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清教授

2024-06-14

王仁清教授(精选4篇)

王仁清教授 篇1

北外刘润清教授寄语英语专业的同学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寄语所有英语专业的朋友。

静下心来,看完本文,尤其注意大学这看似漫长实则短暂的几年时光中,刘润清教授是如何提高英语水平的。诚然,刘教授当年经历的教学法、师资、学习环境已经经历了较大的变革,但不变的是学习英语的过程,若想追寻的大师的足迹,必须抛却浮躁,脚踏实地地走上这条漫长的学习道路(当然,对于广大英语爱好者来说,这篇文章也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 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注意力会突然集中,并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语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语言之美,多体现在书面语上。讲话不能像背书;同样,写作也不能像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写到:“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师上来就是一个大红道:“Too chatty!This is not writing!”。当我连续使用同一个结构时,老师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个词在相邻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老师会划出该词,并批上“Bad style!”的字样。老师改过几次作文之后,我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入选的有吴一安、秦秀白、王英凡、唐闻生和我等9个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班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办这个班的初衷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高级外交翻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伊莎白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虽然没有当上大翻译,我的朗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一年长的出息。二是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Beijing Review(那时叫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学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译法,包括“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粮为纲”等。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小说原著的人刚接触Beijing Review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语不是为这种中国式的表达而造的。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尽管有人常批评China Daily和Beijing Review的英文有很浓的中文味,但是这种英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而且,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种变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总可以找到解释原文的方法。有点中国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乡土气息,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短语,只能先直译过去,再加个长长的脚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拿Beijing Review做课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做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但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只是时间的先后顺序记不太清了。一是我们学了翻译,特别是汉译英。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他们都很有水平,上课也非常有趣。这门课使我认识到,英文不学到家,翻译是谈不上的。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汉语文字看似已懂,实则不然。例如,汉语的小句,在英语中要降格为从句,才能真正体现原文中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并保证译文准确、可读。翻译远不是词与词、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是做不了翻译的。比如遇到“摇羽毛扇的人”(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若直译为“the person who waves a goose-feather fan”,那就是败笔,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如果加上“mastermind”,就清楚多了(见《汉英词典》第1183页,外研社)。但有时这个典故也用作贬义,指在幕后操纵或出坏点子的人,这时,可译为“a person who pulls the strings―the string-puller”。不过,上述例子仍属于翻译中浅层的、局部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要想翻译《红楼梦》,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

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五年级学了不少《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文章。那是在1965年,全国正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教学上开始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进入了课堂。客观地说,《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是我国几十位翻译家花了多年的时间,经过反复推敲而打造出来的一部精品。裘克安、庄绎传老师都参加过此书的翻译,并给我们讲过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现在,没有人再拿英译《毛泽东选集》当课本了,或者有人始终看不起这样的翻译。但是,我要说,我们从英译《毛泽东选集》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体验翻译过程,认识翻译技巧,感受文化异同。举几个有趣的例子吧。当时我们每天背颂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乍一看,这句话简直没办法译成英文。等我读了英译文才知道,原来自己根本就没读懂原文。“阶级斗争”一词,我一直把它当作名词词组来看待,所以无法翻译。而英译文为:“Classes struggle, some classes triumph, others are eliminated.Such is history, such is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译得妙极了。有些中国俗语译成英文也相当困难,要想 译得准确、地道,必须要下一番工夫。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说,“凡事应该动脑筋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英译文为:“We should always use our brains and think everything over carefully.A common saying goes:„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 In other words, much thinking yields wisdom.”注意,第一句加了主语“We”,“hit upon a stratagem”译得好,还有“yield”也用得恰到好处。这些用词,只有英语语言造诣极深的人才想得出来。另一条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仅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英译文为:“In approaching a problem a Marxist should see the whole as well as the parts.A frog in a well says, „The sky is no bigger than the mouth of the well.‟ That is untrue, for the sky i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mouth of the well.”注意,这里的“no bigger than”用得好,“the mouth”加得准确,将“坐”字漏掉,处理得好,“the size”又巧妙地避免了重复。

回忆起来,在北外学习期间,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那时,虽然我们没有“快译通”、“文曲星”等“现代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作业改得细致到家,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真庆幸,那时“托福”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时也觉得学了不少英文,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教过几年书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其说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首先,在备课时,我通过大量查词典,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备课时,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有些词是先查英英词典,再查英汉词典;有些是先查汉英词典,再查英英词典。查词典的过程中,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时在一个词上花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接着,我就借助词典,参考教案,转述(paraphrase)课文上的难句。一节课准备下来,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以便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的口、笔语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使”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二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5―6条新闻,写出7―8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刘承沛老师拿过笔来唰唰就改。不一会儿,我写的东西就变得面目全非。他下笔之快,用词之准,文体之潇洒,实在让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对我这份“兼职”的最好回报。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还有,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我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翻译、报刊阅读。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讲得深,学生才不至于浮在表面。为此,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社会意义、文体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老师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不仅有语言信息,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课上得引人入胜,师生双方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质量(教育家叶澜先生语)都得到提升。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和文化书籍等。有一次,为了讲几篇有关中东的报刊文章,我把中东战争史查了个遍。学生听得异常兴奋,无意中就吸收了很多信息和语言知识。为了把历史讲解得更生动、精彩,我随后还阅读了《邱吉尔战争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这批书从另一方面开阔了我的视野。这些书都是关于当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史料翔实,风格大气,语言堪称精品。特别是邱吉尔的书,气势宏伟,场面壮观,思想深刻,充满智慧。他的语言使我对语言的力量与神奇感到惊讶。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 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看到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我们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实的。两位先生让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研究生班开班不久,许国璋先生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参观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他站在离书架三米开外的地方说,“要练出两种本事。一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一部书,也就是说,要记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系资料室的某一个section应该有的书。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们缺某部词典(O.E.D.),或缺某种杂志(如美国的Language)。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书架 Language杂志合订本前,他得意地说,“我们是最近才开始订Language 的,我还亲自给杂志社写信,把过期的几十期统统补齐了。要等现在再补,可能已经绝版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他在多处驻足,评说着词典、百科全书、companion(指南)、文学名著、文艺批评、西方哲学、文化、历史等书籍及国内外的多种杂志。让我们吃惊的是,点评哪个角落的书,他都如数家珍。若某本书不在,他会发现放错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员询问书的去处。他还说,书要年年购买,要留意国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书就一定买到,否则别人会笑话。言谈之中,他对书的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参观在弟子们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对北外的图书馆熟悉到这个份上?

此外,我们那个研究生班还有幸请到多位外国专家来讲学。讲语言学的是英国人John Reed。此人闲话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接触普通语言学。我们这些毫无语言学根底的人,首次读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但还没有看到他的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记得那时我们对lange和parole,signifier 和signified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鲜。当时因为图书资料奇缺,我就把Reed 先生的7、8讲的讲课录音一字不漏地听写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听写,许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我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另一位讲语言学的是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安东尼先生,一位热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十年文革使我们对外界了解甚少)。尽管这些信息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新鲜。还有一位教英国文学的专家是英国文化处派来的布朗先生,此公学问不错,但是态度傲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愤怒的青年人运动”(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这里,我不是单纯列举事实,而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因为深感自己耳目闭塞,因此下定了奋起直追的决心。当时的十几名学生学习起来如饥人觅食,势不可挡。拿到一部经典、名著,常爱不释手,读个通宵。读研究生的前两年,我就写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评论“愤怒的青年人运动。”我读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阅了当时(60年代)的社会背景,又读了重要作家对此次文学运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先用英文成稿,交给布朗先生一阅。他大为高兴,在我的文章后批上“Tour de force”(法语,意为“出色之作”),他还当面对我说:“I fee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后,这个傲慢的人也变得友善了许多。得到鼓励后,我大着胆子把文章给王佐良先生看。几天之后,他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把文章译成中文,明年三月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第一期给你登一登。”还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乔姆斯基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于第二年发表在复旦主办的《现代英语研究》上。那似乎是国内生成音位学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是许老让我读了这本书。读过之后,我用英文写了个paper,并将文章给安东尼先生看。他说:“It‟s very good.You‟re a complex person.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听了他的话,我放心了。接着,我又把文章变成汉语,给许老看。许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后面那些元音重读规则过于技术性,他没有看,就说,“你寄出去,让他们去改吧,复旦会有人懂。虽然那篇文章只介绍了乔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简单的三章,但它的发表给一个初学者带来的自信与愉悦却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读懂当代最深奥的音位学了。

总之,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藉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每个人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学问与教学的精细。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惟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象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王仁清教授 篇2

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有一个信仰体系的,主要就是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替,互相补充。所以这个信仰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时代,它的信仰体系也在发生转换。

记者观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信仰问题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我们想知道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分析一下目前现状,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有什么信仰?

曹锦清:关于信仰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到底还有没有信仰,可以这样说,既不能说没有信仰,也不能说有信仰,但是现在出现了多元的信仰。比如说传统的佛教,我们也能够看到各大寺庙的香火,能够看到不断增多的各种佛学院,各大寺庙的和尚也多,各个年龄段的教徒也都有。但信徒里面也是不一致的。核心的信仰估计是和有求必应有关系,这是佛教里面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是佛教本身的内涵的问题。佛教本来讲究的就是无所求,因为有所求就是苦。佛教里面讲的是“八大苦”,生老病死可以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任何生物都会有生老病死,然后有社会属性的苦: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聚,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表现。其原因当然与欲望有直接的关系。在小型的静态社会,人的欲望不是没有,而是小一些,像最基本的欲望就是吃饱喝足。个体生命的存在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吃饱了就要繁衍,总还得有性吧,那么性就要通过婚后家庭生活来保证,用婚姻制度来防止男性之间争夺异性的战争。这就是婚姻制度的两大功能。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有一定的婚姻制度,有一定的小的生产制度,有一定的分配制度,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在一个不流动静态的社会里面,各种欲望都习惯被习俗所规范的话,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之后才可以产生各种艺术形态和宗教信仰体系。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就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年年有余,岁岁平安。

记者观察: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社会,一般的老百姓生活就比较平安,也就心满意足了。

曹锦清:是的。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有一套信仰,这个信仰体系的作用,主要就是规定人们生活的意义。你活着是干吗的,他就回答了,勤劳节俭,家和万事兴,繁衍后代,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这就是人生的意义。而且每一代年轻人的婚姻都这样规定了,婚姻制度就是合两性,合两家之好。这个意义就是指挥棒。在意义指导下的各种规范就可以具体到任何一个角色:做父亲该怎么做,母亲该怎么做,孩子该怎么做,兄弟该怎么做,妻子该怎么做。把这种观念政治化了之后,那么你当君主的该怎么做,做官的该怎么做,儒家就很概括地总结为“修齐治平”,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

而佛教叫你看破红尘,叫你进一步地压制欲望,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所求,无欲则刚,你不会求别人了,你也没有那么多的苦恼了,所以佛教的核心是要消灭欲望。在秩序崩溃的封建社会里面,如何来消除恐惧消除苦难,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无欲。它主要是这个意义。

而道教规定生命本身,肉体的存在是最有意义的,讲身体要保养得好,延年益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个体、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履历当中,形成不同的需要,所以它注重养生。对待人的肉体,道教和佛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是没有错的。传统社会的主体有两类人物,一个是纳粮当差的农民,再一个就是为国家服务的士大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传统的社会它有一个信仰体系是没有错的。这个信仰也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时代,它的信仰体系也在发生转换。

进入近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忧患意识很浓,但基本上没有丧失信仰,还没有到了那种无信仰状态。这个信仰很具体,就是国家、民主,其目标就是复兴。

曹锦清: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被列强瓜分,处处挨打,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在传统信仰、传统知识体系里面,寻找到应对工业化之后的那种武器,所以转而向西方学习。他们以救国救民为目标,从西方输入不同知识,主要就是两大派,一个是自由主义派,另一个是马列主义派,当然还有无政府主义派。各种派别都进来了,主要的就是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派,他们都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论。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寻找中国改革之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也可以叫做信仰体系,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总的来讲就是在这个主旋律下面活动的。他们信仰国家民主,目标是为了振兴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然后寻找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它,老办法不行就用新办法。新办法哪里来,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近代史总的来讲,尽管忧患意识很浓,但基本上没有丧失信仰,还没有到了那种无信仰状态。这个信仰很具体,就是国家、民主,其目标就是复兴。各种西方公认的主义,在中国只是作为一个复兴的工具而已。自由主义观念认为,一个人要独立,就需要发达,在发达的基础之上,组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这就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进化制。进化论认为中国需要经过若干阶段才能够达到目标。这时候马列主义进来了。马列主义中包含了历史发展论。经过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改造,变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趋势,尤其它的历史观,它告诉你中国人民现在处于何地——半殖民半封建;告诉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从封建社会转化而来的,到了鸦片战争被西方国家打了以后,原来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它告诉你中国的历史是什么——鸦片战争之前也经过奴隶制,再以前就是原始社会;然后再告诉你我们将到哪里去——现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那么第一步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先是反帝然后就是反封建,然后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再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就是大同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成为那个时代救国救民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共同的信仰。其实国民党也不能说没信仰,三民主义就是信仰。但这个信仰没有完成,最后腐败了。尤其抗战胜利以后,它的整个信仰体系土崩瓦解,所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记者观察: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记忆犹新。

曹锦清:当时在相互竞争的集团里面共产党最有信仰,所以它没人有人没钱有钱,没有群众有群众,因为它赢得了民心,最起码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对土地的渴望,也满足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统一国家的要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选择留在大陆,因为他们认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以在内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80%都留在大陆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要解决挨饿和挨打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首先就是奉献。奉献对象是人民、国家,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时候,奉献、牺牲作为一个主题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这个信念把当时中国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但10年文革把这个信仰破坏了。

曹锦清:在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之后,中国政府努力解决长期以来的两大问题,就是挨饿和挨打问题,共产党优先解决挨打问题——一般人都赞同,知识分子也赞同——主要就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这就是信仰的一个内容。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首先就是奉献。奉献对象是人民、国家,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时候,奉献、牺牲作为一个主题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这个信念把当时中国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一直到了1968年,在一片混乱中,上山下乡运动来了,怀疑起来了。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就觉悟了,人民群众对阶级斗争已经厌恶,对斗争的意义也怀疑了,这就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民族的心理基础,使得中国加快现代化发展、改善民众生活,满足人民更多自由,少点斗争多点和谐成为普遍的情绪,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歌曲都充满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旋律是明朗的,昂扬向上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市场对配置生产要素的调节、推动生产力发展、增加财富总量方面确实是有效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也确实对原有的信仰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为原来的目标是整体的、未来的——整体是中华民族,未来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信仰体系是以牺牲和奉献为主题的。但这个信仰体系在“文革”的中晚期已经背离了很多人的生活经验,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东西被指责为假大空,而“文革”本身就成为破坏这个信仰的一个运动——对某种信仰放弃的运动。所以人民要求更多地返回个体,返回生活,返回自由,这个要求是和市场经济开始时一致的,所以上世纪80年代整个农民还是乐观向上的,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是急切的。高考恢复了,许多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了,所以20世纪80年代整体都是比较和谐和乐观的,热切期盼的那种情绪基本是那个年代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顺乎天应乎民的。

市场经济把所有的人从过去整个社会是一个共体型,肢解为一个个为自己谋利益的个体,由原来的“铁饭碗”,相对平等、安全的体制进入了一个逐步展开的自由的体制,所有家庭都被迫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漩涡中,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风险,所有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当下和未来而努力工作。这个时候信仰就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信仰是和某个群体的共性有关、和某个群体的利益有关,是关于整体性的信仰,是指向未来的信仰。而现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体系不可能维系了,而且这个体系要重建的可能性不大了。

记者观察:那么为什么后来却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分裂?

曹锦清:市场经济一旦展开以后,就产生了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官倒”,知识分子要求自由民主,老百姓也切实感受到了官倒带来的腐败。这是市场带来的一些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私人经济发展起来了,招商引资也加快了,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了,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市分化开始了,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了。因为市场经济使所有家庭所有个体都从原来所属的单位即对生老病死有保障的那个安全的体制中自动地跑出来,或者被动地驱逐出来了。农民首先从大集体那里被抛出来了。原来那些有病的人,被大集体抛弃之后就面临生存问题,他们留恋那种集体生活——只要合作化和公有制体制搞得好的,就有人留恋;搞得不好,就有人要砸破这个体制。所以市场经济就是一步一步地把这个缺乏自由,缺乏选择职业的自由,缺乏获得更多货币的自由,甚至也缺乏选择两性关系自由的体制打破。由原来的“铁饭碗”,相对平等、安全的体制进入了一个逐步展开的自由的体制。但这个时候人们却感觉到不安全了,所有家庭都被迫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漩涡中,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风险,所有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当下和未来而努力工作。这个时候信仰就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信仰是和某个群体的共性有关、和某个群体的利益有关,是关于整体性的信仰,是指向未来的信仰。由于是指向整体所以约束个体的欲望,由于是指向未来所以约束眼前的欲望。而现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体系不可能维系了,而且这个体系要重建的可能性不大了。

闽侯状元王仁堪[最终版] 篇3

王仁堪,字可庄,号忍菴,福建闽县(今闽候)人,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祖父王庆云,官至工部尚书。仁堪于同治十三年,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光绪三年,登一甲一名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五年,充武英殿协修官。时清廷派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伊犁于1871年为沙俄侵占)。崇厚在沙俄胁迫下,于光绪五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致使中国仅收回伊犁,但却丧失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大片领土。一时国内舆论哗然。王仁堪也十分气愤,与前科状元、修撰曹鸿勋等24人联合上疏,弹劾崇厚误国。在国内舆论及朝臣纷纷上书指责的压力下,清政府也认为“俄人与崇厚所议约章,流弊甚大”因此拒绝批准,并将推崇厚革职治罪。

光绪六年,仁堪受命提督山西学政,继而,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南书房,光绪十四年,紫禁城太和门遇灾,光绪帝下达遇灾修省之谕,仁堪又与曹鸿勋应诏陈言,极论时政,时值慈禧太后为庆祝60岁生日,移用海军经费重建颐和轩园,他极陈其非,指出:“颐和园虽极壮丽,在皇太后所处不过一室之间,所览不过一山一水之胜。若因此而民生愈蹙,皇太后虽日居胜地,未必不戚然不欢也,”请求停止颐和园工程,言甚切直,耸动中外。光绪十七年,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到任不到5日,发生丹阳教案,为处理好各地教案,他向总理大臣上书,请求议定章程,洋人无护照者即属流亡,如私至各处为非为歹,应按中国法律治罪,在任期间,除弊病,行善政,颇为人所称道,他常以为“亲民之官当知民之利病,乃减从巡行险阻,究僻靡不周览,”当地多岗陇,遇旱成灾,他慨然以开设渠塘以防旱灾为已任,考虑到官款难以求到,又不愿增加捐税以加重百姓负担,于是便向自己诸亲朋故旧请求捐款和自己的俸钱也同时奉献。当富商巨贾知道后自感,乃纷纷捐助,先后得钱三万余缗(串)。他亲自带领熟悉情况又愿为百姓效劳者测量地形。选定塘址,开塘2300多个,修筑沟渠闸坝以百计。前后历数十日,他也因劳得疾,还强起办事。

光绪十八年秋,当地发生洪灾,他于朝廷赈济之外。又发动当地富绅巨贾捐资救助灾民,并借官钱于灾民,让无资养牛将卖牛者,得以“牛赈”以备春耕,同时采取以工代赈之法,动员灾民疏浚河道,排除洪水,水退后。又将赈灾所余之钱,按区分储,用来兴修水利,开办学校,并且出私钱在府治前修建南棂学舍。

光绪十九年七月,调苏州府,一到任就患痢疾,仍坚持清除积案,未两月,结700余起。10月举冬防,子夜出巡,不幸中寒病逝。恶耗传到镇江,士罢业。商罢市,野缀耕。没有不欷虚流涕的,他们书写其政绩呈于督抚,经总督刘坤

王仁清教授 篇4

在全省服务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一、充分认识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

国务院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明了服务业发展方向,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已初步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条件。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适应对外开放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加快发展服务业,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业体系,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丰富产品,并成为吸纳城乡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繁荣发展服务业的政策。为此,各级各部门必须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二、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发[2007]7号文件

按照国发[2007]7号文件要求,结合我省目前实际,加快服务业发展必须要突出八项重点:

(一)服务业发展定位问题。省委书记李建国同志在省八届十 1

五次全委会议上明确提出:“坚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为此,必须按照省委、省政府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目标任务,从我省经济大省、资源大省、能耗大省的实际出发,把发展服务业作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抓紧抓好。

(二)服务业发展理念问题。服务业发展事关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和实效,一个服务业产业往往涉及多个产业领域。为此,在发展理念上不能就服务业而发展服务业,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用产业链条延伸的思维方式来谋划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化旅游、大型专业市场、商贸流通、会展经济等方面更要运用好产业链延伸思维。

(三)服务业发展重点问题。要适应建设制造业强省的发展战略要求和居民消费升级的形势,进一步优化服务业行业结构,突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努力发展面向民生的传统服务业,全面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要有序发展金融保险业,以提高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行业的服务水平为重点,以融资形式多样化和信用手段现代化为方向,加强金融服务业产品创新,完善网络建设,优化金融服务,积极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系。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强物流资源整合,通过现代物流管理技术推广,促进企业内部物流社会化;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加快物流集聚区建设;加强公路、铁路、民航、内航、远洋等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提高运输业规模效益。要积极发展科技和信息服务业,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加强社会公共服务业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建设,推动电子政务深入开展;健全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实现会社会范围内科技资源共享。要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把我省的好山、好水、好文化策划化,实现好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使我省真正实现

由文化旅游资源大省向文化旅游强省的跨越。要规范发展房地产业,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普通商品住房供应,建立合理的住房供给体系;加快建立房地产拍卖和交易市场,发展规范房地产咨询、评估、经纪代理等中介服务,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结合“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供销系统“一个网络、两个平台”建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民生活服务体系,努力构建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丰富农民生活的农村服务业体系。

(四)服务业发展载体问题。加快服务业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平台与坚实的载体。就我省而言,重点要集中精力抓好100个大型服务业企业集团、50个服务经济示范市(县、区)和30个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其中,大型服务业企业集团的主导产品要明确、竞争力要强并能够代表同行业的最高发展水准;服务经济示范城市要找准发展优势、突出发展特色,明晰发展思路、搞好功能定位,促进城市服务业结构布局优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集聚区要编制好专项规划,搞好评审论证和授牌认定,尽快形成一批带动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服务业增长极。同时,对确定的大型企业集团、服务经济示范城市和服务业集聚区要明确标准,区别对待,重点考核,动态管理。

(五)服务业发展改革问题。加快服务业发展必须要加快服务业改革。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业企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的原则,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将营利性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并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继续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配套服务改革,推动由内部自我服务为主向主要由社会提供服务为主的转变。要明确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公益性质,对能够实行市场经营的服务,要动员社会力量增加市场供给。要按照国有经济布局

调整的要求,深化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推进资产重组,促进资源整合。同时,要积极推进国有服务业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六)服务业发展投入问题。目前,我省服务业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30%左右,较发达省区低10-15个百分点,服务业投入不足、发展滞后的问题十分突出。当前,必须要明确服务业投资方向、拓宽服务业投融资渠道。在投向上,要突出服务业基础设施、产业和产品打造以及解决流动资金难题三个方面的重点。在方式上,发挥我省地处沿海的区位和人力资源优势,搭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平台,吸引国外大企业、大集团进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抢抓国际服务业资本转移和扩散的机遇,推出一批服务业项目,采取收购、兼并、联合、重组、合资、合作等形式,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正确处理“突出重点”与“带好全面”的关系,发挥政府引导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管好用活服务业引导资金;改善投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和实力雄厚的工业大企业、大集团投向服务业领域,逐步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服务业投融资格局。

(七)服务业发展品牌建设问题。服务业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要为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为此,无论是事关群众衣食住行的服务业,还是为工业企业配套的服务业,必须要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必须要打造一批在省内外、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良好信誉度的服务业品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制定服务业品牌创建计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推进实施名牌战略和扶持服务品牌的工作力度,为服务品牌的培育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八)服务业发展人才问题。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必须要有高科技、高素质的人才相

适应。为此,必须要依托高等院校、职业学院、技术学院等加强对服务业人才的教育培训,增设紧缺专业,培养急需人才;有计划地选派优秀服务业管理人才到发达国家学习,培养造就一批开放型人才;以大型服务业项目、科研开发课题为纽带,吸引科研型、技能型优秀人才,用优惠的政策、良好的环境为留住人才,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保障。

三、加强对服务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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