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学直接

政府经济学直接（共7篇）

政府经济学直接 篇1

政府工作报告：积极扩大直接融资

发布时间： 2010年03月06日 11:22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字体：大 中 小】

每经记者 马宇飞 马超彦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股权和债券融资规模，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

多位专家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与往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资本市场的表述相比，今年强调了“积极”二字，且明确提出要扩大股权和债券融资规模，这意味着今年资本市场将会出现更多的融资活动。

解读

今年的融资活动更频繁

与前几年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资本市场的表述有所不同。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维护股票市场稳定”，今年则提出，“积极扩大直接融资”、“扩大股权和债券融资规模”。

稍具可比性的是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稳步发展股票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与2007年相比，今年强调了“积极”二字，且明确提出要扩大股权和债券融资规模，这意味着2010年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活动会更为频繁。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认为，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是管理层从整体金融战略上考虑的结果。

“去年和今年的银行信贷发放量特别大，这里面隐藏了很大的风险。”华生说，近期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表明，单纯依靠银行投入大量银行贷款刺激经济的风险极大。而扩大在资本市场上的直接融资，是一个既能降低整体风险，也符合市场规律的途径。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指出，今年银行贷款规模预期会有所下降，资本市场将更多地担当起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角色。

回顾

直接融资已很“积极”

不难看出，在银行信贷增长过快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已是今年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之一。

这自然又会引出投资者最关心的新股扩容和再融资问题。实际上，自2009年7月IPO重启以来，新股扩容潮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早已迅猛展开。

WIND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IPO首发募集资金达2021.97亿元，较2008年1040.05亿元的IPO首发募集资金高出近一倍；而2010年前2个多月的IPO首发募集资金就已高达876.27亿元，相当于2009年的4成多、2008年的8成多。

另一方面，按照IPO、增发以及配股的融资总额来看，2009年全年的融资金额为5160.74亿元，已相当于A股市场最火爆的2007年全年融资额的64.62%。考虑到2009年新股发行仅4个月时间，这一速度实在惊人。

更为惊人的是，进入2010年后，A股市场截至本周五的融资总额已高达1675.36亿元，达到2009年的32.46%，表明融资速度还在加快。

展望

多数专家看好今年A股

“今年新股发行成为常态的可能性较大，且融资规模应该会大于去年。”郭田勇认为，IPO或将贯穿整个今年。

IPO和再融资一般被认为偏利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扩大直接融资”，会给今年的A股带来巨大的压力，还是会反而成为市场维稳要求的推力？有意思的是，接受采访的专家们，大多选择了后者。

“放水养鱼，鱼养得多，水自然也要增加，”郭田勇形象地表示。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市场之所以担心新股发行，是因为之前的发行市盈率过高，定价过高，是一种圈钱行为，但新股发行改革后，再不必惧怕IPO。

有专家甚至称，为了保证顺利完成扩大直接融资的“任务”，监管层一定会考虑保持A股市场的健康稳定。“在银行信贷紧缩的前提下，经济发展需要股市这么一个输血站，这个输血站肯定不能是2008年那样的市场，很可能以一个牛市来完成。”

郭田勇指出，“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带来的是投资多样化和多层次投资者进入，在此情形下，今年A股虽然向上的幅度可能不会太大，但是总体上应该有一个涨幅，具有投资机会。

政府经济学直接 篇2

近日,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财政国库部门依托人行小额支付批量清算系统, 首次成功支付2010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 标志着商州区率先在商洛市实现了政府性补助资金国库直接支付。此举有效规避了过去政府补助资金发放中中转环节多、资金有可能被占压、挪用的潜在风险, 商州107名农村客运经营者和4家林业企业喜获补贴343.84万元。

为确保补贴资金直接支付受益者, 区财政、林业、运管等部门与人行商洛市中心支行通力配合、精心协作, 率先在该市通过央行小额支付系统直接支付成品油价格补贴资金, 实现了从财政国库到补贴受益者账户的“点对点”直拨。国库直拨资金发放至受益者账户仅需10秒, 并拥有及时的信息加密、反馈和资金对账机制, 使得人为干预补贴款项发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确保了财政国库资金运行的安全、高效、快捷和透明。

浅议新加坡政府直接调控经济政策 篇3

关键词:新加坡;直接调控;中央公积金

新加坡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最有特色的中央公积金政策。政府通过财政政策配置资源,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政策调节个人收入水平。

一、新加坡政府财政

(一)财政支出按政府职能分类反映在国防、教育、住宅、运输和通信方面

与GDP相关的资本支出稳定增长反映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公共住宅方面。从1985年开始,住宅方面的支出一直呈上扬状态,主要的贷款者是房屋发展委员会。当住房需求在一个高层次上得到满足,早期贷款得到更多的偿还,那么贷放款净额就会下降,到1999年达到最高点后,2001年下降为10%。同时,利息的支付也相对较高,但是这些支付反映了中央准备基金的增长比赤字财政更易平衡,在投资收入预算的投入方也有对应的部分。财政支出反映在国防、教育、住宅、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支出处于相对高的水平。国防高支出是基于新加坡认为自己国家小以及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在国防上会有风险考虑。在教育和住宅方面高水准的支出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应优先考虑这些方面相一致。由于强调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经济服务主要是交通通讯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处于高水平,这种情况持续到80年代中期。政府职能支出的分类显示在社会和福利方面保持着低的、稳定的水平,新加坡极少有社会福利和补贴给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则以税收支出的形式补贴。

(二)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相对于GDP来讲,由于80年代中期的衰退,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急剧下降,而且税收同时缩减。1990年以后,财政收入重新上扬,到1995年以后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税收收人。税收平均占GDP的比率大约在17.5%。

(三)财政结余

新加坡的预算原则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为首要原则。从下表可以看出,财政结余一直为盈余,极好的配合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先赚后花”,“量人为出“为原则,不搞赤字财政,不靠印发大量钞票来刺激经济。这就保住了国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财政结余使得中央准备基金的剩余基金的增长,从而使政府投资快速增长。

二、中央公积金

中央公积金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是保持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金融管理局吸入新元除了采取稳健财政和政府债券净发行外,另一有效方法就是利用行之多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将居民中约40%的消费资金强制存入政府所控制的中央公积金局,并通过购买国家债券而转入金融管理局。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国内通常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在45%~50%的高储蓄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制度于1968年开始实行。按新加坡法律规定,雇主和雇员每月都必须向中央公积金局缴纳占工资一定比例的公积金。每月缴纳的最高工资顶限为6000新元,超过这个限额的部分免交公积金。法律规定参加公积金的成员缴纳公积金的数额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减少,55岁以下者缴纳数额为其工资的40%,55岁至60岁者为15%,65岁以上者为10%。每一位成员在其公积金中都拥有三个户头,即公积金的30%存人普通户头,6%存人保健储蓄户头,4%存人特别户头。每个户头都有不同的作用,具体地说:一是普通户头的存款,可用于购买政府建造的住房和私人住宅,进行得到政府许可的投资;二是保健储蓄户头的存款主要用于支付医疗和住院费用,也可为家庭成员购买重病保险或人寿保险;三是特别户头的存款主要用于退休和应付意外事故。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公积金局在收到雇主、雇员及其个体人员缴纳的公积金后,会将其中大部分交由中央投资局从事由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使公积金增值,而且公积金局还要向其成员支付高于银行储蓄利率的利息。公积金制度的实行,使新加坡国民在不长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

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社会的保障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不仅标准高,而且覆盖面广,使国家经济不堪重负,并助长了国民的依赖思想。新加坡政府摒弃了那种“从摇篮到坟墓”保障制度,不对国民实行过多的免费福利政策,而是把储蓄与福利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这样节省了大量的政府开支,抑制了消费膨胀,增加了社会积累,有利于增强经济实力。

三、新加坡税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转口贸易不再是经济的主体,其在税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所得税所取代。所得税是新加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税类。它是以纳税人的所得即收入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新加坡所得税的有关法律规定,所有法律上指定的个人(包括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公司(包括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社会团体的收人都要缴纳所得税。

(一)税制结构及其变化情况

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得税占新加坡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而在所得税中又以公司所得税的比重最大,该税在同一时期始终为所得税总收人的70%左右。这种以公司所得和居民个人所得为主要税收来源的税制结构是建立在较高的所得税税率基础上的,这对资本的正常积累和工人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税制结构的调整,试图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1987年新加坡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从1986年的40%调低为33%,下调了7个百分点;1993年以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又分别降为1993年的30%,1994年的27%和1998年26%。在调低公司所得税的同时;新加坡政府针对新加坡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客观现实,也相应调减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其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1993年的3.5%和33%,下调为1994年的2.5%和30%,1997年又进一步下调为2%和28%。经过多年的调整,特别是1994年实行开征商品劳务税的税制改革之后,新加坡的税制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商品服务税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占有了一定比重,但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二)1994年的税制改革

在各年的税制改革中,调整力度最大的是1994年进行的以开征商品服务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制度改革。1993年,新加坡政府在财政预算报告中确定了税制改革方良,其主要内容是:从1994年起,将公司所得说税率从1993的30%,下调为27%,个人所得税税率按比例调减;同时开征税率为3%的商品服务税。这一方案看似简单,但它在新加坡税收制度的历史上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商品服务税的开征,意味着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开始引入间接说,结束了新加坡单纯开征直接税的历史,同时也为新加坡政府调整税制结构,降低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创造了条件。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后,新加坡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也从1992年的 50%,下降为1996年的43.5%。

四、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其他手段

新加坡除了使用大量间接手段调控国民经济之外,还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使用了一些直接调控和干预的手段。一是直接管理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政府通过《土地取得法》,基本掌握和控制了全国的土地。该法规定,政府有权随时征用土地,且价格较市场价格低30%。该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新加坡的土地大量从私人拥有转为国有,保证了政府以较低的成本推进工业化计划、建屋计划和市区重修计划;二是新加坡通过全国工资理事会制定国内工资增长幅度,使工资政策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全国工资理事会由政府、工会和雇主组成,其职能是首先就一般薪金指导原则和薪金调整,向政府提出意见,以其配合长远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工资制度,再提供有关奖励制度的意见,以提高各个企业的效率和生产率。在加薪指导原则中,首先就调薪的背景、往年调薪的后果以及该年调薪的意义做出说明,然后提出加薪具体幅度。这样,尽管私人企业的工资是自行确定的,但其升降要受这些原则和幅度的限制。1976年起实行群体抵消的加薪计算方法,规定加薪适用范围。1990年以后,不再规定具体加薪幅度,而以低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标准,且加薪率因公司业绩而异。全国加薪指导原则并不具有强制性,仅为企业劳资集体谈判提供基础。

另外,政府通过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费用。这样,尽管全国没有价格管理制度,但重要商品和公用事业的价格费用,都要围绕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所确定的价格水平来浮动。

参考文献:

[1]吴仁洪,陈越.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的效率[J].中国科技论坛,1994,(1).

[2]王勤.独具特色的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J].南洋问题研究,1997,(2).

[3]张书.新加坡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4]刘长昆,项怀诚.新加坡财政制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政府经济学直接 篇4

一、东莞外商投资概况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广东省东莞的情况，东莞地理位置优越，是沟通广州、香港及珠江口两岸深圳、珠海的交通枢纽,拥有人流物流快捷便利的优势.东莞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濒临南海，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腹地，珠江口东岸。东莞处于穗港经济走廊中间，北距广州50公里，南离深圳90公里，水路至香港47海里，至澳门48海里，是广州与香港之间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属珠江、东江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有丰富的土地、森林资源。既宜于发展粮食生产，又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盛产荔枝、龙眼、香蕉、菠萝、橙、柑、桔等岭南佳果。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充分发挥地处广州、深圳、香港经济走廊之间的区位优势，实施外向带动策略，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县迅速发展为初步工业化的城市、国际加工业基地之一,与中山、顺德和南海并称为广东经济“四小虎”,其重要原因在于积极引进外资。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优势，积极发展工业，相对来说东莞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迅速成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30强城市，其惊人的速度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外商投资，东莞从“三来一补”起步，逐步发展以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加工装配为主的多种投资方式。到2001年末，全市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50亿美元。全市现有外商投资企业13500多家，其中，全球100强企业有12家，500强企业有30家，跨国公司有124家，境外上市公司有近800家，全市投资额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企业、设备价值在5000万港元以上的来料加工企业和著名跨国公司近200家。

在东莞投资的企业大部分从事工业生产，也有投资商业。生产的产品涉及电子电工、机械机电、建材、电脑、通讯、橡胶塑料、化工、轻工、家具、服装服饰、医药保健、食品饮料等领域，种类众多、齐全，特别是电子工业和电脑资讯产品。2001年东莞社会主要经济指标

GDP：578亿元，比2000年增长18% 工业增加值：298亿元,增长19%[!--empirenews.page--] 第三产业增加值：230亿元，增长1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5亿元，增长22%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亿元，增长16% 以上增长指标均居全广东省第一，财政收入120亿元，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500亿元，居全省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344.55亿美元,其中外贸出口189.89亿美元，连续第六年紧随深圳、上海居全国第三位。从现实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占有绝对大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会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了也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增加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在所在地区本身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若想发展高新技术，难度是相当大的。如果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无疑解决了资金问题，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脚步，外商带来的资金是雄厚的，给所在地区注入了大量的投资资金。2002年东莞市利用外资高达21.48亿美圆，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在当地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从而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扩大了就业。外商直接投资会给所在地区提供相应数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中国劳动力较为廉价，一方面可以为外商节省了成本，另一方面也给所在地区提供就业机会，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为当地政府减轻了负担。目前, 东莞当地户籍人口155万，外来就业人口500万。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不但安置了东莞当地的富余人员，而且也安排了其他地区的剩余劳动力。

（三）增加了税收。外商直接投资必然会给所在地区缴纳税款，一般来讲，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在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经营状况很好，上缴当地的税款也会随之增加，从而增加了所在地区的税收。

（四）增强了地区经济实力。近些年来,东莞市经济实力在全省21个地(副省)级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深圳和广州,ＧＤＰ增长率(1998年)居全省之首。东莞经济增长中,外资的贡献率达到62 5%,带来的ＧＤＰ增长率高达12 8%,在全省各市中占据首位。外商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东莞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占广东省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 6%增加到1998年的16 4%。目前，东莞是全国外贸出口总额最多的地级市，1996－2001年东莞市外贸出口总额849.18亿美元，连续六年居深圳、上海之后，在全国排名第三，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一。

（五）带动了地区科技、管理水平的提高。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都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水平，在技术、信息、管理上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给所在地区带来了新产业、新信息，提高了本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带来了市场经济和竞争的意识、观念，在管理方式上同样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培养了一批先进的科学管理人才和生产技术力量。这样就易于促进所在地区的科技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东莞20000多家企业从全国各地吸收并培养了人数约30多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熟悉中外企业先进管理运作模式的、高素质的中高层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empirenews.page--]

（六）带动地区市场开发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地利用其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良好的金融信誉、集中的资本和物资，以及遍布世界是销售、信息网络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的服务项目，以此引发新的需求，借此不仅可以开发新的国内市场，还可以进占国际市场。东莞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电脑设备生产基地，全市有2800多家企业从事电脑资讯产业, 能配齐一台整机电脑95%以上的零配件。是世界电脑机箱的最大产区，清溪镇生产电脑机箱1500万台，占全球份额的30%，居世界各产区之首。是全国第一个镇级主办的国际性服装交易会，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每届成交额均超10亿元，为虎门镇争得“中国服装名城”。还是全国最大的外资家具制作基地，大岭山镇外资企业家具出口总值达12亿美元，约占全国外资企业家具出口总值的五分之一。

（七）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广大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得消费在范围和程度两方面都能拓展，使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其价值得以实现，人们的需求得以满足，没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任何新产品和新的服务项目的研究和开发都将失去动力。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产业结构容易造成不合理。投资结构不合理,产业倾向性严重。外资主要投向第二产业,而且主要分布在电子、服装、机械等行业，而一些急需利用外[1][2][3]下一页 资加快发展的领域,如创汇农业、城市基础建设、旅游、信息服务等产业和领域未取得重大突破。东莞三大产业结构比例：1978年第一产业占44%，第二产业占44%，第三产业占12%；2001年第一产业占5%，第二产业占56%，第三产业占39%。从这里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的比例加大，主要在电子、轻工产品行业投资较大。而在第一产业（农业）和城市基本建设等外商直接投资较少，容易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力具有明显的行业偏向性，由于受到技术、管理水平、营销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外资竞争力的行业偏向性较大，一般主要投资于电子和轻工业产品。与其资本投入专门化程度和劳动要素密集程度的线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但是仍能从中反映出三者之间一定的偏向关系。也会给地区经济带来一些问题和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地区的发展规划难以顺利实施。这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遵循市场规律的法则,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很少关注城市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由于所在地区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大多实施许多优惠的引资政策,使得政府很难再以计划的手段来调整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方向。当外资在该地区的某个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时,就会左右该行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方向,所在地区政府以前制定的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将会难以付诸实施。在东莞的一些工业行业中已出现了这种情况的先兆。由于外资企业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具有超强的竞争优势,当外资大量进入该行业时,就很可能形成垄断,这对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empirenews.page--]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外商投资虽然使ＧＤＰ增加,但是其宏观效果和效益并不理想。在利用外资实践中,注重外商投资的货币资本功能,过分强调这种资本功能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而未能从总供给的生产角度,详细地分析、研究和判断外商投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与影响,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与影响,以及这些作用与影响对经济发展中技术变革的综合效应及其长期性。就目前的利用外资来讲,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贡献虽是不可低估,但其负面效应也应值得重视。其主要问题是引资管理缺乏规范化。对每一个引资项目的审查工作不是很具体,求“资”心切,重视数量,忽视了项目的投资是否与当地行业的经济发展规范相适应的研究。

（二）所在地区中方配套资金不足,严重影响了外商投资经济迅速发展。普遍反映很多合作项目由于中方缺乏配套资金而搁浅;有的签约项目因为中方许诺的资金到不了位,不能正常开业和生产经营。在东莞有许多项目由于当地配套资金难以落实，致使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无法确定，影响了外商投资的迅速发展。

（三）盲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容易造成相互间的竞争地区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容易盲目审批项目，造成同样企业重复建设，过量开发类似产品，抢夺当地、中国、国外市场，造成相互间竞争异常激烈，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损失。从产品的销售来看,由于很多三资企业产品是外销的,外资过分地集中,一方面造成产品销售会过分地依赖于外方市场本身的容量;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同出资国厂商共同竞争海外市场的局面。

（四）对民族经济有一定的冲击。大部分外资企业是由外方控股,而且外方独资企业日渐增加,外方凭借其系统化管理和全方位服务,控制了国有企业和一大批协作配套企业。外商在直接投资时,选择的是基础好、信誉高的企业的厂牌、市场等,而为了能更多地利用外资,低估了这些企业的内在价值,致使国有企业资产隐性流失的现象时有出现。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三资企业引进的技术并非一流,管理手段也不先进,一些三资企业的管理出现了“国产化”、“乡镇企业化”的现象,这有悖于各地区利用外资的目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以追求最大利益为主要宗旨，在市场竞争中与民族企业展开竞争，争夺市场，他们雄厚的资金、高技术水平、独自的市场销售、信息网络，还享受有较为优惠的地区政策，在同民族经济竞争时，处于优势地位，产品价格竞争力优势又对中国相同或相似产品向海外其他市场出口时形成竞争压力。对民族经济造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

四、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端正利用外资的思想认识。利用外资首先是将国外的资金、技术、资产、设备等为我所用,以促进我国地方的企业发展。一个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一味地只想依靠自有资金发展,那么,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这样一种企业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迟早要被淘汰。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要想在激烈竞争、不断发展的现代国际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就要积极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利用别人的资金技术发展自己,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而利用外资不失为一条快捷的途径。在思想意识上要克服那种把合资、外商独资看成是一种时髦或当成一种政绩的做法，要有长远的、端正的思想认识。[!--empirenews.page--]

（二）积极制定地区适当的优惠政策，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要研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地区经济政策，给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适当的优惠条件，简化办事手续，当地政府积极为外商企业服务，帮助解决相应的问题，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尽快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三）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于创汇农业、基本建设和其他行业解决产业导向问题。就是要使吸收的外资能用在刀刃上,能够用在我们经济发展最需要的领域和部门。在国家、本地区最需要利用外资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能源、交通以及基础的原材料、农业、技术改造等,我们要积极鼓励外资进入;而一些过去我们已经重复引进了很多生产线、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领域要严加限制;对于环境污染比较厉害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影响我们国家、本地区安全、影响人民身心健康的一些项目我们就必须严加禁止。所以,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产业导向目录实施好,在实施的过程中还要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修改,制定本地区的相关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真正能够更多地发挥积极效应,真正达到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

（四）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地区经济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注意吸引外资的合理投向。目前东莞的外资流向不尽合理,今后,在利用外资方面应更多地将外资投向能源、基础设施及农业方面。东莞是广东的重要城市，它的基础设施近几年虽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长期的问题堆积,远远跟不上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最近国家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关税免税待遇,对外资的进入有一定的影响,但这适应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符合国际经济通行规则。总的来看,东莞的投资环境比改革开放初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不够,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改善,特别是要朝着三资企业的国民待遇这个方向来发展。

（五）进一步开放竞争性产业，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开放竞争性产业，有区别、有重点地吸收外资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服务贸易开发的基本原则是：有步骤、有控制、积极稳妥；维护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旅游、会计和法律服务等一些服务贸易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

（六）保护民族工业,实行扶持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在现实的特定的条件下,保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民族企业应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部门应由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只能居于辅助地位。二是具有较高资金利润率或较高积累率的上一页[1][2][3]下一页 部门,不能由外商垄断或支配,而应保护民族企业享有相当份额,以保证民族资本的积累和扩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企业在整体实力上要弱于跨国公司,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和企业自身很难与跨国公司展开有效的竞争,因此,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要实行扶持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一方面鼓励它们联合,加速兼并,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另一方面在人财物上给予优惠,使其与跨国公司相抗衡。[!--empirenews.page--]制定正确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鼓励民族企业联手以企业集团形式参与竞争,抗衡外企的垄断。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欧盟在竞争政策上采用的双重政策,即对国际竞争比较激烈的产业(如远程通讯、新材料、电子、汽车、航空、计算机、化学和医药等)里的国内企业的兼并、联合放宽限制或鼓励联合,而对受外来竞争压力不大的传统产业则施以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中多数已实现规模经济,企业间联合的积极性不大,且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和价格串谋行为。与其它政策相比,制定并运用竞争政策来对付外企垄断行为针对性更强,矫正市场扭曲的作用更大,因而更为有效。逐步实施市场一体化原则，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各个经济主体在一个公平、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地区政府积极实施市场一体化原则，逐步使外商直接投资行为更加成熟、更加合理，使民族企业逐渐摆脱不平等的待遇，在统一、公平、优良的环境中参与竞争，促进地区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发展。综上所述，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实他们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如果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就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同样也会给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很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应力求全面地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出相应的地区对策，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参考文献：

1、马 宇：《关于外商投资与发展民族经济的思考》(对外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 外国投资与民族经济》，1996年2 期；

2、傅江景：《外商投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劳工权益受损的经济分析》，《当代财经》，1994年11期；

3、刁品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兴办外商投资企业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经济发展研究》，1998年2期；

4、鲍灵光：《朝鲜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涉外税务》，1996年2 期；

5、《葫芦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中国对外贸易》，1997年1期；

政府经济学直接 篇5

一、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本文选取至年大连市引进的FDI和GDP年度数据为样本。FDI数值按当年美元与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由表中数据可以得出：可比增长141.6%,原口径为30.04亿美元，增长36.4%.

下面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作深入地研究，运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5.1,检验可知GDP与FDI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6,说明两者有较强的相关性，即大连市吸收和实际利用外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为研究GDP与FDI具体的相关关系，需建立两者的回归方程，为了消除可能的异方差，对GDP与FDI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得出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为LNGDP和LNFDI.为防止回归方程出现伪回归现象，我们以下将做协整检验，以保证方程的有效性。

为了避免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时造成虚假回归等问题，需要在回归分析之前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表2为各变量的原序列与一、二阶差分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检验表明：LNGDP、LNFDI在α=10%的显着性水平下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LNGDP、△LNFDI在α=10%的显着性水平下是非平稳序列，二阶差分后的序列△△LNGDP、△△LNFDI在α=5%的显着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即为二阶单整序列。可以对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下一步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前提是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相同时，才可能协整。当两个变量协整时，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反之，当两个变量不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就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LNGDP与LNFDI同阶。下面对LNGDP与LNFDI是否协整做进一步检验，若二者协整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若不协整则不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下面对LNGDP与LNFDI用OLS方法做回归。

LNGDP=5.43+0.064LNFDI

(12.96) (8.90)

R2=0.91 ADR2=0.89 F=79.23DW=1.76

设e为LNGDP与LNFDI回归模型的残差，下面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残差e在5%临界值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即LNGDP,LNFDI为(2,2)阶协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检验结果及分析：从回归方程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2009年大连市FDI每增长1%,带动GDP平均增长0.064%,外商直接投资对大连市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显着的。康书隆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动态影响》一文中用变参数模型分析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09年我国FDI对GDP的拉动作用是比较稳定的，大体上FDI每增长1%,将带动GDP增长0.0257%――0.0278%.与全国相比，大连市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效果是明显的，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大连市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结论

大连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趋势，二者相互影响。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引入促进了大连市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大连市快速的.经济发展及不断优化的投资环境又进一步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互动的大好局面。尽管现在很多外界人士认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过热，但从大连市的经济状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仍是大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大连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发展及就业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大连市应积极采取措施，继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进一步改善大连市的投资环境，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以最大的限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继续保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大好局面。

1、发挥后发优势，加大引资力度，注重外资的产业流向，引导外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技术落后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一度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线来努力缩短与西方国家技术上的差距，但是引进的技术一般都是发达国家落后的技术，即使有先进的技术往往也难以消化吸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则可以消除技术贸易的某些弊端。同时随着技术的转移，与技术配套的资金供应、技术吸收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相应的管理知识，以及进一步的技术开发能力或新技术提供能力，都会随之进入，为我们独立研发新技术打下基础。不可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同样存在负面影响，由于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赢利，可能出现垄断某一行业、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这就需要注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引导外资向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2、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要消化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力资本存量，特别是高技术人才，这也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途径。这部分由于劳动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增量可以归结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于高技术人才的增加，带动了大连市企业科研能力的提高，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打下了基础;另一部分是由于高技术人才进入了外资企业，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人才流动，这些技术和经验流入了本国企业，改造了那里落后的技术和经营模式，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

3、保持大连市场的充分竞争性，最大限度促进外商进行技术转移

外商投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垄断能够带来高利润，因此，外资企业只要垄断了高技术，生产出独一无二的好产品，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赚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有技术转移，因为技术转移就意味着垄断利润的消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保持大连市场的充分竞争性，从根源上杜绝垄断行为的发生。首先，为国内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12月1日起，我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与个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至此，内外资企业税费征收制度实现了全面统一，改革开放以来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优惠由此宣告结束，实现了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的完全一致，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目前内外资企业地位平等，内资企业可以从多缴的所得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R&D投入，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展开竞争。其次，在同一行业中引入多家外商，形成外商之间的竞争局面，比如中国的手机行业，全世界各大手机厂商基本上都在中国投资设厂，客观上造成了技术溢出，使得我们自己的企业也能生产出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并对其他国家形成出口。

【参考文献】

[1] 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人民出版社，.

江锦凡：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J].世纪经济，(1)。

政府经济学直接 篇6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特征

1.对外直接投资的恢复期。

二战后, 日本致力于经济复兴, 国内对于资本具有大量的需求, 因此, 在政策上对资本流出进行限制。这一时期,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开发、食品、纺织等初级产品部门, 而且投资区域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

2.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期。

自20世纪60年代末,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 国内成本的上升, 导致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韩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转移, 这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这一时期,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扩大, 其动机是利用投资目的地资源以及低成本优势。

3.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期。

20世纪80年代,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迅猛发展, 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投资国。这一时期,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高度化、多样化以及服务化的特点, 第三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明显上升, 同时发达国家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

4.对外直接投资的缩减期。

自20世纪90年代初, 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后,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逐年下降, 尤其是对欧美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 而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却有所上升。从投资结构上看, 从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 追求廉价劳动成本以及向第三国出口成为对外投资主导。

5.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弹期。

近年来,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深化的大背景下,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急剧下降, 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降反升, 表现出扩大的趋势, 这主要源自日本国内经济的低迷以及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压力。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流向资本稀缺且收益率较高的地区。从区域来看, 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特别是借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对日贸易和投资需求,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由加工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以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法律体系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经营为目的, 与被投资对象有长期的利益关系;二是对投资企业或资产有实质影响;三是尊重投资者的意愿, 将占总投资比10%的证券投资也纳入对外直接投资范畴。

在多年积累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上, 日本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部分。国际法规范日本与投资目的国之间在投资方面的权利义务, 主要由国际条约、区域条约、双边投资协定和税收协定等组成。国内法则主要是规范国内投资, 一是确定投资或资本进出的基本管理法, 如外汇法等;二是普适性法律, 规定涉及企业对外投资行为, 如税法等;三是规范政策及实施管理的法律;四是明确有关管理部门职责的法律。

虽然目前日本逐步放松了对外直接投资管制, 但是同时建立了特许、事前申报、事后报告以及统计调查制度的一系列的严格监管体系。

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的法经济分析

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如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交易形式, 它不仅影响到一国资本存量和贸易流量, 同时也对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产生作用。而从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 以“成本-收益”作为基本工具, 进行成本和收益及经济效益分析, 可以对特定法律及其制度安排作出评价。而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的基础工具, 也是法律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对外直接投资更偏向于分析企业或产业的政策需求, 强调同特征的企业或产业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那么,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 如果立法的净收益大于其他可供选择方案的净收益, 人们会产生强化现存的法律体系的需求, 寻求法律安排以期达到最佳效益。法律的目标是公正, 经济学追求效率, 公正和效率有时会发生很大的冲突, 但在许多法经济学者看来, 二者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他们认为效率即正义。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可以较好地审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首先,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经济发展的诉求。二战后, 日本的经济体系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稳定经济秩序成为首要任务, 通过 “贸易立国”战略, 拉动了本国经济发展, 使日本一跃成为经济强国。在贸易领域, 从20世纪60年代的纺织产业、70年代的电子产业到80年代的汽车产业等迅速壮大。70年代末, 日本学者小岛清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以及对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 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 他认为日本对外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贸易, 对提升当地经济起正面作用, 而且能够加速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为此, 日本效仿美国早年的发展模式, 以海外投资的方式避开贸易保护。但1985年的G5“广场协议”的签定, 不仅导致日本进入经济衰退期, 更是对其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美国为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流入, 1988年通过了《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 1989年美国再一次通过“超级301”条款, 把日本列入不公平贸易名单, 加剧了美日的贸易争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日本经济衰退情况下,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加速产业转移, 从过去的单纯市场, 不断向生产、销售境外一体化发展已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另外,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降低管理成本的诉求。20世纪50年代,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要逐一审批。此后根据外资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日本开始逐渐放松管制。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由多个部门法以及行政规章作用构成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环节的综合法律体系, 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一是“分工管理, 一个窗口”模式, 其目的是掌握本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现状, 了解此类经营活动对当地和国内带来的影响, 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二是对海外投资的统计调查, 日本的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对企业和个人在海外的投资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统计、调查及发布。财务省每季度定期公布按国别和产业划分的海外投资数据;经济产业省对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调查。这对企业及各界了解、研究、评估对外投资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 经济活动的目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为此, 积极的对外投资自由化会得到各国的支持,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这主要源于经济活动多样化以及投资主导的世界经济使得要素流动及其利益创造进程复杂化。本文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极为复杂, 这来源于其直接投资的性质以及东道国的制度特征。其次, 一味地以国家利益名义加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效益, 法律体系的设计应将对外直接投资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这不仅能够发展本国的核心利益, 也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份额, 增强国际竞争力。再次, 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建设不能脱离对企业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 企业在推动国家经济战略转型过程中, 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 从现有的经验和研究文献来看,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经济效应似乎并不确定,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非经济意义可能大于经济意义, 一些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国家战略以及民族主义等应在考虑之内。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构建为一国的资本输出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日本不仅是一个经济强国更是一个投资大国, 其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为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在阐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法律体系内容的基础上, 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探讨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 并得出结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由其性质和制度特征决定;不应一味以国家利益名义推动对外直接投资, 而应将其纳入法律体系;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建设应给予企业以足够的支持。

关键词：日本, 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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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学直接 篇7

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是指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既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的全面经济效应,也包括其主体跨国企业所取得的经营成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据商务部初步统计,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占78%;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可以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而且已经对国内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技术进步的促进、国内产品出口的带动、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国内资源优化等五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邓宁就已经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投资国产业调整”的观点,国际投资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同时,也为国内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让出了资源,从而使我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使国内剩余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现阶段,我国国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家用电器、自行车等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如不能及时调整,会使我国现有资产存量的收益下降,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通过对外投资,将这些已失去的或正在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要素成本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延续这部分资产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为国内产业的调整、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近年来,我国的纺织、服装、家电、轻工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在境外设厂。以彩电业为例,厦华在德国和法国设有两个加工厂,海信在意大利、法国设有工厂,长虹、创维、海尔、TCL集团等也在墨西哥、俄罗斯、匈牙利、捷克、波兰、比利时等国建立众多的海外彩电生产基地和合资公司。截至2007年底,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就达到800多家,在境外形成了1700万台家用电器、260万辆摩托车、140万辆自行车、55万个棉纺锭、1.1亿件服装、4000万双鞋的生产能力,促使国内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转移。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面对全球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要尽快形成一批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成本和质量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和增强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目前,我国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在国外经济发达的地区设立研发机构,通过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技术积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例如 TCL 在美国洛杉矶独资设立研究机构;科龙在日本神户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小天鹅在美国和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研究机构;海信在美国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上海贝尔与比利时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华为,它的国际化发展始于1996年,到目前为止,华为不仅与TI、摩托罗拉、IBM、英特尔、Agere、A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这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可以将从当地获得的技术信息高效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有助于整个企业掌握世界领先技术和国际市场动态,从而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当代国际实践表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难以获得先进技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捷径。尤其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输出一直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所以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大部分都是已标准化的技术。我国想要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就要进行对外投资,靠近技术源,以获得反向技术外溢,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到发达国家兼并或收购科技型公司,特别应该加大对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可以选择和增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投资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一批有实力的跨国经营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经验。例如,浙江的华立集团通过收购飞利浦CDMA移动通讯部门,获得了飞利浦公司CDMA的全部知识产权、研发成果、研发设备、研发工具和一大批有经验的研发人员,一跃成为国内IT领域首家掌握芯片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在国际上打破了美国高通公司对CDMA技术的独家垄断局面。再如,首钢集团通过收购美国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70%的股份直接获取了相应的关键技术等。二是在海外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当地技术资源优势,了解和把握国外新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以此作为开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并在美国洛杉矶和硅谷、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了6个产品设计分部,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同时,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来考察我国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刘凯敏、朱钟棣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二者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所以认为它们之间有长期的稳定关系。龚艳萍、郭凤华通过借鉴Coe和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即CH模型)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并分析计算得出定量结果,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西方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贸易替代论与贸易补充论。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我国企业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

一是构筑国际营销网络。企业通过在世界其他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构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打造自身品牌,与生产加工企业形成销售对接,产生显著联动效应。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8个国家设立了26家境外公司,并对他们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建立起海外生产基地、海外研发中心和涵盖50个国家与地区的万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有力地带动了国内同类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出口额从1984年的20 万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15.21亿美元。

二是跨国并购投资。在一个企业的产品知名度还有待认可和销售渠道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收购国外的品牌成为进入新市场的一个捷径。通过海外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和资源,借助品牌背后的营销渠道和消费群体,既合法地避开某些国家对制成品进口的限制和高额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又维护和开辟了我国的出口市场。例如,三九集团成功收购了日本汉方企业——东亚制药55%的股份,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涉足日本制药领域,也是中药首次跻身国际主流市场。由于医药是一个比较非凡的行业,各国的壁垒比较高,若单靠企业直接打入国际市场,其代价昂贵。三九集团通过收购东亚制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进军日本市场的目标,并且获得了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一个跳板。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也是想获取IBM的品牌、渠道等,为联想的国际化铺平道路。

三是服务贸易型投资。这类投资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扩大出口服务,投资形式主要包括批发零售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办事处以及售后服务点等贸易型企业与办事机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九集团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采用在海外办中医诊所的方式,三九提出在海外建立千家“麦当劳”式的中医诊所,把中药带到海外市场。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这类投资所占比重比较大。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由两个方面来决定也就是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因从事海外生产而使本土进行的生产活动减少,因而导致就业机会的丧失。刺激效应是指海外直接投资带动产品出口增加所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海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总体来讲,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就业机会有可能产生负效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正效应。

在中国,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刺激出口以达到扩大就业的功效。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许多企业或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生产资源或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都纷纷到国外投资设厂,而且主要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这些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我国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因增加出口而刺激我国国内企业的就业。近年来,我国沿海一部分与国际市场较接近的企业已率先“走出去”,其生产已遍布全球大部分区域。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都集中在中国总部,也为国内创造了许多非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如吸纳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从事科研开发活动,聘用了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业务的市场策划和营销人员以及具有国际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员等。同时,这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导致对中国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询、国际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务于这些领域的中介机构人员就业。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有很多涉及到资源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这些投资中需要派出国内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参与开发建设。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或维持一部分母国就业,提高国内就业人员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从而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五、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源优化的影响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又是人均资源贫困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分布不均衡。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森林资源是1/5,人均能源占有量是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1/10。同时,我国资源消费增长速度非常惊人,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石油消耗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铜增长189%,铅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在资源再生利用率上也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我国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资源再生利用率也普遍较低。我国即将进入汽车时代,大量废轮胎再生利用率仅有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如此短缺的自然资源,我们必须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市场,以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的局面。

从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 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49.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3%,而采矿业为16.8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13.7%,名列第四位;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采矿业85.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4%,名列首位;由此看来,我国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建立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为国内某些短缺资源的需求提供国外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比如,在石油行业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先后收购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地油田,并在印度尼西亚合作开采石油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