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学制度（共7篇）
教授治学制度 篇1
摘要：教授治学作为一种现代大学制度,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分析教授治学的内涵, 阐明了实施教授治学的必要性, 理清了教授治学存在的问题, 从而提出相应对策, 力求探索出实施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完善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 构建我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关键词：大学制度,高等学校,教授治学,问题,对策
新时期, 为进一步推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我国政府和高校都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2012年7月, 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纲要》指出要:“完善治理结构。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1]由此可见, 教授治学制度已经纳入我国高校制度建设体系之中, 充分表明了教授治学是完善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途径。
一、教授治学的内涵
教授治学制度源自于教授治校制度, 是基于我国现实国情以及大学发展所形成的我国特色现代大学管理制度。20世纪以来, 随着大学人数的急剧增加, 知识与学科的迅速分化, 大学管理日益复杂。由于教授精力的限制, 无法承担“治校”这一庞大的职责。因此, 教授治学成为更加合理的教授参与民主管理的方式。教授治学的内涵包括。
(一) 治教学
大学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地方, 其根本职能是培养合格的人才, 而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因此, 教学是教授治学的第一要务。治教学, 首先要求教授投入更多精力于知识的传授。《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 把教授为低年级学生授课作为重要制度。”[2]其次, 要求教授在传播知识的同时, 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良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人格。教授应以“人师、人友、人范、人梯”的兼有者形象来影响学生, 使学生成为知识丰富, 本领过硬, 品德高尚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最后, 要求教授广泛参与到教学管理中去。教授是其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 拥有极深的造诣, 因此教授应该在教学管理中起主导作用。
(二) 治学科
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龙头。教授在其研究领域具有渊博的学科专业知识, 能全面把握学科发展动态, 较好地理解本学科的发展规律, 因而在学科建设上最有发言权。治学科, 就是要求教授善于凝练学科发展方向, 彰显学科特色, 培养学科建设队伍, 构建学科发展基地, 为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贡献力量。教授应努力提高学术水平, 带动学科发展, 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 创造出丰富的学术成果, 使本学科具备鲜明的特色。
(三) 治学术
大学是传播高深知识的场所, 学术性是其内在的要求。“大学之强弱, 学术为基;学术之兴衰, 教授为本”[3]。因此, 教授理应承担起学术研究、振兴大学的责任。治学术, 就是要求教授将精力集中于学术研究上来。用强大的学术实力, 规范的学术道德, 严格的学术标准, 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从而使自己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前沿, 争做学术精深、人格高尚的学术带头人和创新人才, 带动学科的不断发展。
(四) 治学风
良好的学风是大学健康发展的基石, 有利于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竺可桢先生曾指出:“一所大学校风的优劣全视于教授的人选转移。假使大学许多教授以研究科学为毕生事业, 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 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 不断地培养出博学敦行的学者。”[4]治学风, 一方面要求教授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 崇高的人格魅力, 不倦的敬业精神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去示范影响学生, 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另一方面, 要求教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 杜绝学术腐败现象, 带动其他教师以真理为信仰, 以求真、求实为目标, 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
二、教授治学的必要性分析
(一) 体现现代大学的治理理念
现代大学理念的核心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教授是大学学术的主力军, 长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 使得他们对于人才培养, 专业发展和科研走向等方面了解的更为深入。因此, 教授在学术活动的管理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鼓励教授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 发挥他们的主人翁地位, 充分调动和激发教授们治学热情, 为学校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实施教授治学制度, 构建合理的大学内部管理体制,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不断提高大学的管理水平, 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二) 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高等学校内部存在着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另一种是以教授、学者为核心, 以‘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师职务评定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5]。大学学术本位的特点表明, 大学的权力应该是由下至上的运行模式。但是, 在我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大学形成了严格的科层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教授治学的实施可以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使两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补充, 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三) 突出教授的主体地位
“教授治学体现了专家治学的办学思想, 体现了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 使教授从决策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决策的制订者, 成为学校真正的主人, 发挥应有的作用, 促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6]。教授常年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对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学术事务有着高屋建瓴的认识和体验, 所以教授在学术上更有发言权, 他们做出的决策会更科学。教授治学的实施, 使得教授在教学科研、学科发展以及学风建设等方面拥有更多的参与决策的机会, 充分体现了教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 更加激发了教授的工作热情。
三、我国高校教授治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高校, 教授治学制度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途径。近年来, 在相关法律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 专家学者们不断提出好的建议和议案, 为教授治学制度的法制建设奠定基础。“去行政化”已植根于大学体制改革之中。相对初期, 高校盲目地精简行政权力, 如今高校对于“去行政化”的看法更为理性。教授委员会制度经过10多年的摸索, 逐渐成熟起来, 在高校学术事务管理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尽管教授治学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其存在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 国家政策法律尚不完善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有条件的学习要设立由校长主持、人数不多、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但仅限于理论的讨论, 并未付诸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 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 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 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审议, 是审查、评论, 提出肯定、否定或修改意见。《中华人民共和教师法》规定:“教师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 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但是, 以上条款仅对教授治学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均未提出可操作的法律法规, 也未提出明确的保障措施。教授治学在我国法律法规中, 尚属缺失阶段。
(二) 行政权力处于主体地位
目前,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的运行模式为, 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不断异化, 而学术权力不断弱化。本文应用李海萍教授《学术权力运行现状的实证分析》一文中的研究数据, 制定了高校各类治学委员会成员与行政职位关系的表格 (如下) 。
通过分析, 各委员会成员资格与担任行政植物高度相关。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更容易更为各类学术机构的成员。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处于主导地位, 学术权力弱化,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
(三) 学术组织管理体制问题突出
我国高校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肇始于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4月, 东北师范大学开始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 将教授治学落到实处。学校在学院一级建立教授委员会, 使教授在学院发展, 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建设, 资源配置, 经费使用方面拥有决策权。2003年, 北京大学在人事制度改革中做出重大举措。改革方案规定:“在教师的招聘和晋升方面, 要实施教授评议会制, 这是教授治学制度在实践中又一次迈进。“2004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成立的教授委员会作为学院的决策机构, 从此学院在教学与发展方面的问题由教授说的算;同年, 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 是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 取代了行政权力决定一切的管理模式。”[7]随后, 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建立各级各类学术组织机构。但多数机构在职权范围, 组织职能, 成员遴选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学术组织机构体制建设问题突出。
(四) 教授治学素养不够
教授在其专业领域具有较高很高的学术造诣, 但很多教授在治学素养上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教授虽然有较高的学问, 但是缺乏管理知识, 对学术事务管理力不从心。有些教授只关心学术研究与教学, 对学术事务管理工作缺乏热情, 不愿投入过多精力。另一方面, 一些教授学术道德缺失, 学术自律性不强。近年来学术不端, 学术失范, 学术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因学术造假被辞退, 其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 被科技部公开撤销。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俊因在求职及申报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中, 盗用他人文章, 伪造经历, 被学校开除。
四、完善教授治学的对策
(一) 完善现行法律法规
教授治学的实现要有国家立法的保障。一方面, 国家应该借鉴欧美教育强国的成功经验, 结合国内高校的发展实际情况,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教授治学在高校内部管理中的合法地位。法律应对教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予以明确的界定, 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并正对目前高校内行政权力优于学术权力的现状, 制定“校方不能与教师学术立场差异而对其停职或解聘”等相关条例, 为学术权力的落实提供有效保障, 使两大权力能够在法律上实现平衡。同时, 国家还应规定教授治学的内容, 明确学术自由的界限, 使教授治学制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 在法律颁布后, 国家应及时制定教授治学制度的实施细则, 指导高校建立并完善独立、民主、自由的内部管理体制, 保证教授学术权力的顺利实行, 避免法规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条款的情况。除此之外, 还要加强对于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行为的立法管理, 从根本上杜绝学术违法行为, 为教授治学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 处理好与党委领导、校长行政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 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 教授治学的实施, 必须以“党委领导, 校长负责”这一制度为前提, 并在根本目标上与党委领导、校长行政保持高度一致, 更好地实现社会、高校和师生的根本利益。在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础上, 建构起“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管理模式。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行政、教授治学三者相互协调的原则, 能使大学决策更科学、民主, 减少决策失误, 提高管理效率。在高校内部, 通过教授治学制度, 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使得两种权力并行发挥作用, 相互补充、相互制衡。通过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方式, 提高高校的管理水平, 促进高校的稳定发展, 完善我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三) 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
教授群体在高校的管理和决策中发挥作用是大学的传统。教授委员会作为高学术组织载体, 成为教授治学的有效平台。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应遵循三个方面的原则。首先, 要规范教授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教授委员会成员一方面应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科研技能以及崇高的学术品德。另一方面教授要具备相关的管理知识, 具有一定的组织、决策能力, 熟悉学校学术事务的运作, 有较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 要明确教授委员会成员结构:为了避免“双肩挑”现象, 教授委员会中, 不具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应达到总成员的二分之一以上。高校应进一步明确教授委员会成员的聘用制度, 让真正具有学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进入教授委员会, 提高委员会的学术管理效率。最后, 要确立教授委员的职权范围:教授委员会在学科、专业和师资队伍建设, 人才培养方式, 教学科研形式, 教学评价模式等方面有决策权力。高校应把“教授委员会”制度落到实处, 经该委员会评议审定而通过的管理决策不需经过高校党政机关的再审核, 以提高学术权力的独立性。通过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 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二者各司其职。
(四) 加强教授的自身素质
一方面教授要加强管理知识的学习, 积极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 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经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教授们应树立可持续学习的观念, 不断学习和实践高校学术管理的相关知识, 为高校学术管理的完善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处理学术事务时在学术事务中行使正确的学术权力, 减少和避免“近亲繁殖”等现象的出现, 增强学术事务管理决策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 以便提高治学决策的水平和管理绩效, 强化教授委员会的公信力。另一方面, 教授要有崇高的学术道德, 要敢于承担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在学术活动中, 教授要坚持客观公正的评价, 充分发挥学术的民主性, 自觉履行学术责任。教授们应加强敬畏和崇尚学术的意识, 追求学术上的卓越, 并针对研究的动态和需求来决定自身的研究方向, 避免因名利的侵扰而违背学术研究的初衷。教授们还应加强学术的自律意识, 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社会公德和学术规范, 杜绝学术造假等学术不端现象的出现。教师要以培养人才为己任, 钻研科学为追求, 避免过分参与到高校的行政管理中, 淡泊权势和名利, 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参考文献
[1][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EB/LO].[2010-07-29].http://www.gov.cn/jrzg/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
[3]韩延明.论“教授治学”[J].教育研究, 2011, (12) .
[4]周川, 黄旭.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193-203.
[5]钟秉林.现代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及其协调[J].科教文汇:上旬刊, 2005, (1) .
[6][7]张意忠.教授治学:大学内部治理模式[J].航海教育研究, 2008, (1) .
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 篇2
1.1 教授治校在国外的发展
教授治校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当时巴黎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教师仿效中世纪城市手工艺人自治的管理方式, 成立了以教师主导的“教师行会”。对课程的选择、人员的任用、校长的选举进行管理。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之后这种方式又传到了英国的大学。
宗教改革时期, 加尔文创办了日内瓦学院, 建构了由校外董事执掌大政方针、大学教授分管学术事务的大学管理新模式, 促进了大学董事会制度的诞生。 (1) 后来这种大学的管理模式又流传到北美殖民地的哈佛学院和其他一些学院, 并开始逐步演化成为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
到了19世纪, 德国的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他将研究引入到大学里, 形成了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教授自由的进行讲学、研究不受国家行政的干涉。在德国大学的引领下, 教授治校模式一度成为许多国家竞相效仿的样板。 (2)
20世纪以来, 特别是二战以后, 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在民主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员要求参与到大学的管理之中。同时, 随着高等教育对各国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国的政府和社会开始加强对大学的管理和控制。另外, 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张, 学生人数的增多, 大学的管理变得复杂化。单靠教授进行管理已经不可能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过去纯粹的“教授治校”正在演化成为现在的由大学各种利益相关人员参与的“共同治校”。
1.2 教授治校在中国的发展
教授治校在我国的提出最初是在上个世纪初。蔡元培在于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后, 开始将教授治校的理论付诸于实践。蔡元培在北大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教授会和评议会作为“教授治校”的主体, 形成了以教授为主要管理者的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议的大学“教授治校”内部管理模式。
五四运动后中国大学逐渐向模仿美国转变, “教授治校”的模式从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校长—评议会—教授会”转变为以东南大学为代表的“董事会、校长—评议会一一教授会”模式。在对“教授治校”的引进从模仿德国大学到以美国大学为蓝本。 (3)
改革开放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 作为审议机构。”这一决定的推出, 关于教授治校的思想又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4)
2 教授治学
教授治学, 指在大学实行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 使之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改革、招生考试和教学评价等学术领域行使其决定权力。它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分别是: (1) 治学科。教授治学就是要凝练学科建设方向, 塑造学科发展特色, 汇聚学科建设队伍, 构建学科发展基地。 (2) 治学术。治学术就是要加强学术实力, 遵守学术规范, 坚持学术标准。 (3) 治学风。教授在学校要以示范去立规范、行规范。 (4) 治教学。教授治教学, 首先要求教授深入一线给学生上课, 要广泛参与到教学管理中。
3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关系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概念区分的并不是很明确。至使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叠的部分,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民主是两者的共同内涵。如在卢英宏的“教授治校”的理论解读一文中他认为民主治校是教授治校的思想内核, 学校自治是其体制渴望。教授治学就是要求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 可见民主也是教授治学的特点之一。自由是两者共同的追求。教授治校就是要求教授有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教授的学术权利不受社会行政权力的制约, 自由的进行研究、教学。教授治学中治学术、治教学都要求教授在学校有自由权利, 自由的对学校的教学提出意见、享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权。
但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更高层次。大学首先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教授作为人才的培育者主要的职责就是育人、研究高深学问, 因此教授首当治学。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治教学上。只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治学治理好了才能向着更高层次的治校发展。一个教授连本职的治学都做不好又怎么能治校呢?教授治学是教授治校在我国的表现。
4 教授治学——大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4.1 教授治学是抑制大学行政化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国内大学行政化的问题突出, 不少学者对大学行政化很是不满。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有学者提出了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此口号一提出引来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关于大学行政化的问题吵得沸沸扬扬, 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现代社会大学的发展十分迅速, 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而言, 没有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有学者认为行政管理是大学正常运行必不可缺少的。但是大学的行政管理并不意味着大学的行政化。大学应该去行政化而不是去行政。教授治学是抑制大学行政化的有效途径。通过教授治学让教授们参与到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中以减少行政的干预, 更好地协调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实现学术权力行政权权力的协调与平衡。
4.2 教授治学是治理学术腐败的关键
学术腐败是大学的侵蚀剂。开启智慧、追求真理、传播知识、弘扬文化是大学的宗旨。但有着象牙塔美誉的大学, 如今却是学术腐败频发, 人们越来越怀念那个洁净的象牙塔。学术腐败之所以产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授忙于向行政方面发展, 不严肃治学, 把精力用在升官上面。在学校加强教授治学使教授们静下心来, 专心的教书育人、专心的进行学术研究。那么那些教授抄袭、不给学生上课而在一些培训机构上课赚钱的消息就不会再出现了。教授治学是整顿学术腐败的关键。通过教授治学在学校形成教授治学之风, 使各个教授在学术浓厚的氛围中潜心的研究学问, 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将学术腐败从大学校园中驱除出去, 还大学一个研究高深学问洁净圣地。
4.3 教授治学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重要内容
现代大学制度的构架包括两个层面, 即宏观层面: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围观层面: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征求意见稿) 要求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完善教授治学对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着重要作用。
5 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十三章第四十条中讲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为此根据我国的国情, 应从以下几个途径来探索教授治学的方法。
5.1 处理好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系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国情决定了我国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 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校长行政, 指校长作为法人代表, 负责执行校党委和教授委员会做出的决策。通过教授治学可以强化学术权力的地位, 保证自由的学术氛围, 体现了民主管理的要求, 实现了大学自治的本质特征, 不仅如此教授治学可以使教授、学者们参与大学管理, 从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使党的政治路线、校长的行政决策得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因此, 只有把党委领导、校长行政和教授治学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优化现代大学体制结构, 发挥最佳功能以及从事日常管理工作。
5.2 建立院系一级的教授会
在教授治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首先在院系一级设立教授委员会, 使广大教授积极参与院系学术事务的管理与决策, 促进学术民主的实现。其次在校级学术事务的管理活动中, 应增加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中教授、专家的数量, 听取教授们的意见并减少带有行政色彩的干预。最后在全校设立校级的教授委员会, 给教授、专家更大的学术权力, 实现更为广泛的民主, 真正体现“教授治学”。
5.3 完善激励机制, 激发教授治学的热情
现在大学里之所以到处充斥着行政色彩, 激励机制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着行政头衔的教授在很多方面都享有着特权。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政头衔为自己牟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荣誉。而那些没有行政头衔的教授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就使得那些潜心研究学问奋斗在一线的教授们渐渐的丧失治学的热情。其实教授们所要求的回报并不只是物资上的, 它还包括精神上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在基本的需要满足后就会要求更高的精神需要。完善激励机制, 是激发教授治学热情的基础。学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激励机制: (1) 对那些潜心搞学术的教授给予更多的关注, 不要等到成果出来了才来关注, 在教授研究的过程中学校领导要给予更多的问候, 让搞研究的教授们感到自己还是被关注被关心的。 (2) 很多教授在做研究时是十分辛苦的, 一些需要试验的项目常常使教授们长期无法回家, 这就要求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到教授的家里关心一下其家属。这样教授就会从心底感到温暖, 那种治学的热情就是迸发出来。 (3) 在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助。对那些没有行政头衔, 又潜心教书研究的教授给以更多的物质补助。
5.4 制定相关的法律、物质保障
一项制度想要得到好的贯彻和实施就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教授治学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它的有效的实施也需要相关的法律、物质保障。随着高校发展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步完善, 落实“教授治学”的过程, 就是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的过程, 也是推动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过程。要想实现“教授治学”, 必须依靠国家用具有社会约束力的法律保证其实施。因此, 在《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的修改过程中, 增加“教授治学”的相关法律条款, 有助于真正体现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党委领导、校长行政、教授治学、管理民主”的基本特征。 (5) 在物质上, 高校要加大对各级教授会的投入, 使各级教授会能够得到运行所需的资金。
5.5 营造和谐民主的环境
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 不仅是一种信息, 一种价值, 也是一种制度环境。”在民主的环境中才能达到学术的最高境界求真。大学是一个求真的地方, 校园里有了和谐民主的环境, 教授们才可能大胆的探索、勇于创新, 致力追求高深的学问和真理。伯顿·克拉克认为:“教授团体确实是大学的关键资源, 他们的学术活动保证着大学的威望, 没有他们的积极工作, 院校行政管理人员就没有什么值得管理的了。”可见教学和学术是大学的根本, 大学的行政组织要为学校教学和学术服务。并以教学和学术为行使行政权力的起点和归宿, 学校的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要保障和服务于教授治学。在高校营造和谐、民主、宽松、自由的环境是教授治学的前提。
摘要：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 几百年来教授治校久经不衰, 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教授治学缘于教授治校是新时期教授治校在我国的表现。教授治学是发挥民主促进大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促进大学健康发展势在必行。
关键词：教授治校,教授治学,途径
参考文献
[1][2]欧阳光华.教授治校:源流、模式与评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5 (4) .
[3]李涛.“教授治校”在我国20世纪上半叶引进的回顾与反思[D].山西: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5:28.
[4]高雨, 闻曙明, 马艳芬.百年来中国教授治校思想的演变[J].吉林教育.
[5]张斌.教授治学的意义及实现途径[J].教育评论, 2009 (1)
[1]张意中.论教授治学[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6.
谈教授的治学道德 篇3
一导论
有学者认为, 治学道德, 即学术研究的道德, 除了指对高深学问的理性追求应有的伦理道德外, 还应该是指包含了思想、品德、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品质, 是一种精神, 是学者的人格、境界的灵魂。治学道德之于学术研究犹如修身之于治事。治学道德既是学术研究之本, 也是学者为人为师之本。本文中的“治学道德”尤指学者在研究学问时的职业道德, 同时, 主要侧重从经济的角度去论述这一问题。
“治学是学术界的生活方式。治学也有它非同一般的伦理道德。”[1]随着不断出现的教授腐败案等耸人听闻事件的发生, 大学里“高深学问的看护人”———教授的治学道德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大多从三个方面开展。一是从当今社会现实出发, 论述与反思大学学术道德下滑的趋势与表现, 认为大学的学术道德与规范建设已经成为制约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徐淑萍, 逝去的治学道德———基于布鲁贝克与科尔的观点[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 21 (7) ) ;另一方面主要论述了学术道德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性。比如:任翔 (2010) 认为学术伦理道德思想不但对古之学者在为人和治学上都曾起着重要的约束, 在当今社会同样适用, 探讨学术道德问题对当今大学树立正确的学术伦理观念、推进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学术道德失范行为问责机制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任翔, 2010, 大学学术道德传统的探讨与反思[J].高校理论战线, 2010, 1) 。曹能秀 (2004) 则从建立治学道德规范和形成个人修养两个方面, 探讨了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 提出学术自由在治学道德中的重要性。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曹能秀 (2004, 第3期。同文献12) ;第三个方面为近期的研究, 强调学术道德改善的路径问题。学术道德应该作为一种内化机制, 从内化机制入手解决高校治学道德问题。 (孟凡静,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内化及其促进机制研究[D], 西安科技大学, 2012)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从教授治学视角探讨学术道德问题, 分析教授治学道德问题的表现与原因, 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研究对提高我国高校的社会认可度与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教授治学道德问题的社会表现
《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写道:“工匠与教授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主要为得到经济收入而工作, 后者却把经济收入放在第二位。”[3]教授的工作确是不同于工匠的, 也可以说教授的工作不同于其他任何的工种, 教授不仅仅担负着教学的工作, 还有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 同时还有将科技成果与实践相结合, 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但是教授也是普通人, 他们生活在物质世界里, 自然的就要考虑经济收入的问题。大学教授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学校发放的工资与奖金;课题研究经费;各类评审费;报告讲座报酬;项目咨询收入;发表著作文章稿酬;担任行政职务与社会职务收入;获奖奖金;科研成果专利化、产业化等。[4]教授既是学校人, 同时也是社会人, 教授如何处理教学、科研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关系就涉及到教授个人的治学道德。然而,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却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于教授治学道德的思考, 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教授不教”的现象严重。在部分大学里的某些教授们开始把精力从教学上转移, 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出成果;申请项目、课题;甚至开公司等等, 获取经济利益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学术浮躁日益加深。教授们比以往更加重视出版著作, 获得科研成果, 同时赚取版税。但从著作质量方面来看, 在人文社科类学术书店, 以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万圣书园”为例, 同样营业面积内摆放的各种图书当中, 国内学者的著作所占比例迅速上升, 故而, 若营业面积保持不变, 则国外学者的著作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但是根据调查, 国内学者的著作平均质量呈迅速下降趋势。[5]
学术交易之风盛行。部分教授不顾研究的客观性, 借学术之名行牟利之实。这种行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违背学术道德。这一点作为“显学”的经济学表现更为明显, 受到的指责也更多。一种是为利益集团代言。一些经济学教授与资本关系暧昧不清, 甚至与资本结成联盟, 发表一些维护资本利益、损伤公共利益的“学术观点”;另一种是提供“私人服务”。一些经济学教授常常在多家企业身兼要职, 收取巨额报酬。
教授与学生之间成为雇佣关系。在我国, 研究生导师使用学生充当高级廉价劳动力的现象久已存在。有人曾经计算过, 截至2009年, 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近300万人, 即使其中1/5处于这种状态的话, 就为这些导师老板们节省了数亿元的工资开支。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18日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 指出上海交大9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 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 以每月500元到800元不等的“补助”, 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 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6]
三教授治学道德问题出现的原因
为什么教授们会在治学道德方面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客观原因, 也有教授个体的主观原因。
从学术人才的培养制度来看,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说:“学者道德的第一条基本准则就是, 坚持学者社团中所有成员必须在高等教育的某一领域受过长期的系统训练。这种训练应该需要极为精细的智力工作而无需以学徒方式获得的技能。”[7]但从我们的学术人才的培养制度来看, 虽然对学术人才需求巨大, 但不能保证严谨的学术训练。这样出来的学者, 无知者无畏, 没有责任心。
从教授们个人的态度来看, 态度不端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教授工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经济收入, 仅仅把教学、科研当成取得收入的一种途径, 当他们发现这种途径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时, 就完全忘记了职业的道德准则。他们不是出于自我实现来工作, 不愿意发挥自己的潜力。
此外, 工资制度的缺陷, 导致教授们不得不另觅他径,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消费;外界名誉、金钱的双重诱惑让教授们无法拒绝;科研成果物质奖励过低, 不能提高教授们的积极性等等也是造成教授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完善教授治学道德的途径
科学家克拉默曾说过:“道德上的疏忽在科学领域里受到的惩罚比在商业界严厉得多。”层次越高, 道德素质越显其重要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 在其道德品质方面, 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即使是后者, 它们取决于品质的程度, 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可见, 作为高层次人才的学者、教授, 他们的道德要求要比一般人更高。因此, 加强教授的治学道德势在必行。
加强教授自身的道德建设。《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这一事实, 人们可以逻辑的推出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 “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唯一评价者”。[8]加强教授自身的道德建设必不可少, 也是最关键、有效的一种方法。
建立健全学术职业共同体。发挥学术职业共同体在学术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以学术评价替代行政评价。[9]
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基金委分别制定了各自的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和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条文, 并宣称“对违反学术道德的, 要视具体情况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撤消项目、取消晋升资格直至解聘等处理”。[10]只有这样, 学术制度的威严才能够真正确立, 学术投机者也会因违约成本太大而不敢轻意“越雷池一步”。
细化学术规范。应由教育部、科技部等政府主管部门牵头, 组织人力、物力、财力, 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试行) 》及其它现有学术规范的基础上, 制定详细、具体、权威、可操作的、类似于美国的《芝加哥手册》的学术规范, 将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写作规范、评审规范, 课题的评审与管理规范, 成果的鉴定与评奖规范, 学术资源的利用规范, 编辑、出版的技术规范等都纳入其中, 以改变目前存在的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唯我独尊的现状。[11]
同时, 完善相应的举报制度, 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等也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总之,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看, 加强教授的治学道德都对我国当代的教育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 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120.
[2]陈小红.关于“治学的道德”——《高等教育哲学》读后感[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02) .
[3]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 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P:131
[4]http://msea80.spaces.live.com.
[5]教授收入水平与学术浮躁[OL].南方新闻网, 2006年10月7日
[6]高翔, 周国平.学者治学道德问题再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 2007 (01) .
[7]同2, P:121.
[8]同2, P:120.
[9]肖国忠.树立学术荣辱观防治学术腐败[N].中华读书报, 2006-6-20.
[10]邹承鲁.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OL].人民网, 2006年11月8日.
[11]张意忠.教授治学的调查与思考[J].江苏高教, 2006 (04) .
教授治学的运作机制 篇4
一、“谁来治”———教授治学组织的成员遴选与主体构成
1.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遴选原则
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遴选是教授治学得以顺利进行、治学效果得以切实保障的前提与基础。笔者认为,在遴选治学组织成员时主要应该秉承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首先,坚持学术杰出原则。既然是遴选学术组织的成员,其从事的工作、履行的职责是治理学术,因此,组织成员自身的学术水平应该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至少要在本校本学科或者本专业教师群体中属于杰出代表,否则就失去了学术决策与管理的权威性。以1917年北大评议会为例,其成员蔡元培、陈独秀、夏元璨、王建祖、温宗禹、胡适、章士钊、沈尹默、周思敬、秦汾、俞同奎、张大椿、胡溶济、陶履恭、黄振声、朱锡龄、韩述祖、孙瑞林、陈世璋等都是所在领域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教授[1]。
其次,坚持共同治理的原则。大学共治是伴随着大学治理中的民主理念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而形成的治理理念。1967 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发表的《大学和学院的治理声明》提出了共同治理的原则,该制度的基本精神是肯定和保障教师在大学决策中的地位,体现在形式上是校长和教师们共同分享大学的决策权力,大学共同治理理念自此得以确定。由于学术对于大学组织中的各类成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与学术相关的人员在治学组织中应该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再次,坚持遵从差异的原则。不同类型高校因为自身所属的层次与类型、治学的历史与传统、学术目标与功能定位、组织结构与院系设置、教师群体与教授数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所以在治学组织的成员构成上可能、甚至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不同院校在确定治学组织的主体成分以及席位配额中应该遵从客观现实中存在的差异,做出多样化的安排,以真正实现治学组织的有效、顺畅运作。
2.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主体构成
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主体构成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正教授是教授治学的核心主体。一般而言,是否拥有正教授职称是大学教师学术水准高低的标识。大学是探究深奥学问的地方,学术性事务的专门性与高深性决定了具有高层次学术水平的正教授在该领域中必然会享有较强的话语权,正教授治学才能真正保证学术组织的权威性。
其次,教授治学应该体现主体多元的特征。在以正教授为主的前提下,教授治学主体应该尽量做到多元化。学术委员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或者院系分委员会中应该有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副教授、青年教师的代表参加。去行政化也并非意味着将行政管理负责人全部排除在治学组织之外。哥伦比亚大学评议会包含了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本科生院院长以及校长指派的核心管理者,在评议会中,这些管理负责人拥有表决权。在招生与录取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涉及人才培养活动的、与学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治学组织中应该有学生代表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评议会中,108个投票席位中学生占了24个,在斯坦福大学评议会中有4名学生代表,并且各专门委员会都有3名以上的学生代表。根据学术治理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聘请校外专家和相关代表参加治学组织。大学治学组织主体多元化有利于教授在决策过程中了解各个层面大学成员的利益诉求,有利于教授们做出科学、理性、公正的学术决策。
再次,教授治学的主体构成应该因学校特点而异。研究型大学教授群体庞大,遴选一定数量的、具有较高学术道德与学术水准,并且具有管理意愿与动机的正教授在客观上没有任何障碍。在这类高校,无论是校、学部、还是院系的治学组织,无论是学术委员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还是分学术委员会,除了副教授、青年教师代表或者学生代表之外,均可把正教授作为被遴选为治学组织成员的基本条件之一,以彰显“学术杰出”的基本原则与理念。而教学型大学由于基层院系教师数量少、职称低、分布不均衡,因此,该类院校基层治学组织可以放宽委员遴选的职称标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职称要求降低为副教授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的中级职称以上。在一些规模特别小的二级院系,甚至可以推行全体教师集体治学。
总之,教授治学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正教授治学,它是从院校实际出发,建立在以正教授为核心的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体共同治学。
二、“治什么”———教授治学的内容及相关组织设计
教授治学的对象聚焦在“学”上。关于“学”的理解,国内理论界影响较大的观点是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治教学[2]。在笔者看来,教授治学即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对学术性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学”(即“学术性事务”)是教授治理的总体对象。本研究以博耶关于学术内涵的理解作为分析的维度,将学术分解为教学学术、科研学术、学科学术、转化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教授治学的内容体系,探讨教授治学的相关组织设计。
1.治教学
博耶等人对学术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学术不仅是指专业的科学研究,还意味着通过课程的发展来综合知识;还有一种应用的学术,即发现一定的方法去把知识和当代的问题联系起来;还有一种通过咨询或教学来传授知识的学术[3]。教学的过程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教学学术就是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有学者基于博耶的学术分类与解释,将教学学术归结为“大学教师自觉地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本专业高深知识’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成果[4]。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因此,教学学术的治理在教授治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人才培养的“入口-过程-出口”为依据和线索,笔者认为可以分别设置招生与录取委员会、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三个治学组织来承担相应教学学术的治理职责。
2.治科研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将学术与科研内涵理解的同义化倾向,正因如此,国内高等院校教授治学组织体系中较少有科研委员会的建制,而是将学术委员会作为科研委员会的同义机构发挥作用。而这种理解与实践其实是不利于构建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体系的。事实上,随着学界当下对学术内涵理解的开放化、丰富化与理性化,设置科研委员会以治理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学术性问题已经成为构建教授治学组织体系的必然诉求。另外,鉴于在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单独成立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其一,从国内部分高校的实际运作来看,尽管组织称谓并不完全一致,但单独成立类似“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其二,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中尤为重要,因此,其可以作为治科研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他学术活动中也同样存在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问题,所以单独设置较为科学;其三,学术道德失范已经是一个颇受诟病的现实问题,这种客观事实的广泛存在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有序、健康发展,因此,单独设置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以有效治理学术失范乱象,有利于大学学术的健康发展。因此,治科研主要可通过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两个组织机构来实现。
3.治学科
高度专门化、分门别类、以学科的形式呈现是现代学问的基本特征;以学科为基础构建基层学术组织,在此基础上逐层构建起大学组织系统是大学组织的根本属性,无论是知识形态的学科还是组织形态的学科,都是大学得以形成的细胞,是大学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得以实现的基本载体。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院系所等组织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学科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在经历了从综合化到专门化的转变之后,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走向交叉、融合的整体化发展阶段。这也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学部制变革的基础。学科本身具有的学术性使得教授治学的重要使命为治学科,而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则是学科治理的根本组织载体与形式。
4.治转化
大学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地方。从知识创造活动的流程来看,其至少包括两个核心环节:发现知识、转化知识。前者属于学术治理的范畴,后者也属于教授治学的内容。因为只有从事知识探究的人,才能更加深刻地知道哪些知识急需转化,也知道怎样转化才更加有效。因此,转化活动也属于学术活动,其决策与管理也需要从事专门活动的教授来参与完成。除了创造知识之外,传播知识是大学的又一职能。大学传播知识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教学活动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知识传播,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二是以知识应用与普及的方式对社会群体进行知识传播,从而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如前所述,教学属于学术的范畴,作为知识转化又一形式的服务社会也自然属于学术范畴。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基于知识创造的知识转化,还是基于知识传播(社会服务)的知识转化均属于学术的范畴,属于教授治学的内容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知识转化与社会服务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美国斯坦福大学专门成立了HAAS社会服务中心,该中心在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信息提供、知识指导和咨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33年,日本就成立了全国性的“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强调“要加强教育、研究、生产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此,日本迈开了产学研一体化步伐,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5]。我国研究型大学,尤其是理工科见长的研究型大学在产学研合作方面都有一些探索,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产学研合作促进机构,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只是把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纳入教授治学的范围进行专门探讨与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折射出我国高校学术治理体系上的缺陷与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治学机构———产学研合作委员会来承担起知识转化与社会服务的职责。
总而言之,教学、科研、学科、转化均属于学术性事务,均是教授所治之内容。但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学术性事务的四者本身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学术专业性事务与学术行政性事务。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主要在学术专业性事务中行使管理与决策权力,而学术行政性事务则应该成为学校各行政职能部门的核心使命,在学术行政性事务中,教授群体主要扮演监督与评判的角色。
三、“怎样治”———教授治学的会议制度与议事原则
1.教授治学的会议制度
会议制度是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治学的制度载体,会议制度本身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决定了治学的效果。会议制度主要包括会议的形式、会议的组织、会议的公开制度、会议的法定人数等方面的内容。
首先,会议的形式。教授治学的会议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例行会议,二是临时会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暂行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校长提议,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提议,可以临时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商讨、决定相关事项。”各高校在学术委员会会议形式的规定上也大体上涵盖了这两种形式,只是在例行会议的频次表述上略有差异。比如,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了全体会议与临时会议是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学校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全体例行会议。华东理工大学则规定每学期定期召开4次会议。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硬性规定例行会议的频次。笔者认为,学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般不宜太多,但每学年至少应该召开两次例行会议。临时会议则应以相关学术性事务的议题及其重要性、紧迫性驱动,不应限制频次。
其次,会议的组织。治学组织会议一般由主任委员召集或者主持。如果主任委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召集或者主持的,也可以委托副主任委员或者其他委员代行召集与主持之责。还可以组建诸如主席团之类的会议指导机构来组织规模较大的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再次,会议的法定人数。无论是例行会议,还是临时会议,无论是学校、学部还是院系治学组织,会议的召开必须要达到法定人数限制。如果开会时间已到而法定人数不足时,一般应适当推迟会期。为了保证委员能够按时出席会议,治学组织应该有严格的请假制度。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并经批准。对无故不出席者,应该有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给予通报批评或扣发津贴等处分,对于情节特别恶劣的,还可以通过决议撤销其委员资格等。
第四,会议的公开。建立会议公开制度是保障大学成员学术事务知情权的必要手段。公开的内容包括: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日程安排与议题设置;是否允许旁听以及参与旁听的对象;会议过程的报道;会议形成决议的公示,等等。不过,由于学术事务治理过程中可能会涉及相关主体的隐私或者国家、单位的机密,因此,公开也需要慎重对待,对于涉及隐私或者机密的事务则需要采取保密的措施与手段。
2.教授治学的议事原则
一套行之有效的议事原则以及对该原则的有效贯彻与落实是学术事务治理过程中公平、效率、和谐、有序等价值理念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教授治学主要应该遵循以下议事原则:
首先,主持人中心原则。治学组织会议主持人往往是会议议事规则的制定者、运作状况的监督者以及执行效果的评判者,是整个会议的中心。一般而言,主持人不应参与学术事务治理的讨论,因为主持人一旦参与讨论即可能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公平陷阱。但主持人学术权威的身份又很难使其置身讨论的内容之外,因此,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采取主持人末位发言的办法,以减少对其他委员的影响。为了避免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局面,每个委员只面向主持人发言以陈述观点。
其次,议题集中原则。各级各类学术治理组织在召开会议议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议题集中的原则。只有议题集中,才能保证议事的效率。议题集中意味着在同一时间内所有委员只能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审议或者讨论。只有在上一个议题已经过充分讨论并且形成决议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议题的议程。当委员出现发言“跑题”现象时,主持人应该及时中断其发言,提醒其回到当前讨论、审议的主题上来。主题集中是为了避免天马行空、不切要点的议事状态,切实提高议事的效率。
再次,限制强权原则。行政权力膨胀、学霸垄断是教授治学面临的两个现实困境,而限制强权的议事原则则是走出困境,均衡权力的可行路径。以校长为首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或者院系(学部)行政负责人可以成为相关治学组织的当然成员,但一般不担任主任委员职务;该类人员在议事过程中也可以享有发言权与投票权,但一般通过末位表态的办法来降低其对其他委员的影响。为了解决学霸垄断问题,一方面可以允许各个层面的学术人员,尤其是青年教师有代表参与学术性事务的治理,另一方面在议事过程中实行轮流发言制、限制时长制、反方观点优先表达制、主持人(主任委员)不表态或者末位表态制。通过规则设计以限制强权,达到民主表达、共同治理的目的。
第四,价值中立与文明表达的原则。会议议事过程中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每个委员都有自身的学科与院系归属,也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委员们对自身所属学科与院系比较了解、关注程度较深、倾注感情较多,对其他学科与院系相对较为陌生,感情上也较为疏远。委员们情感上的差异可能带来学术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偏差。因此,议事规则设计中就要以价值中立为基本原则,尽力排除此种偏差。与此同时,在议事过程中委员们之间应该避免彼此之间的互相猜疑、互相攻击与互相诽谤,坚持文明表达的原则。
参考文献
[1]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57.
[2]张君辉.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3]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78.
[4]王建华.大学教师发展——教学学术维度[J].现代大学教育,2007,(2).
高等学校教授治学改革措施探讨 篇5
一、改革“教授治学”理念, 适应现代大学需要
新时期的教授治学理念应该是“治校先治己, 治学先治人”。“治己”是“治校”的基础, “治己”就是要求教授个体不断进行知识更新, 不断吸取或获取新知识和新理论, 放眼未来, 勇于创新, 只有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学术水平达到大家可以信赖的高度, 才能有资格、有能力、有精力去治理学校层面的相关工作。“治人”是“治学”的前提, “治人”就是要以改造人的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 从根本上让大家认识到学术与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境界, 不能用价值和金钱来衡量学术成果的价值, 因为学术成果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代表着人类认知世界的进程, 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授群体的主观能动性, 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积极创新的热情, 才能影响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和学生加入创新队伍来, 使年轻人从根本上认识到学者是以获得新知识为主要目标, 创新过程是一种快乐的工作过程。“治己”, 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学校应该给予教授群体一个宽松自由的自我提升环境, 即对于教授的考核方法, 不应该局限于某些量化指标, 鼓励他们在完成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任务的同时, 也投入一定精力进行经验总结、交流、关心公共事务, 包括社会的和学校的;此外, 要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术和教学方面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科研方向、资源配置、人才培养、提高素质教育等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 要给教授一个潜心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团队建设的环境和条件。“治人”, 制定相关政策, 鼓励教授群体认真总结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积累的经验, 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和经验交流会, 把经验和知识传承给青年教师和学生。
二、改革教授考核方法, 兼顾量化指标与集体责任
大学教授应该是一名学者型教师, 是集教学与科研于一身的新知识传递者。科学家未必是良师, 教育学家未必具有创新才能, 但大学教授必须既是良师, 又是创新者, 他承担着科学技术的创新性研究工作, 也负责把高深知识传授给学生。其实, 教学工作中的学术成果也应该作为学术水平评价的重要内容, 扩展学术的真正内涵, 建立教学学术成果的激励机制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措施。在我国现有教育制度条件下, 改革现有教师评聘与考核制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及发展现状, 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聘任及考核制度, 最大限度地发挥教授的经验和作用, 提高高等学校整体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现在各个大学的评聘条件和考核指标, 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成果方面, 包括科研项目级别、科研经费数量、科研获奖、学术论文、专利等几个方面, 只要科研指标完成了, 教学指标一般都很容易完成。所以就出现了全国教授“重科研, 轻教学”的局面。制定合理可行高效的教授评价和职务晋升标准, 要加大对教学研究成果的奖励力度, 鼓励教授参与教学研究, 并把教学绩效与教学学术成果作为教授考核与评价的重要指标, 真正形成教授参与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氛围。让乐于教学的人潜心教学, 让善于创新的人勇于创新。
三、改变“重科研, 轻教学”观念, 提高教学成果的激励机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施, 传统的大学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的管理, 与此同时, “重科研, 轻教学”的现象日益突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985工程”和“211工程”战略基本上是同步推进的, 但后者强大的示范效应与大量资金投入, 使他们在资金方面无后顾之忧。而对于许多一般大学, 在规模扩张之后对资金及学科建设经费的需求越来越大, 因此, 就要求各个职能部门都把工作重点放到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方面来, “重科研, 轻教学”现象就自然形成了。无论是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 还是研究基地、工程建设项目等评估指标中, 科研成果都是主要评价标准, 这就使大学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与精力向科研工作倾斜, 而大学又将科研通过量化分摊到各个教授团队。因此, 为了完成分摊指标, 教授们没有精力置身于教学研究工作中。另外, 教学工作过程复杂和效果滞后, 很难取得相关学术成果, 即使在教学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也不一定能够取得效果, 即使取得成绩, 其在考核指标中的作用也是微薄的。科研工作的政策导向, 形成了以科研成果评估为主的教授考核与评价制度, 以及职位晋升、奖金分配等都与科研成果密切相关。从各个方面的利益分析, 可以看出教学工作处于“出力不讨好”的状态, 尽快扭转这种态势, 是目前规定教育改革重要工作之一。改变“重科研, 轻教学”观念, 首先, 完善评聘条件和考核制度, 促使教师重视教学工作。在学校各个级别的评聘条件和考核指标中, 加大教学研究工作及成果的指标, 或者作为科研成果的替代成果。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是引导大学教学与科研协调发展、提升大学教授教学责任的关键。其次,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发挥对教学的导向作用。科学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是保证大学教学活动正常运行和有效开展的关键。
四、改革教授的职责和义务, 充分发挥教授作用
1.教授治学的个体职责。个体职责是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包括政治素质、道德水平、学术水平、教学水平。高等学校教授治学首先在于治自身, 即包括教授的学术道德、学术水平、教学水平、服务社会等关于自身综合素质, 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学术道德是教授自身的首要责任, 作为高等学校最高层次的学术群体, 也应该是道德风尚的典范, 必须具有高尚的政治素质、严谨的学术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学术水平主要体现在创新素质的提高, 教授的责任是在继承知识的基础之上, 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 开展创新性研究, 并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工程实际中, 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教授必须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 包括研究方向、学术水平、教学工作、服务社会领域等, 制定合理可行的科研工作目标、教学工作目标、学术目标等。
2.教授治学的集体职责。教授治学的集体职责是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 包括学术、学科、教学和学风等方面。在学术方面, 要求教授群体为学校提出治理方案, 制定有效措施来提高学校的整体学术水平, 包括制定学术规范、学术标准、学校相关科研奖励、制定学校职称资格评定条件、负责职称评定和聘任及考核工作。保证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和发展。只要是教授, 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学校的学术工作贡献自己力量, 一切学术活动都要实事求是, 论证有据, 以追求真理为宗旨。在学科建设方面, 制定学科建设目标、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是教授治学的重要部分。结合学校发展规划及办学特点, 制定学校学科发展规划及建设目标, 制定学科建设重大决策, 制定学校学科设置, 制定学科研究方向, 制定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的责任和义务, 制定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遴选及考核条件等。教授群体熟悉学科建设方向与不足, 了解人才队伍建设的情况, 要充分发挥教授在治学科方面的作用。在教学研究方面, 参与制定学校教学管理文件, 包括专业培养计划、招生计划、学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教学组织形式, 以及学校相关教学文件及管理条例制定, 制定专业建设规划, 制定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具体措施, 制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在学风建设方面, 学风包括学习风气和学术风气, 大学教授的任务之一是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严谨的学术风气、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主张学术自由、学术争鸣和学术繁荣, 实现良好的学术风气。良好的学风有利于把本学科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传授给学生, 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 掌握本学科的发展趋势。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高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授治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新时期的教授治学理念应该是“治校先治己, 治学先治人”。改革“教授治学”理念, 才能适应现代大学需要。改革教授考核方法, 才能激励教授投身于学校公共建设事业方面来。改革教授的职责和义务, 才能充分发挥教授的经验作用。改革教授委员会职能, 并赋予相关权力, 才能使教授投入相当精力, 致力于学校集体责任的实施。
摘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高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授治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教授治学”, 是指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积极参与高校的科研工作、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风建设等活动。新时期的教授治学理念应该是“治校先治己, 治学先治人”。作者从教授治学的理念、教授考核方法、改变“重科研, 轻教学”观念、改革教授的职责和义务等方面阐述了高等学校教授治学实施措施。
关键词：教授治学,理念,改革,措施
参考文献
[1]王文杰, 张莉.“教授治学”的困境与“大学章程”的破解之道[J].高校教育管理, 2014, 8 (1) :42-47.
[2]燕爽.论教授治学——责任途径保障[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 (8) :51-55.
教授治学制度 篇6
关键词：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教授治学,矢量
从世纪之交我国部分高校率先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 自行探索“教授治学”, 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里正式提出“教授治学”, 再到新近教育部制定实施《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教育部令第35号) , 十余年来, “教授治学”经过了学者理论探讨、高校实践探索、政府大力推进的发展过程。“教授治学”在东北师范大学———国内率先试行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大学———的15年发展历程, 其教授委员会制度的确定及变化, 既反映出高校遵循学术本位的办学规律, 也体现了高校办学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笔者通过揭示其过程, 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有益启示。
一、为什么选择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为个案?
东北师范大学于2000年率先建立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该制度一经确立, 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 不仅运转良好, 而且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有关规章先后出现了三个版本, 有力证明了其重要性和发展性。目前的版本受到了校内管理者和广大教师的普遍认同。东北师大探索的这一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新鲜事物”, 受到了学界和高校的普遍关注, 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 多为宏观远视, “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做得显然不足。笔者在这所大学从事与大学治理相关工作, 可做一些微观研究, 对其他高校和高教界有些益处。可见, 选择东北师大教授委员会为个案的原因一是够典型, 二是较熟悉, 三是有意义。
二、教授委员会规章的三个版本及简要介绍
东北师范大学自2000年成立教授委员会以来, 近15年时间里, 先后制订了3个相关文件规章。分别是: (1) 2000年, 第一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院 (系) 教授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 (东师党发字[2000]30号) 、《东北师范大学院 (系) 教授委员会教授聘任办法》 (东师党发字[2000]29号) 。 (2) 2003年, 第二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章程 (试行) 》 (东师党发字[2003]44号) 。 (3) 2013年, 第五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 (东师党发字[2013]1号) 。
第一次制订了2个文件, 即教授委员会的工作规定和教授聘任办法。第二次在第一次2个文件的基础上加以整合, 以章程形式呈现, 主题精神没有变化。第三次是对第二次章程的全面修订, 在修订前进行了大量广泛的调查研究, 征求了所有教授委员会成员和广大师生的意见, 在认真学习上级法规的基础上, 又仔细梳理了校内师生的意见, 几乎是重新起草了章程。所以, 第三次的章程和第二次的章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述上, 都有较大区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在人员组成、工作程序、履行职责、考核聘任等方面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规章行事, 因此, 对三个版本的教授委员会规章的分析, 可以视为对教授委员会实际工作状况的分析。
三、教授委员会规章三个版本的对比及分析说明
(一) 三个版本的对比
为叙述方便, 2000年的第一次制订的文件称之为“A版”, 2003年的第二次制订的章程称之为“B版”, 2013年的第三次制订的章程称之为“C版”。下面从8个方面进行对比 (见表1) 。
(二) 分析说明
1. 设立原则。
三个版本在设立原则上比较相似。它体现了以下几点: (1) 教授委员会是学院层面上的组织; (2) 教授委员会是以学科为边界来划定的; (3) 教授委员会的一个主要目的指向是学科的发展。事实上, 东北师范大学在2000年时成立了15个教授委员会, 到2013年已增加到20个。数量的增加说明了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 原先几个学科分类相近的学院共同组成教授委员会的情况已不存在, 目前每个学院都独立设有教授委员会。在实际运行中, 跨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委员需要对其他学院的学术事务进行决策, 这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决策缺乏科学性的问题。当然, 跨学院的教授委员会也有促进学院之间沟通、了解、合作的好处, 但教授委员会具有的学术决策的基本性质, 促使每个学院都单独设有教授委员会 (见表2) 。
2. 组织性质。
A版和B版具有内在一致性, 都将教授委员会定义为学院改革、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 B版更进一步地将“教授治学”与党委领导、行政管理相并列, 强调了“新型高校管理模式”。但C版与A版、B版有较大差异。在C版中, 并非学院所有的改革、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事项都交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而是“与治学相关的重要事项”才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同时教授委员会具有“决策与咨询双重职责”, 而不是之前的只有“决策”单一职责。
这一重要变化表明, 刚开始教授委员会的职责是非常之大的 (1) , 后来又有所萎缩。为什么会这样?教授委员会制度不能脱离法律法规的约束, 即合法性原则。2000年和2003年, 教授委员会成立依据的是《高等教育法》, 其第三十七条规定, “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 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据此, 成立教授委员会是完全合法的。但2010年, 中央重新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中发[2010]15号) (以下简称《条例》) 。在第十一条“高等学校院 (系) 级单位党组织的主要职责”中规定“通过党政联席会议, 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这一规定与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对学院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的办学探索存在偏差。所以, 学校在修订教授委员会章程时做出调整, 这样既避免与《条例》内容相冲突, 又充分考虑学校办学实践和教授治学需要。
3. 学院体制。
A版是“试行”, B版是“实行”, C版又做了一些“迂回”。这三个版本明显表明, 学院体制有一个递进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2000年以前, 学院实行的是院长负责制。成立教授委员会以后, 试 (实) 行了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 院长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策, 这在学院体制上是一次重大变革。正如上所说, 依据《高等教育法》, 这次变革是完全合法的。2010年《条例》颁布以后, 情况发生变化。所以, C版特别加上“在本章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学院 (部) 层面的决策权”, 即行使学术事项的决策权, 而非全部事项。“对谁负责”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一届教授委员会的产生, 是由学校党委和校长直接任命的。从第二届开始, 教授委员会制度不断完善, 建立了一个“三角形”的动态机制, 即教授委员会对行政班子决策, 行政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工实施, 而全体教职工对教授委员会考核评价遴选[2] (见图1) 。教授委员会需对全体教职工负责, 这改变了以往“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局面。
4. 人员组成。
教授委员会由二级学科带头人组成。由于各学科差异较大, 在实际操作中, 国家重点学科、重要科研平台会考虑适当增加人员名额;有的学科因特殊需要但没有合适人选, 学校可面向社会招聘教授委员会成员。这样做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加强和促进学科建设。如果说教授委员会也是由学科间“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话, 那么强势学科无疑占比更大, 在学术事项决策中更占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 教授委员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平。
但另外一个方面则相对公平, 就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 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学校党政领导逐渐退出教授委员会。尽管教授委员会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 但实践中学校领导已经不参加校级层面的学术委员会, 学校已经有了行政权力不得僭越学术权力的氛围, 所以, 在学院层面学校领导也开始渐次退出学术决策组织 (见表3) 。由此可见,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对治理有着重要影响。
注:全校共20个教授委员会, 其中各学院党委书记为当然成员, 包括在46人中。数据统计时间为2014年2月20日。
5. 工作职责。
细化和分化是教授委员会职责的发展趋势。职责细化是教授委员会长期实践的体现, 便于教授委员会有效开展工作。职责分化是现代大学共同治理和组织合法化的要求, 有利于教授委员会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环境中运行。
A版和B版的工作职责一致, 都是学院的一切重大事项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这和上面提到的学院领导体制是一致的, 体现的是“教授治院”, 而不是“院长治院”。但C版有所不同, 对教授委员会的职责区分了“决策”和“咨询”两大部分, “决策”职能局限在“学术领域”, 回归到“教授治学”上, 而“咨询”职能放在更大范围的学院整体发展和资源配置领域。C版尊重了“党政联席会”的地位, 同时尊重了教授委员会在学术上的决策权力, 最终呈现的是一个不完全意义上的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 有着明显的多元利益共同治理的迹象。
6. 议事规则。
议事规则体现出了“程序严谨、集体决策、充分民主”的特点。前后三个版本略有差异: (1) 议题提出。议题的提出先是由教授委员会主任提出 (A版) , 后又由院系行政班子或党政联席会提出, 由教授委员会主任与党政领导充分沟通后确定 (B、C版) 。 (2) 工作程序。三个版本几乎都规定, 议题先由院系党政班子研究, 提出初步意见或方案, 然后再提交教授委员会讨论。教授委员会在其下并没有设实体的工作机构, 所以其议题需要依赖学院的党政系统做前期的工作。 (3) 议事程序。三个版本渐次有了更加体现民主的规定。在一些重大事项上, 特别是教师普遍关心的职务 (岗位) 聘任, 均实行实名或无记名票决制, 同时还规定了听证制和列席制等制度, 这些制度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4) 院长权力。虽然院长要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议, 但院长有对教授委员会决议的一次复议权, 并且可以将复议的结果再次上报校长裁定。这样的规定, 是既要保障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决策权威, 也要赋予院长一定的决策权力, 使之相对均衡, 有利于学院相关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7. 聘任考核。
(1) 聘任程序。第一届教授委员会是个新鲜事物, 不仅校内没有先例, 国内大学也没有先例。教授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当时的学校校长曾长期在国外知名大学任教, 熟悉国外的教授会制度, 所以就先成立起来, 人选主要是由校长和院长商定后确定的。从第二届开始, 聘任程序开始规范。教授委员会成员需要经过申请、述职、答辩, 全体教师投咨询评价票, 然后由学校考核聘任小组提出拟聘名单, 由校长聘任。学校考核聘任小组一般都会充分尊重教师的咨询评价票。B版和C版尽管相差10余年, 但聘任程序几乎相同, 后四届教授委员会聘任都采用这种充分体现基层民主的方式, 教授委员会成员普遍得到了学院教师的认可。
(2) 考核程序。A版对考核考虑得较少。B版和C版十分近似, 能够看出考核环节越来越科学化、民主化。学校内部有一个通俗的说法, “一年一考核, 三年一算账”。意思是说每年都有一次考核, 主任委员和委员都要面向全体教职工述职;每三年为一届, 届满还需接受学校考核领导小组组织的考核, 由全体教职工投咨询票, 考核结果是续聘的主要依据。考核程序都有明确规定, 并且考核结果要公开。
(3) 聘期规定。A版和B版只规定“教授委员会教授实行任期制, 任期3年”, 但C版做了调整:“连任一般不超过两届”“原则上每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的更新比例不低于1/3”。所以, 根据这一规定, 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的更新比例大幅提高, 达到39% (见表2) 。如此调整是因为学校发现, 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教授委员会第一届开始, 连续三四届一直在教授委员会中, 这不利于发挥教授委员会的工作活力, 也容易产生以个别教授为中心的利益小团体。于是在C版的修订中, 加入了任期制和轮换制的内容。
8. 关系处理。
这三个版本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在阐述教授委员会与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关系。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界定是一项成熟制度应具有的必要内容。
(1) 教授委员会与院长。两者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学术事项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由院长组织实施。院长对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有一次提请复议的权利。现实中, 教授委员会主任和院长可能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两个人, 这主要取决于学术水平, 如果院长的学术水平很高, 那么他就会集教授委员会主任与院长于一身, 反之, 就会再选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担任教授委员会主任。这种实践中的经验是为了保证学院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避免因人事安排而出现内耗。
(2) 教授委员会与学院党委。学院党委是学院的政治核心, 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校的各项决定在学院的贯彻执行。三个版本都规定:学院党委书记为教授委员会委员, 代表学院党委参与教授委员会的决策与咨询工作。可见, 教授委员会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由教授们组成的机构, 而是包括了院长、学院书记在内的融党、政、学等各方面力量于一体的机构。教授委员会制度在设计伊始就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 以及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 教授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A、B版对教授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的关系几无着墨。由于2010年修订后的《条例》规定, 学院的重要事项由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 所以C版对此有所回应。C版把党政联席会的角色定位在“议题提出”和“共同治理”。对于教授委员会的决策事项, 需要由党政联席会提出, 并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对于教授委员会的咨询事项, 需要由党政联席会和教授委员会共同做出决策。这样的规定既考虑了法律法规的内容, 又顾及了已有的办学实践。“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 让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发挥决策作用已成为办学共识。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学院的重大事项, 特别是重大学术事项只由党政联席会决策而没有教授委员会的参与, 是行不通的。所以笔者曾建议, 在学院层面可实行“党政学联席会”制度, 拓宽联席会的参与面[3]。
(4) 教授委员会与校级层面的学术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学院层面的教授委员会与学校层面的学术委员会间的关系。实践中二者之间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教授委员会以“块”的形式相对独立运行。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一些决定会通过科研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转达给各学院, 各学院再提出交由教授委员会讨论决策的事项。这种制度安排减少了学术事项决策的层级, 绝大部分学院层面的学术事项在教授委员会中就消化掉了, 不必再层层上报决策。
(5) 教授委员会与校长。教授委员会与校长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教授委员会委员由校长聘任。校长通常是三年一届的校考核聘任领导小组的组长, 但评聘中一般不掺入个人的主观意见, 通常尊重学院教职工的咨询票结果。教授委员会在正常运行过程中, 校长不会介入其中。笔者认为, “关系处理”极其重要。教授委员会是一个新鲜事物, 其发展壮大不仅取决于它自身是否具有科学性、先进性, 而且取决于它与现有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处理, 即所谓“落位”, 如果“落不了位”, 再好的东西也难发挥效用。所以, 学校领导层在教授委员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上费了很大心思, 甚至比教授委员会自身的设计构成还要费思量。
四、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对比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 2014年1月颁布, 3月1日起实施。涉及大学学院层面的学术决策组织的表述, 共有三处[4]。
第十一条, “应当根据需要, 在院系 (学部) 设置或按照学科领域设置学术分委员会, 也可以委托基层学术组织承担相应职责。”“……学术分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及各自章程开展工作, 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 接受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第十五条, “学校下列事务决策前, 应当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 或者交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并直接做出决定:…… (八) 学术分委员会章程;……”
从《规程》来看, 学院层面的学术分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是学校层面学术委员会的一个下设机构, 需要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 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 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其章程。这样就把高校学术权力组织架构成了一个科层式的结构。这与上述的东北师范大学的实践略有差异。学院层面的学术治理结构和体系是“以块为主”“以条为主”还是“条块结合”, 笔者认为, 应由高校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办学历史等自主探索为宜。
五、关于“教授治学”调适的思考
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制度经过近15年的发展, 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成为学校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授治学”已成为高教界的共识, 当前的问题是“教授治学”如何能够进一步“落位”?东北师范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对教授委员会制度不断调适, 先后经历三个版本的章程 (规章) 就是最好的例证。调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断调适教授委员会内部规则, 使之更加具有活力。教授委员会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正是在世纪之交高校大扩招、大学治理重心日益下移学院、提高质量成为高校办学的主旨、社会上“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高涨的大背景下, 学术权力被推到了前台, 以教授委员会为重要载体的学术权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教授委员会作为重要学术事项的决策者, 一经成立, 就成为广大教职工最为关心和重视的组织。教授委员会的活力取决于广大教职工是否信任、支持、依赖教授委员会的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教授委员会在内部规则上不断调适:在人员组成上采用了任期制和轮换制, 避免有些委员长期把持教授委员会工作, 产生工作倦怠和利益小团体;在运行机制上采用了教职工对教授委员会工作直接评价投票, 投票结果作为考核和聘用的最重要依据;在工作程序上设计了票决制、列席制、听证制等, 增加决策透明度, 提高民主参与度;等等。教授委员会自身的完善是其能够生存下来乃至发展壮大、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
二是不断调适教授委员会外部关系, 使之更加适应环境。学术权力组织的诞生必然要与现实中的各类组织产生利益关系, 大学中的四类性质的组织, 即政治组织、行政组织、学术组织和民主监督组织都需要在关系网中占据相应位置, 达到某种平衡。所以教授委员会在最初创建时掌管学院“几乎全面重要权力”, 逐步演变为掌管学院“学术权力”, 从“教授治院”发展到“教授治学”, 这种学术权力的迂回变化有其必然性。多元利益主体、多元价值取向是我们面临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大的社会环境如此, 高校也概莫能外。在高校内, 无论是政治上的党委领导、还是行政的校长负责亦或是学术上的教授治学, 都不可能是一元治理、一家独大, 只能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包容性的多元治理模式。所以, 教授委员会除了完善内部规则之外, 还需要处理好与政治、行政等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学术自主权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东北师大的各学院党委书记是教授委员会的当然成员、院长对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有提请复议权、党政联席会提出教授委员会的讨论议题、教授委员会要接受以校长为首的考核聘任领导小组组织的考聘等, 都是在处理教授委员会与外部的关系。当然, 处理这些外部关系要以不损害教授委员会的独立、专业判断和决策为前提, 同时要考虑工作的效率, 避免过多的层级化。
从更本质的角度看, 高校治理是一种矢量作用[5]。矢量是一种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量, 与高校治理相关的各种因素都是矢量, 这些矢量遵循平行四边形法则, 经过相互矢量作用后而得到的结果, 决定了高校治理的最终方向和效果。“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6]高校治理的矢量不仅是一项法律法规, 一份上级文件, 一次领导层的决策, 还有学校已有的治理环境、学术力量的生长状况、广大师生的民主意识、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氛围, 等等。这些力量有的是显性的, 容易辨识;有的是隐性的, 不易察觉, 但它们都无时无刻不在参与矢量作用。所以, 高校治理在某种意义上讲很“微妙”、很“精细”, 而不是很“宏大”、很“粗犷”, 需要因校制宜而非整齐划一。用矢量观来看待和指导高校治理, 有助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上, 推进“高校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严蔚刚.15年我们这样做过来——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治学的探索[N].中国教育报, 2014-03-10.
[2]史宁中.实行教授委员会制, 凸显“教授治学”[J].中国高等教育, 2005 (3/4) .
[3]严蔚刚.教授委员会在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中的地位[J].复旦教育论坛, 2013 (04) .
[4]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EB/OL].[2014-08-01]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1/201402/xxgk_163994.html.
[5]严蔚刚, 张澍军.道德矢量及其教育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 2009 (09) .
教授治学制度 篇7
一、教育家办学与教授治学的内涵
1. 教授治学内涵。
有些学者认为“教授治学”是对“教授治校”的延续, 从提出的背景和时间来看, “教授治学”的确是蒋梦麟先生在继蔡元培先生提出“教授治校”之后提出的有关北大建设的重要办学思想。但“教授治学”又不单单是对“教授治校”的延续, 它实则是一种理念的升华, 是对教育理念更深层次地认识。学者们对于“教授治学”通常的理解是:“指教授从事包括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参与学术事务的具有学术性质的活动”[3]。
2. 教育家办学内涵。
自古至今, 堪称“教育家”的学者数不胜数, 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孟子, 到现代的陶行知、陈鹤琴、蔡元培等等。每个教育家所身处的背景虽不同, 但大体上有几点类似:首先, 每个教育家都有良好的德行、品质和严实的道德操守作为自己的成人之本、育人之基;另外, 他们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 有些理念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代表, 在当今也是被后人继承的对象;最后, 每个教育家都有丰厚的教育经验, 实践出真知, 教育理念的而获得、教育思想的积累都是在教育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二、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在几个共通点上的不同解释
1. 都是对教育本质的诠释。
教育家办学是针对教育办学中企业化、行政化、商业化等现象提出的。随着教育家办学的呼声越来越高, 意味着人们对教育本质回归的要求也日益高涨。教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 如果说当今普遍存在的企业家办学、政治家办学是将教育向商业化、政治化的方向引导, 那么教育家办学则是要把教育拉回到其最本质、最原始的开端。教授治学, 顾名思义教授就是要做学问、承担科研活动中的责任。即教授就是做学问, 把教授和治学相联系似乎合乎逻辑、无可厚非。教授治学, 不仅符合大学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而且也是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更是实现高质量、高素质人才培养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及内涵式发展的重大举措。教授治学如今被强调也正是因为教授逐渐陷入“治学”缺失、行政化倾向严重的境地, 而“治学”和“行政”似乎是两者完全截然不同的职责划分。引用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陈望楠的话:“行政是讲效率的, 而教授是做学问的。如果将大学的行政决策的权力付予教授, 那么, 这不论是对于教授, 还是对于学校的行政而言, 都不啻是一种灾难。”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发展, 回归这一本质就要遵循教育的规律。首先, 要遵循在教育中要以人为本;其次, 教育中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第一, 个体发展情况不同, 每个个体都存在智力等方面的差异, 教育中教育遵循因材施教。第二, 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不同, 存在周期长、效果置后等特点, 这就要求教育活动中不能急功近利,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这就要求我们在追逐教育成果的道路上要耐心、耐住寂寞。第三, 有所侧重, 因势利导, 取长补短。正是因为个体存在差异, 就要求在教育过程中要有所侧重, 基于个体条件, 对个体擅长的方面因势利导, 取长补短, 依靠现有的教育客观条件实现人才培养效率的最大化。
2. 都引起了有关行政和学术方面问题的争论。
教育实践, 理念先行。教授治学和教育家办学的思想是推动高校管理和运行的理念保障, 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学术本位的思想在我国不是一贯存在的, 它随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一起诞生, 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可以这样认为, 在我国, 学术本位一直都是大学的愿望, 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它不断受到冲击, 甚至被埋没。而教授治学、教育家办学的则是对大学坚持学术本位这一思想的落实。在现实中, 教授治学的思想没有得到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即新中国成立初期, 受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 高校工作都牵扯到行政的内容, 也被划入计划的队伍中, 以政治为纲, 这样以来, 学术自由就难逃政治的束缚, 还谈何教授治学?教师是大学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乃至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的关键因素。教授作为教师队伍中的精英, 充分保障其在学术活动中学术权力、学术地位是教授治学的真谛。教授治学中的“学”内涵丰富, 包括:学科内容、学术作风及对待学生的行为等等。使教授自己决定在教学中采用的什么样的教育内容、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改变过去由行政人员用行政方式来调配学术和教育活动的现象。教授治学要适时限制政府干预、消减行政力量, 在笔者看来, 教育家办学则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力量, 适时、适势的强化行政力量。全国很多地方开始推行教育家培养工程, 争取对地方范围内的校长及优秀教师进行定期、轮流培训, 以期达到壮大师资队伍、优化教师、优化领导者的目的。这些举措对校长、教师的成功经验、先进理念进行总结、研究, 并在培训期间进行宣传, 对提高校长、教师队伍质量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 但培养“教育家”, 实现教育家办学还有很大距离。实现“教育家办学”不只是学校的事情, 它应该是关乎国家、社会的大事。行政在教育管理中起到总体规划的作用, 并有执行和管理的职能。因此, 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发挥提供政策和社会环境的主体作用, 为实现教育家办学提供政策支持和领导作用。
3. 都引起主体在科研、管理两方面的讨论。
一个好教授、一个好校长是该在科研中硕果累累, 还是在管理中有辉煌成绩?一个科研业绩突出的教授不一定能管理好一所学校, 同样, 对一个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校长, 我们也不能拿对优秀教授的标准去要求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在笔者看来, 科研和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校内部事务, 科研是自由的、个体的活动, 要求作为活动主体的教授学者潜心钻研、耐得住寂寞、十年磨一剑;而管理则是讲究效率的、集体性的活动, 作为一名管理者, 在树立威信行驶“管”的同时, 也要统筹全局做好“理”的工作。作为“教授治学”主体的教授就应该潜心学问、一心向学, 当然, 也不乏很多优秀学者在学校事务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 这就另当别论了。另外, 我们不该把极高的科研业绩作为衡量一名优秀校长的唯一指标。如果用一所大学的科研成绩来衡量这所学校的校长, 那么, 这不论是对于教授, 还是对于学校的行政而言, 同样是一种灾难。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教育管理逐渐专业化的今天, 科研和管理作为两种不同事务在教授和校长之间不可能明确划分, 但每个学校对于教授和校长职责的侧重点要因自身情况而需要明确把握。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EB/OL]. (2010-07-29) [2010-12-20].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