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经济（共12篇）
政府干预经济 篇1
一、此次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所谓经济危机, 按照1929年那次爆发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语境来讲, 是由于生产的相对过剩、人们的购买力相对不足造成的产品大量积压, 形成了供需之间的极大的失序, 造成了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链条的脱节。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无序化、市场失灵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出, 当年那次经济危机基本上完全发生在实体经济阶段, 即从货币到产品、从产品到货币的生产流通阶段。而这一次的经济危机, 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殊性, 即危机发生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经济环节当中, 主要是金融、信贷和证券。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 其庞大的消费是依靠对全世界资本的占有维持的。全世界的投资银行、信贷企业、融资证券实体都设在美国, 而美元又成为世界货币, 与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直接挂钩, 因此, 美国的一切经济危机都可以通过不良资产打包、证券化输出给全世界, 从而化解本国的金融风险, 所谓“美国赔钱, 世界垫付”。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衍生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使得各国都开始重新关注虚拟经济这一新型的经济形态的定位和真正作用。
二、经济危机与地方实体经济的关系
(一)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理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是理性对待并有效治理经济危机的前提。实体经济是指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贸物流、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实实在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 虚拟经济则是指市场经济中在信用制度和资本证券化基础上产生的虚拟资本的活动。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 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形式, 其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并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 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 则会产生经济泡沫, 造成经济虚假繁荣, 严重时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甚至危机。因此, 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 并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积极发展虚拟经济, 使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而不能相互脱节。虚拟经济在最初仅仅是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环节, 主要负责为实体经济筹集资金、刺激实体经济的市场和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而伴随着金融产业、信贷机构和证券市场的成熟和技术化操作的完备, 虚拟经济已经愈发自成体系, 逐步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 并开始以一种按照实体经济规律难以解释的规则影响实体经济的市场, 甚至操纵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这种独立也是有前提的, 即虚拟经济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基础上, 虚拟经济的一切收益必须要在实体经济中得到体现和实现, 例如, 抵押贷款用于房产建筑, 最终要通过房产买卖的收益来实现。
(二) 经济危机与地方实体经济。
世界金融海啸对我国的影响相对缓和, 因为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虚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且国家有强大的宏观调控力度和广度。然而, 一些发达省份, 诸如广东等外向型企业、对外贸易业务挂帅、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变化的地区, 造成的不良影响相对明显, 如多数企业倒闭、裁员, 失业率倍增等等。当然应该看到虚拟经济对于地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即有效的盘活沉淀金、激活企业、刺激创新等。首先, 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 发现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 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同时, 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 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 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 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 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与1980年相比, 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 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 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然而, 虚拟经济毕竟是要依靠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行才能够得以维持, 否则, 巨大的泡沫加上高额的金融风险必然带来经济危机的隐患。很多地方企业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要么向银行贷款, 要么发行股票和债券。但一旦企业经营不善, 或遇到市场紧缩, 企业破产倒闭, 实际资本创造的利润增值得不到实现, 企业先期的银行贷款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较之实际资本来说, 就成了白纸, 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三、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职能定位
我国历来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声称此次金融危机标志着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终结, 意味着市场失灵已经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得到了验证, 宣告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的整合趋势。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 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没有标榜自由主义的原则, 主张完全放任市场运行, 结果导致了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 而7000亿美元的救市行为虽然在美国议会的多次设阻下仍能够执行, 体现了美国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决心和远见。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重点解决民生项目、农村问题等, 也体现了这一点。各地方政府筹集资金超过10万亿, 在各个层次上拉动内需, 在银行一再降息的情况下刺激消费, 从力图从根本上缓解金融危机对地方经济的不利影响。足见, 政府干预作为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重要角色, 已经在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屡遭打击的命运中显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肆虐一时, 造成了欧洲、日本、中国等经济区域的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相较192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 其特殊性在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乃至干涉。因此本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阐述当代经济危机对于我国地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政府在其间的定位和职能。
关键词：经济危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政府
参考文献
[1]、J.G.格利, E.S.肖, 1996:《金融理论中的货币》, 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资本论》 (第3卷) , 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1998
[3]、曾康霖:《虚拟经济:经济活动新领域》,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政府干预经济 篇2
为响应政府号召，从4月27日至5月1日，我区将实行牛肉、羊肉和蔬菜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以此保证全区群众过一个欢乐的“五一”节。现请门店注意以下事项。
1、执行门店：届时我公司市内，外所有门店（除铝厂
店外）都执行公司统一定价。牛羊肉价格营运通知，蔬菜价格执行北环统一定价。
2、限价价格：定点销售的牛肉，羊肉价格低于当地市
场平均零售价4元/公斤，销售的蔬菜价格低于市场
平均零售价的15%，上述品种市场平均价格以当地价
格主管部门公布的4月26日价格监测数据为准。
3、限价品种：牛肉（新鲜去骨）、羊肉（新鲜带骨）和
27种蔬菜（详见附件一）
4、限量销售：对定点销售的限价牛羊肉实行限量销售
和限量购买。每位消费者每次购买限价肉不超过
2公斤。
5、台账登记：门店需做好限价销售期间的商品台账，台账格式公司统一规定（见附件二）。台账强调及时，准确，真实。（此次销售做真实销售台账）
6、门店宣传：（1）、我公司已经制做统一条幅，门店悬
挂至店外。悬挂时请注意条幅平整性，银川地区多
风，避免出现条幅扭曲，看不清楚的情况。
（2）、牛羊肉价格公布后，请门店单独在横幅上缀
小宣传条幅，内容为：牛肉xxxx元/斤，羊肉xxxx
元/斤，蔬菜低于市场15%。
政府干预经济 篇3
所谓自由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通常以市场主体的自由活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组合与配置,并实现经济活动的社会目标与价值,市场经济主要有如下基本特点:
自由性。即经济主体对本经济拥有完全的产权,并享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自负盈亏,遵循市场的运行规律自我约束,积极开拓自我发展的空间。
平等性。劳动者的劳动付出与收入完全对等,商品的交换严格遵从市场的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不存在任何操纵市场价格的垄断组织。
竞争性。“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在市场经济显得尤为激烈。
效益性。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利润,唯利是图是市场经济唯一的目标。
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特点使其在社会的资源配置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主要有:
收入的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收入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市场的价格,也即完全取决于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实现了社会的公平。
供应与需求的调节。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往往通过市场反馈的信息来决定对某种产品的生产,如果某种商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则表明该种产品有利可图,应增加产量;反之,供大于求,则表明价格会下跌,无利可图,应减少产量。有效地调节了社会资源,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
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比较适合人类经济的运行规则,人类也因为遵循了这一运行规则而使社会经济更加繁荣昌盛,以市场经济盛行的美国为例,可见一斑:
二战后美国奉行的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经济繁荣程度也步步升高:194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6万亿美元;2007年升高到11.5万亿美元;而人均收入1947年才1.1万美元,2007年却高达3.8万美元,这一功劳不得不归于市场经济。
自由经济虽然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我们知道,一切经济的活动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这一因素。人是自私自利的物种,人不管做什么他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人不为自天诛地灭”是自私人性的诠释,而且人的欲望是毫无止境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把人的贪婪性描写得入木三分。人类携带着自私、贪婪的特性去追求他活动的最终目标——获利的过程是非常危险的过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对人类的诱惑足以让他不顾个人的安危,难道他会心安理得地遵循市场的运行规律去追求他应得的那份社会价值吗?不可能,否则诸如垄断组织的违规行为不会屡禁不止,对付这一现象唯有允许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也就是干预市场经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谓的政府干预也就是政府行为,是指政府根据宪法通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的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施。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吸引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所以政府对内应该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公共卫生,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的投入,提供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对外要加强军事及外交等的建设,在维护国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对社会资源提供保护性措施。自私人性的特点促使人类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会进行掠夺性的开采,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所以政府有必要通过立法、税收等手段对自然资源加以保护,合理地开发和利用。
适度良好的国家干预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观念已得到各国的认可并加以充分的利用。美国早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但发展到一定时期后,美国的自由经济越来越需要国家的干预,比如,营商环境的建设,各种法律措施的制定都只能由国家来完成,从早期的反垄断法等到现在奥巴马的7870多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都深深地打上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烙印。
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经济,它需要政府来行使它所不能行使的职能。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几乎不存在。总之,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是一个目标上的两个手段,它们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政府的干预行为都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时政府的干预反而引导经济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不正当的政府干预行为所致,即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多管了。所以政府在运用干预手段时要三思而行。
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
适度干预。要使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达到适度的状态,就必须严格分清国家对企业的职责范围,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能够顺利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该再进行干预,否则会导致政企不分,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多管了,使企业无所适从,浪费了国家资源。政府对企业予以太多干预会产生两个极端,一方面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阻碍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为了摆脱政府的束缚,开拓企业的发展空间,不得不以贿赂的方式,求得政府放权,这样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给社会风气带来消极的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不断地完善之中,各国往往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采用多干预的手段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而在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由于其机制己比较完善,可以自主地解决资源配置,所以应采用少干预手段。
依法干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在受到自私欲望的驱使下,他想到的永远是自己的利益,而绝非是社会的效益,所以腐败现象也就层出不穷,屡有发生,遏制这一弊端唯有走法制的市场经济。经济法不仅要规制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而且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也进行规范,实行政府干预的工作人员要充分地认识到经济法不仅对经济的正常运作起作用,同时对工作人员也有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也是国家对工作人员的一种关爱。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要透彻理解经济法律,据此通过国家的经济法资格考试,凭借合格证书作为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部门的上岗证。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继续再教育,以保证从业人员能把经济法律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起来更好地实施政府干预手段。可设置专门的法律部门,由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全程监控,确保无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总之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行使干预手段时,只有依法办事才能标本兼治。
政府干预经济 篇4
(一) 具有法律意义的经济法的行为
经济法规范的行为首先应属于法律行为, 作为政府经济行为主体的政府及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所作出的任何经济法上的行为必然具有法律上的意义。经济学着重研究政府的经济职能影响运行的效果相比, 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的效果相比, 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法制化的目的。政府经济行为作为经济法上的行为, 必然具有经济法上的特定意义。由于经济法具有超越民商法“私”的规定性而允许政治国家介入市民社会的特质, 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也相应地被赋予补充民商法调节市场经济之不足的使命, 其必然不同于民事行为的意思自治性, 而更多体现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积极且主动的干预。
(二) 以追求实质正义为其根本目的
以民法为典型表征的私法体系确立了“同等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对待”的形式正义, 它为市场中的竞争者们划定了同一的起跑线并制定了一视同仁的竞争规则, 营造了一个“看似公平”的竞争环境, 但却忽略了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者可能因为诸多先天不足的原因, 而一开始就注定了成为落后者的结局, 以及市场竞争中的强势群体有可能利用其所谓公平的竞赛规则而做出排斥异己的实质不公平的行为。这种 “法律对人的一视同仁, 在权力、智慧、个人幸福等实际上的不平等的状况下, 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 甚至加深这种不平等。”[1]尽管现代民法已经出现趋向实质正义的自我改造, 但无法超越其意思自治的规定性, 否则将使自身面临消亡的危机。而经济法由于其产生伊始就肩负着修正民商法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弊害, 因此, 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必然要以实现社会领域内的实质正义为己任, 其理念是:每个社会成员, 仅因为他是社会成员之一, 就有权不仅享受每一个人都想得到而实际上确实对人类福利有益的一切好处和机会[1]。因此, 经济法上的政府经济行为偏重于不同情况下予以区别对待, “既要允许优者胜, 又要保障劣者存, 既要鼓励增强强者, 也要扶持提携弱者, 既要使好的锦上添花, 也要对坏的雪中送炭”[2], 从而使得各个主体都能各得其所, 共同发展。这种实质正义观还体现为政府经济行为手段的丰富多样性, 即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行为“既包括直接的政府管制行为, 又包括间接的调控行为;既包括权力手段, 又包括非权力手段”[3]。总之, 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一改民事行为追求形式正义的机械刻板, 转而以“对于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达到结果和实质公正”[4]的实质正义为其追求的根本旨趣。
二、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变异
(一) 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低效率
首先, 政府决策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从决策动机和倾向来看, 政府部门决策的出发点是部门利益, 是在尽可能减少个人风险和责任、降低个人成本的前提下争取预算的最大化, 通过满足各方要求来凸现政绩。不仅如此, 政府还有追求更大权力的强烈的政治偏好, 政府在考虑经济问题时, 不完全是从效用最大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而是首先着眼于一些政治目标, 这样, 政府的决策就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诸多方案中的最优选择。
其次, 政府活动缺乏成本———收益机制, 既无成本压力, 又无收入动力, 缺乏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激励。在市场活动中, 市场主体活动的成本和收入是相互联系的, 正是这种联系给市场主体以激励, 使其优化资源安排进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在政府活动中, 这种机制已不复存在。因为政府部门活动的支出源于公共资金, 具有非价格来源的特征, 且这种资金缺乏明确的利益主体, 由于没有产权约束, 政府部门在活动时, 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再说, 政府活动又无具体利润要求, 而降低成本的努力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还会影响政绩和今后的预算。因此, 政府部门的活动大多不计成本, 不会主动节约成本。即使计算成本, 也很难做到精确, 这就造成公共产品超量供应, 政治产品过剩, 社会福利费用过高, 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
最后, 政府权力的垄断性和政府组织活动的内部性也会导致政府行为的低效率。政府活动是在无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 不可能有两个政府或政府中两个相同职能的部门同时活动, 政府的活动、行为缺乏竞争机制的激励和鞭策:同时, 由于政府活动的垄断性, 人们既无法直接衡量政府的效率, 也难以真正有效地监督政府。在这个社会里, 除了作为干预、调控主体的政府自己外, 没有任何机构行为的效果进行验收, 也没有哪个机构对这些政策效果进行明确的、独立的、公正的经济分析。这种缺乏竞争和约束的政府行为必然导致低效率[5]。
(二) 地方保护主义
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 运用行政权力, 以排斥、限制所辖市场竞争的行为, 又称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封锁, 这种垄断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点,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在商品流通方面,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在生产要素方面, 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本地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外流, 对外地企业需要的本地资源设关卡, 对本地企业所需要资源则采取低价政策;在企业竞争中, 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实行特殊的保护政策, 而对外地企业, 则设置种种壁垒, 限制其进入本地市场, 使外来的生产者很难在本地不受歧视地生产经营;制定有利于本地企业、妨碍外地企业和产品的技术标准、认证制度、卫生检验疫制度, 使市场封锁合法化。通过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不平等的待遇等方式, 限制或者排斥外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本地的投资或者设立的分支机构实行歧视性待遇, 侵害其合法权益。
(三) 政府越权干预市场主体经济活动
政府越权干预包括行政机关对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干预, 也包括对其他非营利组织和个人活动自由的干预, 政府越权干预的特点是政府限制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 使经营者丧失了经营自由和竞争自由, 消费者丧失了选择自由。实际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限定出租汽车公司择车、指定建筑项目的承包者等, 都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政府的强制性交易行为往往和地方保护相联系, 强迫消费者购买某种产品, 限制经营者的经济活动, 其目的往往为了保护本地的某些企业。
政府的强制交易行为是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或其所属部门利用行政权力, 限定或变相限定他人只能将商品出售给自己、自己指定的经营者, 或限定他人只能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 (服务) , 从而排挤其他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的行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主要表现形式有: (1) 明确规定在行政辖区范围内只能将某些非指令性计划产品销售给指定的企业。 (2) 限定客户和消费者购买行政部门关系户的商品。 (3) 限定客户和消费者接受指定单位的有偿服务。 (4) 行政部门在市场主体服务时, 强制搭售某种商品。 (5) 为推销指定企业的产品而阻挠、破坏他人达成交易等[6]。
三、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规制
经济法对政府融入经济社会生活而产生的法律调整需求予以回应, 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共同进步, 契合公私融合的时代规律。将政府行为的求利性纳入法的框架内加以规范, 是经济法生成和不断创新的最权威和最理想的选择[7]。
(一) 考量和整合多重利益范畴, 确立政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职能目标
在“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的民生诉求背景下, 以服务社会为目标的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职能的唯一落脚点。要充分发挥经济法的规控功能, 在理念导向上必须明确以下几点:第一, 政府行使职权必须克服“政府有限理性”, 秉承正义所囊括的自由和公平精神, 以社会整体福利推进为标尺, 对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必然大于所侵犯的少数人的个人利益。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时, 必然需要寻找不同群体的利益均衡点并加以考量和整合, 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 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二, 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决定了必须以经济法规制、约束政府的经济行为, 从源头上预防政府滥加干预于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 从而谋取非法利益。中国政府的干预行为涉及多重利益范畴———行为主体 (各级政府和部门) 、类型复杂化目标群体及社会公众等主体的利益。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 政府不能直接从事市场活动并追逐利润, 只能合理安排调控和规制措施, 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8]。
(二) 构建完备的权责利制度规范, 完善公共利益追求下的经济法律制度
法律是权力约束的基本力量, 在现代法治语境中, 任何公权力的行使均须受法的支配。通过汇总不同利益聚集点, 可以构建完备的权责利制度规范体系。 (1) 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 理顺各层级政府和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通过法律机制来规制政府的权力行为, 使政府行为被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第一, 权力界限法定。政府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 不得借助行政法规、规章或其他文件为自身拓展权力领域。 第二, 利益关系重塑。按照“事—责—权—利”的逻辑思路, 合理调整政府管理体制, 建立层次明确的利益布局。 (2) 科学划分政府事权, 合理确定财政收支划分, 完善现有财税法体制。 能否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均衡发展是衡量制度成败的准则, 在财政法层面, 若要实现间财政关系的规范化, 必须科学规制政府财政汲取能力, 实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具体而言, 应加强《预算法》的修订和完善, 并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 将“实质合理化”与“社会妥当性”注入财政体制内[9], 调节各地经济均衡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利益的大致均衡和改善。首先, 充分利用税收立法权实现政府的资源配置, 收入分配及经济发展平衡职能。其次, 征税权力的配置应秉承“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征税权, 确保地方政府职能实现[10]。在税率结构的安排方面, 合理搭配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 有效抑制投资者的投机冲动和消费者的消费结构。 (3) 完善政府干预方式, 规范市场监管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规范与制约, 对特定产业和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准入与退出、资质、价格等方面进行调整。鉴于信息在市场中具有非对称性, 经济法可借助于“委托—代理框架”, 合理设计规制者和被规制者 (调控者和被调控者) 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 用最优激励机制解构双方的行为并引导其策略选择, 从而为政府职能的具体实现提供更有效的制度平台。
(三) 重视中间层组织建构, 重塑行业协会和政府职能的分工与制约关系
具有权衡利益之力的中间层组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动力”。“当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 在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 把更多的服务递送给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包括专业性社团时, 一个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局面是可以期待的。”[11]这一建构的核心是协商民主下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在协商民主环境中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能够缓和权利和权力的冲突, 接通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线路, 从而实现个人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良性互动[12]。经济法确认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 是在约束政府权力的同时, 使公民享有广泛的参与性权利, 并创造环境和条件, 促进这种权利的实现和扩展。因此, 通过立法确立经济社会多维监督主体的资格, 凝聚社会力量以发挥监督优势, 政府也能将广大民众纳入到管理资源体系, 弥补管理资源匮乏之不足。
在经济管理领域, 对于行业协会的经济法主体地位已基本达到共识。行业协会有其的合理性, 可以防止政府经济决策的异化。虽然经济决策权由国家统一实施, “但由于行业协会的建构与发展, 客观上要求国家必须将其一部分经济决策权在其行使时受到行业协会的制约, 由此便改变了国家权力在经济决策方面一统天下的格局, 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对权力专制的反对。”[13]首先, 重构行业协会和政府职能的分工与制约关系。在立法中, 应在尊重市场自发调节的基础上, 进行专门行业协会调制, 并强化政府的指导性调控。厘清政府与行业协会的职权界限, 完善和调整相关行业协会法律制度, 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 更好地发挥其在纠正政府行为偏离、缓解社会矛盾、应对市场扭曲等方面的突出功能[9]。
四、结语
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和经济法终极目标方面均表现为实现社会秩序, 引导或促使政府在较完善的法制构架下更有效地处理公共性和自利性的矛盾。在市场领域中, 促使市场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因是人性中的“求利”因素, 那么, 政府通过对各种利益的科学认知, 变成为经济法以“整体主义”思考社会利益的具体实现措施[14], 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经济法律制度的构建, 更是经济法功能发挥的关键。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政府的作用比较突出, 多向度的经济法立法供给和干预行为, 有助于形成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控制机制, 充分尊重市场的个人自由、经济自由本性, 多维度地政府利益进行法律规制, 最终实现社会整体自由和经济主体的实质自由。
摘要：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权力是法律赋予的, 政府凭借拥有的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 在公共生产过程中, 对一切公私企事业部门及国家各种行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经营管理或进行宏观的调节控制的一种强制力和支配力。回顾中国政府通过权力干预经济的历史过程, 出现了变异现象。而经济法因其法益目标和干预手段的特殊性, 天然地具有对权力行为进行调适的能力。因此, 在考量和整合多重利益范畴的基础上, 构建完善的经济法规制策略是可行路径。
政府干预经济 篇5
作为世界主要农牧业大国，阿根廷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但最近几个月来，阿根廷市场上却闹起了“肉荒”，牛肉价格大幅上涨，并直接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阿根廷政府虽然采取了强硬措施试图稳定肉价，但收效并不明显。分析人士指出，正是因为政府对肉价干预不当，过分注重控制物价的短期效果，造成市场供应不足，反而加剧了物价的上涨。阿根廷肉牛的存栏数超过居民人口，是一个“牛比人多”的国家。牛肉也是阿根廷人日常饮食中的主食，该国人均牛肉消费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自从去年年底以来的短短几个月里，阿根廷牛肉价格平均上涨了近一倍。其中阿根廷人餐桌上最常见的带骨牛肉价格目前是每公斤7美元左右，和去年同期相比涨了一倍以上，和2006年相比上涨幅度更是达到三倍以上。
肉价的大幅上涨直接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今年2月份，阿根廷官方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环比上涨1．2％，创下近四年来新高，其中肉价环比上涨8．7％，是造成物价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根据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的测算，阿根廷的实际通胀率应该是官方统计数据的两倍以上，肉价的实际涨幅则更高。
根据阿根廷牛肉工业和商业协会公布的数据，肉价的大幅上涨使得阿根廷人的牛肉消费量骤减。去年阿根廷人均牛肉消费量为73公斤，而到今年1月份，人均牛肉消费量同比减少了19．3％，如果按照全年水平来算只有59公斤，创下2003年以来的新低。
造成阿根廷最近几个月来肉价大幅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是市场上的牛肉供应减少。今年1月份，阿根廷牛肉产量为23．84万吨，同比减少了16．1％。阿根廷的部分畜牧产区在2009年遭遇严重旱灾，造成肉牛大量死亡。与此同时，政府对牛肉价格的不当干预加剧了牛肉供应的短缺。
根据阿根廷农业部门的统计，阿根廷肉牛数量从2006年的5971万头减少到2009年的5192万头。在2009年屠宰的肉牛中，49．7％是用来繁育后代的母牛，这一比例创下了近20年来的新高。
分析：
由于供求不平衡造成的肉价上涨，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反而引发了持续的肉价上涨，也是阿根廷政府稳定职能的失职。
“闲话”国家治理和政府干预 篇6
在“新常态”为主要思维的经济发展时期，对于政府干预的新的要求呼之欲出。
有学者指出，“现实或者实践进展很快，但是我们理论的创新却是跟不上的，我们还是停留在凯恩斯的框架里。整个社会科学思维不仅仅是停留在凯恩斯时代，还停留在200多年以前牛顿的时代，社会科学的思维现在不适用于我们的现实，不适用于我们的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期。”
财政体制需要重新构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刘尚希认为，国家现在面临着最大的、最突出的三个风险，一个是经济风险，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有一个是社会风险，老百姓对民生改善的诉求越来越大；还有环境风险，全国都有雾霾，在传统这种工业化的模式下所导致的环境风险将会越来越大。
那么，财政体制怎么构建呢？应该从两个层面着手：一个是国家层面财政体制，一个是地方层面财政体制。国家不能按照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考虑财政体制，应该分开治理。“因为我们国家治理是两级治理，我们不能把两级治理混同于五级政府，五级政府和两级治理是两个概念。国家公共权力是在两级之间，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立法权、司法权、征税权都是这样。过去是有误区，从五级政府角度考虑财政体制，说税不够分，那就扁平化，变成三级。这个思路本身逻辑就有问题，五级政府，政府级数和政府治理级数是两码事。地方的省、市、县、乡四级政府，这是地方治理范畴，不要提升到整个国家治理这个角度去考虑。所以财政体制现在要分两个层级，国家层面财政体制和地方层面财政体制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国家所有是一个笼统概念，宪法规定所有权只有一个，但是实际运行中产权就是各级政府都有，我们对这个没有明确界定。”刘尚希指出，公共产权、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应该怎么分配，是没有纳入国家现有财政体制框架之内的。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应当有一个衔接，有个桥梁，就是产权制度。我们现在的产权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在的产权理论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产权理论，公有制基础上的产权理论没有。
产权和所有权是两个概念，比如他物权、自物权都是产权，无论是私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它和市场经济要求要结合起来，必须有一个产权制度，“但是，我们现在公有制基础上面的这套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这就需要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央与地方之间只有分税没有分产，产权是可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的，对这个问题国家没有上升到法律，更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讨论。这属于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这方面是需要进一步深化讨论的。”
解决地方问题的关键所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公民。如果说像房地产税这样牵动个人利益的作用非常大的措施，还是先限定于几个地区先行的话，那自然就有一种差别待遇、歧视性待遇的说法。从两个直辖市试点情况来看，国家对房地产税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把握，没有必要再试点，只是说如何将这些试点的经验转化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模式在中国推行开来。
刘尚希强调，现在税制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直接税的建设，它可能演化为卡脖子问题，卡在哪里呢？直接税的立法目标定位叫做公平、统一、调节有力，即间接税适当削减，为直接税腾出空间，但是在中国遇到了大问题，就是减间间接税易，增直接税难，如果这两个不能同步做的话，就对公平统一、调解有力形成一个卡脖子地带。
刘尚希给出的第二个改革建议是强调“三分”，就是分事、分税、分管。“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清晰把事权划分清楚，能够清晰的把税种划分清楚，能不能清晰地把政府级次划分清楚，那是我们以后的问题，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把分税制改革方案和本来意义的分税制对接，我们要走本来意义分税制的改革道路。如果这一条不能解决的话，财政困难还会依然存在。”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前地方债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地方债规模有多大，甚至不在于地方政府承担的还本付息压力有多大，而是在于地方债形成机制有问题，借债还钱不管对于个人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要把这种债务的举借建立在有健全的债务人人格的基础上，我们要重塑地方政府健全的债务人人格，这是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关键所在。”
政府不用管太多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强调，国家市场型的结构调整已经全面开启。如果政府简单地来进行这种方向性的判断和结构性调整，来全面用力，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回顾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国家进行西部大开发，进行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些政策调整，2002年就提出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增长道路，认为要降低重化工业的比重，要提高服务业比重，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趋势不是像国家政策想象得那样简单地运行的。我们看到2002-2008年很多结构性指标是恶化的，而不像政策调控那样是改善的，即我们判断这种市场型的变化总是用一种线性思维进行，用一种封闭性思维进行，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说，中国经济目前很多问题是结构性的，比如产能过剩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问题，包括国家的财政、金融、土地制度等很多问题，这两年传统行业比较大的地方，经济运行非常困难，主要涉及煤炭、石油、钢铁、有色、化工等领域，这五个行业困难程度比较集中，经济举步维艰。
“我们去一些地方调研，比如像黑龙江，像哈尔滨、长春，当地有很多优秀的高校资源，而且985学校、211学校很多，人才相对集中。但是，为什么新兴产业发展不起来？很多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直到现在，当地一些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厂办大集体的现象非常普遍。国家国企改革这么多年，这些体制性的与财政有关系的很多制度安排都没有发生变化。直到现在供水、供电、供气都是企业的事，政府没有参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另外，祝宝良强调，很多生产性服务业是市场的事，政府不用管太多。“第一是停车场建设，政府可以推动，市场完全可以独立运行，停车场建设既有利于投资，又有利于消费，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这个规模很大，四平市是一个容纳几十万人的城市，马路上到处是停车的地方，只有马路上划出停车线，不划线不能停车，车主必须到小区里面、到停车场里去停车，同时政府有法律法规限制，新盖的房子必须有停车场，像北京、上海这种立体停车场也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就是养老产业的发展，这既利于当代，也利于长远，我觉得PPP方式可以做。还有一个领域可以做，即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有关孵化器、孵化园区的建设。财政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科技这块没有发挥，不要针对哪个产业去搞，而是针对科技，带有一定溢出效应，又有准公共产品效应的投资还是可以做的。”
“短期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财政政策要宽松。在稳定经济的同时，我们把一些结构性问题，例如财政改革发挥更大作用。”
政府干预经济 篇7
面对物价的持续上涨, 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其中在国务院的批准下,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1月15日出台《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办法》, 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粮、油、肉、蛋、奶及液化石油气等六种重要商品被纳入价格干预的范围。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明批准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其必要性在于:一是部分重要商品价格已经明显上涨, 价格上涨对广大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二是一些企业趁机哄抬价格,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制造紧张气氛, 推动市场价格不合理上涨。三是不合理涨价已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在群众对价格上涨反映强烈的情况下, 个别媒体热衷于炒作涨价题材, 渲染涨价气氛, 严重影响社会心理预期。在上述种种背景条件下, 为抑制价格不合理上涨, 经国务院批准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但与此同时, 政府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也引起了经济学家和专家学者的诸多批评。他们认为政府的价格管制政策可能会导致商品和服务供应短缺, 而短缺是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管制也不会改变人们对通胀的感受, 实际负利率现象仍将显著。倘若不允许涨价, 厂家可能会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削减产量应对限价, 甚至干脆退出市场。一旦发生供给短缺, 最终受害的还是消费者。因此, 价格干预是没有用的。政府此次干预价格, 只不过暂时缓解矛盾而已, 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一些媒体也发表评论认为, 如果食品以及能源价格的上涨更多是一种结构性的价格上涨, 而不是周期性价格上涨, 在此情况下, 政府进行价格控制和价格补贴相当危险, 必须防止借干预之名回归管制的旧体制之路。但与此同时, 政府则认为干预是合理、合法、临时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价格干预措施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曾经采用过。普通居民则认为价格干预是必要的, 政府不应该再被那些老拿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牵着走了。
2价格干预措施可行性分析
价格干预会对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产生阻碍作用, 本文笔者当然不会反对这一观点, 并且笔者坚决反对在市场供求大体平衡时采取一切干预市场机制的政府政策。但在物价上涨阶段, 适当的采取价格干预措施是有效的, 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是无情的, 市场机制在发生作用的时候是不会考虑到居民的生活成本上涨压力和由此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以民生和社会稳定为目标的政府在物价上涨阶段, 面对节节上涨的物价, 不可能单单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 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干预市场, 以降低物价上涨的速度。而价格干预措施便是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本文将从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三个特点中论述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内部可行性。
2.1价格干预可以降低居民的通胀预期
控制通胀预期的快速上升是政府部门的政策关注点之一。从短期来看,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乐观论调”暂时稳定通胀预期, 缓解部分通胀压力。但从长期来看, 只有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政府部门的表态才有可能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
在物价上涨阶段, 居民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常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 理性的居民会增加现阶段的购买以减少因为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损失, 而作为居民生活必备品的成品粮, 食用油等就成为居民囤积的重要品种, 而这也恰恰加剧了市场此类商品的短缺, 造成价格继续上涨, 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更高, 会再增加购买, 如此反复, 物价被抬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而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也会更高。
当居民发现政府面对物价的上涨不仅仅是口头方面的论调, 而是直接出台政策对居民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商品价格直接干预, 生产企业的产品价格不能提高, 因此不会因为恐慌而进行非理性购买, 从而降低其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在物价上涨阶段, 控制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很重要, 可以使居民总需求保持稳定。
2.2价格干预与政府补贴并存
在物价上涨阶段, 生产企业所生产商品的价格在上涨主要是由于生产此种商品的成本在上涨, 企业的成本上升, 如果不提价就会面临损失。此时的价格干预仅仅限定了居民消费品的价格, 并没有限定企业生产原材料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的价格干预是无效的, 它只会导致企业不生产或者少生产, 从而造成市场短缺, 造成居民更大的恐慌和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对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诟病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注意到, 此次国家并不是单单采取了限价措施, 而是在采取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同时对生产限价产品的企业提供补贴。政府在了解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后, 将其原材料上升和其他原因造成的成本上升一并由政府提供补贴, 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保持在物价上涨以前的水平, 对企业的限价并不会减少企业的利润。2008年中国政府部门分别向三家大豆豆油生产企业益海集团、中粮集团和九三油脂发放大豆油亏损补贴指标25万吨, 即一旦这三家企业按照政府限价销售大豆油出现亏损, 亏损部分由政府进行补贴。当然政府的补贴不可能一直持续, 但是物价上涨也不可能一直持续, 在2008年年末, 随着国际市场原材料的价格下降, 物价上涨也不再持续。政府成功地运用限价和补贴措施应对了中国物价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上涨。
当然也有人认为仅仅采用补贴措施而不限价政府会遭受更少的批评, 但是在前文企业生产者之间的博弈已经分析过, 仅仅由政府提供补贴, 并且在接受补贴的收益大于涨价时企业仍然有涨价的动力。因此, 仅仅采取补贴是无效的, 这里政府补贴是政府限价措施的补充。
2.3价格干预是临时的, 对象是少数的和特定的
此次价格干预是临时性的, 不是永久性的。发改委在2008年1月物价上涨较快, 邻近春节和南方暴雪天气引发运输不便的情形下出台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而在2008年12月在物价上涨趋势渐弱且趋于稳定时解除价格干预措施, 使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主导作用。
在整个调控物价过程当中采取临时干预措施, 是作为一种辅助、补充的手段, 是为了防止价格水平不至于过快上涨, 建立正常的物价秩序和相对稳定的态势。且在整个市场中, 干预的是极少数的商品, 实行提价申报和 (或) 调价备案的品种范围主要是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牛奶和奶粉、鸡蛋、液化石油气等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
而且价格干预措施中规定, 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实行提价申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批发、零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规定“达到一定规模”, 主要是考虑列入干预的品种, 均是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产品,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企业都向价格主管部门申报和备案。列入政府价格干预范围的应当是在当地市场占有较大份额, 价格变动对当地市场影响较大的企业。考虑到方便面、食用植物油、乳品生产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 少数大企业生产的数量在全国市场占有较大比重, 因此, 规定上述行业中占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直接向国家发改委申报。
2.4小结
通过以上对物价上涨阶段政府采取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特点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在缓解物价上涨方面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并且政府在采取价格干预措施时, 最大限度的考虑了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影响, 尽可能的减少扭曲市场的程度。在物价上涨趋缓后, 政府又及时的解除价格干预。在物价上涨过程中也没有因为政府采取干预措施而激化市场矛盾的现象发生。这一切都说明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要的。
3结论
一项政策是否可行, 主要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这种政策下所获得的净收益大于没有实施此项政策时的净收益。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否可行, 主要是分析其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否提高社会的收益。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之所以受到经济学家的诸多批评, 主要是因为价格干预措施阻碍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扭曲了市场价格。但是如果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能够减少这种阻碍, 并且能带给居民更多的收益, 那么这项政策就是可行的。
由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实施可以看出, 受益的是居民, 居民享受到了正常情况下的商品价格, 受损的是企业和政府, 但是由于政府向企业提供补贴, 可以推定企业的损失很小。政府的收入本来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自然符合政府的目标。并且政府在物价上涨中的举措赢得了民心, 稳定了社会, 这是无法用经济手段所能衡量的。如果不采取价格干预措施, 物价最终也会回落, 但居民将会面对比实际生活中更高的物价上涨速度, 即使政府提供补贴和增加生产, 消费者的非理性购买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会导致物价长时间在高位运行, 不仅居民将承受巨大的生活成本, 国家也要承受巨大的社会成本,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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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经济 篇8
关键词：流派,自由放任,政府干预,经济思想
西方经济学始于重商主义, 自重商主义以来, 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没有哪一个学派的理论能够做到让所有学者都认同。虽然诸多学者意见各不相同, 但是从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来看, 西方经济学说主要分为两大学派:一个是注重以个人欲望满足为归依, 分析经济问题建立体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另外一个就是主张个人欲望某种程度上服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简而言之, 政府干预为国家的行政机关通过采取经济计划和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预;而自由放任则相反, 主张尽量的少干预甚至是不干预经济, 通过市场自行对经济调节。
纵观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可以发现, 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一直都处于此起彼伏、相互交替出现的状态。这种现象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 根据时代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呈现出的相对应的经济思想, 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早期的经济思想 (从远古至中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各种经济观念、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期, 此时经济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较为突出的经济思想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处于一种“萌芽”状态, 所关注的问题更像“家庭管理”方面的问题, 比如治水发展农业、等级和阶级的观点等。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社会晚期, 国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以及满足王室的大肆挥霍, 铸币无法满足王室的需求, 于是当时出现了一股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学说———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 货币就是财富, 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于截取金银。之后蒙克莱田上书路易王朝, 极力主张国王积极干预管理国家经济, 将重商主义推向了高潮。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家获得荣誉和不断致富, 因此政府应执行有利于本国商人的政策。蒙克莱田可以说是早期重商主义向晚期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的人物, 也是较早将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上升至国家层面的人。到了重商主义晚期, 詹姆斯·斯图亚特继承了蒙克莱田的思想, 在他看来, 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按照人民的精神加以审查, 政府已构成人民精神的一个部分, 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 人民离不开政府。
重商主义时期的政府干预思想相对狭隘, 此时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进行中央集权以获得金钱来巩固地位, 这也是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的唯一目的。即便蒙克莱田将政府干预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也仅仅是为了使国家不断获取金银。这种体现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特征的“唯利是图”的经济思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 遭到了后来大批学者的反对。
在詹姆斯·斯图亚特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总结的时期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 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 主张经济应该遵循自然秩序, 这种经济思想被称为早期古典主义。法国的古典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 他有着重农的观点和自由放任的双重思想, 其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认为, 由于买卖人都是为自己打算, 因此社会经济秩序就需要整顿, 这种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利只属于大自然不属于国家政府。作为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者, 魁奈主张经济自由。在他看来, 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实行经济自由是增加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重要条件, 其著作《经济表》描述了一个理想、自由竞争经济的商品与货币的循环流动的过程。此时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主要是主张遵循自然秩序, 不要人为的打破自然规律。他们还没有认识市场规律, 因此, 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也是狭隘的。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 不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还是主张经济自由的重农主义, 其大部分的经济思想都是围绕奴隶主与奴隶, 农田水利等方面, 这些理论相对分散而没有融会贯通, 此时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 而只能算是“萌芽”。
二、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经济自由主义盛行时期,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某种程度上, 亚当·斯密受魁奈的影响颇多, 重农主义的学说让他觉得耳目一新, 但斯密并不是完全赞同重农主义的学说。在理清他与重农主义者争辩时所产生的思想后《国富论》诞生, 经济自由主义形成了具有说服性的学说体系。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可以从他的“经济人”假设、“看不见的手”、政府充当国家经济的“守夜人”这些理论中体现出来。“经济人”假设即认为参与经济生活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并且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够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确的决策。除此之外, 斯密认为, 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幕后组织管理着经济, 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处理及时又有效, 因此在经济方面国家的职能非常有限。在他看来, 经济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干预, 政府只需要保证企业和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得到充分实现即可。在斯密看来, 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守夜人”, 个人理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必然使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里发展到了最高峰。李嘉图批评、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主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张自由贸易并废除强制干预农作物价格的《谷物法》。李嘉图认为, 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利润的下降是一种“自然趋势”, 人为干扰反而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因此他主张废除《谷物法》。同时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学说———比较成本说, 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嘉图认为, 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作为保护贸易论倡导者, 李斯特并不十分赞同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各个国家的区别, 同时他对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做出了改进。李斯特认为, 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太绝对, 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是无法实行自由贸易的, 因此实质上李斯特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坚持者。李斯特反对斯密关于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说法, 在李斯特看来, 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要靠国家政府的努力。与李斯特一样, 穆勒也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而非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起初他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基本观点, 在《论自由》中他提出, 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 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市场制度存在的缺陷, 因此他认为自由放任不是绝对的, 政府干预适当需要, 政府干预应以不损害自由市场的效率为限度。
这一时期是古典经济学盛行与发展的高峰时期,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 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点, 但是他们的经济思想中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 反对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由自然秩序转移到了市场规律, 实行经济自由变得更有理可循。
三、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古典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已不再受到人们热烈的追捧, 它体系中的一些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理论和思想引起了一批经济学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爆发了号称“经济学思想变革”的边际革命, 同时也意味着古典主义的结束。边际主义者中有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 他们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表著作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并非一致, 也不属于统一体系, 但是他们都在继承了古典主义的政府对经济的最小干预的主张后, 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 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方面。边际主义者捍卫市场配置分配, 反对政府干预, 谴责社会主义并阻止劳动者工会主义, 认为它们是无效的或有害的。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逐渐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 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性人物, 他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派的理论兼收并蓄, 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 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学说。
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庇古, 同时他也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虽然他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但是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 政府干预占有一定地位。庇古认为应该通过税收和津贴来克服外部影响所造成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对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庇古也主张运用间接控制手段来消除或限制垄断以克服各种形式的垄断对资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响。
边际主义出现后, 瑞典学派的主要创造人威克赛尔也对经济理论进行了大综合, 但是威克赛尔的综合理论体系更偏向于边际分析方法, 与之后的凯恩斯经济学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但是由于威克赛尔并非英语世界的人, 因此他的学说被埋没了。
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 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学派也主张经济自由, 其中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发表了《自由主义》一书来全面的概括他的观点。他认为, 自由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领域, 成为个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础, 同时他强调, 是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导致技术进步, 而不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主义。米塞斯主张自由劳动, 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迁移。奥地利学派的继承人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与米塞斯等经济学家一起反对马克思主义, 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 竭力鼓吹自由主义, 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诽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自由竞争时期后期, 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 开始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规模, 垄断自然形成, 并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受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 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经济思想不再坚持彻底的自由放任, 而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十分必要。可见这一时期虽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大部分的经济学派也坚持经济自由。但是相比18世纪中叶至19世级中叶, 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那种自由主义一边倒的情形, 此时经过多数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发展, 政府干预主义开始占有一定地位。
四、当代西方经济思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 许多经济学家都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下熏陶成长。但是一场“凯恩斯革命”将新古典主义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 政府干预主义取代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成为主流。这一时期,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凯恩斯和凯恩斯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 严重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让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无所适从并逐渐被人诟病, 不再居于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 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 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正好符合时代背景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英国经济逐渐衰退。凯恩斯思考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例如失业和公共工程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 单凭私人企业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利润驱动已经无法解决这一危机, 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宣告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交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终结。凯恩斯在《通论》中体现出来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都是针对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的弊端及其成因所提出的。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不仅描绘了客观存在着向国家干预型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可能趋势, 更重要的是它加强了这种可能实现的概率。自此, 国家干预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作为临时的危机时课的应急措施, 而是以后将长期居于经济思想正统地位。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 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 当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一难题, 受此影响, 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经济学地位产生动摇。加上当时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问题, 而只是将问题延缓了。此时, 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不再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 宏观经济学中出现了很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 呈现出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其中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应学派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 主张经济自由的流派不断地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
五、总结
综上所述, 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说是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相互交替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与该时期相适应的经济思想, 有些可能是在反对前人的基础上成立的, 有些则是继承了前人的经济思想, 但是我们无法肯定的说后产生的就要比之前的好, 每一种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与闪光点。弄清楚这两种经济思想在不同背景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参考。中国经历过由政府完全掌控经济的计划经济时代, 目前正处于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初期, 在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 对当代西方这两种经济思潮的演变和实践, 应该进行理性分析和准确把握。我们应当既要看到西方经济思想中适合中国的长处, 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 又要吸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经验教训;既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 又要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总之, 在强调实行国家干预的同时, 应充分保护和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在强调实行经济自由的同时, 又必须发挥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 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平等竞争, 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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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福前.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J].教学与研究, 2004, (1) .
政府干预经济 篇9
一、美国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 货币政策:
一是减息机制。在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果断下降基准利率, 从2007—2008年底共下调联邦基金利率10次, 下调500个基点降至历史最低位, 利率已再无下降的空间。同时降低贴现率, 在2008年将贴现率降至0.5%这一阶段, 美国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基准利率和贴现率双双下调到历史罕见的低水平, 表明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反应[1]。二是美联储推出多种金融工具, 如期限拍卖融资机制、主要交易商信用机制和定期证券借贷机制等, 为金融机构提供较长期限的资金、提供援助, 改善其资产负债表等, 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三是货币互换协议, 美联储先后与欧元区、瑞士、日本等国中央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根据协议美联储采取向这些银行提供美元资金, 向金融机构拍卖美元资金、同步降息等举措, 以便利他们向各自辖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
2. 财政政策:
一是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TRAP) , 2008年10月14日, 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将动用7 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2 5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的优先股, 以帮助银行缓解信贷紧缩局面, 此外还对濒临清盘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二是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 包括通过压力测试筛选对受困金融机构进行注资, 设立公共及私人投资基金, 强化对救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和信息披露, 通过提高担保率等方式启动小企业和社会融资等。三是减税刺激计划, 在2007年和2008年, 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案》和以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 减税总额高达1 680亿美元, 这些法案的目的是通过大幅退税刺激消费和投资, 推动经济增长, 以避免经济衰退。
3. 美国救市政策行为绩效:
总体上讲, 美国通过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 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应对机制。在这个机制的框架内, 美国政府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在遭遇经济危机重大事件的时刻, 能够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 为推动美国经济尽快走出衰退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些救市政策同样也遗留了很多风险问题。首先, 减息对美国金融市场利率的影响, 美联储基准利率对短期融资市场的利率影响很大, 加上美联储不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短期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紧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是对长期融资利率和长期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紧缺状况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其次, 从美国信贷市场的情况来看, 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救助, 并没有导致金融机构信贷市场稳定或恢复, 相反是非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扩大导致了部分融资市场出现恢复的迹象。而且虽然实体经济融资市场已经有恢复的迹象, 但是实体经济真正趋稳和恢复还有待时日。此外由于美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巨大, 7 000亿救助相对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平摊式的救助方式不大可能帮助金融机构脱离困境, 同时救助计划所涉及到的巨额资金来源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现实难题, 美国政府只有通过发行钞票和发行国债来筹集, 这将大大恶化未来国民的收入状况。
二、欧盟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 货币政策:
一是降息, 在美联储大幅度降低利率的同时, 欧洲央行也将利率不断下调, 2009年3月英国央行更将利息降至0.5%, 欧盟主要经济体的基准利率平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试图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欧洲国家的冲击。二是货币互换, 欧洲国家为改善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 欧元区、瑞士、英国、加拿大等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先后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美联储向这些银行提供美元资金, 以便利他们向各自辖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
2. 财政政策:
一是经济刺激计划, 欧盟委员会2008年11月出台了一项总额2 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其中300亿欧元来自欧盟预算, 其余1 700亿欧元为各国自救计划的综合。此计划中欧盟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工具箱”, 其中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减税和降息等财政与货币政策, 每个国家可以从中遴选不同的政策工具, 形成适合本国的政策工具组合。在统一的政策“工具箱”中既照顾到各国的客观实际, 又能够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下实现各国政策的协同[2]。力图通过综合性的政策措施, 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府和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等各个方面挽救金融危机。二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政策措施, 对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提供债务担保和存款担保等。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相同, 欧洲国家也纷纷对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的资本, 或将银行国有化, 或购买问题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债券等方式, 为金融机构解困。在直接对金融机构注入资金的同时, 欧洲国家也对金融机构提供了大规模的债务担保和大规模的存款担保, 并不断提高存款担保的上限。借此一系列的财政政策为欧盟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性。
3. 欧盟救市政策绩效:
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 欧盟的联合救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遏制的作用, 这对于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稳定金融市场以及帮助金融机构渡过难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在救市过程中也流露出一些问题。由于欧盟各国具体国情不尽相同, 导致在救市力度和具体的救市措施实施上也都存在诸多差异。在危机初期缺乏整体协调, 各自为战, 各主权国家首先想到的是自保,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难以采取大规模统一措施。欧盟救市政策同美国一样, 同时存在着道德风险与资产负债风险, 为救助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 恢复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心, 欧盟采取了注资金融机构和多方位提供政府担保等一揽子行动, 然而由于政府担保和注资的强制性以及担保收费的“一刀切”, 这就难保救助资金不被滥用, 也会隐性鼓励金融机构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担保, 可能产生新一轮的道德风险。
三、中国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 货币政策:
一是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为增加流动性, 中央银行还在2008年下半年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二是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针对金融危机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08年8月初, 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 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 此举可增加约2 000亿元的信贷投放, 进一步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 2008年11月6日, 经国务院批准, 中央财政新增安排10亿元, 专项用于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支持[3]。
2. 财政政策:
一是经济刺激计划, 2008年11月中国政府颁布的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计划, 扩大政府公共投资,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十大产业”。二是减税计划, 从2008年11月以来, 政府经过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 涉及纺织、轻工、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和电子信息产品等多个行业。不断上调的出口退税率极大减轻了出口企业的压力, 有利于恢复出口企业的信心, 同时国内还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此外, 在房产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存款利息税等方面国家也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
3. 中国救市政策绩效:
整体而言, 在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推动下,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 实体经济增长开始出现积极或者回稳信号。但是中国救市政策仍然伴随很多风险。首先对于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 这些资金投向哪里、如何进行监管以及效用如何等就凸现出来,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的存在, 中国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情况十分严重。同时还要非常注重大规模投资中出现权力滥用、腐败贪污等现象。其次从整个国家来看, 结构性减税政策和税费改革政策极大地减少了财政收入, 而国家为扩内需、促消费、保民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拉动经济复苏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支出。
四、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启示
鉴于本文对美国、欧盟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救市政策的梳理和分析都是非常初步的, 要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是不易的, 因此试提出如下两方面的参考建议:第一, 注意危机中政府干预经济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平衡。政府不是万能的, 其对市场的干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且在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时, 需要对时机、规模、范围等进行谨慎地思考和分析, 救市举措一旦不当, 就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更严重地会导致金融机构和个人的道德风险的发生。所以在金融危机中, 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发展机制结合起来。第二, 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应遵循法治原则并加强政府监管。一方面, 各国政府在治理金融危机中应遵循程序原则和法治原则, 使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限于现行法律的规定和授权, 真正体现现代法治政府的理念;另一方面, 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危机发生时的政府干预, 但更需要的是在正常有序发展状态下的金融监管, 有效的政府监管, 不仅能够及早发现与准确识别金融风险隐患, 还可及时有效控制与化解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philipGerson, ManmohanKuma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全球主要经济体财政状况监测与展望[EB/OL].国研网 (编译) , 2010-01-28.
[2]张立承.金融危机中的欧洲大国策略[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7) .
政府干预、股权治理与过度投资 篇10
公司的投资行为一直是财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我国,企业的投资增长率持续上涨,伴随着多年高投资率的是大量过度投资行为的出现。理论上,政府干预的结果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优势,帮助其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盲目投资;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造成了企业管理层约束机制失效和企业目标的多元化,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低下。已有研究发现政府干预能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刘兴云和王金飞,2013;赵静和郝颖,2014)。对于股权结治理,国内多是从企业绩效的视角展开研究的,股权结构和投资行为的关系,文芳(2008)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的R&D支出强度关系为“N”形,杨清香等(2010)则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呈倒“U”型关系。文芳(2008)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研发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杨清香等(2010)研究发现非国有性质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更严重,而张栋等(2008)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比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更严重。已有的文献基本上是从单一方面研究了政府干预和股权治理分别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对于三者之间的联系只有极少学者做了探讨,并且研究只是局限于某几个因素的联系,研究的并不全面。逯东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动机较弱时股权制衡度才能发挥正面的治理效应。刘兴云(2013)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会强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干预程度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一直以来,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存在着“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两种假说。当政府干预的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一致时,政府就表现出“帮助之手”,帮助其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盲目和逐利性经营;当政府干预的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就表现出“掠夺之手”,迫使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以符合其利益需求。尽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在我国政府与企业的目标往往不一致,政府主要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一方面,政府不仅要完成政绩目标和经济目标,还要肩负着社会和公共治理的目标,为了实现多元化的目标它会罔顾企业效率投资(刘兴云和王金飞,2013;毛剑锋、杨梅和王佳伟,2015);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晋升的考核条件是GDP和财政收入,政府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并且在晋升竞争中胜出,往往会牺牲企业的利益,强迫企业增加投资以促进当地经济收入的提高(程仲鸣等,200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干预程度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由于我国属于新兴资本市场,大股东更倾向于利用其股权优势侵占上市公司或其他外部股东利益。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他面临着来自于其他大股东的监督和约束,这时他会运用隐蔽的方式进行侵占,其中就包括进行资本支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他就会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不再通过投资渠道来转移公司资源,而是倾向于运用直接的方式进行侵占,如转移上市公司资源、关联交易等方式(胡国柳等,2006)。另外,在股权集中的公司,大股东有能力去监督经营活动,降低代理成本,这会抑制公司的投资行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大股东与管理层能够私通也会导致投资扩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负相关
(三)股权制衡度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干预往往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不是顾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有效的股权治理机制需要有其他大股东同时存在并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其他大股东的制衡既能对第一大股东的经营活动起到激励监督作用,又能抑制大股东对其利益隐蔽或者直接的侵害,提升公司的绩效(文芳,2008;黄晓兵和程静,2012)。本文预期,股权制衡度的存在会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股权制衡度与过度投资负相关
(四)国有性质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终极控制人不同产权性质在影响过度投资方面存在着差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的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府,他们存在着天然的攫取动机,但是受到政府和公众的监管相对较强,所以当国有股比重相对较小时,其掠夺行为比较隐蔽,可以操纵公司的资本性支出,迫使公司进行非效率投资,当国有股比重增加,则会采取更为直接的掠夺手段来转移上市公司资源,比如:关联交易方式,此时,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反而减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五)政府干预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从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干预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政府很多时候扮演着股东和控制人的角色参与到企业的日常管理和经营中去,政府作为股东,相较于其他股东来说,他们有更强的能力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干预能强化大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又因为政府是国有机构,所以政府能强化国有企业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对于其他股东来说,来说,他们的存在可以实现对大股东的监督和制约,但是当政府干预程度较强时,由于政府权威性的存在,必然会降低其他非政府股东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股权制衡的作用不能有效的发挥,只有当政府的干预程度较弱时,其他非政府股东的制衡作用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逯东等,201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政府干预会强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H6:政府干预会削弱股权制衡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H7:政府干预会强化国有性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两市A股类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并按照下列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ST,PT上市公司;(3)剔除同时发行B股、H股的公司;(4)剔除上市公司年龄不满一年的公司;(5)剔除数据不完整、异常、和极端的公司。经过筛选整理后,最终得到5009个观测值。数据的处理使用的是EXCEL,回归分析采用的是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
(二)模型构建
首先,本文借鉴Richardson残差度量模型来衡量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构建模型1如式1:
模型1中各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
然后,对模型1进行回归来估算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水平,得出残差ε,残差表为正表示过度投资。模型1中过度投资的的样本有1873个,在此过度投资的基础上建立模型2来验证研究假设如式2:
模型2中各变量的定义详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中可以看出,过度投资的均值为4.60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政府干预的均值为6.93085,极大值和极小值差异迥然,说明政府干预程度在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35.467%,说明多数公司仍然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21.303%,且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占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的比例均值达到81.017%,说明总体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制衡能力有所提升,应该能较好的制约第一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均值为0.37000,说明我国有37%的上市企业最终控制人为国有背景。
(二)回归分析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全样本中政府干预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于政府干预指数是政府干预程度的反向指标,因此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大,上市企业的过度投资越严重,假设1通过了检验;在全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终极控制人性质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都通过了显著水平的检验,说明总体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都与过度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抑制过度投资水平,验证了假设2、3和4。在按政府干预程度高低分组后,两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仍然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在干预程度高的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股权制衡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干预程度低的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股权制衡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政府干预程度高时,主要是第一大股东抑制过度投资,此时股权制衡度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在政府干预程度低时,股权制衡度才起作用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此时第一大股东对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影响,验证了假设5和6。分组后,终极控制人的显著性水平在干预程度高的组和干预程度低的组分别为5%,10%,说明政府干预能强化国有性质企业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假设7。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以上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把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数量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的比作为股权制衡因素与股权制衡度的替代变量代入回归模型2中进行检验(因篇幅原因未列示回归结果),发现以上各结论均没有发生改变。据此,我们认为,前文的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1)政府干预程度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正相关,这与刘兴云等(2013)研究结论一致。说明政府对企业更多的发挥的是掠夺之手的作用,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不顾企业的利益而迫使其进行非效率投资。(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负相关,这与文芳(2008),杨清香等(2010)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弱投资者保护环境下,大股东通过其他途径转移企消耗企业资源(如进行借款担保)而获得的私人利益比从企业资本支出中获得的利益更大,从而抑制了企业的资本支出水平。(3)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负相关,说明股权制衡度能抑制第一大股东隐蔽性的侵占,股权制衡度越强,第一大股东就越不容易通过资本支出这种隐蔽式的侵占方式来获取利益。(4)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国有性质的企业虽然减少了资本支出,但是却通过其他的更为直接的方式加剧了利益的获取,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通过非资本支出方式谋取利益的能力更强。(5)政府干预会强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政府在企业中多是扮演大股东或者控制人的角色,他们会加剧大股东或者终极控制人对过度投资的影响。(6)政府干预会削弱股权制衡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政府的权威性限制了其他股东的权利,当政府干预程度较大时,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不能有效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张栋、杨淑娥、杨红:《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8年第4期。
[2]杨清香、俞麟、胡向丽:《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7期。
[3]逯东、李玉银、杨丹、杨记军:《政府控制权、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
[4]黄晓兵、程静:《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商业会计》2012年第7期。
[5]刘兴云、王金飞:《政府干预下治理结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6]赵静、郝颖:《政府干预、产权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科研管理》,2014年第5期。
政府干预抑制了企业家精神 篇11
政府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从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变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2000年，广东省GDP是香港的70％；2009年，香港是广东的36％。中国很多省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一些国家了，比如越南的GDP相当于中国排在23位的省份，蒙古国的GDP比我们西藏还小。
再看人口。200年前，英国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10亿，英国1000多万，占1％多。100年前，美国崛起的时候，全世界人口16亿，美国9000多万，占5％多。人类历史上，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开始工业化，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种产品都是个大市场，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幸运。
过去2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的交通。现在和20年前比，任何两地之间花的时间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惟一例外的是城市内部)。中国从物理上讲已连成了一个统一市场。很多人批评高铁，我说，这个有成本，但不能简单地从需求的角度看。高铁使中国各地更好地连接起来，结果是什么?中国地域分工会发生巨大变化。很多原来上海的产业可能转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产业可以转移到上海。
要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靠什么?我们现在是靠政府，靠产业政策，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靠企业家，不能靠政府；要靠私营企业，不能靠国有企业。
但现在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太多。
第一，特权太多，自由太少。中国的很多事情，都要讲特权。不让企业家自由创业，谈何市场经济?
第二，国有企业这么强大，民营企业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你没有它那么深的钱袋子，它亏了无所谓，你亏了就得跳楼。
第三，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很多企业家移民，因为没有安全感。怎么能够使他们在这里创新?大的创新都是10年、20年才见效。如果你没有远虑就有近忧，怎么做这个?
第四，政府干预太多。看看产业政策，看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开始有哪个是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一位退休下来的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官员说，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个亿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
产业政策有一个假设：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能看明白未来。企业家投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冒着风险。我们不相信，少男少女坐在办公室，反倒有权力说这个不能投资、那个能投资。发改委官员老说产能过剩。你怎么知道过剩?
1990年，中国有200多家电视机生产定点企业，新企业要进都进不去，结果有一些地方偷偷进去，现在电视机企业有哪一家是那200家定点企业?包括我们上海的金星电视，还有吗?没有了，还是市场说了算。
产业政策是很糟糕的东西。产业政策现在变成了人们寻租的一个方式，政府给钱，就去想着怎么讨好政府。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就是靠政府补贴赚钱。所有这些政策，创造了一个腐败的产业。
国务院刚出台150亿元支持微型企业的贷款政策(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2年4月19日发布)，就有人找上门来帮你搞贷款，20％的回扣。国家的财政增加太快，政府钱花得实在是没有效率。
政府的干预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尤其是，高科技这种东西更不能靠政府做。什么叫高科技?就是大部分人弄不明白，只有少数人在猜，企业家就是猜。政府坐在那里审批，找一些专家，专家能懂那个东西?
可以想象一下，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30年前的微软，政府专家审批能通过吗?肯定过不了。
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路径分析 篇12
2016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在环比涨幅继续扩大的同时,同比涨幅也在连续下跌15个月后,首次出现同比增长。由于各城市供需状况不相同,城市间房价分化现象仍非常明显。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较快,环比涨幅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其余二线城市环比较为平稳;大部分三线城市仍处于库存逐步消化阶段,环比仍在下降。近几年,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出现量价齐跌的现象。由于房地产销售达不到预期,使得部分小型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从而对地方财政造成了危机。
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供不应求的火爆期,然而各级政府仍接连刺激楼市,比如通过各种税费减免,鼓励居民购房。因为这一强刺激,房地产价格再次狂涨,得到鼓励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商继续加速扩张。根据估算,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受到不断地强刺激作用下,在经济下行时期,全社会向其直接投入将近33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新增房地产公司达到约2.4万家。如果政府没有在2008年采取楼市刺激政策,使2009—2013年的房地产年均增长率和GDP年平均增长率相近,那么目前就会比实际情况少建39.6亿平方米,约4000万套房子。
2 房地产危机的原因
2.1 政府干预导致银行危机
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是银行危机。2008年年底,政府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这四万亿元投下去,对中国经济造成三方面的重大冲击。
第一,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一触即发。审计署2013年6月发布的报告称,我们36个地级市的负债总额高达3.85万亿元,这里面16个地级市(包括9个省会城市)的负债比例甚至超过100%,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资不抵债,属于技术性破产。
第二,国企透过“四万亿投资计划”进行疯狂扩张,使得经营效率大幅下滑。2012年中国股市前十大亏损企业统统是国企,且亏损达到497亿元。
第三,民营企业遭到冲击。政府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是以国企为主导,结果民企的经营地盘被国企大幅度剥夺。大型商业银行基本都会受到政府意志的影响,在选择服务对象时会向国有企业倾斜,从而导致民营企业在资金来源上的弱势地位。
2.2 银行危机引爆房地产危机
针对银行停贷个人按揭业务,提出全新的“两板斧理论”。第一板斧,同业存款大幅上涨。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四大行相比,在全国铺设网点的能力先天不足。所以股份制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根本无法同农工中建四大行相提并论,股份制银行在过去是通过同业拆借,通过向四大行借钱来充盈资本金。随时间的推移,股份制银行越来越依赖银行间拆借市场的短期借款,且同业存款占贷款余额的比例越来越高。第二板斧为网络金融的爆发。例如余额宝,即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它通过大额存款的方式,将钱以年收益率5%的形式借给银行,然后天弘基金再把得来的利息返还给余额宝用户。银行通过停办按揭贷款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因为“两板斧”,同业拆借、同业存款比例大幅上涨,银行资金成本上升;网络金融产品给传统商业银行业带来莫大压力,资金成本也上升。而按揭贷款只有7%的利息,且一放30年,与借给企业一年收取8%的利息相比,银行更愿意做企业贷款。
2.3 政府破坏了房地产的自我调节
2001年的房地产指数达到3.05的高位,也就是遭遇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从这个高点开始,在没有任何政府强烈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自我调节,从2001年的3.05一直降到2009年的1.75,历时九年。中国用九年的时间自我回调,比英国和美国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迅速回调,给市场造成的冲击更小。
但在2008年和2012年政府两次强行救市下,房地产的自我调节机制被破坏。2008年11月1日,政府宣布救市,第一,取消印花税、增值税,契税降低1%;第二,按揭利率打七折,首付比例甚至降到20%。结果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10年创下了比2001年3.05还要高的泡沫指数,达到了3.22。
2010年前后,中国房地产泡沫持续居高不下,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打压楼市,房地产泡沫指数降到2012年的2.08。但政府却又因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在2012年开始第二次救市:按揭利率打8.5折,很多地方政府提高了公积金的贷款额度。第二次救市的结果是,房地产泡沫指数又上升了,在2013年就达到了2.57,也就是泡沫程度再次加重。
3 完善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干预作用的举措
3.1 政府由“获利者”转向“裁判员”
就目前政府的土地供应方式而言,协议转让用地和公开拍卖用地两种方式都有缺陷。前者主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因暗箱操作导致腐败,后者使政府在拍卖过程中成了最大的赢家。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首先要从“利益者”位置上退出,成为“裁判员”。这需要推进“程序正义”:通过土地出让程序的公开、公正与透明,制约官员寻租的空间;通过土地出让金管理和使用的透明,进而减少官员和地方政府“攫取”土地出让金的冲动。在土地供应中用于商业用途的地域应由政府主导实行拍卖,以保证市场有偿选择;而用于群众住房使用土地则必须由政府政策转让,并降低税费,加强控制,以保证公民在住房消费中以最低成本满足居住基本需求。在这过程中,针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还需要加强立法、司法、政党、舆论、公民与公民集体的监督,减少土地成为少数人牟利工具的可能。
3.2 推动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
一直以来,楼市调控的逻辑是侧重需求端,不管是限购、限贷,抑或是购房和户籍政策挂钩均是如此。21世纪宏观经济研究院认为,当前房地产的过剩,究其根本就是一直以来供需错配,生产要素不合理流通。房地产因受土地财政、投资投机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一直处于低质量的高供给状态,这也是此次房地产存在过剩的关键原因之一。让房地产市场回归消费品,力推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房地产问题、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
3.3 规范和稳定市场秩序,确保尽量充分的竞争,恢复房地产自我调节机制
“完全自由竞争市场”需要四个条件:信息充分;商品同性质;买卖者自由出入;交易双方数量众多。房地产市场与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相比较,具有信息不充分、投资金额巨大、资本回收期长、风险大、投资者不容易进入市场、房地产商品交易双方很难充分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等特点,所以说房地产市场具有不充分性。尽管“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状态,但我们可将其作为政策调整的坐标,缩短房地产行业与其的距离。
摘要：近几年我国部分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呈现非正常上涨的趋势,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拥有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激励,是造成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非正常“升温”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地方政府的刺激政策引爆了我国银行危机,即是我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所在。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地方政府应如何正确干预房地产市场是解决楼市危机的关键。
关键词：房地产危机,银行危机,政府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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