努力实践而形成的。中国画相较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的任何美术样式,具有它“非从他受”的样貌特色和“生态系统”。其形质特征的演进,是中国主流文化在各个时期对于美的“择善”的成果。可以说,中国画是中国之美的载体。同时,因为中国画的母体是中国文化,而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熏染,无时不刻地影响着中国画对于美的“择善”的历程,因而中国画便形成了它艺术精神独步于世的宇宙观和生命格调。由于中国文化对于主宰“天地运行、四时往来”的“道”有着深切的体悟,中国画一方面向外,将“自然”和“造化”的启示,通过“参天地,赞育化”的“中和之美”明德于世;另一方面则向内通过修养身心,培育回省内照、自得其趣的生命情调,以复现其身心的“本体之明”,从而达到“澄怀观道”的艺术境界。所以,无论就中国画内养其性、外化其德的精神品格而言,还是就其内真其情、外美其形的艺术价值来看,都可以说,中国画是中国艺术精神“中和之美”的物化之躯,因而也是中华文化的“明德之体”。

二、社会文化的培育

徐复观先生曾说:“儒道两家的人性论,虽内容不同,但在把群体涵融于个体之内,因而成已即要求成物的这一点上,却有其相同的性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儒家经典《中庸》开宗明义对于“性”、“道”、“教”由天及人由人及道由道及教的天理伦常所作的阐释,和老子《道德经》有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思想,都是“群体涵融于个体”“成已即要求成物”这一“相同的性格”的文化之源。而将宇宙规律渗化于现实人生,这一点也正是中华文化“非从他受”的哲学根基,这一根基不仅共同培植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礼俗,而且也培植了中国艺术思想的生命情调。而“中和之美”正是这一格调的“天命之性”。其在成就中国画的品性格调方面,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一说:

首先,中国画的形成过程与中国社会儒、道思想的濡染密不可分。“中庸之道”是中国儒家文化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中庸》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这里的“中和”即是“中庸”,它是“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程颐语)的儒学至理。“中和之美”是中庸思想的美学之用,它在落实为艺文修养的功夫时,是循顺天地之道的理,是调和万物之性的德;它在表现人伦情

感的悲喜时,是无过和无不及的度,是阴阳合一的道;它在涉及艺术精神的玩索时,是灵光乍现的魂,是音韵节奏的律,也是妙不可言的意。所以,“中和之美”的艺术境界是中国文化独特“宇宙观”的产物,也是孕育国画之魂的体。

其次,在历史上,国画的画家队伍以在朝的士大夫和士人为主。由于“中国旧日社会次序之维持……是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梁漱溟语)的,所以“读书明理”的士人受到人们特殊的尊敬,社会地位高居四民之首。他们虽不事农工生产,却在启发理智、培植礼俗、引生自力等方面,发挥着社会表率功用。因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往往心怀“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而“中和之美”的艺术精神,又源自于儒家的中庸思想,符合古代文士“修齐治平”和“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想,所以,“中和之美”的艺术思想在国画的历代演进中得到了不断发扬。

再者,古代画家队伍中,还有一部分是在野的隐士与高僧。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入朝为官,或隐没山林避世闲居,或自足自乐修习宗教,书画此时往往成为他们陶冶性情,保持思想纯洁,恢复生命情绪的精神领地。在这里,道家思想似乎主导了他们的人生选择。他们特别注重在国画笔墨里体悟气韵的流转,讲究笔法的率真,追求形意的灵动,还要在图画气息开合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语),在生命律动的画意里“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语)。他们追问生命本源、找寻道德平衡的追索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以画为寄的生活方式,既丰满了国画的生命活体、成全了国画的独立品格,也铸造了国画的文化高度。“‘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意念”(李泽厚语)。无论是“进儒退道”,还是“儒道兼宗”,其实,在中国画家身上,儒道思想早已经修炼成了互补而调和的一体了。“中和之美”的艺术思想,一直是国画笔墨形成与演进的文化之源。

三、文化价值的彰显

一百多年来,国画伴随着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文化大反思运动,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独立与文脉延续,无数先贤进行了一次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反省与调整。百年来,为了因应西方物质化浪潮对中国文化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我们努力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对于“格物致知”精神弘扬的不力。在“科学精神”的旗帜下,今日的中国已经培植了理智思维的当代体制,并且使经济基础和物质生产水平朝着西方列国的方向逐步追赶。

然而,今天面对全面西方化、逐物化的世界时,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生态环境正在一天天变坏。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阶层与阶层、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变得更加和谐。相反,战争、恐怖、绝望充斥着许多角落,物质化高度发达的西方不仅不能幸免,而且正在成为某些冲突的焦点。于是我们发现,无论有多么伟大的物质进步,也只能改变人类生活的某些片段和结构,却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根本性的古老道德难题。那么,在物质保证和文化自强的天平上,如何才能够找到物质满足和精神幸福之间的平衡呢?我们为之骄傲的中华文化、我们珍爱的中国艺术精神,能否给予我们以智慧的启迪呢?于是,我们主动想到了调整与“回退”——逐物脚步的调整和精神文化的溯源。调整是为了找到协力前行的步调,在“科学精神”的旗帜下更好地前行;溯源是为了复现中华文化的“本体之明”,在“澄怀观道”的艺术境域里,感悟“三景晦明,四时生杀,风云舒卷,雷雨寒温”(庄子语)的天道循环,感悟“手捉脚行,目视耳听,心知工拙,凡所施为”(庄子语)的人本之能,以便“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从而做到老子所说的“知止不殆”。

宗白华先生曾写到:“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今天我们深知,不讲“科学精神”,我们不仅将无法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民族之林,而且将享受不到现代文明的成果;不讲“和谐文化”,不仅“科学精神”得不到发展的环境,而且社会秩序将得不到良性的维护、生活将得不到和睦的安顿。所幸的是,今日的中国已经把握到了“科学”与“和谐”的关键词,正在探本穷源的回望中,重新获得中华文化智慧的力量,在新一波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主动进行新的文化反思与调整。画家群体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当前的浮躁与浅薄,努力在国画基本画理的探索上追求“极物穷理”;努力在自身学养的修习上把握“意诚心正”;努力在学问传承的次第上做到“知所先后”。果能如此,则国画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大有作为。

首先,国画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明德之体”。如前所说,中国文化是在历经了几千年的孕育和创发、经由无数先贤的努力而形成的,国画则是这一文化母体培育起来的精神之花和艺术之果。历史上,国画的“中和之美”对于中华文化价值的彰显与传播,对于国人健康人格的陶养与塑造,都曾有过良好的化成之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所倡导的这一文化思想,正是“中和之美”内涵的写照。将人之生命,弘道于心;将人之心灵,修德于性;将人之境界,践仁于行;将人之动力,游艺于情的“中和之美”,也正是国画德艺双馨的艺术品性。如今,国画家们成长在更加开放的中国,当我们面对接踵而至的各种新思潮和新观念,当我们面对各种有意或无意的西方式炒作所带来的审美价值的混乱时,国画如果能够继续秉持“中和之美”的艺术精神而知止不迁,则有可能以学术的力量矫正社会这一过度的偏差;国画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结合中国传统道德之美渗化于现实生活,则可以使中国文化通过国画的形式更深地扎根于现实社会,让“中和之美”的艺术精神继续陶养和塑造国人的品性,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使国画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明德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