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干预

日本政府干预（共12篇）

日本政府干预 篇1

一、引言

公司的投资行为一直是财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我国,企业的投资增长率持续上涨,伴随着多年高投资率的是大量过度投资行为的出现。理论上,政府干预的结果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优势,帮助其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盲目投资;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造成了企业管理层约束机制失效和企业目标的多元化,导致企业投资效率的低下。已有研究发现政府干预能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刘兴云和王金飞,2013;赵静和郝颖,2014)。对于股权结治理,国内多是从企业绩效的视角展开研究的,股权结构和投资行为的关系,文芳(2008)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的R&D支出强度关系为“N”形,杨清香等(2010)则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呈倒“U”型关系。文芳(2008)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研发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杨清香等(2010)研究发现非国有性质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更严重,而张栋等(2008)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比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更严重。已有的文献基本上是从单一方面研究了政府干预和股权治理分别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对于三者之间的联系只有极少学者做了探讨,并且研究只是局限于某几个因素的联系,研究的并不全面。逯东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动机较弱时股权制衡度才能发挥正面的治理效应。刘兴云(2013)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会强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干预程度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一直以来,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存在着“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两种假说。当政府干预的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一致时,政府就表现出“帮助之手”,帮助其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盲目和逐利性经营;当政府干预的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就表现出“掠夺之手”,迫使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以符合其利益需求。尽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在我国政府与企业的目标往往不一致,政府主要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一方面,政府不仅要完成政绩目标和经济目标,还要肩负着社会和公共治理的目标,为了实现多元化的目标它会罔顾企业效率投资(刘兴云和王金飞,2013;毛剑锋、杨梅和王佳伟,2015);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晋升的考核条件是GDP和财政收入,政府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并且在晋升竞争中胜出,往往会牺牲企业的利益,强迫企业增加投资以促进当地经济收入的提高(程仲鸣等,200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干预程度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由于我国属于新兴资本市场,大股东更倾向于利用其股权优势侵占上市公司或其他外部股东利益。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他面临着来自于其他大股东的监督和约束,这时他会运用隐蔽的方式进行侵占,其中就包括进行资本支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他就会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不再通过投资渠道来转移公司资源,而是倾向于运用直接的方式进行侵占,如转移上市公司资源、关联交易等方式(胡国柳等,2006)。另外,在股权集中的公司,大股东有能力去监督经营活动,降低代理成本,这会抑制公司的投资行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大股东与管理层能够私通也会导致投资扩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负相关

(三)股权制衡度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干预往往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不是顾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有效的股权治理机制需要有其他大股东同时存在并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其他大股东的制衡既能对第一大股东的经营活动起到激励监督作用,又能抑制大股东对其利益隐蔽或者直接的侵害,提升公司的绩效(文芳,2008;黄晓兵和程静,2012)。本文预期,股权制衡度的存在会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股权制衡度与过度投资负相关

(四)国有性质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终极控制人不同产权性质在影响过度投资方面存在着差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的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府,他们存在着天然的攫取动机,但是受到政府和公众的监管相对较强,所以当国有股比重相对较小时,其掠夺行为比较隐蔽,可以操纵公司的资本性支出,迫使公司进行非效率投资,当国有股比重增加,则会采取更为直接的掠夺手段来转移上市公司资源,比如:关联交易方式,此时,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反而减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五)政府干预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从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干预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政府很多时候扮演着股东和控制人的角色参与到企业的日常管理和经营中去,政府作为股东,相较于其他股东来说,他们有更强的能力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干预能强化大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又因为政府是国有机构,所以政府能强化国有企业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对于其他股东来说,来说,他们的存在可以实现对大股东的监督和制约,但是当政府干预程度较强时,由于政府权威性的存在,必然会降低其他非政府股东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股权制衡的作用不能有效的发挥,只有当政府的干预程度较弱时,其他非政府股东的制衡作用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逯东等,201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政府干预会强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H6:政府干预会削弱股权制衡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H7:政府干预会强化国有性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两市A股类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并按照下列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ST,PT上市公司;(3)剔除同时发行B股、H股的公司;(4)剔除上市公司年龄不满一年的公司;(5)剔除数据不完整、异常、和极端的公司。经过筛选整理后,最终得到5009个观测值。数据的处理使用的是EXCEL,回归分析采用的是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

(二)模型构建

首先,本文借鉴Richardson残差度量模型来衡量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构建模型1如式1:

模型1中各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

然后,对模型1进行回归来估算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水平,得出残差ε,残差表为正表示过度投资。模型1中过度投资的的样本有1873个,在此过度投资的基础上建立模型2来验证研究假设如式2:

模型2中各变量的定义详见表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中可以看出,过度投资的均值为4.60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政府干预的均值为6.93085,极大值和极小值差异迥然,说明政府干预程度在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35.467%,说明多数公司仍然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21.303%,且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占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的比例均值达到81.017%,说明总体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制衡能力有所提升,应该能较好的制约第一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终极控制人性质的均值为0.37000,说明我国有37%的上市企业最终控制人为国有背景。

(二)回归分析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全样本中政府干预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于政府干预指数是政府干预程度的反向指标,因此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大,上市企业的过度投资越严重,假设1通过了检验;在全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终极控制人性质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都通过了显著水平的检验,说明总体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都与过度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抑制过度投资水平,验证了假设2、3和4。在按政府干预程度高低分组后,两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仍然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在干预程度高的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股权制衡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干预程度低的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股权制衡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政府干预程度高时,主要是第一大股东抑制过度投资,此时股权制衡度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在政府干预程度低时,股权制衡度才起作用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此时第一大股东对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影响,验证了假设5和6。分组后,终极控制人的显著性水平在干预程度高的组和干预程度低的组分别为5%,10%,说明政府干预能强化国有性质企业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假设7。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以上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把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数量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的比作为股权制衡因素与股权制衡度的替代变量代入回归模型2中进行检验(因篇幅原因未列示回归结果),发现以上各结论均没有发生改变。据此,我们认为,前文的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1)政府干预程度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正相关,这与刘兴云等(2013)研究结论一致。说明政府对企业更多的发挥的是掠夺之手的作用,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不顾企业的利益而迫使其进行非效率投资。(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负相关,这与文芳(2008),杨清香等(2010)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弱投资者保护环境下,大股东通过其他途径转移企消耗企业资源(如进行借款担保)而获得的私人利益比从企业资本支出中获得的利益更大,从而抑制了企业的资本支出水平。(3)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负相关,说明股权制衡度能抑制第一大股东隐蔽性的侵占,股权制衡度越强,第一大股东就越不容易通过资本支出这种隐蔽式的侵占方式来获取利益。(4)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能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国有性质的企业虽然减少了资本支出,但是却通过其他的更为直接的方式加剧了利益的获取,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通过非资本支出方式谋取利益的能力更强。(5)政府干预会强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终极控制人的国有性质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政府在企业中多是扮演大股东或者控制人的角色,他们会加剧大股东或者终极控制人对过度投资的影响。(6)政府干预会削弱股权制衡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政府的权威性限制了其他股东的权利,当政府干预程度较大时,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不能有效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张栋、杨淑娥、杨红:《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8年第4期。

[2]杨清香、俞麟、胡向丽:《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7期。

[3]逯东、李玉银、杨丹、杨记军:《政府控制权、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

[4]黄晓兵、程静:《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商业会计》2012年第7期。

[5]刘兴云、王金飞:《政府干预下治理结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6]赵静、郝颖:《政府干预、产权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科研管理》,2014年第5期。

[7]毛剑峰、杨梅、王佳伟:《政府干预、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15年第5期。

日本政府干预 篇2

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惨痛和深刻的。关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是由于高额负债经营带来的资金流通的问题和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造成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长期性的。韩国政府早在8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政府干预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后果，并开始对金融系统进行自由化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自由化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根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本文试就韩国政府是如何对金融系统进行长期干预，以及金融自由化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一下深入的探讨。

一、韩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

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承担着将经济中的金融资源从过剩的一方配置到不足的一方，并通过不断地配置，使经济中的金融资源达到最佳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金融系统被看作是一个金融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对金融资源进行不断配置的是各种金融媒介，即各种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金融市场上资本不足的一方主要是经济中的各生产部门，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实际上是将本系统内的储蓄基金转化成生产部门中的投资，因而金融系统能否有效地向生产部门提供资本是决定这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金融系统担负着向生产部门提供资本的职责，工业化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一般快于其它行业的发展。各种高新科技产品（如电子计算机、无线电远程通讯等）总是最先应用于金融业，各种金融产品发展衍生速度之快也是其它行业产品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经济中的金融资产总是超过其它生产部门的总产值的。这个具体是用金融相关比率，即一个经济中的金融总资产（通常用货币供应总量M2表示）与国民生产总值（GNP）间的比值来衡量的。金融相关比率越高说明这个国家的金融系统越发达。另一个衡量金融系统效率的标准是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如果一个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大规模的无组织地下金融市场；或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内融资的渠道和利率差别很大，那么，这个金融市场就是分割的，表明金融系统的低效和不发达。金融系统除了起将金融资源从剩余的一方配置到不足的一方，为各生产部门提供生产必须的资本的作用以外，还起着把不可避免的金融风险进行重新分配，通过分散投资减少风险的作用。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媒介为金融资源提供了一个价格机制和一套清算系统，使其具有更高的流动性，降低了信息和交易成本，最终使金融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个人、商业组织（包括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各有关部门。在一个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还有来自境外的各种组织和机构。金融市场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以及借债市场和资本市场等。〔1〕 根据以上提供的两个标准来衡量，韩国金融系统的发展程度落后于生产系统的发展程度。韩国的金融相关比率在1992年为41.9%，远低于同期的日本109.5%，台湾167.0%（见表1）。与工业化国家相比，韩国的个人很难从商业银行中取得贷款；金融市场上的融资工具有限；并且长期存在大规模的地下金融市场。不同的企业和投资项目得到贷款的条件和利率相差很大。这些数据和事实反映了韩国金融系统的不发达，无法完全满足各生产部门对资本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表1

1965—1992年日本和台湾的金融相关比率（单位：%）国家/地区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2 韩国 12.1 32.2 31.1 34.1 39.2 40.1 41.9 日本 75.4 72.2 82.3 85.2 96.8 116.0 109.5 台湾 33.3 40.9 55.9 64.0 104.7 144.0 167.0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统计月报》；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报》；中国中央银行（台湾）《金融统计月报》。

韩国金融系统的不发达来源于韩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和管制，正如以下解释的，韩国的金融系统不是建立和发展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之上，而是建立在政府的长期干预之下。韩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其经济发展计划，出口和战略产业政策，然后再根据这些计划和政策建立发展相应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以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在必要的时候，政府还颁布紧急法令管制金融市场，解救陷入破产困境的企业。因此，韩国的金融系统不能够独立于生产系统之外优先发展，而是根据生产部门的发展目标而发展。可以说，韩国政府是把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执行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工具。

1.政府对金融系统干预的开始

1948年韩鲜半岛独立之后，新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日本殖民政府遗留下的金融系统，但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来运作，政府只好重建金融系统。新的金融系统是按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提供的方案建立的，主要的特点是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和私人拥有的商业银行系统。但在1950年，新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建立不久，韩鲜战争（1950—1953）就爆发了。战后，韩国政府面临的是战争的废墟，飞涨的物价，资本的匮乏和政治社会的动荡。当时，作为向生产部门提供资本的金融系统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无组织的地下金融市场却非常活跃。〔2〕

中国股市崩盘引发政府干预 篇3

近期中国股市下跌使得许多中国人财富缩水。其它国家是否应该担心？

大可不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现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股市依旧“超然世外”。外国投资者只占有2%的中国股票，而这些股票仅占总市值的5%。中国多达21万亿美元的银行总存款，也有助于缓解股市的剧烈震荡。此外，6月以前的长期牛市所带来的热度还未完全退却：今年年初以来，上证综指依旧保有20%的涨幅。

然而，全球第二大股市如此大幅的震荡，不免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健康的质疑。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7%，创六年来新低。中国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还未能扭转经济的下行态势。德勤首席经济师艾拉·卡利什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已不仅限于国内。

论政府干预市场的时机选择 篇4

一、政府干预市场的理论基础

(一) 单靠市场的力量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发展。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理论, 市场调节达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 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 这种经济均衡带有很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 这就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 所以经济平稳发展的持续性较差。举例来说, 近几年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 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蛛网波动”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导致养殖业的发展与市场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而这个时间差正是造成猪肉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还有,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 经常会导致集体性非理性行为的出现。比如, 国民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期, 个人的理性选择通常会增加支出购买商品, 整体社会中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叠加在一起, 就会导致实际效果的非理性选择, 其结果必然会维持甚至加剧通货膨胀。此外, 市场参与者往往为追求最高利润, 而把资金集中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 众多的市场参与者选择相同的投资方向, 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比如, 当前我国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众多的开发商依然在继续加大拿地囤地的速度, 房地产投资规模居高不下, 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物质基础。

(二) 市场竞争的放任自由会导致垄断的产生。

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了产品的市场价格, 不同的生产成本使得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 这就会导致那些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 为追求更大规模经济效益, 就会使用一些资本手段, 比如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等形式, 形成比较隐蔽的垄断, 进而导致市场竞争的失衡扭曲。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 在市场经济中, 一些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 通过对上下游企业甚至关系不大的企业的收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地位。

(三) 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缺陷, 容易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 一些消费者是没有支付能力的, 而市场经济的参与者, 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利润, 这就影响了市场参与者对公共产品提供的热情, 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虽然市场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 但不会自动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在实际经济活动中, 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个人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别, 从而导致其收入的不均衡, 从而导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二、当前我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时机选择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知道, 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存在诸多不可避免的缺陷, 这就使得政府干预市场有了内在的必要性。可以说,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已经成为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该如何选择干预市场的时机。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一) 在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变化时, 政府进行干预。

经济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周期波动性,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 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之后, 政府都会进行干预。历史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三十年代, 美国经济萧条期间,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系列提振内需的经济改革措施, 比较著名的有“以工代赈”政策, 美国政府通过修建大型基础设施, 如兴修水利、铁路基建等大型工程, 增加了就业, 提高了社会的整体消费能力, 有名的田纳西水电站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面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机, 我国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 迅即推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的“4万亿”政策, 使得我国经济在当年年底实现了“V”自省反弹, 在世界众多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或低速增长的情况下, 我国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虽然当时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后来受到学界不少专家的批评, 其政策弊端在后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证实, 但任何政策的实施, 其效果均具有两面性,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在当时的介入时机, 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二)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对不同的行业进行干预。

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经历不同的周期, 有的行业发展过热, 有的行业发展不足, 如果行业之间的发展结构失衡到一定程度, 就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干预。一般来说, 政府对一个行业的干预, 会选择在该行业发展的过冷或过热两种情况下进行。例如, 从2011年我国政府开始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 房地产业在我国, 经过十几年的黄金发展时期, 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占据了整体国民经济的1/3, 其发展的程度过热, 我国政府正是鉴于此种情况, 从2011年开始, 逐步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的实质性干预。从对房地产企业的限贷、到对居民购房的利率升高, 再到逐步尝试开征房产税, 一系列政策的最终目的, 都在于干预过热的房地场市场。房地产的过热发展, 挤占了国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量资源, 而且其带动的一些水泥、钢铁等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 不利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

(三) 在市场经济发展受到不合适的生产关系阻碍时, 政府进行干预调整。

从本质上来看, 政府对生产关系的调整, 也是一种干预手段。政府之所以会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 是因为在某个时期, 市场经济的发展, 受到了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制约。在这时候, 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适当调整变革生产关系, 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专家建议, 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 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 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 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 目前我国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就政府方面而言, 我国的经济体制中既存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仍然过多的问题, 也存在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权威性方面不高的问题。行政过度干预市场, 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有关专家分析说, 目前大量资源由政府分配, 比如利率管制、土地批租、基础设施建设垄断以及许多行政审批等, 这种现象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等问题。当前在微观经济领域, 与“政府”这只手相比, “市场”这只手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而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 李克强提出的简政放权、下放政府审批权力等, 就是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阻碍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是一种对经济发展的反向干预, 通过减少政府审批、简政放权, 激活市场效率, 实现我国经济的升级转型。

(四) 在我国市场经济初期发展阶段,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深入, 国民经济中的很多领域已经和世界经济接轨, 开放程度不断加大, 但是政府对于金融领域的控制却鲜有减弱, 这是基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特点而考虑的, 政府通过大力度的干预金融领域, 严格控制外汇市场, 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1997年东南亚发生的金融海啸使得那些过早开放国内资本账户的国家损失惨重, 而正是由于我国政府对金融资本领域的深度干预, 使得当时国家躲过了金融海啸的威胁。当前,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 但是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却始终做得谨小慎微, 这种强有力的干预, 自有其中的道理。我国国内金融资本力量还比较弱, 在同西方先进国家仍具有较大的差距。如果贸然开放过多领域, 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可以说, 政府在对金融领域干预的时机选择上, 始终以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环境为考量, 干预加强或减弱都是依据国情及周边经济环境的具体变化。

三、结束语

从理论上来说, 政府干预市场的时机是无处不在的, 只不过是什么情况下介入最为合适。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当经济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时, 政府应该积极介入干预, 而理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适当退出一些领域的政府干预, 也是政府选择性干预市场的表现。从“十八大”以来, 本文上述讨论的几个领域, 政府干预介入的时机已经到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更多领域政府干预的时机将会越来越明显。

摘要：现代化市场经济, 离不开市场自由调节和政府干预, 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分析市场自我调控失灵情况下政府干预时机的选择, 尽可能使政府的干预能够在相对合理的时机介入, 能够有效促进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克服政府干预的失灵。探讨政府干预市场的时机选择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时机选择

参考文献

[1]刘秀光.经济自由化与政府干预经济关系之辩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4.

[2]迟福林.抉择: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J].中国中小企业, 2012.6.

[3]沈双逸.从西方经济思想到经济法——浅析“政府”与“市场”的地位关系[J].中国市场, 2012.26.

日本政府干预 篇5

牛少凤于新东

摘要：国外经验证明政府角色定位与产业发展休戚相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备受关注的今天，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目前相关的此类研究不多。本文从政府干预的基础出发，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定位与产业特性，分析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六大机制引导机制、激励机制、配置机制、支撑机制、规范机制、保护机制。

关键词：政府干预 基础理论 战略性新兴产业 机制

引言

政府角色的定位与世界经济的进程、国际环境的变化相关。美国，市场机制的奉行者：市场机制是万能的，千万不要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日本：政府优势的发挥者，日本的产业政策造就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新格局：政府不仅干预经济总量，而且干预经济结构。早先韩国学日本，政府着力扶持大企业，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大企业的脆弱性又暴露出来，对此政府又采取了应急措施。印度：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上不同的国家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均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政府干预这一模式来推进本国的产业发展。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的角色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1]

一、政府干预的基础理论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由美国弗农教授提出，认为新产业的形成和变动遵循“新产品开发——国内市场形成——出口——资本和技术输出——进口——开发新产品”这种循环上升的顺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抓住第3—5个步骤，即实行门户开放，进口发达国家产品刺激国内市场，进口国外技术和吸收国际资本，结合本国的资源优势发展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使本国产品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向国外出口，迫使开发新产品的原工业先行国家放弃这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开发新产品。发展中国采取这种方式可以规避新兴产业的风险，技术研发过程，利用本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打进先行国家市场。

2、比较优势的陷阱

当今国际市场竞争中，强调静态比较生产费用和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让市场机制在国际竞争中自发调节。这样形成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秩序让落后国家永无出头之日。政府有意识的去扶持本国幼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按动态比较费用对幼稚工业提供补贴与保护，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的产业转化为优势产业，这也是当前我国竞争战略的现实选择。根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贸易保护的实施会使本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 作者简介：牛少凤，浙江大学博士后，高级工程师，专业特长环境管理与区域经济,E-mail:niu_sf@163.com.于新东，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后.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竞争力提升。

3、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 波特首次系统地将政府因素纳入到对产业竞争优势的研究领域。迈克尔.波特认为,政府因素是影响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并不是关键因素。从韩国和日本的产业发展成功的事实来看, 政府作用的合理发挥对产业竞争优势的确会有很强的正面效应。譬如政府的补贴、教育等政策, 及其政策工具如金融市场规范、税制或反托拉斯法等都会影响到市场结构及竞争状态。

[2]

二、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现实选择

1、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干预对象的必然选择

综观世界各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新经济形势下，政府功能表现为干预特定产业。政府不仅需要纠正市场各种缺陷和失灵，还要力图实现产业部门之间在发展中的均衡以及对产业发展的外部效应的控制。同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要求，政府在发挥国家竞争力优势时，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独特的产业或产业集群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其所具有的战略性和事关国家发展的全局性，必然成为国家干预的特定产业，政府集中精力和所有一切可以调动的政策工具，予以重点扶植。

2、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对我国当前市场组织发育不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有益补充。

在一般的规制理论中，根据规制主体的不同，可将规制机构分为政府规制机构、独立规制机构和自我规制机构。即当规制的主体是政府时，就是政府规制；当规制的主体是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行业的某一独立机构时，就是独立规制；当规制的主体是行业自律组织时，就是自我规制。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的情况下，独立规制机构能够担当起应该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承担的协调职能和发展性角色。但是有效的独立规制的机构在我国并非自然存在，需要逐步建立和不断改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刚刚兴起的产业，行业协会发展还没有启动，不可能实施自我规制。在这种形势下，由政府担当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干预角色，也是我国当然的必然选择，这种干预会随着市场组织的逐步发育而不断放松。[3]

三、国外的经验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市场力量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对市场失灵严重的产业采取民营化，政府从市场外部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并采取独立规制机构形式以防止政府和利益集团对干预行为的左右。英国采用混合式规制机构体系：在政府规制机构设置上呈现多样化，包括政府规制机构、独立规制机构和自我规制机构。正如巴特勒等评论的，这种现代规制体系由专业规制机构、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司法机构等多种主体构成，有良好的互补和制约关系。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以自由市场制度作为基础、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行政导向型”市场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多方面干预和调节经济，起着替代市场、替代企业家的特殊作用，以防止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日本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干预模式，在机构上表现为政监合一。上个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战略性加强”的规制改革阶段。“加强”是因为政府并没有退出干预，而是通过加强关键控制机制来重新组织干预手段.重新安排特殊的干预政策组合，政府仍然保持集中型的规制权威。

伍玉林（2009）等比较分析美日政府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得出就政府补贴政策来看, 美国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府更多的是对研究开发活动和技术创新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而很少提供直接资助。日本政府则直接干预企业的研发活动, 实行直接的经济补贴, 代替市场规划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方向、速度和规模。这与两国所采取的政府干预的方式相吻合的。

李文增（2011）介绍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新的政策和举措,可以看出，各国的着力点和方式各有不同。其中，欧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是以基础创新为出发点，以产业政策支撑、产业资金为依托，促进欧盟各国新兴产业的发展；美国政府选择新能源为发力点，重视人才的培养，通过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突破资金瓶颈，积极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环境；日本积极调整本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领域，以政府为主导整体推进。

赵刚（2011）积极赞同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分别总结了巴西、韩国的成功经验，由于借助于政府的有利支持，新兴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同时，赵刚博士又强调政府明确自身的定位，否则会阻碍产业的发展，甚至可能使其走上弯路，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日本通过制定和实施大型科研计划、建立政府与民间合作开发的体制、采取适当的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促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也因错选了技术发展的方向而贻误了有关产业的发展时机。正如万军（2010）分析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并不具有特别的信息优势，政府并不是市场失灵的万灵药。

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为方式，以及我国成功培育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均可以为我国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提供丰富的经验。在各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践中，政府行为一直都是嵌入到产业发展过程中，并且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体现为多个方面的：发挥政府职能来弥补市场失灵、引导产业发展、激励产业创新。研究者主要观点可概括为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承认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存在信息成本；政府干预的主要方式表现为产业政策和相应机制；政府干预的内容涉及到生产的诸要素：资源、资金、政策、技术、市场

强调政府干预时应注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10][9][8][7][6][5][4][3]。考虑到政府干预时存在信息成本，四、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制

现代制度经济学家G．霍奇逊认为．一个纯粹的市场体系是行不通的．“一个市场系统必定渗透着国家的规章条例和干预”．“干预”本质上一定是制度性的．市场通过一张“制度网”发挥作用．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和政府纠缠在一起。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主要包括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活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的活动。政府干预产业间的活动主要是指政府制定和执行产业结构创新和升级政策，引导资源在产业间有目标的流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政府干预产业内部的活动体现为政府制定和执行产业组织政策，规定企业发展规模与竞争、技术进步等政策和准则。发达国家的经验无不证明了政府干

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国际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弥补市场资源配置的缺陷性，保护和扶持本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制主要有引导机制、激励机制、配置机制、支撑机制、规范机制、保护机制。

引导机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政府进行前期的培育引导。政府通过引导机制，设立专项资金，并与各类风险投资配套，发挥政府投入对社会资本的示范效应，引导各企业团体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行业。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科技管理的高层化并制定全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计划。在科技管理高层化方面发达国家早就有所尝试。近年来由于科技决策事关国家发展的全局, 而原有的科技管理部门职能有限, 许多国家建立了由最高领导亲自挂帅的科技领导体制, 加强对科技发展的协调。发达国家政府已经把对高科技研究的管理列入政府管理的范围之内,这将使高技术研究得到最直接、最权威的领导。由政府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及规划，明确我国对于新兴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细则、重点发展的目标、鼓励发展项目的范围、内容，政府支持、鼓励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等，以及一些相关法规、规章。

激励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质是新兴技术、战略技术的产业化，商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内在动力在于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11]，外部动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激励扶持政策。从我国实际看，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在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实施产业激励政策与目标，引导技术研发，建立有利于技术成果转让和扩散的激励机制和市场机制;对技术转让活动提供资助,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训，建议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政府应当定位于提供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产品开发项目或科技攻关计划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新技术的突破．更应考虑新技术的市场需求，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国际道路，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12]。

配置机制：政府根据国民经济的整体需求对社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节和配置，对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以非获利者的身份参与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给市场的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调节机制注入全局性、系统性的考虑，在新兴技术、战略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弥补市场机制的失效,从而优化资源的配置。生产方面的资源主要指与生产有关的劳力、设备、原材料和资金等，而研究开发的资源虽然也称为广义的生产劳动，但这种知识性的生产资源主要是智力、研究经费、信息资源和研究成果等。而且不同的配置，会导致不同的生产或研究方法，使用不同的生产或研究设备，更需要不同的科技投入，产生不同的后果。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主要来源于科技发展水平、产业经济规模、环境和人口等问题的拓展。对于富裕的国家，其科研经费投入较多，主要采用技术创新战略，如美国、英国等。而日本、台湾等则充分利用技术引进．大力推进技术市场化进程，有力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由于资源配置的影响，会对不同科技领域有所选择。而发展中国家，应从战略角度考虑、协调科技资源的配置，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培育创新主体的能力，以及针对相关产业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共性研究等。

支撑机制：政府可以通过规范市场和强化宏观引导以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钟清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内容，一是基础设施支撑机制，二是战略资源支撑机制。基础设施支撑是指，政府积极主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通讯、能源、电力、水、交通等公共设施建设，利用政府网站开展面向新兴产业技术企业的信息服务。完善并积极鼓励设立人才、技术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建立网上产权交易平台，以促进人

才技术、设备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流动。战略服务机制是指：人材、技术贮备、培育机制。建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战略性领军人才队伍，对能够领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通过给予高薪、允许技术入股等方法引进，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重视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制定吸引国内外科技专家、企业家参与科研、生产和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开放、流动、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机会和环境。充分利用好现有人才资源，促进各方面的人才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建立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人材库。此外针对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共性研究等，需要由政府投入的资金来组织有关机构进行攻关。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兴起的时间较短，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也需要政府组织有关机构进行软科学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内涵、原则、产业布局、关键技术、制度设计、综合评价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及时将相关研究成果公诸于众，提供相应信息技术支撑，帮助企业进行决策。

规范机制：正如林毅夫所提到的“某一新的、有前景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发达国家顶多是很长时间里偶然出现一次,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而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频繁出现”。政府干预是有效的防止“潮涌现象”的手段。通过政府设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约束企业，促进企业理性选择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防止新兴产业领域里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从而促进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例如，关于新能源汽车，国内已有40多家整车公司宣布成功研制纯电动轿车，数量远超过日本和美国，但其商业化之路还很长。因此，政府需要强化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双重约束作用，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

保护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保护机制有两点，一是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扶持本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建立相应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鼓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把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简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处理程序，为知识产权所有人维护权益提供便利，在法律法规上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保护企业、个人的创新成果和经济利益，明确专利转化为生产力的利益分配，明确专利发明人的报酬和技术入股的规则。以日本的电子计算机为例，其发展是一条技术引进、模仿、吸收、创新最终国产化的发展道路。创业初期,日本企业既无资金又无技术,日本政府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外贸法规来保护、扶植幼稚的电子计算机产业,如限制进口的保护关税制度、非关税保护制度、技术引进审查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等,通过设置关税壁垒,实行进口配额制等来阻止电子计算机整机进口对日本薄弱的电子计算机产业的冲击。

五、结论

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目前所处阶段的现实选择，是对我国当前市场组织发育不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有益补充。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明确角色定位应当是科技政策和规划制定者，科研经费的重要提供者及科研活动的主要引导者角色，政府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主要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动力的调动者。政府干预的主要内容应致力于营造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氛围和环境（软环境、硬件建设），投资机制，融资机制等。在实施宏观措施的过程中，政府由直接的干预者转变为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信息环境的建设者。

政府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制主要有引导机制、激励机制、配置机制、支撑机制、规

范机制、保护机制。通过上述机制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一旦激活了创新动力，自主创新将成为企业的自发行为，形成持续创新不可阻挡的强大动力和社会大趋势，则中国的新兴产业就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保护机制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和相应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并防止国际干扰，对国家早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使其成长为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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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政府干预 优化资源配置 篇6

从总量上来看，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偿付风险并不高，但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债务的流动性风险存在隐患；非政府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总体债务水平接近高风险区域，预计中国2013年非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约163%，偏离其长期回溯趋势约7.6个百分点；居民部门负债较低，具有继续提高杠杆的潜力。目前，中国债务风险的核心是企业部门。从2008年至今，中国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42个百分点，目前的水平达到128%。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前列，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企业风险高速累积时期的日本的债务水平相似。

企业债务风险高度集中于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这些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40%，规模相当之大。社会资源在继续扭曲配置，这些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然而，这些债务风险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一种特质，就是其盈利水平与经济增速高度敏感。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营收萎缩，这对国企利润率将产生巨大的冲击，利润率受周期冲击更为强烈和持久。

目前，一方面国企的经营风险在上升，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国企的平稳运行，社会资源依旧在政府的主导下向这些低效的领域扭曲配置。以资金和土地为例：第一，金融抑制。目前国有经济投资占比高的行业，他们的投资资金来源中信贷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而民营经济占主导的行业主要是以自筹资金为主，两者资金价格的差异更为众所周知。这就是麦金农·肖所提出的典型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形成大量国有部门的低效投资，同时挤占了大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只能转向内源融资或其他高成本融资渠道。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第二，土地作为另一基本生产要素资源，被扭曲配置的情况也在恶化，遏制增量扩张，优化存量结构，还市场配置的权利是土地改革的方向。

这一切问题纠结于改革的停滞和政府干预的增加。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一是强势政策调控回归。这造成了对市场机制的挤出效应。许多资源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进行配置，问题和矛盾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进行修复。二是国进民退，强势的国有经济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除了常规的经营之外，还扮演着更为重要的社会维稳责任和传导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通路。在就业和维稳等政策要求下，“增长是硬道理”常常使改变增长模式的探索显得苍白无力，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向国有经济集中，它又产生第二个挤出效应，挤出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活力。国有经济部门普遍创新、增效的意愿不强，主要拓展模式为“外延式”、“粗放式”、依靠实物资本投资形成低效增长。从而导致社会投资效益的进一步下降。三是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形式主导的制造业产业转移，普遍存在使用偏离市场原则的手段

然而，依靠这种扭曲基本要素维持国有经济部门粗放式扩张的发展最终会接近资本、资源的可投入极限和市场的可开发边界，前者将造成增长的成本增速越来越高，后者将造成增长的收益增速越来越低，经济减速的压力将越来越严峻，发展难以持续。因此，市场化的改革刻不容缓。

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路径分析 篇7

2016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在环比涨幅继续扩大的同时,同比涨幅也在连续下跌15个月后,首次出现同比增长。由于各城市供需状况不相同,城市间房价分化现象仍非常明显。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较快,环比涨幅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其余二线城市环比较为平稳;大部分三线城市仍处于库存逐步消化阶段,环比仍在下降。近几年,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出现量价齐跌的现象。由于房地产销售达不到预期,使得部分小型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从而对地方财政造成了危机。

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供不应求的火爆期,然而各级政府仍接连刺激楼市,比如通过各种税费减免,鼓励居民购房。因为这一强刺激,房地产价格再次狂涨,得到鼓励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商继续加速扩张。根据估算,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受到不断地强刺激作用下,在经济下行时期,全社会向其直接投入将近33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新增房地产公司达到约2.4万家。如果政府没有在2008年采取楼市刺激政策,使2009—2013年的房地产年均增长率和GDP年平均增长率相近,那么目前就会比实际情况少建39.6亿平方米,约4000万套房子。

2 房地产危机的原因

2.1 政府干预导致银行危机

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是银行危机。2008年年底,政府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这四万亿元投下去,对中国经济造成三方面的重大冲击。

第一,中国的地方债务危机一触即发。审计署2013年6月发布的报告称,我们36个地级市的负债总额高达3.85万亿元,这里面16个地级市(包括9个省会城市)的负债比例甚至超过100%,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资不抵债,属于技术性破产。

第二,国企透过“四万亿投资计划”进行疯狂扩张,使得经营效率大幅下滑。2012年中国股市前十大亏损企业统统是国企,且亏损达到497亿元。

第三,民营企业遭到冲击。政府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是以国企为主导,结果民企的经营地盘被国企大幅度剥夺。大型商业银行基本都会受到政府意志的影响,在选择服务对象时会向国有企业倾斜,从而导致民营企业在资金来源上的弱势地位。

2.2 银行危机引爆房地产危机

针对银行停贷个人按揭业务,提出全新的“两板斧理论”。第一板斧,同业存款大幅上涨。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四大行相比,在全国铺设网点的能力先天不足。所以股份制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根本无法同农工中建四大行相提并论,股份制银行在过去是通过同业拆借,通过向四大行借钱来充盈资本金。随时间的推移,股份制银行越来越依赖银行间拆借市场的短期借款,且同业存款占贷款余额的比例越来越高。第二板斧为网络金融的爆发。例如余额宝,即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它通过大额存款的方式,将钱以年收益率5%的形式借给银行,然后天弘基金再把得来的利息返还给余额宝用户。银行通过停办按揭贷款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因为“两板斧”,同业拆借、同业存款比例大幅上涨,银行资金成本上升;网络金融产品给传统商业银行业带来莫大压力,资金成本也上升。而按揭贷款只有7%的利息,且一放30年,与借给企业一年收取8%的利息相比,银行更愿意做企业贷款。

2.3 政府破坏了房地产的自我调节

2001年的房地产指数达到3.05的高位,也就是遭遇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但从这个高点开始,在没有任何政府强烈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自我调节,从2001年的3.05一直降到2009年的1.75,历时九年。中国用九年的时间自我回调,比英国和美国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迅速回调,给市场造成的冲击更小。

但在2008年和2012年政府两次强行救市下,房地产的自我调节机制被破坏。2008年11月1日,政府宣布救市,第一,取消印花税、增值税,契税降低1%;第二,按揭利率打七折,首付比例甚至降到20%。结果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10年创下了比2001年3.05还要高的泡沫指数,达到了3.22。

2010年前后,中国房地产泡沫持续居高不下,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打压楼市,房地产泡沫指数降到2012年的2.08。但政府却又因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在2012年开始第二次救市:按揭利率打8.5折,很多地方政府提高了公积金的贷款额度。第二次救市的结果是,房地产泡沫指数又上升了,在2013年就达到了2.57,也就是泡沫程度再次加重。

3 完善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干预作用的举措

3.1 政府由“获利者”转向“裁判员”

就目前政府的土地供应方式而言,协议转让用地和公开拍卖用地两种方式都有缺陷。前者主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因暗箱操作导致腐败,后者使政府在拍卖过程中成了最大的赢家。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首先要从“利益者”位置上退出,成为“裁判员”。这需要推进“程序正义”:通过土地出让程序的公开、公正与透明,制约官员寻租的空间;通过土地出让金管理和使用的透明,进而减少官员和地方政府“攫取”土地出让金的冲动。在土地供应中用于商业用途的地域应由政府主导实行拍卖,以保证市场有偿选择;而用于群众住房使用土地则必须由政府政策转让,并降低税费,加强控制,以保证公民在住房消费中以最低成本满足居住基本需求。在这过程中,针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还需要加强立法、司法、政党、舆论、公民与公民集体的监督,减少土地成为少数人牟利工具的可能。

3.2 推动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

一直以来,楼市调控的逻辑是侧重需求端,不管是限购、限贷,抑或是购房和户籍政策挂钩均是如此。21世纪宏观经济研究院认为,当前房地产的过剩,究其根本就是一直以来供需错配,生产要素不合理流通。房地产因受土地财政、投资投机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一直处于低质量的高供给状态,这也是此次房地产存在过剩的关键原因之一。让房地产市场回归消费品,力推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房地产问题、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

3.3 规范和稳定市场秩序,确保尽量充分的竞争,恢复房地产自我调节机制

“完全自由竞争市场”需要四个条件:信息充分;商品同性质;买卖者自由出入;交易双方数量众多。房地产市场与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相比较,具有信息不充分、投资金额巨大、资本回收期长、风险大、投资者不容易进入市场、房地产商品交易双方很难充分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市场等特点,所以说房地产市场具有不充分性。尽管“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状态,但我们可将其作为政策调整的坐标,缩短房地产行业与其的距离。

摘要：近几年我国部分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呈现非正常上涨的趋势,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拥有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激励,是造成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非正常“升温”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地方政府的刺激政策引爆了我国银行危机,即是我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所在。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地方政府应如何正确干预房地产市场是解决楼市危机的关键。

关键词：房地产危机,银行危机,政府干预

参考文献

[1]郎咸平.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2]张道航.找准政府在房价调控中的角色及职能定位[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11).

[3]纪睿坤,葛逸瑶.供给侧改革启幕房地产的六个改革方向[N].21世纪经济报道,2015-12-03.

日本政府干预 篇8

所谓经济危机, 按照1929年那次爆发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语境来讲, 是由于生产的相对过剩、人们的购买力相对不足造成的产品大量积压, 形成了供需之间的极大的失序, 造成了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链条的脱节。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无序化、市场失灵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出, 当年那次经济危机基本上完全发生在实体经济阶段, 即从货币到产品、从产品到货币的生产流通阶段。而这一次的经济危机, 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殊性, 即危机发生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经济环节当中, 主要是金融、信贷和证券。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 其庞大的消费是依靠对全世界资本的占有维持的。全世界的投资银行、信贷企业、融资证券实体都设在美国, 而美元又成为世界货币, 与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直接挂钩, 因此, 美国的一切经济危机都可以通过不良资产打包、证券化输出给全世界, 从而化解本国的金融风险, 所谓“美国赔钱, 世界垫付”。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衍生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使得各国都开始重新关注虚拟经济这一新型的经济形态的定位和真正作用。

二、经济危机与地方实体经济的关系

(一)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理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是理性对待并有效治理经济危机的前提。实体经济是指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贸物流、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实实在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 虚拟经济则是指市场经济中在信用制度和资本证券化基础上产生的虚拟资本的活动。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 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形式, 其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并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 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 则会产生经济泡沫, 造成经济虚假繁荣, 严重时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甚至危机。因此, 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 并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积极发展虚拟经济, 使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而不能相互脱节。虚拟经济在最初仅仅是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环节, 主要负责为实体经济筹集资金、刺激实体经济的市场和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而伴随着金融产业、信贷机构和证券市场的成熟和技术化操作的完备, 虚拟经济已经愈发自成体系, 逐步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 并开始以一种按照实体经济规律难以解释的规则影响实体经济的市场, 甚至操纵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这种独立也是有前提的, 即虚拟经济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基础上, 虚拟经济的一切收益必须要在实体经济中得到体现和实现, 例如, 抵押贷款用于房产建筑, 最终要通过房产买卖的收益来实现。

(二) 经济危机与地方实体经济。

世界金融海啸对我国的影响相对缓和, 因为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虚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且国家有强大的宏观调控力度和广度。然而, 一些发达省份, 诸如广东等外向型企业、对外贸易业务挂帅、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变化的地区, 造成的不良影响相对明显, 如多数企业倒闭、裁员, 失业率倍增等等。当然应该看到虚拟经济对于地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即有效的盘活沉淀金、激活企业、刺激创新等。首先, 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 发现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 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同时, 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 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 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 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 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与1980年相比, 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 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 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然而, 虚拟经济毕竟是要依靠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行才能够得以维持, 否则, 巨大的泡沫加上高额的金融风险必然带来经济危机的隐患。很多地方企业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要么向银行贷款, 要么发行股票和债券。但一旦企业经营不善, 或遇到市场紧缩, 企业破产倒闭, 实际资本创造的利润增值得不到实现, 企业先期的银行贷款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较之实际资本来说, 就成了白纸, 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三、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职能定位

我国历来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声称此次金融危机标志着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终结, 意味着市场失灵已经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得到了验证, 宣告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的整合趋势。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 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没有标榜自由主义的原则, 主张完全放任市场运行, 结果导致了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 而7000亿美元的救市行为虽然在美国议会的多次设阻下仍能够执行, 体现了美国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决心和远见。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重点解决民生项目、农村问题等, 也体现了这一点。各地方政府筹集资金超过10万亿, 在各个层次上拉动内需, 在银行一再降息的情况下刺激消费, 从力图从根本上缓解金融危机对地方经济的不利影响。足见, 政府干预作为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重要角色, 已经在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屡遭打击的命运中显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肆虐一时, 造成了欧洲、日本、中国等经济区域的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相较192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 其特殊性在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乃至干涉。因此本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阐述当代经济危机对于我国地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政府在其间的定位和职能。

关键词：经济危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政府

参考文献

[1]、J.G.格利, E.S.肖, 1996:《金融理论中的货币》, 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资本论》 (第3卷) , 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1998

[3]、曾康霖:《虚拟经济:经济活动新领域》,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年

日本政府干预 篇9

当代政府最普遍、最典型的行为有两类:一是事前管理, 即对行政相对人是否具备某些条件从事某一行为, 且程序是否规范进行审查, 审查合格后准许其从事这一行为人的行为, 亦即行政许可;二是事后管理, 即对并不具备条件或虽具备条件却不依照有关程序、规范, 肆意而为的行政相对人依法给予惩处, 又称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的实质是如何界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 即在现实生活中, 哪些问题属于私权的范畴, 哪些问题需要公权介入, 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定。行政许可的出发点就是要规范公权力, 确保“私权自治”。那么, 哪些问题需要进行行政许可的设定呢?

行政许可的设定实际上是对该事物或事件是否具有公共性及公共性大小的界定, 在界定某一事物、事件是否受公权力干预时, 须考虑以下制约因素:是否影响公共利益、影响有多大, 市场机制的完善、发达程度, 社会自治程度, 个人素质, 资源稀缺程度, 价值大小, 危险程度等。综合来看, 以下六类是必须设定行政许可的:1) 涉及公共安全问题的;2) 涉及资源保护和宏观调控的;3) 涉及资质、资格认可的;4) 关系公共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设备、设施的核准的;5) 企业注册、社会团体注册;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由此看来, 住房作为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关乎一国国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等长治久安问题, 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 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 具有极大的公共性, 加之我国市场机制尚未健全完善, 住房定价问题就不是供求双方讨价还价所能解决的, 它超越了私权的范围, 需要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因此, 房地产市场需要设定行政许可, 房价的制定需要政府干预。

2. 政府干预房价的理论依据及现实依据

首先,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这样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促进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但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具有明显公共性的问题, 诸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外部性问题等, 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有效解决的, 需要政府程序性介入。在商品房市场, 一些市场势力———如“温州炒房团”的不当运作, 会对房价产生不良影响, 这就为政府介入指导房价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此外, 西方国家住房理论认为, 住房具有广泛的公共性, 是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 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住房问题, 进行合理的调控管理和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 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 是解决不好住房问题的。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住房采取“分类供应机制”, 即将住房分为商品房、社会住宅、廉租房三类, 供不同收入层次的人选择。由此看来, 住房的定价问题也超越了纯粹的私权范畴, 需要公权力的合理介入。

再次, 从我国住房市场价格来看, 确实存在普遍偏高的现状。衡量房价是否合理主要有三个标准, 一是租售比, 二是开发商投资利润率, 三是居民购房承受能力。租售比反映的是租房与买房哪个更合适, 正常的租售比通常为1:100, 而在我国, 深圳的这一比率为1:200, 杭州为1:300, 温州甚至高达1:400, 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就开发商投资利润率而言, 国际上平均利润率为5%, 最高也只有6%—8%, 以北京为例, 开发商的利润占到房价的17.1%, 是国际正常水平的3倍多。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健全造成的房价奇高问题, 除了政府, 没有人能够解决。

3. 如何规范政府干预房价的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应当干预房价,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政府在实施这一行为时还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不能肆意而为。

首先, 政府应当明确自己的身份和职能, 确保正确介入房价问题。在商品房定价问题上, 政府应当承担起利益协调者的角色, 在投资方、开发商、置业者之间协调各方利益, 以实现让多数人, 甚至人人有房住的目标, 切实履行好规范、管理、服务的职能, 而非过多的经济利益介入。

其次, 应当建立政府利益的外部制约、监督机制, 以确保政府合法介入房价问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同样是“经济人”, 其行为必定也是基于利益而为。如果不在政府以外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制约、监督机制, 对政府干预行为可能产生的利益进行监督、规范, 就很可能造成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为了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作为, 违背政府干预房价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再次, 在定价过程中, 政府应以行政指导, 即制定指导价的方式介入, 而非强制定价, 以确保政府合理介入房价问题。政府干预房价的取向和时机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应当经过各利益相关方以及专家学者的共同协商后方可出台实施, 诸如利用政府强制定价, 规定不准涨价的措施来抑制房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有待商榷。

摘要：去年5月, 面对房价不断攀升之势, 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价的文件, 强制性规定商品房由政府核价, 严查违规, 不准随意涨价, 首开地方政府干预房价的先河。但这一举动却引起各方争议, 争论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应当干预房价。本文从行政许可角度出发, 阐述政府介入商品房定价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同时提出政府干预房价时应当遵循的原则, 以规范政府干预房价的行为。

关键词：行政许可,政府干预,房价

参考文献

[1]王洁.政府干预房价原因探析[J].商场现代化, 2005, (23) .

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并购绩效研究 篇10

一、政府干预行为的内涵

政府规制定义是政府的许多行政机构, 以治理市场失灵为己任, 以法律为根据, 以大量颁布法律、法规、规章、命令及裁决为手段, 对微观经济主体 (主要是企业) 的不完全公正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或干预。

由于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垄断性和权威性, 企业对政府行为只能单向服从, 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 政府行为指导企业行为不存在任何障碍, 因此如果政府介入企业并购活动中, 那么并购将不局限在企业本身, 而具体体现在政府对企业与之间, 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活动。但是企业也并不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 企业并购是企业与政府干预之间一个互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虽然通过各种干预影响了企业扩张过程中的并购行为, 但是企业也同时会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 凭借其能动性和相对的独立性来对政府的干预做出回应。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博弈过程。

从我国并购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 政府干预行为不完全是政府规制, 政府规制无法全面覆盖政府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干预行为。政府在企业并购中履行着管理者和所有者双重职能, 作为活动管理者, 政府对企业并购交易进行计划, 在并购过程中进行协调, 在并购市场上进行服务, 对并购结果进行监督;作为经济所有者, 政府行使国家的代表权, 对国有资产代理经营, 控制国有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

二、政府介入企业并购的主要方式

(一) 构建有效法律制度环境

根据政府干预行为的定义, 政府立法引导并购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制定企业并购市场的法律法规, 监督企业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履行情况。在企业并购活动中, 政府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维护市场公平, 对并购市场进行监管, 政府作为宏观经济市场的掌控人, 制定相关制度法规是其基本职责, 而保证其制定法规的有效运行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工作;二是采取特定的政策和措施, 促进和推动企业并购交易的发展。我国政府颁布和制定了多部相关的法律法规, 已经形成了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 为构建有效竞争市场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二) 直接出资消除亏损企业

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 参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 为提高国有资产整体运营效率, 实现在流通生产过程中保值增值, 政府往往会采用直接划拨资产的方式, 强力推进区域内并购亏损企业的交易完成。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 由于其管辖范围内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直接影响该级政府的管理绩效, 以行政命令形式并购消灭亏损企业是一种低成本的手段, 因此这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在地方政府中更为常见。

(三) 扶植优势企业迅速发展

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相关权力和义务, 出于对外政绩的宣传、经济形象的树立、壮大经济实力等原因, 政府对区域内的优势企业倍加关怀和爱护。在区域内形成支柱经济产业, 创造区域经济特色是各级政府的发展方向和前进目标, 各级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一直致力于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的扩张发展。甚至有些情况下, 即使某些优势企业不具备或者暂不满足并购所需要的资金条件或谈判条件, 政府也会积极参与其中, 扶值优势企业迅速发展。

(四) 协调并购交易相关事宜

如果企业并购是顺应市场潮流, 出自企业自身战略发展需要而在两家企业之间自发产生的,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持积极协调的态度, 处理各项具体事务, 顺其自然的成为并购交易中利益冲突的协调人。我国企业条块分布的特点给企业并购后的利益分配带来阻碍, 如并购活动产生的税收问题, 由于纳税对象改变, 对并购利益的重新分配会导致企业间的利益冲突, 此时政府以仲裁人的身份凭借经济管理能力, 协调各相关主体的利益矛盾, 保证并购活动合法合规的顺利完成, 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并购运作与绩效分析——以华润并购重组华源为例

(一) 华源集团危机与政府的介入

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简称CWGC) 成立于1992年7月, 地处上海浦东新区, 是一家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也是直属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是中国最大的医药企业集团和纺织企业集团。

华源集团成立时资产总额仅有1.4亿, 与其他拥有百亿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相比, 在规模上明显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但是华源集团成立以后快速增长, 从1995年起先后收购了包括常州化纤在内的数家区域性龙头企业, 然后又收购了北京医药和上海医药, 此后华源集团大手笔的并购势态一发不可收拾, 经过90多次并购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及纺织集团。

2005年华源集团公司的历史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由于贷款偿还逾期, 华源集团先后遭遇了上海银行、浦发银行等十一家机构的诉讼, 涉及总金额12.29亿元。“9.16银行逼债”导致华源资金链出现断点, 集团整体陷入财务危机, “华源系”上市公司先后告急。先是法院裁定冻结华源集团及担保单位中纺机集团银行存款1.14亿元, 并查封冻结了华源集团持有的上海医药集团40%的股权及相关权益。之后华源旗下3家上市公司——华源发展、华源股份和华源制药的全部股权在同一天遭到冻结。其后华源集团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与银行方面就贷款逾期问题进行协调, 特设了集团的贷款偿还期限, 华源的股权才得以解冻, 但是华源集团的债台高筑的危机使得政府不得不介入其重组活动当中。

2005年1月, 国资委决定由其“钦定”的央企中国诚通控股公司重组危机之中的华源。根据与诚通控股公司达成的并购协议, 诚通直接向华源集团注资25亿元。2005年9月16日, 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家国资委签订了《支持中央企业改革和发展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由诚通控股与国家开发银行达成《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虽然此“产权置换方案”通过国资委的支持, 不过作为一家资产总规模不足百亿的企业来说, 25亿的融资额实属巨大, 由于诚通自身实力有限, 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50亿资金迟迟不能到位, 诚通很快从重组华源集团的舞台上退场。

(二) 政府选定华润集团重组华源的原因

国务院国资委临阵换将, 将华润集团推举上华源重组的舞台, 与诚通相比, 政府选择华润集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华润集团是一家国有企业。

与身为民营企业的诚通集团相比, 政府更愿意与国有企业的华润集团来往。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华润集团更受制于政府的行政管制和约束, 政府更能有效的介入并购活动当中, 同时华源集团也是一家国有企业, 并购结束后, 政府可以完全保留对企业的控制权, 保证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力不被削减。并且如果华润集团在并购交易中, 提出特殊照顾要求, 政府也愿意满足, 投资或优惠国有企业不会与其他企业产生矛盾和利用冲突。

2. 华润集团有雄厚的实力, 资产规模相当于诚通的10倍。

实力有限的诚通公司功败垂成于资金问题, 为了不再重演这一幕, 华润强大的背景也成为政府青睐的原因之一。华润集团的雄厚实力使其有很强的调动资金的能力, 不管是直接注资华源, 还是承接华源的债务, 华润集团都有能力完成这次并购重组。

3. 华润集团的产业结构与华源集团相近。

华润集团的主要产业也集中于医药和纺织行业, 与华源集团的产业结构相似, 并且业务上与华源集团本来就有互通和交往, 并购完成后有利于华源集团的发展。特别是医药行业, 华润集团一直把医药作为重要的产业进行管理和发展, 与东北制药集团、云南制药集团等医药企业都有资本关联。

4. 华润集团有丰富的并购重组经验。

华润集团在香港拥有6家上市公司, 在其过去的发展历史上, 华润在电力、医药、化工、纺织、零售等行业进行过多次并购重组活动, 在融资、整合和后续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

(三) 并购重组进程及绩效分析

华源集团下属子公司经历2005年的“银行逼债”事件、诚通重组失败等事件后, 一直陷在财务低糜状态, 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跌再跌, 2006年华润集团在政府的撮合下开始进行重组华源的前期工作。

2006年3月华源集团20家大股东其持有的91.662%的股权转让给金夏投资公司。2006年11月金夏投资与华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金夏投资将其受让的华源集团91.662%的股权和本身持有的华源集团8.338%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华源资产, 不久以后S华源发、S华源、中西药业等8家上市公司同时发布公告, 宣告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已有正式结果。

2006年12月, 华润股份公司从华源集团下属华源生命产业有限公司手中以20亿元的价格取得北京医药集团50%股权。2007年年初华源发布公告称, 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华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事项获得商务部批准, 至此华源重组辉煌落幕, 华源资产最终持有华源集团100%的股份, 中国华润总公司间接持有华源资产70%的股权。

按照双方约定的持股比例, 华润集团和鼎晖将分别在重组后的新华源集团中持股70%和30%, 华源重组造就了全新的“华润+华源”组合, 他将成为一个总资产近2000亿元的拥有12家A、B股上市公司和4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超级企业集团。

华源集团在2004到2008年间经历了沧海变桑田的历史巨变:2005年的华源集团下属上市公司, 新闻媒体聚焦在华源的财务丑闻、债务压力和经营状况惨淡上;2006年是华源集团的过度阶段, 期间债权人、政府和各家企业纷纷就华源的重组问题各持一词;2007年华润全面接手华源, 并在同年重组顺利收官完成。2004年和2008年间华源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各股市值和股票回报率的变化情况如表1与表2所示, 各股市值和股票回报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与图2所示。

如表1所示, 对比2005年与2007年华源下属8家上市公司年个股市值, 发现8家公司市值2007年联袂大涨, 成为当时股市中的“黑马”, 整体涨幅高达336%, 虽然各股涨幅不均, 单涨幅均超过100%, 尤其是凯马B股2007年比2005上涨8倍多。

如图1所示个股市值变化趋势, 2004年到2005年“华源系”公司市值变化不大, 各有升降;2005年到2006年个股市值略有攀升, 幅度不明显;2006年到2007年个股股市大体上涨幅度较大, 整体变化显著;2007年到2008年“华源系”公司处于并购整合阶段, 个股市值开始出现回落。

从表2与图2“华源系”公司个股回报率及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个股回报率与市值变化情况类似, 2004年到2005年间回报率各有升降, 2005年到2007年除1家公司2006年出现下滑外, 其他公司回报率均保持持续大幅提升, 2008年紧接着大幅回落。

四、总结

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运作程序是一个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 政府介入企业并购的动机主要源于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弥补市场调节失灵的空缺, 政府介入并购活动的主导作用显著, 运用行政压力和政策优惠的手段影响并购主体的决策活动。虽然行政压力和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和产生企业间的利益冲突, 但是并购重组活动为资本市场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 也给企业带来了扭亏为盈的契机, 政府干预的效果整体上还是利大于弊的。由政府主导的华源重组活动为华源旗下各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潜在收益, 并购使企业整体价值获得证券市场大幅提升, 但提升的效果具有短期性, 未来企业的发展还要看资源整合后的经营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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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如国.企业并购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3]方芳.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与思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2 (8) .

[4]洪锡熙, 沈艺峰.公司收购与目标公司股东收益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 2001 (3) .

[5]潘红波, 夏新平, 余明桂.政府干预、政府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J].经济研究, 2008 (4) .

日本政府干预 篇11

关键词：政府干预；金融集聚；技术进步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17-09；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难以自然形成金融集聚区，面对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及国内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需求，金融集聚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供给引导型，政府干预成为主要推动力量。同时，金融集聚所具有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并为企业创新提供融资渠道等功能，以及金融资源的高流动性和多变性，也要求政府对其进行适度干预与引导。然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经济运行的主体必须是市场，虽然政府主导下的金融集聚进一步放大了金融业对GDP数字的推动作用，但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否如数字增长一样可喜？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政府干预手段的效果有何差异？

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一方面，政府主导有利于突破既定制度和特定发展阶段的束缚，可以有效降低项目成本、提高规划落实效率，为金融集聚提供经济基础和设备保障，方便企业为创新行为寻求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在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提升标准与经济绩效挂钩，GDP增长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周黎安，2004）[1]，致使地方政府官员利用金融改革中的制度缺陷，掠夺和干预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Lin et al.，1998）[2]，为能够在短期内提升GDP的项目提供金融资源支持，使得金融集聚难以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反而更加挤出了研发类企业的资金供给。因此，在政府主导金融集聚的过程中，掌握政府干预的分寸和方式至关重要，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可以作为考察政府干预程度和效果的重要表现。

伴随着各地政府支持下金融集聚的迅速发展，相关研究多以Levine（1997）金融功能理论为基础[3]，探讨金融集聚在资本积累、城市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更细致的，还有学者就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工业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然而，金融集聚在我国“政府主导”为主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对我国金融集聚作用效果的研究有必要从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政府干预入手，仅从其自身的融资功能和推动资本迅速积累的数字增长表象来分析是不够的。

那么，政府干预究竟是“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其对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干预是否利大于弊？学术界对此虽然有所关注，然而结果众说纷纭，余明桂和潘红波（2010）认为金融发展提高企业竞争但是由于地区差异和渠道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4]，而巴曙松等（2005）认为金融发展需要借助政府调控的力量[5]。基于此，本文以金融集聚区建立、发展所受政府干预为切入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政府干预指标，通过设定技术进步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干预如何影响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并进一步引入偏效应及时间趋势项交互模型对其进行验证。此外，本文还对其中可能的作用渠道及政府干预在地区间作用效果的差异性进行了关注，以期为我国金融集聚区建设的政府规制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导，对合理发挥政府力量、充分促进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提供借鉴。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模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理论机制分析

我国金融集聚的形成模式是供给引导途径，即政府在其中充当加速金融深化、推动企业发展和创新的主要建议者、决策者与立法者。金融集聚可以通过资本供给、价格机制与信息传导网络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由于企业研发需要大量持续性的资金投入，金融所具有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以及提供融资渠道等功能，可以影响企业外部融资获取、改变技术创造比率，这一效果在金融集聚区各种金融机构的协同作用下会更为明显。大量金融资源集聚于低效率部门，会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和金融市场主体结构的失衡，抑制或弱化市场主体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导致市场自身调节机制的失灵，使得金融集聚的正向作用得不到发挥，不利于地区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本文认为对企业创新“隔靴搔痒”的政府支持与“福祸相依”的金融集聚恰好可以相辅相成，政府将单方面对企业的支持用于规制金融集聚，以行政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则可以通过一个有秩序、有规划、高效集聚的金融市场，为企业提供资金、引导企业发展方向，满足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目标的同时，推动企业创新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该假设留待后文的实证研究中检验。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即国有企业），提供电信、能源、交通等生产或服务，主要体现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上；二是政府间接经济管制，具体包括商品市场管制、劳动力市场管制和金融市场管制，其对应的代表性干预工具是财政支出、劳动力流动管制以及金融抑制政策（斯蒂格利茨，1998）[6]。本文借鉴其思路，从财政支出、劳动力流动管制、金融抑制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四个方面，具体论述政府干预如何影响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总结其作用机制。

1.财政支出。企业在金融集聚发展初期研发投资动力不足，企业积累及流转资金需要一定的财政支持。财政补贴大于公司负债时，财政补贴和税收都能够促进公司投资，进而也有利于公司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而在集聚结构失衡或出现供给“瓶颈”时，政府通过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价格和利益关系变动带来的矛盾，为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与企业谋求技术进步拉动转型升级提供保障。

然而，我国政府支出在结构上以回报率高的基础设施等公共投入项目为主，用于金融监管以及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有限，因而对金融集聚的调节作用有待观察。并且，财政支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政治联系，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支持可能会加剧金融集聚自身引致的资金配给不公，进而扭曲整个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更无法疏通资金进入技术研发领域。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性以及财政支持获取上的不公导致资金配给的扭曲和不公，收益较慢的创新型企业难以获得金融资源。

2.劳动力流动管制。随着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发展，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有所放松。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具有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是推进金融集聚区迅速、高水平发展以及企业创新研发和技术革新的必备条件。地方政府为吸引所需的各类人才而出台诸多有利政策，政府及企业为高水平人才提供高额收益和补贴， 可在短时间内集聚大批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为金融集聚区的人力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团队打造、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提供保障。但针对劳动力流动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存在，同时针对不同户口存在就业歧视，外来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往往不得不面对权益和社会保护的缺失，劳动力自由竞争如果得不到充分保证，高低技能劳动力无法充分匹配，就会不利于金融集聚的良好发展，区内效率水平更会受到制约。

3.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行为直接介入金融运行机制，采取改变金融价格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如信贷规模控制、规定利率上限、外汇管制等各种抑制性措施；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偏向性主导与企业融资中的歧视性待遇，如政府对金融市场主体——本国金融机构与外国金融机构、国有或政府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进行差异化对待。政府干预信贷资源配置，往往会加剧金融集聚在资本配置方面的不公，使得政府控制的企业融资约束较低，能够获得更多银行资金，而亟须发展资金且具有较好成长性的私营企业却往往得不到融资支持，大批企业无法获得最佳生产技术的连续投资，从而抑制了技术研发和技术进步（Kornai，1979）[7]。虽然金融抑制会扭曲资本要素价格，使资金分配向政府和国企倾斜，但政府和国企在发展高科技产品上相比于中小型企业具比较优势，并且低廉的要素价格也会诱导其选择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进而促进技术进步。

4.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

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占比较大，成为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有效工具。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即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限制和干预（Park，1998）[8]。虽然部分企业会在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和寻求行政庇护之间进行权衡和比较，选择迅速、直接且有效的方法来占据市场优势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资源被投入到腐败和寻租中，此时行政性壁垒不仅无法调节金融集聚的资金配给功能，反而会加剧对企业研发资本的剥夺。然而，行政性壁垒门槛的主要影响对象是实力较差、效率较低的小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金融集聚区的优质资源条件和政府优惠政策能够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进入市场。一般来讲，以FDI为代表的外国技术引进一直是国内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效渠道，而外资企业往往寻求实力较强、具有政策优势的大中型企业进行合作。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以牺牲部分效率较低的民营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能够为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及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尤其是提供一般性企业无法轻易获得的信贷资金、政策红利等，使得这类企业更容易与外资企业合作并通过“干中学”效应获得外资技术溢出，进而改进金融集聚区的技术水平。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199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各地区GDP、CP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所有行业的总就业人数、各地政府财政支出、外来人口和常住人口数、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以及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总值及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银行总信贷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新中国统计资料60年汇编》。原油、天然气和原煤产量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我们将其从样本中剔除，因此考虑的截面单位是30个省份。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动态面板回归

技术水平的提高从长期来看是个动态过程，既受当前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趋势继承性。基于此，将技术进步的滞后项引入模型构造动态面板，以控制技术进步的内在继承性并克服模型中其他影响技术进步的变量可能缺失的问题。为克服内生性和异方差性，这里采用系统GMM方法，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动态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技术进步的滞后项在全样本中的系数显著为正，前期技术进步与被解释变量间呈现出强烈的正向相关性，表明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惯性特征和内在趋势继承性。特别是这里使用的技术进步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关的要素信息，因此，对下一期技术进步的影响尤为突出。由表2可知，在以技术进步的滞后项涵盖其他未涉及变量以使模型更加全面后，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均在保持显著性的前提下有所下降，证实了回归中的确存在对技术进步内在继承性的忽略，同时动态回归结果使用了更多工具变量，增强了可识别性，因而结果更为合理。

同时，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的消极作用都十分显著，且政府干预与金融集聚交互项的系数仍然为正。表2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表示了政府因素对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代入政府干预变量的平均值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可得到Efinanceit对lnTFPit的偏效应估计值为0000639。为进一步检验该偏效应估计值的显著性，我们将 （Polit-7.1146）×Efinanceit所得到的值替代交互项的值并重新进行回归，发现金融集聚偏效应估计值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于此，金融集聚偏效应的显著性及政府干预的促进作用得以验证。本部分得到的结论是，金融集聚作用的发挥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政府干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上升约037%。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对政策效果的变化情况进行考察，分别将Polit×Efinit的一阶、二阶及三阶滞后项引入模型，回归结果显著，表明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政策当期以及滞后二期后的政策促进效果最为明显。

（二）作用机制检验：分项指标回归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政府干预手段的作用，我们分别以财政支出、劳动力流动管制、金融抑制、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代替模型中的政府指标进行检验，并继续对各个政策效果的时效性进行考察。

比较四种政策分项指标的回归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的系数绝对值最大，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与金融抑制的影响次之，而劳动力流动管制的作用系数最小，这可能与流动人口登记制度不完善有关，外来人口占本地人口的指标数据为各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人口流动情况统计具有一定困难，难以反映全部真实信息。同时，近年来各地区流动人口数量大幅攀升，因而转换成正向政府管制指标的传统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有所下降，且劳动力在各生产要素中流动较为自由，受政府干预影响相对较小，尤其是金融集聚更为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所受限制越来越小，几乎不受限制，地方政府为吸引这类人才而给出大量优惠条件。这可能也是劳动力流动管制系数较小的原因之一。从回归结果来看，当前的劳动力流动管制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为正，政府对劳动力的流动有必要进行规制，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推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分地区回归检验

由于我国的金融集聚程度和政府干预力度存在很强的地区差异性，并且各地区间经济实力、高等教育以及科研投入等影响技术水平的因素本身也存在较大不平衡，因此有必要进行分地区检验，在控制地区差异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在地区间有无差异性。

从指标数据来看，我国的政府干预程度从东部，向中部、西部依次加强，由前文可知，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所起的作用是显著为正的，那么分地区回归结果是否会出现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的地区积极作用越大呢？首先，考虑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按照我国传统区位划分方法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调节作用存在地区差异，交互项弹性系数从大到小所属地区依次是中部、东部、西部，表明并不是由东部向西部政府干预积极作用依次增强，反而相对政府干预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更强。由此我们猜想，是否政府干预程度具有一定的区间限制，虽然整体干预效果为正，但干预程度高低与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呈反向关系？

为了对上面的设想进行检验，同时，由于简单地按地理区位划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三个区域内的省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如河北属于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东部地区，但其政府干预程度为8.36，高于陕西（8.31）、宁夏（7.37）等西部省份；而河南、湖南、安徽、重庆、吉林处于政府干预居中水平的中部地区，然其政府干预水平远高于西部部分省份，如宁夏、青海、新疆，也高于全国平均干预水平7.11。因此，我们按照政府干预程度的高低将我国30个地区分为两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交互项系数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不显著，而在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虽然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但是政府干预程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将Efinanceit中的金融业从业人数更换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重新计算中国金融区位熵指数，再次对政府干预、金融集聚与地区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列在表5中。

分别采用OLS、2SLS及系统GMM回归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发现与调整前的回归一致，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均通过5%及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金融集聚与政府干预交互项的系数基本都显著为正，表明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有抑制作用，政府干预可以有效调节金融集聚的功能，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政府干预、金融集聚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作用表现出随时间递增逐渐减弱的特点，表明政策效果具有时效性。由此可知，关键解释变量的结果均非常稳健。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前文回归结果及已有研究一致，符合预期。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金融集聚的建立、发展及其对技术进步的作用都深受政府影响。在国家推动金融集聚的过程中，要避免盲目推进金融集聚水平的增加，金融集聚对地区技术进步水平提高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以及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因政府行为对金融集聚的作用较为复杂，其作用效果的不确定性与我国转型期所处的特殊环境为探索政府干预的合理方式、适宜程度以及有效规制政府行为、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本文针对政府干预作用于金融集聚乃至技术进步的效果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政府干预使得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偏效应上升；政府干预的代表性的政策工具，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劳动力流动管制、金融抑制对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存在促进作用；政府干预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并非越多越好，当前在我国表现为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积极作用大于干预程度高的地区，按地理区位划分的检验结果也符合这一规律，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主导金融集聚的过程中应因地制宜。

虽然金融集聚当前未能起到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技术发展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对金融集聚进行调节和规制的问题。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解决金融集聚的制约问题必须从其形成和快速发展的源头——政府干预入手，在改革国企垄断和市场寻租行为的前提下，保持政府对市场的先导功能及其推动国家高科技战略发展的能力，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型企业流动，提高资本质量和使用效率。政府干预应对各区域金融发展情况进行统筹，合理调整干预程度和地区干预力度，政府干预须有度，政府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的推进同样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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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干预 篇12

1 法律环境与公司治理

1.1 法律环境与公司股权结构

法律体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于: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保证外部投资者的权利得以实施。Jensen和Meckling (1976) , Hart (1995) 都指出, 投资者的权利实施依赖于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David和Brierle (1985) 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归结为两大法系:民法法系 (或称大陆法系) 和普通法系 (或称英美法系) 。民法法系又可以划分为三大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原英属殖民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法律都属于普

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处罚从过去侧重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过渡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三者并重的阶段, 使我国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真正进入司法实践阶段。追究证券违法者的民事责任相对于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而言, 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能有效制止信息违规现象的发生。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 为确保有关规定的有效实施, 明确对重大事件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第二, 在相关法律中明确侵权行为与投资人损失通法系。LLSV (1998) 采用49个国家的样本, 通过对股东权利指数、债权人权利指数以及法律执行质量3个指标的测量发现, 法律制度在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上随着法律渊源的不同而有规律地变化。普通法系所提供的保护程度最高, 法国法系的保护程度最低, 而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的保护程度介于两者之间。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表明, 公司所有权集中度最高的是法国民法法系国家, 普通法系国家集中程度最低, 德国民法法系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法系国家处于中间位置, 即一国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给出了两点解释:一是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对于股东对管理者进行监督, 从而降低管理者侵占股东利益的代理成本是有效的。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强的情况下, 公司的信息比较透明, 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更容易被发现, 并且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股东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对管理者进行监督。但是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差的情况下, 管理者的侵占行为不容易被发现, 大股东为了监督管理者可能需要拥有更多的资本, 以行使其控制权, 股权集中就成了法律保护的替代。二是在对投资者保护程度差的情况下, 内部人 (包括经理和控股股东) 可以轻易采取各种方式侵占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发行新股的吸引

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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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006 (2) :19-24.

力减小, 只有少量的投资者愿意购买公司股份, 从而促使股权结构走向集中。Boubakri等 (2005) 发现, 股权集中度与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显著负相关, 股权集中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更集中, 但法律执行力度并不影响股权集中度的变化。因此, Boubakri等认为, 在新兴发展中国家, 集中的股权结构可以代替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来提供公司治理的作用, 集中的股权是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

近期一些学者开始转向从纵向角度来研究某一国家公司股权集中度与法律保护之间在时间序列上的关系。这些研究除Elston and Rondi (2004) 支持LL SV的观点外, 其余大都否定替代假说。Cheffins (2000) 发现, 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并不能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很好的保护, 但此时股权集中度已非常分散, 与LL SV的观点明显不符。Franks等 (2003) 认为, 来自英国20世纪股权集中度演变史的证据同样表明, 在20世纪上半叶, 是收购兼并和股权置换而进行的股权融资稀释了原有股东的股权结构, 而非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的结果;在20世纪下半叶, 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加强并未对股权集中度的分散产生影响。Aganin and Volpin (2003) 对意大利长达100年的研究表明, 股权集中度随着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加强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Holmen and Hogfeldt (2003) 研究发现, 来自瑞典229家IPO公司的证据表明, 集中的股权结构是所有者为了保护私利和最大化控制权, 而不是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不足的结果。

此外, 其他学者还采用数理建模的方法来分析股权集中度与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关系。Himmelberg等 (2002) , Shleifer and Wolfenzon (2002) 构建的模型表明, 股权集中度与法律保护之间的确存在负相关关系。但Castillo and Skaperdas (2003) 发现, 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内部人的持股比例存在非单调关系, 而Stepanov (2003) 进一步的分析则发现, 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与外部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存在“U”型关系。Burkart and Panunzi (2003) 所构建的模型表明, 法律保护与股权集中度的关系取决于法律保护与大股东对管理层监督之间的关系:当法律保护和大股东的监督相互补充时, 法律保护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当法律保护与监督互相替代时, 两者呈非单调关系, 可能是正相关, 也可能是负相关。

1.2 法律环境与公司代理成本

余劲松 (2007) 的研究发现, 证券交易中对投资者的立法保护包括3个维度:第一是信息披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越高, 对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就会越高, 中小股东以及外部监督机构对公司交易的信息了解越充分, 公司内部控制人欲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追求私人利益越困难, 因而倾向于建立更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二是董事责任。该项指标描述当公司侵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时, 公司内部董事可能承担的责任, 若法律对公司董事责任的要求越高, 若该交易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在可能发生的民事赔偿诉讼中控股股东可能承担较重的责任, 因而在进行决策时将更多地考虑公司整体利益, 而不是对中小股东的掠夺。第三是股东诉讼权利。该指标描述当外部股东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起诉讼时, 可以查阅公司交易资料的范围。可查阅资料的范围越广泛, 外部股东对公司交易的信息了解越充分, 实际控制人通过欺骗行为来转移利润越困难。LLSV (2002) 研究了法律制度环境对公司股权结构、资本市场发展、股利政策和公司价值的影响, 认为大股东控制会造成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 而且侵占程度受到法律环境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显著影响。Johonson (2000) 也发现, 法律环境会显著影响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裘宗舜和饶静 (2007) 以2003-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数据为基础, 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治理环境与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与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重及个数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法治水平越高、政府干预越少, 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越少。俞鸿琳 (2007) 的研究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与各地区的法律水平正相关。高雷、宋顺林 (2007) 也发现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但周中胜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法制水平指数与大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不相关, 他的解释是我国整体的法治环境较差, 各地区尽管有差别, 但还是无法对大股东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2 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

政商关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历来是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对制度环境的因应, 公司治理内生于包括政府干预在内的种种外在制度因素之中。

政府往往通过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Bortolotti和Faccio对1996年以来OECD国家的141家经过私有化的公司控制权结构演变进行了考察。他们惊讶地发现, 政府在公司私有化之后并未真正放弃控制权, 这样的私有化被作者戏称为“不情愿的私有化”。在2000年, 作者发现, 在所谓私有化的公司中, 有62.4%的公司要么最大股东仍然是政府, 要么政府仍然通过种种方式行使特别控制权。

代理学派认为政府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将其自身的多重目标转化为企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又是不可测量的, 由此造成了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较低 (Tirole, 1994) 。由于存在与国有企业控制有关的激励问题, 代理学派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最终取决于其内部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权衡。因此代理学派预期通常国有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服务并在市场失灵时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但是国有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可能导致管理者仅付出较低程度的努力或者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转移国家的资源。

政治学派假定政治家是自利的个体, 他们追求个人目标的最大化, 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国有企业是政治家实现个人目标的机构, 譬如通过国有企业为自己的支持者提供就业并为支持自己的企业提供融资。由于政治家蓄意通过政策向其支持者转移资源, 因此国有企业是无效率的 (Shleifer, 1998) 。Khwaja and Mian (2004) 对巴基斯坦1996-2002年间的企业贷款的研究发现, 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是其他企业的两倍, 但拖欠率却比其他企业高出50%, 并且这种情况仅发生在政府控制的银行。Faccio (2002) 基于42个国家的样本对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的研究发现, 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取得债务融资、更低的税负和更强的市场力量等利益。尽管如此, 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的绩效仍然低于同类企业。

我国是经济转轨国家, 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非常高。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于生生研究发现, 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步深入, 地方政府权利增加, 市场的竞争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加剧, 地方政府为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 提高政绩, 会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利息优惠等途径对本地区的企业进行支持。这种支持手段对上市公司治理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上市公司往往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一种依赖, 在公司出现困难时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 忽视了建立科学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夏立军、方轶强认为, 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 地方政府支持上市公司的最终目的很可能还是为了掏空, 即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李增泉、余谦和王晓坤 (2005) 发现, 控股股东或地方政府具有支持或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 支持是为了获得配股资格, 而掏空则是赤裸裸的利益侵占行为。罗党论、唐清泉发现, 地方政府干预市场越少、金融市场越发达, 该地区的上市公司越不会发生控股股东“掏空”行为, 因而如何减少政府干预, 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政府在减少控股股东“掏空”行为时应扮演的重要角色, 同时, 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会直接或间接地驱动控股股东“掏空”行为, 制定监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遏止“掏空”的行为。这说明, 制度层面的约束和公共治理对公司层面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 周中胜 (2007) 、裘宗舜和饶静 (2007) 等实证研究的结果均支持政府干预会加剧控股股东的侵占效应的结论。

俞鸿琳认为, 若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高, 则对公司的控制力也较大, 国家为了获得对公司的控制, 就会在公司股权中占有较高比例以获得控制权。这样所形成的股权结构就是股权高度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格局, 而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又会使董事会、股东大会、公司控制权市场等多种治理机制失去效率。政府除了在股权方面的控制之外, 还控制了公司的人力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大多由政府任命, 而并非从经理人市场中遴选。此外, 由政府任命的公司高管人员有其行政级别, 公司高管人员收入中的很大比例是非货币性收入和隐性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理人市场中的声誉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 薪酬激励机制也可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因为对于公司的高管人员来说, 相对于目前较低的显性收入, 行政级别的提升是一个更重要的激励目标。

夏立军和方轶强 (2005) 注意到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与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服务之间的矛盾, 认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水平与政府行为, 共同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陈冬华 (2003) 分析了政府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认为公共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基础, 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治理的衍生物, 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必须从政府的角色及其影响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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