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学习材料

枫桥经验的学习材料（通用6篇）

枫桥经验的学习材料 篇1

学习枫桥经验体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学习发扬“枫桥经验”

一、“枫桥经验”的特征

“枫桥经验”是坚持群众路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创新社会管理，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的政法维稳工作先进经验。它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基层)治理模式的一种长期探索，“枫桥经验”之所以有别与西部的贵州“瓮安经验”、云南“孟连经验”，在于其特征和表现。

1、经济特征-“中国衬衫名镇”。枫桥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面积165平方公里，辖28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总人口9.6万人，其中常住人口7.6万人。改革开放以来，该镇发展为全国闻名的轻纺和服装生产基地，拥有步森、开尔、海魄、情森等名牌优势企业，是全国唯一的“中国衬衫名镇”。“枫桥经验”的确需要某种经济基础，而且对经济的发展也能起到推动作用，但与周边相比，如店口镇(中国五金工业产品的基地)，山下湖镇(全国最大的珍珠市场)，枫桥镇的经济并不处于领先地位，但枫桥的治安环境是最好的，其也成为“平安诸暨”的标志性形象。

2、文化特征-深厚的文化传统。枫桥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很多研究者注意到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在枫桥这个地方创造和发展，是与这个地方的特殊的民风民情有关。比如枫桥的人民群众爱面子，好斗，什么事情都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又因为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而注重讲理。(通过枫桥法庭每年办理1000多件案件推断)辖区内矛盾纠纷并不少，但通过政府主导的化解工作，再复杂的矛盾纠纷都得到妥善化解。

3、政治特征-完全成功的经验，是浙江省的“传家宝”、“金名片”。枫桥镇闻名全国的，乃是其在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个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11年前，习近平同志曾主政浙江，在浙江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13年10月，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总书记作了重要批示。“枫桥经验”成了浙江省的“传家宝”、“金名片”。

4、理论特征-基层法治实践、法治智慧的总结。“枫桥经验”已经成为新中国法律制度中影响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枫桥经验”所蕴含的中国法治模式。通过复杂治理技术(法庭判决、刑事和解、民事调解、社区帮教、群防群治等)塑造了中国基层法律新传统。一些研究者甚至提倡创立“枫桥理论”、“枫桥学派”。枫桥经验既体现政治的传统，也是法治的传统。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被不断赋予新的法治内涵，体现一种政治敏感性，更是一种实践法治的智慧。

5、发展特征-坚持不懈“旧瓶装新酒”。“枫桥经验”的发展存在高峰低谷，但就当地政府而言，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枫桥经验”的挖掘和推广宣传的努力，力图使这一传统得以延续下去。可以说，当地的每一届政府都把“枫桥经验”作为一个必须认真重视的政治资源，特别是当地干部的枫桥情结推动了 “枫桥经验”推广发展。

一是地方政府积极做建议说服工作(走上层路线)。推动上级蹲点调研，最后得到肯定，下发文件，总结推广。最突出的例证是1991年当地政府为了使“枫桥经验”得到推广重视，派人到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部门进行宣传推介工作。“枫桥经验”在1991年得以复兴，就是得益于当地一些对“枫桥经验”有着深厚感情的干部的不懈努力，得到公安部、司法部相关领导的支持，然后又通过新华社等媒体的配合，获得了浙江省委的直接支持。二是依靠召开周年纪念大会和各种现场会，进行汇报总结的仪式化活动来推广“枫桥经验”。比如1973年，当地召开了十周年现场会，1999年，浙江省委组织推广“枫桥经验”现场会。在中央和省委组织下先后隆重召开了“枫桥经验”的30周年、35周年、40周年、50周年纪念大会。三是通过《人民日报》和其他各种地方党报的宣传推广，使其产生重大影响。

二、枫桥经验的启示

(一)创新是枫桥经验的生命力

任何好经验都必须经过培育推广，坚持不懈的发展和创新，才能成为一棵常青之树。同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虽然大庆精神今天值得发扬，并已发扬到非洲找石油，但鲜活的大庆模式、大寨模式已不存在，不只是特殊时期政治产物，更因为没有创新，经受不起第三次浪潮的考验(即新产业革命、生物技术革命、信息化革命)。

枫桥经验最初的“开展对象”主要都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更没有捕人，就地制服四类分子”的好经验，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敌我矛盾;1978年4月起，枫桥地区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试点的工作，得到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的首肯。1980年，官方文件正式确定将“枫桥经验”的重点转向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帮教改造工作。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主要还是针对治安和刑事问题以及对犯罪分子的改造。1982年诸暨司法局的简报在介绍“枫桥经验”时，提到了要运用“枫桥经验”重视调解工作，“枫桥经验”纳入了民事调解的经验，其组织设置也从治保组织发展到建立各种调解组织。1993年，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浙江省有关领导在诸暨召开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指出“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和诸暨市委又组成联合调查组，总结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时代特色。这时的“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熟为一整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群防群治的体系。2002年，十六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稳定的治安环境，“枫桥经验”再度引起公安部门领导的高度关注。2003年4月、5月，浙江省、公安部领导专门到枫桥调研考察，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理念。2013年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习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二)社管综治维稳(政法)工作也能创品牌

“枫桥经验”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基层)治理模式的一种长期探索，努力寻找到一条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揭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依法治国的深入，将更加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基层法治(治理)模式的探索。50年风雨中枫桥经验不断取得成功证明，社会建设、法治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同样可以创建地方品牌特色亮点，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对做好综治维稳工作应当充满信心。

(三)法治是“枫桥经验”灵魂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各种矛盾碰头叠加，以往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运用法治的理念与思维，坚持弘扬公序良俗，突出社会效果，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社会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强调的那样，继承和发展“枫桥经验”，就是要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

枫桥案例一：某村的一小段水泥路破了，村里研究并拨出1000元钱作为经费，让四位新干部负责修复这段水泥路。结果，他们只用了很少几个工，花了820元，就把这段水泥路修好了。对于多余的180元钱，个别干部动起脑筋，打起了小九九，拿这180元钱下了馆子，并还拉了其他几位村干部一道吃。群众知道这件事后，议论纷纷，向谁反映这件事?由谁来解决这件事呢?村里五名村民代表站出来了，他们当即责令参加吃饭的几位村干部退款。在事实面前，在村民代表的严正指责下，这六位村干部乖乖地各自退了30元，而这180元当天就入到了村财务帐上。事后群众都说，村里谁最大，村民代表大会最大。正因为村民代表大会可以监督干部，后来许多村民亲切的称村民代表大会是“小人大”。

枫桥案例二：一位村民因家里搞竹制品加工，缺少原料，他不问青红皂白在隔壁的兰亭镇花坞村一户农户承包山上砍了七支毛竹，被本村村民看到了。岫山村没有“护短”，村干部把村规民约送到这位村民手里，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并解释：制度公约是大家订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违反村规民约不只是个人的思想素质问题，更是对全村公序良俗的一种侵犯。通过教育这位村民认识到了错误，结果按每支毛竹150元赔偿计算，含泪把1050元钱交到了村治调委。村里立即派人把这笔赔偿款送到绍兴兰亭镇花坞村党支部书记手里，该村的干部感触万分地说岫山村确实靠硬，制订的制度确实有用，又没有地方保护主义，真正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许多村知道后都深有体会地说，制度制约了人、文明了村，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后来村民们把村规民约比作是一部岫山村的 “小宪法”。

枫桥案例三：一对亲兄弟因房产纠纷产生矛盾而导致两家拳脚相加，引起两起刑事自诉案件和三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诉到法庭。更糟糕的是，兄长的一个刚刚就读于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儿子，就是其中一起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如果以判决方式进行处理，这个大学生必将受到刑事处分，失去前程并结下的世“仇”。调查中张学军庭长发现两家的关系以前一直很好，大学生的婶婶把丈夫的侄子视同己出，平时关爱有加。这次将侄子告上法庭，一是侄子出手伤害他们，实在伤心;二是形势所逼，因为丈夫的哥哥先把自己的丈夫告上法庭。为了“取得平衡”，也只能出此下策。张学军感到此案调解结案是最好的方式，哪怕磨破嘴皮也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当地村干部的支持下，张学军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使双方分歧逐渐缩小，终于到晚上7时左右，双方答应所有恩怨一笔勾销后，那位婶婶饱含热泪对他侄子说：“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再叫我婶婶吗?”在所有在场人殷切期盼的目光中，这位大学生扭捏了足足有2分钟的终于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婶婶的面前饱含深情地说：“婶婶，我对不起你!”这起特殊的案件最后以兄弟间矛盾平息，双方握手言和，和好如初为结局，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其实上这个案例就是枫桥法庭落实“大调解”工作的一个缩影。

(四)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

1、重视和加强人民法庭建设

枫桥人民法庭位于“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管辖枫桥、赵家两镇和东和一乡，计169个行政村，5个居委会，常住人口十五万，外来人口二万多，辖区面积三百多平方公里。市委领导非常重视人民法庭建设，认为枫桥法庭的形象事关枫桥等地的法治化水平，一定要把枫桥法庭建造成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努力把人民法庭做大做强。2002年5月，耗资近400万元的新办公大楼落成。法庭占地面积16亩，建筑面积4200多平方米，正式干警7名。该庭坚持按照浙江省高院关于“模范五好法庭”的要求，不断强化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创出了绍兴法院工作的特色和品牌。

2、全方位的调解指导实践

枫桥法庭强化调解实践，探索总结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即“抓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抓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抓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抓诉后环节，进行案例指导”，实现了法院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使枫桥地区的调解走上“依法调解”的轨道。

枫桥法庭重点是进行普遍指导，建立法律指导员工作制度。首先，确立法庭法官为法律指导员制度。5名审判员分片联系指导辖区两镇一乡的调解组织及所属村委会和企事业单位的191个人民调解组织。法律指导员定期对调解干部进行业务培训，接受法律咨询，积极帮助调解组织建章立制，进行实地指导，切实做到指导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二是建立纠纷告诉引导制度。对一些因家庭邻里纠纷、损害赔偿及群体性民间纠纷而来庭咨询或来信来访的当事人，法庭指定专人进行及时、妥善的引导，引导他们可先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对当事人愿意选择人民调解的，法庭即行开具《人民调解委员会联系跟踪单》，由当事人持单到相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受纠纷调处。负责分片联系的法律指导员及时进行跟踪指导，了解纠纷调处进程，并及时为调解干部提供法律咨询或调解建议。三是进行个别指导和案例指导，建立特邀陪审、旁听制度和案件结果反馈制度。在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未果的民间纠纷时，法庭邀请相关调解人员到庭旁听，让他们学习审判人员说理讲法的特点和调解技巧，以进一步提高他们调处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法庭还将一些典型案件的审理结果书面反馈给相关调委会，便于他们在今后调处类似纠纷时作案例参考。通过上述全方位、多角度的工作指导，枫桥法庭辖区各调解组织的整体工作水平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调解干部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纠纷的技能提高较快，规范有序的调解体系也吸引了更多当事人自愿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民间纠纷。

3、极具特色的劝导实践

如果说调解指导的实践将调解纳入了一种全面、规范和制度的轨道，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调解的实质目标，那么，枫桥法庭创造的调解劝导，则从另一个维度弘扬了调解的教化功能，使法律实践自觉融入了和谐与德治的治理理念当中。枫桥法庭在受理案件之前，会为诉讼当事人提供一份非常温情的“调解劝导书”：

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人民法庭调解劝导书

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但并不是解决纠纷的最优选择。因为诉讼会吞噬你的时间、金钱、安逸和朋友，况且打官司不一定就会赢，证据是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如果你缺乏证据会酿成“有理也会输官司”的结果;如果官司输了，你将要承担败诉的全部后果。有的官司会造成世代结冤的结局，同时，如果对方没有财产或没有足够的财产可供执行会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在此，枫桥人民法庭真诚地提醒你慎用诉权。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是多样的，通过友好协商、调解或和解即人民调解方式具有简便、快捷、不收费和有利于和平相处、及时化解矛盾的特点，且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所达成的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一方届时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可直接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力的调解协议，债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据此，枫桥人民法庭真诚地劝导你请首先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你持本庭出具的纠纷联系跟踪单，人民调解委员会将凭该联系跟踪单优先受理和处理。如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你仍可持该纠纷劝导手册向本庭起诉，本庭将依法予以快速立案受理。

劝导员 xxx

《劝导书》的做法充满了独创精神，以宣教劝说的方式重新诠释了“司法为民”的理念。它生动表明司法独立的要求与充分利用和调动其它救济途径其实并不冲突，不同的部门、组织之间加强联合互动的合作机制，将有利于整合法律资源，急人民之所急，更好地体现司法部门的服务职能。而就《劝导书》的内容看，它展现了亲切平和的说理方式，而这恰好是我们在正规的司法裁判书中所难以看到的。它所提出的说服理由，既有道德感化，也有经济算计;既要强调真诚和谐，也不讳言实用主义。通过一纸《劝导书》，法庭树立了一种公正而平和的形象。法院在表面上是限制了自己的案源，实际上又强化了自己的专业作为。枫桥法庭在使自身成为整个综合治理的一个环节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赢得了自身的独立与尊严，值得我们西部地区的广大法官学习借鉴。

枫桥经验的学习材料 篇2

1 现代化氛围中的“枫桥经验”

1.1 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传统是特定社会从传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长期累积而成的,经由世代传承、演化,至今仍发生持久影响的观念、知识和习惯做法。传统是“传之未断,统而不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民间调解方式,认为调解是一项兼备政策性与法律性、力嘱守原则与近人情的群众思想工作,以仁学为基础和根脉、以无为为给养和支持、以和为贵的审美视角和社会意识等构造起来的传统调解文化倡导从法律、政策等制度的强制规范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等习惯习俗出发,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为基础的纠纷调解制度也力求实现“无讼”这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目标,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家族、村社为单位的完整的民间调解网络体系。“枫桥经验”传承这一理念价值观和工作要义,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社会矛盾协调与处理新经验。“枫桥经验”这一传统的政治资源依旧在今天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被领导人反复提及,并重申要立足于当下时代进行“创造性转换”。“枫桥经验”不仅是过去的政治概念,也是现在的社会治理概念,还是未来的群民自治概念,这正是人们尊重传统与现实结合、创造性运用这一传统政治资源的具体表征,也是“枫桥经验”与其产生环境、与当今形势在价值取向、功能需求、结构完善、制度运作、利益协调、文化认同等一些方面达到共洽和谐的有力说明,也意味着变迁的社会生活对“枫桥经验”的重新规制与型塑更新。

1.2 尊重熟人社会中的和谐

当前强调法治社会,强调制度与法律在陌生人的沟通与相处中形成相互制约、相互信任关系的作用。不容忽视的是,绵延已久的“熟人社会”留下的信仰与观念等传统性文化对人的影响更是深远。20世纪,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著作《乡土中国》提出“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并维持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们通过这种私人关系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复杂庞大的关系网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强调一个小圈子内人的相处,他们之间可能是基于兴趣、爱好、志向,也可能是基于地域、血缘、感情等而建立关联,形成关系网络。人熟是一宝,“熟人好办事”,“见面三分情”,在这里,这种相处是基于熟悉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和谐的“微观社会”。熟人社会治理经验的最高追求是“息讼”、“德化”以及“和谐”。于是,“枫桥经验”认识到社会环境中熟人社会关系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适应并运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认识与判断,顺应了人们“人治社会”的习惯与传统,为把熟人社会里的和谐扩散为更多陌生人之间的和谐,利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关系亲密程度等非法治性层面的要素来进行和谐建设。

1.3 追求地方性乡规民约的软力量

法律法规等强制性力量的调整和规范是良好的治理的依靠主力,同时,法律之外的其他约束,如乡规民约、街规社约、社区守则等软力量的制约和调解,对形成良好治理的作用不可替代。这些乡规民俗都是各地方在自我社会实践与管理体验中形成的经验性地方性知识和规则,公众的舆论压力和道德的引导规劝使其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推广性,为本地良好秩序的建立提供借鉴性参考。“枫桥经验”进一步确立了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之外的乡规民约对社会行为的制约地位和功能。“朝廷有法律,乡党有议约”,社会主体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共享一套规则体系,当面对具体问题时,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更能高效、及时地形成协商一致的共同规制,广泛民意基础之下,以正式制度约束不良社会行为的成本很低,另外,自己制定的规范易于得到更广泛社会群体的共同承认和普遍认可,更能得到最有效地执行和遵守,这就相应地减少了外在约束力量的管理与协调成本。土生土长的乡规民约等软力量,具有自发性、内生性、群众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以其非强制性的柔化形式和平等对话、协商调解的方式而独具特色,那些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内部规则在调解民间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方面,与社会法律条文相比,往往更拥有天然的优越感。

1.4 强调民间智库和草根力量

“草根”这个说法产生于19世纪美国寻金热流行期间,在当时盛传一种说法:在有些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的地方蕴藏着丰富的黄金。在中国,“草根”一词被赋予了社会基层民众内涵。草根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民间独创性,草根的震撼力和持续力来自于社会民众的历史实践。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曾指出,“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是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的利益诉求目标,同时,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也是推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枫桥经验”的精髓便是强调民间力量,是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就地、及时化解出现的矛盾,不出村,不出镇,不上交。其运转机制,包括矛盾纠纷排查、联合预测、从村到镇的调解体系、社区矫正等,都需要发挥群众的民间力量,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强制“动员”转为自下而上的自愿“自治”。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典型案例——杭州下城区文晖街道的“和事佬”协会显示的是草根民众的智慧和能量,是政府强制性公权力的有效补充和短板衔接,在构建和谐社会、平安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不可替代。

2 城镇化建设要践行“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核心精髓在于以人为本:矛盾化解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纠纷调解以人民的力量为依靠,秩序维护以人民的意愿来自治。“枫桥经验”这一传统的政治资源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继续弘扬,不断传承、发展与创新。

2.1 城镇化建设对枫桥经验的传承: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

以人为本是“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理念,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和实质内涵的以人为本理念上,两者不约而同地有着同质性和本源性。“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求:以人为核心的思想认知、观念意识、市民行为等主观素质的进一步文明化和理性化;以人为核心的居住方式、就业方式、交往方式等生活方式的进一步科学化和有效化;以人为核心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明朗化和安全化。”充分尊重和维护人的主人翁地位,在全社会激发出对城镇化建设的强烈支持和投身城镇化建设的热情和责任感;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城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利益;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迈向全面小康的不断跨越过程中,体会到城镇化建设的人本意义。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遵循的这一系列的人本理念正是对“枫桥经验”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

2.2 城镇化建设对枫桥经验的发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丰富

“枫桥经验”的宗旨在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此宗旨之上,加以丰富。首先,顺期待。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顺应群众对民主、正义、公平、安全、和谐等社会价值的要求,也要尊重群众对经济、政治、社会、文明,生态等不同领域的认知,顺应人民群众的合理性期待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枫桥经验”的首要丰富点。其次,尊意愿。城镇化建设是一个重置利益格局的社会性活动,重视人之实际所需所求,尊重群民的合理性意愿是保证城镇化建设稳步有序推进的润滑剂,也是将“枫桥经验”付诸于实践的基本要求。再有,维利益。新型城镇化建设最关注的是诸多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实践中要统筹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寻找利益最大公约数,维持利益关系的良性平衡并促使其良性互动,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样化手段和方式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平衡感、安全感、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最后,聚能量。重视民间草根的力量,善于在群众中聚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正能量,构建以群众为主力的社会协同维稳解纷机制,加强利益相关方之间多层次、多线程沟通和良性互动。

2.3 城镇化建设对枫桥经验的创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和检验主体。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群众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更高,对共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期待愈发浓烈,“枫桥经验”这一政治资源,作为一项社会秩序维稳的利器,在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中,各地方不断创新与发展其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不断丰富与实践“枫桥经验”的人本群众路线。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国家各地诸多的实践成功典范都在例证着创新后的“枫桥经验”于当今时代社会管理的现实意义。特别是面对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以及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苏州枫桥(街道)在全国率先开辟了基层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分开的“政经分开”社会管理创新之路,一系列举措,究其原因,是各地区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一直秉承着“枫桥经验”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所有实践的开展都离不开对这一核心要素的传承。

3“枫桥经验”带给新型城镇化有序稳步推进的建议

“枫桥经验”这一群众路线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维稳器”的功能,需要四个“依”,即,依托传统、依照乡规、依赖民众,依靠制度。

3.1 依托传统,实现传统资源的现代化、创造性转换

传统的力量无时不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影响着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将传统资源现代化需要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换,这是历史悠久的“后发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必然选择。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历史”,甚至“前历史”的过去,与现在、与未来彼此依存、相秉相成、融合共生。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也曾说,有两种因素构成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休戚与共”:“一方面是不断发生的传统事件(甚至包括革命行动)所产生的历史效果;另一方面是期待视野对汲取历史体验的潜能的支配。应该说,那些对传统价值观等传统资源缺乏理解、缺乏信心的人,难以超越肤浅的表象、感官、直觉等感性认识和现象层面”,难以挖掘到内在本质的深刻,也很难在不同时代中、不同境遇下、不同利益冲突的交流、对话间,在过去与现在、未来的顺延中找寻传统与创新的真谛,实现传统资源创新运用的成功。

3.2 依照乡约家规,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

基于法律的滞后性、非普适性等局限,上行下效的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作为社会秩序维护的补充和事实的法秩序的一部分,在建立法治权威的同时,需要各地方有旨在营造“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社会氛围的民族习惯、传统风俗、传承礼仪、公共约定、公序良俗等不同形式的乡约村规这一类的“非正式法”、“活法”或者“软法”来发挥其天然的优势。“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假如人心不善,制度越先进人祸越多;假如人心变善了,不用制度也能达到理想。相对于法律法规,由人民主动起草、采取自愿原则制定和自治互助的办法管理的的乡约村规具有无与伦比的社会适应性和实用性,它符合长期在儒家礼教思想熏陶下的广大农民希望生活环境安定和谐、社会秩序平稳无争的普遍心理,从而易于被普通民众接受,其社会规范作用也易于发挥。因此,由乡民自行制定、共同遵守,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以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有良治的乡约村规这种软力量是辅助强制性法律约束民众行为的有益补充,柔和地规范和调解着民众的行为。

3.3 依赖民众,人尽其才,舒畅民性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人民的立场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加强群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治是“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社会有序管理的良策,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力求实现的目标与方向。在当前多变、复杂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阶段,只有社会民众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才能达成良性的社会秩序和持续的社会平衡。创新社会自治管理,在直接接触民众利益的基层领域设有一套顺畅运转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突破现有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局限和官僚化工作人员依赖,依靠扎根民间社会的有生力量,在群防群治、专群结合、综合治理中最直接、最迅速、最及时地化解矛盾、处理纠纷、协调关系,实现社会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坚持人民调解的群众性、自治性和民间性,法治、政府等角色需要相应地不断调适自己的权力边界与职责范围,进一步剥离行政管理权力,让渡并复位权力归属,恢复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各阶层安家乐业、上下没有尖锐对立的社会场景,不是靠一方强力、重压之下的万马齐喑。群众参与自治是最大的活力,社会自治管理是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心的过程,需要人尽其才,各安其位,既有和谐的秩序,又有人性的舒畅。

3.4 依靠制度,打造社会秩序维护体制的“升级版”

人类群体的非完善性说明道德和伦理在某些境况下的无能为力,这时候就需要富有强制力的制度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类群体的行为,它不相信人的素质和道德约束,但它相信人的行为效果在良好制度的约束下是可以规控的,人的行为取向在良好制度的引导下是具有可塑性的。良好的制度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行为设定了可以知觉的合法空间,在此空间中人们的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制度的意义在于引导和维系整个社会进入或长期处于理性化的社会秩序。需借鉴“枫桥经验”的群众路线,推动城镇化建设维稳体制的转型,将封闭、静止、脆弱、暂时的稳定转型为开放、动态、有韧性、持久的稳定,“推动堵截式维稳向疏浚式维稳转型、运动式维稳向法治式维稳转型、被动式维稳向主动式维稳转型、刚性硬维稳向刚柔并济式维稳转型”,打造社会秩序维护体制的“升级版”。为此,城镇化建设必将良好的政社关系、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等不同层次的维稳要素集合,将维稳与维权统一,在透明、高效的政府公开制度和合理、有效的职能界定与调试中,最大程度地消弭社会不满和矛盾的发作,减少矛盾,减少对抗,给群众减负,给社会减压,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

摘要：首创于浙江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经验”以其特色的社会矛盾管理经验在现代化氛围中依然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它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尊重熟人社会中的和谐,并追求利用地方性乡规民约的软约束,强调对民间草根力量的依赖。城镇化建设要秉承枫桥经验“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发展并创新枫桥经验。对此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和对策:要依托传统,实现传统资源的现代化、创造性转换,依照乡约家规,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依赖民众,人尽其才,舒畅民性,依靠制度,打造社会秩序维护体制的“升级版”。

关键词：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群体性事件,危机预警,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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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J].求是,2004(3).

[4]郝雅立,温志强.群众路线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J].人民论坛,2013(12).

[5]丁亚平.和谐:传统的创新与期待[N].人民日报,2007(06).

派出所枫桥经验交流材料 篇3

今年以来，X派出所在分局党委坚强领导下，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坚定不移地学习和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突出“矛盾调处、治安防控、服务群众”三项工作，扎实推进“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确立了“三联、三防、三心、一义警”的“X”工作机制，履职尽责、竭诚服务，有力提升了派出所的社会治理能力，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辖区内呈现出经济有序、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高质量发展局面。

“三联”调处，矛盾纠纷不出镇。矛盾调处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处于城乡结合部的X镇，随着X市城市东扩，园区扩建，因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占地补偿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再加上辖区面积大、实有人口多、流动人口杂等实际情况。X派出认真学习并践行“枫桥经验”，秉承“矛盾排查全、矛盾有人访、矛盾化解早”的理念，认真分析研判，因地制宜，探索创新，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推出了调处矛盾纠纷“三联”工作机制。

即：主动联系当地党委、政府，主动联系园区管委、企业，主动联系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工作办法，合力调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实现了“矛盾可平息、矛盾能解决、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今年X-X月份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X起，成功调解X起，调解成功率X.X%，为构建和谐X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防”联控，社会治安趋稳定。在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中，X派出所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组织的作用，推出了“民警巡逻防控、企业内部防控、村民自治防控”的“三防”警务模式。采取派出所、企业内部保安、村治保会、村民组治安员、联户巡逻值班的多层次、多结构的巡逻防范机制，不断强化内部单位防范，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派出所负责组织对复杂场所、重点区域的治安巡逻；企业内部保安负责本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村治保会和村组负责本村的主要出入路口、要道的巡逻，联户户长、各户联户轮值人员负责各片的巡逻任务。同时，加强各村的横向交流，完善通讯、交通工具的配置，构成一个全方位治安巡逻体系，做到联防联动，一有情况，多方支援，行动迅速，快速集结，处置得当，有效控制。

与此同时，派出所主动与园区内企业开展所企合作，不定期进行业务指导，培训保安队伍，宣传防控知识，提升企业保安队伍素质，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工作安全。在村民自治防控上，在派出所的牵头指导下X铺村率先在全镇建立了专职巡逻保安队伍，常年有X名村级保安员在村中昼夜巡逻，保障了X铺平安。其他各村组织了群众巡逻队伍，有效地防止偷盗沙石、农电设备、牲畜、粮食等案事件的发生。实现了“治安有人管、平安守护好、辖区发案少”的工作目标。今年X-X月份立刑事案件X起，同比下降X.X%；办理治安案件X起，同比下降X.X%，行政拘留X人，罚款X人，警告X人，有力的维护了辖区社会治安平稳。

“三心”服务，人民群众更满意。“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中，X派出所始终秉承“人民公安为人民”的理念，X、X，不断推出便民利民新举措，形成了“困难有人帮、遇事有人管、服务质量高”的良好格局，得到全镇老百姓的普遍赞誉。今年，X派出所又在全所推行服务群众“热心、暖心、称心”的“三心”工作标准，即：接待群众要热心、说话交流要暖心、为民办事要称心。

做到警心联着民心，民心护着民警。服务群众“三心”标准提出以来，全所上下积极行动，开展所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文明语言使用、开展为民办实事好事等系列活动，人民群众的认可度、满意度不断提升。今年X-X月份共受理群众求助X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X件。收到群众感谢信X封、锦旗X面

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办事、办证、办照，X年以来，X派出所积极推进省厅“一网通一次办”便民服务平台应用，实名注册X多人。同时，把便民、利民、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具体工作中，通过上门服务、预约服务、节假日服务等贴心暖心的工作方式，为辖区群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做到一次办好，进一步提高了群众满意度。截至目前，全所共办理出生上户X人，迁入户口X人，迁出户口X人，无户漏户人员补办X个、办理二代证X人。

为了构建多元化、社会化、全民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X派出所充分借鉴兄弟区县公安工作新模式，探索建立了两支社会治安共享、共治的“义警”队伍一―“同华矿机义警队”和“X村义警队”，这两支“义警”队伍由“X名民警+X名企业保安(村巡防员)”组成，形成了“民警+义警”的专群结合治安管理新机制，“义警”队伍配发了统一的服装、购置了必要的装备用具，全力开展治安巡逻、矛盾排查、安全防范、法制宣传、便民服务，进一步增强了社会面的见警率，提高了群众安全感，通过X个多月的工作，大大降低了影响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盗窃案件发生率，充分体现出“义警”队伍在构建打防对接、防控精准型社会治安管理上的良好效果，开辟了治安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新局面。

枫桥经验的学习材料 篇4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让人民做主，与各项基层治理相结合的同时，始终重视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党的引领力为基层治理指对方向，以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对标先锋模范，服从大局指示，使“枫桥经验”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成功方案而与时俱进，影响深远。

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因子，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枫桥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新，这给与了党的建设诸多启示：

强化党的领导可以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党组织。事儿干的成不成、事儿做的好不好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始终，这才是保障和统筹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可以“反转”形成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奋战在一线的堡垒，基层的党员干部则是奋勇向前的“排头兵”，增强党的组织号召力，使其能够服务群众、汇聚人心、防止风险、化解矛盾，这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浅谈枫桥经验 篇5

一、从枫桥经验的历史去深刻认识内涵

（一）枫桥经验的历史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层面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全面恶化。印度在美国和苏联就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支持，最终爆发边境军事冲突；

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的经济暂时困难，加快实施其“反攻大陆”。因为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挫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困难的。在中国和国外的反中国的敌对势力认为推翻共产党新中国政权的时候，要尝试“和平演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教育和改造“四类分子”，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巩固政权，是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之一是把四类分子中的大部分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人民。中央明确，针对攻击报复和抢劫杀人、纵火、投毒这种刑事案件司法必须立即逮捕，而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当时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广大干部群众遵循中央的这一指导精神，没有逮捕一个人，就制服有违法行为的“四类分子”，创造“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深刻的内涵认识

坚持“枫桥经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核心和灵魂”，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追求和弘扬。初期，枫桥的治理经验是，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防止和化解矛盾源头，可以使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同时吸收“枫桥经验”中“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理念的同时，实现社会管理从“管理”到“服务”，要有针对性地对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

“枫桥经验”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于将“后处理”改为“事件前”，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一个社会的矛盾是不可预测的风险，并加强基层治理的风险评估可能是一个方面，“枫桥经验”是值得探讨的。社会风险评估不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到多学科的应用和多部门的协作。因此，借助现有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分析，为社会保障的综合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

最成功的经验是动员群众进行基层治理，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各部门在合作治理中要自觉地使用大数据，分析安全形势、部署任务在基层社会利用大数据进行群防群治这一举措的提出，是我国公安机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成功探索。从国情出发，目前中国仍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足，不能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动员群众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队伍建设，利用公安数据的历史数据，不仅缓解了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适应了警务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制度上来看，我国的群防群治模式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齐管共抓，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做好基层党建，优化社会治理

（一）落实基层党建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手段、方式的多元，努力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等“多元互动”的生动局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的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第五十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促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立“枫桥经验”的升级版，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获得幸福感。

首先要创建“红枫党建”品牌，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的能力水平。枫叶红大地，党建聚人心。枫桥镇打造“红枫党建”品牌为载体，以建设服务型党组织，选村党支部书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分别担任调解委员会主任，压实村级治理第一责任；

聚焦社会组织党建新领域，做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运用好党员亮分、亮牌、亮业绩“三亮”载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一片红叶，让每一个支部成为一树红枫，让枫桥党组织成为一片红枫林，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其次要建立基层综合管理平台，提高服务人员的能力水平。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四个平台”建设为龙头，以智慧防控为支撑，以优化公共服务为目标，构建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民生服务于一体，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实现信息汇聚、智慧派单、可视指挥、数据研判、留痕管理等功能的运行系统，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部再多跑一次、群众最多跑一次”，实现“一证通、办一生事”，不断提升办事办证服务的便捷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要创建精神文化新家园，全面提高治理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枫桥文化诞生了“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枫桥文化的丰富发展，形成了枫桥所特有的“枫桥精神”，这就是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大力推广“枫桥精神”，已成为枫桥人民群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大力弘扬传统道德文化，不断赋予时代新内涵，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弘扬阅读文化，提高人的文明素质；

弘扬孝义文化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弘扬不平等、良讼的理性文化，强化现代法治意识。弘扬地方文化，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现代生态文明观。加大对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开展农村文艺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会治理困境和优化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在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老问题，有的是转型期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方式上，也可能表现为制度化的缺陷。例如，伴随着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着高校扩招的社会失业问题，伴随着经济产业化和老龄化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乡三大问题。许多这些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如大量的上访者，增加或持续性犯罪无处不在，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表现为显性冲突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的一个大问题。

“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模型。该系统的运行和实施有赖于完善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并依赖于格式化的档案管理，使所有人和一切都能纳入这样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从枫桥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在该工作方法中,如何完善组织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一网络的核心仍然是充分动员社会各组织和干部群众，建立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一是需要高度政治责任感的领导队伍；

二是需要反应灵敏的信息员队伍；

三是需要责任明确的指导员队伍；

四是需要业务素质强的治调队伍，在此基础上才一能建立高度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苗头和不安定因素的预警机制。另外，“枫桥经验”的工作机制与格式化的管理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资料档案。枫桥镇实行的“一日、一会、一卡、一表、一活动”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信访渠道。治理方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尊重良好的传统和治理经验。此外，这一系列表格和档案不仅针对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而且还对管理人员本身形成约束。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枫桥经验”是著名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品牌，是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代国家领导人指示推广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是提高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方法。

标准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党的第十八次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制定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计划。标准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离开标准化，治理现代化无从谈起。枫桥经验证明了一个强大的创新实践，积极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工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更为细化的法律条款，因此可以把“标准化”建设作为基层“立法”的补缺，而浙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验田，先后涌现了许多具有实效性、知名度的典型经验，我们可以把“枫桥经验”这个全国有名的基层治理经验编制成更具操作性、普适性的工作标准，显然有着突破性意义与价值。

三、基层检察工作和法治模式的探索

（一）将枫桥经验放到基层检察工作中

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出现井喷式增长的新形势。特殊案件的处理已成为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建立专门的办案机构和特殊的办案机制，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符合世界司法发展的普遍规律。选择案例经验丰富、业务骨干和计算机辅助人员和互联网的专业知识，建立一个网络犯罪办案组，实现一种案例指导、案件调查、案件防控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和办案经验，研究者继承的积累，研究者还将确保人承担责任，合理的司法资源，从而降低目前司法机关普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小于。同时，要加强办案力量的专业培训。在特殊人员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可持续发展，后续的定向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企业，通过企业网络技术、财务等相关知识的培训，为检察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互联网法律讲座和研讨会、企业培训人员、企业人员的跟踪和指导，以实现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阐明办案的法律关系。

探索集约高效的出庭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单独犯罪或少数群体犯罪。灰色产业链和黑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往往会导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实现有效审判，是检察机关在“案多人少”困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可实行个案繁简分流，分类指控，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一是要注意诉讼前的沟通，参与诉讼，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意见，特别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告知他们可能的刑罚，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积极开展罪犯教育。在充分了解辩方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情况下，除按照犯罪内容分案外，还可根据庭审难度对案件分批起诉、分案处理，对于个别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案件定性争议大而可能影响开庭进程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各个攻破，以提高整个案件的庭审效率。二要注意庭前沟通，简化庭审。鉴于网络犯罪案件中有大量证据材料、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在起诉后首次与法院沟通，告知起诉方式，便于法院集中审理案件。充分利用庭前会议，解决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并就证据有无异议、是否申请调取新证、全案定性等争议焦点，明确控辩双方初步观点，为提高庭审效率打好基础，促使庭审实质化。

另一方面，枫桥经验是一面社会治理的旗帜。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形势，打击与治理并重是解决网络犯罪社会问题的最佳策略。检察机关要注意源头预防，深化社会治理，坚决杜绝“一抓一讼”的机械化做法。所以，我们应该更注重同步法制宣传，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结合办案活动大力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并建议和鼓励受害者网络公司利用其平台进行广泛宣传，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处理一系列案件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的“群发”功能，告知被害人举报、提交证据，发挥“社会人的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动性，便于后续办案。另外，我们应该主动回应社会的关注。随着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司法应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应该打破封闭的思想的情况下，认真开展调查和总结，以“一案一总结一建议”的方式，积极向案发单位和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检察建议，服务社会大局，回应群众期待，打造和谐共生的司法生态。

（二）结合枫桥经验后的法治模式探索

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蕴含着中国特色法治模式。

一是“枫桥经验”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与中国特色法治不谋而合。“枫桥经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与中国法治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枫桥经验”寻求的是一种比法律途径成本更低、时间更省、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矛盾解决方式。“枫桥经验”包含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它一方面是传统的教育管理，并且在“以和为贵”的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政治教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与时代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形成了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教育、集会、整顿等一整套政治途径。这些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社会和谐。

二是“枫桥经验”的实施与当地的人文历史环境紧密结合。一切现代法治都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和文化遗产作为基础。“枫桥经验”诞生于中国的基层，成长于中国发展的潮流中,它在自觉地整合、维护、发展、创新这样的经验,它是一种注重自身传统和经验、注重点滴积累的思路,这也正是是法治的内在要求。长期保持中国传统，维护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就是尊重法治。每一次的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都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社会传承、文化脉络、公民意识和政治底蕴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枫桥地区这么悠久的人文历史传承,“枫桥经验”也不可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能展现新的内容和风貌。“枫桥经验”的做法，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本土资源，它继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和谐”，并结合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技术，实现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统一协调系统的法治建设。

三是“枫桥经验”的实施是动员群众发扬民主。“枫桥经验”初创时期对“四类分子”的帮教转化,是将“四类分子”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依靠群众开展的帮教转化工作。近年来，枫桥经验在创新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全面管理上，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实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在新时期把富人减少冲突，通过组织群众预防冲突，在解决群众矛盾的服务新理念。它的实施手段自始以来都是惊人的一致,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让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到与身边的事务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四是“枫桥经验”实施过程中的强烈的政治性“枫桥经验”所蕴涵的中国法治模式是政治运作的衍生品。“枫桥经验”以政治权威为后盾,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它也是人民群众在解决各种矛盾、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过程中创造的智慧结晶。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无论是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动员或自下而上的自治，都是服务于中国法治、中国政权。我们在实践“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培育起民主自治的土壤和传统,使这种经验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本能,逐渐形成用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的基础。

总之，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推动工作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按照党建引领的要求,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为人民生活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牢记人民是最好的老师、群众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发挥好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善治。注重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篇二】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记者再次探访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时，发现它的内涵在新时代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如今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按部就班已经远远不能跟上世界变迁的步伐，“枫桥经验”的红旗在遍插全国的大街小巷之后，锐意进取的浙江诸暨人，则紧跟时代脉搏，再次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枫源村通过“全科网格”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微事不出格”；

诸暨市创新实施流动人口多元化融合式、信息化一站式、集约化旅馆式、网格化标配式“四化四式

”服务管理新模式，有效地减少了安全隐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融合；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则走得更远，用户只要使用一个账号登录平台，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纠纷特征，选择多种纠纷化解方式，真正做到“一次也不用跑”。

更加的接近群众，覆盖也更加全面无缝隙，网络工具率先使用，更便捷、更高效。走在前沿的浙江人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在基层综合治理上，我们不仅要学会苦干实干，还要学会敢干巧干，能干会干。不断的摸索和总结，提炼和提高，找到好方法并付诸实施，施惠于人民群众，切实提高综合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网格化现在基层都有铺开推广，但是网格员是否都能做到“全科”，这就不容我们太过乐观了，流于表面，敷衍了事，业务不精，混水摸鱼等等现象，我们都应该加以清理，要把网格做实、做透，做到真正的能服务于网格内的群众，“全科网格员”要能做到大家随呼随应、随叫随到，并且业务精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切实的服务群众。

另外浙江的网络化应用确实先进，更集约、更高效、也架设了更高端的资源整合系统，对群众的矛盾纠纷化解需求更有助益。因此，各地应尽快学习，尽早架设类似系统，让群众的需求能通过网络更便捷的找到服务窗口，更精准和全面的为其透彻分析，以方便其选择，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

【篇三】

56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在当下，学习枫桥经验，仍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我们不止要学习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髓，深入人民群众，将基层工作与群众利益相结合，更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工作实际化、速度化、透明化，做到让群众真心满意。

枫桥经验的灵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由无数的共产党员通过实践证明了的。贵州息烽县温泉镇政府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下应该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通过不断完善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党委班组带头深入村组、深入群众，要求包村干部每周到村组走访村组干部和群众最少2次以上，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管是不是自己分管领域内的群众诉求，一律要认真记录，并向具体责任领导和部门进行汇报，力争把每件事都具体落实，坚决杜绝群众诉求被踢皮球、无人管无人问的现象。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党民鱼水情。

枫桥经验的重心在基层建设。基层历来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难点所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必须把基层工作责任具体化、透明化。力促各部门团结一致，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的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以群众利益为起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把自治、法制、德治作为根本方式，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处理矛盾，避免矛盾升级，构建基层社会善治体系，努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把各类矛盾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枫桥经验的关键是民生。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将民生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群众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社会矛盾必将大为减少；

衣食足是礼仪兴的基础，只要群众能够享受到民生改善带来的福利，公民素质的提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全民素质的提升必将使他们在处理矛盾时必将更加理性，把脑海中违法的因素消灭在襁褓里，使矛盾纠纷就地合理解决成为现实。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发展。说一千道一万，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就要学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只有本着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念，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和认可，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篇四】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是源于浙江诸暨、闻名全国的政法工作旗帜和基层社会治理典范。“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是“矛盾不上交”，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化解了大量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为国家和社会减轻了压力。由此，“枫桥经验”也从早期的社会改造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转型为社会治理经验。

2013年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为“枫桥经验”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久盛不衰，关键就在于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依靠好群众、发动好群众、凝聚好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既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也是不断考验党引领和组织社会能力的过程。

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枫桥的干部群众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构建交流、对话和沟通的平台，在国家和社会、党和人民、政府和公民之间探索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实现纠纷解决在基层并使民主、法治在基层扎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一，加强自治是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有其内在复杂性，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复杂，治理方式交织，区域性地方性特征鲜明，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要顺应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应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域情、体现时代特征、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乡村群众自治制度。这里面，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现形式，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加强法治是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方向指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依法界定其职责范围，实际上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要依法赋予并保障村民自治权限，划定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边界，逐步营造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第三，加强德治是重要引擎。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沉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推己及人、行为适宜、遵守规矩、谨守本分、明辨是非、温和友善、诚实守信、忠国爱家等传统美德。同时，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乡村文化，塑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道德标准。通过道德标准体系的完善、乡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树新风，营造乡村德治氛围，维护乡村德治秩序。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吸收优秀德治传统。早在明代，王阳明就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的观点；

顾炎武更是强调，“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

法令繁而教化亡，则机变日增，材能日减”。这些发人深省的观点提醒世人：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关注良好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养成，要关注法律的本质在于引导和教化人们走向更高的道德水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不断完善既有的制度规则，也要注重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传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

信息化时代，做好网络管理工作既是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也是不断创新发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契机。网络舆论是网上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当特别重视平台治理。平台是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在不断进化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发挥着规制和引导作用，而且正从网络走向现实。平台治理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深刻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的发展变化，并形成了一种互动乃至紧张。在一些平台治理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平台权力甚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加之公权和私权存在交叉，虚拟社会平台权力正不同程度地侵蚀着国家的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个模糊地带、交锋地带，正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矛盾所在。由此，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动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管理承担了绝大多数社会治理任务。但社会治理不仅是加强社会治安和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和控制，还必须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要让渡一定的空间给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尊重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自治逻辑。

就此而言，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的力量。其中，首先当然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重点包括推动党政部门的职能转变，让党委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执政能力建设、行政服务水平提升。

进一步来看，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平执法等平面工作上；

动态层面的社会治理，则需进一步发挥群众参与。事实上，随着社区成员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社会秩序的管理也要走向多元化治理。只有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合理的引导和培育，各类自治组织才能在社会建设中焕发持久活力；

只有通过社区民主自治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进而实现治安管理和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篇五】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新时期，学习“枫桥经验”，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处理方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避免矛盾升级，维护良好社会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基层建设。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难点和希望所在。针对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较浓问题，要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使其回归本源；

针对群众自治组织体系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要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更好发挥群众自治功能；

针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强、渠道不畅问题，要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推进基层议事协商制度化，鼓励群众“说事、议事、主事”。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风险防控的能力。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从源头上防范矛盾风险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要把社会治理的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段控制、前期处置上，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枫桥经验的学习材料 篇6

诗言志, 诗歌是语言的高度浓缩, 凝聚并反映了作者心情、思想、情趣等等。翻译难, 译诗更难。在诗歌翻译的研究上, “诗以什么方法译”始终是研究主线之一, 翻译大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或翻译原则, 如:刘重德提出:译诗应当也是诗, 即“入于诗, 出于诗”[1]。散体译诗代表翁显良则主张抛开韵律和形式的束缚, 集中于诗歌意象的传达[1]。而在众多翻译家的观点或原则中, 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最具影响力, 引起的争辩也最大。本文结合译例分析“三美”在译文中的再现, 旨在说明在“三美”理论指导下, 译文不但可以保留了原诗的风格, 传达原诗内涵, 并且在音韵等方面也较好地体现原诗的特点。文章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评估古诗翻译作品的新视角。

1 许渊冲诗译“三美”理论

许渊冲是我国古典诗歌英译的大家。他提出了许多翻译新概念, 构建了一整套翻译学说。他曾自信地说过:“我的译论总结了中国自孔子到钱钟书的观点, 并加以发展”[2]。他提出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具有巨大意义, 形成了谈诗词翻译必提“三美”论的诗歌翻译局面。他提出:“在诗歌翻译中意美是最重要的, 音美是次要的, 形美是更次要的。也就是说, 要在传达原文的意美的前提下, 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还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 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 努力做到三美齐备”[3]。“意美”指译诗不仅要传达原作的表层意思, 还要传达深层含义;不仅要表达原作的字间之意, 还要表达言外之意;“音美”即重视原文音韵和节奏, 借用译入语诗人喜见乐用的格律, 选择和原文音似的韵脚, 还可以借助双声、叠韵、重复等多种手法来再现原文的音美;同时应当注意不要犯“因韵害意”或“因意害韵”的错误。“形美”主要是再现原作的长短、对仗工整、重复等形式方面的特征。三美理论为我们翻译中国古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为我们欣赏诗歌翻译作品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2“三美”理论视角下古诗翻译赏析

2.1《枫桥夜泊》英译赏析

“枫桥夜泊”由唐代诗人张继所著, 家喻户晓, 千百年来代代流传;诗歌中众多景物的描写让人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浑然一体的凄美画面:落月、乌鸦、满天的霜;水桥、渔火、忧愁、寒山寺、钟声、客船, 这是怎样一幅意境深远的景象!原诗及许渊冲译文如下: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Mooring by Maple Bridge at Night

At moonset cry the crows, streaking the frosty sky;

Dimly lit fishing boats’neath maples sadly lie.

Beyond the city walls, from Temple of Cold Hill;

Bells break the ship-borne roamer’s dream and midnight still.

2.1.1 意美

标题“枫桥夜泊”的译文中, “Mooring”是进行时, 用动态的描写显示出诗人的小船在缓缓的向岸边驶来, 显得形象、逼真。原诗第一行用三个主谓短语描写了诗人夜泊苏州城外所见、所闻、所感。听到乌鸦的“啼”, 诗人的内心仿佛也在哭泣。译文中“cry”具有相关意思, 它把乌鸦的“啼”和诗人的心境都体现了出来。“霜满天”亦即满天寒霜, 译文“the frosty sky”可以说准确对等的翻译出了原诗意境美。诗歌第二句“江枫渔火对愁眠”描写了诗人夜泊江桥的所见所感。英译中“dimly”意为“朦胧、暗淡”, 用在该句翻译中既指如实译出了渔光的昏暗, 又传神地表达了诗人那种压抑、暗淡、孤寂的内心。因而, 准确的传达了原诗的“意美”。原诗的第三句指出了第四句中“夜半钟声”的来源。“城”在古代是指“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译文中“the city walls”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此外, 译文对“寒山寺”意思的把握也很成功, “寒山寺”是苏州城外的著名古刹, 因高僧寒山居此而得名, 是一个专有名词。“Temple of Cold Hill”, “cold”具有一箭双雕之功用, 一方面指的是“寒山寺”, 另一方面, 也把诗人孤孑清寮的感受体现了出来。第四句是整篇诗主旨所在:夜半钟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使人倍感愁思和寂寞。译文中对“到”的翻译很确切“break”很有力度, 犹如醍醐灌顶。原文中“客”可指诗人自己, 也是旅人、游人, 译文用“roamer”很好把握住了语境, 也体现出了原文所表达的核心意思:游子的漂泊。

2.1.2 音美

在三美理论中, 音美仅次于意美排在第二位。在“枫桥夜泊”的英译中, 译者发挥英语的语言优势, 努力从韵律和节奏上再现原诗的“音美”。韵律和节奏是构成音美的重要因素。原诗中用韵为:全诗以“an”韵为主, 分别是“天”、“眠”和“船”, 即:韵式为“aaba”。在译文中, 译者用英语尾韵押韵的方式, 即“sky”和“lie”押韵, “Hill”和“still”押韵, 全诗为“ccdd”的韵式, 从而创造性的再现原诗的韵律。除用尾韵外, 译者还运用英语头韵来体现韵律, 如第一句的“cry”和“crows”, 第四句的“Bells”、“break”和“borne”, 这样就使译诗具有更多的音乐特性, 呈现出韵律美感。节奏上, 原诗有一定的停顿和间隔, 分别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和“江枫/渔火/对愁眠”;第三句和第四句相对应, 分别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和“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译文中译者运用英语意群关系保留了原诗的节奏美。在译文中, 音美在节奏和韵律上都得到了很好再现。

2.1.3 形美

“形美”主要是再现原作的长短、对仗、重复等形式方面的特征。原诗中每行字数相等, 译诗中每行英文单词也大体相等。译诗在整体上也保持诗歌的整齐、对仗之美, 如:动词“cry”和“streaking”对应、名词“the crows”和“the frosty sky”对应;表示地点的词组“the city walls”和“the Temple of Cold Hill”相对应。另外第三、四句采用“状语前置语序”, 即“Beyond the city walls”和“from Temp le of Cold Hill”放在句首, 使两句合成一句, 保留诗译结构上的关联和流畅。

2.2《江雪》英译赏析

该诗作者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诗歌造诣达到炉火纯青地步。在被贬永州时写下的力作《江雪》, 被世人长久诵读。

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traw-cloak’d man in a boat, lo!

Fishing on river clad in snow.

该诗语言简短凝练, 短短几行便展示了一副萧肃、寂寥的场景:无垠飞雪冻住了整个江面, 放眼望去, 鸟飞绝、人踪灭。在仿佛无人能抵挡的寒冽中, 却有一位身披蓑衣, 头戴斗笠的老渔翁, 挺坐舟头, 在江雪中垂钓。读者很容易被带进一个冰冷、寂寥、幽静的世界里。老渔翁那清高孤傲、顽强坚韧、誓不屈服的气节清晰可见。下面结合三美理论看看译文是如何再现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

2.2.1 意美

诗歌前两句烘托了渔翁所处的特定环境, 所有的山上没有一只飞鸟, 所有的路上没有一个人的踪迹。“千山”“万径”是用概数的方法表明“山、径”之多, 把握住了这深层意思, 译者没有僵硬地“对等”翻译成“a thousand mountains”和“ten thousand paths”, 而是翻译成了“From hill to hill”和“From path to path”准确传达了原文内涵。原诗“绝”“灭”等词渲染了萧条、冷寂的气氛, 用“no bird in flight”和“no man in sight”来译“鸟飞绝”和“人踪灭”也达到了意义的准确传达。诗歌后两句描绘了渔翁垂钓的形象, “孤”“独”二字表现了诗人因政治上被贬而孤愤、落寞的心情, 然而诗人并未消沉, 面对政治上的惊涛骇浪, 大自然的狂风暴雪, 他仍坚持顽强抗争[4]。此外, 后一句“江雪”一词的翻译也堪称美妙, 译者用“river clad in snow”来翻译, 意为“给江河披上了雪衣”, 翻译极为形象, 原诗中那白雪茫茫, 水天不分, 上下蒙蒙一片的气氛也就完全烘托了出来, 原诗的意境美跃然之上。

2.2.2 音美

原诗为五言绝句, 一、二、四行押仄韵, 音调自然铿锵、有鲜明的节奏感。译诗中采用“aabb”韵式, 虽不完全等同于原诗韵式, 但却传达了原诗的音美, 此外, 译诗还以头韵、行内韵等再现原诗的音美。第三行的“lo”不仅与“snow”押尾韵还与行内的“close、boat”押内韵。总之, 译诗音节数基本相同、韵律和谐, 译诗很好的传达了原诗音美。

2.2.3 形美

原诗每行五字, 句式排列整齐, 每行三停顿, 如: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译诗中每行字数也基本相等, 音节数基本相同, 格律为四步抑扬格, 以外文的音步传达原诗的停顿, 达到了形式对应效果, 此外, 原诗一、二句对仗整齐, 如:“鸟飞绝”和“人踪灭”对仗工整, 译诗中“no bird in flight”和“no man in sight”很好地传达了形美。

3 结语

通过分析“三美”在两首诗歌译文中的运用和再现, 我们发现以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为指导, 译文可以较好传达出原诗歌中的意美、音美和形美, 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理解“三美”理论。对这两首诗歌的赏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欣赏评价古诗英译的视角, 期待更多译者在“三美”理论指导下能够译出更多的佳作。

参考文献

[1]马红军.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许渊冲, 许均.翻译:“美化之艺术”:新旧世纪交谈录[J].译林, 1998 (3) .

[3]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