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中国的未来法理学（精选6篇）

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篇1

摘要：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 是美国心理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从积极心理学发展的时间线性维度, 结合空间范围,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书籍、资料, 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分析、归纳和综述。在对积极心理学进行了一个概括介绍与简评的同时, 认为积极心理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待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尤其是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视角和方法, 必将推动心理学在未来继续大步向前发展。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一、前言

1896年, 临床心理学正式出现, 迄今为止已横跨3个世纪, 有一百多年历史了。20世纪末, 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首先在美国兴起, 它以人的积极力量、良好品德和善心为研究对象, 强调心理学不仅要帮助那些处于某种“逆境”条件下的人们, 同时更要关注那些处于正常环境条件下的普通人, 不仅要让他们学会如何生活得更好, 更要学会怎样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积极心理学要求心理学家用一种更加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人的动机、潜力和能力, 这与传统的临床心理学研究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中, 我们所熟悉的字眼都是焦虑、躁狂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一些消极词汇, 而很少注意乐观、愉悦、快乐等一些积极词汇。而事实上, 心理学除了对损伤、伤害和缺陷进行研究之外, 也应对人类自身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和潜力进行研究, 更有必要去关注人性中的积极方面, 致力于去帮助普通人生活得更健康、更美好。这场运动一出现就吸引了学术界的眼球, 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 就建立一个更加有序的社会这个议题上, 积极心理学提供了一种以人民自身力量为基础的方法, 并予以改善的时间。积极心理学为我们看待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 这必将推动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二、积极心理学关注的焦点

积极心理学和传统的临床心理学关注的领域、方面是一样的, 只是两者观点不同。人性的积极面是积极心理学所倡导探索的, 因此许多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分支, 如临床心理、管理心理、社会心理学等, 都可以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中将注意力转向对于人性积极面。比如, B. L Fredrickson 提出管理心理学应当努力培养组织成员的喜悦、自尊和满意等积极情绪, 他认为这些情绪不仅能使个人态度改观, 也能通过影响组织中的个体, 从而给整个组织带来变化, 有助于组织的发展。所有这些不同领域中的研究都表明, 通过强调人性的积极面, 可以使心理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关注的焦点转而注重于调动和培养人性中固有的积极力量, 从而使得咨询、培训、人际交往等社会行为更为有效和顺利。

1.主观幸福感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目标, 是帮助人们获得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不仅包括积极的情绪, 也包括积极的状态。密歇根大学的Barbara Fredrickson教授 (2002) 进一步发展了积极情绪导致非零收益游戏规则的思想。她的主要观点是:许多消极情绪, 如焦虑、愤怒等使个人的即时思维——行动范畴变窄, 于是, 他们总是只使用一种特定的自我防御方式;而恰恰相反的是, 积极情绪能够扩展个人的即时思维——行动范畴。

2.沉浸体验

克莱蒙大学的Mike Csikszentmihalyi教授通过深入研究发现, 人们在从事具有挑战性、可掌握的任务时, 会受其内在动机驱使, 同时他们会经历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沉浸体验。由于能够阐述沉浸体验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有时和焦虑状态有关, 有时又和兴奋状态有关, 同时此任务有时和目的取向的“手段—目的思维方式”有关, 有时又和“活动取向的思维方式”有关。所以, Apter (2001) 提出了有关焦虑状态和兴奋状态之间及目的取向的“手段—目的思维方式”和“活动取向思维方式”之间相互转换的逆转理论。

3.希望和乐观

曾经, 人们把乐观看作是一种心理缺陷, 是不成熟的标志, 但是当人们对个体的前途做出准确的评价时, 则认为乐观是心理健康、成熟和强大的标志。1978年Maltin和Stang在《乐观原则》一书中指出:人们的思维加工过程是乐观的, 言语中使用的积极词汇比消极词汇更多, 大部分人对积极实践的回忆比消极实践更快、更容易。对自己的评价比对别人的评价更积极乐观。

4.情绪智力

认识和管理自己的情绪以及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被称为情商, 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以及达到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也就取决于此。在积极心理学目前的研究中, 情商被定义为一种处理情感类信息的能力。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大学的Mayer教授, Peter Salovey教授和 David Caruso教授认为, 情绪智力是一种处理有关个人和他人情感信息的能力, 并根据这个情商概念共同提出了一个情绪能力模型。这个模型中有四个分支:情绪知觉、情绪整合、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情绪知觉就是当我们的情感信息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中以面部表情、言语表情和工作艺术表达出来时, 我们记录、保存和解释这些信息的能力。情绪整合, 就是接近和产生那些能够促进思维感觉的能力。情绪理解力, 是理解情绪意义的能力。而管理情绪的能力称为情绪管理能力。

5.天赋、创造力与智商

关于“天赋”最早的科学研究, 来自Francis Galton爵士。在他的著作《遗传的天才》中对接触人士的家庭进行了回溯式调查。调查发现, 天赋在家族中是可以传递的, 作者从而得出结论, 天才是可以遗传的, 在天才中遗传因素占优势地位。这未必是一个正确的结论, 但是作者的观点却由此引出了在未来的时间里对“天赋”的长期研究。

6.积极特质与动机

特质指的是能与情境变量一起影响行为、认知和情感的, 相对持久的一些个人特质。个体核心的人格个性特质称为积极特质, 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积极心理学认为, 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类的积极品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对抗心理疾病的关键是人性中的优点, 开发与培养人性中的优点, 已成为当代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

对积极特质与动机进行实验研究, 已经成为了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研究指出了某些特质与个人品质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

7.自尊

William James (1890) 把自尊定义为对自我价值的感受, 其取决于个体实际成就与抱负之间的比值。定义中的抱负, 是指个体对其潜在成功的评估, 而且这种抱负可以从个体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中获得预知。这种对自尊的定义强调了积极自我是一种结构, 它通过比较我们现在和将来希望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来评价自己与自我价值。

8.积极关系中的家庭关系

在积极关系的概念形成发展中, 家庭生活周期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体系结构。在基于生理、法律、情绪、地理、历史等因素而结合的系统中, 家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与其他的社会系统相比, 加入一个家庭系统可以通过出生、收养、培养或者婚姻等方式, 但是只能以一种方式离开—死去, 而如果想要切断所有的家庭联系则是不可能的。此外, 家庭成员扮演特定的角色, 承担明确的任务如提供食物和居所, 这些都是组成家庭中首要的、不可替代的责任。

9.积极改变

人类的心理发展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我们寻找机遇以促进我们的成长和发展, 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技能、能力以及力量, 面对那些对能力提出的要求和挑战还需要善加应对。每一个改变, 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发展新的技能, 但是这些机会也可能挑战我们的应对技能使其发展到极致。积极心理学认为改变的机遇和对应对资源的挑战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 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特定阶段的完成, 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机遇和挑战。第二, 有一些机遇和挑战与生命周期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换有关。第三, 好的心境管理和崇高的利他主义, 可能是我们想要培养的长期习惯。第四, 日常生活也存在机遇和挑战。第五, 存在不寻常的机遇和挑战。任何一类事件都会挑战我们的应对资源使其达到极限, 但是他们也会提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有关研究

在西方国家,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着眼点以幸福感为主。Danner等 (2001) 在一项对美国180名修女的回溯研究中发现:这些修女在进入修道院的时候所写的短文中表达出来的幸福程度与她们是否长寿密切相关。这是一项控制得十分严格的研究。所有的被试都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当初进入修道院的时候, 她们写下了她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并做了简单的自我描述。但是, 当时的她们不知道这会被用于研究, 经过了50多年, 一批专业的评分者对她们留下的文字对中表现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估。这些评分者并不知道她们的年龄。在最幸福的那1/4被试中, 有90%的人寿命超过85岁。相比之下, 最不幸福的1/4中, 只有34%的人活到了这个年龄。

有研究表明, 幸福的人更容易建立和适应一段良好的婚姻关系。Hatker和Keltner (2001) 发现, 那些早年在大学年鉴照片中展现出真实的微笑的中年女性比那些假笑的女性生活更幸福, 婚姻更充实长久。这是一项控制得很好的实验。141名参加者并不知道她们在大学年鉴的照片上的笑容30年后会被训练有素的评分人员判分。而这些评分人员也不知道, 参与者的生活满意程度或者中年时候的婚姻状况。

2.国内有关研究

国内的积极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幸福感方面, 郑雪、王玲、邱林、严标宾 (2003)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 (中文版) 与《主观幸福感量表》对从广州某师范大学修学公共心理学的本科学生中随即选取201名大学生进行测验。综合看来, 被试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属中等水平, 就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方面而言, 被试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属中等偏下水平, 积极情感水平偏低, 消极情感的水平更低。从生活满意度上看, 女生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男生。相关分析表明, 神经质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 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外向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有显著负相关。在主观幸福感中, 稳定外向型人格的水平最高, 其次是不稳定外向型人格和稳定内向型, 幸福感水平最低的是不稳定内向型人格。结论是神经质和外向性之类的人格特征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除了幸福感以外, 积极心理学出现一个新的研究主题——积极幻想, 这是我国心理学者任俊、叶浩生在2004年提出的。积极幻想是指人们在面临压力性、威胁性情境或事件时或在日常生活中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心理适应反应。积极幻想的内涵较为丰富, 其三种主要表现形式分别为:夸大个体对现实的控制感、对自己不切实际的积极看法、对未来的盲目乐观。积极幻想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法和实验法, 目前心理学界对积极幻想的研究主要涉及心理健康、心理资源、恋爱关系以及跨文化等领域。

四、积极心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积极心理学从诞生到现在不过是十几年的历史, 它的实验和研究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并不完善。从现状来看, 还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1.着力拓展和深化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当前,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积极情绪体验, 而主观幸福感又是积极情绪体验中研究最多的, 至于其他部分的研究相对较少。积极的人格特质是积极心理学另一个研究重点, 它也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础, 在这方面, 心理学家也充满了兴趣。积极心理学培养和造就健康人格的必要条件是对个体人格优势的作用途径、产生机制等有深刻的了解, 而这种研究的共同要素是自我决定、自我组织、自尊、自我定向、适应力、洞察力、智慧、成熟的防御体系、创造力和能力等。若将这些共同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能够将积极心理学的视野导向一个更加开阔与深刻的境界。

2.大力倡导和促进积极心理学的应用

只有在和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的情况下, 积极心理学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 并成为真正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科学。除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以外, 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就是在此基础上个体的全面发展, 这是所有发展中最根本的发展, 积极心理学的诞生正是这种真实需要的产物。积极心理学带给我们的启迪, 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经济政策的制定上, 还表现在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上乃至和谐社会的创建上。尽管前路未知, 但积极心理学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探索幸福之门。

3.努力创新和发展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技术

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心理学科, 积极心理学不应该仅仅满足于采用传统心理学的客观研究方法。我们需要超越现有的方法论, 在具体方法上有突破和创新, 才能有所成就, 否则固守成规必将极大地妨碍积极心理学的发展。

积极心理学是从对传统心理学的反抗中产生的, 它对传统心理学的反抗并不是针对其研究方法, 也不是针对其内容, 它认为传统心理学忽视了更多的心理学本来应该关心的内容, 限制了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 它主要反对传统心理学研究人性中消极的一面。积极心理学不仅谋求个体的幸福, 而且关注人类现代化社会的发展, 寻求心理学理论的发展, 而且更加关怀全人类的幸福。它从成立到现在不到十年, 却能够不断扩大研究领域, 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同时, 积极心理学更是对心理学家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求科学家们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 利用更加广阔的视野, 使用更加灵活的方法, 以担负起心理学应该担负的使命。

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篇2

中国法理学的命运多舛。就法理学自身而言，或许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找到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真正根基。在逻辑思辨演绎方面，它缺乏在经典哲学指导之下的作为大前提的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建构，以致于不能像边沁那样从功利主义学说中演绎出功利主义法学，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从其思辨哲学中演绎出自己的法哲学理论。经典作家的理论为我们研究法理学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却没有提供现成的可直接作为演绎法理学基本范畴和架构体系的理论大前提，因此中国法理学研究如果要走演绎式发展的道路，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设法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为自己寻找可以具体导向其理论体系的`前提和路径，用以演绎、确证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法理学。在实证综合归纳方面，中国法理学还没有真正地内在地实现与各个部门法的“对接”，更没有植根于部门法进而植根于中国社会之中，因此难以从本土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中衍生出中国自己的法理学。正由于中国法理学“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飘浮于“天地”之间，不能为部门法提供全面的思想指导和法理支持，因而这些年国内出现了诸如“刑法哲学”、“民法哲学”等“部门法哲学”，法理学在部门法和现实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显得尴尬难堪、苍白无力。

法理学的命运就是从事法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命运。处于新世纪的中国法理学确实需要认真思考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命运问题，需要审视历史和现实给予我们的学术资源状况，以及在这样的学术资源和现实的学术及社会环境下，我们应当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改变中国法理学命运，需要法理学家积极的主观努力，也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机遇;需要借鉴移植当代外国先进的法律文化，也需要发掘整合我国历史的本土法理和法制资源。中国法理学以往因为过多过繁的内部论争曾失去过一些发展机遇，曾经在改革的某个时期基本上“交了一张白卷”。现在，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选定，依法行政的推行和司法体制的改革，法学院的急速扩张和法理学教研队伍的不断扩编，特别是中央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法学工程的启动，都给中国法理学全面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深入现实，面对未来，不辱使命，团结一致，为全面改变中国法理学的命运、使中国法理学鼎立于世界舞台而共同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法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篇3

【关键词】法理学；历史前言；近代发展；重要问题

1.法理学概况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是学习法学的基础理论课程。主要研究内容是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涉及范围很广泛。法理学是相对抽象的理论思维科学，具有很强的哲学特征。但法理学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众多法律实践和考察形成的理论体系。法理学的理论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法学的分支角度看，法理学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法学中的基本概念和涉及的范畴，比如法律规定、法律行为、法律责任、义务、权利等；法的价值作用在法理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涉及到人权、生存秩序、人身自由与权利等；法的历史问题，包括法的起源和演变发展、法律制度、法治现代化等；法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比如法律法规、守法执法、法律职业等。其实从法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出发，研究如何把相对独立的理论问题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严谨的逻辑整体。法与社会之间是密不可分互相作用的，法能够影响制约社会中的其他部分，社会中的其他部分也改变甚至决定法的发展趋势。比如法与经济、法与道德、法与文化等。

2.法理学的历史前沿

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有法理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法理思想在中国盛行的第一个时期，涌现了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任务。社会动荡、思想领域活跃。儒墨道法四家对法律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封建法律开始形成，法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全国上下推崇法学思想。由于刑法残酷，好景不长，儒家得到了发展机会。直到汉武帝大力推崇实行儒家思想，法律儒家化，封建正统法理学最终定型，虽然每个朝代都有改进和发展，但整体上没有剧烈变化，沿用至清朝末年。

3.法理学近代的发展状况

“法理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梁启超先生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先生提出在中国实施西方的法律制度，主张以法治国。新中国建立后，废除旧法建立新法。法理学在变革中不断发展，早年受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受西方的影响。不断摸索后，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法理学。不久后法理学进入迅速发展阶段，除了基本理论外，法学理论开始研究法与社会各方面关系。提高了对法理学的认知，推动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初步形成了本国特色的独立法理学体系。21世纪中国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步走向成熟。近些年，我国与法理学相关的著作、评论都越来越多。法理学在近代发展中的重大事件。70年代末，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引导下，法理学再次明确了法律的重要性，达成了依法治国的共识。法理学在中国迈开了前进的步伐。1992年，邓小平同的南方谈话，解答了许多困扰性的问题，开阔了认定思维。在此次谈话和十四大的引导下，法理学获得思想解放，打破沉闷的局面，继续开拓进取，开辟了法理学的新局面。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法制讲座上提出依法治国方针，十五大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法理学因此获得最为全面和深入的发展。

4.法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4.1法治理论

法治与现实联系密切，法治理论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与现实相联系。法治建设经历了被忽视和破坏的阶段，拨乱反正后才重新得到重视，最终在依法治国被确立后才进入真正实施的阶段。近年来我国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决策，同时对法制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法理学需要以现实的国情和政策为向导，在保证法治理论与当前国家最新的法治政策协调统一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4.2权利理论

就目前国情来看，权利理论中最突出的是民主问题。近年来，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没有法治的民主很容易引起社会混乱动荡的局面，没有民主的法治也容易引起暴政，难以维持长远的发展。民主与法治不应形成互相对立的局面，应该在事实过程中互相融合共同发展，以此来维持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怎样根据现实的情况，协调好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成为法理学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4.3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实施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年来法理学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研究依法执政的规律和原理。法理学在研究依法执政的问题时，需要清晰地了解政党、政权、执政等相关的概念，并且深入了解我国依法执政的实际状况。从而为依法执政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理论指导，最终确保依法治国的有效实施。

5.总结

法理学经过漫长历史，曲折的发展，最终在我国得到极大的重视，形成了比较稳定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法理学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了一些困难。摆脱了外来思想的指导和束缚，建立中国特色的法理学仍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探究。相关学者要从过去的漫长探索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结合当下实际情况，对法理学所包括的方方面面内容进行细致而深入地研究，以此為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更加扎实完善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石伟.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J].现代法学，2012，04：17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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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燎原.“中国法理学”的“发现”──“中国法理学史”在近代的创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03：126-137.

[4]陈金钊.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04：145-153.

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篇4

環境心理學在英國常被稱爲建築心理學(Architectural Psychology),其系統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早期探索之一是上世紀50年代初的Nuffield醫院研究(Canter,1987)。該研究的成果于1955年發表,形成了《醫院設計功能研究》(The Studies on the Functions and Design of Hospitals)這一現代醫院設計研究的經典著作(Nuffield Trust,1955)。

在《環境心理學:原則與實踐》(Environmental Psycholo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一書中,R.Gifford提出,環境心理學“包含旨在使建築更加人性化和改善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的研究和實踐(1)”(Gifford,1997)。環境心理學對建成環境的研究與醫療設施人性化之間有着内在的聯系。事實上,環境心理學的研究重點“個人在與空間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的情感和行爲”(Stokols&Altman,1987)與醫療機構人性化的關注對象“使用者特别是患者個體的情感和體驗”(Nuffield,1955)確實息息相關。前者是後者的理論基礎,後者是前者最好的案例。醫療設施設計和環境心理學的相互影响可以通過過去幾十年來幾個不同階段的重要出版物得到説明。

一、1960年代~1970年代

環境心理學發端于“二戰”後,現實社會中的建設問題(圖1)和實驗室研究方法逡巡不前的狀况促進了心理學轉嚮對真實建成環境的關注。上世紀50年代末,北美的一系列會議發出了先聲,英國的相關研究也漸漸萌芽;六七十年代,圍繞“環境心理學”或者其他相似概念的各種研究項目蓬勃開展;1969年,《環境與行爲》(Environment and Behavior)的刊行確認了這個學術領域;70年代結束之後,一批代表學者花費了7年時間(1981年~1987年)總結形成了1 600多頁的巨著—《環境心理學手册》(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Stokols,1987),响亮地宣告了這一學術領域的完全建立。在這一時期,廣泛的、具有開拓性的研究得到推動和實施,最初的研究框架得到完善,領域裏充滿理想主義的氛圍和雄心勃勃的展望。

1979年,環境心理學界最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者、來自英國薩利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的David Canter和Sandra Canter編1出版了《醫療環境設計研究回顧》(Designing for Therapeutic Environments,A Review of Research)一書。該書的18位作者中,7位有臨床心理學背景,4位是建築師,1位是社會心理學家,1位是管理者,5位是環境心理學家。研究大都針對兩個特殊群體——兒童和腦損傷者——醫療環境的比較控制和觀察。由這些開拓性的研究,Canter夫婦注意到醫療的“烏托邦”環境衹有在“了解其所容納的療程的復雜性和管理架構的復雜性”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盡管“物質環境能够爲許多治療過程提供設施”,但衹有在“組織架構或社會關系的變化達成一致”的基礎上才能取得成功。Canter夫婦同時呼吁“對作爲‘個人’(individual)而不僅是‘患者’(patient)的顧客的體驗的關注”。他們認爲讓患者參與到“真正的决策和改良過程總結中可能本身就具有治療價值”。Canter夫婦的觀察結論非常具有前瞻性,對“個體性”(individual)的重視至今仍然是人性化醫院設計中價值觀念轉换的關鍵。顯而易見,他們對未來的看法是樂觀的——設想將會有一種“有機系統”(organic system)能够自動、獨立地實現設施的優化和調節。

1980年,美國國家標準局出版了由國家級研究機構聯合編寫的《人性建築》(Building for People)(Rubin&Elder,1980)一書。這本書總結了“人—環境研究”(human-environment studies)的發現,全面搜集了“人—環境研究”的各種應用方法,并且通過介紹關于“人對建成環境的所有感覺”的主要理論、研究發現和實際數據,“讓職業建築師和建築學學生熟悉了社會科學的可能貢獻”。這本書科學、系統的内容和組織展示着理性主義的勝利(圖2)。

這一時期的關鍵詞是“科學”和“系統化”,proximity、syntax等可以將人與空間環境的關系量化甚至矢量化的方嚮涌現。環境心理學多數可能的研究領域都通過“受控制的環境”中的實驗得到了“科學的”探索。

二、1980年代

在前一階段的研究框架基礎上,面對實踐中的問題,經過70年代漸進的反思,80年代的研究更多轉嚮實際可操作性以及直覺,也有人説,是朝嚮“現象學”的方嚮(Bonnes&Secchiaroli,1995)。研究從實驗室或者控制環境轉嚮圍繞真實環境以及環境中的真實過程進行;客觀地搜集使用者的主觀反映的方法得到了發展;與之前以特殊環境和特殊使用者爲重點相較,調研更側重于普通的日常場景。同時,建成環境實現過程的社會組織、使用者參與以及項目過程管理這些主題得到了强調。由于對心理主體——人的身心内在變化進行精確測試很難取得突破,現實的需求和哲學思維的浪潮推動着研究者們對現象進行直接把握和提煉。

克裏斯托弗·亞力山大70年代後期將其加州伯克利大學“環境結構”(Environmental Structure)研究團隊的成果集萃于廣受歡迎的著作《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中(Alexander,1977)。在此之前,凱文·林奇也在麻省理工學院總結出了“城市意象”(Kevin A.Lynch,1985)的五大元素。這兩本書作爲環境心理學相關研究中建築學專業人員的突出貢獻,對80年代的研究産生了重要影响,環境-行爲的可觀察性直接獲得了圖示化的表達。

《Inquiry by Design》(Zeisel,1981)同樣出自一位有建築學背景的專家。Zeisel從事老年痴呆癥社區建設和管理方面的領導工作,以“環境行爲學的知識”爲基礎,在這本書中提供了一系列調查設計質量和設計改善可能性的實用方法。該書提倡設計和研究結合,提倡“探詢式的研究”和“研究式的設計”。書的後半部通過豐富的實例,介紹了“環境行爲學的六種基本研究方法”,爲醫院建築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工具。

1986年,醫療建築人性化設計方面的一本經典著作由美國醫院出版社出版。由J.R.Carpman和M.A.Grant撰寫的這本《關愛的設計》(Design that Cares:Planning Health Facilities for Patients and Visitors)源自于1980年~1985年“密歇根大學醫院患者和來訪者的參與研究項目”——“這個項目的目的是將患者的需要和看法引入到大型復雜教學醫院的建設及其艱巨的設計過程中來”(Carpman&Grant,1986,1993)。

作者爲本書内容精心選擇了“以空間爲序”的組織結構,讓規劃設計者能够“便捷地查閲相關章節”,這也和“患者或來訪者穿過醫療機構的經歷”相吻合。各個章節内容豐富,包括各類空間的“設計導則”、“研究項目簡介”以及“設計評論”的問題清單。直至今日,這本嚴謹客觀、充滿關愛、内容翔實的書仍然是人性化醫院建築設計的必備手册。

環境心理學在這本書中的影响是顯然的。參考書作者名單裏包括了I.Altman,D.Canter,G.Evans,the Kaplans,C.Lang,R.Sommer,D.Stokols以及E.Zube等環境心理學領域的權威。130本參考雜志中,《環境與行爲》雜志的引文數量爲12,僅次于《Hospitals》雜志。

這一時期,環境心理學早期的成就在醫療設施設計這個使用領域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發展,醫院環境的“人性化”獲得了切實的實施綱領。

三、1990年代~2000年代

經過80年代廣泛和實用的發展之後,90年代的研究發展變得更加深入和專門化,在一些特别的領域或跨學科平臺出現了更細致的研究。當環境心理學根據新的研究發現修正其雄圖的同時,研究綫路圖的(6廓也變得更加清晰了——主要有感覺/知覺(sensory/cognition)、領域性(territory)、場所—行爲(setting-behavior)以及社會—文化(socialcultural)四大方嚮。環境心理學和受環境心理學影响的醫院建築研究從同一個“小生境(2)”(Niche)出發,朝着多個方嚮發展,并從不同角度和高度回首考量它。

近年來,神經科學的新技術不斷發現關于對物質環境的感覺、知覺的新證據。2003年成立于聖地亞哥的建築學神經科學學會(Academy of Neuroscience for Architecture)及其核心成員分别于2002年、2004年和2005年組織了三次神經科學與醫療設施研討會,幾乎占到該學會主要教育活動的一半。出版于2006年的《Inquiry by Design》(第二版)(Zeisel,2006)增加了兩章關于神經科學的内容,并且推測“神經科學證實結合到環境行爲學研究的社會和心理科學中將會帶來許多成就”。同時,建築設計的實踐也不斷爲神經科學研究帶來綫索。建築學神經科學學會主席Eberhard以老年痴呆癥患者的生活環境設計爲例,説明“更深入了解建築空間的特殊要求能够啓發神經學科學家探索新的領域”(Eberhard,2004)。

同時,在環境心理學基礎上,康復和環境之間更緊密的結合取得了更明確的證據,發展了以特定背景環境輔助達到治療目標的方法和技巧。《扶助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Steinfeld&Danford,1999)一書雖然不再有環境心理學家的名字出現在作者名單中,却用更有説服力的事實展示了熟悉環境心理學知識和方法的建築學專業人士與醫療人員的密切配合。該書一方面强調建築環境對康復過程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討論了從健康問題到功能障礙、社會參與限制直至個人的整個日常生活語境變异這樣一個生活障礙形成的系列因果關系(參見世界衛生組織于2002年納入社會、文化定義的關于殘疾與健康的定義修訂)。

在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影响下,環境心理學也納入了“場所”理論。場所“既是環境的又是心理的”(Cresswell,2004),因而也與環境心理學存在内在的根本相關性。事實上,整個“場所”的論述可以被認爲是一個哲學、人文地理學和環境心理學的混合體,與之大約平行的還有人文主義心理學等。或許可以説,場所是環境心理學嚮文化方嚮建構的一個必然延展。

盡管對場所理論存在嚴厲的社會學的批評,城市研究中空間政治學的權力鬥争分析常常撕碎場所的羅曼蒂克温情,在醫院建築設計領域,賓至如歸的“場所”作爲對機構化的反抗,還保持着它玫瑰色的理想光暈(圖3)。

《療愈空間》(Healing Places)(Gesler,2003)對Epidauros、Bath和Lourdes三地進行了歷史調研和理論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對一個醫療場所的設計應力圖營造恰當的自然環境、建成環境、社會環境和象徵性環境,以促進生理、心理、情感和精神的痊愈。正如Cresswell所指出,“場所”不僅是空間對象,而且是一種概念關系,同時又是超越性的精神存在(Cresswell,2004)。

從這一時期的發展可以預見這個研究領域的一種樂觀未來:從環境心理學出發,嚮更豐富和多元化發展。同時,環境心理學本身也許會後退到背景中,因爲它的思想和方法已經深深包含在更廣泛的研究領域的基礎思考和方法中。

四、目前

與醫療建築相關的環境心理學領域取得豐碩的成果,但是目前也存在明顯的問題。

其一,環境心理學作爲一個學科并没有成熟。研究的邊界、目標和方法,甚至學科名稱都需要得到界定。比如,在《現代建築理論》(劉先覺,1999)這本試圖嚮中國讀者全面概括介紹西方當代建築理論的總結中,有三個章節與環境心理學直接相關,分别名爲“建築心理學”、“環境心理學”和“行爲學建築”。而在相關研究中,還存在“環境結構”、“人體工程學”、“人體生態學”等名稱。

其二,醫院建築領域似乎總是面臨“證據”和“直覺”之争,也可以説“科學”和“藝術”之争。“循證設計”似乎可以幫助建築師和研究人員從醫院的醫學權威那裏争奪話語權,很有號召力。但是,英國醫院環境專家Peter Scher對它的評價和重新定義似乎更加讓人信服(Scher,2006)。他認爲環境心理學的證據是設計的重要參考,但僅僅證據本身還不足以作爲設計的基礎。與此同時研究顯示,即便這樣的證據也是很薄弱的。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醫院的建築”(The Architecture of Hospital)研究項目梳理了最近相當一段時間關于空間環境對患者身心的醫療影响的研究文獻,發現“科學的”證據“很難獲取”、“質量不高”等(van den Berg,2005)。醫院建築的環境心理學研究進展提醒我們對科學與藝術、證據與直覺、分析與綜合、邏1與文化應該平衡把握、避免僵化。

其三,在中國,建築心理學和醫院環境人性化的具體措施都還有待發展。1993年,David Canter受邀訪問中國,他的《建築師的心理學》一書中文版于同年發行。這兩件事標志着環境心理學研究領域在中國的建立。但是,除了一些介紹性的文字得到發表、有的建築院系開設了相關課程外,具體翔實的研究成果還很少(劉先覺,2007)。同時,盡管醫院修建得越來越豪華,醫院建築環境的“人性化”仍然是一個比較空洞、隨意的詞語。

五、未來

目前的問題已經相當程度上擱置了環境心理學的發展,然而空間創造,特别是醫院建築人性化的設計理論對堅實研究證據的需求明顯是迫不及待的。解决這個矛盾的未來答案可能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正如“由大型公立精神病機構工作經歷啓發的”科學哲學著作《基因組環境與小生境體驗》(The Ge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NicheExperience)所預見,“生境體驗”將取代“環境”一詞,“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個體的價值、期望和行爲的顯現和維持,它們同整個生命過程包括生理病理和心理病理過程的關系”,以及這一切與次分子層次的基因組生理機制建立的聯系(Cellura,2006)。這類展望預示着環境心理學問題更爲全面的發展可能性。探尋新的研究方嚮和新的問題解决方法比試圖對這一領域準確命名的工作更爲迫切。環境心理學的大方嚮是有益的,其基礎建構具有重要的功能,其研究方法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環境心理學作爲一個研究領域的合法性至少在最近的將來仍然是堅牢的。

第二,環境心理學這個領域介于科學與藝術之間。對這門學科的歷史和哲學背景的回顧對面臨相似處境的其他領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建築學,其實也是這樣一門挣扎在物質性和精神性之間的學科。環境心理學本身的發展也可能更多啓發我們在這兩種對世界的根本把握之間的平衡。醫院建築仍將會成爲這種研究發展最好的環境對象範例。

第三,就醫過程本身容易産生精神壓力,進而影响痊愈效果。在醫院環境研究中,圍繞“精神壓力”(stress)可以展開相當廣泛的研究,如關于“刺激”、“連貫性”、“控制”和“復原”這幾大方面,每一個大的方面還可以展開很多方嚮(Dilani,2003)。未來醫院建築領域的環境心理學,在環境與精神壓力方面大有可爲,衹是未來的研究一定要對空間場所、適用人群、測試元素進行細分,方法過程經過嚴謹的設計以保證獲得科學可靠的證據(van den Berg,2005)。

第四,設計本身也是一種研究方法。其實,在“復雜、真實的情境”中,“實驗研究未必是特定設計策略細則最好的依據來源”(van den Berg,2005)。設計直覺的應對方法可以舉重若輕地綜合解决問題。比如醫院公共空間設計可以輕鬆、優雅地綜合光綫、色彩、尺度、設施以及其他可能我們尚未分門别類的因素(圖4)。設計問題和設計解答之間的不斷磨合也可以提供豐富的知識積累。

第五,在人文主義傳統的文化背景和營造當代“人性化社會”的意識形態背景下,中國的醫院會朝着人性化方嚮穩步發展。起步工作應該以醫院環境爲案例,從基礎的環境心理學研究做起,繼而總結、提煉研究方法,選擇各類典型的場所調研,審查項目的過程并對建成環境進行後評估。這些調研的結果再進一步反映到設計指導文件、政策和研究發展方嚮中,從而形成一份中國醫院建築環境人性化的初步綱領。在這份綱領指導下,設計實踐和理論探索相輔相成,最終形成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充實有效的知識和方法。

結語

當改善中國醫院環境這個艱巨的研究任務尚在發端,環境心理學有必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幫助搭建基本的研究框架。衹有在長遠的將來,中國醫院人性化設計這個領域也已成熟之際,環境心理學才會隱退到常識背景中或者融合到基本話語中。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环境心理学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建筑设计和研究的影响,展望其未来在中国医院建筑人性化设计和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篇5

去年8月18号晚，大概10点钟左右，延安市宝塔区——大家注意，我在讲这些事实时，几乎每个词将来演讲中都会去仔细分析的，这是分析法律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你下面要说什么——宝塔区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张某两人在宝塔区万花村的一个诊所（诊所面对一条大街，紧邻着一排房屋，诊所有两个商业门面，其中一间放着一张床）。二人在那播放黄碟，于是民警身着警服，但是未带警衔，前去查看。民警从后面窗户上看见的确有人看黄碟，就敲门进去，在查处并扣压黄碟和电视机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冲突。两天后，陕西《华商报》第一次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非常中性,《家中看黄碟，民警上门查》，但马上引起了媒体全面、广泛的关注。经过种种曲折，在媒体和学界的巨大压力下，尽管宝塔区公安分局试图以各种方式“抵抗”，但最终以全面失败而告终。2001年最后一天，这一事件有了最后结果，当地警方与当事人及有关部门达成协议，由警方向当事人赔礼道歉，有关部门向当事人一次性赔偿29137元，并对该案件的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一名警察被清除出公安队伍。案件情况大致说到这里。

在媒体和学界的“合谋”下，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公权力与个人隐私的冲突，据我们从各种媒体看到的观点来说，是一边倒的，用一句话概括：政府无权干预诸如夫妻在自己家看黄碟这种私人事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而且鉴于中国长期流行的政府对公民生活管的过多、过严、过宽的现象，我觉得提出这个原则是很有针对性的，对中国社会制度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讨论这一事件时——这与讨论上述原则是两回事——我们将来的法律人要非常注意，讨论事件应该抽象为原则来（认识），很对，但处理事件时一定要了解事件，（大家注意，我讲的是事件，而不是案件，它还没有构成一个案件）因此，我们要认真讨论这个事件的事实，进行认真梳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事件基本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将根据双方都承认的，包括报道的这些事实，对它做一个分析。

这个案件有两个基本之点，从法律上来看，第一，鉴于当时的情况，警察有没有权力去干预此事件。（回答）基本上是没有，但我要论证的是“有”；第二个问题，如果警察有权力干预，（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是两个问题，但我现在将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我今天只讨论第一个问题，因为后面一个问题我们对事实是不清楚的，警察究竟怎么干预的，双方各执一词，不太清楚。我们讲的问题就是：警察有无权力干预张氏夫妇在家看黄碟。我会坚持一贯多视角的分析方法，把众多的法理学派的观点与对事件的分析结合起来。

首先，我想用自由主义思路分析，叫做自由主义或者是个人主义的法理分析。我们从上面所有媒体评论中，可看到这一观点：国家无权干预私人事务，公权不能干预私权。、这种分析认定这一事件的基本事实是：一方是一般的个人，（这里虽然是夫妻俩，但是因为夫妻在这里都是作为单个的个人，并且他们有特殊的关系，可以视为两个利益上的个人）而另一方是国家。按照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至高无上，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三种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前提是这种个人权利的行使不侵犯、干扰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不是这样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待不同的问题，（答案）是有分别的。比如说，尤其是看“黄碟”，涉及到性和家庭的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是可以干预的。比方说康德，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我们还要讲其他人，他就认为私生子不应当保留，但是在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哪怕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它也会保护私生子。康德为什么说私生子不能保留呢？他说，私生子是偷偷摸摸的进入这个社会的，他没有得到一个合法的权利进入这个社会，因此国家不保护他是天经地义的。你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对性、家庭、婚姻问题上，它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美国60年代以后，由于性解放，法律上的性革命引发的。比如65年和73年的案件第一个案件，既65年发生的一个关于夫妻间是否可以购买避孕用品的案件，当时购买避孕用品是要受到惩罚的。对此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以前的判例更为准确）法律，认定了隐私权；73年，再一次扩展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可以看出我们谈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采取这一立场，就是说，在个人的性、婚姻、家庭，或者包括自己个人的阅读问题上不应当受到国家的干预。人们把这些个人的性、隐私或者阅读色情作品的偏好加入到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当中，（可见）自由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从来不扩张的，它是不断有新的内容加入。从这种观点上看，在这一事件中，警方侵犯了几种利益。第一，个人看黄碟的偏好。我喜欢看黄碟，别人来干预我，这就是干预了我的偏好，你有你的偏好，你愿意看古龙、金庸，我就愿意看色情（作品）。（笑声）第二，干预了私人住宅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注意，不是说不受侵犯。道理很简单，我要用你的房子作堡垒，你不让我用你的房子作堡垒，你不允许，绝对不可能，这是传统的财产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对该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三，与此相关的隐私权。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问题很简单，哪怕看黄碟品味不高甚至道德低下，只要不损害他人，就不是国家该管的事。

因此，我赞同密尔——一个自由主义大家——的观点：只涉及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独立性不受限制，任何人不能干预。前面讲的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国家，你别干预别人看黄碟！”（笑声）但是我们在分析这一案件时存在不完整的特点，因为所有的只有主义者从来没有人为这种权利是绝对的，总是有限制的，这一限制正如康德所说普遍立法的原则，我行使我得权利，必须尊重他人行使权利，或者用密尔的表述来说，你的权利停止在我的鼻子边上，也可以说是权利的相对性、相互性。所以正如密尔所说，讨论社会自由、公民自由，须给自由加一个界限。什么是讨论自由？就是讨论自由的限度。甚至还有意大利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他认为乞丐没有乞讨的自由。为什么？他认为这有两种意义。第一，乞丐如果在公共场所乞讨，会损害别人的利益，比如你要是在公园散步，遇上乞丐，我反正会觉得不舒服；第二，乞丐会纠缠，“唉，行行好，给我两块钱吧„„”，（笑声），这也会损害他人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将乞丐关起来，（大家不要以为“收容审查”是中国人的，其实它是从自由主义者那引进的。）罚他们做苦役，只到把关他们的钱交清了才能放出来；或者把乞丐都放到一个地方去，比如都放到公园，全是乞丐，他还向谁要钱去？（笑声）边沁是最早的，也是经典的自由主义者。所以说，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他也不是把这些权利都当作绝对的，而我们中国现在许多人把这些权利当作绝对的了。而且，密勒也说，这些自由只运用于成人，对于孩子须加以限制。当然，我们不需要按照他们的话去做。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要看的是，这对夫妻看黄碟时又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自由主义主张自由，但并不认为自由是绝对的。

按照这一原则看这一事件，在这个事件的讨论过程中，实际上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这事件起决定性作用的情节，就是有人报警。有人报警，这就表明：你有看黄碟的偏好，我也有不看黄碟的偏好，既然看黄碟的偏好能被保护，那么后者的偏好为什么就不被保护呢？自由主义在这里出现了矛盾，我不讲他们高尚还是低下，不能说政府更应该保护哪个偏好。作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保护自由主义的人和从法律哲学逻辑的一贯性来说，你就不能否定至少是有人打电话来举报，认为你看黄碟侵犯了我的权利，也就是说有伤害。但是从法律经济学来说，这表明看黄碟有了外在危害，即影响了他人，即将外在性内化，由行为者来承担责任。而内化最好的办法不是国家干预，而是通过两个人只有协商来解决。降低社会成本最好的方法是合约，只要交易费用较低时就用合约方式来解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甚至根本不需要国家的干预。当然交易费用太高时，既两个人没办法解决时，是需要国家来干预的。注意这里为什么有人去举报，这不表明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这对夫妻尽管看黄碟是在屋内，也未必大肆声张，而邻居不愿拉下面子去干涉这对夫妻，而是报警，希望政府重新界定权利：到底你有看黄碟的权利呢还是我有不看黄碟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警方想主动干预，而是打电话的人所代表的群体不愿他看黄碟。

在国外如果很晚了还在大声喧哗，警察就会来敲门：“这么晚了，干什么呢？”谁喊警察来的？当然是邻居！自由主义者不假定某些爱好是崇高的，看黄碟就更低下，这必须由社会来界定。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不能坚持完全的自由主义。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很难所孰优孰劣，于是自由主义假定各种观点一样高，人多并不代表所代表的就是优的。

自由主义是最可用主义而不是最优主义，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他的实践是从工商社会、以及各种社会阶层来的，不是嘴上说的。在关系紧密的社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很难扎根，势必是社群主义占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人们必须有一些迁就，有些妥协。

我认为当今中国，社群主义不应该过分干预个人自由，个人看不看黄碟，爱好高尚还是低下，国家不应干预。但是个人自由不应摧毁社区规则，否则将对国家带来灾难。

张氏夫妇为什么看黄碟？这里有背景的。第一，他们是在自己承包的诊所里，这意味着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文化程度较一般的农民为高，自由主义倾向较明显;第二，他们是商人，社会交往使他们较多接受开放的城市里的观点，这使他们与这一社区一般人距离较远，因此他们本应该更谦虚。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看黄碟容易使社区其他人反感。这与城市多元、陌生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从此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客观上，市场经济使欠发达的西部、城市郊区和农村发生变化;第二，这种变化带来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前者前调尊重社区规范，后者说要尊重我个人的偏好。而这种冲突结尾表明，社群主义被彻底打败了。自由主义得到了工商社会、媒体知识分子和法律知识分之的全面支持，而社群主义没人赞同。

我觉得，自由主义就应包容。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应注意到有七、八亿人住在农村，没有理由把城市知识分子、工商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观念强加给他们。为什么他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呢？

与之相关的是女权主义问题。他本身也是一种社群主义。我们认为，都认为，看黄碟是个人自由，但这是中性的，这证明中国社会是一个男权世界，50％多的女性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各种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如性、色情，有很多差别。男性对色情作品有偏好的明显多于女性。男性喜欢色情，女性喜欢情色，比如言情小说之类。

在“黄碟”事件中，其实是将男性的立场表达出来了，但是这并不代表民意。女性一般对此没有多大兴趣，男女偏好在这一点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应当把男性偏好抬得更高？研究发现，看黄碟等色情、淫秽的东西，对女性有直接或间接损害。直接的是性侵犯，间接的，女性更关心孩子的身心，大多数女性从经验上，会认为黄碟对孩子心灵有极大害处。而在意识形态上，容易导致女性就是男性的性对象的观点，造成贬低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

所以，如果看黄碟真对女性有损害，而且女性不愿看，那么政府加以干预是可以的。事件中虽然有一个女性在看黄碟，但她并不代表所有女性。

从以上情况看，中国自由主义问题较多。中国当代法理学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有重大缺陷，表明中国法律人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理论分析上存在片面性。许多话是大废话，比如“这是说的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冲突的案件，警察有权力根据宪法维护社会秩序，公民有宪法规定的是有权利。”这几句话都正确，但都错了，没有意义。他没有具体根据这个案件，这只是对真理的重述，而没有对事实的分析，是一种文字主义。(有一个笑话，说有知识分子看见一头牛在吃庄稼，于是大喊：“快来人呐，动物吃庄稼啦！”（笑声）法理学家空谈“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不作具体分析，和这是一样的。好的法学家必须对事实进行分析，对案件背景都了解，而不是空谈大原则，谁都会的。这一事件中，很多人包括许多法学家都说：“对，看黄碟不好，但这是道德问题，法律不应干预。”好像很对，其实这是一种偷梁换柱，因为他把自己的道德通过这种方式变为法律；这就是立德为法，这非常狡猾。”另一方面忽略了事实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人打了举报电话，没有一个人讨论，而这是警察干预的基础。如果没人举报，警方行为就是滥用权力，非法搜捕。但是实际上警察干预有合法基础的。一旦忽略这一点搜查就丧失了正当性，警察在滥用权力。于是所有法律人都不关心这一点。实际上，这是两个私权的冲突，你愿意看黄碟，而我不愿意，我打电话让警方干预。一旦没举报电话了，就变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纠纷，整个事件定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细节多么重要！你们可以看到法律人是怎么欺骗我们的。

大家学法律不能忽视细节，美国法院要求：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这是三句话：说出真相，说出全部真相，只说真相。三个要求，而不是一个。所以我前面说，对事实描述非常重要，几乎每个字，每个词都有意义。不能简单地说“两夫妻在家看黄碟”。你可以解释他们在自己家，因为有张床。但法律人讨论问题，不能这么简单。这一细节很重要，因为如果真是在家，你确实没法查，但如果不是，那整个讨论都没有意义了。这是个诊所，有张床用做休息，这就是他家吗？所以看到整个讨论都建立在虚构基础上，为什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假定为一个家？你不能说这就是家。你得给出推论，不能简单说有张床就是家了。明明写着诊所，怎么你能说是家呢？你得给出论证，让人接受呀！

学者、法律人、记者讨论这一事件，都是以都市人的观点，男性的观点，而来考虑农村的人，对女性和小孩，对淫秽物品传播的危害没有充分认识，对警察职业特点和职业困难未加注意。总之，是对法律事件的事实不关心。省略了举报电话，就变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纠纷，省略一个“家”，就变成非法搜捕。一个学者这样质问警方：“你行使这样的权力，过问别人床笫之间的事，闺房之间的是，你感到你的正当性何在？合理性何在？”是床第之间的事吗？不是，是观看床第之间的事！这是闺房吗？诊所。（大笑、掌声）

法律人应敏感、犀利，应看到别人未发现的东西，说话应严谨。对事实不敏感，首先由这些记者、学者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他们大多生活在较大城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当普遍，对于色情淫秽电影的经验很多，（笑声）而根据“边界效应递减”，接触多了，刺激就小。但是你不能就认为农村也这样。其次，这些记者、学者、法学家，容易将黄碟对青壮年男性的意味等同于对女性和孩子的意味。但忽略了这一点，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压力有多大！这是知识分子对他人的不敏感，他是自我孤立主义的。说实话，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身上去推断社会大多数人的经验，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中国还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都市生活的经验不能推断农村经验；在东部沿海生活的经验不能推断重庆市的经验或者重庆市以西的经验或者西藏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学者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敏感，就是因为他太武断，老觉得自己代表天下，他们心眼是好的，但是他总是以他自己的经验来说话，实际上他是、只能代表自己。毛泽东将了“她谁也不能代表，只能代表她自己。”这是批评江青的话。另外这是一种场合问题，许多人聚到一起座谈，题目早定好了，学者有很忙，从来没有看过报纸，也没仔细琢磨一下事实，急急忙忙发言，空谈一通，反正没人来查。其实中国人熟人圈子很重，我是他的朋友，当面说不对，这在电视上，报纸上能做到吗？中国人能做到吗？中国人做不到。中国法律界有几个是公开批评的？只要一个人说话，大家就跟着走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讲。这是我们犯的另外一大错误，就是我们对司法执法部门的忽略。实际上生活永远不可能这样齐整的装进我们的概念体系。政治法律事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像教科书上那样运作，一板一眼。事件真相需要我们真实的考察、理解和逻辑的把握才能得到。在这个问题上，所有记者、学者、法律人都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当他们看到这一案件时，他们是事后看到，但警方是事前接到举报电话的。警方接到举报电话不可能知道，某地方有一对夫妻正在看黄碟！顶多知道“有人在看，一男一女”。那他怎么知道是一对夫妻而不是卖淫嫖娼？警方的责任就是要严肃对社会上一切可疑的信息，可疑的东西，对信息在有报告时做出反应，他不像我们，事过之后把整个事情都知道了，是一对夫妻在看黄碟。事后和事前对我们法律非常为难，司法必须在当时得到信息以后马上做出或者是执法的判断。要做出基本正确，大致正确但不可能永远正确的判断。所以警察不知道你是好人，只能先把你扣下，程序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好人，而警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出判断。我们觉得挺委屈，这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还不够，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是熟人社会，我们从自己的感情出发，我们实际上不理解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陌生人的社会。一接到举报电话，警方就会判断，是否有卖淫嫖娼，甚至是否是贩黄制黄的窝点。你说警察不该去，可是不去出了事又说警察不作为。你不能不考虑事前事后，马后炮太容易了！

再看时间，当时是晚上十点，夏天，太阳刚落山，有可能有人去买药，还有可能有孩子，你不能简单说这是谁的私人行为，但是我们还是忽略了这些。最后结果，赔偿了将近三万块钱，当地至少四个警察一年的工资，一下没了，你说冤不冤。今后还有谁去当警察？社会还公平吗？给予警察这种东西，就像被人打了一棍子。我注重的自由主义是态度，简单的话，态度，这是它重大的一面。

我们现在是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评判世间的，因此很容易出错，而且可能出过错，确实出过错的（事情）。这么评判不公道。你这个法学家，你这个律师，你这个记者，如果你是个警察你会怎么对待？所以这样的事情有可能还会发生，这个警察今后再打电话就不出警，今后社会上的各种坏事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给的激励是不对的，警察感觉不公道，警察今后去干嘛？只要你不抓到我，不看到我，我就吊二郎噹，能不去我就不去，去了我就惹事嘛！不去出了事我就站出来（受处分），不出事我自己就捞了。这个案子，我觉得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实际上是有重大损害的。

后来有人报道就说，这个问题很可能当地警方因为财政上紧张，所以他们就出来抓赌抓嫖抓黄色的东西来罚款创收。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警察干预私权的问题，而是警察他们经济上支撑不够。就像我们所说的法官开发案源，走向社会。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服务，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增加创收，改善法官待遇。所以那个时候打的旗号是，“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给老百姓排忧解难”。那都是歪的口号。我就问过法院院长，法院院长就说：“我们这么多人吃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的钱都不够，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去开发案源。”法官拎着酒拎着烟去银行行长那儿去问：“你们这有没有案子？”（笑声）你说这样情况下美其名曰：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你刚才看到的这个问题不是法官想不想独立的问题，他要吃饭！警察也是这样，警察之所以提出问题，说不准就是指这问题，当地财政给的收入不够，警方得不到很好，足够的保障，29000多块钱就是四个警察一年的工资，也就是一个警察一年才得到7千块钱，7千块钱平均一个月才600块钱。最后还有一个警察被开除公职了，还待岗！

我在这里分析这个问题，大家注意我并不是关注这个问题。这个案例，我试图把个案的分析同一个理论的分析讲一下。我选择的问题是，试图考察中国当代主流派讨论法律问题的时候，大家说的什么样的东西，是用什么样的法理。我发现他用的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不完善，他不但没考虑到社群利益，没考虑到女权主义，他甚至是自由主义的一些东西，后半句话——不损害他人利益、权利，这半句话都省略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自由主义是教条化的自由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其实我在批评这种自由主义的时候——不完整的自由主义——不要认为我拒绝自由主义，其实我从来不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拒绝任何问题，如果大家清楚的话，我在这采取的仍然是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是以这种政治自由主义为基础。政治自由主义是说，在一个社会当中，社会已经多元了，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我们寻求共同能够达成一致的方法，叫做“重叠共识”。现在大家对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上一致，这就是重叠共识，尽管我是知识分子，你是一个下岗工人，他是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就觉得我们要尊重知识分子，下岗工人说这个社会太不公平，还是劳动力最重要，农民说，管他怎么回事，我就觉得80年代的正确，现在的农民老吃苦了,毛泽东时代就是太苦了！现在的地方干部老是欺负人，就是80年代最好了。不管怎么样，大家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共识，这个就是——重叠起来——反腐倡廉。我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恰恰运用的政治自由主义，寻求一个共识。社群主义、女权主义包括自由主义都发现，在这一点上其实他们都认为：一个人可以行使他的自由权利——这个自由我们不去评判它的高下——但是这个自由绝对不能去影响他人行使权利。他们在这一点上都认为至少国家有权去干预，至于干预的措施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可以说这是“重叠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自由主义，因此我不是在拒绝自由主义（我说，连我这样批判主义也还在使用自由主义），中国、全世界的法理学在我看来就是自由主义，但是有不足，不足在什么，根本没想到这个自由主义是有限度的。

大家注意，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习法理的时候，我们会学到外国的一些研究，这个人研究福柯，那个人研究查尔斯泰勒，那人研究波斯纳。但是大家看到这些许多引进过来的，都与中国没什么关系。都说波斯纳怎么说的，福柯怎么说的，哈耶克怎么说的，与中国的问题没有联系，而我写这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恰恰是借助分析中国的“黄碟”案，这个太普及的案件，不起眼的案件，我们就可以所有这些思想理论资源都可以通过我们学者的努力，把它同中国当代联系起来。我知道你们都说朱苏力是后现代主义，所朱苏力太先进，我们现在处于现代法学阶段，不需要这种观点。我想说，陕西延安问题不后现代吧？但是你一看分析中运用了所谓社群主义、女权主义，这些就成了所谓后现代的东西。女权主义是说，男性和女性之间对许多问题看法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是基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特点，就是讲这个。你不认为男女不一样吗？你看你们班考试成绩好的是不是都是女生？（笑声）现在全国第一名有几个不是女生？我不是说女生就是更好，而是因为她们的特点更容易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取得好成绩。这是个现实的问题。而延安那个事件就是社群主义问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把国外的思想资源引过来就好了，不能这样分析！所以我就要通过这些东西的分析来证明，这些东西同我们当代中国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我们要借助这些西方的思想资源，我们要关心中国的实际，而关心中国实际并不是说大话，不是说诸如正义，要维护司法正义，要追求司法正义，这些都是大话！那有那么多崇高？！法官受贿，律师行贿，搞三陪；教师抄袭，工作不负责任，学生也抄袭，那有那么多崇高情操！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只说大话。要公平、正义、有效，这只是功课上的，我们要像“黄碟”案那样一点一点分析。在这个精细过程中你会变得犀利起来，思维变得严密起来。我们需要关注理论，需要思想的开放，可理论不能教条化，如教条化的自由主义。我在这儿讲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同样的，“包二奶”的问题，其实也一样。学界、法律界一般说：“哎呀，这个要尊重个人自由。”另一面，传统一面又说：“哎呀，要尊重善良风俗。”包括重邮大学生同居怀孕被开除事件，这些都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当中已经变成一个教条。一个女孩进了大学后说,她有权利发生性关系。我不反对，我也讲，合法结婚年龄到十七、八岁之间有人熬不住，那也可以理解。（笑声）但是你说你怀孕还能继续上学，那你想想一旦生了孩子，就养在宿舍里了，（笑声）一个宿舍四个女生三个有孩子的，你让别人怎么上学？因此，不是说你不能上大学，而是说我们现有条件下，不能把宿舍变成一个带孩子的地方。但是有人就说，女青年已经二十多岁了，她有理由主张性自由的权利，这种都是教条主义，他不去观察现实，观察周围我们资源的种种限制，很多人想上大学就因为报错名没有被录取，进不了。你怀孕进来了，带个孩子，这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经受不起。这都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教条化了，甚至人都是教条化的，这就糟糕了。不能把任一讲的对的东西变成教条化，尤其在中国。所以我讲为什么选“黄碟”案，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围绕这一事件的讨论，包括“包二奶”，都已经是教条化的自由主义。

我们一定要具体分析中国的实际，要思想上搞的开放，理论上要关注事实，关注中国这个具体的社会。我们应该研究真实世界的法律，不要研究那种空想世界的法律。马克思研究的就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黑板上的经济学。

我今天讲的内容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篇6

法社会学, 西方一般称为“法律与社会” (law and society) 或者“法律与社会科学” (law and social science) , 引入我们中国之后, 称为法社会学或者法律社会学。关于法社会学的概念, 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 国内基本上有五种观点, 即“特征论”、“关系论”、“过程论”、“条件论”、“效果论”。笔者认为, 我们不必纠结于这一概念的精准性, 只要抓住其内涵, 将法社会学视为一种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主要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即可。

二、法社会学在中国法理学界的发展状况

法社会学, 发端于西方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而传入中国, 则在20世纪上半叶。在这近百年间, 它经历了民国的短暂的繁荣、文革的近乎停滞及改革开放后的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终于步入正轨, 法社会学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三十多年以来, 学者们秉承前辈遗愿, 孜孜以求, 各种有关法社会学的学术活动举行, 学术研究机构亦有成立, 虽相比于西方尚力有不逮, 但终归在法社会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成果问世,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法社会学在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1. 中国法理学界推进法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梁漱溟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立足于中国的人心与人生, 探求中国文化的命运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先生道:“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 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为其所为组织构造者行诸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 是即其社会秩序也。”由此可见, 法制, 或言一民族国家的社会秩序规制, 必须适合于本民族的人心与人生, 与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相协调, 才能够使得一民族社会自由和谐的发展。

近百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大量移植了西方的法律, 由于社会的急速发展, 对法律的需求加大, 使得部分我们移植而来的法律尚未来得及消化就通过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应用于我们中国的社会, 不仅造成了法律与社会的脱节, 而且,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法治精神的培养, 为法治的现代化造成了不小的障碍。诚然, 我们要借鉴发端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法律及其法学, 但是, 仅一味的移植而不加消化, 忽视甚至排斥本民族的法治资源, 我们便永远都不会达到西方现代法治的高度, 并且, 最终只能够让我们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而中国的法理学尤其是法社会学应该肩负起构建本民族法学的历史使命,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够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控制, 走出一条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2. 法社会学在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总体来说, 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是服务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的, 而所谓法制的现代化, 则以实现社会的法治为其评价标准, 法理学的研究亦应立基于此。鉴于中国法理学尚未完全摆脱西方的话语统治, 缺乏相应的理论自觉, 法社会学研究的推广就显得颇具意义。

首先, 中国法理学一向被认为是缺乏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真正根基, 难以想象, 一个没有根基的法理学如何能够指导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 更遑论促进本土的法治化, 而法社会学的发展, 正好可以有助于弥补这一重大缺陷。法社会学研究提醒我们, 要立足于本民族国家来进行学术研究, 不仅在历史典籍中,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中寻找本土资源。一直以来, 我们奉行西方中心主义, 以西方的法律形式和分类标准来进行立法, 忽视了我们自身的传统, 也漠视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和惯例。哲学上讲“自否定”, 而我们连自己是什么都不清楚, 谈何向前发展。发展法社会学, 对于我们走出这一怪圈, 发展自己法理学, 构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在研究方法上, 法社会学方法的应用, 使得法学家们不必再拘泥于注释法学般的工作, 也不必再仅仅依靠引进西方法哲学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而是可以以中国广大的社会为对象, 进行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 这对于中国法学的自觉发展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

第三, 在学科完整性上, 法社会学本身就是法理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理学作为整个法学研究的指导学科, 而法社会学这一交叉学科能够很好地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 从而发展出独立的法学成果和资源, 对于法理学乃至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星华, 主编.法社会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3][法]亨利·莱维·布律尔著.法律社会学.许钧,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4][美]戴维·波普诺, 著.社会学.刘云德, 等, 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5][美]E·博登海默, 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