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工作室

教授工作室（共12篇）

教授工作室 篇1

5月15~16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教授在江西指导现代农业和农业机械化工作, 出席了在成新农场召开的江西水稻机械化精量穴播技术现场观摩与研讨会。江西省科学院院长王晓鸿、江西省政协常委石庆华教授、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刘光华、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贺浩华和黄英金等出席了观摩研讨活动。

5月15日, 由江西农业大学工学院和江西成新农场联合主办的江西水稻机械化精量穴播技术现场观摩与研讨会在成新农场召开。与会专家对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和农机农艺融合进行了研讨交流, 听取了江西成新农场现代农业发展情况介绍, 冒雨观摩了成新农场早稻和一季晚稻机械化精量穴播后的长势情况, 参观了成新农场院士工作站和“智慧农业”调度指挥中心。

罗锡文院士在研讨会上作了《水稻生产机械化新技术与新机具》的主旨报告, 介绍了当前国际上水稻生产和机械化技术应用情况和该院士团队开展水稻生产自动化耕整、激光技术平整、机械化精量播种、无人飞机植保、农机农艺技术融合及水稻制种生产机械化等技术开发研究应用情况, 展望了现代农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前景。

刘光华副厅长在研讨会中作总结讲话。他指出, 一是感谢罗锡文院士对江西现代农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这次通过课题合作方式, 该团队与江西农业大学、江西成新农场开展水稻机械化精量穴播技术示范推广, 院士来江西示范田现场指导、作主旨辅导报告, 为江西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上了精彩的一课, 为江西现代农业和农业机械化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我们要深入学习、认真吸收, 把院士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运用到现代农业发展中去。二是对成新农场的现代农业发展实践成果深受鼓舞。成新农场有着优越的粮食生产种植环境, 一直开展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实践探索, 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而且“智慧农业”物联网技术示范应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让大家备受鼓舞、增加了发展现代农业的信心。希望在与罗锡文院士团队开展课题合作基础上, 取得更好、更大的发展成效。三是农业部门要多关注、多支持成新农场的发展。下一步, 省农业厅要把成新农场的好经验、好做法向全省粮油农机综合示范区推广, 适时在成新农场组织召开经验总结和现场会, 努力向全省推广现代农业发展经验, 推进江西现代农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变化、新成效。

据了解, 江西成新农场今年首次开展水稻机械化精量穴播技术试验示范, 早稻完成200亩、一季晚稻将完成350亩以上, 采用水稻种子机械化精量穴播方式, 每天可以作业80亩, 每亩能比撒播节约一半的种子用量, 采用机械直播比机械插秧效率更高, 而且能够有效解决机插秧返青期问题, 经济效益非常可观。经过现场观摩和技术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在江西适宜的地区进行水稻机械化精量穴播生产推广的可行性, 讨论了江西省水稻机械化精量穴播技术方案, 包括品种选择、播量、播期、施肥量和技术操作规程等。

省农业厅计财处、农机局、粮油局、科教处、农技推广总站、植保植检局、种子局、农机研究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科学院、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和农业工程研究所、江西省监狱管理局及鄱阳县、修水县、瑞昌市农业局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70与人参加了观摩研讨会议。

5月16日, 罗锡文院士先后到湖口县观摩再生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到都昌县参加九江市水稻机械化精量穴播技术观摩研讨会, 继续指导江西现代农业和农业机械化工作。

教授工作室 篇2

所属部门：某某大学某某学院

直接上级： 院长

工作等级：高级

分析日期：20xx年 工作职责：

1、担任教授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担任主干课程的讲授工作，组织课堂讨论、社会调查等；

2、承担本专业的教学工作，完成额定教学工作量，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要求完成授课、答疑、考核（含考试、考查）等教学任务；

3、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在教研室领导下带头从事科研工作，完成额定教研、科研工作量，参加各部门组织的学术交流，了解和掌握本学科的新进展、新成就，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4、指导下一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教学、科研和业务训练，参加系部的师资队伍建设和专业发展工作；

5、主持或参加编写、审议新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主持或参加教学法研究；

6、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做好青年教师的表率；

7、根据工作需要，担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或教学、科研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8、完成室领导下达的其他工作任务。职务：某某大学教授

职务编号：88888

资格条件：

一、思想政治条件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忠诚人民教

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教师职业道德评估合格以上。

二、学历、资历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后，取得副教授资格，受聘副教授职务5年以上。

（二）未具备上述规定学历（学位），取得副教授资格后，受聘副教授职务5年以上；或具备上述规定学历（学位），取得副教授资格后，受聘副教授职务3年以上者，任现职期间，如其业绩条件与论文、论著条件符合第七条要求，则可破格申报。

三、外语条件

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 篇3

眼下谈起大学教授这个“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的社会声望，显然是个沉重的话题。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刊登一篇题为《“教授”贬值为哪般》的文章^１，称“教授满街走”已是中国高校教授成堆的写照。该文举例说：１９２７年时的南京大学（时称第四大学）没有一位教授，即使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吴有训博士、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博士、法国国家科学院毕业的严济慈博士，也都只聘为副教授；而现在南京大学的教授已达千多人；故该文还引用这个学校一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对学生说的话：“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对此，季羡林先生也曾说过：“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为‘讲师’。”

说现在的大学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过于偏颇，我不太同意。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作为自己耳闻目睹的一种理性观察和实际接触，我一直相信，不很合格的教授毕竟是少数，多数教授、尤其是那些身为白丁的“纯教授”，其行为价值的取向仍属于置身学问并埋头苦干的“脊梁”一类，且当中不少人顶住了“官”念和外来高薪的种种诱惑而坚守住自己对学术本位的诉求，他们的贡献率无论如何都对得起国家给他们的俸禄。但近些年来，大学教授贬值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为什么过去的大学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羡林先生语），而现在的教授却如此“沦落”，反差的致因值得探究。谢泳先生认为：“过去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２不过，今日中国重点大学校园内所谓“五步撞一教授，十步撞一博导，五十步撞一院士”的现象^３，只是从“教授通货膨胀”的角度，论证当下教授贬值的一个原因；而真正导致教授身份危机的核心原因，恐怕还是指今日教授的精神气质和专业水准较之过去的教授，在社会权威、信任度等方面的“正面得分”明显偏低，这使我萌生了写这篇“比较研究方向”文章的动机。

其实，探讨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的内涵，不需要用很多学理语言进行归纳描述。概而言之，一句话即可：专业能力与公共能力兼容并包，是教授身份同行认可和社会认可的坐标。因为，教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准具有相互关联的两极张力。前者指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物，所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意识；后者指教授的专业能力。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４。

教授的精神气质也可理解为是其形成自己专业能力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品质”。当这种人格品质面向公共社会领域时，能够展示其揭示、分析公共问题所蕴含的专业内涵，同时以大众知悉的表述方式介入公共话语。一定意义上讲，教授社会权威地位的支撑点，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是专业规范的立法者，还要看他们能否跨越其专业领域，并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找一个自然融合的关联点，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公共规范的立法者、护法者，从而解释生活、申诉正义、张扬民主，履行教授的社会责任。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５。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提了几点希望：希望知识分子首先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学问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的意思”。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

我在一堆资料里寻找说明过去教授精神气质的事例时，发现符合金岳霖先生价值定位理想的教授，在过去“手工生产”教授的年代里，能找到不少佐证材料。有人说：怀念过去，多指怀念过去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查阅中，我也仿佛找到了这种感觉。根据精神气质的价值取向，归纳过去教授的行为特征，大致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观察：

一是首先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大学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教授具有超过常人的专业知识。教授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和条件，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也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与本质。另一方面讲，教授是依靠学问谋生、因学问而存在的人，对学问的态度与工作质量如何，亦是检验教授资质是否合格的惟一标准。１９４０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６当然，这个例子所述只是一介个案，不好以此作为判定当时社会中官员和教授所处状态的惟一参照。但至少可以说，那时尚有一些教授鄙薄做官发财且对自身的价值有充分自信。然今日中国的大学教授还能有此等风范吗？有，但可能已不多了；因为当不当官，与能否更加容易地得到我们目前高校行政教育主导下的如课题项目、研究经费、获学术奖项、资助出版专著、荣膺评委等关系极大。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严重失衡，使现在的教授很难在官位利益诱惑前发出“我是一等人才”的豪言壮语——哪怕你确实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然，官本位体制下，也难以造就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品质的教授。

二是教授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教授以“学术为业”的基本价值取向，独立人格则是其在治学过程中勤于思考，崇学进而形成真学问的自然产物。可以这样说，自由思想是治学的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治学理念，不可能有真学问，而没有同行认可的学术水平，独立人格也无从谈起。前者致力于探索学术研究的专深程度，后者则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所秉行的社会批判精神。１９５３年，郭沫若先生拟请陈寅恪先生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口述了一封题为“对科学院的答复”（信由当时劝其北上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记录）的信。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俗谛，当时即指三民主义）^７分析中外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能发现，没有功利色彩、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若视为一个整体，只能是遵循学术规律或民主社会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是教授身上极强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指在尊重人、以人为本的前提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教授的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严格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将自己的价值首先定位于专业规范的界限之内；于公共方面，过去的教授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主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能就社会问题所蕴藏的专业内涵进行准确的理性判断，同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公众甚至政府的价值行为取向，凸显教授的“士气”。这里，通过了解过去的教授经常以“联名”形式公开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宽”度，能清晰地领悟到他们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而表现出的强烈社会道德感，这也是过去教授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１９２３年２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８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７日，来自西南联大的沈启元、李树青、费孝通等八位教授，针对因物价剧烈变动，导致“后方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的情况，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的意见》一文^９，认为政府“若不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１９４６年９月创刊的《观察》杂志，发行期间也能经常看到教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处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问题不满的公开“联合声明”，如朱自清、向达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１０；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四十八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１１，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１２，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于另一方面看过去教授人文精神的范式意义，其对学生人格影响的深度同样值得“怀念”。梅贻琦先生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１３换言之，教授从事的“高深学问”能为同行、学生和社会认可并受到尊重，本身就是教授“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的自然结果；而教授借助于其“高深学问”向学生“传业、授道、解惑”的过程，则意味着他们对学生形成良好人格品质的影响力，较其他教师更具渗透效果。学者殷海光先生认为对他人格的影响除五四运动外，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教授了。他说：“碰见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１４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当时教授在学生心目中的“师表”魅力。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无非有两层含意，一指其学术权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状态，二指其公共道德影响力日趋式微。如果按时间顺序类比中国出现现代大学以来的公认学术权威，大致可分成三个比较阶段：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中国开办现代大学后不久就形成的；第二代学术权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教于当时国内各知名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第三代学术权威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但公认的似乎不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于１９９４年参加清华校庆时，看到校园内一群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左顾右盼，发现其中多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于是感叹：“四十多年清华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１５这种感叹是耐人寻味的。清华几十年都不出大科学家、大学者，奈何其他大学？这其实于侧面已说出现在教授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了。若细分，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深究。

专业能力浅薄导致教授缺失学术权威地位，是现在教授普遍“边缘化”的核心原因。目前，由于教授职称是大学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希望戴上教授头衔不是看重它的学术权威意义，而是试图通过教授作为“升迁平台”，以向行政方向转移工作重心。如此对教授内涵的“理解”，加之大学教授的产生过程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运作模式，其客观性、公正公平性完全取决于评委们的道德自律，当这种自律受到方方面面的学术外因素干扰时，若失控，“评”出一些真的“假教授”是很正常的。如前所述，教授称呼的题中之义，是首先要在科学上做出贡献，这是教授“合法”存在的灵魂和本质。相反，教授的学术研究若只是基于功利目的，或是视为自己谋“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必然使学术研究这一极为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异化为作秀式的“学术表演”。朱学勤教授认为，一年一度的大学学术评奖、评职称，便是大学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集中释放大学体制性毒素的时候”^１６。依我的观察，体制性毒素对现在教授行为取向的负面发酵功能，主要表现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黑色的“学术幽默”。学术幽默的实质说轻一点可理解为“学术动机不良”，说重一点就是“伪学术”。它的主要特征是对学术成果的内容、水平及社会独立评价、社会效益等置若罔闻，好坏不分，轻质重量，且因行政权力主导的科研评价体制惯性使然，加之权力因素、人情因素甚至金钱因素的纷纷介入，它至少已部分地成为了一些大学特权人士占据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学术资源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前不久，报上披露的两条学术“八卦”新闻，堪称了解当前大学这种学术认定标准“动态”的另类窗口。第一条，广东某知名大学一次就审批通过了四十八位博士生导师，其中还有既无研究生学位、也从未独立指导过研究生的处级官员；第二条，江苏某高校的膳食科长也在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如此“戏评”比教授还尊贵的“博导”头衔，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否则，学术荣誉极容易落到那些对于严谨的、不带偏见的探索性研究没有多少兴趣的人身上^１７。

“学术幽默”另一个恶劣的导向作用是败坏学风，使学术腐败现象呈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尽管不善学术幽默者往往都是真正的崇学、实学者，但在这种泡沫学术的导向下，基于“适者生存”的本能，他们可能只能面临两个尴尬的现实选择，要么学术地位边缘化，要么调整思路掌握玩“学术幽默”的技巧。同时，学术幽默也使得一些教授逐渐丧失依靠专业能力介入公共领域的理性思辨角度，使其的社会权威认可度大幅下降，难以扮演或实践过去教授的社会角色定位。道理很简单，教授专业研究能力的缺失，便会诱发其萌生专业学术权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绪体验；显然，这种由学术贫困引出的学者自信心一旦流失，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教授独立人格就没有生存的可能，而独立人格的衍生品质，如社会道德感、批判精神等也就烟消云散了。

学仕一体导致学官与教授身份混同。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仕“一体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状态了。这种融合的突出“成果”是：高校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科级教授、处级教授、厅级教授直到顶级的副部级教授（院士）；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估计是为方便无官的纯教授与“某级”对应，高校还流行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当然，这种换算仅仅只是一种比较参照，主要用途是在诸如学校要分配某类福利、尤其是需要捐款赈济灾民要确定教授个人出资的具体份额时，才在校园内的一些相关文件、通知上常见，官本位意识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的现象，说明我们对教授的价值系统认定已呈倒错态势。大学教授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虽然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教授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似乎是看重他们的价值，但若从理性角度推敲，这恰恰是学问没有地位的证明。正因为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的价值不被承认，所以才把他们“提拔”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一些在学术上极富才干，颇有造诣的年轻教授，为摆脱寂寞和受冷落的窘况，为享受“某级待遇”，只得调整“研究方向”跻身于官场。这种将教授纳入行政体制的人事安排，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使他们首先渐渐失去专业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同时也自然相应失去了建立在专业能力基础上对于学校乃至社会问题的诊断能力及热情，变成只会说围绕行政组织原则大白话的“社会贤达”^１８。

学术理念的物欲化导致教授与文人雅士的品质渐行渐远且几近世俗。语言学家姜亮夫先生在一篇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章中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的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１９这样的“雅景观”，眼下的校园不太常见了。相反，社会上、官场上流行的庸俗风气不同程度地在一些教授、尤其是那些“双身份”教授们身上发散开来，其中不少人的思维方式、举止言行严肃自省不足，随意甚至轻佻有余；吃喝风、裙带风、关系风、送礼风等均能在这些与时俱进的教授们身上找到佐证。

教授学术理念的物欲化，也使得高尚的学术研究于一些教授眼里，不再是钱锺书先生谓“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的地方了，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异化成赚取金钱和名利的手段，教授办公司、学者变商人成为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为避免市场法则对大学机体的伤害，国外知名大学一般不允许教授下海经商，若教授想办公司，则要解除其在学校的教授资格。估计是基于中国的大学需要用市场竞争的原理来进行自我改造以提高办学水平的考虑，作为一种中国特色，前几年七部委联合发文允许高校办企业，对鼓励教授下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国外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下海却往往以依赖学校的资源为主，且多是脚踏两只船，既是教授又当“老板”（不少学生习惯统称导师为“老板”），而研究生则成为他们的打工者。上海《社会科学报》今年３月１８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指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并“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胜利”，是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以每月五百到八百元不等的“补助”，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无疑，教授兼商人、学术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把昔日庄重圣洁的学府变成钟情于开公司及举办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凭班”之类轻浮的“学店”，也是导引当下学术腐败“蔚然成风”的原因之一。

结 语

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１９０１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已过了百多年。将这段历史粗分为两半，亦能清晰地看到，前半段尽管办大学的历史不长，条件也不好，但由于办学理念起点高，得益于遵循了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等国际上通用的大学办学惯例，因而造就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师、大家，并在较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批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南开、交大、西南联大等。杨振宁认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西南联大六年的学习生涯影响最大^２０。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办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遗产最具珍贵性。遗憾的是，中国大学后来的遭际正是抛弃了这笔珍贵的教育遗产，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１９９８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２００２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洲周刊》２０００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１９５１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２１。当然，这些官方眼里的“民间机构”评估是否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以及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姑且不论，可结果本身至少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倘追究目前中国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尴尬地位的责任，大学教授们难辞其咎。但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板子不能全打在他们身上。教授的主流意识还是恪守学术本位理念的，都是“官本位”惹的祸。因为，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并非圣贤的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而“抱定以求学为毕生追求”（蔡元培先生语），去专事寂寞艰苦的学术研究。所以，讨论现在的教授和过去教授之间总体学识水平和精神气质的差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类比，要旨是探讨导致这种差异的体制性原因。而恢复现在的大学教授建立在专业自信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以保证对教授学术成就的绝对尊敬要高于权力意志；其次则寄希望于教授们的道德自律。当然，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一点观察，重树现在大学教授的社会“权威”身份，也许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注释：

〔１〕苗体君：《教授贬值为哪般》，《瞭望》２００１年第２１期。

〔２〕〔５〕〔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９〕引自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５１、３４、３７７、３７８、３７８、３８、３７页。

〔３〕姚国华：《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０５页。

〔４〕〔１８〕任剑涛：《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志业抉择》，《东方》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６〕商子雍：《官是几等人才》，ｗｗｗ．ｂｏｏｋｅｒ．ｃｏｍ．ｃｎ。

〔７〕高墨：《清华思想讲座》，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１页。

〔８〕胡银根：《论大学教授的特征》，《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１３〕〔１５〕杨东平：《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２０２页。

〔１６〕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１７〕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０〕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教授工作室 篇4

今年8月, 在依山傍海、海风习习的港口城市连云港, 《视听界》举办了“2009广电媒介素养提高班”, 参与学员都是地方广电人。近年来, 状告新闻侵权的官司越来越多, 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令媒体和记者深受其扰, 广电新闻工作者迫切地想了解如何避开新闻活动中的法律误区, 对新闻侵权有着深厚研究的顾理平教授成为我们邀请的开课嘉宾。

多时未见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顾老师依旧气质儒雅, 谈吐睿智。顾老师待人亲切平和, 治学严谨, 给过我许多专业上的指导。顾老师的讲座, 不是凌空蹈虚的高头讲章, 也不是玄而抽象的空洞理论, 而是将案例与理论有机穿插, 语言幽默风趣, 不乏连珠妙语。讲座后, 顾老师接受了我的采访, 已经谈了3个小时的话题, 顾老师热情依旧, 一一道来。

新闻侵权案, 侵犯名誉和隐私占绝大多数

《视听界》:今年8月4日, 经太原市杏花岭区法院审理认定, 央视记者李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期4年执行。去年山西煤矿事故封口费事件亦让新闻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新闻记者把采访活动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这样的事情出现, 症结何在?

顾理平:2006年, 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中, 当时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研究新闻法学的专家学者归纳了14种新闻活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 其中较常见的违规违法行为是有偿新闻, 但是现在更严重的一种现象是有偿不新闻。以前是我给你多少钱, 你给我报道多少新闻, 现在更多的是, 我给你多少钱, 某些新闻你不要发出来, 即所谓的封口费。新闻记者变成了非正义的实践者, 而不是正义的维护者。还有一种违法行为是屡禁不止的虚假新闻。很多时候并不是记者不知道这是虚假新闻, 而是在某些利益驱使之下故意为之。有的虚假新闻已经假到令普通人都难以置信的地步, 但还是出炉了。在眼球经济时代, 经济利益是其出炉的主要因素。

《视听界》:广电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通常有哪些侵权行为?

顾理平:根据我总结的一个数据, 广电新闻工作者新闻侵权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新闻诉讼也比较少, 主要是因为他们手中的传播工具——广播电视新闻, 是稍纵即逝的, 对于普通被侵权者来说, 要保留证据比较困难, 因此, 即便侵权发生了, 上升为诉讼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个原因则是广电新闻工作者有较好的法律意识。但广电新闻工作者新闻侵权的案例还是时有发生的。

第一, 曝光隐私。中国人对隐私历来有不尊重、不保护的传统, 这跟中国人长期的生活文化背景相关。中国人向来把知晓对方隐私多少作为跟对方关系深浅的依据, 比如会问对方年薪多少, 年龄多大, 而这些都属于隐私的范畴。“私”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始终不太光彩,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人们把“隐私”和“阴私”混为一谈。阴私是不可为他人所知晓的内容, 而隐私是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内容。隐私的特点和新闻的特点正好相反, 隐私是不为人知, 而新闻要广为人知, 所以这两者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矛盾。我们时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媒体或记者侵犯他人的隐私。南京的某节目调解夫妻矛盾, 节目中涉及到了夫妻间的许多隐私, 如果妻子愿意曝光某个隐私, 但只要丈夫没有同意, 节目把这个隐私曝光出来, 同样构成了对隐私的侵犯。某一隐私如果涉及两人或者两人以上, 只有征得两人或者两人以上所有人的同意才可以曝光。隐私权包括当事人对隐私权的维护, 也包括对隐私权的放弃, 现在很多人在节目里曝光他们的隐私, 这就是他们放弃了对隐私权的保护, 这也是公民对隐私权的一种使用。

第二, 侵犯名誉。我曾经统计了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新闻诉讼案件, 侵犯名誉是最多发的一种侵权方式, 占到80%左右, 另外15%是侵犯隐私, 5%是著作权、肖像权等其他类别的侵权。中国人历来不重视隐私但重视名誉。名誉指对公民或法人关于品德、才能、信誉等的社会评价, 法人主要指企业法人。新闻报道本身就是涉及到对当事人品德名誉的一种社会评价行为, 如果评价稍有欠缺, 就会构成对当事人的伤害。新闻作品中有侮辱、诽谤他人的行为, 我们称之为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新闻侵犯名誉权一般表现为侮辱和诽谤。侮辱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暴力侮辱, 随着社会文明的提高,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种是语言侮辱, 这是时有发生的;还有一种是文字侮辱。名誉权是否受到侵犯, 看是否被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知道, 即使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骂得一塌糊涂, 只要没有第三人知道, 这就不构成对对方名誉的侵犯。而新闻作品中有侵犯当事人名誉的内容是不需要寻找第三人证明的, 因为它是广而传之的。这就是为什么新闻侵犯名誉权比较常见的原因之一。

第三, 未成年人的信息泄露。这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非常明确的注明。近年来, 不管是省台还是地方台的新闻栏目, 只要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地方都打上了马赛克,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第四, 暴力、血腥镜头。主流媒体一般不会出现非常血腥的场景, 但有些民生新闻栏目为了追求眼球刺激, 或者处理时并不慎重, 经常会出现这些镜头。比如报道某市民游泳时不幸淹死的新闻, 经常有将尸体从河里捞上来放入麻袋里拎走的画面, 而脸部却不加掩盖, 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是对死者家属非常严重的伤害, 应该在播出时候打上马赛克。

《视听界》:大家对曝光名人的隐私始终存有争议, 如何看待名人隐私?

顾理平:名人指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活动与公共利益有较大关系的人士。我把他们主要归纳为三类:政治名人、文体名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名人隐私总体上受到的限制是比较多的。从法理上讲, 名人享受了比较多的成名的权利, 应该在其他权利上做出一些牺牲和放弃, 这样他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平衡。

《视听界》:名人的哪些隐私可以曝光?

顾理平:跟他成名的领域或跟公共利益相关的隐私可以曝光, 但跟他的政治、演艺活动不相关的隐私不可以曝光。而新闻事件当事人的某些隐私也应该受到限制, 他是新闻事件的知情者, 为了保证整个社会享受知情的权利, 他的跟新闻事件相关的隐私应该作某种程度的放弃。

《视听界》:在某些情感类的访谈节目中, 常常会请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在幕后揭秘, 这是不是违法行为?

顾理平:如果是揭露当事人愿意被曝光的隐私, 不构成侵权;如果是不能被曝光的隐私, 不管是电视台还是幕后揭秘人员, 都是违法行为;但如果曝光的这个隐私涉及到违法活动, 电视台是可以曝光的, 同时也必须对证人进行保护。

《视听界》:公安人员查处酒后驾车现象, 随行记者拍摄的酒后驾车人员的醉酒画面, 构不构成对当事人的侵权?

顾理平:对于违法者来说, 他的隐私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酒后驾车是一种违法行为, 当事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这样的曝光既不侵犯他的隐私也不侵犯他的名誉。

新闻侵权多因当事人不懂法和滥用权力

《视听界》:舆论监督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一些记者因舆论监督而声名鹊起, 但也有一些记者因舆论监督而对簿公堂。记者在舆论监督中应该具备哪些法律意识?

顾理平:首先, 了解相关法律,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记者必须了解他所监督的领域的相关法律, 以及如《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和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法律。其次, 依法开展舆论监督, 避免法律纠纷。如果不能依法开展舆论监督, 可能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官司, 影响媒体的声誉, 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也会带来消极影响。

《视听界》:舆论监督中出现了一些“包公”记者, 往往拿出“为民请命”的架势来, 以“操刀断案者”自居。如何从法律上认识这种现象?

顾理平:“包公”记者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 目前我国法制建设还不是很健全, 有些依法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老百姓求助无门, 只能求助于“包公”记者来为自己打抱不平。第二, “包公”记者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 消除了社会的一些不公平现象, 某种意义上对社会和谐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三, “包公”记者确实也争取到了一定的受众, 对收视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包公”记者也存在非常多的消极作用:一是对社会的法律精神有非常严重的消解影响。大家会觉得记者可以不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二是增加了社会的越位现象。“包公”记者的行为不但是记者的越权、越位行为, 也是滥用权力的行为。三是对记者和媒体来说, 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记者的职责是采集、整理、加工、传播信息, 如果老是以“包公”的身份来干预某些社会事件, 会牵扯到他相当大的精力, 影响到他的本职工作。四是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建立。记者应该是中立者, 客观地反映事实, 而不应该操刀断案, 改变某些事件的发展方向。

《视听界》:隐性采访这一采访方式的滥用以及不当应用, 极易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引发新闻纠纷。那么, 如何使隐性采访在法律范畴内规范运作?

顾理平:这几年隐性采访非常流行, 尤其是民生新闻兴起以后, 隐性采访成为非常通行的采访方式, 无论是中央台还是县级台, 都在搞隐性采访。隐性采访指记者隐瞒身份、隐藏采访工具采获新闻的采访方法。它确实是一种独门暗器, 在实施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一些非常经典的真实镜头, 只有通过隐性采访才能获得。从这一点来说, 隐性采访是非常有价值的。隐性采访中的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身份的违法。新闻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可以隐去自己的身份, 但不可以假冒有一定职务或和一定职权相联系的身份, 即可以把自己装扮成无职无权的普通市民进入商店进行隐性采访, 但不能装扮成公安人员或工商人员, 也不能装扮成药贩子这种违法人员。还有一种是行为的违法。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发生后, 有些记者经常以“我的行为是曝光某些社会丑陋现象, 我的动机非常良好”为理由, 想免除法律惩罚, 但我国法律强调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良好的动机可以成为减轻罪行的理由, 但不能成为免除法律惩罚的理由, 也就是说你只要从事违法行为, 就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有一位南京的记者曾经为了曝光南京的自行车盗窃团伙内幕, 打入盗窃自行车的团伙中, 并在盗窃自行车时, 参与了望风, 尽管目的是为了减少或者是消除盗窃自行车的违法行为, 但是他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学术界始终认为隐性采访是存在道德瑕疵的, 不能因为动机良好而原谅。所以新闻记者应该慎重使用隐性采访。

《视听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一项法规中表示, 代言虚假食品广告个人需承担连带责任。目前某些明星主持人、明星记者被商家选中做品牌代言人。那么作为公众人物的主持人、记者在代言时应该具备哪些法律意识?

顾理平:如果说明星代言的某个食品, 在他代言之前各种手续都是完备的, 但事后的管理中出了问题, 叫他承担连带责任,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明星如果要负连带责任, 一个前提是他要知情, 知道这个产品没有这么多的功效, 或者知道存在问题, 这个必须要追究他的责任。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言, 他也是受欺骗者, 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明星主持人、记者, 是社会的一种公共资源, 为假冒伪劣的产品代言, 是对公共资源的滥用。相关人员在代言时, 首先应该了解我国的相关法规尤其是广告法, 在广告法框定的内容中进行代言, 比如我国明确规定医疗广告不能以患者的身份出现讲医疗产品的疗效。其次, 他必须知情他所代言的产品。如果是食品的话, 必须尝试这个食品。只有在了解产品基本功能、质量的前提下才能去代言, 如果这个产品在他代言之前就已经有质量问题而还是代言的话, 就是不主动去知情, 也是有过错的, 不能一味强调不知情就没有法律责任。

“真实”是对新闻从业者最好的保护

《视听界》:您觉得造成广电新闻工作者新闻侵权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顾理平:首先, 法律意识不强。新闻工作者在社会阶层中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法律意识比较强的一个群体。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群体, 法律意识也是存在问题的。主要是长期以来, 记者在新闻活动中形成了比较良好的感觉, 尤其是广电媒体的记者, 在新闻活动中不自觉地形成了特权意识。

其次, 业务素质不高。业务素质包括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专业技能等。现在很多记者在新闻采写中已经具有国际视野, 采用了国际上一些经典的媒体写作模式。而创新精神不足, 在模仿、克隆他人成功模式时, 可能会造成侵权的发生。记者没有按照目前通行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来开展新闻活动, 也会导致新闻侵权的发生。

第三, 社会责任意识欠缺。社会责任意识包括:1.传播责任;2.安全责任, 即把国家、民族、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3.道德责任, 新闻报道是道德价值、道德标准构建的过程;4.监督责任;5.文化责任, 新闻媒体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视听界》:广电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如何预防新闻侵权?

顾理平:首先谈谈新闻侵权的一般预防。

一是强化新闻从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的养成和一个人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要有这种意识去培养, 去学习法律知识, 及时了解国家最新颁布的与新闻相关的一些法律。

二是加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新闻专业主义是这两年比较时髦的一个词, 但是大家在新闻专业主义上做的还不够。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从事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扩展, 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 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是真实、全面、公正、客观、服务, 这是新闻专业素养核心的内容。新闻专业主义还强调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迈向专业化的必经之路, 新闻是一门专业技能的工作。《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我国新闻行业自律非常重要的标准, 但这个行业自律标准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譬如缺少惩罚措施。英国主流媒体的行业自律是非常好的, 比如英国报业评议委员会由各个新闻报业媒体的老总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一旦某个报业媒体在道德上或法律上存在问题, 必须及时改进, 否则开除出报业委员会。而在英国形成一个共识, 你只有加入这个报业委员会, 你才能成为英国的主流媒体, 大家为了保持主流媒体的地位, 报业委员会要求改进的内容必定遵守。

《视听界》:具体的预防办法呢?

顾理平:一是尊重他人的权利, 切实加强自我约束。现在我们经常讲到一句话:不受约束的权力一定会导致腐败。对于一般的新闻工作者来说, 不受约束的权利会导致新闻直接的侵权。媒体有一种手电筒效应, 经常去照医疗、行政管理、教育等系统的腐败, 但是媒体自身的腐败行为呢?所以自我约束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将新闻与创作分开, 避免虚假新闻。有的记者采访不慎重, 把新闻采访和文学创作混为一谈, 尤其是一些出身于中文专业的记者, 没有经过新闻专业培训, 觉得只要基本事实是真实的, 细节可以虚构。新闻记者不仅应该追求基本事实的真实, 更应该努力追求细节的真实, 这才是一个优秀记者追求的理想境界或目标。新闻越真实就越不容易侵权。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非常明确地规定, 新闻作品只要基本事实是真实的, 没有侮辱或者诽谤的内容就不构成侵权。这对新闻记者是一个利好消息, 是对新闻记者的一种保护。“真实”是对新闻从业者最好的保护。一些新闻侵权案件中, 有的记者以为在新闻作品中没有采用真实姓名就可以免除法律责任, 但事实上只要法律认为可以通过特定的时空关系让当事人可以被指认就同样构成侵权。

三是将事实与结论分开, 避免新闻审判。新闻是新闻, 评论是评论。一个媒体既要向读者传播信息, 也要传播思想, 实施舆论引导最有效的手段是评论, 但大家不能把评论和事实混为一谈。新闻记者不能告诉受众是错是对, 只能告诉受众新闻事实, 要充分相信受众的判断力, 让受众自己做出判断。定性也是一种媒介审判, 指在法律没有判决之前媒体就先行定性,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四是将报道与评论分开, 利用“公正评论”免责的法律空间。评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真实的, 评论关系到的是公共利益, 而不是个人恩怨的表达。新闻中不要有侮辱或者诽谤的语言, 尽量不要使用形容词, 一是一二是二。

五是将客观和主观分开。新闻活动是一种非常主观的行动, 但传递的一定是客观的事实。新闻记者不要主题先行, 用事实来说话是很重要的。

六是学会利用平衡报道技巧, 避免成为一方代言人。如果是双方矛盾, 要去采访双方当事人, 不能听一家之言;如果不是双方矛盾, 而是当事人认为你的报道是不公正的, 这时要给当事人一个答辩的机会, 可以让他自己发表文章或者再去采访, 给他一个机会表达他的观点。

七是征求本人同意, 保留当事人的决定权。同时广电记者要学会保留证据, 新闻采访的过程中, 当事人一开始同意你曝光, 但是曝光之后他可能会感觉到压力而反悔告你。所以新闻记者一定要有证据意识, 尤其是广电新闻记者有最好的保留证据的机会。

八是对事不对人, 设法回避面部, 最低应当隐其双眼。做好技术处理, 打上马赛克, 对当事人进行适当的处理。

《视听界》:目前我国新闻法还处于缺失状态, 新闻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还没有明文规定, 您觉得新闻法何时会出台?

六年级教授教化工作总结 篇5

一、依照教授教化计划，做好本年级组备、教、留、批、辅等教授教化工作的老例部署和反省，保障教授教化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修订《写字讲堂(下册)》、《古诗诵读(下册)》两本校本课本并投入使用。

三、组织讲堂教授教化稽核课工作，智慧讲堂深入人心，有力匆匆进了讲堂教授教化质量的进步。

四、建档迎检辽宁省语言翰墨工作达标扶植工作、普通话基础遍及县域验收工作、辽宁省三类城市语言翰墨工作评估工作。精心组织了第xx届推普周运动。

五、组织参加了xx市小学教导沙龙(集体备课)运动，赵晓梅等六位先生通过优异的表现，展示了教师的风度。

六、在辽宁省科技征文运动中，有两名同学及指导教师获奖，参加了辽宁省科技馆组织的夏令营运动。

七、组织参加了xx市科技立异大赛运动。

八、组织参加了“我与故国共发展”征文运动，三名同学获奖，与家长在市当局礼堂参加了颁奖典礼。

九、选拔并训练古诗词大赛队员，在全市决赛中得到集团总分第一名。

米伊斯教授信箱 篇6

答:你显然是严重烧伤后留下的疤痕畸形,需要通过整形手术切除疤痕,矫治外耳畸形和秃发。术中有可能要植皮,亦可利用邻近皮瓣转移,或采用皮肤扩张器技术,医师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设计手术方案进行有效的修复。建议你去河南医科大学附一院整形外科(邮编450052)找找陈言汤教授,他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辽宁盖州城关镇繁荣村 祝××:4年前我在一家小美容院做了切开法重睑术,现左眼双眼皮宽得吓人,右眼双眼皮不到外眼角,睁眼时觉得眼皮很累、不舒服,还有臃肿的下眼袋。我想再做一次重睑术,可不可以把下眼袋一并切除?

答:美容院是做皮肤护理、生活化妆的地方,具备做手术条件的并不多,今后务必慎重。眼下你可以再次手术对双侧重睑进行修整,但应该到大医院的眼科或整形美容科找有经验的医生做,因为再次手术的难度增大了许多。而且不要与下眼袋手术一起做,如果重睑术和去眼袋术同时做,会因为手术时间过长、创面暴露过久、出血过多而使术后的反应加重、感染的机会增多,甚至出现并发症,影响手术效果。最好是重睑术后两个星期再专门做去眼袋手术,须知去眼袋术手术并发症颇多,如下睑缘外翻、内翻倒睫、睑回缩、睑裂闭合不全等,切不可草率。

★浙江省临海市广文路××号 成×:我的左脸上原有一块黑田痣,3年前做了切痣植皮手术,至今疤痕还比较明显,请告诉我有没有办法能使疤痕和所植的这块皮肤与正常肤色一样呢?

答:从你寄来的照片上看,手术是成功的,所植皮肤的颜色已接近正常,随着时间的过去,它会变得和正常肤色完全一样。虽然留下了明显的缝线处疤痕,但这比起黑田痣对容貌美的影响要好多了,而且黑田痣若不手术切除还有逐渐增大的可能。对于缝线疤痕,由于其组织结构有别于正常皮肤,因此其颜色难以与肤色完全协调一致,如果疤痕较硬且突起,可在专科医师指导下用康宁克通——A注射到疤痕内,使疤痕变软、平复,颜色变淡。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胜信用社 李××:我从13岁来月经后身上就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平时与臭肥皂味差不多,一来月经就变成腥臭味,涂了治狐臭的药,还吃了中药都不管用,去医院检查医师在腋下嗅了嗅说没有狐臭,这到底是什么病?能治好吗?

答:通常说的腋臭、脐臭、阴臭、脚臭等在医学上统称为局限性臭汗症。汗由大、小汗腺分泌,其中小汗腺遍布全身,分泌的汗液中水占99%,没有异味;而大汗腺分布在毛发多、皮肤皱褶深、细菌容易滋生的部位,如腋窝、脐窝、会阴、脚趾间,所分泌的汗液中含有较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经细菌作用产生酸败即散发出臊臭味,因主要发生在腋窝,所以腋臭在人们的印象中很深,但也有些人主要发生在脐旁、会阴等其它部位,这就是平时说的体臭,你很可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大汗腺的分泌与青春期性腺的功能旺盛有关,因此局限性臭汗症青年人最多见,女性更发生得早一些,也比较显著,尤其是在月经前后和怀孕期。到了中年,随着性腺功能的逐渐衰退,大汗腺分泌减少,臭汗症便随之减轻或消退。在治疗上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药物,主要靠平时勤洗澡、勤换衣,多喝开水,多吃蔬菜水果,或使用芳香化妆品使臭味减轻或被掩盖。

★贵州省毕节地区复烤厂 杨××:我在贵刊去年第9期上看了《蜂蜜:永葆青春的百花之精》一文后,就到乡下养蜂农户家买来吃,后听人说未加工的蜂蜜不能吃。请告诉我这种蜂蜜可以直接吃吗?如果要加工又该怎样加工呢?

答:从养蜂农家获得的蜂蜜新鲜、营养成分丰富,优质的蜂蜜是可以直接吃的,但为了预防过敏反应和污染所带来的疾病,还是吃经过消毒处理后的比较好。蜂蜜的消毒处理需要一定的设备和工序,而家庭常用的高温消毒会破坏蜂蜜中的有效成分,故不可取。此外,蜂蜜中还含有丰富的糖,吃得太多会发胖,亦不可忽视。

★黑龙江省大庆采油三厂 王××:我是一名刚40岁的女性,今年2月做了去眼袋手术,万万没想到术后下眼睑被做成单调、呆板的样子,而且皮肤变紧,将上眼皮拉扯成三角眼,整个面部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请问我的眼睑还能恢复原样吗?

答:如果你的下眼睑本无眼袋,只是下睑轮匝肌肥大或是下睑皮肤松垂,而按“眼袋”做了手术;或者只有轻度眼袋,而眶脂却去除多了一点;或术中皮肤切除过多,眼睑有些挛缩;或外眦部愈合不好,有些牵拉等,都可出现你目前的这种状况。你到底属于以上的哪种或哪几种原因,建议你拿着术前的照片请有经验的眼整形医师看看,征询医师的意见。万万不可草率,不要再盲目手术,以免造成更大的并发症。即使需要手术,也至少等一年后疤痕完全软化。想恢复原樣是很困难的。

教授工作室 篇7

记者 :牛老师您好!新版《条例》您肯定早就看到了。作为系统内机构, 我们都在忙着学习贯彻, 不知您看了有何评价。

牛凤岐 :一个字——好!

记者 :您感觉最突出的在哪些方面呢?

牛凤岐:我认为, 与2000年版相比, 新版《条例》明显加长了, 但“长”得很有内容, 很有必要, 是更科学、更全面, 可操作性更强了。给我印象最深的, 第一个是对三个类别的产品按照风险程度区分为注册和备案 ;第二个是在“医疗器械”的界定中首次涵盖了离体检验设备 ;第三个是第一次明确规定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 分别对使用环节的医疗器械质量和医疗器械使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在这三个方面中, 我最看重的是第三个。我认为,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 对确保临床安全有效、提高医疗质量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记者 :对于您所说的第三个方面, 许多读者和您的看法一样, 但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读者认为:划出“医用三源”, 依据《强检目录》对某些设备施行强制性计量检定, 属于“法制计量”范畴, 是《计量法》赋予计量部门的权责, 《条例》的规定不能超越法制计量。您对这些问题是做过专门研究的, 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牛凤岐 :“法制计量”的定义见计量技术规范JJF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的前后两个版本。1998年版本中的说法是 :“计量的一部分, 即与法定计量机构所执行工作有关的部分, 涉及对计量单位、测量方法、测量设备和测量实验室的法制要求。”2011年版本依据《国际法制计量术语汇编》修订为 :“为满足法定要求, 由有资格的机构进行的涉及测量、测量单位、测量仪器、测量方法和测量结果的计量活动, 是计量学的一部分。”

不过, 据我所知, 宣称对“医用三源”等施行强制性计量检定属于“法制计量”的部门和人士, 其依据并不是上述的“法制计量”定义, 而是《计量法》第九条。该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 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 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 实行强制检定。”但计量部门实际使用的提法是“医用计量器具”, 两相对照, 可以认为是对“用于……医疗卫生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简化。

记者 :“医用计量器具”具体指什么呢?

牛凤岐 :既称“医用计量器具”, 首先必须是“计量器具”, 再者必须作“医用”, 这两点是判断是否属于“医用计量器具”的充分必要条件。在这两点中, 是否属于“计量器具”, 以《计量法实施细则》中的定义 ( 能用以直接或间接测出被测对象量值的装置、仪器仪表、量具和用于统一量值的标准物质, 包括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 ) 和计量技术规范JJF1001中的定义 ( 单独地或者连同辅助设备用以进行测量的器具 ) 为准。是否属于“医用”, 则看它是否用于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缓解 ;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者功能补偿 ;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 ;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 ;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 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 ;妊娠控制。此外,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计量法》第二条说, 它管的是“建立计量基准器具、计量标准器具, 进行计量检定, 制造、修理、销售、使用计量器具”。这就是说, 列入“医用计量器具”名单的东西, 必须确有制造、修理、销售、使用, 不能是“幽灵”。

记者 :计量部门实际划定的范围呢?

牛凤岐 :我在网上看到了华东地区某省级质监局开列的一个“医用计量器具”名单。但这个名单并非该省特有, 全国普遍如此。名单中包括 :玻璃液体温度计、体温计、砝码、天平、戥秤、电子秤、气体流量计、氧气表、浮标式氧气吸入器、血压计 ( 表 ) 、眼压计、心电图仪 ( 含心电监护仪、动态心电图仪 ) 、脑电图仪、心脑电图仪检定仪、照射量计、医用辐射源、活度计、激光能量计、激光功率计、医用激光源、超声功率计、医用超声源、听力计、酸度计、血气酸碱平衡分析仪、火焰光度计、分光光度计、比色计、水质检测仪、水质综合分析仪、测氧仪、溶氧测定仪、血球计数器、血细胞分析仪、血红蛋白仪、屈光光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

记者:它们都符合“计量器具”和“医用”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牛凤岐 :大部分不符合。按其特点, 可以归拢成四群

(1) 第一群 :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 最典型的是医用辐射源、医用激光源、医用超声源等所谓“医用三源”。

(2) 第二群 :医院化验室使用的通用计量器具, 如玻璃液体温度计、砝码、天平、酸度计、血气酸碱平衡分析仪、比色计等。

(3) 第三群 :2000版《条例》第六条中所指的“以提供具体量值为目的的医疗器械”, 如体温计、血压计 ( 表 ) 、眼压计、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血球计数器、血细胞分析仪等。

(4) 第四群 :医疗器械质量检验设备, 如照射量计、活度计、激光能量计、激光功率计、超声功率计等。

不难看出, 在这四群中, 只有第二群, 即“医院化验室使用的通用计量器具”符合上面提出的充分必要条件, 属于“医用计量器具”。

记者 :按特点归拢一下很有必要。不过, 我还有两点疑问。第一个疑问是 :计量部门搞了20多年强制检定的B超、胎儿心率仪、胎儿监护仪、超声理疗仪、X- 光机、CT、放射治疗设备、激光治疗机等为何不在上面的大名单中呢?

牛凤岐 :名单里确实没有, 《强检目录》里也没有。因为它们根本不是计量器具, 直接写进去太明显。

记者 :那它们是怎么成为强检对象的呢?

牛凤岐 :参与其事者做手脚。第一步是, 在编制《强检目录》时, 把确实有制造、使用的“标准XX源”篡改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医用XX源”;第二步是, 把《强检目录》中写为“含”在超声功率计、激光功率 ( 能量 ) 计、照射量计中的“医用XX源”, 歪曲为“诊断仪 ( 或治疗仪 ) 中的医用超声、激光或辐射源”;第三步是, 在制定计量检定规程时, 把相应医疗器械的安全和性能特性歪曲为“计量特性”, 全部囊括在内, 于是又把三种“源”扩展成了三大类医疗器械的整机。不难看出, 这些以“法制计量”名义所做的事情, 既不顾基本的事实、逻辑, 更违背《计量法》及《计量法实施细则》中的相关条款。

记者:确实如您和尉可道、张育川二位老师说的:悖理违法。我的第二个疑问是 :体温计、血压计等为何不算“医用计量器具”, 而称为“以提供具体量值为目的的医疗器械”呢?

牛凤岐 :从表面上看, 它们既作“测量”, 又是“医用”, 划入“医用计量器具”似乎顺理成章, 但把“医疗器械”和“计量器具”二者的定义和特征琢磨透了之后, 就会明白其“理”不顺, 其“章”难成。理由是 :

(1) “医疗器械”和“计量器具”的定义是彼此独立、平行的, 并不相互交叉和覆盖。《条例》中规定的, 也是世界公认的“医疗器械”定义中, 第一个特征就是“用于疾病诊断”。众所周知, “诊断”包括“诊”和“断”两个有机联系的环节。“诊”, 就是对人体进行检查, 采集信息 ;“断”, 就是对取得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依据知识和经验给出结论。其中的“检查”, 既包括西医的运用现代仪器设备, 也包括中医的由医生“望、闻、问、切”。所称的“信息”, 既有医生的直感, 更有利用仪器设备采集的像、图、数字等。其中的“数字”, 自然是通过测量得到的。这说明, “医疗器械”也可以具有测量功能, 并非“计量器具”所独有。反过来说, 具有测量功能的物品或仪器, 虽然可以有成千上万种测量对象, 但只要所测对象是医学临床上的人体, 就自动归入了“医疗器械”。

(2) 技术要求不同。计量器具仅有计量学要求, 即量值准确和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但“以提供具体量值为目的医疗器械”不仅有包括计量学在内的性能要求, 而且有机、电、热、声及生物相容性和电磁兼容等安全要求。即使在计量学要求方面, 测量非人体组织的与测量人体组织的, 其量程和最小分度也大不相同。

(3) 制造商的预期目的不同。众所周知, 在计量器具和医疗器械的管理文件中, 经常用到的一个提法是“制造商的预期目的”。对于计量器具, 制造商的预期目的是对象广泛的测量, 而对于“以提供具体量值为目的的医疗器械”, 制造商的预期目的只涉及人体参数的测量。

记者 :国际上和发达国家对这类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牛凤岐 :在对计量器具和医疗器械的立法监管方面, 美国和欧盟都是先驱者。但对体温计、血压计等设备的立法监管, 都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只对计量器具施行立法监管时, 体温计、血压计等都被列入计量器具。但当对医疗器械也施行立法监管后, 它们就都摘掉了“计量器具”帽子, 回归到“医疗器械”队伍。无论是对企业、市场的产品监管, 还是对医院在用设备的监管, 都是如此。为避免“扯皮”, 欧盟医疗器械指令中特地在Ⅰ类产品中单独划出了一个“具有测量功能的医疗器械”子类, 规定其必须符合计量学要求。相关文件中对“具有测量功能的医疗器械”的定义和判据是:

(1) 制造商旨在将其用于人体解剖和生理参数的测量, 或用于输入或取自人体的能量或物质的多少 ( 量 ) 或可用于定性的特性的测量 ;

(2) 测量结果以法定计量单位或医疗器械指令允许的其他计量单位表示, 或与至少一个以法定计量单位或医疗器械指令允许的其他计量单位表示的参考值进行比较 ;

(3) 对测量结果有准确度要求, 如达不到所要求的准确度, 可能对患者的健康和安全产生不良影响。

不难看出, 欧盟医疗器械指令中的“具有测量功能的医疗器械”与我国2000年版《条例》中的“以提供具体量值为目的的医疗器械”是一个意思。

记者 :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所有各种医疗器械产品, 无论是“以提供具体量值为目的”的, 还是“不以提供具体量值为目的”的, 都不属于计量器具 ;不是计量器具的东西, 自然不可能成为《计量法》第九条中所称的“用于医疗卫生的工作计量器具”;将它们列入《强检目录》和施行“强制性计量检定”是根本性错误。牛老师, 您看我总结得对吗?

教授工作室 篇8

德国大学建筑教育的宗旨是培养高水平的职业建筑师,其建筑设计课程从低年级开始就和建筑建造方式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中国大学里建筑专业一般在三年级才开始建筑构造课程的学习。这导致德国大学建筑教育自始至终围绕建筑基本问题,特别是建筑最终被如何建造、建成而展开的,和美国大学建筑教育一般研究理论与抽象形式有极大的不同。

所谓建造的意义,正如弗兰姆普敦在《建构文化研究》中指出的:“建造无一例外是地点(topos)、类型(typos)和建构(the tectonic)这三个因素持续交汇作用的结果(1)”。本文介绍的两个工作坊课程就是在这个宗旨下展开的。

2004年,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TU.Kaiserslautern)Meyerspeer教授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进行工作坊课程教学,我们设定的课题是“车间设计”,要求在美院校园内设计一个200m2的建筑学院木工车间,建造方式限定为木建筑形式。课程中首先介绍了欧洲近30年来现代木建筑的发展,同时详细讲授欧洲当代木建筑的建造方式及设计的可能性。木建筑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梁柱式,主梁架于柱子上,次梁架于主梁上,建筑平面可长方,柱距相对大些,沿主梁方向跨距可在5m~7.5m之内,建筑沿主梁方向在1.5m之内可出挑;主梁次梁均在一个水平面上连接(图1,图2)。二是平台式,所有立柱、主次梁皆为承重构件,由墙板围合,同时墙板起到加固、稳定作用,柱网及梁的网格尺寸采用62.5cm,根据平面可设置不同尺寸网格,形成的空间相对大些,建筑层高可不同,另外一层也可转角(图3,图4)。

设计初期,学生应该首先制作比例为1:50的基地环境模型,在此三维环境空间基础上展开初步体量模型的研究,同时表达出设计者的基本构思;第二阶段选择一个适合自己构思设计的具体木建筑建造类型,用铅笔绘制出结构方案图,包括平面图、立面和剖面图;最后是制作一个比例为1:50的木框架结构建造模型,此模型应与构思体量模型匹配。

设计过程一开始较为痛苦,德国人的理性思维方式与艺术院校学生的感性思维方式产生极大的冲突。国内的建筑教育模式导致学生强调的是建筑形体造型变化多样,设计最好与别人的不一样,标新立异;而德国建筑教育则强调具体建筑设计需要积极考虑周边场地、环境空间,以此为出发点,探讨设计的建筑空间的含义。辅导前期,针对学生们最初形体复杂的建筑方案,我们基本是反复强调车间是一个简单的建筑,我们为此无需设计一个剧院或文化中心的样式。从学生的草图或者模型中,我们抽取其中两组对空间有积极意义的进行简化,一组是以两个功能空间围绕院落而组织,利用开敞的前广场形成入口空间(图5~图7);一组是通过基地旁边报告厅的错落让出空间,构成建筑形体及内部空间,双坡屋顶很好地和建筑形体相结合(图8~图10)。

对此,学生们接受程度不一,觉得简化到最后建筑基本都一样了,都像方方正正的盒子,我们反复与学生们探讨建筑的本质—空间的意义,如果你把空间积极的部分做出来,其建筑也就成立,而形体只是为建筑空间服务的。老子对空间的理解也说明的是这一点。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的课题设计只能做到木框架结构的建造模型及表现结构的平面图、立/剖面图结构方案阶段。从构思体量模型到结构的方案模型,根据以上介绍的木建筑建造原则来调整设计,建立辅助网格,找到建筑的内在秩序,并使之合理化。两周的紧张的课题设计目的是让学生知道:木建筑这种建造形式中材料、形式和建筑的建造之间存在着清晰的逻辑关系,也就是地点、类型及建构形成了建筑设计中三个基本要素。

2010年,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H.Darmstadt)Pfeifer(2)教授进行了关于砌体结构建筑的工作坊课程交流。砌体结构建筑是人类最古老的建造方式,砖块的正确排列来自于人们对房屋庇护功能的需求。从这些排列中人们了解到砖由黏土生成,黏土由人们手工制作形成,由此发展出世界和所有文化范围内的一个简单但合理的建造原则—砌体结构建筑。千年来这种特有的建筑文化一直保留下来(图11),特别是当今砌体结构建筑具有持久耐用和节能环保的特征,我们应该使这种结构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正确使用它。从砌体结构构成上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在一体化中理解简洁和合理,所以砌体结构可以一直作为建筑设计的一种基本原理和方法来指导我们。

这次的课题是四合院住宅,假设基地在北京胡同区域,建设范围20m×40m,前面面对一条街道,可设计5户住宅。每户住宅的功能包括:带厨房的餐厅空间、起居室、卫生间、厕所(同卫生间隔开)和卧室,同时需设计出一个私人化的户外空间。每户住宅建筑面积约150m2,2层建筑,层高为2.75m。可供选择的两种住宅平面尺寸需符合砖的模数(5.99 m×1.99m和5.99m×16.99m),这些限定条件从根本上排除了异形建筑的可能性。砖的尺寸我们以240mm×115mm×71mm为主,也称普通砖。课题一开始,讲授砖建筑的建造原则及空间特点,在平面及剖面上每块砖的排列;砖尺寸和墙尺寸模数关系是12.5cm,根据墙来作调整,开口尺寸为12.5+1cm,外侧尺寸为12.5-1cm(图12),学生们在设计时就可以把每块砖一一画出来,在立面设计上如果开洞尺寸超过1.2m宽,就需要砖砌平拱或圆拱处理。

一般美院学生对数字有畏惧心理,但建筑这个专业恰恰是需要经常和数字打交道的。在这个课题中,首先只能用砖做墙体,所设计的空间尺寸必须符合砖的模数。德国教授要求学生面对相对复杂的数据问题时,关键是首先找出此类建筑建造原则的系统,力求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然后设计空间时根据砖的模数关系来具体划分,使貌似不可逾越的建造问题得以解决。

砖建筑特点是空间不大,墙体开窗不能太大。空间如何做到合理简洁又有特点是这次课题所要探讨的。下面一组学生设计的平面处理简洁,首层以开放厨房划分餐厅和起居部分,两端对称的楼梯和二层南北均质的走廊一起构成建筑内部的环形流线。该设计从平面到立面的设计都旨在营造一个节能环保的砌体建筑,环形走廊和南北立面上的竖向开窗又共同创造出双层皮的形式。夏天窗户开启,通风透气,朝北的阴凉走廊可以提供活动空间;冬天关闭窗户,接受日照,利用温室效应为室内增温(图13~图16)。

这次课题有几个小组局部模型比例是1:5,需要用一块块模型砖搭出来(图17),这比单纯图纸绘制和抽象纸板模型更真实,直接体验到砖的排列遇到的实际问题,学生可以在大尺度模型上推敲出解决的方案,如同模拟的工地现场,锻炼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上面介绍的两个课题设计可以看出德国大学建筑教育的特点,德国大学建筑专业一年级主要设计课程是“建筑设计与建造”,一般会有两个学期设计课题,一个是木建筑课题(图18),另一个是砌体结构建筑课题(图19),希望学生能从这两种建造方式中学到从概念的方案设计到细部设计的一体化过程,使学生从一入学就认识到建造方式和材料与建筑设计的密切关系。这种教学方式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一般我们一年级教学有三大构成和小型建筑设计,教学中很少涉及到建造和材料方面,如果有也是以接触材料和搭建过程为主的构筑物设计,没有完整、系统的从建筑方案深入到1:10细部节点的过程。这导致我们的设计教学是以功能空间布局和外形造型设计为主,学生对材料的感知很少,对建筑的认识也停留在外在建筑造型上,建筑方案设计也是架空于建造与材料之上。一般到了三年级建筑构造课和建筑材料也是以单纯介绍知识为主,很少能把对材料的认识和建筑构造概念统一贯彻到方案设计中,建筑设计缺乏细部处理。长久以来,我们的建筑毕业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再次学习这方面知识。不仅如此,国内实际项目的建筑设计一般也是采用先有外形或概念,排完功能后再安一个立面的设计方法,建筑很少有较好的建构逻辑和细部设计。和德国、瑞士建筑相比,中国建筑显得简陋,有拼凑感。密斯曾说过“上帝就在细部中”,可见细部对于建筑的重要性,而建筑的品质也是通过对材料的正确理解及使用才能实现,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今国内建筑界缺失的。

几年来,笔者组织并且亲自参与了与德国教授交流工作坊的课程,总结他们的建筑教育理念有如下几点:一是教学中关注建筑基本问题和建筑的本质;二是强调设计的过程从场地研究、设想体量可能性到空间想法,同时考虑建造方式与之相配;三是设计是一个从提出问题到逐步找到答案的过程(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不同,一般国内学生希望老师来判定设计方案好坏,而不是自己研究推敲方案找到答案);四是建造方式和材料在设计早期就提出,强调设计的一体化,保证建筑建成的可控性及较高建筑品质。从中我们看到德国建筑教育理念和国内有所不同,他们的课题设置为学生提供了现实世界的物质层面平台,促使他们面对未来实际建筑建造条件思考如何进行建筑设计。我们能否从中借鉴或者借鉴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从目前国内建筑大环境来看,需要业界人士从根本上认识建筑建造的意义和建筑的本质,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建筑设计水平并且能够建成优秀的中国当代建筑,未来才会在世界建筑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只是以量取胜。

参考文献

[1]肯尼思·弗兰姆普敦.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王骏阳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 篇9

1.1 教授治校在国外的发展

教授治校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当时巴黎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教师仿效中世纪城市手工艺人自治的管理方式, 成立了以教师主导的“教师行会”。对课程的选择、人员的任用、校长的选举进行管理。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之后这种方式又传到了英国的大学。

宗教改革时期, 加尔文创办了日内瓦学院, 建构了由校外董事执掌大政方针、大学教授分管学术事务的大学管理新模式, 促进了大学董事会制度的诞生。 (1) 后来这种大学的管理模式又流传到北美殖民地的哈佛学院和其他一些学院, 并开始逐步演化成为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

到了19世纪, 德国的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他将研究引入到大学里, 形成了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教授自由的进行讲学、研究不受国家行政的干涉。在德国大学的引领下, 教授治校模式一度成为许多国家竞相效仿的样板。 (2)

20世纪以来, 特别是二战以后, 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在民主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员要求参与到大学的管理之中。同时, 随着高等教育对各国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国的政府和社会开始加强对大学的管理和控制。另外, 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张, 学生人数的增多, 大学的管理变得复杂化。单靠教授进行管理已经不可能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过去纯粹的“教授治校”正在演化成为现在的由大学各种利益相关人员参与的“共同治校”。

1.2 教授治校在中国的发展

教授治校在我国的提出最初是在上个世纪初。蔡元培在于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后, 开始将教授治校的理论付诸于实践。蔡元培在北大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教授会和评议会作为“教授治校”的主体, 形成了以教授为主要管理者的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议的大学“教授治校”内部管理模式。

五四运动后中国大学逐渐向模仿美国转变, “教授治校”的模式从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校长—评议会—教授会”转变为以东南大学为代表的“董事会、校长—评议会一一教授会”模式。在对“教授治校”的引进从模仿德国大学到以美国大学为蓝本。 (3)

改革开放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 作为审议机构。”这一决定的推出, 关于教授治校的思想又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4)

2 教授治学

教授治学, 指在大学实行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 使之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改革、招生考试和教学评价等学术领域行使其决定权力。它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分别是: (1) 治学科。教授治学就是要凝练学科建设方向, 塑造学科发展特色, 汇聚学科建设队伍, 构建学科发展基地。 (2) 治学术。治学术就是要加强学术实力, 遵守学术规范, 坚持学术标准。 (3) 治学风。教授在学校要以示范去立规范、行规范。 (4) 治教学。教授治教学, 首先要求教授深入一线给学生上课, 要广泛参与到教学管理中。

3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关系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概念区分的并不是很明确。至使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叠的部分,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民主是两者的共同内涵。如在卢英宏的“教授治校”的理论解读一文中他认为民主治校是教授治校的思想内核, 学校自治是其体制渴望。教授治学就是要求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 可见民主也是教授治学的特点之一。自由是两者共同的追求。教授治校就是要求教授有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教授的学术权利不受社会行政权力的制约, 自由的进行研究、教学。教授治学中治学术、治教学都要求教授在学校有自由权利, 自由的对学校的教学提出意见、享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权。

但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更高层次。大学首先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教授作为人才的培育者主要的职责就是育人、研究高深学问, 因此教授首当治学。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治教学上。只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治学治理好了才能向着更高层次的治校发展。一个教授连本职的治学都做不好又怎么能治校呢?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在我国的表现。

4 教授治学——大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4.1 教授治学是抑制大学行政化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国内大学行政化的问题突出, 不少学者对大学行政化很是不满。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有学者提出了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此口号一提出引来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关于大学行政化的问题吵得沸沸扬扬, 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现代社会大学的发展十分迅速, 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而言, 没有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有学者认为行政管理是大学正常运行必不可缺少的。但是大学的行政管理并不意味着大学的行政化。大学应该去行政化而不是去行政。教授治学是抑制大学行政化的有效途径。通过教授治学让教授们参与到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中以减少行政的干预, 更好地协调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实现学术权力行政权权力的协调与平衡。

4.2 教授治学是治理学术腐败的关键

学术腐败是大学的侵蚀剂。开启智慧、追求真理、传播知识、弘扬文化是大学的宗旨。但有着象牙塔美誉的大学, 如今却是学术腐败频发, 人们越来越怀念那个洁净的象牙塔。学术腐败之所以产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授忙于向行政方面发展, 不严肃治学, 把精力用在升官上面。在学校加强教授治学使教授们静下心来, 专心的教书育人、专心的进行学术研究。那么那些教授抄袭、不给学生上课而在一些培训机构上课赚钱的消息就不会再出现了。教授治学是整顿学术腐败的关键。通过教授治学在学校形成教授治学之风, 使各个教授在学术浓厚的氛围中潜心的研究学问, 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将学术腐败从大学校园中驱除出去, 还大学一个研究高深学问洁净圣地。

4.3 教授治学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重要内容

现代大学制度的构架包括两个层面, 即宏观层面: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围观层面: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征求意见稿) 要求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完善教授治学对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着重要作用。

5 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十三章第四十条中讲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为此根据我国的国情, 应从以下几个途径来探索教授治学的方法。

5.1 处理好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系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国情决定了我国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 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校长行政, 指校长作为法人代表, 负责执行校党委和教授委员会做出的决策。通过教授治学可以强化学术权力的地位, 保证自由的学术氛围, 体现了民主管理的要求, 实现了大学自治的本质特征, 不仅如此教授治学可以使教授、学者们参与大学管理, 从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使党的政治路线、校长的行政决策得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因此, 只有把党委领导、校长行政和教授治学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优化现代大学体制结构, 发挥最佳功能以及从事日常管理工作。

5.2 建立院系一级的教授会

在教授治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首先在院系一级设立教授委员会, 使广大教授积极参与院系学术事务的管理与决策, 促进学术民主的实现。其次在校级学术事务的管理活动中, 应增加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中教授、专家的数量, 听取教授们的意见并减少带有行政色彩的干预。最后在全校设立校级的教授委员会, 给教授、专家更大的学术权力, 实现更为广泛的民主, 真正体现“教授治学”。

5.3 完善激励机制, 激发教授治学的热情

现在大学里之所以到处充斥着行政色彩, 激励机制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着行政头衔的教授在很多方面都享有着特权。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政头衔为自己牟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荣誉。而那些没有行政头衔的教授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就使得那些潜心研究学问奋斗在一线的教授们渐渐的丧失治学的热情。其实教授们所要求的回报并不只是物资上的, 它还包括精神上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在基本的需要满足后就会要求更高的精神需要。完善激励机制, 是激发教授治学热情的基础。学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激励机制: (1) 对那些潜心搞学术的教授给予更多的关注, 不要等到成果出来了才来关注, 在教授研究的过程中学校领导要给予更多的问候, 让搞研究的教授们感到自己还是被关注被关心的。 (2) 很多教授在做研究时是十分辛苦的, 一些需要试验的项目常常使教授们长期无法回家, 这就要求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到教授的家里关心一下其家属。这样教授就会从心底感到温暖, 那种治学的热情就是迸发出来。 (3) 在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助。对那些没有行政头衔, 又潜心教书研究的教授给以更多的物质补助。

5.4 制定相关的法律、物质保障

一项制度想要得到好的贯彻和实施就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教授治学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它的有效的实施也需要相关的法律、物质保障。随着高校发展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步完善, 落实“教授治学”的过程, 就是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的过程, 也是推动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过程。要想实现“教授治学”, 必须依靠国家用具有社会约束力的法律保证其实施。因此, 在《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的修改过程中, 增加“教授治学”的相关法律条款, 有助于真正体现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党委领导、校长行政、教授治学、管理民主”的基本特征。 (5) 在物质上, 高校要加大对各级教授会的投入, 使各级教授会能够得到运行所需的资金。

5.5 营造和谐民主的环境

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 不仅是一种信息, 一种价值, 也是一种制度环境。”在民主的环境中才能达到学术的最高境界求真。大学是一个求真的地方, 校园里有了和谐民主的环境, 教授们才可能大胆的探索、勇于创新, 致力追求高深的学问和真理。伯顿·克拉克认为:“教授团体确实是大学的关键资源, 他们的学术活动保证着大学的威望, 没有他们的积极工作, 院校行政管理人员就没有什么值得管理的了。”可见教学和学术是大学的根本, 大学的行政组织要为学校教学和学术服务。并以教学和学术为行使行政权力的起点和归宿, 学校的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要保障和服务于教授治学。在高校营造和谐、民主、宽松、自由的环境是教授治学的前提。

摘要：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 几百年来教授治校久经不衰, 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教授治学缘于教授治校是新时期教授治校在我国的表现。教授治学是发挥民主促进大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促进大学健康发展势在必行。

关键词：教授治校,教授治学,途径

参考文献

[1][2]欧阳光华.教授治校:源流、模式与评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5 (4) .

[3]李涛.“教授治校”在我国20世纪上半叶引进的回顾与反思[D].山西: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5:28.

[4]高雨, 闻曙明, 马艳芬.百年来中国教授治校思想的演变[J].吉林教育.

[5]张斌.教授治学的意义及实现途径[J].教育评论, 2009 (1)

[1]张意中.论教授治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6.

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篇10

(一) “教授治校”溯源

“教授治校”是源于中世纪巴黎大学的一种大学内部管理传统。在被誉为“西方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 教师仿效城市手工艺人自治的管理方式, 自发地联合起来, 成立了以教师主导的教师行会。通过这个组织, 该校的教师们共同决定和处理包括学生遴选、课程设立、教师延聘等内部事务, 由此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传统。[1]受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人文主义自由人格的影响, 欧洲大学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将“教授治校”模式推至实践的顶峰。柏林大学建立了由全体正教授组成的教授会, 教授会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 如遴选校长、任聘教授等。[2]“教授治校”在我国的提出始于上个世纪初。对此推广有重要贡献属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清华校长梅贻琦。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是国内倡导“教授治校”的第一人。他在民国初期担任教育总长时所起草的《大学令》是其治校思想的具体体现。他提出设立讲座、评议会和教授会的规定, 初步体现了“教授治校”思想。[3]梅贻琦先生作为一名留美归国的年轻教授, 被美国的学术自由的氛围所感染, 也提倡“教授治校”。他从制度上确立了“教授治校”的真正地位, 强化了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会及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领导体制, 使这一民主管理模式强化完善。但遗憾的是, 由于历史原因这一理念没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扬, 甚至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中, “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被批得一无是处, “教授治校”的地位岌岌可危。

(二) “教授治校”的内涵

近年来, 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教授治校”再次被热议。那么“教授治校”的内涵是什么?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探讨。主要争议在于教授到底该治什么, 权限范围有多大?有学者认为, 教授应该管理大学所有的事务, 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是韩骅、高田钦。韩骅认为, “教授治校”即教授集体全权管理大学事务。[4]高田钦认为, “教授治校”在性质和内容上是指掌管学校的一切事务, 并非参与管理学校的部分事务, 不管采取何种形式, 其实质是教授掌握决定权。[5]有学者认为, “教授治校”的对象与权限主要是治理学术性事务, 即“治学”, 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意忠、睦依凡等。张意忠认为, “教授治校”的内涵主要是治理学术事务, 其实质是教授“治学”。今日之“教授治校”绝非是中世纪教授集体全权管理大学事务的治校, 而是决策学术事务, 不是管理学校, 更不是去做行政工作[6]睦依凡教授也有相同看法:“教授治校是个限制概念, 其治校的内容通常限定在对重大学术问题进行参与决策的范畴, 教授治校多为参与治校而非决定治校。”[7]

从上面学者对“教授治校”内涵的分析来看,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教授治校”与传统中世纪的“教授治校”并非同一概念。我们发现, “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 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8]也就是现代大学的“教授治校”被赋予新的含义。首先, “教授治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校的自主和自治, 治校范围限定在对重大学术问题的决策上。如学术政策的确定、教授的晋升和聘用、学位的授予、课程的设置调整等。其次, “教授治校”多为参与治校而非决定治校。

二、“教授治学”

现代大学制度大力宣扬“教授治学”, 而对“教授治校”提出了质疑。那究竟“教授治校”为何在现代高校中行不通, 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 从“教授治校”转变成“教授治学”的原因

20世纪以来, 特别是二战以后, 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在民主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员要求参与到大学的管理之中。随着大学自身规模的膨胀和内部事物的日益增多, 导致了大学, 尤其是巨型研究性大学管理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 由于教授精力和能力有限, 不能兼顾学术和管理工作, 而且教授们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从自己特定的学科和专业出发, 很难把握全校的整体发展, 导致大学的行政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成为大学权力的越来越重要的形式。基于这些原因, 有研究者对几百所大学的资料进行研究发现, 教授参与行政越多, 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差。因此, 在中国目前这个特殊的阶段, 与其让教授治校, 不如让教授单纯地去治学。于是“教授治学”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二) “教授治学”内涵

学术界对“教授治学”的界定至今众说纷纭, 尚无定论。张意忠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教授治学作为学术管理的传统, 始于中世纪大学, 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现代社会的发展赋予了这一概念及相关制度以新的内涵。”[9]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认为, “教授治学”就是强调教师要做学问, 教师要参与学校的学术管理:一是学术为基, 育人为本, 教授治学;二是依法治校, 以德治校, 教授治学;三是党委领导, 行政管理, 教授治学。[10]东北师范大学史宁中校长认为, “教授治学”的内涵包括教授“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和“治教学”。

三、“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异同点

(一) “教授治学”、“教授治校”的共同点

从上面内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 “教授治学”、“教授治校”二者存在着一些共同点。

1. 二者都为追求高校民主管理和自由。

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认为:“社会上森严的等级制度, 在大学应该完全颠倒过来;大学工作应取决于校董、校长者少, 取决于教授、教师者多;别的机关并不如此, 大学却必须如此。”民主治校是“教授治校”的思想内核, 学校自治是其体制渴望。“教授治学”就是要求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 可见民主也是“教授治学”的特点之一。“教授治校”就是要求教授有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教授的学术权利不受社会行政权力的制约, 自由的进行研究、教学。

2. 二者都发挥教授的作用, 都是治理学术问题。

大学教授是大学形象的缔造者, 是大学的灵魂。为此, 在现代大学管理中, 不管是哪种管理模式, 教授都应发挥主体作用。在“教授治学”和“教授治校”的概念中, 我们不难发现, 在现代大学中二者都提倡治理学术事务。现代大学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学术自由, 其实质是在现代大学内部注重学术权力。由于现代大学存在的组织基础是课程和学科 (专业) , 而课程和学科是由掌握高深学问的教授组成的, 所以, 参与学校学术决策是教授学术权力的重要体现。

(二) “教授治学”、“教授治校”的不同点

由“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概念表述可以看出, 一个是治校, 另一个是治学, 二者肯定是存在差异的。从“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概念看, “教授治学”应该是“教授治校”的一部分, 从属于“教授治校”。

首先从教授在大学管理中应拥有的权力来看,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更高层次。大学教授对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 启蒙、发现和造就各式各样的有用之才, 因此“治学”是教授本职。只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治学治理好了才能向着更高层次的治校发展。一个教授连本职的治学都做不好又怎么能治校呢?“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在我国的表现。前面已经讨论过“教授治校”在我国行不通。但“教授治学”既是一种权力, 更是一种责任。它在我国的实际运行中还会遇到各种障碍和困难, 表现在权力的实现需要法律的刚性保障, 责任的履行需要制度的约束规范。因此, 笔者认为, “教授治学”的实行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路径来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郑刚.梅贻琦“教授治校”管理思想论析[J].高校教育管理, 2009, (3) .

[2]袁耀梅.“教授治校”的历史考查[J].理论研究, 2009, (3) .

[3]李娟.“教授治校”理念述评[J].教育研究, 2007, (3) .

[4]韩骅.论教授治校[J].高等教育研究, 1995, (6) .

[5]高田钦.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其合法性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 2007, (1) .

[6]张意忠.论“教授治校”及其现实意义[J].江西教育科研, 2007, (9) .

[7]睦依凡.教授“治校”:大学校长民主管理学校的理念与意义[J].比较教育研究, 2002, (3) .

[8]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33-37.

[9]张意忠.博士学位论文[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2006, 120.

米伊斯教授信箱 篇11

答：你的小女儿显然是先天性外耳畸形，如果只是外耳轮往里卷，外耳道正常，畸形并不严重，则不必着急，待到10岁后可做整形手术进行矫正，而过早的手术很可能当时的矫正效果不错，但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耳廓的不断发育，又会出现外形的改变，甚至需要再次手术。如果同时有外耳道闭锁，也就是没有外耳道，则听力必受影响，手术便应提前到学龄前做。若手术太晚，不但影响小孩上学听课，外耳畸形和听力不良还会给小小的心灵以打击，不利于小孩的心理发育，即便是长大后需要再次手术，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浙江丽水市市府大院内雷××：去年s*月我在脸上抹了祛斑霜，两天后局部发黑，脱皮屑，我以为脱皮后皮肤会变白，便继续搽用，没想到搽过霜的皮肤后来都成了深褐色。读了贵刊去年第1期上的《美容激光在治疗皮肤色素斑中的应用》，请问我可以用美容激光使皮肤变白吗

答：有些人的表皮即便是轻微的擦伤，愈后也会留下色素沉着，出现色斑，其原因尚不很清楚，色素沉着的范围即色斑的大小*与表皮损伤的面积相一致。对这些人，禁忌做皮肤磨削术、化学剥脱术和你在信中提到的祛斑治疗，因为祛斑类化妆品中的祛斑剂都对表皮有或轻或重的损伤。有经验的医师在进行上述治疗操作前都特别注意询问有无这方面的病史，因为一旦适应症选择不当会使色斑由点连成片，范围越来越大，颜色越来越深。激光祛斑对皮肤同样有损伤，对于你来说不可贸然尝试。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多加小心，注意保护皮肤，尤其是裸露部位的皮肤更要注意不受意外损伤。

◆新疆米泉市锅底坑村裴××：听妈妈说，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就因为屁股上长了个大肉包而动了大手术，长大后脊柱变形，看上去没有腰，因而上身短，下身长，像个外星人。我把医院检查的结果寄给你，请告诉我该怎么治疗

答：看了寄来的你9年前，也就是你10岁那年照的腰骶椎正侧位片，显示腰1～5各椎体间隙消失，各椎体畸形，上、下关节结构不清，棘突、横突部分缺如；骶椎隐裂，并后突畸形和骨盆畸形。说明病情比较复杂，对于这种腰、骶椎先天性脊椎裂，目前唯一的治疗手段是手术，但手术难度大，效果常不是很理想，还有可能出现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等并发症，需慎重对待。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中山西路××号盛×：6个月前我做了去眼袋手术，现眼睛下面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左边高右边低，相差约1毫米，难看极了。去了几家医院，有的说需再做手术把疤痕提升到下眼线根部，有的说疤痕不可能提升。你说呢

答：眼袋手术并发症较多，是个有风险的美容手术。而且术后恢复的时间长，是否要重做手术，以及做什么样的手术，需待一年半后根据疤痕软化的情况来决定。在此期间，你可以做局部热敷和按摩，贴敷疤痕敌，涂抹疤痕软化膏，或疤痕内注射康宁克通A，有利于疤痕的软化和消退。眼下还不是讨论手术的时候。

◆广东东莞市樟木头永宁街丰乐大厦敬××：一年多前我去一家医院做了整容术，现眼睑和胸部都留下疤痕，我想再做一次手术进行矫正，能行吗

答：你没有说明做的是什么手术，但不管做啥手术出现疤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手术创伤较大，或者创口缝合时有张力、创缘没有对合好，或者合并感染，因而愈后出现了疤痕。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再次手术切除疤痕，然后用局部皮瓣或植皮进行修复。二是手术并不大，愈合也很顺利，却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则你很可能是疤痕体质，这不宜再做手术。因为手术只会增加新的疤痕，越做越糟糕。

◆山东枣庄市山家林煤矿孙××：两年前我在一家私人美容院文了眼线，不久后变蓝，而且很粗，洗了两回，一点效果也没有，好像还在不断扩散。请帮帮我，哪家医院能洗去眼线

答：文眉、文唇、文眼线等文刺美容对人体是介入性的，文进去的染料弥散于组织中，且与组织发生相容性变化，要彻底洗去非常困难。若强求洗净会留下疤痕，文眉者可导致断眉、秃眉，文眼线者可发生睫毛脱落或睑内翻倒睫，文唇线者常引起唇形改变。因此，目前的洗脱方法大多只能使文刺着色减轻，特别是对于文刺较深者。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得知，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医学美容整形中心（邮码710038）有一种洗脱方法，效果不错，你可先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争取他们的帮助。

教授工作室 篇12

水热参数是表征地球各圈层(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之间能量传输的两个重要的物理量,地面温度(包括地表和近地表)是研究地表和大气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全球海洋环流、气候变化异常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参数,涉及众多基础学科和重大应用领域。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快速准确地获取大面积、长时间序列的地表温度和土壤水分,是顺应当前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是应对多种自然灾害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既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

地表热辐射在通过大气达到卫星传感器的过程中,主要受地表类型和土壤水分,近地表空气温度和大气水汽含量的影响。氮磷钾溶解在土壤水分里面,土壤水分的变化影响介电常数变化,从而改变发射率,发射率变化影响地表的辐射效率,而地表温度变化决定土壤水分的蒸发速度,从而影响与近地表空气的能量交互,改变近地表空气温度;近地表空气温度的变化影响大气剖面,从而决定大气平均作用温度;在地表热辐射经过大气时,被大气水汽吸收,然后达到卫星传感器。因此,在利用单波段热红外传感器准确计算地表温度过程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获取大气水汽含量计算大气透过率;获取近地表空气温度估算大气平均作用温度;已知地表类型和土壤水分准确估算地表发射率。

以往大部分研究人员只集中在辐射传输方程中某一个部分的改进提高反演精度。毛克彪博士为了系统性提高地表温度反演精度,在三个关键参数研究以及空间气候变化研究都做了大量创新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今天,就让我们走近毛克彪教授,领略科技改变世界的神奇!

问:据了解,为了系统性提高地表温度反演精度,您通过潜心研究,对三个关键参数进行了深入探讨,那么主要取得了哪些可喜的成绩?

答:我们通过利用同极化不同频率微波指数克服粗糙度的影响,建立了标准极化微波指数模型,提高了土壤水分反演精度;发明了一套利用GPS地面反射信号估算土壤水分的仪器和方法,填补了国内地面高空估算大面积土壤水分微波仪器的空白;提出利用卡曼滤波迭代优化方法估算窄波段、宽波段发射率及大气水汽含量,提高了反演精度。

土壤水分不但是干旱监测中非常重要的参数,而且其变化影响热辐射和发射率变化,从而影响地表温度的反演精度。以往人们通过同一个频率不同极化建立微波指数与土壤水分建立统计关系计算土壤水分,同频率不同极化的微波指数受土壤粗糙度的影响很大。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不同频率V极化的微波指数能较好的消除粗糙度的影响,从而提出并建立了新的不同频率同极化标准化微波指数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被动微波土壤水分反演方法。该方法通过比值法克服了以往需要同步获得大尺度地表温度的困难,且分析表明通过标准化发射率指数和标准化微波指数建立土壤水分反演方法精度较高,反演误差降低了10%,得到国际同行认可。为了进一步验证和提高土壤水分反演算法精度和实用性,我们还发明了一套利用GPS地面反射信号反演土壤水分的装置和方法,估算误差为0.02m/3m3,该装置和方法通过在地面一定高度架设信号接收器接受GPS地面反射信号,通过建立模型获得土壤水分与反射信号的关系,全天候获得土壤水分参数,填补了国内在地面一定高度获得大面积土壤水分参数仪器的空白,解决了星上土壤水分验证时地面点观测难以匹配且缺乏代表性的难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被“草原植被及其水热生态条件遥感监测理论方法与应用”项目采纳,并在国家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站得到了应用,为草原生态监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发射率地表温度反演过程非常重要的关键参数,以往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计算发射率:一是通过地表类型分类赋予固定的发射率值,不随时间变化,从而限制了气候变化等模型的估算精度;二是通过局部线性关系和比值法来计算发射率。我们针对以往算法的缺点,提出了利用卡曼滤波迭代优化方法提高了窄波段和宽波段估算发射率的方法。针对ASTER数据误差在0.009以内,MODIS数据估算误差在0.010以内(国际相关研究精度为0.02)。为蒸散发和农情监测模型等提供了有效手段和技术支撑。

大气水汽含量是地表温度反演过程中计算透过率的关键参数,也是农业旱情监测的主要参数。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用卡曼滤波迭代优化方法从遥感数据反演大气水汽含量的新方法。该方法克服了NASA传统比值法在水汽比较低和比较高时反演不敏感的缺陷,通过利用迭代优化提高了不同地表类型条件下反演方法的适用性。用MODIS数据反演分析表明,该方法还很好地简化了传统方法复杂的反演过程,和减少了反演结果的不确定性,平均误差0.12g/cm2。与美国宇航局(NASA)提供的产品比较表明,在大气水汽含量低于1.0g/cm2和高于3.5g/cm2时,反演精度提高15%以上。该反演方法被应用到了相关监测业务系统中,提高了农情和草原长势监测精度。

问:多年的科研生涯中,您创造了多个“首次”的记录,成为农业大数据、气候变化、农业遥感等领域的佼佼者,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首次”的创造都经历了哪些创新开拓?

答:首先,我们首次提出利用先验知识和人工智能方法直接从遥感数据大面积估算近地表空气温度反演方法,提高了空气温度反演的精度和时效性。

近地表空气温度不但是影响大气平均作用温度的关键参数,也是能量平衡和气候变化研究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由于近地表空气温度受时间和空间,以及地表情况的影响,至今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很好地估计近地表空气温度的空间分布。目前,在气候变化研究里公知的三种获得近地表空气温度的方法,一是基于能量平衡的物理方法。物理方法需要空气动力学阻抗,以及地表状态(包括水、土壤和植被的状态等),这几个参数难以获取;另外一个是经验方法,利用GIS对气象站点获得的近地表空气温度进行插值得到近地表空气温度的分布图。当气象站点不是很多而且不是均匀分布(特别是在山区)时,插值得到的结果不是很好;第三个是利用热红外波段与地面站点进行统计回归的经验算法,这种经验算法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具备平移性,即需要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重新采集数据进行统计修正系数。我们首次提出利用地表温度和发射率作为先验知识,建立迭代优化的人工智能方法,从而使得直接从遥感数据大面积反演近地表空气温度的反演方法变得通用,误差大约1℃(同类国际刊物发表精度是2~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大气水汽含量作为先验知识提高近地表空气温度反演精度,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

其次,在晴空条件下,通过利用近红外波段估算大气水汽含量,克服了以往算法需要从气象站点获得水汽的困难。我们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针对MODIS和ASTER数据地表温度和发射率分步反演的新劈窗算法,简化了反演过程,提高了反演精度;针对多热红外波段数据,通过建立邻近波段发射率之间的关系,克服方程不足的困难,首次提出了用同一景MODIS数据同时反演地表温度和发射率的多波段反演算法(美国NASA是用的白天和晚上两景数据),并利用神经网络进行优化计算,大大提高了反演精度和算法适用性。

针对两个波段的热红外数据,从热辐射传输方程出发,通过理论推导,提出了地表温度和发射率分步反演的新方法。第一步:在对不同热红外波段建立辐射传输方程组的基础上,对Planck函数进行线性简化,简化辐射方程组;第二步:利用可见光波段PV指数计算不同热红外地表发射率;第三步:利用近红外波段估算大气水汽含量,并计算热红外波段大气透过率;第四步:估算地表温度。该算法被国内外许多科研人员采用,理论精度为0.32℃(美国NASA发表的产品算法理论精度为1℃),提高了农情和草原长势气象参数监测精度。

针对多个波段的热红外数据,我们继续提出了同时反演地表温度和发射率的多波段方法。利用不同热红外波段发射率之间的关系建立邻近波段发射率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得到与未知数相同的方程组数,解决了热红外地表温度和发射率同时反演方程不足的病态问题。该方法进一步利用大气辐射传输模型模拟保证了地球物理参数之间的物理关系,和神经网络内含分类信息和优化计算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地表温度和发射率同时反演精度。大气辐射传输模型与神经网络复合来反演地球物理参数是当前反演技术的一个很大进步。具体针对高分辨率ASTER数据5个热红外波段的特征,提出了针对ASTER数据同时反演地表温度和发射率的反演算法,分析表明平均理论误差在0.25℃以下,波段11/12/13/14发射率的平均误差在0.001以下。日本产品算法精度是1.5℃,发射率误差是0.015,而且算法中运用发射率比值关系使得算法普适性性下降。

另外,针对中分辨率MODIS数据,我们利用地表温度、近地表空气温度、大气平均作用温度、星上亮度温度之间的关系,以及透过率与大气水汽含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针对MODIS数据同时反演地表温度和发射率的多波段算法,克服了美国NASA同时反演地表温度和发射率产品反演算法需要大量参数做复杂运算的缺陷,分析表明我们的算法理论精度平均误差在0.4℃以内,发射率的平均误差在0.008以内。NASA发表的理论精度为0.4~0.5℃,发射率误差为0.009,而且NASA该产品算法需要同时运用白天和晚上的热红外数据,假定地表发射率不变,使得算法不够稳定(两次数据之间可能突然下雨或者降雪)。我们提出的算法只用同一景数据,减少了算法的复杂性,通过优化迭代运算使算法比较稳定。这两个反演算法都被农业旱涝灾害遥感监测技术项目和草原植被及其水热生态条件遥感监测理论方法与应用项目采纳,提高了农情和草原长势气象参数监测精度。

另外,首次提出了利用人工智能方法从全天候的被动微波和热红外数据的反演地表温度方法,解决了有云情况下热红外无法准确反演地表温度的难题。

全球平均每天有60%~70%的地表受云影响,热红外在云覆盖地区很难获得地面信息,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在分析Aqua卫星多传感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利用MODIS温度产品和AMSR-E不同通道之间的亮度温度建立反演地表温度的反演模型。从而克服了以往需要同步测量地面温度数据的困难,并为不同传感器之间的参数反演的相互校正和综合利用多传感器的数据提供实际应用和理论依据,解决了有云情况下热红外无法准确反演地表温度的难题。通过分析发现不同的地表覆盖类型的辐射差异比较大。精确反演地表温度至少把地表分成三种覆盖类型(雪覆盖的地表、非雪覆盖地表和水覆盖地表),建立的统计方法的平均误差在2℃左右,国际相关研究精度为2~3℃。在此基础上,利用多传感器的优势和人工智能方法,进一步提高精度和使得算法通用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

问:近年来,您提出建立以开普勒三定律和万有引力为基础空间气候变化模型,原因是什么?您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否得到了权威部门的肯定?

答:近几年,我们通过研究当前气候变化预测模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万有引力空间气候变化模型思想。原因是,我们认为地球每天的天气变化是由于各个星体轨道变化导致地球的引力场和磁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高速自转和公转的地球每时每刻都在做自我调整从而达到动态平衡,从而引起地球系统每天水循环(包括大气水汽、降雨和洋流)和地球内部(岩浆)等变化,形成了每天不一样的天气,气候周期变化是由于各个星体都在做周期运动。太阳和其它星体也是在运动的过程中由于各星体引力和磁场大小及方向变化做即时自我调整,比如太阳每天的辐射变化和黑子周期的变化与地球的每天天气和气候变化是相似的,引力大小和方向变化控制太阳的辐射变化。地球每天的天气(气象)和长时间的气候变化都是一种天文现象,极端天气是由对地球作用的天体引力方向突然改变引起的。人类在地球系统内部的作用是非常小的,特别是人类排放产生的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影响非常小,只是一个微调或者扰动作用。他提出以大数据思维建立终极气候变化模型:以开普勒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建立一个以太阳或者银河系为中心的引力和磁场变化模型,模拟在行星运动过程中,磁场和引力方向变化以及太阳辐射变化怎样驱动地球大气水汽(云)、洋流运动和岩浆运动等,从而引起每天不同的天气变化,特别是模拟引力场和磁场方向突变引起地震和火山喷发,从而更加准确地预报重大自然灾害。我认为地球上的每个物种的出现和消失在某种程度也是由星体引力和磁场变化及周期等因素决定,引力场和磁场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各物种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主要原因是各种物种都是由分子原子构成,都受到引力和磁场的作用。由于星体运行周期长,人类缺乏观测数据和观测技术,可以利用地球极端气候周期变化反推天体运动规律和发现新的天体,用大数据思维建立复杂气候变化模型是未来气候变化研究的趋势。

目前,我们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并分别获得国家和国际发明专利,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中国南方大雪冰冻灾害监测中,由于雪情复杂导致常规监测算法失效。在国内各个国家自然灾害监测中心无法获得地面雪灾信息情况下,应李小文院士的邀请参加冰雪灾害监测工作。我们综合利用自己提出的算法作出的灾情图件提交到了国务院和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得到了国家遥感中心领导和李小文院士的高度赞扬,为遥感界争得了荣誉,为救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信息,凸显了遥感在大尺度灾害监测中的作用。在出版一部专著后,李小文院士再次推荐我为研究生写一本参考教材,并再次肯定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家重大自然灾害中的应用贡献。上述主要研究成果还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和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采纳并作为业务监测算法,在国家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研究成果被相关部门采纳,参与成功申报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