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意义（精选6篇）
治学意义 篇1
摘要：作为研究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基础间相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与实践, 生态政治学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和世界和平运动深入开展的背景下产生的, 正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分支或学科, 对西方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中国的生态政治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最初主要围绕着个别性议题领域, 基本以翻译评介的方式为主。进入90年代中国受到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和国内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等问题的影响, 生态政治学无论在研究议题领域拓展、研究队伍扩大, 还是在学术成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方面, 都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生态环境的人文学科, 理论研究与实践在中国还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 如何能够在上述背景下找到中国生态政治学学科成长的适当方法论切入点,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政治学,理论综述,政治建设,物质建设
生态政治理论又称生态马克思主义, 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兴思想流派, 是生态学、环境学同政治学相结合的产物 (1) 。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基础间相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分支或学科,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生态政治理论也被西方学者理解为“代表了人类和全球的希望”, 这个理论“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 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 并通过环保运动和绿党付诸政行动”。 (2) 《环境政治学》杂志就将其办刊宗旨概括为:集中于探讨工业化国家中“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与落实”、“来自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和“重大的国际环境议题” (3) 。由此可见, 西方学者对生态政治学研究是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的, 认为生态政治理论具有普遍性、人文性和世界性, 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寄托了很大的期望。
一、生态政治理论的起源:对人类工业文明的自然反思
上世纪70年代, 西方工业国家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 生态危机开始显现, 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预言对传统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其后西方国家的石油危机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弱点, 人们不得不对当时西方政治理论进行反思, 学术界需要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寻找一种新的政治理论, 给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找到解决方式和指出人类未来发展的新道路。与此同时, 西方工业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 这一阶层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他们对自身生存环境和人类的未来发展表示强烈的关注, 积极地投身于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 支持、参加或组建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的政党或社团, 生态政治学成为主要代表这一阶层切身利益和反映阶层政治理念的思想理论, 而中产阶级也成为生态政治学形成时期的重要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 西方生态政治学随着“绿色”政党或社团的崛起应运而生。
(一) 生态政治理论产生的背景
首先, 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环境运动是一种精神运动。因为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人们一味追求物质占有, 使社会显现出精神的贫困和衰退, 所以应该通过政治和教育的手段重建符合生态学要求的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 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激发人们开始绿色简约生活的精神力量。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从精神研究中推论出来的政治学原则对生态政治学的形成及绿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弗洛姆在其著作《占有还是生存》中, 把人与外界的关系分为两种:“占有的方式”是要把外界的物质尽可能多地据为己有, “生存的方式”则是以博爱、奉献、创造的精神与外界和谐相处。弗洛姆指出, 只有当人的“生存的方式”居主导地位时, 人才能获得真实的存在, 其精神才是健全的。同时, 他还在书中为“新社会”的生活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念, 如“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全面地实现工业生产和政治上的参与民主”“把生产建立在健康消费的基础之上”“要求经济和政治权力最大限度地分散”“必须消除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以及“将妇女从夫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等, 这些基本理念后来都被纳入生态政治学的理论原则之中。
其次, 系统论的发展为生态政治学的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系统论研究与应用的深入发展, 系统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转到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 从自然系统来强调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属于一个互有联系的统一整体, 而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观念被直接写入了绿党联盟纲领, 即“我们是按照这样一些标准规定生态政治学的:人以及环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的生活也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中” (1) 。因此, 我们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特别是生态政治学要彻底否定粗放式的经济增长, 否定对自然资源和原料的掠夺, 反对破坏性地干预自然界的循环。基于以上认识, 生态政治学对传统的政治学将人类置于自然界之上的观念进行了批判, 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从人与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原则, 任何忽视这一原则的政治理论或制度, 最终都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
(二) 生态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生态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一些著名学者的专门著作的论述中和环保运动的基本主张、绿党的政治和经济纲领中。生态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生态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第二步是树立和平运动的思想, 第三步是推出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 (2) 。目前, 生态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观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生态政治学理论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主义哲学观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即人类一切经济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应服从于是否符合生态的要求。它主张按生态理性重新规划经济发展方案, 并要求人类控制人口总量, 改变过去单纯追求舒适的生活方式, 呼吁世界各国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重, 以生态可承受能力重新调整各自的发展目标 (3) 。
二是维护社会正义。这一原则是绿党的经济社会纲领和奋斗目标。德国绿党纲领上说:“着眼于未来的社会政策的目标, 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是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因素。”绿党认为, 社会公正原则主要就是社会正义和某种保证, 即经济上平等和社会保障。在绿党的经济纲领中, 首先关心的是普遍就业问题, 它认为:“一种对社会负责的经济, 是一种充分就业的经济。 (4) ”
三是实行基层民主。所谓基层民主, 首先是“更多地实现分散化的直接民主”。绿党的社会、政治组织均实行基层民主原则。即最后决策权属于所有绿党党员, 即不是传统政党中的那些身居高位的党官僚;决定过程开放化、透明化, 加强基层组织的自主权和自决权, 提倡广大党员直接的民主参与;政治权力的分散化, 绿党从中央到地方均实行集体领导, 为防止任何权力垄断现象的出现, 绿党规定一人不得身兼数职, 实行领导职务轮换制, 对党内职务的确立和重新当选等均有严格的限制规定。
四是主张非暴力。绿党的非暴力原则包括终止单纯性暴力和结构性暴力。前者即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 而后者则是生态政治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原则。按照生态和谐原则, 绿党反对的就是充满了暴力行为和压迫剥削的现存社会。绿党认为结构性暴力, 是指由国家充当主体所施行的暴力, 即由国家政府强加于社会和个人的压迫、剥削制度。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暴力行为是军事上的黩武主义, 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剥削 (5) 。
五是主张放弃目前的“浪费性经济”, 选择“保护性经济”。建立一个既不因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社会和生态危机, 也不因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维持下去的“自然环境及人类自身都可以承受的社会”;主张调整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 调整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改革工业技术, 使用更符合人与自然协调的“软技术”, 即更多地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水资源。
六是提倡绿色工作道德。认为人们的工作应符合生态保护的道德规范, 反对发展那些旨在为私人资本家牟利而损害人类生存环境的科学技术, 要求在使用一项新技术之前和进行一项经济投资之前, 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节省能源和原材料。
总之, 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理论, 目前还不够成熟或者还不够完善。就理论自身考量方面, 经过半世纪的努力, 它仍未令人信服地阐明, 作为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之上层建筑对应物的现代民主制与人类生态环境危机之间, 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一个核心性问题是, 当今民主政治体制究竟能否通过政治规则与制度构架的自我更新, 来吸纳甚至消解环境挑战而实现渐进式的政治变革或“传统政治的绿化”?就全球实践而言, 一种与生态主义价值理念或生态政治要求相吻合的制度创新尚未真正开始, 更谈不上成熟的摹本或典范。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环境政治, 就像生态环境保护模式是一种特殊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一样。换言之, 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 既不是生态主义的或任何意义上的绿色的, 也不是一定有效的或最有效的。更为重要的是, 欧美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包括政治回应上的这些相对成功经验, 在推广应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诸多内在的局限性。全球性的环境政治依然不是全球性的, 而一种仅限于或只适用于少数发达国家的环境政治即使是真正有效的, 也不可能是真正绿色的。如果再考虑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展而来的首先是西方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蔓延, 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的环境政治, 显然还难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政治主潮。因此, 环境政治的制度化体现及其未来———无论就民族国家政治层面还是超国家管治层面而言, 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6) 。
二、生态政治理论的启示:对我国政治和物质建设有借鉴意义
虽然生态政治理论尚未发展成熟, 其中包含一些过于激进或者脱离现实的观点, 但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提出了一套新的政治观和政治思维, 以求纠正人类传统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弊端, 探索一种新的更加和谐, 更加适于人类长期生活发展的思想主张 (1) 。这些主张和要求向传统政治主题与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新的议程, 值得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物质建设借鉴, 从而避免重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政治、社会、生态危机。
(一) 生态政治理论对我国政治建设的启示
首先, 冲淡阶级界线, 凝聚人心是党执政地位的保证。奉行生态政治理论的绿党把追求人民和自然界共存亡视为自己最高的目的, 并公开主张超越阶级界线, 超越左派和右派, 团结力量扩大其影响力。“1998年9月28日, 联盟绿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红绿联盟’, 在德国第十四届联邦议院选举中以47.5%的得票率赢得执政地位。” (2) 这一成功实践不再局限于传统政党所争论不休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而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进一步和谐。它冲淡了阶级性而实现了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 同样地, 也只有少些“主义”之争, 多些“问题”解决,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才能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和认同, 为自己的长期执政获取更多的价值合理性, 更好地把其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得到有效的实施。我们提倡社会的和谐, 就不应该惯于以阶级立场来作为衡量一切价值观、制度、人品和利益的标准, 把许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因素拒绝在外。党不仅依靠有形的物质工具, 更重要的是依靠无形的精神武器, 即扩大认同来凝聚人心, 归依人心, 壮大党的力量, 永葆执政地位。其次, 维护社会公正, 保护人权是党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生态政治理论提倡社会公正, 强调社会平等, 保护弱者的基本人权和生存权, 关心就业问题和保护妇女。这些务实性的口号和行动, 代表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 使绿党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对广大干部也提出“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要求, 表达的正是党的一切行动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关心人民的利益, 尤其要注重对弱者利益的关注, 才能实现社会的平等和人权的保证。因此, 对于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这一系列关于国民生计和社会弱者生存的事情, 是否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关系到党的人心向背和生死存亡, 绝不可掉以轻心。同时, 保障弱者的利益、社会公平, 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最后, 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基石,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党在民主问题上特别强调基层民主, 把基层民主原则贯彻在整个党组织活动中。正如前文所述, 虽然这种民主原则带有泛民主的痕迹, 但仍有利于增强党员的民主平等意识和扩大社会民主参与, 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民主积极性。这一点对于我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如果党内民主不充分, 机制不健全, 很容易引起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瓶颈”现象;如果基层民主不发展, 下层群众和社会弱者的呼声党就不可能听到, 他们的利益就会被忽略, 从而诱发动乱。所以, 我党要以党内民主带动和示范人民民主, 逐步扩大基层民主, 增强党的代表性, 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我们要吸取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教训, 防止党蜕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 最终导致党执政地位的丧失。目前, 我国基层民主虽然试点不断扩大, 但存在许多形式主义和假民主的情况, 民主制度在中国仍需长期的努力和完善 (3) 。
(二) 生态政治理论对我国物质建设的启示
一是树立环保和生态意识是我们物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政治理论告诉我们,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界的破坏已经危及人类的健康和生存, 人类对资源的过度持续攫取终会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 经济增长便达到极限, 人类的生活便难以维持。虽然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但由于建国以来受“地大物博”、“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人定胜天”、“越多越好”等忽视自然环境的经济发展观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机会主义的短期行为进行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我国环境破坏程度也并不低, 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为严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近几年我国的国民收入达到2000多亿元, 而每年由生态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竟有900~1000亿元之巨 (4) 。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把生态问题置于政治的战略地位加以考虑。一些政府官员和公众在环境知识和观念上以及对环境控制的实际措施方面还处在二战以前的水平。这种情况表明, 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困惑”和“挑战”。诚然,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生存压力巨大, 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绝对不能够忽视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增长的负面作用, 采取走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竭泽而渔的道路。如果我们再不树立环保和生态意识,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违背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进行物质建设, 自然界会加倍地报复我们, 经济也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因此, 在我国发展“生态政治民间组织”、普及生态意识教育、采取环保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政府决策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考虑生态效益, 鼓励“清洁能源”的开发与自然能源的节约。在我国, 要树立生态意识, 政府的态度和决心是最重要的, 因为政府是物质建设的设计师和总指挥。如果政府的决策只注重GDP、GNP等数据的增长, 而不考虑不能够用数据来衡量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与环境所承担的成本, 归根到底, 就是没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了创政绩、业绩, 政府干部、企业领导者总是走以环境换取经济效益的最快捷的增长途径。因此, 政府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不把生态效益加以全面的考虑, 环境会不断恶化, 最终将危害人类的生存。当然, 我们不可能为了生态的平衡而走零增长的道路, 而是在进行物质建设的同时, 要注意节约资源、循环利用, 对污染环境的废弃物必先经过处理方可排放。另外, 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 发展无害环境的生态技术, 特别是高技术的“绿化”。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缓解对能源的过度攫取, 缓解能源的缺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最后, 物质建设要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保护人类的家园。人类共有一个地球, 一个国家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其他国家也会由于空气流动、水循环、生物链等作用而深受其害。所以, 世界各国如果只为本国的利益而不顾虑人类生存的危机, 互不协作, 保护环境和地球只能纸上谈兵。所以, 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我们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同时也要寻求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在国际上建立起共同的行动准则和监督机制, 有效地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共同致力于开发新“绿色”技术, 以全人类的生存权和利益为重。
孔子治学“三境界” 篇2
孔子治学“三境界”，即《论语》开篇那三句话。
第一境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即能够感受辛勤学习温故知新之乐。学习本来并不是一件人人会天生感到愉快的事。吴庆坻《蕉廊脞录》讲过一件事。海宁人梁履祥平生笃信朱子之学，案头放着朱熹的文集，每日“正襟循览”。学生问他说：“你这样苦学，何时才能到达‘悦’的阶段呢？”他回答说：“即学即悦。”等于说，一拿起书来就会感到快乐。他又说：“君之不悦，正坐不学。”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是至理名言。所谓“君之不悦，正坐不学”，意思就是不经历学习的过程，不但无法体会学习的快乐，而且会给自己造成不快乐的根源。这个观点，符合实际。《论语·雍也》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本来是教人潜心学习的意思，反过来，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学习之乐。一个人修养达到这种境界，就能感受到学习的愉悦。所以，热爱学习以学为乐，是最起码的境界。进入这种境界，比“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深入，早已飘下高楼，“独上天涯路”跋涉去了。
第二境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即能够感受朋友之间切磋批评之乐。“朋”字的本义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弟子”。专门谈弟子，《论语》并不用“朋”字表述。《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说“朋友”之间的行为准则应该是“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方苞《与翁止园书》说得好：“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难而相急，通显而相致，皆末务也。察其本义，盖以劝善规过为先。”可见这个“朋”是指“劝善规过为先”之人。《论语·季氏》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的号召力、吸引力、凝聚力从何而来？我看，不仅来自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热情，更多的则来自他尊重批评、盼望诤友，来自他“过而能改”的人格魅力。“朋”之难得，究其原因，从主观方面说，就是对批评所持的态度。所以，是否真心欢迎批评，尤其有了一定成就之后能否继续真心欢迎批评，就成为治学的第二境界。进入这种境界，比“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深厚。这一步跨出去，人的胸襟气度眼界视野就会发生质的飞跃；这一步跨不过去，治学很难有什么大成就。
第三境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能够感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之乐。如何对待“人不知”，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对待名誉地位利益实惠的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一天到晚揣摩如何出名牟利，如何升官发财，走什么路子，讨谁人欢心，也绝不会看不见“粉丝”追捧自己就大叫寂寞难受。《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宪问》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里仁》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可见，孔子认为“人不知而不愠”，是治学的最高境界。进入这种境界，比“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深邃，或许没有“灯火阑珊”之繁华，却可享受“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寂寞。有人讨论今天何以很难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我看，过不去“人不知而不愠”这一关，恐怕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辛弃疾有个朋友郑汝谐，写过一本《论语意原》。他说《论语》首章“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他又说：“三千之子所以依依于洙泗之上，虽患难穷困，不肯舍去者，盖深造此境，熟知此味也。”孔子提出治学“三境界”，确实是每一个有志于学的人“入道之要”。既然如此，弟子们整理先师言行，把这三句话写在《论语》最前面，也就理所当然。
治学意义 篇3
一、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 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 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 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 治理方式法治化, 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实现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 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我们看到国家治理正朝着“理性化”方向迈进。
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我国的公共治理体系从以“个人魅力和权威”为基础转向以“提高效率+广泛参与”为基础, 在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和反腐倡廉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 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社会管理体系不断健全。我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治理改革的成功。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 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 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 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 党和政府公信力遭受质疑, 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阻碍了社会进步。凡此种种, 都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 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说明目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 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 那么我们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执政危机。
三、国家治理体系的鲜明特点
(一) 国家治理体系的多层次性。
国家治理体系既有社会管理层面的, 又有国家政权层面的即国家能力层面的, 还有国家自主性层面等。具体地说, 从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权力的制约三个方面改善治理现状, 逐步实现治理现代化。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 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 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 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 密不可分。现代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切勿单边突进, 要方方面面相关配套, 才能让社会运行更加健康、有序、可持续。
(二)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更加多元化。
国家治理主体由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与原来的管理相比, 未来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多元了, 不再是政府一家包揽天下;治理手段除了行政手段之外, 更多的是市场手段、社会组织自愿自发的手段、宣传教育的手段、道德的手段, 以及经济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等。还需要公众更多参与决策, 把公众参与决策的通道打通。管理强调加强政府的监管、管控, 政治学家称之为“全能主义”的政府, 治理的概念包含共管、共治的含义, 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来管理社会, 是共管共治的概念, 实际上是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合作, 共管共治。这次全会在公共安全方面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包容性。
(三)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理念———共治、协商。
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全会公报多次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统治、管理到治理, 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 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管理和治理运行的向度不同, 管理的运行向度是自上而下的, 治理的运行向度可以是自上而下的, 但更多是平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强调的更多的是协商。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 未来需要着力研讨的是在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何种地位以及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
(四) 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活力。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 是毋庸置疑的, 但它只是初级价值, 更非唯一价值。也就是说, 原来的管理理念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运行中不出问题, 而国家治理体系追求的价值目标更多的是在社会经过治理之后能否有活力、和谐。公报指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说把能否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精神作为衡量标准之一。首先, 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 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 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 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 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 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其次, 管理与治理的重点有所侧重。原来的“管理”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秩序, 如对社会矛盾的管理, 侧重过程, 现在的治理更侧重结果。公报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内容, 比如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的体制机制, 公共安全的体制机制等, 应该说抓手更加明确了。
(五) 国家治理体系的方式方法———法治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治理的新方法, 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 变刚性为柔性。变命令为协商, 变指挥为指导。变监管为服务, 变强制为利导。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 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对于政府而言, 最关键的治理能力就是依法行政的能力, “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而在现实中, 一些地方政府因为无权行政、越权行政导致了不少社会矛盾激化, 既侵害了群众的合法利益, 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建设法治中国”纲领下更令人瞩目的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这是一个现代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四、结语
足球政治学 篇4
火星进行的足球赛
“足球与政治就像活泼金属钾与水一样，当他们掺和在一起时，只会制造出一大堆的麻烦”。体育作家克雷格·米盖尔在他的专著《足坛潜规则》里一开头就对读者发起了牢骚。事实上，三十多年前，英国人就已经想摆脱这些麻烦了，上世纪70年代英国曾流行一本体育小说《在火星进行的足球赛》，那里没有女王，没有议会，也没有战争，但遗憾的是，无论足球这个风筝飞到什么星球，最终还是要被那根无形的线拉回地球。
有些现象在欧洲已经司空见惯，在那些民主运动活跃的国家，某场足球比赛只要有一些善于作秀的政治家到场，经常会出现一些有组织的抗议政府的呼声。但抗议形式也仅此而矣，很少出现过激的行动。而政治家们总是担心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会影响到他们的统治地位。便经常以“维护球场治安”为由出台一些措施，禁止那些具有“恐怖主义”嫌疑的激进球迷入场观看比赛。而在非洲和南美地区，民众经常会因为这种民主权利被剥夺发生一些暴动，这样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来平息，这些流血事件也加深了人民对政治的厌恶。
需要说明的是，“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不同，“恐怖主义”滥杀无辜，政府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但“激进主义”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无法靠强硬手段根除。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尤为明显，从2003/2004赛季开始，官方禁止了球员在比赛中露出带有政治标语的内衣；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几乎每轮都会有一场比赛禁止客场球迷入场，官方原因是对去年“卡塔尼亚惨案”的防患未然，但看台上稀稀拉拉的观众则让足球比赛失去了生趣，那些喜欢和人民打成一片的政治家们在缺少球迷的体育场也坐不稳屁股，往往在比赛中途贵宾包厢里就已经空空荡荡的。这样看，足球似乎被政治抛弃了，这应该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场面了吧，可为什么看上去总觉得怪怪的呢。
保守党和工党的竞争
在欧洲，政府和足球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政府通过足球来强调他们的“平民形象”，足球也能从政治那里捞到一些好处。从亨利八世到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英国君主一般通过对民间文化的赞助，来树立统治阶级的权威，同时期的欧洲各国宫廷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亨利八世曾斥巨资兴建了当时欧洲最豪华的宫廷剧院，并招募了国外优秀音乐家和艺术家入宫，给予封官授爵。那座宫廷剧院可以和上世纪英国政府资助建立的温布利球场相比，艺术家们则代表着今天以弗格森为代表的足球阶层。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是一个例外，和热衷民间投资的前辈不同，她喜欢用全国游行的方式来显示王室的权威，但16世纪英国还没有正式的足球场，要是当时就有足球比赛，喜欢接受臣民欢呼的女王一定也会出现在足球场，直到现在，英国每场联赛都能听到对女王的歌颂，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的球队，对于女王，球迷们总是像对足球一样热忱。
自从1997年在大选中大败给工党后，保守党的领袖们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党内迂腐的形象，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所谓的秘密武器：女人和足球。“保守党生活在21世纪，而不是19世纪。” 现在保守党里的大部分议员都是青春靓丽和充满活力的女性，和工党内那些苦大仇深的老男人完全不同。同样改变的还有足球，上世纪90年代末工党执政后，保守党势力范围的球队几乎没有获得过像样的胜利，联赛和欧洲冠军始终被曼联、利物浦在内的工党球队瓜分，直到最近几年切尔西的崛起。一直以来，切尔西都是保守党的至爱，前财政大臣泰勒一度有收购俱乐部的打算，而阿布拉莫维奇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斯坦福桥“市民俱乐部”的性质，“利益至上、资本决定一切”的经营思想也符合保守党的执政纲领，切尔西最近几年带来了6座奖杯，但保守党并没有获得计划中的胜利。其中的原因缘于工党更善于和足球界拉拢关系，1996年时弗格森就和布莱尔一起到学校去做宣传活动，曼联老头子教英国老头子守门，而后者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力挺刚入主海布里的温格的人之一，而历史上阿森纳是由保守党领导诺里斯一手创建的，但现在这支球队已经成为工党的附属，保守党在这方面就办事有些落后，切尔西并不愿意为他们的党派做宣传，保守党只得寻找英冠俱乐部为自己做宣传，结果在今年的选举中再次惨败而归。
老实说，足球从政治那里得到的反而更多，欧洲的大部分球队在创立初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拉齐奥最开始只是一家田径俱乐部，正是纳粹的强硬措施让他们成为一家欧洲著名球会；法国联赛也是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才开展得生机勃勃；某些政府背景也能能使球队在竞技上得到一些特殊照顾，当然这并不明显，比如AC米兰和莫斯科斯巴达。
政府对足球的最好介入应该是对社区足球的大力推广。最近，英国的哈里王子走进中学校园和孩子们一起踢球，就是很好的现象。当然这里也会有一些不好的状况，比如一些竞争的党派为了选票而拉拢俱乐部，这时候政治的面孔才变得阴暗起来。
足球和政治的尴尬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政治从球场离开，但他们都会面对这样或那样的尴尬，比如在每场国际比赛前按照惯例都要演奏双方的国歌，这是足球场上最基本的政治元素，自然无法取消。英国王室创建了最古老的足总杯赛，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赛事的影响力早已经被金钱至上的英超所取代，很多英国球迷指责政府的过多介入毁掉了足球，但从这点看就知道政府并没有让他们从赛场走开。三年前沙尔克04百年庆典时，刻意回避了和政治的关系，因为希特勒曾经是这支蓝白军团的忠实拥趸，但庆祝活动还是弄得一团糟。巴西最近获得了201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总统卢拉和他率领的11个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只有在这个时候，球迷们才会认识到政府在足球改革中的关键作用。
足球界越来越严重的“重商主义”也是矛盾的焦点，最严重的表现则是越来越高昂的球员工资和随之价格高涨的球票，这里受到损害最多的是球迷，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最后的买单者。政府的介入本无可厚非，最近几年欧盟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政策有效阻止了这种倾向，但俱乐部精明地利用了球迷内心隐藏的民主倾向，政府往往成为了“足球重商化”的替罪羊。2007年曼联俱乐部亚洲行马来西亚站因为亚洲杯赛程冲突临时取消，亚足联和马来西亚政府的强硬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至少球迷们不用花上三个月工资去看一场红魔替补进行的热身赛了，但民间依然出现了很多反对政府的声音，看起来他们并不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
俱乐部对政府的抱怨还有国家严格的税收政策，赞助商对足球的介入也要受到政府的严格考核，俱乐部之间的转播费分配也需要政府的监督。2001年，英超工会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大俱乐部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新赛季意甲转播费分配几乎是7年前的重演。但欧洲俱乐部仍担心这些限制会降低对那些大牌球星的吸引力，最近有一些欧洲俱乐部准备脱离目前的联赛组织一个超级联盟，最明显的情况是，俱乐部开始越过政府阻止球员为国效力。看来他们对政府的亦步亦趋已经感到厌烦了，也许他们真的迫不及待到火星上去比赛来摆脱这种烦恼，至少那里没有税收和恐怖主义。但最大的问题是，球迷们怎么办？是的，我们似乎把最重要的给遗忘了，事实上，无论任何机构和个人关于对足球和政治之间的改革，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本没有站在球迷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他们真的需要搭建一座飞往火星的运载火箭，这笔费用依然还要球迷来负担。
所以现在那些什么“让政治走开的”呼吁都是愚蠢的圈套，硬要把政治和足球区分开来实在是强人所难，同样的道理，把足球作为挽救政治和战争的工具也是一种和平的负担。足球越来越腐败和难看的关键因素并不都来自政治。但很多人都过分追究了政治的问题，这对足球运动的发展同样不是一件好事。
博斯尼奇的抗议
在足球场上，“政治倾向”也成为欧洲俱乐部挑选球员的重要标准，甚至有时影响到球员在队内的主力位置。而这时候往往会引发一些尴尬，你经常会怀疑，到底是足球利用了政治，还是政治抢劫了足球。
一般来说，新加盟的球员要想尽快融入俱乐部，最好的方式便是向主教练表达自己和他相同的政治倾向，这样“开诚布公”的表达很容易会被他当作是自己人。即使自身能力暂时还达不到要求，俱乐部也会表现得非常有耐心，就算长期受伤，被扫地出门的可能性也要比其他伤号小一些。退役的挪威球星索尔斯克亚刚到曼联后就被弗格森调教成了工党支持者，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养伤，但他却是弗格森执教期间最信任的球员之一，罗马的小曼奇尼和森西夫人同样信奉社会主义，最近有很多关于他转会的传言，但相信老主席不会轻易放走他。
俱乐部选择新球员，除了技战术水平的需要，也要看球员的政治倾向是否符合俱乐部特色。AC米兰最近几年的中场核心，从莱昂纳多、鲁伊·科斯塔到卡卡，都出身于高贵的中产阶级，“这类球员温文尔雅，毫不叛逆，完全符合右派政治家贝鲁斯科尼的兴趣爱好”。这就让人不难理解，新赛季即使前锋线处于危机也不愿意招入信仰共产主义的前锋卢卡雷利，而当年缺少前锋的工党球队曼联同样拒绝了有着“法西斯”倾向的右派前锋迪卡尼奥……当然，职业联赛过于漫长，球员的政治倾向大多含而不露，俱乐部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马克·博斯尼奇，一位澳大利亚门将。上世纪90年代末曾代表曼联出场过35次，但很快被扫地出门。两年前澳大利亚门将在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中对记者吐露心声，原来导致他从老特拉福德离开的原因并不是自己在场上糟糕的表现，因为范德胡和泰比并不他强多少，而是他和主教练政治倾向的对立。众所周知，弗格森爵士是有着40多年党龄的工党一员，而博斯尼奇本人一直是保守党坚定的支持者。双方关系破裂是在六年前的议会选举时，马克把选票投给了保守党，而不是弗格森支持的工党，这让老头子怀恨在心。于是澳大利亚人仅为曼联出场了4场比赛后，曼联就买来了意大利人泰比。赛季结束后博斯尼奇转会到了切尔西，这是一家保守党俱乐部，当时俱乐部的主席贝茨便是伦敦地区保守党的民间领袖。
不过大部分在欧洲赛场拼搏的国外球员，往往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讳莫如深。俱乐部在赛季初的球员花名册上有两个栏目总是空的，一栏是婚否，一栏是政治倾向。似乎他们都是和政治绝缘的“无党派”，其实这么做只是为了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些外来户们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离开故土的政治庇护到陌生的国度踢球，内心往往感到缺乏安全感。而现在的欧洲俱乐部大多数被商业大亨和官员政客所把持，他们都不想因为政见的原因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这已经成为了足坛潜规则。当然有时候球员也会受到队内教练和队友的热烈邀请，这时候往往很难推辞。尤其是新到俱乐部的球员，他们天真地希望与队友们保持团结一致，这时候经常会发生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两年前黑池俱乐部的两位非洲国脚在参加完某项赞助商举行的酒会后，第二天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保守党的支持者，原来在当天的酒会中，当地一位保守党领袖出席并和这些球员们亲切合影。
和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相比，也有部分球员在职业生涯黄金期就大张旗鼓参加政府公务，为将来仕途平步青云未雨绸缪，甚至因为过分热心而丢掉了工作。AC米兰后卫卡拉泽就已经明确表示要竞选2014年的格鲁吉亚总统，现在他已经开始做一些政务的准备工作，安切洛蒂担心他的分心会影响到球队本身就孱弱的防线。曾在亚特兰大效力的31岁老后卫鲁斯蒂科近年来因为参加政府公务经常缺席训练，俱乐部忍无可忍终于将他扫地出门。鲁斯蒂科业余时间在当地议会担任青少年和体育运动部助理，他把多数精力都消耗在了市政厅。亚特兰大主席卢戈利表示他不介意一个普通公民在市政部门履行政治义务，但作为一名年薪25万欧元的职业球员来说，因为政治缘故缺席训练实在无法接受。
治学意义 篇5
治学方法是学者们在治学过程中所采用的发现———研究———解决问题, 以获得治学成果的手段、方式、方法的总称。换句话说, 它是学者认识客观事物的“主观手段”、“有效工具”和“软件”, 是学者探求科学真理的必要“途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客观事物的内部关系及其规律的反映, 是学者对客观规律的自觉应用。
治学方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治学客体的制约性明显;治学主体的个性化色彩浓厚;在治学过程中治学方法大都呈阶段性、阶梯性演进状况。治学方法对治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治学方法是推动科学进步、促进科学发展的持久因素之一。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 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 但是没有桥和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 过河是一句空话。”治学方法就是完成治学任务的“桥和船”。著名学者斯蒂芬·梅森说:“比起任何特殊的科学理论来, 对人类的价值观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方法论。”[1]两位哲人的论断可以使我们从治学方法本身的功能、从治学方法与特殊理论相比, 两个方面深刻认识治学方法的重要作用。现代治学方法论从属于现代科学方法论, 它们都是开放的、包容性强的方法论体系, 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其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它们都应与时俱进, 以革新的精神, 不断改进, 不断完善。它们将随着科学研究从平面研究向立体研究的深化、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发展, 从封闭研究向开放式研究转变, 从单向研究到注意双向反馈研究, 会日臻完善, 日趋完备。治学方法, 具体来讲, 学者们总结的很多。在这里, 我们先概括出如下几种主要治学方法, 并加以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总结, 以弥补以往总结的严重不足, 并以此抛砖引玉推动关于治学方法的进一步开拓性研究, 从而建立现代科学的治学方法论。
一、紧扣问题治学法的性质和意义
紧扣问题治学法, 就是始终紧紧围绕选定的学术问题从事治学活动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问题实际上就是矛盾。这里的矛盾是一个哲学范畴, 它反映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 也就是说, 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学术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矛盾, 就是具有学术探求价值的问题。学术问题种类繁多。若从总体上看, 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需要靠科研解决的工农业等的各种实际问题;一类是需要靠科研探求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的各种理论问题。这些问题, 不是属于自然科学的, 就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 有的属于多学科的。学术问题跟科研课题不同。学术问题, 是需要探求和解决的疑难问题和创新问题;科研课题, 是科研的题目, 它大致确定了科研的方向和范围;科研课题的完成, 实际上需要落实在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讲, 科研课题和学术问题具有一致性。显然, 如把学术问题等同于科研课题是不够科学的。
紧扣问题治学法, 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其一,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指出:科学始于问题。科研问题, 或是学术根苗, 随着学术根苗茁壮成长, 就会长成治学的参天大树;科研问题, 或是突破的学术重心, 随着学术重心的不断突破, 就会创新和发展治学成果;科研问题、或是补正的缺误, 随着学术补正的不断充实, 就会完善、更新治学成果。因此, 紧扣问题治学法, 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方法、核心方法。它的这种“主要的”、“核心的”作用, 是其他治学方法无法替代的。换句话说, 在其他治学方法的运用过程中, 经常结合运用着这种方法。其二, 掌握和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 是杰出的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这是因为:“在科学界的精英中, 科学修养的主要标准是能否抓住‘重要问题’和能否想出新的解决方法。艰深的问题和巧妙的解决方法, 常常成为区别是否是杰出科学家的标志。”[2]
二、紧扣问题治学法的特点
经综合考察, 我们认为, 紧扣问题治学法具有下列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 “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把“提出问题”看成“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认为科学工作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问题的形成”, 由此可见, “问题形成”的关键作用。创造学认为;学术创造力是面向问题的和未来的;创造始于问题的提出, 终于问题的解决;它的目标始终是指向问题的。[3]这说明, 在创造过程中, “问题意识”会贯穿始终, 这被无数创造过程所证实。同样, 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的过程, 就是始终贯穿“问题意识”的过程。这同样被无数学术研究过程所证实。
其二, 明显地依照“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三步骤展开治学活动。胡适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实际上就包含着“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这样三个步骤。胡适先生说:“要大胆的提出假设, 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 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 比大胆的假设还要重要。”从胡适先生研究《红楼梦》的题材、研究《醒世姻缘》的作者等治学实践看, 他的研究完全是按着“三步骤”进行的。[4]只是他更看重发现问题后提出的“大胆假设”, 分析、解决问题时的“小心求证”。这里, 有必要讨论一下“大胆”和“小心”。所谓“大胆”, 就是“人不敢道, 我则道之;人不肯为, 我则为之。”多方假设, 精心抉择。这是每一个有作为的学者必须具有的学术勇气;否则, 他的治学才华就会被埋没。所谓“小心”, 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材料”, 做出谨慎的考证, 得出难以更改的结论。
其三, 证据尤为突出和重要。在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中, 证据处在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大致来讲, 证据不外乎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即材料依据。两个依据相较, 材料依据尤其重要。举例来说, 清儒把学问分为“义理”即观点、见解, “考据”即材料和说明、解释, “词章”即章法和文采三门。考据的神髓就是“无证不信”。考据之风大盛于清乾嘉时代, 遂形成乾嘉学派。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谈到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几个特点:“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 皆人为不德”;“凡采用归说, 必明引之, 剿说认为大不德”。他还谈到:“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估存之。得有续证, 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5]梁先生的总括, 恰好是清代正统派的优良传统, 它说明乾嘉学派极端重视“无证不信”。这里, 勿需评说“考据学”的功过, 但“无证不信”的传统、重实证的精神, 应为各类研究借鉴。为此, 学者要以季羡林先生所说的“竭泽而渔”的魄力搜集资料, 尽力追求广征博引, 巨细不遗。
三、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众所周知,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指导思想和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深入研究、认真思考, 对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我们将采用理论升华法做出如下主要总结。
其一, 以问题为起点的古今治学经验是产生并形成问题治学法的学术实践基础。我国古今的治学经验, 是无比丰富的治学宝库。只要仔细审视并加以总结, 就会为建立现代的治学方法论提供充足的学理基础。比如, 考证和批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两翼。古代的文学批评, 经常采用实证式研究, 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始终贯穿在版本文字的校勘、典故词语的训注、名物本事的考索乃至纂录年谱、察辨佚著等, 这种对于各种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等, 无疑是值得总结的。
又如, 关于史前原始汉语起源问题的研究。对此, 近几十年学术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假说, 并借助考古发现、体质人类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果, 做出了论证。其中, 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一是“一元分化”说, 这种观点主要认为中原汉语向周边地区扩布而分化成各种地域方言。一是李葆嘉先生提出的“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说, 其主要看法是: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存在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及其三大原始语言, 即青莲岗文化及原始南岛语、仰韶文化及原始藏缅语、北方细石器文化及原始阿尔泰语, 原始华夏汉语是多种来源的语言文化的混合交融产生的。相比较而言, “三元混成”说比“一元分化”说更具说服力, 但它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6]这类以问题为始终点的成功的治学经验不胜枚举, 有待不断认真探索, 不断加以理论总结。
其二, 以问题为起点的古今科技发展的客观事实, 是问题治学法产生并形成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论指出, 任何正确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来源于客观实际,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的科技发展历史无不证明:科技的每一步进展, 每一个重大发明, 每一次重大突破, 都是对各类科技矛盾问题的妥善解决, 都是诸多关于矛盾问题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因此, 科技发展的客观事实, 从更广更深的层面, 为问题治学法的产生并形成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哲学基础。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广度和深度来理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就会真正理解问题治学法具有广泛适应性这个重要特点。
其三, 以问题为起点的认识路线及其产物, 是问题治学法产生并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明确指出:正确的认识必须要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认识路线;否则, 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因而, 问题治学法总是在这条路线指引下, 按着“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三个步骤进行。在21世纪初,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专家学者撰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两本通俗理论读物, 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 对六个“为什么”、七个“怎么看”重大问题, 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透彻的说理, 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有力的回答。[7]这样的理论研究成果, 不仅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读物, 成为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助资料, 还为学者进一步理解问题治学法的认识论基础提供了最现实的、最有说服力的当代深度阐释。由此可见, 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问题治学法的认识论基础, 这是毫无疑义的。
四、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应用
成功并熟练地应用问题治学法应注重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 努力加强“问题意识”的培养。前面已经谈到:掌握和应用问题治学法, 是学者必备的素质;“问题意识”贯穿科研过程的始终。由此足见, 培养“问题意识”的重要意义。因此, 努力培养“问题意识”是学者们必修的科研学识。为此, 一要带着“质疑”的眼光观察、调查备选的材料;二要培养“发见”的能力。郭沫若先生曾说:“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见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出有, 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其实, “问题意识”, 就是“发现”能力。这种能力, 不是天生的, 需要在治学中反复锻炼。
其二, 找问题, 要在“切实”二字上下功夫。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 而不是伪问题、假问题、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实际问题”, 更不能是为追求名人效应、轰动效应而杜撰的问题。有真问题才有真学术。找问题, 应以“切实”为根本要求, 做研究起点。否则, 开放的探求, 深化的锐意, 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霍松林先生的学术研究, 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8]霍先生信守“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的名言, 以“真”为创新的基石, 对上世纪60年代前后曾一度流行的、貌似真理的抒情诗的形象是诗人的“自我形象”、“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等, 进行了科学的批评, 阐述了独到的精辟见解, 为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 既要紧扣问题, 又要紧扣检验。紧扣问题, 很明显是指发现真问题, 精深地分析问题, 出色地解决问题;紧扣检验, 主要是检验假说 (相当于论点) 的可行性、科学性、创造性, 检验论证的正确性、明晰性、充足性, 检验研究结束后的所有鉴定、评价和反思等。如果抓住这两个“紧扣”, 问题治学法就会在治学中大显身手。
参考文献
[1][2]见王培基《修辞学专题研究》441—442、442—443页,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3]北京市科技干部局等《创造学及其应用》26页,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8
[4][5]见邓九平《谈治学》77—95、625页,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
[6]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260—264页, 语文出版社, 1996
[7]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 学习出版社, 2010
百年治学 成就典范 篇6
《百年学典 同步导学与优化训练》系列丛书是一套能适应目前教与学实际需求的高质量辅助性教学材料，其立意新颖、思想明确、科学有效。该系列丛书的编写理念与新课程改革理念同步，遵循新课改所倡导的“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更多地考虑到学生发展的需求，在内容的呈现上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讲述”，而是采用多种形式并举。以《百年学典 同步导学与优化训练》（英语 七年级 下册）为例，该书在模块设置上颇具特色，做到与课本同步，书中的每个单元分为Section A 和Section B两大课型（两大课型的异同点详见下方表格）。每个单元的两大课型之后，都附有一份自测试卷供学生进行自测，从而使学习效果得到优化并达到最大化。同时，该书还配备了期中和期末两套试卷，方便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检测。
以上只是对《百年学典 同步导学与优化训练》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教辅书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介绍，事实上，该套丛书自编写之日起就秉承了以下理念：
一、分析学情和师生的需求
我们始终认为，师生是使用教辅的主体。因此，对师生现状和需求的研究，是完善教辅的起点。一套优秀的教辅，能起到传播新教育理念、改善教师知识结构、减轻教师备课负担，从而提高教师教研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作用。然而，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对教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较大，教学质量具有一定保证，因而对教辅的外观装帧、内容难易程度的要求相对要高一些。基于此，我社多次深入到教学一线，在东莞、惠州等地的多个学校与教辅使用者进行座谈，面对面地交流并听取对方意见；对有待改进和需要拓展的地方做了详细记录，于再版之际请相关作者做出一一修订。
因师资水平和教学条件存在差异，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更需要教辅书的帮助。为此，我们在教辅稿件内容的选取上尊重师生需求，编写每一套练习时，都先请作者在几所教学条件较落后的学校开展试卷质量的信度与效度分析，以科学的方式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教辅。
二、满足学习者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所谓优质教辅，应该是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以造就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的优秀人才为目标，通过与教材的优化整合而获得优良质量的教育资源。办好一套优质教辅，具体来讲要处理好几对关系：
一是教辅书与配套教材的互补关系。教辅书依据教材而编，因此需要编写者首先“吃透”教材，了解教材的框架、结构，分析知识点的落实情况以及重点、难点的谋篇布局等，找到教辅书需与之互补的“点位”。以《百年学典 中考总复习》（思想品德）为例：该书分十三个专题，专题内容皆源自教材，但并不局限于教材；将教材的多个章节进行整合，重新谋划格局、搭建结构；一个专题中，贯穿了三个年级的相关知识，省去了教师繁重的备课工作，也理清了学生的学习思路，复习时可事半功倍。
二是学习过程的引导与终结性训练的关系。新课改指出：各科教学目标都应强调“过程与方法”的重要性。教辅书的编写也要突出这个目标。《百年学典 同步导学与优化训练》系列丛书中设计了同步性学习板块以及体现思考、分析过程的训练题目，并配有期中、期末和其他阶段性测试等终结性综合训练题，帮助学生梳理应识记的考点，通过贴近生活的思维训练，让学生学会用事实说话，发散思维，并在生活中提高个人修为。
三是基础训练与拓展训练的关系。教辅书的编写应符合学科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要求，使基本教学目标在基础训练中得到落实。其知识内容要准确、恰当，能够兼顾对学生的“三维”（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提升学生的学习素养和学科能力。教辅书还具有在日常教学与中考、高考间搭建桥梁的作用，因此拓展训练尤为重要。《百年学典 同步导学与优化训练》系列丛书在拓展训练的设计上做得十分到位。以《百年学典 同步导学与优化训练》（语文 九年级 下册）为例，书中选取了一些与课文题材相同的优秀文章，让学生拓宽视野，同时在学习难度上向中考看齐，做到有针对性地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