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典型案例

保险合同典型案例（精选8篇）

保险合同典型案例 篇1

保险合同典型案例

作者：天润华邦 阅读次数：804次 更新时间：2009-5-31 [案情简介]

2004年5月，原告刘某某通过银行按揭的方法购买了一台“神钢牌”液压挖掘机。随后刘某某在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处购买了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其中车辆损失保险金额为96万元，保险期限从2004年5月15日至2006年5月15日止。原告刘某某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支付了保费，被告也依约定向原告出具了保险单。2004年8月27日，原告刘某某投保的挖掘机在四川九寨沟县城至沟口公路改扩建工程中从事按掘机作业时，因挖掘土石方的下部导致了上部土石方的垮塌，造成挖掘机受损。2004年8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索赔申请，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未到事故现场勘验，在审查了原告刘某某提交的保险事故的相关资料后，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的查勘人员在保险索赔申请书中，初步确认了该保险事故属保险责任。原告刘某某按照被告的指示对受损车辆进行了修复。经被告核定，挖掘机的车损为177702元，施救费38000元，共计215702元。随后原告刘某某找被告，要求其履行保险义务。

2005年1月13日，被告以保险事故属于《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三条

（二）项即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规定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拒绝履行保险赔付义务。为此，原告委托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黄晓波律师、谢步强律师代理该案。

[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答辩]

一、根据原告提交的驾驶员余某某的描述，引起事故发生系山体滑坡，所造成的损失属于《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三条

（二）项即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二、山体滑坡属附加险中的地质灾害险，原告刘某某未投保，保险公司无义务进行理赔。

[原告律师代理意见]

原告代理律师针对被告的答辩及庭审争议焦点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本案被告的拒赔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即本案投保标的物挖掘机的受损不属于《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2004版）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的免赔范围。

（一）、通过庭审审理确认了：2004年8月27日，原告刘某某投保的挖掘机在四川省九寨沟沟口实施挖掘作业时，在挖掘机挖掘土石方的下部时导致了上部土石方的垮踏将投保挖掘机砸坏。事发后，原告刘某某当即通知了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并按照被告的指示对事发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等工作。并及时地向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提出了索赔申请。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审查了原告提交的保险事故的相关资料后，确认了该保险事故属保险责任（见被告的证据附件第7页），也正因为如此，在事发后保险公司也从未派人到事发现场调查了解。因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当时就认可了该保险事故及造成该保险事故的原因。随后原告按照被告的指示对受损车辆进行了车损核定及修复。作为投保人的原告已经按照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的要求履行了自己的全部义务，其提供给被告的相关资料业已得到被告的认可，证实了此次保险事故属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应当负责赔偿的保险责任范围。

（二）、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除去原告提交的保险索赔资料外，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根据一份讯问笔录中的“山体突然滑坡”就认定属《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中规定的免责范围，进而作出拒赔的决定是不能成立的。前已论述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根据原告提供的索赔申请的相关资料已初步认定本次保险事故属保险责，依法应当赔偿。但被告却在现场已被破坏多日后，没有任何现场勘察了解，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根据一分讯问笔录作出了拒赔决定。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保险活动中应当遵循的“禁反言”原则,是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保险人拒绝保险请求权人的索赔请求从而排除自己的赔偿责任，则保险人就必须为其拒赔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属责任免除范围内。综合本案，作为发出《拒赔通知书》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应当对其《拒赔通知书》中认定的事实举证。即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发生本次保险事故的原因是《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第三条第二款“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通过今天的庭审审理可知：被告并没有举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证明发生本次保险事故的原因是“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更为可笑的是被告竟然在开庭时书面向法庭申请对造成本次保险事故的原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被告可以在没有任何权威专家和鉴定机构的有效证据前提下，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不及时出险的情况下，在保险事故现场已被损坏的情况下，可以不负责的先做出《拒赔通知书》，在当一方起诉到法院后，再申请鉴定。这也充分的说明了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作出的《拒赔通知书》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也是极其不负责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不能举证证明造成本次保险事故属其免赔责任范围，其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因被告没有履行法定的明确告知义务，《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2004版）第三条

（二）项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案中原告刘某某作为投保人与作为保险人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其保险条款是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制作的格式条款。此格式条款是被告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时未与原告刘某某协商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由此可知，第一，保险人对一般条款尽“说明”义务不是“提醒”义务，而对最重要的免责条款，保险人负有“明确说明”的义务；第二，保险人的义务是主动性义务，并不是将保险条款或者保险合同给投保人，由投保人向保险人进行询问。第三，法律规定是强制性的，如果保险人不能证明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了责任免除条款，该等条款将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人对投保人所负说明义务的答复（法研[2000]5号）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或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综合本案庭审情况与证据，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出具保险单时向刘某某提示注意过免责条款，更没有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或其法律后果等，向原告作出过解释，甚至连合理的提示原告刘某某注意的保险一般条款的义务也无法证明。因此，《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2004版）第三条第（二）项 “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的免赔条款因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未尽到“明确告知义务”而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为此，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引用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免责条款要求免除其赔偿责任也是不能成立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三、被告在庭审中以本案的保险事故是地质灾害险的保险责任之一——“滑坡”为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本案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是审理原被告之间的车辆损失险纠纷问题，而不是审理地质灾害险，地质灾害险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因为，本案原告购买的就是车辆损失险，同时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其《拒赔通知书》中也明确是以《机动车辆综合险》中关于车损险的免责范围为依据作出拒赔决定的。本案审理的问题是该条款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及被告作出该拒赔决定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此，作为代理人认为地质灾害险与本案的审理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一条

（一）项中明确规定：外界物体倒塌、空中物体坠落、保险车辆行驶中平行坠落造成保险车辆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因此，保险人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应当负赔偿责任。

（二）、即便地质灾害险种规定有地质滑坡，本案的保险事故也不属于地质灾害险中所规定的滑坡所致。因为地质灾害险条款第一条第（一）2项中明确定义，滑坡是指斜坡上不稳的岩体或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整体向下滑动。定义中“岩体或土体”应指天然形成未经人为破坏的巨大的岩石或天然凝成的土方。同时注意“整体向下滑动”而不是“滚动、倒塌等”。从庭审和本案的证据材料已经清楚的知道本案的保险事故是由于驾驶员余某某在松动的土石方旁挖掘作业时，因疏忽大意被已挖松的上方土石方倒下所致。综合庭审及证据材料，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当时发生了地质灾害，产生了地质灾害险。

（三）、虽然原告刘某某与驾驶员余某某在《索赔申请书》中的出险经过中叙述过“山体突然滑坡”。但他们只是普通的自然人，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对此事故的产生原因在法律上作出精准描述的。况且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查勘人员作为专业人土，在详细调查后，明确认定此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另外，“山体突然滑坡”也不是保险地质灾害险条款中“滑坡”定义中“整体滑动”，如果是山体整体滑动，那么本案保险标的物就会被淹没，从而导致全损。因此，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以此为依据证实本次保险事故的原因是山体滑坡所致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做出的《拒赔通知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即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已经初步认定为保险事故的前提下，在没有对保险事故现场进行勘查了解和对保险事故原因进行权威鉴定的情况下，在保险事故现场已被破坏的情况下，引用没有明确告知原告的免责条款，做出拒赔决定是不能成立的。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保险市场的诚实守信，同时也是维护作为弱者的投保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严格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判决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向原告刘某某支付保险。[法院认定]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评议后，最终采纳原告代理律师意见认定：（1）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并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发生本次事故的原因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更无证据证明是“除雷击、暴风、暴雨、洪水、龙卷风、雹灾以外的其他自然造成的。相反，在《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一条

（一）项中有明确规定：外界物体倒塌、空中物体坠落、保险车辆行驶中平行坠落造成保险车辆的全部损失或部分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挖掘机在挖掘作业时因山体垮塌受损，该事故就应属保险责任赔付范围。（2）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不能简单凭刘某某与驾驶员余某某在《索赔申请书》中的出险经过中叙述过“山体突然滑坡”而认定属于地质灾害险的赔付范围。因他们只是普通的自然人，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对此事故的产生原因在法律上作出精准的描述。况且太保公司成都公司分公司查勘人员作为专业人士，也据此认定该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公司判决向原告刘某某支付保险赔偿金177702元及施救费38000元，同时承担此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

[承办律师点评]

一、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生效？保险人怎样才算尽了“明确告知”义务？

1、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众所周知，各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根据保险人向投保人所提供的保险条款均是格式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同时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可知，保险公司一与投保人签订合同时，就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保险除外责任的事项，并就投保人的疑问作说明。但是保险是非常专业，且保险业在我国还处于早期阶段，普通自然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来研究保险条款，只是在听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保险代理人的细说，才决定是否购买保险。就合同法上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即保险公司采取“提请注意”义务，对不懂“保险”的普通自然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因为投保人对保险业务比较陌生，有可能全然不知免责条款的存在，或者不了解免责条款的法律意义，如果保险人事先不作详细说明，无异于投保人被强迫接受该条款，有悖于合同自愿原则。

2、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应对保险免责条款“明确说明”，否则免责条款不生效。《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法》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由此可知：第一，保险人对一般条款尽“说明”义务不是“提醒”义务，而对最重要的免责条款，保险人负有“明确说明”的义务；对此，要避免以下误区：首先，不能认为两者是任意性与强制性的区别。不论是“说明”义务还是“明确说明”义务，都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均具有强制性。其次，不能认为两者在说明程度上有差异。从语义上说，“说明”与“明确说明”并无本质上差异，因为“明确”乃“说明”应有之意。最后，不能据此认为免责条款比一般条款更重要。事实上，足以影响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重要条款，除免责条款外，还有保险责任、保险费及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等。第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主动的说明义务，不以投保人的询问为条件。第三，如果保险人不能证明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了责任免除条款，该等免责条款将不产生法律效力。

3、保险人怎样才算尽了“明确说明”的义务？

保险人就免责条款的说明是否明确是审判实践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对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作过答复，认为“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地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是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人对投保人所负说明义务的答复（法研[2000]5号）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或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免责条款明确说明的要求）规定：“保险法第十八条中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保险人对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不因其他分支机构已与该投保人订立有同类保险合同而可以不履行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笔者认为，（1）从实质“明确说明”应当采纳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答复（法研[2000]5号）保险人首先在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就保险合同就约定的险种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口头或书面说明，使投保人了解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2）从证据讲上，保险公司将明可以将前述说明将以录音或录像、书面方式将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的内容用证据固定下来。当然，最好在保险单上以区别其他文字的方式声明：“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其法律含义及法律后果；上述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让投保人就此声明单独签字确认。

在上述案例中，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不论从实质上或证据上，免责条款均没有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其免责条款应当无效。

二、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应作何解释？

合同解释，是法官和仲裁员依据一定的事实，遵循有关原则，对合同的内容和含义所做出准确的说明。保险合同条款是典型的格式条款，当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对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一般应按照通常的理解，也就是普通人对保险条款的有关词句、有关条款来作单纯的文字上的解释。其次按照保险合同双方的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上来对保险条款进行解释。保险合同是民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因此解释保险合同时，应力求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之表示。

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定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规定非常细致、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规定 ：“在审理保险纠纷案件中，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条款有争议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即按保险合同的有关词句、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则予以认定：

（一）书面约定与口头约定不一致时的，以书面约定为准；

（二）投保单与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不一致的，以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载明的内容为准；

（三）特约条款与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特约条款为准；

（四）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因记载方式或者时间不一致的，按照“批单”优于“正文”、“后批注”优于“前批注”、“加贴批注”优于“正文批注”、“手写”优于“打印”的规则解释。

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仍然有两种以上理解的，应当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解释，但是投保方拟定保险合同的，应当作有利于接受方的解释。”

保险合同典型案例 篇2

我国某进出口贸易公司向A国出口水果罐头, 付款方式为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货物出口商为该批次货物向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二条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 承担的商业风险包括以下情形:1.开证行破产、停业或被接管;2.开证行拖欠;3.开证行拒绝承兑。”货物运抵A国后, 收货人向当地法院起诉我国某出口贸易公司, 同时申请止付令, A国法院依据该申请审查后向开证行发出止付令, 扣押信用证项下的全部货款。我国某出口贸易公司以发生了信用证支付方式下承保的商业风险中的“开证拒绝承兑”通过法院向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索赔;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未发生“开证行拒绝承兑”为由, 拒付保险金。一审于2011 年9 月7 日受理, 并于2011 年12 月13 日和2013 年8 月23 日两次开庭, 2013 年9 月30 日做出判决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于2014 年3 月20 日作出判决维持原判。

一、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路径

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 法院裁判的关键是要查明开证行在止付令这一司法强制措施下未支付货款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信用证支付方式下保险人承担的商业风险中的“开证行拒绝承兑”的情形。换言之, 即原告只需证明A国法院发出止付令造成开证行未支付货款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支付方式下保险人承保范围中的“开证行拒绝承兑”即可获得法院的支持, 顺利实现索赔的目的;反之, 作为被告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只需要证明A国法院发出止付令造成开证行未支付货款的行为不属于信用证支付方式下保险人承保范围中的“开证行拒绝承兑”的情形, 即可获得法院的支持驳回原告的诉求。实际上,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正是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原告认为, 开证行在收到其货物单证并放货给开证申请人后, 无合理理由而未支付货款, 造成其损失, 属于“开证行拒绝承兑”的情形, 被告应当对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告辩称, 原告诉称在法院向开证行发出止付令的情况下, 开证行不负有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义务, 开证行未支付货款不属于开证行拒绝支付” (1) 具体而言, 问题回到了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二条中的“开证行拒绝承兑”的解释上, 即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条款如何解释的问题, 最终要回答的是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

(一) 适用合同法规则的解释路径

案例所涉及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 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则是法院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一种可能途径, 但合同法的相关规则仅提供了备选的一种解释方法。在适用合同法提供的解释规则之前, 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首先要寻找是否有可适用的特别法提供的解释规则, 这一原则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体现出来, 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合同总则需同时满足“分则部分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在合同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毋庸置疑, “其他法律是否也没有明文规定”即意指是否有可适用的特别法提供的解释规则。

我国至今为止没有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法律法规, 因此没有直接可以适用的特别法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 年5 月8 日起施行的《批复》指出人民法院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可以参照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缺位带来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的问题, 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从学理上而言, 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是保险合同的一种, 但由于我国保险法第二条将其调整范围明确限定为商业保险, 而作为政策性保险的出口信用保险被排除在保险法的调整范围之外, 保险法并非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可适用的特别法。

因此, 不论是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中的“其他法律”中所指的“法律”作限缩解释还是扩张解释, 都没有供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适用的特别法规则, 也即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按照合同法总则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案例中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二条为格式条款,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首先是探求该条款是否有通常理解的意义, 如存在通常理解的意义, 解释到此结束;如有两种以上解释时, 方可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具体到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中, 首先要探求“开证行拒绝承兑”是否具有通常理解的意义且此种意义是否是唯一的;如果不存在通常理解的意义或有两种以上的解释, 那么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二) 适用保险法规则的解释路径

如上文所述, 保险法并非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可适用的特别法。那么, 对于能否适用保险法关于商业保险合同规则对案例进行裁判的探讨是否就此结束?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一审于2011 年9 月7 日受理, 2011 年12 月13 日第一次开庭, 2013 年8 月23 日第二次开庭, 2013 年9 月30 日做出一审判。《批复》实施的时间正好在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审理期间, 根据《批复》的规定, 2013 年5 月8 日以后, 当寻找适用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规则时, 可以参照保险法的相应制度。即按照《批复》, 案例所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受理时已经适用2009 年10 月1 日施行的保险法。2009 年保险法相较于2002 年的保险法恰恰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规则做了修订, 按照2002 年的保险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 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2009 年保险法第三十条则回到了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解释规则。新保险法对这一规则的修订, 不仅可以防止裁判机关及其裁判人员在对保险纠纷案件进行审理与裁判的司法实践中, 任意扩大适用, 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 而且也实现了法律自身对裁判权的一定程度的制约, 也实现了和合同法格式条款制度上的一致。这正如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说,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 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譺) 由于本案是2011 年受理, 2013 年判决, 在此并不存在适用2009 年保险法和2002 年保险法的争议, 但2009 年保险法和2002 年保险法不同的解释规则有其特殊的时间意义。如果适用2009 年保险法的解释规则, 那么第一步是探求格式条款是否有通常理解的意义, 如存在通常理解的意义, 解释到此结束;如有两种以上解释时, 方才做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最终可以得出和适用合同法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一样的结论。

(三) 依然理不清的关系: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法律适用

在2013 年5 月8 日《批复》实施以后, 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当然地适用保险法的解释规则已经毋庸置疑。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尽管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得出的结论将和适用保险法第三十条得到一样的结论, 但必须清楚这是按照《批复》的指向得出的结论。因为两者之间在立法上并非一直保持一致, 具体而言, 如上文所述, 2002 年的保险法第三十一条与2009 年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并不一致。

二、适用保险法处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裁判过程

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可以直接适用新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就本文探讨的案例中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的解释, 不能直接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而是优先探究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开证行拒绝承兑”的通常意义。

(一) 寻求“开证行拒绝承兑”的通常意义

本案中, 买卖双方都履行了各自的义务, 货物也已经送到目的港。但信用证申请人 (也A国即买方) 向该国法院提出了止付申请, 法院下达了止付令 (3) , 导致信用证项下款项未能支付。就本案而言, 探求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开证行拒绝承兑”的通常意义, 落脚点在于如何解释“拒绝”。我国的新华字典和辞海对于“拒绝”这一词条给出的含义为:“不接受 (请求、意见或赠礼等) ”这里强调的是主观上没有履行的意愿, 因此, “开证行拒绝承兑”在通常意义上是可以解释, 即强调主观上没有支付的意愿。就本案而言是, 开证行在A国下达止付令后, 并非开证行主观上的不愿意支付, 而是客观上的支付不能。

(二) 适用保险法解释规则做出的裁判

一审判决书中指出:“以上情形显示开证行未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是基于司法强制力的限制, 而非开证行主观上拒绝支付, 而是客观上无法支付, 不属于‘开证行拒绝承兑’情形。虽然保险合同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 但‘开证行拒绝承兑’这一表述的意思是明确的, 法院下达止付令导致开证行无法承兑显然不属于开证行拒绝承兑的范畴”, 二审一方面认可了一审的判决外, 又从信用证法律关系和导致信用证止付的基础法律关系区别开来, 以及余款已经支付这两个角度阐述, 维持了原判。 (4) 也即法院在适用法律时, 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 年5 月8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执行, 最终指向了新保险法30 条关于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查阅《批复》实施以前我国各级法院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裁判文书, 直接适用保险法相关条款进行裁判的不在少数 (5) , 这种直接适用保险法的情况从1995年保险法第一部保险法制定到2009 年保险法修订以后并没有区别。但保险法是否能够成为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 学者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学者认为:1995 年制定的保险法只是一部商业保险法, 其第156 条规定“本法规定的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性质的保险组织, 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因此保险法不适用于作为政策性保险的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没有专门的制度可依。 (6) 也有学者认为, 出口信用保险当然地适用保险法的规则, 其理由是, 不论1995 年的保险法还是2009 年的保险法, 财产保险业务中就包括了信用保险, “信用保险被明确界定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 适用保险法中有关财产的原则性规定, 如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近因原则等基本原则……出口信用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个特定险种”。 (7)

实际上, 在《批复》实施以前, 直接适用保险法是不能说是没有依据, 只是太模糊, 这种模糊是由立法本身的模糊所造成。但《批复》本身给出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尽管含糊其辞, 但并未否认法院适用保险法相关规则做出的判决的合法性。《批复》只是将这种模糊性去除, 给了司法实践一个明确的指向。那么2009 年保险法实施以前, 裁判机关适用保险法和适用合同法的解释规则得到不一样的结论也无可厚非;2009 年以后, 在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上, 保险法和合同法是一致的, 而《批复》为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和保险法架起的桥梁其意义不仅仅是稳固了这样的一种衔接性, 更重要的是为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适用法律找到了明确的渊源。

三、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从上述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的法律适用中可以看出, 当前供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适用的法律制度缺位严重。尽管我国开展出口信用保险在也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制度尚未建立。2004 年7 月实施的《对外贸易法》第53 条仅仅将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家促进对外贸易的一种方式被提及, 但出口信用保险专门法律制度至今未建立。由于没有专门适用于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的制度, 法院在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时不得不去保险法或者合同法, 甚至民法通则中去寻找适用的规则。当然去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寻找可适用的上位规则, 不存在合法性问题, 但从保险法中寻找适用规则的合法性则值得探讨。

尽管《批复》为出口信用保险和保险法架起了一座桥梁, 法院因此在裁判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时得以准用保险法的相关规范, 但这样的简单的立法处理远远不够。出口信用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政策性保险, 其存在价值、经营主体、运营模式、资金来源及风险承担等都与一般保险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方面, 我国现行保险法的一般规则难以有效地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法律调整, 但另一方面, 数据显示, 截至2015 年10 月, 中国信保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实现承保金额3094.1 亿美元, 增长2.9%, 快于同期外贸增速5.4 个百分点, 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出口的渗透率达16.7% (8) , 已经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出口信用保险的平均涵盖水平, 开始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涵盖率靠近 (9) 。因此借鉴世界范围内出口信用保险的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实践, 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重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成为必要, 当前最紧要的是制定出口信用保险基本法律制度。

具体而言, 当前应当以2012 年国务院批准通过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章程》 作为出口信用保险业制度的基础、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3.0》 作为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法律制度的基础, 借鉴伯尔尼联盟 (10) 《伯尔尼联盟总协定》构建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框架, 充分考虑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点构建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基本制度。

注释

11) 参见 (2011) 南市民三初字第115号判决书, (2014) 桂民四终字第12号判决书。

22) Clark.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M].Lloyd’s of London Press, 1997。

33) 信用证止付令是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措施, 英美法称之为止付禁令 (injunction) , 它是法院应开证申请人的申请, 为保护开证申请人免受不可弥补的损失而颁发的, 禁止开证行对外付款的一种强制性命令。其作用是命令开证人在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争议得到司法解决以前不对提示作出兑付, 即阻止银行对外付款。

44) 参见 (2011) 南市民三初字第115号判决书, (2014) 桂民四终字第12号判决书。

55) 参见 (2013) 浙甬商终字第228号判决书、 (2005) 穗中法民二终字第344号判决书、 (2011) 沪高民五 (商) 再提字第1号判决书。

66) 王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变迁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08, (3) :122-128。

77) 粘怡佳.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立法初探[J].金融法苑, 2012, (6) :187-200。

8

99) 参见:王智慧, 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海南金融, 2010年第10版。

保险合同典型案例 篇3

我于2006年7月16日至某保险公司签收了投保风险提示书。次日，我填写了投保单并交纳了首期保险费2590元，保险公司开具了收据。8月2日，保险公司签发了保险合同。8月11日，保险公司向我送达了该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保险责任的开始，本合同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开始生效。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生效的日期为本公司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日期。第四条第一款约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80天后初次发生并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患重大疾病时，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责任即终止。2007年1月24日，我被医院诊断出患有癌症。但当我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重大疾病保险金时，遭到保险公司拒绝。保险公司认为，这份保险合同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2006年8月3日即合同签发的次日才生效，我2007年1月24日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是在合同生效之日180天内发生重大疾病，所以不能得到相关保险金。而我认为，2006年7月17日我已经如数交纳了保险费，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该保险合同2006年7月17日已成立并生效。请问：此保险合同到底何时生效？我可以获得赔偿吗？

读者 林志刚

林志刚读者：

保险合同为诺成性合同，只要就保险的要约内容作出承诺，合同即告成立。2006年7月17日，你与保险公司共同填写了投保单，此前你签收了投保提示书。应该说，双方就投保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该保险合同于2006年7月17日已经成立。

该合同是保险公司在所有投保人投保前就预先制定好的，将重复使用于不特定的投保人的格式合同。合同中虽有“本合同经我公司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开始生效”的约定，但该约定中的“同意承保”和“签发保险单”的内容并不明确，难以理解和把握。故此约定不符合附条件生效合同的规定，不能作为合同法中对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来对待和处理。对此约定，应按照格式条款理解，内容不明确的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故该保险合同应作为成立时就生效的合同对待，即2006年7月17日合同就已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已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故保险公司应当给予你理赔。

借款保证保险合同案例 篇4

倪某向银行贷款买房，不料两个月后坠楼身亡。为追索尚未归还的大笔借款，银行将此前与倪某签订“个人抵押住房综合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近日，市二中院对这起保险合同赔偿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向银行支付倪某身前留下的借款余额403051.81元。

10月，倪某向银行贷款40.4万元购买位于本市海潮路的一处二手房，并以该房屋的所有权为抵押向银行作还款担保。

倪某与保险公司签订“个人抵押住房综合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倪某在保险期限内因遭受意外事故所致死亡或伤残，连续三个月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银行抵押还贷责任的，由保险公司承担全部或部分还贷责任，如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事故死亡的，由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还贷责任。

保险合同典型案例 篇5

2001年10月5日，谢某向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申请投保人寿险100万元，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0万元，并填写了投保书。10月6日信诚人寿向谢某提交了一份盖有其总经理李源祥印章的《信诚运筹建议书》。谢某按照信诚人寿的要求及建议书的规定，缴纳了首期保险费11944远。信诚人寿审核谢某的投保资料时发现，谢某投保投保高达300万元的保险金额，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财务状况证明。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险公司一般对高保额保单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财务状况证明。因此，10月10日信诚人寿向谢某发出照会通知书，要求谢某10日内补充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的证明，并按核保程序要求尽兴 身体检查，否则视为取消投保申请，将向其退回预交保费。10月17日，谢某到信诚人寿公司进行了身体检查，但仍未提交财务状况证明。10月18日凌晨谢某在其女友家中被其女友的前男友刺杀致死。10月18日上午8时，信诚人寿接到医院的体检结果，因谢某身体问题，需要增加保险费才能承保。信诚人寿再次发出书面照会，通知谢某需增加保险费，提交财务证明，才能承保，请谢某决定是否接受以新的保费条件投保。谢某家人称谢某已经出国，无法联络。2001年11月13日谢母向信诚人寿方面告知保险事故并提出索赔申请。

2002年1月14日，信诚人寿经调查后在理赔答复中称，根据主合同，同意赔付主合同保险金100万元；同时信诚人寿认为事故发生时其尚未同意承保（未开出保险单），故拒绝赔偿附加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

2002年1月15日谢母拿到信诚人寿声称按照“通融赔付”支付的100万元。

[法院判决] 2002年7月16日谢母将信诚人寿诉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信诚人寿支付“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200万元，以及延迟理赔上述金额所致的利息。2003年5月20日，天河法院对这宗国内最大的寿险理赔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保险人信诚人寿应该在按照主合同赔付100万元之后再追加赔付附加合同的2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谢某与信诚人寿的代理人共同签署了投保书，投保人谢某和信诚人寿的权利义务在上面列得清清楚楚，双方对此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加上谢某次日又缴付了首期保险费，也就是说，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应负的主要义务，谢某已经履行。因此，法院认为这份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已成立、有效，谢某、信诚人寿均应按约定履行。关于涉及赔付金额达200万元之巨的“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法院认为，因为这是信诚人寿在所有投保人投保前就预先制定好的、将重复使用于不特定投保人的格式合同条款，条款中“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的约定，没有约定信诚将在何时同意承保、用什么方式承保，表述不清，实属不明确，依法应作有利于投保人谢某的解释。

[焦点问题]

1、本案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empirenews.page--]

2、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3、缴付保险费与保险合同成立之间的关系。

[法律评论]

一、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保险合同的生效

根据民商事法学理论的一般原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本是两个不同而由关系密切的两个法律概念，但对由此引起的法律效果在实践中有时却分歧很大，本案就是一例。

“合同成立”是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主要内容协商一致。一般说，当事人协商一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邀约、邀约、再邀约，最后承诺的过程。合同成立的临界点就是承诺生效。承诺一旦生效，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内容协商一致，合同就成立了。此即《合同法》第25条规定的“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合同成立的标志是合同订立的过程完结，合同客观上已经存在。

“合同生效”是指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即具有法律拘束力，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受其约束。对于绝大多数合同而言，合同在成立的同时就生效了，但如下三种情况除外：（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该等规定；（2）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生效的条件；（3）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生效的期限。合同生效以合同获得法律上的约束力为标志。

实践中，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主要是考察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一致，即判断哪些意思表示是邀约或反邀约，什么意思表示构成承诺，承诺是否生效。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主要是从合同订立的过程考察，判断已经成立的合同是否生效，主要是从是否符合法律要件的角度来考察。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界限及条件不加区分，较多地考虑合同是否生效，而不去考察合同是否业已成立的事实。本案一审判决就明显地带着这样的倾向。

那么，上述案件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了呢？诉讼中原告方主张，本案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被告保险公司主张，合同尚未成立，更谈不上合同的生效问题了。

我们认为，判断本案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的标准是——保险公司是否作出了同意承保的承诺，即承诺是否生效。首先，本合同并没有关于“合同生效”中述及的3种除外情况，即本合同属于成立并同时生效的合同。至于该合同条款“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的约定，从其约定的性质上说，并不构成合同法第45条规定的“附生效条件”。因为“同意承保”本身就是构成承诺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二，该约定本身在语言逻辑上是错误的，前后两个条件并非递进关系，后半句基本上是废话；第三该约定的有效语言信息旨在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起始时间；第四，本案的关键是保险公司是否对投保人的邀约是否作出承诺，即是否已经“同意承保”。

什么是“同意承保”？是对投保书的确认？是签发保险单？还是其他？合同条款没有约定。由于合同条款对“同意承保”的标准没有约定，只能根据一般法理来理解和解释（同时还得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根据对案件事实的描述，投保人签署投保书，构成对保险合同的邀约，如果保险人（包括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对投保书有有效确认（注：是否有效确认，不详），即构成保险人的承诺（但如果是保险经纪人，则应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保险经纪人并非当然是保险人的代理人，更多情况下是投保人的代言人，其签署投保书的行为性质当另论）。此时保险合同已经完成了邀约和承诺的过程，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至于投保人的首期缴费行为，则应理解为投保人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行为。[!--empirenews.page--] 如果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并没有对投保书进行有效签署，盖有保险公司总经理《运筹建议书》中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则10月10日保险公司的照会通知书和10月18日再次书面照会，就构成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新的邀约，投保人没有作出有效承诺的，则本案保险合同不应当认定为成立。

如果《运筹建议书》中已经作出明确的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亦应当认定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而10月10日及10月18日的照会，应当理解为保险公司对投保人主张变更保险合同的新的邀约。

至于本案保险公司安排的体检，与认定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关于本案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

在保险合同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保险合同的生效，与保险人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最容易发生误解。

由于保险合同是对在约定的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合同生效了也并不一定标志着保险公司对发生的保险事故一定要承担保险责任，因此，保险合同对保险责任期间的约定就非常重要。如果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期间，即使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险公司也无须承担保险责任。上文述及的本案条款约定，实际上是对保险责任期间始点的约定。

实践中，保险从业人员多有认为，保险合同生效时间是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保险条款的约定与保险单所载内容相矛盾的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保险条款约定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后合同生效，而在保险单上载明的起保日期却是某一固定日期，从法律的角度理解，保险单所载起保日期已经修改并抛弃了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与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是两回事，只要投保人与保险人对合同条件协商一致，且合同中没有附延缓生效的条件或期限，即使保险责任期间没有开始，保险合同也是处于生效或有效状态。

三、关于缴付保险费与合同成立之间的关系

根据《保险法》第13条和第14条的规定，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就，只要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合意，保险合同即告成立，并不以投保人是否缴付保险费为合同成立或生效的必要条件。投保人是否缴付保险费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保险公司只要同意承保，即使投保人没有缴付保险费，保险合同依然成立；即使投保人缴付了保险费，但保险公司未同意承保，保险合同仍未成立。因此保险费的缴付与保险合同的成立没有必然联系。

保险案例资料---典型案例 篇6

出险报案

1、交通事故：速向交通管部门122报案（如果属单方事故且损失较小不必报案）。

2、火灾事故：速向消防部门119报案。

3、盗窃事故：速向公安机关110报案。

4、同时向保险公司报案（48小时内）。

1、务必保留事故现场。

2、尽早报案。

3、尽力施救减少损失。

确认损失

1、配合保险公司理赔人员现场查勘，确认损失。

2、按照保险公司出具的估损单找修理厂修理车辆。

3、车辆进厂修理经拆解后，还发现其他损坏的，马上请保险公司复勘。

（如果车辆被盗还应作以下工作）

4、到市级以上报社发布寻车启示，索取并保存当期报纸。5、3个月后到公安刑侦部门开具未破案证明。

6、3个月后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失窃车辆牌证注销手续。

1、逐项核实损失项目

2、即使对方与您投保的不是同一家保险公司，也要查勘定损。

3、在责任认定后调解时要核实自己承担的相应经济责任，必要时向保险公司咨询后再认可。

4、涉及对方医疗费的问题，若事故责任较小，不必垫付过多的医疗费，以免被动。

5、向保险公司咨询有关第三者或车上人员死亡的赔偿标准。到事故处理部门进行责任认定和事故调解。申请索赔 收集必要的索赔单证，尽快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一般需提交以下单证：

1、保险单复印件

2、出险通知书

3、损失清单

4、保险公司估价单

5、身份证复印件

6、行驶证复印件

7、驾驶证复印件

8、修车发票

9、施救费发票（限合理的施救）

10、事故证明（在保险公司确认事故现场，亦可由事故单位自行证明）

（涉及人身损害或第三者责任的还需提供材料）

11、事故责任认定书（双方或多方责任的）

12、事故调解书（双方或多方责任的）

13、伤者诊断证明

14、残疾鉴定报告

15、出院小结

16、医疗病历

17、死亡证明书

18、一次性赔偿凭证

19、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等票据 20、被抚养人的户籍证明

21、伤者的收入证明、误工证明

（车辆被盗还需提供材料）

21、购车发票

22、登报寻车启事

23、停车场证明

24、停车费收据正本

25、权益转让书

26、盗抢车辆报告表

27、公安报案受理单

28、公安刑侦部门三个月未破案证明

29、失窃车辆牌证注销登记表

30、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需提供）

1、单证务必提供齐全。尤其与第三者相关的有效票据。2.尽早申请索赔，发生事故之日起二年内不提供单证申请索赔，即作为自愿放弃索赔权益。

领取赔款 接保险公司通知后，携带身份证，领取赔款。应尽快领取赔款。若收到拒付通知书或保险公司较长时间不预理赔，可向律师或保险专业人士咨询咨询。

北京凯顿汽车维修公司车险服务专家介绍:-最便捷的方式：

给你的保险业务员打电话，告诉他你倒车倒墙上了，然后找个地方造现场。放心，保险业务员会给你办的，反正赔的钱也不是他的，为了拉你这个客户，绝对没问题。

北京凯顿汽车维修公司车险服务专家介绍:-学到东西了

北京凯顿汽车维修公司车险服务专家介绍:-没有搞明白，是你的车受伤还是对方的车受伤。或者两车都有伤

你现在是要保险公司陪你已经陪给人家的200块还是陪你的车受伤

如果你的车也有伤痕的话就算你没有保留现场或者留下对方的号码，你一样可以像你说的自己倒车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保险公司也是会陪的，你现在可以先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说你的车撞了，他们一般会来两人。你就说撞到墙了或者什么的，陪的金额不多的话他们一般也不会追究的。只要把你的证件和车辆拍照就行了，接下来就定损了。定损多少这个就看你自己的了，别忘了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的

北京凯顿汽车维修公司车险服务专家介绍:-理赔流程

一,报案

车辆发生事故,拨打122,同时拨打保险公司报案电话:大地报案电话是95590或010-51665789

保险公司不同,报案的电话根据保险单上的提示.(如大地是95590,人保是95518,太平洋是95500,平安是95512等等)二,定损

到保险公司定损中心报案登记,拍照,定损.到保险公司定损分中心报案登记,拍照,定损.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到现场查勘,拍照,定损.三,修理

到保险公司推荐修理厂修理事故车辆

在保险公司定损金额内自选修理厂修理事故车辆.四,索赔

提交索赔材料到保险公司索赔.五,领款

被保险人领取赔款(单位:携带单位公章或财务章和领款人身份证;个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北京凯顿汽车维修公司车险服务专家介绍:-没记对方车号，什么资料都没有，你只能说是车停在某地，等回来发现车被别人撞了，这样才好赔。

免赔:免赔是指在投保时在保单中约定每次事故发生后,在不同情况下的免赔金额。是保险公司用来降低事故的赔付，同时督促被保险人加强预防事故发生。说白了，免赔就是你自己要掏包包的部分。比如，本次事故实际损失1000元，保险公司只赔你600元；损失400元，保险公司一分不赔。回答第一个问题：事故发生后，你最好尽量要动现场，向保险公司报案，向交警报案，随后会有保险公司的查勘人员来处理（查勘现场，确定损失，并和你沟通随后的事情），交警的目的是证明事故的事实和责任。

第二个问题：双方事故，需要报交警出事故认定书证明责任。私了的钱保险公司是不会赔的。你可以报案说你撞墙上了，但你最好提前找好地方，至少要基本吻合哈。

几个典型的保险案例分析

保险纠纷案例分析

一、购车价低于市价是否影响保险赔付？ 某保险公司接受了投保人冯某的投保，保险标的物为某型号尼桑牌轿车一辆。该车为冯某以9.7万元低价从他人手中购得，但保险金额被确定为34万元。在保险期间内，该车被盗，后发现该车时，车辆已被焚毁。保险公司对于该事故构成车辆全损，属于保险公司赔付范围没有争议，但对赔偿金额却与冯某产生意见分歧。冯某坚持认为应当按保险金额全额赔付；保险公司则认为，冯某在办理车辆保险手续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隐瞒了投保车辆是以9.7万元购进的事实，本不应赔偿。在通融的情况下，可按车辆的实际价值赔偿冯某18万元。冯某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保险公司签定的合同为定值保险合同，原告购车后至投保前车辆价格具有不确定性，以原告购车价格确定原告投保时车辆实际价值不符合事实。原告投保时申报的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是原告当时对投保车辆价值的确认，不属于申报不实，投保金额是否与该车实际价值相符，应由保险公司核查。保险公司按34万元承保，在车辆全损时，就应按保险金额予以赔偿。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保险人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规定，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而造成全部损失的，保险金额高于实际价值时，以出险当时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实际价值时，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因此，保险公司不宜按照双方签定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34万元赔偿，于是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冯某车辆损失保险金27.2万元。分析

本案中，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争议的焦点有三个：

一、本案是否构成定值保险？我国《保险法》第40条第1款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合同中载明，也可以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本条是区分定值保险与不定值保险的重要依据。根据该条的规定，所谓定值保险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即对保险标的的价值予以确定，保险人据此确定保险金额并收取保险费的保险。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价值作为保险人确定给付保险赔偿金数额的依据。

本案中，冯某在投保时并未就其投保车辆的价值与保险公司作出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冯某投保的车险为定值保险是不正确的。保险公司确定冯某投保车辆的保险金额为34万元，不能说明本保险为定值保险，因为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国《保险法》第24条明确规定：“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是保险公司确定保费的依据，而不是确定赔偿金额的依据。

二、冯某未将购车价低于市价这一事实告知保险公司，是否影响保险赔付？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采取的是询问告知主义，即只有保险公司提出询问的，投保人才有告知的义务。本案中，因车辆的购入价格和保险公司是否承保以及以何种费率承保无必然的联系，保险公司并未询问投保人的购车价格，投保人自然无告知的义务。

三、车辆全损时，如何确定赔偿金额？

在车辆全损时赔付金额的确定方面，依据保监会核准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15条规定，“全部损失，保险金额高于实际价值时，以出险当时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实际价值时，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因此，在车辆全损时，应以车辆出险时的实际价值确定赔偿金额。本案中，因为车辆已经灭失，无法对车辆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法院于是依据同类型新车的价值，扣除一定的使用折旧而确定了赔偿金额。

启示

本案中，保险人对于投保人以低价购进车辆，然后高额投保的手段并不认同，但无论是从条款本身还是从业务实践来看，投保人的购车价格与车辆保险金额及保险价值的确定并无直接的关系，关键是要看同类型车辆的市场价格如何。

二、黑车拉活被抢 北京法院判决保险公司仍需理赔 衡先生买了辆捷达轿车，并上了盗抢险。后，他将该车借给外甥郝先生使用，可郝先生在将该车用于拉黑活时遭歹徒抢劫轿车被抢走。衡先生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衡先生私自改变轿车使用性质为由拒绝理赔。双方诉至法院。6月16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原告衡先生保险金86667元。

原告衡先生诉称，2004年8月20日，原告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支公司，签订了车辆保险合同（含全车盗抢险），保险期为2004年8月21日起至2005年8月21日止。2005年3月2日，上述已投保的捷达汽车在北京市丰台区八一电影制片厂南200米处被人抢劫。事故发生后，原告遂向被告提出索赔，而被告却以“机动车综合险条款第三十条及三十四条之规定”认为此事故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不予理赔。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被抢车辆属于按保险合同约定应予理赔的范围，故请求判令被告全额理赔原告被抢劫的捷达汽车的保险金额86667元。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支公司辩称，原告投保的车辆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该车是在夜间拉黑活过程中被车上人劫持开走的。由于原告私自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但原告未按约定事先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批改，且原告在索赔时隐瞒了关键事实，有欺诈行为。

通州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8月20日，原告就捷达轿车向被告提出投保申请，并交纳保险费。该保险单记载的车辆使用性质为私人生活用车。2005年3月2日1时许，原告的外甥郝先生驾驶原告投保的捷达轿车拉黑活时，有两个人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桥底下乘车，当车辆行驶至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莲怡园小区西北角的十字路口时车上二人将车辆抢走。郝先生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但此案公安机关尚未侦查终结。后原告向被告提出索赔，被告认为该事故不属赔偿责任范围，并于2005年11月23日向原告发出机动车辆险拒赔通知书。庭审过程中，原告称被告只向其交付了保险单正本，并未向其交付保险单附件保险条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作为保险人接受了原告的投保申请及交纳的保险费，并签发了机动车辆保险单，故双方之间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被告辩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属保险合同的附件并已交付原告，但原告否认收到上述文件，被告又未能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致使该事实无法认定。被告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已将免责条款的内容向原告作出明确说明。应由被告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故被告依据保险条款之免责规定拒绝赔偿原告损失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被告向原告签发的保险单中载明，原告投保的险种包括全车盗抢险，现该被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车辆损失86 667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三、满分司机肇事保险公司也需赔偿

违章积分已达12分，司机仍然驾车上路并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以满分司机驾驶证无效为由拒绝理赔。为此，满分司机所在公司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4月20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本市首例12分司机开车出事故保险公司拒赔案做出终审判决，认定司机杨某有驾驶资质，判令保险公司向满分司机所在公司补偿车辆维修费3.2万元和公路护栏维修赔款11200元。

2004年11月24日，北京龙泽源置业有限公司司机杨某驾车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主路中关村桥西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与道路护栏发生接触。交警认定司机杨某承担100%事故责任。为此，龙泽源公司花费车辆维修费用3.2万元，并向北京市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赔偿路产损失1.12万元。随后，龙泽源公司向车辆投保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发现杨某违章积分已满12分，遂以杨某驾驶证无效为由拒绝理赔。为此，双方诉至法院，龙泽源公司要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付各种费用共计4.32万元。

法院查明，杨某在2003年9月至11月期间，先后4次违反停车规定停放车辆，被处罚款共计20元，并致2003年11月24日其违章积分达12分，罚款均已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缴纳。2005年3月17日，杨某才被通知参加相关学习。在此期间，杨某的驾照并没有被暂扣。

一中院认为，满分司机杨某在已有12分积分情况下，于《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之后仍然驾驶机动车，应当适用《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承办法官解释说,杨某作为经过交通法规培训的驾驶员，已交纳了相应的罚款，说明其已知晓自己违章积分满12分的情况。此12分积分虽然均发生在《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之前，但《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之后，该积分并未自动清零，杨某的12分积分仍处于持续状态。因此，在《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后，杨某积满12分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即进入了适用《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时间范围。同时，一中院认为，满分司机杨某直至案件受理之日仍未受到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或注销驾驶资格的处罚，应认定其仍有驾驶资质，保险公司应依照双方当事人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赔付责任。法官表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机动车辆综合险》条款第五条第八款第六项规定所限定的拒赔条件是驾驶员“无有效驾驶证”情况。而在本案中，杨某积满12分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虽然应当适用《实施条例》的规定，但根据现有法律法规，适用《实施条例》的规定也并不意味着产生杨某丧失有效驾驶证的法律后果。再者，截止案件受理时止，杨某并未受到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或注销驾驶资格的处罚。因此法院视为杨某仍有驾驶资质。杨某积满12分仍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应属有关部门行政处理范畴，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的保险公司拒赔条件。故依照双方当事人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仍然应当承担赔付责任。据此，一中院做出上述终审判决。

四、车辆自燃殃及邻车保险公司该如何赔三者险

小轿车自燃殃及第三者车辆引发诉讼。车辆停放在车库是否属于在使用中？保险公司认为“不属于”，法院经过两审判决，均认为属于“在使用中”。3月14日，永安保险重庆分公司法律事物部经理告诉记者，已按法院的判决赔付了原告。为此，车主刘某等了3年的赔偿终于划上句号。

2003年9月23日，刘某的小汽车停入云阳某办公楼车库内，当晚，该车因电路短路起火将停在旁边的另一小轿车渝O03116车引燃烧坏。事后不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阳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云阳财产保险支公司)依照约定向渝O03116车车主支付了车辆损失险赔偿款，并取得了该车的保险代位追偿权。

云阳财产保险支公司于是向刘某索赔，2004年10月，法院判决刘某赔偿云阳财产保险支公司因渝F50028车对渝O03116车造成的火灾损失11万余元。宣判不久，刘某就按生效判决支付了款项。想到自己购买了保险，刘某遂向投保的永安财产保险万州支公司索赔第三者责任险，不料却遭到了严辞拒绝。刘遂将万州支公司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保险车的驾驶员已离开车辆，并将车辆处于停放在车库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对该条文中的“使用”，按一般人的通常理解应包括保险车辆处于停放状态，即车辆停放在车库也应系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中。遂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付刘某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11万余元。

宣判后，永安保险万州支公司不服，向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主要焦点就是，被上诉人的保险车辆停放在车库中发生自燃，导致第三者的财产损失，是否属于上诉人《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2版)所载明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即：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就“第三者责任险”所约定的“意外事故”的理解，应当按照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保险合同所载明的直接用词、保险合同对相关条款的约定、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和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签订该保险合同时约定“发生意外事故”的真实意思。该保险合同约定的合同直接用语为“发生意外事故”，而未明确载明为“发生交通事故”，且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的这种解释和说明未作特别的书面约定。

保险合同中“美丽陷阱”探究 篇7

一、保险合同的概念

根据《保险法》第10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订立保险合同, 也就意味着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法律约束力, 双方必须严格履行保险合同, 否则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 必须承担违约责任。虽然《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 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然而, 从保险合同的订立、成立到生效, 以及事后的理赔阶段, 都是陷阱丛生。要准确识别保险合同的陷阱, 必须对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保险金额、保险价值、保险责任、格式条款等相关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二、保险合同的陷阱

(一) 保险合同的格式陷阱

1. 保险责任承担的起始时间。

根据《保险法》规定, 保险合同签订后并不当然生效, 若附有生效时间或条件, 则必须在时间或条件达到之后才能生效。然而保险合同的生效亦不当然意味着保险责任的开始。而保险责任何时开始, 则是攸关当事人权益的重大问题。如果当事人在签约时缺乏足够的谨慎和注意, 发生保险事故后, 又不能准确理解保险合同的规定, 那么将会给自己带来许多本可避免的麻烦。例如, 2004年2月16日, 沈先生购买了一辆面包车, 依据惯例, 汽车公司代沈先生向保险公司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及其他险种, 沈先生按要求填了投保单、缴纳了保费。当日11时左右, 汽车公司驾驶员驾驶沈先生的车去办理投保手续后的途中, 发生车祸, 将丁某撞伤。过了几天, 沈先生收到保险公司签发的保单, 保险期限为一年, 自2004年2月17日至次年2月16日。经鉴定, 汽车公司驾驶员负全责, 双方经调解, 于2005年由汽车公司赔偿丁某。随后, 肇事车车主沈先生向保险公司理赔, 但保险公司以保险责任尚未开始为由拒赔。此案例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前, 而保险费却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已经交付。汽车公司和被保险人疏忽大意, 从而造成了自身的麻烦。因此, 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是保险合同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是往往由于保险公司的故意忽略和投保人自身的轻率, 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跌入保险合同的陷阱之中。

2.“网上保单”的陷阱。

“电子保单”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网络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电子协议。电子保单的陷阱多发生在人寿保险合同方面。根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 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 合同无效。”然而, 在电子保单中, 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投保人专业知识的缺乏, 故意未在其保单中设置被保险人签字一栏, 且亦未做任何相关提醒, 同时在投保人缴纳保费后, 亦未向投保人寄出要求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纸质保单或以电话等形式征求被保险人的口头同意。而在事故发生后的理赔阶段, 保险公司却以“被保险人未同意”为由拒赔。

众所周知, 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 若不对死亡保险合同的订立进行一定的限制, 则可能出现投保人、受益人加害被保险人的情况, 最终威胁到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因此, 我国《保险法》规定, 对于死亡保险合同的订立, 应当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若未经被保险人同意, 则保险合同无效。而保险公司为了规避理赔责任, 取得更高的利润, 对被保险人死亡保险合同的同意权往往避而不谈, 利用法律的陷阱和投保人的无知签订这样无效的保险合同。这不仅发生在书面的保险合同上, 更多地表现在“网上保单”中。

(二) 保险合同的语言陷阱

1. 保险合同文本内容多, 且术语复杂化、专业化。

保单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保险条款, 它是由保险公司的专家集合体苦心孤诣打造出来的, 这个集合体囊括了保险精算、法律医学、工程技术等人才, 根据不同的险种, 还会有建筑设计、天文地理等方面的专家参与。因此, 保险条款的专业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不可避免地为普通的消费者设下了文字陷阱。由于合同条款内容多, 超过了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理解能力和接收能力, 因此就算某人有这个能力去读完这些繁复的规定, 但是当看到那些艰深的法律、医学专业术语, 其都不会仔细地去斟酌每条每款。例如, 某保险公司开发了一种平安健康险, 该险种保险合同中明文规定“自本合同生效 (或复效) 之日起, 被保险人在免责期后发生《病种目录表》所列疾病或手术, 本公司按照《病种目录表》列明的该种疾病或手术所对应的给付限额在有效保额内给付疾病保险金。”在上述保险条款中, 保险公司所列的《病种目录表》有好几百种, 多达数十页, 且其使用的语言又是高难度和复杂的, 大部分投保人不会逐条去阅读。由此使得投保人只能去接收保险业务员的言语信息, 但是业务员的言语和其保险公司合同上的法律、医学等专业用语肯定是有所区别的。这就使投保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掉入了保险公司设下的文字陷阱。

2. 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

在保险实践中大量存在着格式条款, 其中, 包括免除保险人责任、加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责任的“霸王条款”。例如, 在个人抵押住房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中约定, 由于下列原因致被保险人死亡、伤残, 或者造成保险财产损失的, 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战争、军事行动、武装冲突;民众罢工、暴动、骚乱等;核辐射或核污染;以及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的。上述免责条款中, 值得注意的是其兜底条款, 即“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的”。这种免责条款造成了保险责任范围的无限性和模糊性, 在发生事故后, 保险公司利用兜底条款, 将保险范围内的事故界定为“不属于本保险责任的范围”, 从而逃避其责任。

3. 保险合同条文前后矛盾。

保险合同条文前后矛盾是保险合同的常见陷阱之一, 且多发生在不定值保险合同中。所谓不定值保险合同, 是指保险双方当事人对保险标的不预先确定其价值, 仅载明保险金额作为保险事故发生后的最高赔偿限额的保险合同, 其属于财产保险合同的范畴。在不定值保险合同中, 保险公司多以“保多少赔多少”为宣传口号, 鼓动投保人购买高额保险, 在理赔阶段却以“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标准计算赔偿额”为由, 降低赔偿数额。例如, 某食品公司于1994年购买一辆凯迪拉克轿车, 新车购置价格为65万元, 于2007年向保险公司投保, 保险期限为一年。双方在保险合同正文中明确约定保险金额为65万元, 该合同为不定值商业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此向某食品公司收取了高额的保费。但在该合同的后文中, 又规定了机动车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 在机动车全部损失或推定全损的情况下, 当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时, 赔款= (实际价值—残值—应由机动车交强险赔偿额) *事故责任比例* (1—免赔率) 。同时在该合同的附件中约定了本保险合同的实际价值是指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随后在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限内, 该轿车全损, 某食品公司遂向保险公司理赔, 双方未达成协议, 起诉至法院,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款103000元。此案可以看出, 该保险公司制定的车辆损失保险前后矛盾, 既然将保险合同订为不定值合同, 且以保险金额为依据收取保险费用, 就应根据投保人的实际投保金额来确定赔偿责任的范围。但当投保车辆损毁时, 保险金额高于实际价值的, 保险公司却只以实际价值计算赔偿。

(三) 保险业务员的语言陷阱

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它是保险业稳健经营和有序发展的基石, 它又是保险实务中争论最大的焦点。在现实环境下, 保险人对于此项义务的履行是依靠其保险业务员实现的。但是, 由于保险业务员的逐利性, 在为其客户介绍保险险种时, 大多会将不利于投保人的保险合同条文避而不谈。

(四) 保险合同的其他陷阱

保险合同的其他陷阱主要表现在保险公司对于其制定的合同文本有自成体系的解释逻辑。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精密设计完善而成的格式化文本, 那么即使投保人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全部看完, 但是对于保险合同的内在逻辑和保险公司的自身用意, 投保人亦是不可能完全的理解和参透。尤其是关于保险公司的“特别约定”, 往往是保险合同的陷阱所在。

三、保险合同陷阱的防范

(一) 规范合同文本, 特别是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虽然在我国《保险法》中明确规定了保险合同应包含的内容以及格式条款的限制, 但其仍然不能避免保险格式合同陷阱的存在。因此, 我国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统一格式的保险合同文本, 其可按不同险种制定出有所区别的格式样本。如此, 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就无需考虑在内容繁复的条款里是否存在合同陷阱, 而保险业务员和保险公司也无法再利用投保人专业知识的缺乏而进行保险欺骗。若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特殊的约定, 也只需在附则中加以说明, 这既简单明了又节约了交易成本。此外, 在规范合同文本的同时, 还应特别注意对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制。

(二) 规范保险市场, 提高保险业务员的市场准入机制

众所周知, 保险公司业务员在向其客户推荐保险产品时, 为了自身的利益, 往往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过分夸大保险利益, 隐瞒保险风险, 甚至误导、影响投保人的判断, 减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预期收益。在保险业务员的负面影响下, 投保人往往陷入合同陷阱而不自知。因此, 我国保险业监管部门应着力规范保险市场, 提高保险业务员的市场准入机制, 加强其诚信原则的教育, 从而提升业务员综合素质、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由于业务员的不利误导和影响而产生的合同陷阱问题。

(三) 完善保险监管体系

在保险合同陷阱丛生的今天, 通过构建完善的保险监管体系, 才能实现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对保险市场的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需要政府监管、保险行业内部的自律和保险公司内部管理的相互配合。首先, 充分发挥政府监管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坚持分业监管的同时, 加强保监会、证监会及银监会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信息共享制度。其次, 促进并完善保险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 健全保险行业自律组织, 处理好其与保监会、保险公司以及兄弟行业自律组织之间的三方关系。最后, 健全并完善社会监管机制, 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 完善《保险法》以及保险业发展的法治环境

健全完善的保险法治环境有利于我国保险业市场的健康发展, 有利于挽救社会各界对保险行业的信任危机。而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健全有效的保险司法体制、有效的保险行政执法以及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保险法律文化是保险法治环境的构成要素。因此, 我们的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保险法》, 提高保险法律体系的完备性;其次, 完善司法救济制度, 为受损害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便捷有效的救济方式和救济途径;再次, 提高保险行政执法的力度和效率, 强化保险行政执法的监督与管理;最后, 积极推进保险法律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保险学研究, 培养高素质的保险人才, 从而夯实保险法治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戴辛.保险合同语言陷阱初探[J].枣庄学院学报, 2006 (2) .

[2].祝杰.论我国法制下的保险监管体系[M].法律出版社, 2010.

保险合同生效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 保险合同 有效

保险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与一般合同相比，既具备合同的一般有效要件，还应同时具备法律规定的一些特殊要件才能有效。

第一，保险合同成立后立即生效。

这是保险合同发生的正常形态。一个保险合同如果符合法律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的效力立即发生，保险人对于此后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有赔付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法》第14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有学者认为，保险合同应以保险费交付为其生效要件，缴纳保险费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另有学者认为，除特别约定外，保险费的交付仅仅是合同义务之一种，并无证明合同生效的意义。笔者不同意此两种观点，将缴纳保险费一概谓之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或投保人的“合同义务”并不妥当，应根据险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针对财产保险合同，从合同自由和鼓励交易出发，依法成立的合同即生效，缴纳保险费为合同的义务。《保险法》没有规定保险费的交付是合同生效的前提，为了统一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5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未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从该条款看，缴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义务，而不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保监会在保监法【2000】14号《关于保险合同效力问题的复函》中指出，根据保险法，保险费的交付并不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可见，保险费的缴纳与否并不决定保险合同是否生效。但这并没有剥夺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保险人可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以此来敦促投保人交付保险费，而完全没有必要以法律强行规定之。人身保险的保险费的法律性质具有特殊性，在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费的交付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不同。

第二，人身保险合同于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时生效。

多数学者认为，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缴纳保险费既是合同中投保人的义务，也是合同生效的条件。《澳门商法典》第1045条第一项也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仅于支付第一年保险费或首笔分期保险费时生效。为什么人身保险合同要以缴纳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为生效要件呢原因在于大部分人身保险尤其是生死两全保险具有储蓄性质。生死两全保险合同是以被保险人的死亡和生存为保险事故，以保险期间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期限届满被保险人仍然生存为保险事故发生，由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由于被保险人的生存和死亡都使保险事故发生，因此，生死两全保险合同的特点是必然会有保险事故发生，那么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便无法避免，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领取保险金的权利也就必须产生，可见，生死两全保险含有强烈的储蓄性。这种情况下，保险费既不是保险人已经取得的利益，也不是保险人的利润收入，甚至可以说，已收保险费有一部分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债务。因此，即使人身保险合同生效以后，需陆续交付的保险费是否按期交付，只能由投保人自行决定。各国法律禁止对人身保险费作诉讼上的债权主张。我国《保险法》第60条也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因此，如果不把缴纳保险费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生效要件，而仅作为合同义务在合同生效后才履行，那么，当合同生效后投保人不按时缴纳保险费，保险人虽可以解除或中止人身保险合同，但在解除或中止人身保险合同前仍应给予被保险人保险保障，在此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未收到保险费，也不能强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支付，却必须承担保险责任，这无疑有害保险职能的发挥，也会引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即不支付保险费却得到保险保障。因此，将交付保险费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体现了利益平衡原则，有利于保险职能的充分发挥和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第三，当事人就保险合同附生效期限或生效条件的，保险合同暂缓生效。

《合同法》第44条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约定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行约定一个具體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效力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保险法是商法，保险实务中存在大量商业惯例，当事人就合同生效问题作出约定的，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险人在设计保险条款时，通常会考虑保险费缴纳与合同效力的关系问题，从而根据保险人的风险控制要求，在投保单或保险单中对保险费的缴纳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一般是附条件的保险合同，合同的当事人通常约定以保险费的支付为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支付保险费前，合同还没有生效。因此，实践中一般是在投保人交付保险费后，已成立的保险合同才开始生效。这是因为，保险合同的生效也是一个对价的过程。保险人给予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是一种承诺，即保险人同意当保险事故发生时给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作为对保险人承诺的回报，投保人给予保险人的对价通常是缴纳保险费等在合同所附条件中约定的义务。

参考文献：

[1]马剑鹤.我国保险合同效力类型探讨[J].保险研究，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