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学（精选10篇）
城市政治学 篇1
摘要:我国农村就地城市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文章研究了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刘庄村就地城市化的政治学经验, 探讨了刘庄就地城市化政治借鉴问题。刘庄就地城市化的政治经验对其他农村地区具有很强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刘庄;就地城市化;政治学;经验;借鉴
一、引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对我国城市化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概括,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村就地城市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途径之一。“就地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转移, 而是在原有的居住地, 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以及各种经济形态的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提高村民自身素质, 改变生活方式, 过上与城市一样的生活。“就地”即原有的居住地, 包括原自然村、行政村和合村并点而组成的新社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尤其是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 广大农村已经涌现出多个就地城市化的典型, 如江苏省的华西村、河南省的刘庄村等, 这些地方的农民大部分不再依赖单一的农业生产, 还不断开发和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收入不断提高, 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化, 生活水平和质量增强, 被誉为“乡村都市”。作为“就地城市化”的典型——河南省刘庄村, 将产生良好的示范和扩散效应。深入调查和总结刘庄就地城市化, 有利于为其他地方提供参考, 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提供创新点。
二、刘庄就地城市化的政治学
我国农村就地城市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新的内容。马克思在分析城乡发展规律时认为, 城市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有利场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中国的城乡差距的长时期存在, 迟滞了以聚集资源为特征的城市强力大规模扩张。我国城市化经验表明, 最初的城市由乡村发展而来, 城市化道路的路径不仅仅可以通过城市外延拓展, 由城市来带动, 也可以由乡村自身的就地城市化来完成。就地发展农业企业, 就地把农民转变为农业产业工人, 以生产方式转变推动生活方式转变, 以生活方式转变巩固生产方式转变, 最终实现农民就地城市化。这种农村就地城市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刘庄就是众多实例中的优秀个案。
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刘庄村地处黄河故道, 北依太行, 南临黄河, 距新乡市25公里。在我看来, 它没有任何的地缘优势和业缘优势, 就其地理环境而言, 是一个平常得掉渣的小村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 实现了就地城市化, 在政治上却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一个全村现有356户、1616人、1250亩耕地的小村庄, 却拥有农工商总公司这样一个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组织, 拥有制药、机械、造纸、淀粉、农业、商业及车队等产业。就是这样一个村庄, 人均年收入1.9万元, 户均存款20多万元。就是这样一个村庄, 几十年如一日, 为群众发放各项福利达40多项, 每天2次集体供应鲜奶, 每5天集体分一次鲜肉, 子女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部免费教育。这里的村民退休每月退休金300元, 退休党员和65岁以上老人每月还增加50元的生活补助。
刘庄就地城市化政治上搞的不是平均主义, 她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合理差别”的原则。村民每月发奖金, 年终统一分红, 住房由集体盖好再统一分配。全村居民入住了第三代现代化的连排别墅, 这些别墅可以抵抗8级地震。每户含地下室共四层、户均面积472平方米、人均近120平方米。中央空调、网络宽带、闭路电视、健身房、车库、现代家具、集中供热供气, 应有尽有。城里有的刘庄有;刘庄有的城里并不见得有。今天的刘庄已经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 生活实现了城市化, 过上了有尊严享自由的美好生活, 正走在美丽人生的大道上。
三、刘庄就地城市化的政治学经验
刘庄在就地城市化过程中, 积累了一些有用的政治学经验。
(一) 就地城市化就是要讲政治:抓好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培养出优秀带头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经验, 就是在农村基层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建立和发展农村基层政权, 建立和发展巩固的农村根据地, 一句话, 关键是抓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是, 能不能在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建设目标, 真正实现农村社会发展, 关键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能否实现现代化, 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江泽民强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也是农村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政治和组织保证。”胡锦涛强调:“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一靠政策, 二靠科技, 三靠投入, 而所有这一切, 归根结底, 要靠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去落实, 都离不开基层组织的有效工作。多年的实践证明,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 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根本, 是关键, 是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
农村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要有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支部, 有一个自觉践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好班子。“群雁高飞靠头雁”, 1952年当时21岁的史来贺当选为刘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发誓:“跟党走, 拔掉穷根,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埋头苦干, 硬是把村子周围的750多块乱土岗改造成全部机械化收种的现代农业园区。刘庄的成功离不开史来贺, 史来贺带出了一批好干部。有这样一批好干部才能真正凝聚人心, 创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辉煌业绩。
(二) 就地城市化必须要有政治抓手:依靠产业支撑来壮大集体经济, 用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
在农业社会中, 农户是自给自足的, 其日常用品或是自己生产或是通过集市交易来获得。
农村现代化必须要突破自然经济, 有产业的支撑。农村现代化就是使农业经过市场和交换变为商品化市场化的农业, 从而不断提高农业的商品率和农村的市场化程度。农村现代化必然要走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道路, 实现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协作化, 用高科技武装农业, 摆脱农村自给自足的、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的小农经济, 积极开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农村社会发展必须要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化模式。实行农村社会发展, 必须有现代企业化的经营模式和生产组织形式, 农村社会发展一定要走农业企业化的发展道路。农村社会发展要求农民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者变成从事企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劳动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
刘庄强调依靠产业支撑来壮大集体经济。刘庄村的村干部坚信, 农村经济要获得发展, 农民要共同致富, 离不开产业支撑, 通过走产业发展之路来壮大集体经济。从事粮棉种植给刘庄村带来了温饱, 建造食品厂、淀粉厂、造纸厂, 不仅有效地转移了剩余劳动力, 而且为集体经济积累了大量财富。在此基础上, 刘庄村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 把农、牧、副、商、工等统一起来,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以高科技生物工程项目推动农村经济不断迈上了新台阶。刘庄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把发展重点转向工副业, 开始生产汽车喇叭, 并由此带出一批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加工型企业。刘庄人自豪地说, 刘庄在70年代就有市场经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史来贺带领刘庄建起了全国最大生产肌苷的华星药厂, 进而又建起生产潘生丁和青霉素系列产品的分厂, 使企业向多元化发展。从这时开始, 刘庄迎来了集体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 就地城市化必须要强化政治基础:通过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
培育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素质, 是农村现代化的最本质和最核心的内容, 也是最为迫切的要求, 不把农村现代化放在培育出新型农民上, 无疑于舍本逐末。只有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生产才能发展, 生活才能富裕, 乡风才能文明, 村容才能整洁, 管理才能民主。新型农民是因, 农村发展是果。新型农民的“新”字体现在农民自身综合能力的提高上, 体现在由靠纯体力致富转变为靠脑力致富的能力上。
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其专著《改造传统农业》中力倡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 他明确指出, “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 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 有了新技术, 还必须有能够掌握这种技术的人才能真正推动农业的发展。
刘庄村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村。他们的实践强有力的证明, 农村要致富, 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与此同步发展。为了提高刘庄农合村居民的素质, 刘庄村投巨资建起了高标准学校, 从幼儿园到高中进行系统教育。还选拔优秀青年外出深造, 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工业生产和管理才能的优秀人才。村里建起了科技大楼, 有图书馆、阅览室, 每年订阅500多份报刊杂志供村民学习。从计划生育、婚丧嫁娶到养老抚幼, 刘庄干部群众自觉遵守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刘庄多年以来没有出现党员违纪、搞封建迷信和赌博现象。共同的理想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使整个刘庄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 经济高速发展, 软硬环境日新月异。
四、刘庄就地城市化的政治借鉴
要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 刘庄经验对其他农村地区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但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 建立有力的政治堡垒必须要有一个强大凝聚力的党组织和一个好的带头人, 为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强调了要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 处在基层第一线, 党的农村政策靠他们贯彻, 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靠他们带领和引导, 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靠他们沟通, 党的威信靠他们树立, 党的形象靠他们体现。刘庄村的事例说明,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一个政治强、作风正、勇于开拓、愿意干事、能够干成事的党支部, 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农村基层班子建设, 努力把农村党支部建设成能够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
(二) 形成政治抓手必须有一个优势产业,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为共同富裕提供经济基础
农村现代化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解放生产力, 富裕农民。农村经济的发展, 必须以农民增收为核心,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要用先进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先进的组织形式经营农业, 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指导农业。发展农村经济, 要注意培植新的优势产业,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尤其是在初级农产品加工转化、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等方面, 培植新的优势产业, 以产业支撑集体经济的发展。
(三) 强化政治基础必须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抓好新型农民的培训工作, 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
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 要把培育新型农民当作一项根本性措施来抓。通过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为增产增收和改变乡容村貌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要把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与加强技能培训相结合, 在搞好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 结合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劳务经济, 积极开展农村职业技能和先进实用技术培训, 突出农民经营素质, 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
刘庄的就地城市化, 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城市化, 是在工业化不断延伸到乡村的的一种新的模式和尝试。城市化不在于身份, 是否有城市户籍, 更重要的是在于该地的产业结构、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人民的素质是否城市化。刘庄的就地城市化, 是适合本地村情的城市化道路, 它与大中城市的发展并行不悖, 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动态发展过程。
摘要：我国农村就地城市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文章研究了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刘庄村就地城市化的政治学经验, 探讨了刘庄就地城市化政治借鉴问题。刘庄就地城市化的政治经验对其他农村地区具有很强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刘庄,就地城市化,政治学,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杨世松.农村就地城市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创新[J].经济师, 2008 (5) .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1972.
[3]. (美) 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 1999.
城市政治学 篇2
北京这座城市按照有迹可循的标准去追寻，大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了，作为一个都城，北京也已经存在了800多年。这也就是说，当上海在东海的滩涂之上还踪影皆无的时候，北京已经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南缘，在一片河湖纵横的肥美之地，拥有了巍峨高大的城墙，拥有了繁荣的街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讲着不同语言的大量人口，还有连接中国腹地与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辽阔山地和森林的重要枢纽区位。
北京数千年的历史并不平静，河朔之地自古就时常为鉄骑所侵扰，呈现一片肃杀的寂静，但这个城市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未因帝王和时代的变更，而有所削弱，重要的地理区位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逻辑，推动它一而再地复兴和崛起，持续着自己历史上的繁荣和辉煌。但时至2015年，这个城市出现了重大转折的征兆。
事情是从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产业转移和行政中心外迁开始的，但其征兆却是早有端倪，北京的城市病早已世界知名，雾霾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由此世界多了一个名词称为“北京雾”（Beijing Fog）。作为首都的北京，遥遥庙堂之上，不断有不满之声传来，结果就是3000万人都要面对前途未卜的现实。
对于未来，北京行政中心的外迁除了并非科学的风水之外，并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完全新建行政中心的城市比比皆是，所以北京迁走一部分行政中心和部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对北京影响真正很大的是产业、教育、医院和企业总部，还有人口增长的限制，这些都与北京千家万户的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都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范畴之内，相当部分已经确定是要外迁的。所以此刻的北京，再度陷入到历史的螺旋当中，必须要面对以往曾经竭力回避的一切。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从莽莽草原南麓上的边塞之城，到拥有每天1200个航班的世界级大都市，再到城市化高速增长以及庙堂之上的尖锐批判和沉重压力，北京在这样陀螺般旋转、濒临颠覆的时刻，如果依旧不能科学反思，那只能说是彻底的麻木不仁。可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三千万人口的城市，虽然历史是非云集，但却难见真正严肃的科学反思，有能力感叹、评论和吐槽的人很多，有能力、有兴趣做技术性反思和总结的学者却并不多见。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研究学者，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本着科学检讨的态度，提炼总结北京的城市发展逻辑，归结了北京在城市发展中的十大失误（全文详见安邦咨询下周的《战略观察》）。
在陈功看来，北京在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错误，是没有正确认识政治对城市的影响。回顾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决策者和规划部门最常使用的籍口，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言外之意，北京今天的病症是政治的原因，而非城市决策者之过。要说政治影响，北京的确存在，梁思成的遭遇众所周知，先是苏联规划思想的影响，再来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四化”的急切追求，政治影响始终存在。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北京不应夸大这种政治影响，更不能作为城市规划失误的籍口。
从经济上来看，2000年的北京，GDP总量只有3161亿元，到了2014年北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13万亿。过去的政治影响再大，也只是在3161亿规模上的“影响”。如果说北京“摊大饼”，那时的“大饼”也就相当于三千多亿，只有现在经济总量的约15%左右。所以，北京市后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影响的问题，还不如说放任发展的问题。北京这张“大饼”，是在无反思，无总结，在有其名无其实的学者和官员想象力的自由运作下，纵意而为之，甚至肆意而为之，以致后来居然蔓延式的发展到数万亿的规模。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反思京津冀背景之下的北京发展，需要正确看待政治的影响。如果一定要说北京的城市发展有政治影响，那也是地方政治的影响，而不是中央政治的影响。这是北京需要反思的一个失误。（ACG）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政治局会议提出下半年经济工作总的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上半年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农业形势持续向好，发展活力有所增强。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又要树立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意识，及时发现和果断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类矛盾和风险。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在巩固基础、增强底气上，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加快转变作风，更加注重按“三严三实”要求做好经济工作，精准分析和深入判断经济发展趋向、基本特征和各方面影响，提高政策质量和可操作性，扎扎实实把事情办好。会议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狠抓工作落实，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调，保持公共支出力度，继续减轻企业负担，引导和撬动更多民间资金增加投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采取务实有效的办法，引导消费、投资、出口稳定增长。要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在优胜劣汰、竞争合作中增强企业活力。要把改革作为调整结构的根本依靠，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重点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要切实加强民生保障，把保障就业放在突出位置，高度重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格外关注低收入人群、失业人员、残障人群等的基本生活保障。（L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产业转型升级亮点难掩工业整体运行较弱态
势】
国家发改委30日表示，今年以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亮点频现，各种积极因素不断积累巩固。亮点一：高耗能行业增长放缓，产业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1—6月，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长7.7%，增速比全部投资低3.7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1.9%，比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从投入角度来看，单位GDP能耗上半年同比下降5.9%，一季度下降5.6%，下降幅度也有所扩大，结构调整的效果正在显现。亮点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趋稳，利润情况好于工业整体。1—5月，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上涨6.5%，高于工业利润增幅7.3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计算机及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2%、24.3%、12.6%，增速比去年同期分别快32.5、4.7、3.6个百分点。特别是今年以来制造业利润增速领先工业利润增速的幅度逐渐扩大。亮点三：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代表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的新产品快速增长。据中汽协统计，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生产76233辆，销售72711辆，同比分别增长2.55倍和2.45倍。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9042辆和46219辆，同比分别增长2.99倍和2.92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181辆和26492辆，同比分别增长1.96倍和1.85倍。“机器换人”全面展开，工业机器人保持25%以上的增长。发改委同时指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工业整体运行仍处于相对较弱的态势，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比较低迷，投资意愿不强，加之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产成品存货处于相对高位，企业现金回笼速度缓慢，部分企业资金紧张矛盾加剧，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有所上升，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LW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发改委考虑用产业基金支持机器人行业发
展】
30日，国家发改委就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重大工程包举行发布会。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副司长蔡荣华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国内确实有一点“机器人热”，许多地方都看好机器人发展的前景，都希望把机器人作为一个发展的重点。对于地方和企业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要加以保护和引导。蔡荣华表示，对于对机器人行业发展的下一步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帮助机器人行业扩大市场消费的角度，通过首台套等一些政策。二是创新中央资金的使用方式，比如我们现在考虑用产业基金的方式来支持机器人行业的发展。三是要加大金融领域对新兴领域的支持，在贷款方面，在上市、发债方面，加大对这个领域的支持。四是要从扩大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可能要引进国外一些技术和人才，在这方面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RW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各地上半年GDP“成绩单”公布】
随着全国半年数据的出炉，全国各省市陆续发布了2015年上半年GDP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全国仅有内蒙古、西藏两地相较于一季度GDP同比增速来说增速放缓，其它各省指标相较于一季度均有所增长。其中25省上半年GDP增速均跑赢全国7%的增速，河北、陕西、辽宁等省份增速较低。重庆、贵州、天津3个省市该项指标领跑全国，GDP增速分别为11%、10.70%、9.40%。从31省市上半年GDP数值变化来看，前三名全部为东部沿海地区，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上半年GDP总额为34526.64亿元、33927亿元、29731.7亿元。不过，从2015上半年31省市GDP增速排名来看，广东排位20，山东排位18。数据显示，目前有12个省份GDP增速已经达到了年度的增速目标。其中有8个省份年中GDP增速已经超过了年度目标。东北三省表现都很差强人意，在GDP增速排名中纷纷排到了后五位。（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务院常务会议都聚焦哪些议题？】
新一届政府就任至今，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召开近百次。这里不仅是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决策地，也成为观察新常态下，政府面临挑战和执政方向的视窗。不完全统计发现，在近百次常务会议的主要议题中，排在前五位的高频主题分别是：深化改革（19次）、民生保障（17次）、简政放权（14次）、政府服务（11次）、创业创新（10次）。教育、产业升级、外贸、医疗卫生、财政、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减负、金融、投资、扩大开放、环境、农业、就业等作为主要议题的次数都超过五次。再从会议“强音”和高频词来看，金融是被提得最多的小项，被提及144次。紧随其后的是就业（139次），民生（125次），财政（115次），医疗（104次），小微（87次），教育（67次），简政放权（58次）。不少专家表示，百次常务会议既有聚焦又注重全面，体现了政府集中发力和重点兜底的思路。目前来看，简政放权、创业创新、财税金融改革等主题，不仅已经成为新的政经热词，也凸显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中政府面临的挑战和压力。（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低空空域改革将破除通航产业发展壁垒】
从民航局获悉，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日前民航局与空军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空军军民合用机场保障工作的管理意见》。同时，有关低空空域改革的最新方案已经上报，最快今年年内落地。民航局局长李家祥曾表示，预计到2020年，我国通航作业飞机将超过5000架，通用航空作业量达到每年200万小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9%，国内通用航空需求总价值将达155亿美元。通用航空是一个潜力巨大、亟待开发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空域管理政策成为通航产业发展的重大阻碍。4月14日至16日，2015年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在上海举行。中国民航局副局长王志清就表示，目前民航局正在梳理与通用航空相关的法规、规章，统筹推进通用航空法规体系建设。民航局配合国家空管委的部署，提出全面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路线图，确保今年低空改革有所成效。（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土部将对闲置土地处置动真格】
据国土部介绍，根据节约集约用地专项督察结果，全国2009年至2013年已供应的建设用地中，存在闲置土地13718宗、105.27万亩。而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处置闲置土地24.24万亩，占专项督察发现闲置土地总量的23%，其中动工建设12.96万亩、收回10.28万亩、置换1万亩。同时，据土地督察调查发现，一些地方还存在在闲置土地处置中行政不作为、整改进展比较缓慢；一些地方存在闲置土地原因认定不准、处置政策把握不准、上报数据不实等问题。对此，国土部表示，或将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包括年底前，对各省（区、市）闲置土地尚未处置完毕，即未开工、未收回或未置换的，将按面积收回或扣减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于今年四季度适时组织检查和专项稽察，视情况进一步采取扣减、收回、暂停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措施予以警示和惩戒。此外，对于闲置土地，国土资源部要求，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要在7月底前开展集中核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督促纠正，并向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限期处置意见。10月底前，对处置整改不力的地区，要督促省级人民政府开展约谈问责。（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光伏装机进展缓慢恐难完成年度目标】
虽然今年光伏装机目标大幅提高，但完成情况并不及预期。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1-6月全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773万千瓦，仅完成全年目标(1780万千瓦)的43%，其中新增光伏电站装机容量669万千瓦，新增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104万千瓦。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下发了《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最令人意外的当属将2015年全国新增光伏电站规模设定为1780万千瓦。这一数据远高于征求意见稿的1500万千瓦和2014年备案计划的1400万千瓦。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实际新增光伏并网量1052万千瓦，只完成装机目标的70%。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从目前数据来看，今年的光伏装机进展比较缓慢，完成全年1780万千瓦的目标比较有难度。目前装机增长不及预期主要是分布式光伏装机进展不理想，上半年的新增光伏装机中，分布式仅占1/7不到。大型光伏电站建设由政府、电网、公司统一规划，往往进展没有问题。而分布式光伏发电由于规模小，对屋顶面积、并网、安装条件等要求比较多，推广起来难度比较大。以目前这样的进展，今年完成全年的装机目标难度很大。（RW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煤炭行业三伏天遭遇“寒冬”】
7月28日，神华公布了8月份动力煤销售方案，主流煤种的挂牌价维持不变，仅对部分销售情况不佳的煤种进行降价并继续执行各种优惠措施。市场人士认为，由于相关部门要求神华等大煤企带头稳价，因此神华8月份主流煤种的挂牌价维持不变，仅对部分销售情况不佳的煤种进行降价并继续执行各种优惠措施。但是在下游需求处于旺季不旺的情况下，下游用户采购意愿不高。分析师表示，在缺乏实际需求支撑的情况下，相关行政力量难以扭转国内煤价下行的趋势。煤价不断下跌，秦皇岛港5500大卡下水煤价格已经处于近10年来的低位。今年以来，山西煤炭产销减少，库存增加，效益下滑，产业运行更加困难。数据显示，上半年山西省原煤产量4.63亿吨，同比下降3.2%。而煤炭企业库存达到4700万吨，比年初增长35%，占到近半数的全国库存。从2014年7月份起全行业连续12个月亏损，仅上半年亏损40.6亿元，利润同比减少60.7亿元。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煤炭产能的收缩还未达到能扭转行业景气度下滑趋势的程度，预计未来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会维持负增长态势。（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平板电脑整体市场出现下滑】
市场研究公司IDC公布报告称，今年第二季度苹果公司的IPAD继续在平板电脑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但其市场份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几个百分点，而且从全球出货量数据来看，整体市场也出现了负增长。报告指出，该季度IPAD出货量为1090万台，相比之下去年同期为1330万台；在整体市场上所占份额为24.5%，低于去年同期的27.7%。与此同时，第二大平板电脑厂商三星的出货量和市场份额也均有所下降。三星第二季度的出货量为760万台，低于去年同期的860万台；所占份额为17%，较去年同期的18%下降1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联想、华为和LG的平板电脑出货量和市场份额均有所增长。尽管整体市场下滑，但联想第二季度出货量仍实现了小幅增长，从去年同期的240万台增加至250万台，市场份额从4.9%上升至5.7%。华为和LG并列第四，第二季度出货量均为160万台，所占市场份额则分别为3.7%和3.6%。华为去年同期的出货量为80万台，所占份额为1.7%，这意味着在整体市场下滑7%的形势下，该公司的出货量却同比增长了103.6%。类似的，LG去年同期的出货量为110万台，市场份额从1%上升至3.6%，出货量的同比增福高达246.4%。除了苹果公司和三星的负增长以外，被IDC分类为“其他厂商”的平板电脑生产商的出货量也同比减少200万台，降幅为9.3%。（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上半年国内基金经理掀起离职新高潮】
今年以来，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再创新高。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今年以来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达到222位，而2012年、2013年、2014年同期分别有59位、86位和108位基金经理离职，今年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5%。值得注意的是，基金经理离职所涉及基金公司的范围也在扩大。数据显示，今年出现基金经理离职的基金公司达到71家，占比超过70%，而2014年、2013年和2012年同期出现基金经理离职的公司只有52家、43家和39家，占当时基金公司总家数的比例在30%~40%左右。数据还显示，基金经理离职超过5人的公司达到17家，其中很多为排在前25名的大中型公司。还有一部分离职的基金经理处于“静默期”，尚未公告，因此实际的基金经理离职人数可能更多。今年以来基金经理变更(包括增聘、调整)发生了1543起(基金A/B/C分开算)，也就是说每天都有7起左右的变更发生，有三成的基金“掌门人”发生变化。而2012年至2014年，每年分别只有314起、513起、654起变更。基金公司对于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在发布公告时大多解释为“个人原因”。对于今年出现的基金经理离职高潮，业内人士认为，市场走好导致一批基金经理奔私意愿增强，因此而离职。此外，总经理变更、公司治理结构不佳、行业竞争加剧、基金公司内部调整等也都是出现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有基金经理因业绩不佳而被迫离职。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大幅下跌，一批刚刚奔私的基金经理有些损失惨重，业内也出现部分基金经理奔私后回流的现象，不过仅仅是少数。实际上，为吸引和留住人才，不少基金公司已经建立了长期股权激励约束机制。据了解，这些措施确实减少了基金经理的人员流动情况。（RWSQ）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对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城市政治学 篇3
1980年波伊特（Harry Boyte）发表了《后院革命：理解新公民运动》（Backyard Rev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 New Citizen Movement），此书被左派力量视为美国城市草根抗议运动的政治宣言。波伊特聚焦于1970年代美国邻里社区里身为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普通市民组织起来，在城市这个“社会工厂”中围绕广泛的主题争取地方权力和自治的草根性社会运动，并期盼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后院”（backyard）一词带有鲜明的西方社会色彩，其实与英美中产阶级前廊后院、独门独栋式低密度郊区化居住模式密切相关，其涵义也从家庭私人空间进而扩展到社会领域。西方社会的“NIMBY”现象（“Not in My Back Yard”的缩写，直译为“别在我家后院”音译为“邻避”）正是由中产阶级所主导并以维护房产价值和生活品质为核心的地方性社会运动。“后院”象征着中产阶级在法律上的（De jure）和事实上的（De facto）“领地”（territory）。而领地是连接空间和社会的进程，也是权力的空间形式。
不难发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也正在逐渐确立自身的“后院”，形成鲜明的“领地”意识并采取维护领地的行动。在中国语境下，商品房小区是中产阶层物理空间上的集体“后院”，而其心理意义上的“后院”则不限于特定的空间范围也包括了某些社会领域。换言之，“后院”既是物质空间的也是社会空间的，它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兼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借用“后院”的隐喻，我们能够抓住中国中产阶层（特别是体制外新中产阶层）在城市生活中的核心特征。
中产阶层的城市维度
“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实质利益关系含糊不清的多元混合体。学术界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构成和边界莫衷一是。经济学家使用收入或财产作为测量指标，社会学者则更青睐职业指标，在经济指标之外结合教育、消费和主观认同等因素。
中产阶层的构成很庞杂，既有新中产和老中产之分，又有中产上层和中产下层的区别。有社会学家根据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指标的满足程度不同，将其划分为核心、半核心与边缘中产，或者区分为教育中产、收入中产和消费中产等。在中国，体制内和体制外中产的区别尤为重要，前者依赖国家而后者依靠市场，两者在形成路径、价值观和行为上有明显差别。有学者从“再分配”和“市场”的形成道路不同而将其称为内源和外生中产阶级。此外，地区、户籍、住房、代际乃至家庭等因素也像孔眼大小不同的“筛子”把中产阶层过了多遍，使之进一步碎片化而难以形成统一的阶层意识。概言之，中产阶层是一个复数而非单数。尽管如此，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稳定收入的新中产阶层被视为中产阶层的核心组成部分。
传统上，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或阶层研究都是以生产关系和职业维度为主的经济分析，考察各阶层对不同资源的占有情况，而教育和收入可以看作是特定职业的前提和结果。随着阶级和分层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布迪厄主义的阶层分析从文化的视角更为重视消费和生活方式在阶层形成中的独特作用。在城市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城市空间的过程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加以考察，新韦伯主义学者则重视分析城市的社会-空间系统产生的生活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两者都关注了空间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中产研究者鲜有人探讨“中产”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本文则强调“城市中产阶层”有着特别的意义。首先，城市是孕育中产阶层的“温床”，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城市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神经枢纽”，尤其是城市产业结构“去工业化”以及服务经济和符号经济的兴起导致了城市就业人口中从事管理和符号生产职业者比例更高。此外，以住房分配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为目标的中国城镇住房体制改革也直接推动了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其次，中产阶层也在日益“城市化”。他们特定的日常生活经验产生于城市并为之塑造，其对住房、教育、交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需求都是典型的城市问题。再者，城市空间的生产也经历着“中产阶级化”。空间形态的塑造偏向于满足中产阶层的需求，空间语法也着重表达了中产阶层的美学观。不断突破的城市天际线和消费社会的“教堂”（写字楼、购物中心等）集中体现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品位。
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认为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塑造，空间不仅是社会行为的“容器”或者社会关系的表现，也反过来重构和再生产着社会关系。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看来，城市空间的不平等既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反映，也是再生产出社会不平等。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空间是政治的，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像生产工具（机器）一样具有“生产性”，它有助于利润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哈维（David Harvey）看来，资本主义下的城市化实际上就是“资本的城市化”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关系的城市化。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住房、交通和教育等城市“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缺也带来了新的社会不平等，而国家作为其主要提供者进行干预也使城市问题和日常生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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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际遇与所居住地区息息相关。“我们是谁”不仅是“我们做什么”的函数，也是“我们住在哪里”的函数。住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由于耐久性、不可移动性和昂贵性而区别于普通的消费品。在特定地段有产权的住房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上对于城市中产阶层来说有多重重要意义。它不仅为个人提供私密空间和生儿育女的“家”，也是家庭最主要资产、贷款担保物和可能带来高额回报的投资品，在通胀压力下起到预防货币贬值的作用;它不仅是显示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也是获取教育资源的重要手段;它既有助于人们在居住地建立积累社会资本，也具有建构地方性公民权的意义。相比于“中间阶层（级）”，“中产阶层”一词由于其隐含的不动产意义更直接地体现了中产与城市的密切关系，“middle class”在中文里就发生了微妙的语义转换。离开房产，中产阶层将更加凸显出“雇佣劳动力”的本来面貌，从而会更加依附于资本或者权力而失去其自身独立性。房产对于中产阶层之所以成为“中产”具有根本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房产是中产阶层的物质化，而中产阶层则是房产的人格化。
“后院”的确立：基于业主身份的权利扩展
住房是象征身份的“地位商品”。拥有一套舒适住房并生活在体面社区中被视为跨入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志。在新型商品房小区中，“业主”几乎是“中产阶层”的同义语。新韦伯主义学者雷克斯（Rex）和摩尔（Moore）的“住房阶级”（housing class）概念揭示了从不同渠道获得城市稀缺住房资源从而导致不同地位群体的社会分化。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从无到有，中国城市也出现了数量庞大、构成复杂的“业主群体”（homeowners），其中最重要也最活跃的是从房地产市场上购买商品房的城市新中产阶层。体制外的新中产成员并未获得单位住房福利，而是依靠个人收入和金融手段进入中产行列，因而是房地产市场上典型的“消费者”。
从权利意识演变的角度来看，城市中产阶层的权利意识肇始于“消费者”而强化于“业主”身份，经历了一个从“消费者公民”到“业主公民”的发展过程。消费者的权利包括签订平等契约的自由、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和充分的知情权等。英国学者贝弗利（Hooper Beverley）因此把市场化改革之后的中国民众称为“消费者公民”（consumer citizen），认为其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会扩展到更为一般的权利意识。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来自于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建立市场经济是国家推动的现代化工程，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通过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国家话语与市场化改革相契合。对于拉动内需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层，消费不仅在显示其身份和地位上发挥作用，也在不断地建构着其权利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可以看作是国家对“消费者公民”的反应。
从普通“消费者”到“业主”是一个重要转折，这使得城市中产阶层的权利意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有助于构建其领地意识和集体权利。戴慧思（Deborah S. Davis）认为，业主是“公民消费者”（citizen consumer），这不仅有个体的权利，而且包括集体的权利。国家面对“公民消费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支持并保护其权利，一方面也对业主身份的消费者运动（主张法律权利和社团自治）抱有担忧。但中国的“消费革命”在整体趋势上赋予消费者更大的独立自主权并要求国家治理的相应改变。
马歇尔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理论把公民权区分为民事要素（人身、言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占有财产和签订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政治要素（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和社会要素（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和安全到按照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权利）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其历史发展轨迹有所不同。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产阶级和公民权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中产阶层被视为最具“公民精神”的一个社会群体，不少学者对中产阶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自治寄予很高期待。总的来看，城市中产阶层的民事权利意识发展最为充分，突出地表现在围绕着物权的相关权利上;社会权利意识次之，也有一定程度的萌发;而政治权利意识则还处于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
城市中产业主主要争取和维护的是与财产密切相关的民事权（以物权自主和契约自由为核心），维权的对象主要是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有时也包括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商品房小区是一种所有权社区或私有社区，是城市中产阶层明确建立的集体性空间领地。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筛选作用，分散的中产阶层成员在居住空间上被聚集起来，由此获得了在微观上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物权法》建立的业主组织的基本职责是维护业主的私有房产和共有财产权益，决策并管理小区内的物业集体事务。在这个集体“后院”里，中产业主奉行着私有产权至上的信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常被引用的西方谚语典型地反映出中产阶层的领地意识。
商品房小区也成为城市中产阶层自发学习、探索和实践基层民主的“实验田”。中产业主在参与社区自治和基层选举的过程中推动了城市基层民主的发展。他们通过在物业小区内依法选举业主委员会或投票决定物业公共事务（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调整物业收费标准等）的实践过程，对于权力的产生行使及监督、程序的公正透明等问题的切身认识也不断加深。同时，新兴的业主委员会对传统居民委员会的合法性构成了挑战。中产阶层质疑政府主导下居委会的自主性，对其选举和运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维护物权和争取小区自治权，“业主”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构建一种地方性公民权（或市民权）。从社会权利的角度来看，城市中产阶层更为关注地方性公共事物，特别是在对于像交通、教育、医疗和环境等高度地方化的问题上要求相应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对于大城市中没有当地户籍的中产者来说（附着于其上的社会权利也相应缺失），住房产权能够起到替代户籍的作用。城市公民权反映了公民与城市的关系，它比民族国家法定公民权利所表征的关系更加紧密、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创造性。
城市政治学 篇4
关键词：城市社区民主,基层群众自治,民主政治建设
“一个社会民主政治的过程和民主政治的生活, 不仅要依靠一定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规范, 而且要看这个社会各种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只有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在民主程序下运行, 社会的民主政治才具备充分的条件。”[1]随着中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 社区已成为现代城市最重要的“细胞”, 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城市社区民主也由此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性空间, 其发展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整体产生深远影响。
一、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带动高层民主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高层民主和以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为主体的基层民主, 应同时推进, 不可忽略和偏废某一方面。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 必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与最广大城乡基层民众联系密切, 具有高层民主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基层民主发展好了, 其示范作用可以推动高层民主的发展。城市社区民主直接关系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 在基层民主建设中有着特殊地位。实践已经证明, 城市社区民主发展对高层民主具有影响和示范作用。如在中国一些地区, 城市社区民主已经影响到区一级的人大制度改革, 城市社区民主选举的一些细节如透明的投票箱、不由上级政府指派候选人及竞选等, 都对上一级人大的选举产生了示范效应。通过城市社区民主建设带动高层民主的发展, 使得基层民主和高层民主这两个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推进, 有利于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随着城市社区民主的深入发展, 其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社区、某个城市, 而是成为全国各地城市不可逆转的潮流。城市社区民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广泛、最深入的实践活动。发展城市社区民主, 有助于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扩展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 使公民在更高层次上享有并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通过城市社区民主建设, 探索和构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活动的有效形式, 再通过城市社区民主的外延性和示范性作用, 必将超越社区范围自下而上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 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进行多年, 取得一定成效,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较为显著的突破相比,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尚显滞后。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新生长点, 至关重要。有学者指出:“基层民主发展伴随着体制改革而进行, 体制改革愈深入, 基层民主发展的空间愈大;而基层民主愈发展, 体制改革的深化愈有保障, 形成体制改革与基层民主发展的良性互动。”[2]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加速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将成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生长点。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初步确立的。其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等方面, 都起过积极作用。但当国家转入全面经济建设后, 它的不适应性逐步暴露出来, 各种弊端表现十分明显。在这一体制下, 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也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的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先导。通过改革, 人民成为利益主体, 享有更多权利, 基层民主的空间得以大大拓展。随着基层民主的发展, 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从而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
追溯城市社区民主的发展, 它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深刻变迁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结果。如果没有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难以有城市社区民主的兴起, 而通过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 又必将推动城市治理体制的深入。城市社区民主作为城市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 它能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奠定深厚的民主基础, 并通过示范和推动作用, 影响到高层民主的发展, 这将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促进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发展城市社区民主, 强调社区的“自治”职能, 必然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也必将敦促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城市社区民主的发展特别是自治制度的完善, 社会事务真正由社区和居民自己来管理, 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 这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
三、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形成日益成熟的社会直接参与机制
民主从形式上划分, 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类型。直接民主是一定范围内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相对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 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进行重大问题决策的间接民主, 直接民主更能体现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是最理想的民主形式。
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基层民主的突出特点就是民主的直接性。人民群众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就可以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随着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 社会直接参与机制将日益成熟, 不仅有助于社区居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也为更广泛层面的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探索和创造必要的实现形式。城市社区民主处于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城市中, 其探索和形成的民主机制既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也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功能。随着社区直接选举、直接参与、直接监督等机制的完善, 将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日益成熟的社会直接参与机制, 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四、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培育合格的民主主体
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是广大人民。实践已经表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高。
民主由制度规定变成生动现实, 离不开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公民的参与。换言之, 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能力直接关系到民主的实现程度。城市社区民主建设, 与广大城市人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 能够使民主的理念、民主的精神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之中, 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通过发展城市社区民主, 可以使居民提高民主意识, 熟悉民主程序, 使公民在广泛、直接的政治参与中培育民主精神, 提高民主能力。人民群众在区域社会生活中直接参与, 有效管理公共事务, 必将为未来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管理更高层次的国家事务积累民主经验、锻炼民主实践能力。这样富有较强烈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具有较丰富的民主经验和民主能力的公民, 将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格主体。
此外, 通过发展城市社区民主, 培养居民的现代政治理念, 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主、法制、公平、竞争等意识, 在积极参与中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 有助于中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养成。对于民主传统薄弱的中国来说, 培育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很重要。通过城市社区民主建设, 建立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协调能力的社会群体, 他们将带动更多社会成员有效参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城市社区民主的发展影响和带动整个国家民主的发展, 在更广泛的层面培育民主精神、形成民主氛围, 使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都充分体现民主的理念、民主的原则, 从而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
五、发展城市社区民主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对于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城市社区民主, 使社区居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实践中直接、广泛地行使民主权利, 是城市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 从来都是具体的, 有其特定的内容、形式、制度、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仅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不够, 因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需要具体的制度保障、实现途径、运行方式和组织形式。因此, 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符合人民当家作主要求的具体制度和相应的实现形式, 人民有效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明确规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与这一国体相适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也都以制度形式或规定、或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应该说, 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并不乏制度规定, 关键是如何完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 使人民能真正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如何改革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 使人民能行之有效地管理国家各级组织, 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逐步扩展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是必然趋势。城市社区民主探索了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制和形式, 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人民群众通过社区民主这一有效载体, 依靠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 可以充分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需求。城市社区民主为人民在日常生活领域内取得广泛、直接的民主权利提供了保障, 使城市人民当家作主不再是空谈。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这也使得社区民主未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社区民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是重要的公民政治参与形式, 是培养公民民主精神的最好土壤, 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石。特别是随着社区民主在实践中的日益成熟, 它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彰显了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和最有发展机遇的民主形式, 社区民主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人民当家作主也将由此寻找到突破点。
参考文献
[1]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1.
城市政治学 篇5
城市公园是城市范围内拥有高度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及服务设施，具有休闲游憩、旅游观光等功能的大面积绿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公园的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城市公园不仅是重要的休闲娱乐和强身健体的场所，而且是重要的社会交往和群体活动的场所。我们应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和公共产品，促进社会平等和谐，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促进城市公园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发展。新形势下城市公园员工的思想活动的变化，需要发挥富有园林特色的组织文化的引领作用，引导员工形成与管理模式改革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倡导文明、科学、积极的理念和态度。现笔者就城市公园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涵义
企业文化通过激励全体员工的智力、向心力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统一企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把员工的个人工作同自己的人生目标联系起来，唤起企业员工的广泛热情和团队精神。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依照党的纲领和不同阶级政治、经济的中心任务，通过有组织、有意识的教育，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党员和广大人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本质上属于政治工作范畴。
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普遍性，其成熟方法经验可以推广借鉴。企业文化植根于企业自身底蕴，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移植和复制。如今，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组成部分，相辅相成。
二、城市公园思想政治工作要借鉴先进的企业文化，植入“危机意识”、“人本观点”、“竞争理念”等现代元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职工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产生了新的影响，思想素质发生了不适应。建设企业文化，必须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进一步提高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企业文化的时代气息，和城市公园思想政治工作同频共振，协调发展。
第一，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企业文化是一种先进的理论，是一种先进的思路，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都是尊重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既要做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两者相结合作为现代管理中心任务来抓，就可以充分营造城市公园平等、宽松、和谐的氛围。以“情感交流”为特色的“双向交流”，应当成为今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作为单位领导和班子，应该在抓事业发展的同时定期分析职工思想状况，找准问题，提出解决举措，善于疏理职工情绪和关心职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强化服务意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树立员工的“竞争理念”、“危机意识”。为了城市公园深化改革和走向市场能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需要采用正确的舆论引导、环境疏导，加强员工对改革意义的认识，树立员工强烈的危机意识。要从市场竞争的特点出发，真正发挥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广大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为单位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现代企业市场观念的员工。要教育职工树立竞争意识和紧迫感，要使广大职工明白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法则，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城市公园员工无法回避的选择。
第三，加强城市公园的人才培养。城市公园的一线职工普遍存在学历文凭偏低、文化素质不高、专业技术缺乏的现象。高素质的职工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工作上积极主动、高效执行。所以我们需要宣传公园文化，拓展企业文化，提高公园职工的综合素质。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公园的竞争日趋激烈，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想在市场上得到发展，就必须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就必须坚持实施人才强园战略，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才能使城市公园可持续发展并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要大力倡导学习文化，强化技能培训，根据事业发展、工作需要等因素确定培训项目，改进职工的知识、技能和工作行为，使之适应岗位需要和城市公园发展的态势。而当前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和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可以说是我们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很好载体。要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为向前、向远、向深处看的有效抓手，在全党凝聚起持续不断的强大精神力量。通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切实做到学以明志、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重视的不是个人的学习，而是组织化的学习，是对组织成员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的理念，形成团队学习的优势和力量。不论是企业文化建设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三、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精神与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相互交融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企业精神和职工精神的外在表现。一旦员工的意识同化于企业精神，就会坚持和发扬企业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转化为自我意识。城市公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人心的作用，必须要坚持共同价值理念引导，企业的共同价值理念就是企业精神。城市公园应立足当地地域特色，在公园的规划阶段，根据造园的功能、园址的文化遗韵、造园的特殊时期、园林与文学诗词的联系等，在综合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公园的主题意境，并注重文化上的继承和文脉上的延续。通过加强公园文化建设，丰富公园文化内涵，提高群众文化素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使城市公园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城市居民。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创造具有自身特质的企业文化。要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认同，培育和铸造企业精神。“上下同欲者胜”，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对员工的理想追求进行引导，把个人目标同化成企业目标，强化员工对单位的忠诚，形成向心力精神，使整个公园形成一个由具有共同价值理念凝聚起来的团队，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创造最佳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如郴州市北湖公园的企业精神就是“以园为家”，员工形成了爱园如爱家，爱园兴园的习惯。“一根筷子容易弯，十根筷子折不断”，这就是团队精神的力量。城市公园作为重要的“窗口”行业之一，搞好职业道德建设势在必行。注重团队建设，增强团队士气，着力培养员工团队精神，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职工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习惯，为公园的发展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从而形成员工与单位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和谐局面。
综上所述，城市公园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与作为管理科学的企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在城市公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方面发挥自己的保证作用。加强和改进城市公园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使两种软实力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才能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城市公园中心工作，为城市公园科学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为城市公园又好又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城市政治学 篇6
关键词：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
一、初建时期
1952年至1962年为初建时期。1952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国城市成立了街道办事处，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把无组织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能减少政府机关的负担，提高居民群众的自我管理水平。街道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从1954年至1958年为我国城市居民居委会工作的黄金阶段，国家在此期间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它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同时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发展起来，它按照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以组织生产活动为载体，统一居民思想为核心。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文化活动。在1962年后，城市人民公社逐步解体。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的这一时期，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已纳入单位管理轨道。居民委员会管理的主要对象还不是辖区内的单位组织，而是那些没有单位组织的居民。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目的。
二、拓展时期
1978年至1987年为拓展时期。街道居民委员会体系在1978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重新得到发展。中共中央在1981年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特别是城市街道居委会。1982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明礼貌日”“五好家庭”“创先争优”等一系列活动。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要“牢牢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为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7年民政部召开的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中，对社区服务的内容和人物进行了明确。1989年我国社区服务工作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上对近一年以来各地开展社区服务的各种经验进行了交流沟通。本次会议提出了社区服务的目的及社区服务中教育工作的方法要有所创新。这是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创新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在城市和乡村范围内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落实好，落实到实处，这是在政治报告上第一次提到社区的相关问题。1993年《关于加快社区服务事业的意见》的下发对社区服务的相关内容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它是社区服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支持社区文化建设，多开展有益于居民群众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提倡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1999年民政部在北京市的26个城市社区进行实验，开展社区建设，社区服务的试点工作。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期是以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出发点。主要不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家庭婚姻、伦理道德、民风民俗教育等。为提高居民个人的素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而努力。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的出现，破坏人民内部团结的情况时有发生较为复杂，迫使需要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管理力度来消除这些矛盾和斗争，切实加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三、蓬勃发展时期
《关于在城市深入开展创建文明社区工作的若干意见》是在2000年9月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出台的。要求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和文明建设相结合，工作的针对性和范围要不断的加强，要使城市社区的思想和文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12月9日出台的《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指出城市社区要建立新的教育和管理模式，把社区的建设工作和社区居民的个人学习发展相联系，起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的加强和改进，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心理教育及关怀，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用恰当的方式。”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知道了，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还会有其他的需求被产生。概括性的分有两方面的需求，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因此，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十八大在十七大的基础上又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在不断丰富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基础上，还对其提出新的要求，要大力开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十八大对社区下一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指导，对社会的稳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党中央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提高个人修养、改善人际关系、丰富精神生活、美化居住环境、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格局初步形成。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一种健康的姿态迎接下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马奇柯.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行程和发展[J].理论月刊，2007.
城市政治学 篇7
笔者选取了自己居住的小区——长治市城区信誉小区, 对其进行了实地调研, 发放问卷100张, 整理并分析后, 得出信誉小区的村民虽然在社区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冷漠现象, 但是他们并不是毫不知情, 毫不关心, 而是内心渴望权利、民主、自由、平等, 有着一股强烈的参政意愿。对于这种强大的群众力量, 我们不可以轻视。因此, 了解当前城市中这些社区中村民的政治参与现状, 规范城市化背景下村民的政治生活, 对我国的民主政治改革的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信誉小区的基本概况
信誉小区位于长治市延安南路, 在行政区域上已经被划分到长治市的市区范围内, 是城市化进程中对五马村进行改造后的产物。现有居民400余户, 大都保留着农村户口。在经济方面, 由于所有耕地已经被城市政府用作建设用地, 所以这个小区已经不是传统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了, 取而代之的是的服务业、商业等各种形式的第二、第三产业。小区居民的收入大部分来自这些产业的收入, 还有部分年轻劳动力进市里或者省城务工。在居民的日常生活管理中, 仍然延续过去了村党支书和村民委员会的模式, 并没有实现向城市社区的转型。在管理体制上, 仍旧是一个处于农村社区, 是一个有着过渡意义的典型的“城中村”。
二、信誉小区居民政治参与现状描述
在调研中, 我共采访120人, 其中包括, 村主任、村支书, 3名村委会干部, 67名常驻居民, 22户外来务工人员, 还有少量社区物业管理人员。通过有效回收问卷, 整理、分析, 现将小区居民的政治参与状况描述如下:
1、居民的政治参与态度呈现比较冷漠的现象
在调查中, 我发现居民的就政治参与的态度比较冷漠。当被问及到:“你参加过最近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吗?”58%的居民表示:“听说过, 但是很少参与, 更不了解具体的内容。38%的居民表示表示了解一些。当被问及到:“你知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吗?56%的居民表示“只是略了解一些, 知道是部关于农村村民选举的法律, 但是不知道村民具体的权利是什么。”在回答“对于本社区重大的事项进行决定的时候, 您知道是谁具体决定的吗?”30%的被访者表示“不知道”。从这些问题的回答中, 笔者感受到, 居民们在本社区的公共生活中感受不到主体地位的优势, 更谈不上享受自治权利。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77%的居民表示对竞选社区干部、委员, 不感兴趣、不愿意当或者根本没考虑过。
从这些数据中, 充分表明:普通村民对政治选举、政治参与的态度冷漠, 公民意识比较薄弱。
2、居民进行政治参与多是一种动员性参与, 服从性特点较为明显
公民政治参与的动机有很多种, 根据政治参与的动机可以分为, 积极性参与和消极性参与。消极性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动员性参与。即进行政治参与不是出于主体自愿的基础上, 而是受外界环境的压力而不得进行的参与。在调查中, 当被问及到“为什么参加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时”, 68%的人表示“村干部让参加呢, 就得参加, 不然容易得罪人家, 以后不好办事。”23%的表示:“看见大家都参加, 我也就随大流。”7% 的人意识到是在履行公民的职责和义务。由此可见, 信誉小区的居民选举大部分是迫于压力, 而不是出于本能的、主动的在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
3、政治参与方式的非制度化
非制度的政治参与方式, 主要是指偏离现存合法的、正常的制度规范的行为, 以极端的、暴力的方式,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信誉小区的居民政治参与过程调查中, 由于居民上访渠道不通畅、表达正当的利益诉求遇到阻碍时, 尤其是, 对于外来户、租房户的居民来说, 加之他们常常在外面打工, 考虑到来回路费的成本比较高, 更希望快速、彻底的将矛盾与问题得以解决, 于是往往采取一种极端或者暴力的方式抗议、阻碍一些利益分配不公的事件。而这些事件, 大部分都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 一旦无法的到居民的期盼要求, 积累久的愤怒就会在一定契机下快速爆发。
4、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比较低
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 也是稳定的基础, 因而是政治自由的前提”, 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而有计划、有目的的建立在一起进行社会实践的活动。在调查中, 我发现, 居民基本上是一个涣散的、分散的个体。当被问及到“当你在生活中发生困难的时候, 第一个主动打电话的人是谁?”回答家人、亲戚的占到56%, 回答同乡、同事的占32%, 回答社区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占10%, 这些数据从充说明, 该区居民解决问题基本上都是以个人的方式解决, 不去投靠相关部门, 更不会自发的组织在一起。
三、结语
基于以上存在的现状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信誉小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政治水平比较低, 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同期望的发达民主之间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 需要引起学者和相关工作人员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付诸于实践。
摘要：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断的建设和完善, 现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较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是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同发达的民主程度相比, 还有相当一大段的距离。尤其是, 城市中的普通村民作为社区里权力机构的最底层, 他们在公共的政治参与生活中, 扮演着“城市的边缘化”角色, 对政治现象缺乏关注, 漠视政治参与。在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研究这些广大的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 规范他们的政治生活, 调动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无疑对小康社会的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城市社区,政治参与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91.
[2]李颖杰.关于加强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思考[D].天津大学, 2010.
城市政治学 篇8
伴随社会的不断进步, 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这一主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 在此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并进一步对此观点进行解释:政治参与是开展的活动而不涉及态度;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平民;政治参与是为了影响政府决策;政治参与并不考虑活动结果。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维护政治秩序、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必须赋予城市居民合理的参与政治的权利, 并为其创造多种参与途径, 以使其有效传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实现有效的参与。目前, 学术界对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各个方面, 诸如外界环境、内在动力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出自己的相应理论观点。同样, 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入手, 对我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CGSS2008实现了同时覆盖城市和农村的CGSS调查, 具体包括普通居民调查问卷以及村庄村长的调查问卷, 因此选取CGSS2008来分析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影响因素。
二、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参与作影响因素的分析,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经济发展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诸多学者认为, 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这也就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程度如此之高的现象。一方面, 经济收入达到较高的水平之后, 城市居民在拥有了较好的物质保障前提下, 愿意拿出一部分时间、精力参与政治活动。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显现, 社会矛盾激化。公平的政治参与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一条有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 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二) 政治文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有学者将政治文化划分为臣民文化和城市居民文化。处于前现代臣民文化中的城市居民, 普遍缺乏城市居民意识, 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行为、水平等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反之, 若城市居民处于现代的城市居民文化中, 由于受多方参与主体的积极影响就更易于形成政治参与的氛围, 进而培养城市居民积极参与的意识和行为, 因为“城市居民文化创造了一种较适宜于城市居民卷入和参与的政治环境”。[1]
(三) 社会流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一般来说, 高流动性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更易于抵消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诉求, 由此可见, 社会流动与政治参与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因此, 相对于高成本、高风险的政治参与活动, 选择流动对个人而言更有吸引力, 只有在向中等阶层流动受阻的时候, 他们才会转而求助于政治参与, 以求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1]
(四) 政治精英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较为完整的公民社会中, 精英的抉择以及他们对政治参与目标的态度, 往往都是决定政治参与程度和性质的最强有力的因素。若政治精英认为, 扩大政治参与不利于维护自身根本利益, 那么, 政治参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另一方面, 政治精英可以通过自身所特有的话语权或强势的威慑力将其他社会精英、利益集团纳入执政党范围内, 进而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过程进行实时控制。
(五) 教育、媒体和网络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绝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 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现代媒体及网络的发展都与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而现代媒体及网络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 在城市居民政治参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 提高城市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拓展媒体、网络等沟通渠道都用作提高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
(六) 组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一般来说, 学者们普遍认为, 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 城市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城市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规模、范围、质量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伴随着社会阶层、群体的分化, 各种组织和团体大量出现, 并且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逐步加入到组织或团体之中, 组织化政治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力度、渠道和质量。
三、研究变量及其描述
在参照大量文献和模型分析的基础上, 在CGSS2008数据中选择有效变量进行研究。
(一) 变量说明。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城市居民政治参与, 选取问卷中的问题A13.您是否参加过最近的一次人大代表选举?1—参加过;2—没参加过, 该因变量是两分变量, 由此决定了实证分析需采用二分逻辑斯特回归分析。自变量:结合CGSS2008给出的具体数据, 并预测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可能影响因素, 最终选取的自变量包括:
1.个人基本情况类。包括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 其中问卷中的问题A2.您的出生年份?得到的是出生年份, 为统计方便, 故将此变量进行重新计算“2008—出生年份”, 随后将得到的新变量a2a, 重编码为a2aa:1—18岁到30岁;2—30岁到40岁;3—40岁到60岁;4—60岁到98岁, 都以最后一个选项为参照。文化程度选取问卷中的问题A3a.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由于分类达14个, 所以为分析便利, 将其重编码为a3aa:1—初中及以下;2—高中;3—中专、大专;4—本科及以上。
2.经济因素因素。根据问卷数据, 直接选取问卷问题A21a.您个人去年全年的职业收入是多少?同样对其进行重编码a21aa:1—0到1万;2—1万到3万;3—3万到10万;4—10万到100万。
3.政治面貌。根据问卷数据, 直接选取问卷问题A10.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1—共产党员;2—民主党派;3—共青团员;4—群众。
4.所处阶层。根据问卷数据, 直接选取问卷问题A22.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个阶级。请说说您觉得自己属于哪一个阶级?1—下层阶级;2—工人阶级;3—中下阶级;4—中间阶级;5—中上阶级;6—上层阶级。
(二) 实证应用与假设验证。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提高受教育水平对我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受教育水平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相关,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 受教育水平越高, 越比其他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他们往往期望较高的回报以更好提升自身。此外, 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时间越久, 其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就越高。
假设2: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提高年龄对我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居民在较为年轻的时候, 可能不太关心政治, 政治参与热情度较低。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 居民越来越关心政治, 关心关乎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政治参与热情高涨。
假设3: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提高职业收入对我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个人的职业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品质, 收入越高, 生活越宽裕, 个人就越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政治, 为自己争取实际的利益。
假设4: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明确的党员身份对我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党员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标志, 成为更好规范个人行为的有效形式。拥有党员身份, 自觉接受党的教育, 更乐于参与政治, 更认真负责地参与政治。
假设5: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提高所处阶层对我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社会阶层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所处社会阶层越高, 也就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 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也就更加积极参与政治。
根据上文描述, 以城市居民政治参与为因变量, 以被访者的性别、年龄以及被访者的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所处阶层等作为自变量, 使用spss20.0, 采用Enter方法加入变量进行分析, 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a.在步骤1中输入的变量:a1.a2aa.a3aa.a21aa.a10.a22.
如表格所示, 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所在阶层这几个因素的显著水平小于0.5, 为统计显著, 这就说明上述四个因素对城市居民是否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影响;而文化程度、全年职业收入这几个因素则对城市居民是否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有利于明确真正能够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起作用的有关因素, 纠正过去例如:文化程度越高, 思想觉悟越深, 越会主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积极参与政治;收入越多, 越有时间、资本参与政治等等。
四、改善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状况的对策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的上述结果, 结合我国政治参与的具体实际, 现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意见, 以扩大城市居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一) 实现参与形式多元化, 拓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领域。第一, 拓宽城市居民网络领域的政治参与。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 网络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正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也较为显著:网络作为城市居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更为便携、平等、高效的媒介在较大程度上拓宽了城市居民政治参与领域的同时, 也开辟了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新方法;发挥了城市居民参政的自主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能力, 正逐步成为我国城市居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2]鉴于网络在城市居民政治参与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因此有必要合理拓宽网络领域方面的政治参与。一是要加快建设网络信息的基础设施, 为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打下坚实的硬件技术基础;二是要有意识地扶助不发达地区以及信息弱势群体的网络建设, 消除数字鸿沟。三是要加强网络环境的管理, 抵制政治谣言等不良信息。第二, 扩大社会团体领域的政治参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进程, 他们成为城市居民群体的利益代表, 并凭借其众多的人数, 团结的精神, 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城市居民个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 他们集合众人的意见以及经验智慧向政治系统表达主张, 政治参与能力相比其他主体来说更甚一筹, 所以, 扩大我国社会团体领域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系统的良性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 国家要通过积极教育引导的方式, 大力扶持社会团体领域有序参政议政, 积极引导民间社团的发展, 从强调其认知、行为和政治能力转向注重社团的社会资本、责任感和城市居民的自觉参与。另一方面, 加强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合作关系。积极为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拓宽渠道, 使政府由施舍者转变为利益均沾者。
(二) 真正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到实处, 尽可能实现城市居民的有序参与。一是进一步落实基层选举制度, 真正选取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县级以下的人大代表皆由直接选取产生, 但在实际运作中, 由于候选人信息不公开、选举程序不透明等现象的存在, 直接导致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力无法实现。因此, 要健全和完善基层选举制度和程序, 通过媒体等详细介绍候选人的相关信息, 并公布选举相关程序, 保证人大代表选举的公开公正透明。二是要完善事前公告及公示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 要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 在民众的监督下行使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时。同时要通过民众对重大事件的反馈信息来评估政策效果或社会影响程度, 对反映强烈的情况和问题要进行及时处理和纠正。[3]
(三) 完善、落实我国的基层自治制度。完善和落实城市居民自治———社区居民委员会制度。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区作为人们聚集的单位, 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 社区维权现象的出现, 也逐步暴露出诸如:社区居民委员会与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分工不明, 管理职能重叠现象时有发生等诸多弊病。因此, 要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居委会在行使基层管理职能时, 要重点完善居民委员会协调会制度、听证会制度、评议会制度、居民来访制度、居委会报告工作制度等各项工作制度。此外, 要监督落实居民委员会的基本职能, 如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 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办理本居住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4]
(四) 内外兼修, 提高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效果。一方面, 城市居民自身应树立积极参政的勇气与信心, 不断增强自身的参政技巧, 提高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能力, 培育社会责任感。要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增强城市居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现阶段, 我国尚有多数城市居民无法端正对政治参与的态度, 仍以一种被动、服从、附庸的方式对待自身参与政治的实践。因此, 可以通过诸如教育培训、观看纪录片等各种方式增强城市居民参与政治的信心和决心, 使其认识到自身作为国家的主人, 拥有行使城市居民权力的自主性。另一方面, 从外部增强对城市居民民主意识、义务意识、责任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努力实现政府决策的信息公开, 使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之一就是还政于民, 实现城市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组织。这种政府与城市居民间的友好关系的实现, 有赖于城市居民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政府有必要拓展多样化的方式, 实现与公众的全方面、多层次的沟通、接触。如, 现有的微博问政、电子政务等, 都有利于扩大与城市居民的交流, 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 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而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诸多因素中, 扩大城市居民政治参与是其中最有效、最重要的。因此必须正确把握影响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从重点因素入手, 实现全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责任性。
摘要：在现阶段我国不断建设民主政治的进程中, 政治参与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已成为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指标, 愈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基于此, 本文以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为目标, 对CGSS2008的有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验证了城市居民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政治面貌、所处阶层等因素与其政治参与程度的相关关系, 在此分析基础上, 指出提高城市居民政治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居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二分逻辑斯特模型
参考文献
[1]王明生, 杨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清华大学学报, 2011, 6:5~21
[2]张青.中国城市居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 2011
[3]张云武, 杨宇麟.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9, 7:36~41
城市政治学 篇9
一、民主政治与网络参与
1995年,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提出“网络民主”一词,认为是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或者是在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网友通过论坛发表建议无疑是以网络为媒介而发生的一种民主形式,网络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网络民主无疑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环节的一大课题,然而,理论与实践均证明,理性的网络参与应当是民主政治的补充而非替代品。
(一)网络参与是对民主政治的延伸和补充。
互联网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平等性、匿名性和互动性,为其创造了天然的“民主性”,互联网形象生动地体现着平等和人权,它的普及似乎淋漓尽致地诠释民主政治大众化的理念,故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民主政治的延伸和补充。学田路单行是政府缓解新村堵车之决策,网友通过城市论坛网上发声,对政府决定讨论建议,评判打分,通过网络参与政府行为,成为影响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子。网络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渠道,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更是打破了时空的牵绊,为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加便捷、更加透明、风险更低和成本更小的渠道,为公众、社会团体、政府以及其他政治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搭建起了即时对话和即时办公的空间和平台。从学田路单行在濠滨论坛热议即可分析得出:政府决策行为越来越受到网友关注,舆论的力量在政府行为中越来越举足轻重。透过论坛网友回帖不难发现,网络自身所带有的匿名性和互动性也造就了网络的欺骗性,加之网络规范并未完善到位,导致网络上诸多非理性传染给参众,形成网络情绪,影响民主政治的纯洁度。例如学田路单行之争中网友@wyh123几乎煽动性的话语,激起了不小的混乱。正是网络这种亦正亦邪的特征决定了网络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延伸,但却只能是一种补充却不能完全替代。
(二)网络参与的理性选择。
网络参与为公民的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延伸了新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1999)认为:在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可以就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过程。由此可见,网络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公民交流协商过程,其更加注重讨论和建议,另外网络的匿名性和民主自身存在的一种对抗性,也决定了网络参与的理性选择应当是一种有序的一致而非自作主张的投票或者直接的决策。濠滨论坛作为地方城市论坛,为该市网友参与城市事宜讨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交换空间,为了解每个人的想法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同时也能够克服城市建设建议投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个人决策的无力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现实生活中市民对于政府行为的集体失言。当然,网民依托城市论坛此一网络虚拟空间发声,讨论和建议通常不受拘束,且往往不强调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而是每个人或每个利益集团在很认真地强调着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讨论有时会显得混乱、不规范。本文的案例学田路单行之争即可明显说明:反对者大骂政府官僚主义(以网友@wyh123为代表),支持者更是大肆吐槽反对者的无礼(网友@阿峰视角为代表),因此,网络信息的爆炸(不可避免的部分失真)和网民某种程度上的经济人选择网络参与的另一层理性选择应当是强调听取民意但又不能为民意所左右,即网络参与应当是民主政治的补充而非替代品。
(三)网络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影响民主政治的走向。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新途径,不仅强调自由,同样追求秩序。如何在充分尊重网民表达意愿,又能构建网络良序,网络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值得被讨论。
1. 作为网络参与的主力军,网民的主体意识,社会责任以及网络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网络环境的秩序。
网络参与的虚拟性和自由性,让网民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道德的束缚,网民的非理性“情绪民主”也容易通过网络传染(龙淼,2006)。学田路单行之争,网友在网络上的撕扯、互相攻击,彰显着网民需要提升素质,做到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有序参与的迫切形势。
2. 网络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延伸与补充,网络舆论将是政府了解民意、接受监督的重要渠道。
南通市交通局将学田路单行的决定公诸网络,收集民意,接受网民质疑,是政府发挥网络参与主导作用,通过政治途径引导互联网技术成为公众行使公民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机制,让社会中的各种群体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中发出有效的声音的利好行动;同时,政府要善于利用网络世界促进现实世界的民主进程,让网友敢说话,想说话,并且通过互联网实现政府政务公开,将公权力置于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听取公众呼声,增强政府决策科学性的同时提升政府公信力,才能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
3. 媒体的角色定位———媒体引领社会舆论,社会中主流媒体的态度引领着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网络参与的理性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视角。学田路单行一事受到了NG市电视台的关注,记者现场采访民众,并对道路单行一事进行了较为公道的评判和分析。实践证明,媒体作为社会信息流的中介,在网络参与中同样需要做到“引领舆论”与“倾听民意”的双结合。有着社会使命感的媒体,是会倾听民声的媒体,其每次发声都应当是理解民意、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用最为中立的声音进行合理的传播。
二、网络参与引起的争议
NG市交通局为缓解学田路堵车作出的这一决策,即引起网友的不同声音。仅举两例。网友@西湖水纹、@DU-du发贴文对此决策进行了吐槽和评论:学田路单行,究竟动了谁的蛋糕?http://bbs.0513.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9321&fromuid=992224(出处:濠滨论坛);学田路天天堵车,交警、辖区派出所、城管、社区谁来管?http://bbs.0513.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4128&fromuid=992224(出处:濠滨论坛)。贴文一出随即惹来网友热议。网友@阿峰视角明显是支持单行一事的,回帖之中尽显对反对者的不屑和不解,一针见血的说了当下社会的一个现象:上访。@阿峰视角同时也扔出“既然反对者上访导致单行一事搁浅,那么其呼吁支持者也去上访(估计会促成单行一事)。网友@静坐思己过认为:路也是改造了。车位更多了些,但是还是堵。怎么办?汽车购买的太多了,小区配套更不是,不是简单改造就可以了。所以老小区只能忍。没有其他办法。什么样子的小区什么样子的服务。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多是先天问题。网友@西湖水纹更是道出此观点,因为我们每个市民都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城市决策是对整个蛋糕的装饰或者包装,我们市民对于城市管理之策有权关注、建议,这是公民意识,但是过度的干预却有可能让城市决策举棋不定。
三、结语
实践证明,互联网技术为公众更为便捷、更为深入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支撑,网络参与越来越成为当下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然延伸,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政府职能部门科学决策、有效发挥职能的有效信息源采集地。推进网络环境下的民主进程,强调网上民主,进一步调动公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性,进而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实现政治生活线上线下有效互动、良性互补。然而值得明确的是,网络环境自身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必然决定着网络参与只能作为民主政治的某种延伸和补充,而非替代品。
摘要：科技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给公众以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智能机的出现更是促成了人人都是麦克风的现实。本文以城市论坛“学田路单车之争”为例,对网络参与进行分析,认为其是民主政治的补充而非替代。
关键词：网民参与,民主政治,网络秩序
参考文献
[1](美)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71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5
城市政治学 篇10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形式改革的必要性
( 一) 传统考试形式与十八大提出的教育目标不相适应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提出到2020年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 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 并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报告这一论述, 强调了以德育人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以德育人”工程中的主阵地、主渠道, 过去“重知识轻能力”的僵化考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出来, 学生越来越习惯用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学习和考试, 这对于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知行统一的能力是无助益的。为了让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能够入脑、入心, 实现2020年“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的教育目标, 引导大学生成为中国梦坚实有力的践行者, 在新形势下对思政课的改革成为必然。
( 二) 传统考试形式与我院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相符
作为一所三本院校, 我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基础实、强技能、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 但是, 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形式不符合我院的人才培养目标, 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上强调“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 同样不能只空讲理论, 空考理论, 而应更注重实践性与应用性, 为当前社会输入合格的应用型人才贡献力量。
( 三) 传统考试形式不能充分发挥我院学生个性
我院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具有与普通高校大学生有着不同心理特点、不同思想特征、不同学习习惯的群体, 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要, 我院必须更新人才培养的质量观, 改变过去用单一模式塑造学生的人才培养体系, 注重开发学生潜在的能力, 给学生创造更大的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 真正实现我院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二、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思政课考试形式改革的方法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着力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我院在十八精神的指导下, 积极探索与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试形式的改革, 现已初步探索出适合我三本院校学生特点的考试方法。
( 一) 确定科学合理的成绩评定内容及比例
根据我院思政课教学要求及学生现状, 把考核内容分为: 学生平时表现、期末考核与社会实践, 其中, 学生平时表现与期末考核各占半壁江山, 即5︰5的比例, 在期末考试之后, 让学生以社会实践的形式再次考核, 单独计算学时与学分, 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平时成绩要与期末考核有效结合起来, 比如, 如果期末考试不及格, 但加上平时成绩后总成绩及格, 则学生的最终总成绩为及格。这种模式要求教师在课程进行的动态过程中累计学生的多方面成绩, 有利于考评学生, 同时实现考评公平公正。
( 二) 明确量化考核大学生的平时表现
学生的平时表现必须纳入考核体系, 实现动态的全程性考核, 平时表现成绩占总成绩的50%, 包括学生在思政课的出勤情况15%、课前分享占5% 、课堂中表现占20% 、课堂外表现占10% 。其中, 考勤主要是通过不定时、不定人、不定量的点名来实现; 课前分享是在上课前5 ~ 10分钟鼓励学生资源共享; 课堂中表现所占比例较大, 主要通过学生讨论、辩论、模拟课堂、PPT制作、有效问答、创新发言等情况来打分; 课后表现鼓励学生课堂之外感悟生活、勤于实践, 可通过“茶竹书院”讲座心得、校园生活“惊鸿一瞥”等形式来评分。
注重平时表现的考核形式, 更能够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学习的主动性, 锻炼和检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三) 强化社会实践内容的考核
把学生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活动效果纳入到考核内容之中。一是提高该环节分值在总成绩中的分值比重, 二是组织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 我院定期邀请社会各界知名教授、专家来“茶竹书院”做报告, 或组织学生到体现红岩精神的纪念馆、社会实践基地考查, 让学生亲身感受, 写出考查感悟。
( 四) 改革书面考试命题
首先, 简化题型, 删除过去重理论轻能力的一系列客观题目, 保留案例分析题目、材料分析题等主观性题目, 增加情景模拟题、视频资料分析题, 旨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 试题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教学建议》, 紧密关注重庆实际, 紧密联系学院实际, 紧密结合广大三本学生的实际, 将十八精神溶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考核中来, 让学生学有所思, 考有所获。
再次, 从学生的专业实际出发, 开卷考查难易结合。结合我院实际, 无论是思政课还是专业课, 目标都是提高大学生的应用能力, 所以, 两者的有效结合可以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用性。但是, 两者的具体培养目标又各有侧重, 所以在考试环节我们施行“因材施考”, 对于理论基础较好本科专业的学生, 采取难度较大的开卷形式; 对于艺术类专业与专科类学生用题目较浅显的开卷考试。开卷难易结合的形式更具针对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一步改善考风和学风。
最后, 在阅卷中把“采点给分”与“采意给分”相结合, 引导和鼓励学生反思、批判和创新, 充分发挥考试的导向作用,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重庆大学城市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针对传统思想政治课考试形式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理念不科学、功能不到位等诸多问题, 从2011级学生开始展开了一系列的考试改革, 基本上脱离了单一的机械的考试评价方式, 形成了一个由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共存, 重点突出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 兼顾知识考察, 兼顾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的考核系统, 并通过考试形式的改革, 带动教学改革, 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增强他们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为实现中国梦助力!
参考文献
[1]韦胜强.高职院校思政课考试方法改革初探[J].教育与职业, 2010, (11) .
[2]陈玲.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2, (06) .
[3]伍晓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考核方式创新与人才培养[J].考试周刊, 2012, (35) .
[4]马兆明, 李朋忠.思想政治理论课全方位、全过程考核模式初探.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