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权益（通用12篇）
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权益 篇1
一、保险公司资金权益类投资的必要性
保险资金权益类投资泛指基金、股票和股权类和它衍生产品的投资, 是相对于以往的银行存款等固定投资收益而言的。从不允许保险公司通过证券投资基金入市到放开保险公司允许其直接入市后, 权益类投资在保险公司整体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越发明显, 是保险公司改善整体收益的一个关键手段。在非寿险经营中, 保险公司一般没必要立刻提供产品或服务, 而是在将来发生保险事故的状况下, 才向投保人支付保额。因此在这段保险风险的存在过程当中, 公司更多的是将保费的一部分投资于投资基金中, 这样既能增强公司的经济实力、提高赔付能力, 也可以降低保费率进而提高自身在保险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对于投资, 首先需要解决好的问题是如何安排投资比例使投资期望利润最大化。对这个问题, 传统的方法一般假定投资收益率是常数, 并依据公司承保风险的理赔情况来做决定。因为它没有观察到投资收益的波动性和公司的风险偏好, 所以这样制定出的投资策略通常很难反映实际情况。面对目前竞争十分激烈的保险市场环境, 此局限性显然很难使公司发展壮大。
1、对保险公司而言, 权益投资是实现权益最大化的关键手段。
现代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告诉我们, 保险投资与保险业的生存、发展已密不可分, 而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的共同进步则成了保险业发展的一种态势。保险市场的竞争白热化, 保险人收取的纯保费基本不能填补保险金的支出空白, 于是承保利润逐渐变小, 还会出现负利润的情况。其次公司运转过程中, 资金承受着各种风险, 如果仅仅依靠银行存款等固定性收益类方式取得资金的增值和保值, 则不会减免通货膨胀或负利率的影响, 因此保险公司的经营异常困难。根据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各种以往的实证数据分析, 长远来看, 权益类投资的收益率比固定收益类投资要大很多, 因而有必要进行权益类投资, 增加效益, 能拓宽保险公司业务途径和加强保险公司的收入水平, 加强保险公司的抗击打能力和提高它运行的稳定性。
2、对资本市场来讲, 它可以增加资本市场的运筹范围, 加快资本市场的扩大和结构的改变。
2006年国务院针对保险业前进方向提出的几项意见表明了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分支, 当前增加保险市场开拓速度, 加强货币与保险市场、资本与外汇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 对加快金融市场稳健发展和促进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保险资金做权益类投资, 既能扩大资本市场的运营范围, 又能改变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和结构, 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保险公司还能够减少资本市场的起伏。
3、它还能促使保险公司自身变强大。
保险公司上市以后, 它的终极目标必定向市场价格的最大化进行转变。有效进行权益类投资, 提高保险资金的投资回报率不仅可以使自身的市场价值明显提高, 还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进行各种投资, 从而使保险公司迅速变强大。
二、影响保险资金权益类投资的不利因素
1、资本市场不够成熟和完善。
股票市场是保险资金的权益性投资的一个重点。而中国的股票市场还保留着改革开放之前的痕迹, 存在着各种缺点。市场结构不合理, 股票价格形成没有健全的机制, 还有投机过度、逆向选择与管理者缺乏经验, 理念太落后等, 这些都导致证券市场非常不稳定。
2、保险公司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
企业决策者和投资人的专业素质太差, 他们经常仅根据投资回报率来改变投资方向。盲目追求较高的回报率, 对于中、长线资金, 采用短期的投资策略, 对其良性循环和偿付能力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3、管理技术落后。
国外的资产负债管理、投资组合理论已经非常流行, 但是在国内保险投资领域基本处于探索阶段, 对股票投资风险因素也没有稳定的预测系统, 导致权益性投资风险很大。
4、投资渠道受到很大的限制。
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在小有改善的基础上, 依然在监管机构的监管之下, 导致不能对保险资金的投资风险进行合理分摊。
三、对发展保险资金权益类投资的建议
1、监管部门应加强分析市场经济形势, 灵活改变投资方向和比例, 积极学习新的监管模式;有效降低风险, 慢慢拓宽资金运用渠道, 加强投资组合和投资弹性, 从而使收益稳定提高。对新投资产品进行开发和放开股权投资等思路, 可降低保险公司面对市价下跌的风险并且保证得到分红, 非常适合进行长期战略持有。
2、保险公司应建立合格的投资运作体系, 满足集中统一和专业化的管理需求, 建立完善的保险资金管理体制, 如投资决策、投资操作、风险评估与内控监督的互相牵制影响。这具体指下面四方面内容:完善相关制度法律;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中不公正的规定;改善证券诉讼机制, 提高投资者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司法程序公正。
3、依据安全性原则, 加强风险监督机制的建设。保险公司在风险规避性的投资范畴之内, 对边际损失的风险太敏感。保险公司的效用曲线与投资收益一致而和边际效益却相反, 即风险增长, 边际效益降低。
4、提高投资人员的专业素质。投资人员的素质对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有极大的影响, 国外同行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我们更要加快速度, 提高保险投资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 投资业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包括专业过硬、具有平和的心态和优秀的职业操守, 工作过程中, 严格禁止从事违法的业务以及经营法律没明确限制的中间地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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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权益 篇2
在当今的保险行业当中，我国社会对于保险行业的信任度远不及其他金融行业。究其原因大概人们会十有八九认为是保险的销售人员销售不规范造成的如此。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上对于保险行业的如此误解绝不是一群人的行为，更多的是体制的问题。
在我国目前的保险行业虽然起步较国外晚，但是发展速度绝对是世界级的。从中国的目前世界五百强的保险公司数量上就可以发现，当今中国的保险市场竞争是相当的激烈的。而在众多类型的保险行业中，寿险一直争议较大的一个。目前我国的寿险销售仍然以代理制为主，业务人员的代理销售一直是各家保险公司寿险保费的主要来源。
目前的代理制已有近20年的历史。1992年，友邦保险将这一概念和制度带到内地，并成长为寿险的主要销售渠道。新华保险去年年报显示，其保险营销员渠道保费收入为358.7亿元，占比37.8%。同期中国人寿个险保费收入1556.2亿元，渠道占比49%左右。但是目前发展的同时，弊端也显露无遗。现在保险业发展正经历阵痛，依靠外延式发展，进行资源破坏性开发，乱象丛生，价格战、广告战层出不穷，给行业形象带来极不好的影响。社会上对于保险行业销售人员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导致业务更加难以开展。自己的行为没有威信，导致自己没有自信，从而更只能以非正规的手段取得业绩，可以说是对市场破坏性的开采，导致后面业务更加难做，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中难以自拔。
正是看到行业如此混乱，保监会多次下发关于代理销售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是鼓励保险公司实行员工制，鼓励保险公司投资设立专属保险代理机构或者保险销售公司。以上的努力就是要积极挽回人寿保险在社会中的负面影响。在国外的保险公司中最注重的的就是品牌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打造社会的信任典范。从而带来业绩上的增长。
当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升级为诚信危机时,就会使保险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缩小保险交易的范围,使保险市场的行为主体难以正常地沟通和交往,使保险市场缺乏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应该从多方面来构建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环境。
1.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健全保险监管机制,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诚信法律制度。保险市场主体在从事保险活动时,往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丧失理性而违背诚信原则,因而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外在强制力——明晰的产权制度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从而引导人们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保险交易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关键就是行为结果的置信性。如果有法律提供的硬约束,交易主体就会确信一旦做出不诚信行为,将遭到法律的制裁其后果是确定的,这种法律产生的威慑力迫使交易主体理性地放弃欺骗行为。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市场的监管主体,应通过监管加大执行力度,鼓励、引导诚信行为,并与司法机关配合,依法惩治失信行为,促进保险诚信制度的建立。
2.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进保险行业内部规范化建设,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在一个粗放经营、恶性竞争的保险市场,产险公司靠高手续费、低费率抢夺市场,寿险公司夸大产品的投资而忽视保障功能,这两种行为都没有有效满足客户的风险需求。因此要建立起保险行业的自律制度,通过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协调和平衡市场主体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要加强行业间的沟
通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建立反保险欺诈和调查机构,有效地打击了保险犯罪,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有效地避免诚信缺失行为。
3.重视核保核赔环节,推动保险公司技术进步,形成立体调查网络。核保是对保险标的风险的前期筛选,做好核保工作对控制好道德风险问题和逆选择有重要的意义。理赔处理环节是保险公司防范保险欺诈的最后关口,理赔专业技术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风险防范的质量,理赔员要严把每一个关口,提高防欺诈、反欺诈的能力。我们应该重视核保核赔环节,促进核保核赔技术进步,改善理赔调查的内外部环境,形成立体调查的网络,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保险欺诈所造成的风险推动保险市场的诚信。
4.建立社会个人信用账户,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通过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及信息披露,促使保险市场主体始终诚实守信用,认真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并要注意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实行的评级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对接,吸收国外先进的评级办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形成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制度。要把分散的反映保险机构和个人的诚信状况的资料和数据进行联网管理或整合,实现诚信信息的资源共享。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极大地提高交易的效率,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5.将保险市场诚信建设的规范对象扩展到第三方,培育诚信理念,构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这里所说的第三方,是广义上的第三方, 包括保险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和法院、仲裁机构等等。在一个完善的保险市场,第三方扮演的角色就是降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全社会(特别是保险公司)应高度重视诚信问题的教育与宣传,培育诚信理念,使诚实守信的伦理精神渗透到保险各方的意识中,为诚信行为创立思想基础。在保险公司的形象宣传中应当从立足长远,做好与新闻媒体的解释沟通工作,打造保险行业百年诚信老店。
总之,中国应建立、健全保险诚信制度,形成一整套提升保险机构信誉度的行为规范,把保险机构及保险消费者的经济价值取向与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取向统一到诚信行为中,使诚信在更完整的意义上体现出市场经济中“义利合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保障保险双方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与驱动下, 共同维护保险市场秩序,在利益的权衡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在不违背诚实信用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给保险双方带来均衡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保险市场利
益的最大化。
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产业、每一个行业要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支持，消费者要消费这个产品，离不开信心两个字，怎么样让消费者有信心消费这个产品？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一个是产品的安全性，我们在产品设计、制造、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考虑安全性，要充分阳光透明调查基础上设计这个产品，真正表达，来创造这个产品，问问消费者需要哪些东西。刚才几位专家讲得非常好，我在下面听得也非常受启发，包括讲到不同产品适应不同消费者，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消费者的真正需求。这样产品才有针对性，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安全的，安全、并且信任这个产品，就会有消费的动力和信心。
再一个是产品要坚持以人为本，简明易懂。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间并不长。虽然我们今天吃饱了，住上了比较大的房子，甚至也开上车了，但是我们的科学知识、科学的消费理念，科学的消费文化，是不是跟上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而我们的产品在设计、销售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因素，考虑消费者是需要提高的，他的层次、不同阶层是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引导、教育，让他们切切实实了解自己的产品，最关键的是提高消费者的理念，科学的认知、科学的消费。这就是以人为本。
现在其他行业有的提到这样的口号，我们把消费合同解释权交给消费，我也买过保险，一大堆条款很难有耐心、也看不懂。最终解释权交给消费者，理赔的时候消费者说了算。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还有一个是信息要全面准确地介绍。我不再更多强调了。不能把不利于消费者的不讲、或者误导，有利的、好的方面大加宣传，要全面准确地介绍。还有一个消费教育和引导，保险行业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去年保监会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国家层面来讲体现了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保护局领导也是多次和中小企业进行了沟通，就保护保险消费者权利进行研讨。
保险行业，从企业来讲也有这个义务来教育消费者，市场经济情况下，没有成熟的消费者就没有成熟的市场。消费者不成熟、不了解，那么市场也很难成熟。因为市场主体就是经营者和消费者，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认识，花一点钱一点精力开展普及教育，这方面银行业和其他行业也走在前面。
最后是完善售后服务，完善两个字很简单，有很多复杂的工作要走，刚才专家也讲到了，生产销售分开，克服两张皮的问题。这边光管卖不管服务，有一些困难。要逐步把为消费者服务的体系建立起来，为消费者服务的渠道更加畅通，逐步建立起消费者的信心。对于行业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
究竟怎么样来解决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的保护问题？从法律上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加强立法保护，我认为目前国家的保险法，就保险消费者的保护上还是不完善。对误导行为存在的话，应该采取惩罚性的措施。比如食品安全法，给十倍赔偿。保险法规能不能引入这样法规？就解决了不诚信的问题。
立法当中还得注意什么？保险合同不要写得太专业，现在强调保险法发展，可以搞一些活动、一些讲座，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也是效果最好的，还是把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写得通俗化、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投保的是什么，有什么收益、有什么免责条款。现在保险公司应该想想这个问题，把保险合同写得那么晦涩难懂，是不是也给保险业务员带来很多麻烦，你写得简明客户一看就签了，如果客户看不懂就得由业务员一点一点解释，甚至有的解释三五个小时，是不是浪费时间。保险合同通俗化应该立法保障。
另外我想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从保险消费者本人也应该注意提高维权意识。在投任何一个险种的时候应该有所了解，现在有很多保险消费者，就听业务员的介绍，甚至有的合同看都不看，简单一看就把字签了，应该学习一些保险专业方面的知识。这样对他将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好处。
未婚妈妈生育保险权益研究 篇3
摘 要：未婚怀孕的女性在选择独自生养孩子的时候，将会面临就业难、收入低、时间紧的生活难题。中国社会一直无法用平和的心态来接纳这一群体。未婚妈妈不应该独自承担一切责任。另外，生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未婚生育应该得到公正看待。生育保险制度不应该被计划生育政策“绑架”，无视这一群体基本生育权益。本文建议，对参加生育保险的女性在未婚生育时应给予生育保险保障，针对这一人群提供灵活产假制度和育儿保险金，以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未婚准妈妈；生育权；生育保险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88-03
未婚单身妈妈是社会角落里的尘埃，生存、生活备受挑战。目前，有关我国未婚先孕人群的准确统计数据缺乏，但该群体的不断壮大是不争的事实。杨爱华（2009年）在一项对贵州省某市郊区3家区级医院的调查中发现，年龄小于23周岁的未婚先孕发生率为73.04%，整个样本未婚先孕发生率为22.02%，未婚先孕率逐年上升并呈现低龄化趋势[1]。齐嘉楠和杨华（2015）在对流动人口的未婚先孕的研究中发现：与2000-2009年间初婚的人群发生未婚先孕的60.3%相比，2010年及以后初婚的人群中，发生未婚先孕的几率更是2000年以前初婚人群的3.927倍[2]。一方面，不断上升的数据引发社会各界对未婚准妈妈的关注；另一面，学者们也在极力探索该怎样合理对待未婚准妈妈生育权益问题。曹阳（2008）、罗潇（2014）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现代婚姻、生育观的角度，指出未婚生育现象受到多方面因素共同的作用，这一现象无法杜绝，认为社会不应鼓励，更不应强烈歧视。在目前未婚妈妈不被认可的社会大环境下，这一群体的生存生活都面临着挑战。吕晓燕（2011）、戴爽（2013）、沈尤佳和程圆圆（2014）指出，单身妈妈独自哺育孩子面临着时间和收入的双重贫困，母子经历着更高比例的物质匮乏，社会的排斥与不认可使得其生存权被边缘化。无论是主动成为未婚准妈妈还是被动成为未婚准妈妈，其在受孕生产的过程中承担着比正常受孕女性更大的心理压力。吴琰华和陈敬国（2014）、黄河（2014）认为未婚怀孕不论是选择生产还是选择堕胎，对女性心理均产生巨大负面压力，罹患焦躁症、忧郁症的概率远远高于正常婚育妈妈。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和帮助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有关未婚先孕及未婚妈妈的研究多集中于未婚先孕的原因、对社会和当事人的危害以及如何有效遏制这一群体滋生方面，对于未婚准妈妈生育保险方面的权益少有提及。在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生育保险费情况下，未婚怀孕而不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做法明显侵犯了劳动者应有的生育保障权益。生育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的理念取向应该从社会关怀的角度出发，坚持公平性原则，以人为本，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提供应有的保障。
一、未婚妈妈生活面临多重挑战
（一）就业难，生活压力大。大多数未婚妈妈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没有工作的未婚准妈妈会因为怀孕而更加难以就业，有工作的未婚妈妈也会因怀孕而面临极高的被解聘风险，生产后回原岗位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在缺乏生育保险制度保障的情况下，生育医疗服务、生育津贴无从谈起，产后回原职工作缺乏制度的强硬保障，其和雇主进行谈判的能力较弱。而社会对未婚生育的歧视更使得未婚妈妈处境艰难。如果生育保险能够给这一群体提供一个缓冲期，帮助未婚妈妈获得一个稳定过渡期，做好相应的身体恢复和产后生活安排，显然她们因生育而给生活造成的冲击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二）收入低，时间紧。工作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未婚妈妈工作上的挫折必定会反映到工资收入上来，大部分的未婚妈妈均存在贫困问题。南京大学周沛教授对南京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单身母亲家庭的收入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正常家庭在面对生活问题及婴幼儿照料上由夫妻双方共同面对，而未婚单身妈妈就必须在儿童保育和工作就业之间来回奔波，而获取外界支援的机会较小。在我国互惠型的人际关系中，单身未婚妈妈社会地位低下，亲友关系会随其成为单身母亲而逐渐萎缩。另外我国社会照料机制发育不成熟，费用高昂，未婚单身妈妈所有的生活琐事都得亲力亲为，就算不眠不休也难以应付生活的重担。
（三）无力支撑子的教育。与正常的家庭相比，未婚单身妈妈家庭的子女教育资源十分匮乏，她们大多处在收入分配底层，孩子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下成长。单亲家庭的儿童在躯体不适、敌意、不成熟、强迫行为等方面明显高于双亲家庭。莫里认为：“私生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要比犯罪、毒品、贫穷、文盲、福利以及无家可归更棘手，因此它是一切的根源。”社会对婚姻所采取的控制主要不是由于担心人们的性行为，而是担心人们生孩子，担心问题孩子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杜绝未婚生育已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未婚单身家庭的儿童予以关爱和教育才是国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单身母亲微薄的收入使其无法向社会购买优质教育资源；工作参与孩子的照料之间又往往是顾此失彼。而幼时的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又至关重要。生育保险对女性而言在缓解工作和家庭双重责任方面有显著作用，尤其是在新生儿的照料上，生育保险能够帮助女性在工作和孩子之间找到了相对平衡。生育保险能够通过产假和收入补偿，保护女性在生育结束后回到原职继续工作的权利，能够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并有利于母子健康[3]。
二、未婚生育的原因分析
（一）当代经济的发展为未婚妈妈的出现提供了社会条件。女性参与市场劳动，成为劳动力大军为其获得经济独立进而女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婚姻和男性再也不是女性为之奋斗一生的长期饭票。时至今日，生儿育女对于女性而言是“情感寄托”。经济独立、教育的发展、女权主义的洗礼使得女人作为独立的社会人强烈追求自我价值和幸福，将自身作为一个与男性平等的独立个体，自主表达自我诉求。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分别于2000年、2004年和2010年进行三次“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调查表明：与恋爱对象的婚前性行为在2000年只有50%的人表示认可。2010年的调查显示，在18～61岁的男女受访者中，表示认可的人已达到2/3[4]。可见今天人们的性行为已不是为了生育，更多是出自由情而生的自我快乐原则。社会对婚前性行为基本处于接受状态。
（二）医学技术进步为不婚族生育权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持。采用医学技术进行未婚生育的妈妈现在已是单身女性的一种选择，现代医学技术为其实现生育权利提供了技术支持。从“天命论”到人类自我控制生育，从自然生育到到试管婴儿，都离不开医学、生命科学及临床技术的进步[5]。不婚女性能够凭借医学技术成为母亲，实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权。
（三）婚姻的不稳定性使得恐婚症高发。在我国，婚姻在越来越人性化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建立在“爱”基础上的婚姻反而没有建立在义务基础上的婚姻牢靠。2010年我国粗离婚率为2.00‰，2011年为2.13‰，2012年为2.29‰，2013年为2.57‰，2014年为2.67‰[6]。越来越高的离婚率使得婚姻成为人生中的一个参选项而不是必选项。婚姻将不会为由性而育的行为买单，人们觉得与独自成为未婚妈妈的代价相比，无爱的婚姻关系更加可怕，付出的成本更加难以接受。
（四）国家计生服务缺位，性知识空白。2008年一项跨省市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在15-49岁的流动妇女中，有近13%的未婚流动妇女被排除在生殖健康服务之外。超过20%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希望得到计划生育服务[7]。一面国家的相关部门关注的是人口出生率，至于源头处的婚恋性知识教育、生殖健康保健宣传工作、主动为未婚女性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的少之又少。在钟倩君等对深圳市外来务工女性未婚生育的调查分析报告中指出，有将近38.95%的女性等到了临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50%以上避孕知识缺乏、避孕措施使用率低，方法低效[8]。不难发现，很多女性是由于知识的匮乏而在“不知情”且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成为了未婚妈妈的。
三、未婚妈妈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合法性分析
（一）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未婚生育是合法行为。从生育权角度来说，未婚妈妈只不过在行使一项国家法律发生之前就与生俱来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另外，我国并没有法律明确表示禁止未婚生育，《婚姻法》（修正案）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按照法律未禁即为允许的原则，未婚妈妈是合法的，不能以未婚生育非法为理由拒绝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二）生育保险制度的构建理念支持未婚妈妈享有生育权益保障。生育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社会立法确立的生育职工享受产假、生育津贴、医疗服务的一项社会政策，其宗旨在于帮助女职工恢复劳动能力，重返工作岗位，也是对女性的人类再生产劳动给予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是对女职工生育权益的保护。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构建理念的基本取向以职业保障为基础，具有社会关怀和福利主义国家动员的基本特征。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育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经济再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是一项公民权利，应对予以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儿童成长教育，以进一步促进人口素质提升，实现人力资源的长久积累。
四、生育保险保障未婚妈妈生育权益的建议
（一）生育保险制度应坚持公民权益与儿童发展权益相结合的理念。生育保险制度应该厘清自身发展的理念取向，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对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予以严肃肯定，不能让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其他公共政策的辅助性实施工具，使生育保障权益遭受践踏。未婚妈妈的公民权益和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和伸张。社会保障事务经办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咨询服务处，对未婚准妈妈提供生育信息和妇幼保健知识以及相应的心理辅导、社会救助。在我国目前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生育保险制度从单方面关注孕妇转向婴幼儿的成长发育显得尤为及时和关键。另外，在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时更应倾向于儿童的发展，应该大力发展社会照料服务，打造有助于儿童成长的社会文化。面对会制造各种社会问题的孩子，国家应该制定出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计划，不能放任单身未婚家庭的孩子“自由发展”。生育保险制度在保障未婚妈妈的合法社会保障权益的同时，也要关注儿童的发展权益。
（二）生育保险制度应坚持公平性原则，扩大政策覆盖面。未婚妈妈在其为劳动者时，已经由工作单位缴纳了生育保险费，在其生育时得到生育保险保障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合法合理，不应基于计划生育政策而剥夺未婚生育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对于社会底层劳动者，他们处于生育保险制度的边缘，或者就被拒之门外，基本的社保权益无处伸张。生育保险制度应该将这一部分群体纳入进来，允许他们自行缴纳生育保险费，在其生育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降低其因孕失业和因产难就业的风险，给予其和正常女性一样的平等就业保护。
（三）改变产假休假规定，施行灵活产假制度。未婚单身准妈妈单肩挑起家庭和孩子的重任，因此要对休产假的方式进行调整，施行灵活产假制度。对于婴幼儿无人照管的未婚妈妈，在其申请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产假，以便她们有充足的时间照料新生儿，安排以后的生活。对于照料孩子上有帮手的妈妈而言，其就业的可能较大，休四五个月产假过长，可允许其提前返回工作岗位。在儿童3岁以前，单身未婚妈妈可以申请将产假分散在每天里，以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来折合休产假。甚至可以对产假进行买卖，对于已婚夫妇或者丁克一族，没有休产假产假的需求，可以将自己的产假出销售给有需要的家庭，由市场来进行产假的再分配。
（四）提高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提供育儿保险金。生育津贴对于维持未婚妈妈生育时的基本生活意义重大，这不仅关系到母亲的生活，更关系到新生儿的生活状况，生育保险制度一手托两命，其待遇水平的高低对未婚准妈妈影响很大。面对多样化的生育保险需求，单一性质的最基本保障已不能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而作为单身未婚妈妈在生育保险方面的需求更是国家单方面力量难以满足的。生育保险基金的征收也不能单方面由企业负责下进行社会统筹，责任分配上要突出政府责任和个人责任，个人也得缴纳生育保险费，为自己的生育行为负责。对生育保险基金可以进行市场化操作运营。对于未婚妈妈在婴幼儿照料上的困境，可以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通过政府补贴、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帮助未婚妈妈获得育儿保险，以较低的价格使婴幼儿得到社会照料，让单身未婚妈妈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劳动参与和休息，让单亲家庭结构稳固，融入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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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研究 篇4
一、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1. 法律立法宗旨模糊。
现行《保险法》第一条确立了此法的“为了规范保险活动, 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的立法宗旨。但是, 《保险法》其立法宗旨层次模糊、目标不明, “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并未单独开宗明义地提出, 由此导致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定缺乏系统性及可操作性。
2. 法律基本原则的缺乏。
法律基本原则是立法宗旨的具体化, 对整个法律的适用性发挥指导作用。保险合同法的具体法条源自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 并且也是诉讼过程里司法裁判的关键凭据。保险业经营特殊性决定了其合同异于一般民事合同, 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国际公认的有“诚实信用、近因、损失补偿、保险利益”四项原则。当下中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活动基本原则有“自愿、诚实信用、遵守法律与行政法规”三项, “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单列为一条, 可是其余三条几乎未提。
3. 法律具体规定的粗疏。具体规定的粗疏导致了《保险
法》操作性降低。其中, 法律对保险成立和生效要件以及确切阐明义务与告知义务等的规定过于笼统, 保险人也许出于利己目的利用法律漏洞侵害消费者权益。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经常由于具体规定缺乏而使得法律判决不具权威性, 诉讼结果令保险双方不满。当下《保险法》某些具体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间存有差异, 导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常常无所适从, 判决结果无法做到保险双方满意。比如, 为保护被保险者或受益者利益, 各国在长期保险实务里累积与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 以体现对受益者的权利救济。在格式合同的条款产生文义不明或存有多种解释时, 须作对保险者不利的解释。中国保险法有关“不利解释原则”的规定, 存有极大争议, 和《合同法》亦存有矛盾争议之处。
4. 保险监管目标及价值取向的错位。
“保险监管目标”是拟定保险政策的根本依据, 保险监管目标决定保险监管政策与体制, 换言之, 有怎样的保险监管目标即有怎样的保险监管政策和制度。调查中国当下“保险监管制度”, 保险监管的目标缺失明确法律规定。由于保险监管目标众多且主次不分, 导致可操作性差。加之当下保险监督及操作水平相对落后, 致使中国保险监管出现效能低、成本高的状况。
5. 保险监管效能低。
由于国际通行的“监管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缺失, 发达国家监管单位采取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的缺失, 监管资源配置失衡与监管手段的简单等原因, 导致了“监管效能低”。监管机构价值取向与目标的错位, 导致保险人有恃无恐的违法违规, 侵害消费者权益。“销售误导”、“理赔刁难”及“投诉困难”已然成为普遍现象, 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令保险发展的根基“社会信誉”遭受侵害。尽管监管一直着重强调“条款与费率”管理, 费率问题却是最为突出问题, “降费”、“退费”、“返还”等皆屡禁不止。
二、构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1. 构建保险法律适用的辅助体制。
伴随保险业的飞速发展, 将会不断涌现诸多新问题,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制度也会逐步落后于现实。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也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变化, 须构建一种良好的保险法律适用“辅助体制”。对《保险法》存有的某些问题, 并不是一定须经由法律自身来处理, 可经拟定保险法的实施细则来实现。
2. 合理期待原则的引入。
因为保险业固有的格式合同、无形的保险产品和保险人履约期长的特征, 加上保险业有别于银行证券等金融业所特有的营销手段, 令保险代理人出于可观佣金的驱使下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或劝诱。因此, 英美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了“合理期待原则”, 其作为新兴的一种司法解释规则, 突破了传统合同法的根本思想, 要求法官从一位合理外行被保险人视角去考核其“合理期待”应为什么, 也就是“依未经保险及法律等专门训练的人其理性的预期进行保险单的解释;若理性的人预期保单将对某损失给予保障, 法院便将要求保险人赔偿”。提出“合理期待原则”,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优先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思潮, 将其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最后的一道屏障。中国亦可考虑在司法实践里引入“合理期待原则”, 以健全保险法律体制来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强化保险中介机构的监管与培育。
当下, 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处在发展初期, 不规范和短期性是其所呈现的特点, 需要尽快培养与规范可代表投保人生产单位的保险经纪人群体。但是, 从利己角度出发, 保险中介人的出于个人利益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欺诈的行为屡禁不止。作为消费者利益代言人的中介, 不但未发挥平衡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作用, 反丧失自身信誉, 在大众眼里, 保险经纪人、保险代理人常常意味着欺诈与不诚信。所以, 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 推动保险业发展, 需加大对保险中介行业的监管力度, 构建切实可行的监管体制。
4. 促进保单通俗化与标准化建设。
当下, 中国保险消费领域产生的纠纷, 多数源自保单的晦涩难懂。国内的相关调查表明, 在已经购买保险的消费者中, 不了解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比率竟然高达46.8%, 还未买保险的消费者中的近10%拒绝买保险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看不懂保险合同。因此, 促进保单“通俗化”, 将保单由繁变简, 以预防保险营销人员在销售时的误导与劝诱以及保单欺诈。因此, 更加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成为各国保险监管机构努力促进的工作。
5. 构建独立的仲裁机构与救济体制。
构建独立权威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仲裁机制, 具体可包含以下几点: (1) 构建专业的保险仲裁机构, 由监管机构带头, 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专家、保险公司代表与社会人士等组成, 其中又以保险专家为主, 以保障裁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2) 尽快出台有关的行政法规等具有强制性的规章机制, 对保险仲裁机构的运行模式、资金来源、组织结构等进行制度规范, 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与仲裁结果的权威。 (3) 明确保险仲裁机构在受理案件时不对申请人收取费用, 其日常费用由参加的各保险公司商定共同承担, 以降低消费者经济负担。 (4) 确保保险仲裁机构的裁决结果对被诉保险公司具有约束力, 保险公司必须执行并不能再提起诉讼;而对提起裁决的保险消费者不具约束力, 对裁决不服者可依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 以确保裁决的权威性。
6. 强化保险消费者教育。
仅依行政监督与法律法规无法彻底解决保险消费领域的问题, 同时需要关注保险消费者教育, 充分调动消费群体维权意识, 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 培养成熟理性的保险消费者, 以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消费者教育可由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层, 培育“聪明的消费者”, 培养消费者展开保险消费知识及消费纠纷解决手段的教育。比如如何投诉、向准投诉、受到损害如何索赔等;第二层, 培育“自立的消费者”, 培养消费者从大量保险产品与产品信息内选取自己所需的东西;第三层, 培育“自觉的消费者”, 培养消费者不再仅限于个人消费行为的关注上, 需积极参与相关消费者组织、消费者运动与消费者诉讼等。
7. 重视消费者协会的影响。
作为民间机构的消费者协会, 在“政府”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发挥着积极的纽带作用, 是推动保险市场规范经营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可替代的关键力量, 在降低监管成本及提升监管效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 需关注消费者协会在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上所发挥的影响。比如, 德国就有消费者“保护团体”、“产业促进组织”;日本有消费者“生活中心”。由政府监管角度出发, 需将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作为一种有利的辅助手段, 加强和消费者协会间的信息沟通, 主动征求其对有关政策与法规的看法与建议。由保险消费者协会角度出发, 因其为民间机构, 不具强制力是其难以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点所在, 由此可考虑在法律上赋予其相应的诉权。若出现严重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案件时, 令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8. 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
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 还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 通过媒体对保险经营者侵犯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披露, 直接对保险公司形象造成影响, 起到引导消费者判断选择的作用, 并且引起保险监管机构的关注。媒体宣传, 充分发挥其对消费者合理理性消费行为的导向影响与对“保险经营者”的约束影响。
三、结束语
鉴于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必须通过构建健全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来实现。从制度层面完善法律体系, 从执行层面完善行政监管体系, 以及通过消费者自身、民间机构和社会舆论的辅助作用从各个层面确保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有效的保障, 保证中国保险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卫东.保险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解读＂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 篇5
养老险按
单位20%个人8%的比例缴费
此次发放给参保人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主要针对的是昆明市社会保险机构参加养老、工伤、生育保险的城镇职工参保人。记录单记录的参保情况则是1月至12月期间的参保情况。
在权益记录单上，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养老保险的信息。一般来说，参保的缴费基数是以职工上一年度工资总额来设定上限和下限。单位为职工购买社保的缴费基数不得低于规定的下限基数。例如，20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是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个人月缴费工资基数(即图中1,945.00的位置)是指参保人每个月用以缴养老保险费用的基数，在此基数上，单位按照20%，个人8%的比例进行缴费。
通俗来说，月缴费工资基数就是参保人的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资，在工资基数上乘以单位、个人的比例就是参保人每个月参加养老保险缴纳的费用了。但如果你的月缴费工资基数一栏出现了“1945”这个数字时，这表示你20的月平均工资是低于昆明市养老保险最低缴纳基数的。在缴纳养老保险时，相关社保单位将你的缴费标准提高为1945元进行缴费。
与其对应的是，如果你的月平均工资高于9726元，也会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上限9726元为封顶缴费系数。而由于单位缴费不计入个人账户，所以“当年个人账户记账金额”一栏只显示参保人个人这一年以来的参保金额。
工伤和生育保险由单位全额购买
另外，针对参保人关心的现在缴费基数如何反映未来的养老金待遇问题，社保工作人员表示，职工到底能领取多少养老金和个人情况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并没有一个普适的标准可以直接套用。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影响到最后养老金领取的因素主要有3个，即参保人缴费的年限、缴费的基数和上年度在岗职工的工资状况。
在权益记录单上，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两栏分别写着“单位已按规定参保缴费”，也有不少参保人对这一栏表示不解。“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是怎么计算的?我们真的不用缴纳了吗?”
根据“五险一金”的缴纳原则，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社保缴费系数有所不同。根据昆明市的相关规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3种险需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保费，比例分别是养老保险：单位20%，个人8%;医疗保险：单位10%，个人2%;失业保险：单位2%，个人1%。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则全部由企业承担，是按0.5%和0.9%的比例进行缴纳，并不需要参保人自行缴纳。
如果参保人对于记录单内容存在疑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查询，一是携带身份证到所属社保机构进行查询，二是拨打记录单信封背后相应的社保机构电话进行查询。
财经短评
了解自己的权益
岂能被动等解释
日前，昆明市民陆续收到了来自昆明市社会保险局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虽然记录单上已经附加了部分缴费基数和比例的说明，但是仍有许多市民对着记录单“摸不着头脑”。部分市民甚至连“五险一金”包含什么都糊里糊涂。
其实，面对大量数字时，或许都会有人看不懂，但权益是自己的，在等待解释的道路上我们似乎走得太过放心。
新《保险法》更注重投保人权益 篇6
新《保险法》在经过了三次审议后,2月28日获得人大表决通过,将于2009年10月1日实施。与现行《保险法》相比,新《保险法》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修改?在大家一直关心的理赔问题、保险资金运用问题以及保险公司高管违规问题上,又作了哪些新的规定?就这些问题,《新财经》记者采访了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系主任王绪瑾教授。
保险合同规定更明确
《新财经》:这次修订《保险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绪瑾:这次《保险法》修订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保险业发展,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减少保险活动中的纠纷,维护市场秩序。当然,也要从《合同法》这方面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新财经》:这次修订的《保险法》与现行《保险法》相比,从哪些方面做了完善?
王绪瑾:新《保险法》比过去更严谨一些,比如对保险利益问题,对重复保险问题等都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在保险利益问题上,为避免某些企业投保人利用团体保险获取非法利益,新《保险法》扩大了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投保人对与其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保险利益,可以为其投保。
在重复保险问题上,新《保险法》对原来的定义进行了修正,现在更严谨、更准确了。相关规定包括: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同时,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可以就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请求各保险人按比例返还保险费。
从《合同法》的角度,新《保险法》增设了保险合同不可抗辩规则。规定“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也就是说,保险合同成立满两年后,保险公司不得再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解除合同。这就保护了长期人寿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利益,填补了现行《保险法》的空白。今后,如果一个得了重病的人投保健康险,保险公司也知道患病情况,就不能承保。但之前有些保险公司违规承保,出了险后却以投保人有病为由拒绝理赔。新《保险法》实施后,保险合同成立满两年后,保险公司就不得解除合同。
另外,从《合同法》方面对于争议处理也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过去对于保险合同的争议,人民法院也好,政府机关也好,都没有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但这次规定了格式合同,增加了投保单要附格式条款的规定,能更好地保护投保人的权益。
《新财经》:在人身保险方面,新《保险法》有什么变化?
王绪瑾:对保险受益人来说,现行《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谋杀受益人的,保险公司不提供保险金。新《保险法》改为,投保人谋杀受益人的,受益人有上诉权,这也加大了对被保险人或者其他受益人的保障。
另外,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现行《保险法》没有规定。新《保险法》弥补了这项空白,规定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立法也是侧重保护被保险人,符合法理与情理。
保险公司管理要更规范
《新财经》:很多投保人都有亲身体验,“投保容易理赔难”。现在,像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理赔问题,新《保险法》有没有加强这方面的规定?
王绪瑾:新《保险法》在理赔方面明确和规范了保险公司的理赔程序和时限。如果保险公司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的,要承担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保险公司自己做虚假理赔的,也要承担责任。不仅要把理赔的钱拿出来,还要提高赔付率。
根据新《保险法》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提出索赔时,保险公司如果认为需补交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对方;材料齐全后,保险公司要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30天内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书面通知对方;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公司在赔付协议达成后10天内支付赔款;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3天内,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这一规定就在时间上给理赔程序作了限定。
《新财经》:对于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有没有新的规定?
王绪瑾:关于保险组织形式,现行《保险法》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新《保险法》没有作新的规定。新法与《公司法》实现了对接,以前以国有投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存在的,现在没有了,统一按照《公司法》规定执行。
《新财经》:我们知道,我国保险业务团队还存在一些问题,经常出现误导投保人、虚假理赔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新《保险法》对于保险公司及代理人有哪些新的限制?
王绪瑾:对于保险公司及代理人行为的约束,现行《保险法》只有4个方面的规定,现在增加到13个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拒赔、虚假理赔、挪用侵占保险费等内容,这些都是原来没有的。对保险公司及保险中介开展保险业务,对一些不合适的行为也进行了限制。我觉得在这方面修改的力度不小。
关于保险监管方面,对于保险代理人和代理机构以及高管人员的责任问题,在现行《保险法》中没有过多强调,新《保险法》对于保险人员能力的监管比过去加强了。对于保险公司实际偿付能力不够的,监管部门应该做哪些事情,作了比较大篇幅的具体规定,核心就是要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具体条款还需完善
《新财经》:您认为修改后的《保险法》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王绪瑾:有一个关于被保险人的问题,就是第43条:投保人谋杀被保险人,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两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这一条款的立法宗旨是什么我看不出来。因为投保人谋杀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不给付保险金,投保人本身没有保险金的解决权,那么,他谋杀被保险人干什么呢?设立这样的条款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如果保险公司不给付保险金,那么,被保险人或其他无辜的受益人就没有保障了。如果被保险人死亡的话,那倒好办了,也没有太多痛苦的问题了,如果导致被保险人残疾或者疾病,那被保险人就没有保障了。这个问题就在于对保险的保障功能还不够。
再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定层面上并不能防范道德风险。也就是说,投保人如果谋杀被保险人,并已交足两年保险费的,可以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这一条也需要改进,投保人谋杀被保险人,也不可能只为了退还保险费的权利。我觉得这一条应该删除。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新《保险法》在整体上比过去的范围扩展了,但具体的条款还不够完善。监管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范风险,防范风险不仅包括规定方式问题,还包括控制比例问题,没有这些,怎么控制风险呢?
保险资金运用范围更广
《新财经》:对于保险资金的运用,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这次做了怎样的调整?
王绪瑾:保险资金运用范围上比过去扩大了,原来保险资金只能去银行存款、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现在规定可以买卖股票。在买卖债券方面,把公司债券也包括进去了,还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也可以投资不动产。
当初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规定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非常严格的和完善的法律规定,在整个资本市场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既可以规定方式,也可以规定比例,这方面在国外有很多经验,比如德国、日本、韩国、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第二个方案是有步骤的,就是只管支付能力,其他的不管,比如英国就是这样的,但这种方式对我国是不适合的。
对于保险资金运用问题,在《保险法》修改过程中也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
《新财经》:按照您的看法,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更倾向于哪个方案?
王绪瑾:我认为,对于保险资金运用方式在《保险法》中只作原则规定,对具体的方式和比例由国务院制定一个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条例,这个条例的规定要比较具体,修改也比较方便,既可以保持统一性,由国务院或保监会制定,也可以适应市场变化。比如对于保险资金进入股市的比例,可以根据市场形势变化来随时调整。在保险公司管理技术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比例可以提高一点;如果股市低迷,风险比较大的时候,比例就要低一点,规定就要严格一点。在日本,保险资金入股市的比例是40%,在美国和英国达到80%,当然,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等。中国的这部分比例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低的,在19%~20%。
《新财经》:新《保险法》对于高管违规的是怎样规定的?比如像中国平安去国外投资失败,造成重大亏损的,要不要追究马明哲的责任?
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权益 篇7
一、保险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主要类型
“抓住转型发展时期的机遇, 加快推进保险业创业创新, 对于提升保险业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地位, 促进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升级,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保险利益一致性而言, 保险公司与消费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而不是对立的。”消费者的权利通常包括安全保障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以及监督权。从目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情况来看, 侵犯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 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保险法》也明确了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具有明确说明义务。由于保险产品设计复杂、专业性强, 保险合同包含了大量专业术语, 基于信息对称的要求, 需要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提供清晰的说明和解释。但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对保险产品进行夸大失真的宣传, 片面介绍新型产品的收益, 回避提供免责条款, 引诱消费者投不适合自己真实情况的保险, 对保险消费者造成损失, 是侵犯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情况。
(二) 保险消费者的求偿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因购买、适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 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许多无良的保险公司在利益的驱使下通过“拖赔”“惜赔”来减少或者免除赔偿责任, 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长此以往, 使保险业呈现了“理赔难”的现象。同时, 保险公司也往往利用“免责条款”来推卸责任, 使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害。
(三) 侵犯保险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保险消费者应当拥有自主选择保险公司、保险产品、消费时间和地点、退保等事项的权利, 不受他人干预。但现实中, 仍不乏保险公司或其合作机构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案例。
(四) 侵犯保险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来免除或减轻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而侵犯消费者在保障程度、价格等方面的利益。
(五) 保险消费者的监督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 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立法不完善, 许多权利无法主张, 同时, 消费者一般向保险行业协会或保监局等管理机构投诉, 而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才刚刚成立不久, 保险消费者诉求的行使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保险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原因
“保险消费者利益保护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化工程。虽然近年来保险消费者维权环境已得到了极大改善, 但由于起步晚, 与国外先进模式相比, 我国保险消费者利益保护体制机制还不成熟, 保险消费者利益保护工作还没有真正成为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究其原因,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消费维权体系尚不健全。
1.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还不完善。
有关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主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以及保监会发布的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但是, 保险的销售、理赔及纠纷处理并没有在法条中集中规定, 缺乏系统性, 加大了消费者应有权利保障的难度。同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从这一定义来讲, 保险消费者尚未被纳入保护范围。
2.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尚不成熟。
一是保险公司在处理消费者投诉过程中, 存在管理职权分散、工作效率低下、惩戒力度不足等现象, 使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甚至导致矛盾升级。二是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目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还仅限于接待调解投诉, 对行业整体自律规范的指导, 约束作用有待加强。三是保险投诉快速反应机制有待完善, 消协组织等社会监督单位与保险企业沟通协商渠道需进一步疏通, 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协调配合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 保险公司粗放化管理。
保险业发展方式粗放现象日益严重, 一是保险也发展方式上主要体现为是“三高一低”, 即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低效率。铺摊子式的外延式扩张, 导致保险公司总体经营成本高、产品结构单一、产品创新不足、保险产品同质化。二是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新设保险公司不断增多, 而新设公司往往片面追求做大规模, 导致公司内部管理不到位, 虽然设置了投诉处理机构, 但基本上不与业绩挂钩, 违规风险与收益严重失衡, 不能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形成有效约束”。三是保险公司也往往利用“免责条款”来减轻或者推卸责任, 使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害, 保险公司与消费者的矛盾不断升级。
(三) 消费者法制意识欠缺。
保险消费者对保险维权的了解太少, 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而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消费者对于保险的基础知识、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不够常常导致在购买保险产品的过程中, 常因无风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外加保险说明往往绕口、比较专业, 保险消费者总是被误导买到不合适的保险产品。这使得消费者在保险消费中处于弱势地位, 间接导致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和监督权的难以实现。
三、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 加大保险行业监管力度。
一是“要健全制度,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如:完善投保提示及回访制度、扩大保单及赔案查询范围、推行针对保险中介的风险提示制度等, 既要让消费者了解保险的‘好处’, 也要让消费者提高识别保险消费“陷阱”的能力。只有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 才能让行业更好地取信于民。”二是行业监管着眼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坚持构和个人双重处罚原则, 加大对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的问责力度。重点整顿屡次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依法交司法机关处理, 营造良好的行业氛围。三是引导保险公司转变发展方式。加紧建立保险公司经营评价体系, 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和分类监管, 从消费者权益维护、风险控制、公司治理、社会贡献等方面, 健全综合评价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督促和引导保险公司转变发展方式, 围绕消费长期发展战略。四是加强保险机构高管人员对各项保险法律法规的培训考核工作。
(二) 完善保险行业内部管理。
一是通过行业内持续有效的政策引导, 引导保险公司提高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服务质量的重视, 从而树立企业内生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经营意识。二是指导保险公司建立完善的内部考核制度。采取监测、重点跟踪、检查等方式, 发现查处存在问题的公司, 提高对违规行为、客户投诉、服务水平等指标在整体考核中的权重, 提高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违规成本。三是保险行业内实行奖惩机制, 并且定期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指导保险公司实施内部投诉案件责任追究制度, 明确相关涉案人的惩处标准, 定期对制度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对处罚标准偏低予以适度调整。
(三) 增强消费者的法制理念。
一是对保险消费者进行知识普及。以监管部门为主导, 联合教育机构普及风险及保险知识;或以行业组织、保险人或保险中介人为主体, 重点介绍保险产品的各项重要问题,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买到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二是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开展消费者教育工作。通过媒体宣传、行业活动等方式对消费者进行保险产品及服务的介绍说明。建好网络平台, 研究分析保险消费的风险环节, 结合保险市场动态, 及时主动向保险消费者提示风险并增强网站之间的互动性。三是进一步完善保险公司投诉处理公开制度, 定期对社会反馈,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四) 拓宽保险消费维权渠道。
一是设立专门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关。2011年10月, 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正式成立, 消费者权益保护被提上保险监管的重要议事日程, 其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素养都需要进一步成熟。二是通过出台的指引性文件, 引导保险消费者遵循其行使自己的权利。“2012年1 月18日, 保监会发布《关于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 就加大信息披露、畅通投诉渠道、完善调处机制、普及保险知识、建立失信惩戒机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社会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 完善了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三是通过增加媒体曝光度, 让保险公司的违法违规行径暴露于公众面前, 以增加其自觉性。
总之, “水可以载舟, 亦可以覆舟” , 忽视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保险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无法实现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而重视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保险业就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政府的支持, 虽然规范和有序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会给行业带来阵痛, 但唯有此, 保险业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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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权益 篇8
江某元与李某培原系夫妻关系, 于2008年6月27日登记离婚。2008年5月起, 李某培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 每月为607元, 从2009年1月起每月为673元。江某元在离婚后才知道李某培已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 同时其此前所享有的低保待遇因此被停。因江某元患有残疾, 就业困难, 无经济来源, 生活窘迫, 曾多次找李某培协商, 要求分割其养老保险金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诉称李某培参加社会保险的保费是两人共同生活期间缴的, 该保险金是夫妻共同财产, 应由双方均分。李某培则辩称, 其在离婚后所领的养老保险金, 是个人财产, 江某元无权分割, 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①
上述案例是离婚案件中养老保险权益分割的典型纠纷。当下公民养老保险的普遍性、社会性使得养老保险权益逐渐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中隐形财产的组成, 成为离婚时双方意欲分割的对象之一。因此, 司法实践中涉及养老保险权益分割的离婚案件日渐增多。现实中这类案件的案情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种, 离婚时双方都已达到退休年龄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第二种, 一方达到退休年龄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 而另一方则尚未满足领取条件;第三种, 夫妻双方均未满足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条件, 但已缴纳了一定数额的养老保险费。情况不同, 采用的分割方式应有所区别。然而法律法规并未对此类案件作出规定, 相关司法解释又过于简单含糊, 导致实际适用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致使司法中对这类案件的审判标准不统一, 判决结果大相径庭。法院应该如何判定离婚时养老保险权益的归属?该如何适用相关司法解释, 从而实现养老保险权益的公平分割呢?这都是司法中的争议难点, 也是本文所探讨的内容。
二、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养老保险权益的归属
我国夫妻法定财产制为婚后所得所有制, 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或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财产, 都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但特有财产或约定分别所有财产除外。探讨“离婚案件中养老保险权益分割”问题时, 应当先明析夫妻双方养老保险权益的归属———究竟是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还是个人的特有财产?唯有明确养老保险权益的归属, 才能进一步探讨权益分割的问题。笔者将从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制度、养老保险金性质等入手, 从法理角度分析养老保险权益的归属。
养老保险又称为老年保险, 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建立养老基金, 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 可以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 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1]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个人缴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在这种制度模式下, 养老保险基金和待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进入基本养老统筹基金, 用于支付职工退休时社会统筹部分养老金;另一部分是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进入个人账户, 用于负担退休后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支付。[2]因此, 我国基本养老金就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统筹基金支付统筹养老金, 一部分是由个人账户支付的个人账户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大部分来自于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通常由单位从职工工资中扣缴或统筹。其本质是参保人工作期间为退休后养老而提前储蓄的资金, 具有强制储蓄的性质, 因此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本身带有工资收入的属性。《社会保险法》中规定个人死亡时个人账户的余额可以继承, 更说明了个人账户养老金是一种延期支付的个人收入, 具有私有财产权属性。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 工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 带有工资收入性质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可在离婚时进行分割。
统筹养老金由用人单位缴费和政府财政补贴等构成的, 由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等因素确定。[3]不同于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延迟收入属性, 统筹养老金只有在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下, 并已分发到参保人手中时, 其所有权才真正归属于参保人, 并且仅限于拿到手的那部分统筹养老金。一旦参保人死亡, 统筹养老金也不能作为遗产由亲属继承。可见, 在发放到参保人手中之前, 统筹养老金作为一种社会互济资金, 不具有工资收入属性, 无法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一方面, 统筹养老金的产生是以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为前提, 而非夫妻一方工资缴纳的养老保险费, 且来源于公共所有的统筹基金, 统筹养老金的社会保障性质也决定了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面, 参保人所享受的统筹养老金是不确定的, 受到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以及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等因素影响。现行《社会保险法》只规定了确定基本养老保险金数额的因素, 并未明确基本养老金的具体计算方式, 自然也无法计算出统筹养老金的具体数额。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必须针对现有明确的财产, 对不确定的财产进行分割, 既不符合法理也难以操作。
简而言之, 在满足养老金领取条件的情形下, 夫妻双方已经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具有夫妻共同财产属性, 可在离婚时进行分割;在未满足领取条件的情形下, 基本养老保险金中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具有收入属性, 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而统筹养老金属于社会互济资金, 离婚时无法对其进行分割。最高院颁布的《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三项也已承认了养老保险权益的夫妻共同财产属性, 肯定其在离婚时可进行分割。
三、离婚案件中养老保险权益的分割方式
在离婚诉讼中, 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当均分, 常见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方式不外乎是实物分割、价金分割、价格补偿等。但养老保险权益作为一种特殊的夫妻财产形式, 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 与参保人的身份有着紧密联系和专属性, 故此在分割方式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婚姻法解释二》将婚姻存续期间归入夫妻“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的养老保险金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夫妻双方实际取得的养老保险金;二是夫妻双方应该取得的养老保险金。如何判断养老保险金是“实际取得”或是“应当取得”就成了养老保险权益分割的关键。
《婚姻法解释二》中的“实际取得的养老保险金”是指参保人在婚姻存续期间满足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 已经领取到手或是划转到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金。它既包括夫妻双方都满足领取条件时所获得养老保险金, 还包括只有一方满足领取条件时, 这一方所取得的养老保险金。此时, 养老保险金相当于夫妻所持有的现金或是存款, 数额明确具体, 具有分割的操作性, 依照平等原则, 以一般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方式处理即可。
实践里争议往往集中在“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的理解上。最高院并未对此概念作出界定和解释, 法院在实际适用时存在模糊的认识———是笼统地指任何时点对养老保险金的期待利益, 还是指需要达到退休年龄、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时对养老保险金享有的利益。[4]目前, 多数法院更认同后者, 即认为“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是当事人已经退休具有享受养老保险金的基本条件, 但由于某种原因尚未将养老保险金领取到手的情形。[5]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条件, 此时尚未取得的养老保险金则不属于“应当取得”的情形, 不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海高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以及最高院的《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体现的正是这种观点。有学者认为, 一方面, 依照期待利益与既得利益理论, 离婚时未满足领取条件的当事人, 所拥有的养老保险金利益只是一种期待利益, 退休后应当取得养老保险金的权利也只是期待权;另一方面, 在未退休之前, 将来取得的养老保险金具体数额无法进行预先测算, 当事人不可能实际取得个人账户下的养老保险金。[6]
但笔者认为, 这样界定“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范围有缩小解释之嫌疑, 也不能很好实现夫妻财产的公平分割。该观点所界定的“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其实是可预测但尚未领取的养老保险金, 但它只是“应当取得”的一部分, 还应该包括不可预测、尚未领取但应当取得的养老金。这两部分的养老金才构成完整的“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所谓不可预测、尚未领取但应当取得的养老金, 是指离婚时夫妻一方或双方尚未退休, 但在婚姻存续期间已参与了基本养老保险, 交纳了相关养老保险费用, 为日后领取或结算养老保险金提供了根本条件, 一旦时机成熟, 基于婚姻存续期间参与的养老保险必定获得相应的养老保险金, 只是最终将取得多少就离婚时现有条件无法进行事先测算。这部分养老金数额确实难以预测, 但若因此将其排除在“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范围之外, 也不尽合理。其不可预测性是针对具体数额多少的问题, 而是否归入“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讨论的是数额有无的问题。只要在婚姻存续期间缴纳了养老保险费, 虽未到退休时养老保险金数额不能确定, 但可以肯定将来必然能获得一定数额的养老保险权益。若在离婚财产分割时, 轻易略过这部分养老保险权益的分配, 未免对当事人不公平。该养老保险权益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离婚时的统筹养老金部分, 而个人账户养老金虽然不能直接取出但根据离婚时的现有条件其数额是可确定的。即使参保人在退休之前去世, 个人账户养老金也可以被继承。这说明即使当事人未满足领取条件, 但至少在离婚时个人账户养老金是切实存在、可确定的, 并不是一种期待利益。换言之, 当事人未退休之前, 在离婚当下所能确定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属于不可预测、尚未领取但应当取得的养老金, 应归入“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进行分割。
对于“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中可预测但尚未领取的养老保险金, 由于其数额明确具体, 与实际取得养老保险金没有区别, 仅是领取时间上有所推迟, 所以处理方法没有不同。而对于不可预测但应当取得养老保险金, 由于未满足领取条件, 其中的统筹养老金不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但带有工资收入性质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可在离婚时进行分割。《社会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 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不得提前支取。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若判决将一方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取出直接进行分割, 将会扰乱正常的社会养老保险秩序, 也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难以实现。笔者认为, 法院应当将到判决之月为止夫妻一方或双方个人账户养老金金额, 放到夫妻所有共同财产中进行分割。个人账户养老金仍归参保人自己所有, 但获得较多养老保险利益的一方应对另一方作出相应补偿, 比如在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进行衡平, 补偿对方。采用这种分割方式, 既达到分割养老保险金的目的, 也富有操作性, 不至于扰乱整个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四、离婚案件中养老保险权益分割的处理建议
目前, 我国司法实践对离婚案件中养老保险权益分割的处理, 主要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三项以及《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 对离婚时已退休或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的, 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养老保险金;而对离婚时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的, 不同意将养老保险金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但可分割养老保险金账户中个人实际缴付部分。
但笔者认为, 这样的分割方式并不公平, 问题在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存在漏洞。《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是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解释补充, 但其自身也存在缺陷。如前文所述, 离婚时夫妻一方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的, 其在离婚当下个人账户养老金数额是可以确定, 且明确具体, 不属于期待利益, 应当归入“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将这部分可确定的养老保险权益也排除夫妻共同财产, 明显是不合理的。虽然在《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后半段补充了养老保险金账户中婚姻存续期间的“个人实际缴纳部分”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但仍然存在问题。在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下, 可进行分割的养老保险权益应当是个人账户养老金, 而非仅是“个人实际缴纳部分”。养老保险金账户中的“个人实际缴纳部分”与个人账户养老金并非等同的概念。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主要来源, 但个人账户养老金并不限于“个人实际缴纳部分”, 还包括按政策规定划入到个人账户中的单位缴费部分、个人账户记账利息;新农保个人账户中的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和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基金中的单位缴费和基金投资运营收益。[7]这些利益是一个整体, 都是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应当一同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因此,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仅仅将“个人实际缴纳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不准确也不全面。笔者认为, 对于离婚案件中养老保险权益的分割, 应当分情况处理。以下是笔者从审判视角和立法视角所提出的处理建议:
(一) 审判建议———分两种情形, 适用不同处理办法
1.已退休, 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情形
此种情形包括“实际取得的养老保险金”和“可预测、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对于该情形下的养老保险金, 无论是否已经发放到参保人手中, 其数额都是明确具体、没有争议, 参保人获取它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部分养老保险金相当于参保人所持有的存款, 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依照一般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原则和方法处理即可。
2.尚未退休, 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情形
对该情形处理方法的探讨, 是建立在《婚姻法解释二》中“应当取得的养老金”还包括了“不可预测但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的理解基础之上。笔者认为, 为了实现夫妻财产分割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法院应当不考虑该养老账户日后增值或是价值变动的可能性, 而仅对其个人账户养老金现有价值进行分割。法院的处理办法不是将个人账户养老金 (含储存额和记账利息等) 直接取出进行分割, 而是对夫妻一方或双方个人账户养老金到离婚之月为止确定的数额进行衡平, 判决个人账户养老金归参保人所有, 并依据离婚双方在养老金上的利益落差对另一方进行现金补偿或是在其他共同财产分割时进行利益调剂、补偿和衡平, 从而达到公平分割养老保险金的目的。
(二) 立法建议———修改《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
依据前文分析,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并不合理, 存在漏洞。当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时, 只承认“个人实际缴纳部分”可进行分割, 却忽视了个人账户养老金中除“个人实际缴纳部分”以外的其他资金, 例如在社会保险法施行之前用人单位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企业年金等等。这部分权益数额也很可观, 不容忽视。《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的分割方式, 缩小了离婚时夫妻双方可分割的养老保险权益的范围, 不够全面, 使得最终离婚时的养老保险权益分割缺乏公平公正。故此, 笔者建议对《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的条文进行修改, 改为“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 另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金额, 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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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权益 篇9
以平顶山市为例, 2012 年某单位职工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向市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 市劳动仲裁部门依法裁决该用人单位为职工补缴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不服诉至法院, 经一、二审, 法院均认为 “补缴保险费是一种强制性的行政义务, 应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强制追缴”, 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无奈, 该职工又多次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才予以立案, 经人社部门核算出具体的欠缴金额, 经行政处理和催告程序后, 由人社部门申请并协调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从2012 年5 月份劳动仲裁至2014 年12 月份执行结案, 用时2年零7 个月, 虽然最终该职工追回了社保费。但漫长的程序之累, 使职工疲于应对, 付出的精神成本无法弥补。 众多职工在社会保险维权方面更加困难, 缘于2011 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 》 中第63 条关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依法通知银行划拨欠费单位社会保险费的规定, 并直接导致此类案件申请仲裁、 诉至法院均不予受理, 这显然与社会保险法的初衷大相径庭。
一、原因分析
究其原因, 有以下几点:
1.法律 “打架”。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不给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 违反的是行政法律法规, 应当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 不属劳动争议, 法院不应受理。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三) 》 (以下简称《解释三》) (2010 年9 月14 日起施行) 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这一条款, 也就成了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补缴社保费时,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依据。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2008 年5 月1 日起施行) 第二条 (第四项) 规定, 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适用该法,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起诉至人民法院。《社会保险法 》第83 条第三款规定:“个人与所在单位发生社会保险等争议的, 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 但在实践层面, 对涉及社会保险权益的仲裁裁决, 法院一概不予受理, 造成职工维权无门。为防止法律文书“空转”, 平顶山市劳动仲裁部门近年来已不再受理职工社会保险权益的仲裁申请。显然, 最高法的《解释三》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相矛盾, 直接导致劳动仲裁部门对劳动者提起的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诉求不予立案, 聚积的大量劳资矛盾无法释放, 集体事件频发, 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
2.行政执法人员的认识存在误区。《社会保险法》第63 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 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 这一规定赋予了县级以上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出现上述情形下具有强制划拨存款的行政强制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 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同时, 《关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维持或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如何处理的答复》 明确规定:“法律已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并告知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以上法律条款说明, 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强制执行。 而人社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在《社会保险法》实施前从未办理过直接划拨案件, 无具体操作程序, 也无案例可循, 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 总认为社会保险费的争议应先由劳动仲裁部门来裁决, 由法院来强制执行。 故, 思想上还停留在依靠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等、靠”阶段, 具体执法中缺乏主动性。
3.金融机构不配合。 强制执行最终能否执行到位, 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金融机构是否予以配合。《社会保险法 》第63 条规定了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查询用人单位存款账户的权力。 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 商业银行办理存款业务, 应当遵循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划拨属于行政强制中的直接强制, 是对用人单位财产权的直接剥夺, 银行等金融机构接到划拨社保费的书面通知后, 应当依法立即划拨, 不得拒绝、拖延。 但《社会保险法》并没有明确金融部门拒绝划拨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在传统意识中, 银行等金融部门习惯于认同公安、检察院、法院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查询、 冻结或者划拨等措施, 一般都积极配合。 但对人社行政部门的此项执法活动认同度较低, 或者不知道《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或者虽知道《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但总行没有下发通知, 没有操作实施办法等, 不予配合。 人社行政部门在《社会保险法》实施前从未有过这一职能, 履行起来还很不适应, 双方都很陌生, 很难“来电”。
二、对策建议
鉴于当前职工社会保险维权难这一状况, 人社行政部门要想依法履职, 把《社会保险法》贯彻落实到位, 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人社部门应积极主动地依法行使行政强制权。 既然法律赋予人社行政部门这项职能, 人社行政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就要解放思想, 敢于担当, 认真履职, 把日常巡视检查与专项执法检查结合起来, 及时接受投诉举报, 积极与金融部门沟通协调, 探索依法进行强制划拨的方法和程序, 选取几个典型案例媒体曝光, 加大对违法单位的惩罚力度,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李克强总理曾说“不怕慢就怕站”, 只有积极把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履行好、落实好, 才能构筑和谐的劳动关系。
2. 理顺职工社会保险维权途径。 若用人单位不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职工可以采取以下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是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 社会保险法第83 条第三款规定, 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 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款第二项规定, 因社会保险发生争议, 适用本法;其次是行政救济。 社会保险法第83 条第三款规定, 用人单位侵害个人社会保险权益的, 个人也可以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 故, 只要劳动关系明确, 职工可以直接要求社会保险征收部门依法为其注册缴费, 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 人社部门可依照《社会保险法》第63 条、第86 条的有关规定, 依法进行催缴、罚款、划拨或者申请法院查封、扣押、拍卖财产, 抵缴社保费。
3.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 加大《社会保险法》的学习宣传力度。 及时把社会保险方面的维权途径、 时限、方法告知劳动者, 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 劳动者应及时到当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或者到人社行政部门投诉举报, 人社部门应和征收机构启动督促缴纳的程序和强制划拨程序, 这些在宣传中作为重点给予用人单位、职工予以明确, 以便节约维权成本和时间。
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权益 篇10
一、现阶段中国人口流动的态势
(一) 人口流动规模大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 如果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 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0年大陆人口中, 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约为2.6亿人。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二) 人口流动方向以乡村-城镇流向为主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乡村流出人口占到了流动人口总量的58.7%, 省内流动人口中乡村流出人口占到了流动人口的51.7%, 省际流动人口中乡村流出人口占到了流动人口的78% (田雪原, 2007) 。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的“向心式”流动将伴随中国集中式城市化过程的始终。
(三) 人口流动类型以经济型人口流动为主
2010年全国暂住人口中务工人员、务农人员、经商人员、服务人员占所有暂住人口总数的82%以上, 因公出差人员、借读培训人员、治病疗养人员、保姆人员、投靠亲友人员、探亲访友人员、旅游观光人员、其他人员占所有暂住人口总数的18%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2010) 。中国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之前将长期存在以经济型流动人口为主的人口流动态势。
(四) 人口流动距离以近中程流动为主
近邻流动是指人口在县内或市内各乡、镇、区之间的流动, 中程流动是指人口在省内跨县、跨市的流动, 远程流动是指人口的省际流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绝大部分省份省内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省际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户籍制度, 中国人对家庭关系的重视, 城镇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压力相对较大, 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人口远程流动。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人口流动距离仍然会以近中程流动为主。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低统筹层次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低统筹层次的现状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管理和发放的范围。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较低。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统筹单位, 也可以县 (市) 为统筹单位, 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原则上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统筹。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般采取以县 (市) 为单位进行统筹, 条件不具备的地方, 在起步阶段也可采取以乡 (镇) 为单位进行统筹, 逐步向县 (市) 统筹过渡。2007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原则上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发展至今,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存在四种类型:第一, 省级统筹。这主要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实施。第二, 地级市统筹。这主要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部分地区实施。第三, 县级市统筹。这主要在部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实施。第四, 乡镇级统筹。这主要在部分不发达地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实施。
(二) 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低统筹层次形成的原因
首先,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初始统筹层次低。国家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之初把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规定为地级市和县级市水平, 这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维持在低水平的直接原因。其次, 地区发展不平衡不仅使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固化在低水平上, 而且使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的推力不足。再次, 地方上级财政部门没有动力配合同级社会保障管理部门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 使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的拉力不足。最后, 基本医疗保险数据库兼容性差使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固化在低水平上。
三、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权益面临的挑战
(一) 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低
流动人口收入较低, 限制了其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 2009年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仅为47.8%。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亦导致其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低, 尤其对于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地的流动人口来说更是如此。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地的流动人口一般不会选择在患病后回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地就医, 这降低了其参加统筹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预期。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地的流动人口就业所在地一般也不接受其参加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二) 流动人口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报销医药费用的比例低
这一方面表现在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异地就医费用报销比例较在统筹地就医时报销比例偏低 (杨玉林, 2011) , 另一方面表现在仅有少数流动人口的医药费用能够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得到报销。《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 2009年仅仅有26.8%的流动人口的医药费用可以部分被报销。除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偏低外, 各统筹地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目录和服务设施目录不统一, 一些统筹地对流动人口异地就医设置了比在统筹地就医时更严格的医药费用需求方控制政策, 这些都增加了流动人口在异地就医后医药费用在统筹地报销的难度。
(三) 流动人口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报销医药费用的周期长
一方面是流动人口在异地就医行为未结束前不能及时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报销部分医药费用, 流动人口在异地就医过程中需要自己垫付大量医药费用。另一方面是流动人口异地就医行为结束后医药费用报销过程等待期较长。大部分流动人口一般在异地就医结束后1-3个月才能完成相关费用报销。流动人口异地就医费用报销周期长导致流动人口异地就医费用负担较重。
(四) 流动人口合理选择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需求受到抑制
由于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低、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低、周期长和异地就医被诱导需求的道德风险严重, 在同等条件下出于害怕自身负担过多医药费用的考虑, 流动人口选择较高级别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合理就医的需求客观上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也不利于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安全。
四、基于人口流动和权益保障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一) 省级统筹相对于地级市和县级市统筹对保障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权益的比较优势
一是省级统筹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实行省级统筹将会使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在省内分割的状况不复存在, 从而会在相对大的一个范围内对流动人口实施相同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这增加了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就医费用报销的预期, 从而有助于提高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积极性。再者,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后, 劳动力跨地级市和县级市流动的障碍将得到部分清除, 劳动力跨县市的自由流动将对流动人口收入增加产生积极作用, 这为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是省级统筹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报销医药费用的比例。实行省级统筹后大部分流动人口在统筹地之外的就医行为将会减少, 大部分流动人口医药费用报销将享有和非流动人口医药费用报销相同的国民待遇, 这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医药费用报销水平;提高统筹层次符合大数定理的要求, 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增强, 基金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口之间的调剂功能将大大增强, 这也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医药费用报销水平。
三是省级统筹有利于方便对流动人口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报销医药费用的管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若实施省级统筹, 管理系统将统一兼容, 管理手段将更加先进, 管理透明度将进一步提高, 管理监督将易于实施, 流动人口基本医药费用报销结算周期将会缩短, 骗保行为将会受到一定的遏制。
四是省级统筹有利于规范流动人口自主选择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就医行为。每个省都有数家三级甲等医院, 如果把基金统筹层次设定为省级, 本地人口绝大部分的就医问题都可以在省级统筹地区内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解决, 这将大大缓解目前低统筹层次下流动人口的异地就医问题, 从而减轻流动人口的就医负担和保障他们的基本医疗安全。
(二) 全国统筹相对于省级统筹对保障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权益的比较劣势
一是全国统筹不利于提高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效率。实施全国统筹相比省级统筹会过多地增加管理层次。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全国统筹的高成本将降低基金的管理效率, 最终会影响到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二是全国统筹不利于规范流动人口自主选择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就医行为。在省级统筹范围不能提供的医疗服务在跨省之后也多半不能提供, 即使跨省之后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也超出了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全国统筹将增加流动人口选择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诱导, 进而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平衡构成挑战, 反过来威胁到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三是全国统筹不利于保持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和当地发展水平的适应性。全国统筹具有过度非属地化的特征, 这将造成基本医疗保险同一化, 同一化会使基本医疗保险发展滞后或者超越当地的发展水平, 不利于地方创新基本医疗保险管理, 当然也就不利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和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三)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施省级统筹的对策选择
一是制定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主要包括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率政策、基金管理政策和待遇支付政策。为了避免全省统一缴费率后对收入较低的城乡居民缴费造成压力,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需要转变缴费方式。具体来说, 各级政府可以继续采用按人头费的办法补贴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 而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应该采取特定费率乘以费基的形式。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政策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进行调剂。省级以下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仅保留其对基金管理的执行权、监督权和信息反馈权。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付政策要求全省范围内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标准要统一, “两定点”、“三目录”的管理政策也要统一, 这有助于基本医疗保险管理系统链接和数据传输。
二是实施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在基本不增加现有统筹层次下信息管理系统硬件的基础上, 开发统一的软件系统, 该系统的开发和运行可借鉴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软件系统运行和管理的基本经验。信息系统平台统一后要实施全省基本医疗保险一卡通, 让其成为城乡人口在全省范围内就医和结算部分医药费用的有效工具。
三是处理好现行统筹层次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债权债务。实施省级统筹前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债权, 在实施省级统筹后, 由基本医疗保险原来统筹地的管理部门统一划拨给省级管理部门,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债务应由原来统筹地区负责偿还, 对于一次性偿还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债务有困难的地区可设定一个相对较长的偿还期限以分散其还债压力。
四是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政策宣传和培训工作。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省级统筹需要积极利用有关媒体向社会公众告知基金省级统筹的必要性、具体政策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同时需要对各层级基本医疗保险软件系统操作人员、系统维护人员、政策执行人员、企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人员等进行培训。宣传和培训工作有助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工作的顺利实施和推进。□
摘要：目前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大、方向以乡村-城镇人口流动为主、类型以经济型人口流动为主、距离以近中程人口流动为主的基本态势。人口流动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以地级市和县级市为主的低统筹层次的共同作用使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权益面临着多方面挑战。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中国现阶段人口流动态势具有相对稳定性。为了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险权益,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应该实施省级统筹。
关键词：人口流动,基本医疗保险权益,统筹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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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问题浅析 篇11
【关键词】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 保险法
一、财产保险利益的涵义
关于财产保险利益涵义的相关问题研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都没有形成共同的观点。我们根据历史时期与地域空间的不同，主要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一是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财产保险利益学说，另外一种就是以英美法系为基础的财产保险利益学说。
（一）大陆法系财产保险利益涵义的学说
根据大陆法系中财产保险利益的涵义，我们一般将其分为三种：其一是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其次是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三是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其中，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强调投保人只能就属于所有权的那部分损失获得保险赔偿，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则在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得到。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保险利益分为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两种。
（二）英美法系财产保险利益涵义的学说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财产保险方面的研究截然不同，英美法系在理论研究领域对保险利益的研究很少，他们主要是在实践领域中不断总结判例，然后形成英美法系理论。根据我们的归纳总结，主要将英美法系关于保险利益的相关研究分为以下三种理论，一是存在合法关系的实际利益理论，它在判断被保险人对保险是否有利有两个主要依据标准：首先是看被保险人在权利方面是否合法，其次是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实际利益。第二种理论是实际利益理论，它主要关注的是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实际利益。第三种理论是法定关系理论，法定关系理论认为，法定权利，作为具有某种约束力的权利，它决定了保险利益存在。而对于预期利益，不论其实现的概率有多么高，我们都认为它不属于保险利益。
通过以上我们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保险利益内涵的总结，我们可以将保险利益准确定义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
二、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体系不断进步完善，特别是在保险方面的法律不断涌现。《保险法》的出现，它对财产保险的利益主体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对财产保险利益的时效问题也做了很大改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扩大了它的业务范围，同时也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些进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新时期财产保险立法中不断存在的新问题。
（一）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修改后的《保险法》在保险利益的范围方面没有作具体规定，它仅仅停留在关于保险利益的相关概念的规定里面。而原来《保险法》与现行的《保险法》规定的范围都可以理解成“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而仅仅是这样的规定，会使得它的范围没有原则并且过于笼统，而且在问题设置方面不够明确，在具体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二）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财产保险利益的转移，是指在财产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因不同客观原因导致保险标的移转而引起的保险利益的转移。我们根据保险利益转移原因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由于法定原因导致的利益转移，法定原因的转移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的有关情形的发生而引起的保险利益的转移，它可以分为继承和破产两种情形；另一种是由于约定原因导致的利益转移，约定原因的转移则是指因双方约定的事项而转让标的物。在现行法律规定情境下，现行《保险法》对由于法定原因而发生财产保险利益转移方面做了明文规定，同时现行《保险法》第49条对由于约定原因发生的转移有明确规定。我国现行《保险法》在财产保险利益转移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未对财产保险利益因转让而发生转移的承继时间作明确说明；第二没有对继承发生转移的相关情形作出明确规定。
三、完善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立法的建议
通过以上我们的分析，本节将就针对我国在保险利益立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逐步提出相关完善立法的对策，希望通过这些对策，对我国在完善保险利益立法方面发挥作用，同时有助于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不断进步。
（一）重新界定财产保险利益的概念
根据我国现行《保险法》，它在对于保险利益的规定方面过于笼统，同时对于在实践中也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概念，笔者在第一节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即“财产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根据这个规定，被保险人是作为保险收益的主体存在的，主要是由于被保险人是事故发生导致保险标的终极受害人，那么他作为一个有请求权的人，有可能会导致各种道德风险，因此，我们应该对被保险人的情形加以限制。而作为不为法律禁止利益，在这范围内，我们可以将法律所规定的经济利益与未来可能产生但是在法律中可能没有明确规定的利益放进保险利益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断扩宽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险损害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利益的填补，所以，只有保证经济利益是可以确定的，我们才能在发生事故时做出正确的评估，最终保障赔偿金的金额。
（二）增设对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规定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明确规定保险利益范围的原则，然后采用同时兼顾同意主义与利益主义的原则，对它们进行概括例举，明确界定保险利益范围。也就是在通过上述概念的立场上，同时通过列举它的具体情形和具体类型进行认定，只有这样才能让保险利益范围的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及其全面。
（三）完善对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规定
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权益 篇12
关键词：生育保险,男性生育角色,男性权益
1 引 言
生育保险制度是女性劳动者因生育而暂时中断劳动, 由国家或单位为其提供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从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有关生育保险的规定, 到1995年实施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 再到2011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与完善的过程。这一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保证女职工及其下一代的身体健康, 维护生育女职工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在保障女性权益的同时, 却忽视了男性生育角色和男性权益。
2 生育保险中男性生育角色及男性权益的现状分析
男性生育角色即男性 (丈夫) 在 (妻子) 生育过程中应该享受的权利及应尽的一系列义务。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 长期以来我国生育保险制度都强调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作用, 而男性在生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根据我国的《试行办法》, 男性在生育保险制度中要履行的义务集中表现在生育保险费的缴纳。根据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 男职工承担了缴纳生育保险费的义务 (尽管是单位为他们代扣代缴的) , 理应具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然而, 生育活动中的男性并没有成为生育保险的对象。
从目前来看, 生育保险制度在性别平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盲点。一是表现在男性缺少生育假期,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父育假”。“父育假”也称带薪护理假, 是指母亲产假期间的父亲育儿假。目前全世界约有36个国家规定了“父育假”, 如丹麦规定父亲有2周假期, 卢森堡有8周。可以说, 男性享受“父育假”已成为国际趋势。然而, 我国在这方面比较滞后, 不管是《试行办法》, 还是刚实施的《社会保险法》, 在此方面均未提及。
二是表现在男性缺少生育津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生育保险的生育津贴都是给予母亲的, 父亲基本上享受不到。在不少国家, 不仅参加生育保险的妇女, 而且参加生育保险的男子也可领取生育津贴。例如, 丹麦、芬兰、挪威等国家规定妇女生育小孩后如果回原单位上班, 可将生育津贴转发给在家照看新生婴儿的男子, 补助最高达到产妇原工资的100%。而在我国, 生育津贴多是以女职工 (母亲) 的名义发放和领取的, 对男职工来说, 只有领取了《独生子女优待证》的, 才享有领取3~30天的假期津贴的权利。
虽然近年来, 在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中, 有些地方法规也涉及“父育假”和男性生育津贴的问题, 如《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2008) 第15 条规定:已参保的男职工按规定享受的看护假假期津贴 (10天) , 以所属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内蒙古自治区、广州市、上海市、北京市、四川省、陕西省等地, 也制定了类似的“父育假”和“男性生育津贴”。但是由于不是全国立法, 大部分城市还没有此规定, 而且现有地区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鼓励晚婚晚育。
3 强化男性生育角色, 保障男性权益
2011年7月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明确将“职工未就业配偶”纳入适用范围中, 规定“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这样一方面将部分非职工女性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内, 扩大了生育保险的受益者数量;更重要的是这样也考虑到了男性的生育角色, 男性职工不再因为配偶未就业而使家庭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男职工缴费的积极性, 而且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男性权益。我们应该抓住《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的这一良机, 强化男性生育角色, 进一步保障男性权益,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3.1 转变观念, 强化男性生育角色
由于女性在生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主导角色, 加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 使得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生孩子主要是妇女的事情。在这种观念下, 女性在现实生育活动中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和义务, 并因此影响到她们的工作。其实, 生育是一种社会行为, 男性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 享受生育保险不能仅仅以参保女性为对象, 而应以家庭为单位, 将女性的生育看做家庭人口的再生产, 参保者无论男女, 都有同等享受生育保险的权利。只有在人们的头脑中, 保险受益从女性本位实现了向家庭本位的转变, 生育保险制度中体现男性生育角色才有可能。
3.2 在立法中赋予男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
《社会保险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男性的生育角色, 但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的完善。首先, 在法律上确立“父育假”。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女职工产假为90天, 并且近日, 国务院法制办又参考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 拟将女性职工产假90天延长至98天 (14周) 。而对于男职工, 立法上还是空白, 应该将“父育假”也写入《社会保险法》中。其次, 男职工还应有权领取生育津贴。可将《社会保险法》中职工享受生育津贴中的三种情形增加一种“男职工在其配偶生育期间依法享受父育假”的情形。从而在法律上肯定男性的生育角色, 增强男性生育责任, 同时保障男性在生育保险中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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