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相关论文（精选8篇）
语言与文化相关论文 篇1
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概念及其相关性分析
当今俄罗斯语言学界从不同角度对语言与文化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方法,或对原有概念给予新的阐释.本文试图对其中的.语言个性、先例现象、认知库、预设这四个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分析这些概念的出发点,揭示其本质,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作 者：李向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刊 名：中国俄语教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CHINESE RUSSIAN TEACHING 年，卷(期)：2005 24(3) 分类号：H35 关键词：语言个性 先例现象 认知库 预设★ 推测学习法
★ 阅读学习法
★ 俄罗斯经典童话故事
★ 美食与文化
★ 初中语文抄写学习法
★ 英语口语速成学习法
★ 自我塑造学习法
★ 俄语申请书范文
★ 俄语教学计划
★ 俄语教案
语言与文化相关论文 篇2
一、文化身份与外语学习
文化身份是一种对文化认同的转述, 意为通过文学、文字领域, 彰显出民族本质特征和民族文化特征。那么这种文化认同与语言所蕴含的文化, 和学习者对其使用有很密切的关系。正如Kram-sch所说的那样, “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与该群体的文化身份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学术界对外语学习与文化认同之间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外语学习对学习者的影响上, 其中这种影响表现在学习者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和对这门外语所属的自身文化身份上。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这门外语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感觉到自身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母语的文化认同, 即适应并接受这种文化。这种“文化适应”现象, 在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当然, 在获得这种文化身份过程中, 也存在着一种“文化冲突”, 这种文化冲突来源于第一语言即母语的影响。要真正得到并保持这种新的文化身份, 就要做一次心理的斗争,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平衡”, 平衡母语文化身份与新的外语文化身份在学习者心中的关系。在获得新的文化身份过程中, 会伴随着原有文化身份的减弱或丧失的感觉。
总之, 在获得新的文化身份过程中, 学习者心理变化很微妙, 不是静止的, 是动态变化的。那么, 这种变化, 与学习者自身的素质 (语言学习能力) 有没有关系,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需要做一个实证研究。
二、文化认同与学习主体素质的关系
为了证实文化认同与学习主体的语言能力是否有影响, 我们做了一个实证调查, 并展开讨论。
(一) 调查研究的问题
1.作为外语学习者是否存在着双重文化身份?
2.外语学习者对母语的文化身份和目的语文化身份的认可度有什么不同?
3.外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文化身份的认同程度与自身的外语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联系?
(二) 调查对象
参加本研究的对象是150名来自贵州一所普通高校的大学三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150名受试中有70名女生和80名男生, 平均年龄为21岁, 平均英语学习年限为9年。根据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的高低, 这150名学生被划分成高分组 (组1) 和低分组 (组2) 。
(三) 调查工具
本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 其问卷包括两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民族、英语四级分数) 和考察学习者的文化身份。调查问卷采用了国内学者陈新仁、任育新设计的调查问卷, 问卷包括14个条目, 分7类。
(四) 数据收集与分析
要求调查对象在30分钟内完成此问卷。收集问卷 (经核查, 所收集的问卷全部有效) , 然后将数据输入SPSS18.0进行分析。
三、结果与讨论
笔者对调查对象进行了分数统计, 满分为60分。统计结果表明, 所有调查对象的母语文化身份得分为52.8分, 要高于其外语文化身份平均得分49.5, 这表明外语学习者保持汉语文化身份, 9年学习后调查数据显示在不同程度上对外语文化有了基本的文化认同, 因此或多或少有了双重文化身份。然而, 若想探讨文化身份获得与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1.外语学习者具有双重文化身份, 在相同学习环境下, 其英语水平 (依据英语四级分数高低) 对其文化身份有一定的影响, 水平高的外语学习者的目的语文化身份突显程度要高于低水平外语学习者的目的语文化身份, 当然, 两者都对母语有强烈的认同感。2.这种动态的变化会对获得文化身份有积极的影响。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越高, 其目的语文化身份就越明显。
综上所述,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外语指导教学时, 应该格外注重学生的身份变化, 不断引导学习者改变自身语言思维, 对新接受的文化现象进行批判, 确认自身构建的文化身份, 形成“对话性交流者”。意为母语的文化认同在外语学习中得到深化, 同时获得的二语文化, 也能够认同于所选择的想象共同体。
当然, 这种调查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毕竟调查对象来自于同一个学校, 没有广泛的代表性。英语水平的高低仅仅局限于英语四级考试的分数, 缺乏客观性。我们会在以后的研究中加入更多定性的调查, 从而得出更客观、正确的研究结果, 从而真正明确文化身份与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
摘要：获得文化身份需要应有的条件, 保持这种身份, 更是需要作出应有的努力。在这里有一个因素对文化身份的获得和保持起重要的作用, 即语言习得和使用。我国大学英语学习者接受多年的英语教育, 不但保持自身的汉语文化身份, 而且也逐渐形成了目的语文化身份。
关键词：文化身份,英语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
参考文献
[1]陈新仁等.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62-64.
语言与文化相关论文 篇3
摘 要：动物习语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承载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丰富了各民族语言。在与飞禽猛兽的长期博弈中，人类赋予“熊”这一动物意象特殊的含义因受到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它的情感错综复杂，自然就产生了不同的联想意义和文化内涵。本文试图探析“熊”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寓意的同时，努力寻求正确理解和翻译有关“熊”的习语的恰当方法，达到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熊 习语 文化内涵 翻译方法
一、引言
在中西方文化中，人们对熊的认识中都保留有强壮、力大无穷和笨拙的特点。但由于受到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宗教信仰和审美倾向的影响，“熊”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中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读者在遇到这些习语时，如果不能充分理解相关文化背景下的动物意象，难免会望文生义，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译者的任务就是充分了解这些意象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恰当地选择翻译方法，还原最本真的意义，帮助读者真正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熊”在汉英文化中的文化内涵
（一）“熊”在汉语中的文化意义
“熊”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历史悠久。人们对“熊”的崇拜已经成为古代汉文化特有的一种现象。如从“熊”图腾氏族分出来的姓氏有很多，“熊”姓便是一个很大的分支。据《世本》《古今姓氏书辨证》及《元和姓纂》等所载，商末人鬻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曾为周文王之师，辅佐周文王推翻殷商建立周王朝，被封为护国侯。鬻熊曾孙熊绎以王父字为氏，称熊氏。周朝天子分封诸侯时，西周成王偏僻荒凉的“楚蛮”之地封与熊绎。熊绎开辟荒野，建立楚国，建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春秋时，楚国疆土倍增，军事实力增强，势力扩展到中原，为春秋五霸之一，自此熊氏便改为熊姓。
“熊”是力量的象征，所以很多习语中的“熊”也代指人，如“虎背熊腰”通常“形容人的身体魁梧强壮”，“熊心豹胆”比喻“人的胆子非常大”。“老熊当道”比喻“猛将镇守要塞”。在“熊罴百万”一词中，熊罴是两种猛兽，比喻“勇猛的武士”。该词“形容军队人多将广，英勇善战”。另外，与熊罴有关的词语还有祝人生子的寓意，如“梦熊之喜”“熊罴入梦”“熊罴之祥”。“熊”字的篆体写法是上能下火，是在缘体向汉字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偏旁两点为“冰”、三点为“水”、四点为“火”的规则，如“热”“然”“熙”等字在篆体中均是“火”字底。因此，“熊”字也代表“火势猛烈之意”如“熊熊烈火”，也是借熊的凶猛意象来指火势大。
“熊”象征才能。如“熊韬豹略”就是比喻“高妙的用兵谋略”。古文中，“能”是“熊”的一种，在金文中，“能”字为一头“熊”的形象，肥头大耳，巨口尖牙，弓背粗爪，短尾，形象十分生动。因为“能”力大无穷，所以才引申出“能力，才能”的含义，而且“能”是“熊”的杰出种类，所以称贤者为“能杰”，之后为区别这两个字，就在“能”字下面加四点表示笨重的四个脚印，专指“熊”。明清时期，五品武官的官服上就缀绣有熊的图案，是“才能和力量”象征。古时周文王梦到飞熊而得太公望，后来就用“飞熊入梦”比喻“圣主得贤臣的征兆”。
在人类与熊的新型关系中，人类的优势地位逐渐凸显。在汉语文化中，熊更容易引起粗犷、笨头笨脑和软弱无能的联想，多含贬义，象征“愚笨、无能、窝囊”，如谚语“宁养一条龙，不养十只熊”比喻“宁可用心培养少数有用的人才，也不收罗为数众多的庸才”。在一些习语中，有时“熊”也会由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如“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人熊被人欺，马熊被人骑”和“黑瞎子跳井——熊到底了”，都是借指庸碌软弱无能之辈。在口语中也常听到“你这个熊包”“瞧你那个熊样”，表示“你真无能、你真窝囊”义。另外，在“熊瞎子掰苞米”的故事中，熊掰一个丢一个，所以熊也比喻“脑子笨，忘性大的人”。“熊”的意象在汉语文化中的不同象征意义清晰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想必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定会有新的象征意义出现，“熊”文化将会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
（二）“熊”在英语中的文化含义
与汉语文化中“笨手笨脚，愚笨无能”的形象不同，“熊”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以“力大无穷，笨拙憨厚”为主，比喻意义偏向中性，其寓意没有明显的贬义。在西方史前文化中也存在对熊的崇拜，人类学家坎贝尔认为这是大多数以捕鱼和狩猎为生的部落的共同特点。史前的芬兰人和大多数东北人民一样，认为“熊”是自己的始祖。“熊”在早期西方文化中也被认为是神圣的象征，对“熊”崇拜现象在西方文化也十分常见。
一提到英国女王的皇家护卫队就会想到他们红色的制服和头顶高高的帽子。这种帽子的原材料是熊皮。最初熊皮帽是法国军队的专属，他们用黑熊的毛来装饰帽子。18世纪中期，为了使法国士兵在视觉上看上去显得更高，更具威慑力，法国军队就将帽子加高并且全部采用黑熊的皮来做帽子。后来在滑铁卢一战中，英国著名公爵威灵顿带领英军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从此英国军队取而代之开始戴起了熊皮帽，以彰显自己的作战能力比法国军队强，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熊”还是“沉静和力量”的象征。在股票市场，人们用“牛市”和“熊市”分别指代“上涨”和“下跌”的行情。“熊市”是指“空头市场”，即指“证券市场上持续价格走低的市场”。在此期间，股票卖出者多于买入者，股市行情看跌。“熊市”的名称来源有很多版本。其中之一认为“熊市”一词来自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美墨边境牛仔闲暇时常常赛马、斗牛、或是抓熊来斗牛，围观下注娱乐。所以美国人就把“牛”和“熊”作为对头。“多头市场”成为“牛市”，“空头市场”就被戏称为“熊市”。还有的认为“牛”是向上攻击，代表“多头市场利多、股价上涨”，而“熊”是向下攻击，代表着“空头市场利空和股价下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古代文明中，“牛”代表“力量、财富和希望”，而“熊”代表“抑制狂热、沉着冷静、见机重生”。所以两次“牛市”间的股市行情通常称为“熊市”，寓意股民要控制自己无止境的欲望，像熊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从喧嚣中归隐起来，耐心等待，冷静地思索并保持高度警惕，直到重生机会。
除此之外，一提到“熊”，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俄罗斯。俄罗斯常常被戏称为“俄国熊”。因为它地域辽阔，版图与熊极为相似，且俄罗斯军事实力雄厚，与“熊”庞大的体型锲合，而北极熊又是当地一大特色动物，所以人们常常将俄罗斯比喻为“熊”。古时的西伯利亚人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他们把“熊”视为森林的主人，对其顶礼膜拜。俄罗斯人虔诚的信奉熊，认为“熊”原是天上的神物，只因固执不从违背了天神才被贬到人间。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索契镇，镇子的周围是高加索山，有很多熊出没，当地人在小镇上建造了许多熊的雕塑，所以小镇后来就更名为“熊的角落”。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小镇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在俄罗斯，“熊”还有许多其他的代表意象。克雷洛夫在寓言《隐士和熊》中讲到隐士和熊交上了朋友，熊为了赶走停在隐士额头上的苍蝇便捧起大石头使劲的砸了过去，就这样断送了朋友的性命，所以后人也借用“熊”的形象来指“帮倒忙的人”。在俄罗斯文化中，“熊”还有“未婚夫”的寓意。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描写到：达季雅娜梦见自己在森林里被一只从雪堆里钻出的大熊带进林中小屋生活。梦中的大熊体现了达季雅娜向往嫁人的心愿。在俄罗斯民间有一种说法，如果女子梦见熊就意味着快结婚了。俄罗斯人心中的熊憨厚可爱，寓意着“吉祥”，是俄罗斯各种大型活动常用的吉祥物。1980年，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的吉祥物就是小熊米什卡；2006年“俄罗斯年”和2007年“中国年”的吉祥物，也是裹着中俄国旗、挽手同行的中国熊猫和俄罗斯棕熊的卡通形象；2010年，索契冬奥会吉祥物行列也未缺乏北极熊的身影，这一切足以看出战斗民族对熊的喜爱。
喜欢将“熊”作为吉祥物的并不只有俄罗斯。NBA球队休斯顿火箭队的吉祥物“火箭熊”十分受大家喜爱，不仅2005年被《今日美国》评选为全美体育界的第五大吉祥物，同时还成为了当赛季NBA的年度吉祥物。2006年，它入选了吉祥物名人堂。“火箭熊”在休斯顿球迷的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它憨厚可爱的形象和幽默滑稽的表演早已成为了休斯顿体育运动的一个象征。如今“熊”还被西方人赋予了新的文化含义。在同性恋中，多毛壮硕的男同志被称为“熊族”。
三、有关“熊”的习语和谚语的翻译
在中西方文化中，人们对“熊”都有过崇拜，“熊”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以及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熊”这一意象在东西方文化中的文化涵义也不尽相同。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偏差对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而英语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两种语言文化间的交流势必将更为密切，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直接影响两种语言使用者的交流。因此，处理有关熊的相关习语时就要求译者要译出原文的形象寓意，而不能随意舍弃词语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如果过分直译，只追求表面意义，就会令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如果完全意译就会舍弃源语文化意象，不利于读者了解他国文化，而变得故步自封。所以，在翻译相关习语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正确取舍文化意象，帮助读者了解源语的真实含义，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一）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在符合译文语言规范的基础上，尽量保留源语习语的文化意象和民族色彩的翻译方法，只要译文不会引起读者的错误联想和误解即可。在中西方文化中，人们对世界的客观认识类似，因此对同一事物的基本认识相同。随着文化交流的促进，英语中的部分习语的比喻意义已被汉语文化所接受，而汉语所特有的文化意象也被英语使用者所熟知，此时就可以采取直译法。直译法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表达方式，真实反映源语文化特色，丰富译语的语言。如“slow like the bear”就可以直译为“慢得像头熊”。在英汉语文化中，“熊”有“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比喻义，这样直译不会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相反，读者会立刻联想到熊慢吞吞移动的样子，这样的表达生动形象。直译法在遵循了英汉语表达规范的同时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色，可以保证文化交流不会出现文化缺失，面对英汉语文化共有或者已被彼此接受的动物习语可以采取直译法。例如：
（1）This baby is a real bear.
（真是个熊孩子。）
（2）The bears have got a huge profit in the bear market.
（卖空者在熊市中谋取了暴利。）
（二）意译法
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或者英汉语表达方式存在不同，有时直译法并不能准确地表达院语习语的真实含义，此时就可以使用意译法，结合上下文把习语的含义表达出来，或者选择一个译语中类似的习语进行替换表达，但一定要保证译语读者能够理解与接受。意译法虽又称为自由翻译，但绝不是没有原则的胡乱翻译，译文一定要保证不偏离原文含义，符合上下文语境。意译法的优点是符合译语读者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方式，便于译语读者的理解，缺点是失去了原文的风格特色，有时可能影响文化交流。在运用意译法处理“熊”这一意象的相关习语时，主要采取两种方法，意象舍弃和意象替换。
1.意象舍弃
在翻译“bear garden”时，如果将其直译为“熊园”，读者就会不理解原文的意义。例句：Oh，my gad！ What a crazy bear garden here！ Let us move to our office and talk our new project，OK？直译的结果是：
天哪，这里简直就是疯狂的熊园，让我们去办公室谈谈我们的新项目吧。
这句话明显不符合表达习惯，前后逻辑也不合理。对原文再次仔细推敲可以得知，说话人提到要转换谈话地点，说明此处不方便交谈，而熊园有熊，一定很吵，所以我们可以将“bear garden”引申为“喧闹的场面，嘈杂的场所”。经过查证，这个短语确为英语俚语，那原例句就可翻译为“天哪，这里简直就是太吵了，让我们去办公室谈谈我们的新项目吧。”译文不再出现“熊”这一意象，而是选择表达其深层次含义，这样的表达读者更容易理解。例如：
（3）Some baby bear tried to arrest me for speeding，but I conned him out of it.
（有个刚上任的公路巡警要以超速驾车拘留我，但我找了些理由把他哄骗过去了。）
（4）Her husband was such a bear that she divorced with him finally.
（她丈夫很粗暴，最终他们离婚了。）
2.意象替换
基于中西方地理环境及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感知认识和喜好程度也存在差异，这就造成同一意象在不同语言文化中具有的内涵意义不同。译者如果不能准确挖掘源语意象所代表的深层含义，只是根据字面意思直译，就会造成译语读者的困惑。而单一的舍弃意象只翻译出习语的大致含义又会使表达生硬突兀，这时意象替换不失为更好的选择。在充分理解英汉语中动物意象的内涵意义后，译者可以选取译语中具有相同表达含义的意象进行替换，如在翻译“stubborn bear”时，如果直接翻译成“固执的熊”就会显得十分累赘，而翻译为“倔脾气”又显得不够生动，但倘若以“驴”代替“熊”，翻译为“倔驴”就显得十分生动，把人物性格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例如：
（5）He was so angry that he drank a glass of bear at a stretch/without stopping.
（他生气极了，一口气喝下了一杯啤酒。）
（6）Though authority is a stubborn bear，yet it is often led by the nose with gold。
（有钱能使鬼推磨。）
总之，习语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文明和智慧的象征。任何一个得以长久发展的语种都包含有丰富的习语文化。习语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习语结构简单，寓意丰富，通常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典故相联系，表达形象生动。研究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但与此同时又会给我们学习与研究习语带来障碍。因此，在翻译有关“熊”的习语时，宜适当分析习语中“熊”的内涵意义，选取正确的翻译方法，合理取舍，以求准确表达原文的深刻内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交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对外传播问题研究[14BXW065]；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言外之意翻译的关联理论视角[12WLH4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http：//www.honglingjin.co.uk/21019.html
[3]陈文伯.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1982.
[4]冀一志. 从跨文化角度看习语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1994.
[5]蒋磊.英汉习语的文化关照与对比[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6]陈嘉祥.百科知识三千字[Z].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7]王金花.谈“龙”和“熊”在中俄人民心中的形象差异[J].语文
学刊（外语教育教学版），2013，（4）.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 篇4
作者的态度在这本书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这辆车上，汉字只是外壳，是轮子，不是发动机，更不是操纵方向盘的。也许通过这个我可以猜测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载体，文化是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表现。感觉就像文字是文化的附庸。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作者的陈述中也能感觉到的是文字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和语言、绘画、音乐一样，将文化这种比较抽象的概念，以一种其他人可以轻易接收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女书，就像各个民族的文字。书中所提到的女书的形成，就和当时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不能通过和男性一样的方式——上学读书——来学习文字这种书面的表达方式，可是她们又需要向远方的人倾诉，那时又没有传音的物件，于是女书这种表达方式就出现了，它的出现解决了当时妇女对于向他人倾诉而又无法传达的问题，其实进一步说，就是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样拥有倾诉和争取幸福的权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样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况，特别是文字还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时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牛羊，农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象，农耕民族文字更规矩——或许是当时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简单，条文和规矩更少，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简单，而农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权制度，人们生活在规矩方圆中，这种情况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来。
文化在文字中的除了会以文字结构来表现，还会以文字的排列来表现，这种文字排列就是我们的句子。在句子中，诗句反映的似乎更加明显，就像作者引用的一句“取之于心而注之于手”，对于一首诗而言，取的是一个人的“心”，而对于众多的诗篇来说，取的就是跨越了一大个时代的文化的“心”。就像在诗经中，我们经常能读到的文字多是拟声，拟形的，而且多是一些生僻字。可这些生僻字所代表的事物却简单明了，就像“瀌瀌”拟雨雾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闻其声而知其意。
简单直接地描述着作者希望传达出来的意景。其实这也间接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朴实，单纯，还有率直。作者只是用着一个个叠词就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田野森林之中，若不是他们常与自然沟通、常去聆听自然，怎能恰到好处的将读者引入虫鸣鸟叫之中去呢？随着时间推移，文化发展经历了几起几落，到了唐宋时期，文字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涌现了许多的优秀诗人词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可以发现，这时的诗句已经由简单直率变得委婉含蓄，不再是直接说明环境，而是利用简单的几个意象，比如常见的“明月”，“垂柳”，“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绘的环境，再加几个字的补充，就给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让诗人想表达的意象自动浮现在读者脑海之中。从诗句中能感觉到，这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失去了那种简单淳朴，上层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腐败，奢靡之风盛行，有愿者众多，可也难以扭转。诗句词句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无论对也好错也罢，都忠实的反映着当时的文化，或者说就是文化在书面上的表现形式。
所以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很多看法和作者表达的态度不同，或许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许是误解了作者的观点。但是这就是读完了这部分的最大感受。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人是符号的动物，而语言则是所有符号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因此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文化与其他任何关系都不可取代的。如果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文化，那么，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语言。
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柏默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这些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密切，以及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的广博。下面就来看看有那些方面吧！
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的过去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来。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例如，对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便不能撇开文字。现在和钱币相关的字，像财、货、贡、赈、贷、赊、买（買）、卖（賣）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何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做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行。又如当初造字时“纸”字何以从纟（糸）呢？那是因为在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材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还有“笔（筆）”字，从“竹”从“聿”，《说文解字》解释说：“聿，所以书也。”就是说，聿是用来写字的工具。秦汉时期，笔杆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又加了竹字头。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现在姑且舍去几个文化较高的族语不谈，单从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些少数部族的语言里找几个例子。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妻子做“穿针婆”，云南的少数民族叫“结婚”做“买女人”。从这两个语词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社会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买卖婚姻的遗迹。当我们调查文化较低的族语时，遇到抽象一点的语词，像代表动作或状态一类的词，往往比调查看得见指得着的东西困难得多。可是一旦明白他们的造词心理以后也可以引起不少的趣味。比方说，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发怒”做“血滚”，“欺负”叫“看傻”，“伤心”叫“心冷”，这几个词的构成，多少都和这些动作或状态的心理情景有关。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知识所能解答的范围以外，往往也容易发生许多神意的揣测。例如，福贡的傈傈族把“彩虹”叫做“黄马吃水”，路南的撒尼（彝族的支族）把日食叫太阳被虎吃，月食叫做月亮被狗吃。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糅杂的外来语成分。它可以表现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例如把外国语词的声音转写下来，或混合外国语言和本地的意义造成新词。就像纯音译的：软椅叫沙发（sofa）,咖啡coffee、可可cococa、朱古力chocolate等；音兼义的（即有些借字虽然音译的，但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物件的意义有些关系）：广州话把领事叫做江臣（consul），把电话叫做德律风（telephone），还有美国凉爽饮料译作可口可乐（coca-cola）；还有音加义的：广州话衬衣叫恤衫（shirt）,普通话冰激凌（icecream）、卡车（car）、卡片（card）等。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原来是融合许多部族而成，尽管每个部族华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可是从姓氏上有时还可以窥察它的来源。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和现代人里都容易找到。比方说，尉迟氏是唐朝的望族。相传于阗王室在唐以前就属Vijaya（藏语）一族。于是于阗国人到中国来往的都以尉迟为姓氏。
至于唐代流寓长安的尉迟氏诸人，大概出自3个来源：一支出自久已华化的后魏尉迟部一族；一支是隋唐之际因冲质子而到中国来的；还有一支是族系和来历都不明白的。还有慕容氏本来是鲜卑姓，他的后裔分化成了两支：一支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shiite山东蓬莱慕氏。这两姓看起来你毫不相干，其实是出于同一个祖先的。姓氏和别号有事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信仰。中国回教徒的姓固然有和汉人相同的张、王、刘、杨、李等等普通姓；同时也有他们特有的回、哈、海、虎、黑、鲜等纯回姓和马、麻、白、满、蓝等准回姓。纯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谱系作基础，准回姓就有依据汉姓来的。因此我们有时可以根据这些姓氏就可以推断他们是不是回教徒。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语言与文化》一书出自“大家小书”第三辑，作者罗常培。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较一些罢了（出自“大家小书”袁行霈的《序言》）。其中收录有关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文科领域的作品，既是名家大家的作品，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整齐地展示学术成果；又是大家民众的读物，可以开阔读者眼界，一窥学术堂奥。而一册小书，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浓缩了学者毕生的心血和才华。所谓大家，就应该是把他的学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让所有的读者都可以品味出个中奥妙。那些所谓晦涩难懂的文章，不仅显示不出作家学术的高深，而且更意味着作家学问的贫瘠。
本书作者罗常培（1899-1958），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北京市人，满族。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被学术界誉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大师。
本书引言中，引用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并且说明想从语词的含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内容分六段：
第一、从此与的语言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
第二、从造词心里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第五、从形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重要问题，作者想做的就是尝试给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搭起一座桥梁。
每一章节中，作者都大量举例说明，足以见得作者在语言学领域的广博学识。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有趣的语义演变，继而了解到文化演变的清晰片影。例如，英语pen从拉丁语penna来，原意羽毛（feather），最初之严格应用于原始的鹅毛笔（quillpen），后来笔的材质虽变化，但这个字依然保存着，如果由此分析现代语词和羽毛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古代笔的制度。我国著名的《说文解字》中的字，大都可以看出一些历史遗迹，如“安”，静也，从女在宀下，会意，就是说把女子关在家里便可安静，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女性的观念。
第三章，从很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中，我们可以窥探出造词的心理过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
例如，云南昆明的倮倮叫妻子“穿针婆”，发怒叫“血滚”，伤心叫“心冷”，欺负叫“看傻”。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所嫩解答的范围，也会发生一些神异的揣测，倮倮叫冰“锁霜条”，福贡的傈傈族叫虹“黄马吃水”。这些族语里不明方位，前者叫东方“日出地”，西方“日落地”，后者叫东“日出洞”，西“日落洞”，北“水头”，南“水尾”，在这些民族中保留了古代人民在不了解自然时的懵懂与敬畏。第四章，语言本身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会吸收新的成分和旧的糅合在一起，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成分，包括音译的，新谐声字，借义词，描写词。
一般来说，两种文化接触时，上层文化影响低级文化较多，而看借字，中国语中有入超现象，作者认为这不能单以文化高低来论，另外还有很多原因，依我总结一是中国向来自大，对其他文化很少接受，不屑研究，以致从没有人注意过中国语词的流出；二是中国方言众多，又过于复杂，除了本方言使用者，其他人也就不觉得是中国话了。至今文化借字依然是广泛存在，所以从借字看古代文化交流应该是十分有力的例证。第五章，学者说“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他们时常提供给重要的证据”，我国古代的几次著名迁移都可从语言学角度加以证实，南渡的百姓有根据他们的旧籍贯侨臵州郡县的制度，“侨郡”一词，原意是让他们有所怀念，不忘归北，但我们就可以此来了解此次民族迁移的情况，在《宋书〃州郡志》有具体考证。
与文化相关的谚语有哪些 篇5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欺山莫欺水，欺人莫欺心。
笨人先起身，笨鸟早出林。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老医生开药方。
开水不响，响水不开。
一笔画不成龙，一锹挖不出井。
宁叫嘴受穷，不叫病缠身。
骂人无好口，打人无好手。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顺着鸡毛找鸡，顺着蒜皮找蒜。
骂人骂脏口，打人打伤手。
吃饭先喝汤，老了不受伤。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牛要脚圆，猪要脚粗。
长五月，短十月，不长不短二八月。
不笑补，不笑破，只笑日子不会过。
宁可做过，不可错过。
好客的朋友多，好说的废话多。
弹琴知音，谈话知心。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好事不瞒人，瞒人没好事。
宁叫顿顿稀，不叫一顿饥。
身不怕动，脑不怕用。
人怕信心齐，虎怕成群。
道儿是人走出来的，辙尔是车轧出来的。
一羽示风向，一草示水流。
不怕山高，就怕脚软。
人瘦脸皮黄，地瘦少打粮。
打蛇打七寸，挖树先挖根。
宁苦干，不苦熬。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是草有根，是话有因。
寸草铡三刀，料少也长膘。
豆腐多了一泡水，空话多了无人信。
大路不走草成窝，好歌不唱忘记多。
虱多不痒，债多不愁。
若要健，天天练。
一手捉不住两条鱼，一眼看不清两行书。
十帮一易，一帮十难。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二成丢。
不怕乱如麻，只怕不调查。
过头话少说，过头事少做。
人美不在貌，美在心意好。
人心齐，泰山移。
读书不想，隔靴挠痒。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不懂装懂，永世饭桶。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出家三天，佛在面前;出家三年，佛在西天。
水大湿不了船，火大烧不了锅。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创业百年，败家一天。
放虎归山，必有后患。
麻雀落田要吃谷，狐狸进屋要偷鸡。
人多出韩信，智多出孔明。
和人路路通，惹人头碰痛。
大欺小，不公道;大帮小，呱呱叫。
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
好狗不咬鸡，好汉不打妻。
炕上有病人，地上有愁人。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
会过不会过，少养张口货。
君子争礼，小人争嘴。
虎不怕山高，鱼不怕水深。
会说的说一句，不会说的说十句。
苗多欺草，草多欺苗。
人敬有的，狗咬丑的。
决心要成功的人，已经成功了一半。
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
帮助别人要忘掉，别人帮己要记牢。
不会烧香得罪神，不会讲话得罪人。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
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
天无二日，人无二理。
会跳的先缩脚，会撞的先缩脖。
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
病好不谢医，下次无人医。
不怕路长，只怕心老。
蜂多出王，人多出将。
日里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买卖不懂行，瞎子撞南墙。
水大漫不过船，手大遮不住天。
是好说不坏，是坏说不好。
狗急跳墙，人急悬梁。
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
人是实的好，姜是老的辣。
人怕没脸，树怕没皮。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狗记路，猫记家。
赌钱众人骂，读书众人夸。
行船趁顺风，打铁趁火红。
好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
骄傲来自浅薄，狂妄出于无知。
火要空心，人要虚心。
乖子看一眼，呆子看到晚。
打柴问樵夫，驶船问艄公。
井越掏，水越清;事越摆，理越明。
好狗不跳，好猫不叫。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你敬人一尺，人敬您一丈。
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
磨刀不用看，全仗一身汗。
不担三分险，难练一身胆。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文化习俗与语言的形成 篇6
关键词：文化,习俗,语言,宗教
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人类的一切生产生活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任何一种语言都是能够表达思想, 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现象的产生及其主要功能包含了和语言相关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因素。文化习俗对语言的形成也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 不同的文化在语言风格上也就形成了区别于其他语言风格的独特个性。
一、文化的非语言特征
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 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但有时文化以一种不需要语言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人们点头或是摇头, 脸红或是坐立不安时, 这些表现就是非语言方式的交际, 而在社会的交往过程中, 人们处理空间和时间的方式同样也属于非语言的交流。
文化对于这种非语言的交流影响也是相当的大, 比如说, 在有些文化圈子里, 大家普遍认为点头代表同意, 而摇头就代表否定, 但这是某一个特定文化圈子里认可的标准。在希腊、新西兰还有澳大利亚的毛利人生活的地区, 他们所认可的标准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 摇头就代表同意, 而点头才代表否定。因此, 不同的文化对于肢体这样的非语言形式是有着巨大的影响的。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在表达情感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伸舌头再缩回去通常是中国人在自知失礼或是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常用的表示尴尬的方式, 但对于欧洲人来说却是代表着一种侮辱, 甚至是带有蔑视或是挑衅的意思。由此可见, 不同的非语言表达方式只有在有着相同文化涵义的前提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当然, 文化的非语言特征还包括文化设定部分, 这主要是指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和对事物的通常看法。而有着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而不同的文化设定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谈话者之间的言语交际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中国人一直视谦虚为美德, 通常对于赞美或是礼物都会加以推脱或是说“哪里, 哪里”这样的话, 而在同样的情况下欧美人就会欣然接受, 代之以“Thank you”这样的语言。这就是文化设定对语言产生的具体影响。文化设定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会保持一个相当稳定的状态, 但这并不代表文化设定就是一成不变的, 各国人民, 随着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交往的日益增多, 对人们文化设定的变化产生微妙的影响。当然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文化对于语言的影响同样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宗教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 往往与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紧密联系着, 而如果对这一特定的文化系统缺乏相应的认识或是了解, 将会影响对语言的认识理解和运用。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关系, 使它不仅在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时能够反映和传达人们的思想和感情, 同时, 作为承载各类信息的符号系统, 语言也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内容, 才能够在语言中留下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因此语言本身除了受到表达方式和表达种类的限制外, 在很大程度上, 语言也深深地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 纷繁的宗教文化因素也序列其中。
在西方, 宗教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充分渗透到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的方方面面, 从而形成西方社会最主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可以说, 从文学到建筑, 从音乐到美术, 宗教类的艺术作品贯穿到了社会生活中几乎是所有的领域。当然毫无疑问, 作为西方社会的主要语种——现代英语的形成也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英语形成于16、17世纪, 当时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各国的人文主义者以人文精神为武器, 向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发起了挑战, 号召人们要冲破神学思想的禁锢, 要发挥人自身的力量。在这种文化思想的主导和冲击下, 人们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英国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不满意于拉丁语作为学术语言这一状况, 纷纷开始使用英语——中古英语。这种英语是现代英语的前身, 并不规范, 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一些不统一的方言土语。在宗教前提的背景下, 当时英国的学术语言是拉丁语, 而拉丁语也是所谓的正规语言。在这场文化的冲击下, 人文主义学者们开始努力地规范、统一英语, 促进中古英语向现代英语的转化。真正促使现代英语形成的事件就是宗教改革, 正是由于宗教改革这一重要事件, 出现了《钦定圣经译本》这样一部书, 从本质上看, 这部宗教书籍的出版和广泛流传, 进一步地确立了规范而统一的现代英语, 且大大地拓宽了现代英语的适用面。它为英语输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 增添了大量的习语、典故、格言、派生词和外来词等等, 发展、丰富并完善了这一语言。它使英语从不规范的中古英语走向规范的现代英语, 从狭小的文艺学术领域走向社会的各个方面, 从而奠定了现代英语的基础。由此可知, 现代英语的发展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现代英语的形成也与宗教文化和运动密不可分。
《圣经》中的习语鲜明生动, 成为现代英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a mess of pottage (眼前的小利) 和clear as crystal (清楚极了) 这样的习语已经是现代英语口语中的常用习语。来自于宗教文化中的格言和谚语在现代英语中也是广为人知, 还有一些词由原来宗教意义中逐渐派生出了新的含义, 比如purgatory这个词在宗教中指“炼狱”, 而在现代英语中派生出了“暂时的苦难”这样的新含义。英语中很多词的原始意义仅限于宗教范围, 但他们的派生含义现在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广泛应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宗教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信仰, 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伦理观念, 而这样伦理观念是维系一个社会生存的重要基础, 同时也是某些特定文化的核心。宗教文化可以说是底层民族文化的积淀, 因此, 宗教对于深层的语言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文化对语言的本质价值体现
语言除了本身的交际功能以外, 还有着价值方面的体现。而在价值方面的体现依赖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语言与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语言的本质价值的不全面认识制约了对语言文化本身的探讨, 也影响着对语言本身的深入理解和掌握。习惯于某种文化的人往往不会把自己习以为常的行为看做是某些规律所支配下进行的。一种文化观念越是强大, 这种文化符号及其表意功能就越是不为人们所自觉意识到。然而事实上, 社会上的任何一种表达形式和表达的内容, 都是以源于文化的某种集体的规范或是约定俗成的观念为基础的, 也就是表达方式的价值体现。
斯大林曾经说:“语言是工具、武器, 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 达到相互了解。”这样的论断使人们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只注重于文化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影响, 忽略了文化对语言价值体现的影响。撇开语言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关系背景, 语言能力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狭隘的空间。
语言本身是人类储存经验信息和概念的图示, 只有在大文化的背景下, 不独立割裂文化和语言的关系, 从孤立的语言形式研究转向从社会环境中探讨语言的本质价值, 才能较为清楚的将语言融入文化背景中, 从而看到文化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 也是认识语言本质价值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曹青.宗教文化与翻译.浙江大学学报, 1995年03期.
[2]贾永芳.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0年01期.
[3]曾利娟.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 2001年05期.
[4]七一初.非言语交际简述[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01期.
[5]杨华.英汉身势语文化内涵对比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 2002年06期.
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 篇7
对外汉语的教学，离开文化的讲解是不完整的。语言学习和文化理解，相辅相成。经朋友介绍，得到一本好书《教汉语，教文化》。作者柯雪润教授是波特兰州立大学中国人类文化学与国际研究的知名学者。柯教授在中国的多个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生活过。40多年來一直从事汉语普通话教学和客家话的研究。2004年至2006年，在富布赖特基金的支持下，柯教授对7个K-8汉语普通话项目中进行了中国文化教学法的研究。《教汉语，教文化》这本书主要讲解美国幼儿园到八年级汉语教学以及文化课程设计的内容。通过一年的美国教学观察，我对汉语教学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疑惑。带着这样的一些疑惑，我希望能在书中得到答案，得到更快的成长。
从柯教授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教学是学习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汉语教学中不易形成统一教学体系的教学部分。文化教学会因教师的专业素养不同，而产生不同教学效果。在柯教授走访调查的中国和北美各处的学校中，他发现目前各地的文化教学有三个共同的特点：（1）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有具体的教学纲领。柯教授的调查显示各地的汉语教学都相当重视文化的教学和渗透，有具体的教学纲领。大部分学校都将文化课程的内容设定在历史，艺术和传统方面，每个年级都有指定的话题和内容。语言教学的老师都是绞尽脑汁的设计各种文化活动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引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但这些课程大多处于初级阶段，课程开发和教材资源的开发还不完善。针对低幼的语言文化教材是相当匮乏的（2）通过语言课来进行文化内容的教学与练习。我个人也有同感，目前的文化教学都主要渗透于语言教学中。通过语言的学习了解文化，深刻并掌握语言知识。但学生的年级不同，对汉语听说读写各方面能力的要求也不同。（3）以汉语为母语的老师将其自身的文化视角引入课堂。但各地的文化教学效果会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老师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对文化知识见解不同，教学的方式和视角也有所不同。所以文化教学就没有一个客观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考察。所以教师将自身文化视角引入汉语课堂，文化知识的学习又是个无法考量的部分。
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的核心。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柯教授的书中了解到，学生往往对中国文化课很感兴趣。部分原因是在这些课程中有很多活动是要求学生动手参与的活动，课堂气氛比较轻松。作为我们汉语教学的老师，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要有足够的认识。让学生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使用汉语，要着重考虑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选择与学生年龄相当的文化材料和资源。端正他们的学习态度，让文化自然而然的融入他们的观念。让学生在交流中意识到并自觉地比较文化差异，从而进行文化转换。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语言学得越多，需要的相应文化知识也越多，否则就会像机器人，可以说话，但不能理解对方所说的内容。因为我们是在用情感的交流与人打交道。所以我们的汉语老师要引导学生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对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够在交流的时候转换到对应的语言和文化元素。正如柯教授重点强调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中核心和最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语言教学如果没有融入文化元素，会显得枯燥乏味不生动，没有依据。了解并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深入了解和懂得该门语言的文化。这样才能在运用语言的同时理解对方的心情和交流的背景。我们的学生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学习汉语，我们就必须选用他们最感兴趣的文化内容去引导他们的学习。柯教授提到另一种文化常识和技能是，学生要学会听取语言中潜在的社会和文化信息。例如很多外国朋友都很感兴趣的“意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里，该词便有不同的意思。在文化内容方面，学生要对中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有基本的了解。
在幼儿园到八年级的汉语教学指导性提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柯教授在每一章的开始，都认真探究这一阶段儿童的生理及心理特征，遵从儿童认知的发展规律。根据儿童不同阶段的特征来制定和设置学习的文化内容，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参与文化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理解中国文化，学会中国的思维方式。低龄儿童在教室里集中精力注意并跟随老师教学的时间较短，但是孩子们较成人来说会更大胆的运用语言。所以柯教授提到的文化教学的第三个共同特点相当重要。教师的个人专业素养在汉语教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老师不仅要知识丰富，能够同情，理解学生，还要懂得与学生一起协作配合，善于分享观点也善于听取学生的想法。柯老师确定了每个年龄段应该达到怎样的语言及文化理解水平，然后逐步确立每个年级的教学内容，以帮助学生达到这个水平。柯老师强调孩子的文化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熏陶。所以老师们在教授低年级的孩子时一定要保持一颗童心，从孩子的视角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挫折或是挑战。柯教授把三种文化类型生动的融入到行为文化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阅读者，我都能感受到课堂设计的趣味和引人入胜。例如对低年级的孩子进行教学，柯教授让孩子们多动嘴，通过教室里的图片和挂图让孩子看图进行口语练习，产生印象记忆。然后让孩子们动手，锻炼手眼脑的协调，刺激眼睛和脑部的记忆。教师可以组织各种活动让学生走进中国城，感受中餐，学会用筷子，学会包饺子。可以让家长一起参与到活动中。 喝一碗家长们提供的食材，做的蘑菇汤；一起揉揉捏捏面团学做饺子；一起围着小碗用筷子夹豆子……这样的活动能让孩子和家长们体会一个鲜活的中国文化。例如书中提到的教师节。
回顾本文，大量笔墨笔者为我们理清教学思路，为我们如何将信息文化，行为文化融入文化教学，提供了很多的指导和范例，还列举出中国各种大小节庆的活动表，以及幼儿园到八年级的主题教育内容。这位我们每一个汉语教学的老师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教学参考，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思路引导下，可以再融入自己的思考和教学方式。这是汉语教学的一个接力活动。相信在这样的基础和启发下我们对汉语教学有更多地思考。
教学不能仅仅停留于知识的传递，如果文化教学刻板化，只会让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文化活动不仅是教学的一部分还是师生情感和情感产生和传递的过程。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并参加一系列的讨论。在无形的了解和参与中学生会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一种理解和认同，记忆和情感，这对孩子们未来学习汉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是知识的基础还有情感的基础。
语言与文化相关论文 篇8
关 键 词：社会转型 文化危机 文化自觉 文化重建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论文下载
作者简介：李西泽，河南固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
崔丽娜，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性与公共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批准号：11XZX001)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2XNH192）的初步成果。
在历史长河里，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663-664同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文化“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2]460而作为构成一个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亦有其发生、发展、繁荣、危机、衰退、消亡的过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风险社会的多维时空架构中，文化愈益成为凝聚民族精神、汇聚民族共识的纽带，是标识不同个体的社会心理基因和展示不同个体身份基质的社会遗传密码。一定时期的文化，在其生成过程中，是与构成该文化成长的社会建制、经济环境、文明传承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在文化成长过程中，文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高峰，也有低谷，其间也伴随着文化自身的危机。当文化处于危机时，我们应理性分析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廓清文化危机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危害；并有效整饬危机中的有益因子，合理、审慎地应对文化危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为新一轮的文化重建寻求出路，使文化薪火相传，血脉赓续，泽被久远。
一
后工业社会的悄然来临，使“危机”成为一个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又难以割舍的语汇；名目各异的“危机”似乎与风险重生的后现代社会有着不解之缘。而文化危机便是诸多“危机”中的一种。在正确厘定“文化危机”的意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的本质做一详细澄清。文化通常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意义域上使用，广义的文化即为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而狭义的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3]503亦是指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组成的观念形态。”[2]460在本文中，笔者在狭义上谈及文化——认为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在廓清文化危机之基本含义时，我们应该把其放在大的社会生产的宏阔视域下予以考量。据此，我们认为，“文化危机是社会危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或方面，文化危机的根源在深层次上同样来源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尖锐化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反映与表现。”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实践中，具而言之，“文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原有的文化系统与文化价值观念不适应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与生活变化的要求，人们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实践的变化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与对立，从而使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精神上陷入困惑与迷茫，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与丧失信心，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延续受到威胁与挑战的一种表现。”[4]14欲透视文化危机的本质，就应跳出就文化言说文化的藩篱，从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建制、生态发展等社会有机体的大视野下，来审度文化危机的相关问题。
单纯论及“危机”，指“危险的根由；严重困难的关头。”[5]1412就文化危机而言，即指文化在发展中其自身所处的一种主体价值弱化、濒临消解边缘、遭遇难以克服的挑战和经受不可逆转境地之状态。综览人类煌煌文化史，任何一种文化的嬗变、跃迁、颓败、衰亡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有着很深的缠结。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6]335据此，在厘清文化危机原因时，我们必须把视野嵌入文化所生长的社会大背景下。一般而言，任何危机的产生，都蕴含着一定的矛盾，都是矛盾在产生和解决中熵的释放表征——危机根源于事物自身的矛盾，有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也有来自于事物外部的矛盾，但主要是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即使受到事物外部相关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但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因素而起作用。危机来源于事物自身各相关因素间的冲突与对立，“从可能性上看，一切事物与现象中都存在着产生危机的风险。然而，也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矛盾与冲突都会导致危机，一般来说，只有当事物与现象中存在的各种内、外部矛盾与冲突达到极其严重，陷入难于缓解，无法妥协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危机。”[4]14回望中国文化史，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危机，皆发端于当时的社会危机——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发生了裂变。如春秋末期，在奴隶社会内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诸侯力量增强，周王室式微，倚靠周天子权威建立的井田制也颓然退出历史舞台。春秋末期，诸侯不朝且云合雾集，竞相争霸，以致“礼崩乐坏”，使“制礼作乐”①和“尊礼文化”②的周朝宗法文化危机重重，几近走到历史的尽头。在世界文化史上，与古希腊文化比肩的罗马文化，在尚未步入文明之境的日耳曼蛮族的铁蹄蹂躏下，随着公元前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罗马文化遭受了致命的重击，陷入深重危机中，“蛮族人的到来意味着古典文明的破坏和践踏，他们看重的是土地和人口，罗马帝国的那一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对他们没有多少价值……一切有形的罗马帝国文化产品都遭到蔑视和践踏。”[7]48且罗马“文明中的城市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准，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准都下降到了一个极其地下的水平，文明出现了倒退。
正如一个复杂事物自身蕴含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样，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一定时空场域中人们的实践方式经由历史的沉淀形成一些较为固定的惯习和行为模式，当这些惯习或行为模式一度升格为一定历史时空中的行为范导时，映现在文化层面，就促成了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形成。在主导性文化模式形成之初，该文化模式一度在社会生产层面和社会建制及社会风尚的引领上都会彰显其正向价值。但随着时间推移，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一步步的保守、凝固、超稳定、疲软和乏力中失去自身的优势，并成为文化本身“自净”和发展的桎梏——往往成为新的文化危机之始因。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发展历程即为明证——文艺复兴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逐渐成为西方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在高扬理性主义的巨麾下，人的主体创造性得以近乎完美的彰显，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社会人们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充分昭示了文化发展和繁盛对当时欧洲社会乃至西方世界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后续发展中，技术理性主义开始膨胀、肆虐，在单向度的技术霸权宰制下，异化使人的主体性价值渐趋弱化和消解，“现代技术就不再是某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取舍的、现成的和中性的工具，它正在成为一种渗透和扩展到人之生活的所有领域，自律地和失控地运转的独立的力量，并且还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社会力量失控发展。”［9］99如此一来，“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开始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超人的力量，并导致了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文化活动转变为商品化的以消遣和操纵为宗旨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工业’。”［9］87在物欲的扩张下，价值的失落、对自然资源的大肆劫掠和日常事务中人际关系渐趋物化、商品化，显现出人性的冷漠，“人们对支配物的追求意志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自我也越迷惘，内在的灵性也越少。”[10]7理性主义文化原有的崇尚人文、浓聚温情、彰显人性的文化禀赋随着“理性的失落”慢慢消失殆尽。在中国，至战国以来的以“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11]89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尤其是晚清以来），这种文化模式蕴含着深深的危机：文化自身的除旧能力弱化和布新功能锐减，已与当时的以新科技革命为经济基石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世界大势渐行渐远，在统治者继续闭关锁国和“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伴随着近代以来以民族危机为主导的社会危机，民族文化也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而不能有效的自觉。
当然，在厘清文化危机的诸多原因时，我们要分清哪些因素是引发文化危机的外部因素、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防止将某些因素无限放大乃至扩大化的倾向。如其他论者所言，引发文化危机的原因还有：文化自身反文化因素的嚣张③、以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为主的生活方式的危机④、文化自身的衰败⑤等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有效运转都是在多维支持系统的“合力”下得以进行的，文化亦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不同历史时期引发文化危机的原因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并应有针对性地找出危机带来的危害和发掘其应对之策。
二
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任何危机的发生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震动、混乱乃至颠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皆概莫能外。作为人类精神生产之大成的文化，属于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对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生活以及由大众认知、社会习俗及道德风尚所形成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一种撕割、断裂、注销感；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文化心理基座，进一步放大文化危机的社会扩张效应，致使社会信仰坍塌、规则失序、公众焦虑重重、恐惧感倍增。
在文化危机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它使人们精神迷失与心灵遭受重创——直接威胁到传统文化的存续抑或废止，最明显的表征是原有传统文化的血脉萎缩，以至“礼崩乐坏”。当文化危机来临时，处于原来文化系统里的文化精英们（即原有传统文化守护者），其所经受的创伤与打击通常是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因为既有文化系统的崩溃，无异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文化脐带断裂、精神家园丧失。作为文化精英中的人们，当其精神与灵魂无处可依，做孤魂野鬼式的无根飘荡时，迷茫、无助、彷徨乃至绝望之情会抓挠着他们的心绪，且一旦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丧失信心时，原有文化的守护者极易为既有文化体系的湮灭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清末明初，某些或美曰为有气节，或贬曰为冥顽的士大夫，甚至像王国维那样的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现象，便是旧文化的守护与守望者受到重创的典型表现。”[4]15-16文化危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冲撞、挑战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社会普通大众来说尤为如此！文化危机期，由于人们原有的文化观念“分崩离析”且与新的社会实践发生严重冲突，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主体的新的文化观念仍未产生，或即使产生但尚未被人们所广泛认同与接受——在新旧文化观和价值观处于胶着、接榫、耦合、交替时，社会民众往往处于文化观上的“断奶期”和价值观上的“失恋期”，产生无所适从、无家可归之感。人们踯躅独行于价值观失序和文化观颓败的心灵沙漠上而难以自拔，社会民众在苦苦追索中，跋涉于重建属于自己精神家园的漫漫征途！
当文化危机到来时，因原有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和价值观处于裂变、弱化、消遁中而新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发轫、磨合、孕育中，这时，整个社会因缺少主体文化精神的认同、协调、凝聚的聚合力和加固力而映射在社会层面就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失序：规则践踏、道德失范、信仰沦丧。这充分显示了文化是社会遗传的一种形式的功能。当然，因为文化危机而引发社会整体失序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常见的，而且是与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形态变更有内在的某种契合度。在春秋末期，周礼文化之要旨的“纳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⑥的礼制文化的危机，在周天子权威失坠的同时，诸侯蜂起，中原逐鹿。据《史记》记载，春秋3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在新的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尚未形成之际，文化的聚拢力处于游离状态，社会大环境无序，征战频仍。在战国250余年间，有记载的大小战争220多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篓上》）进一步确证了文化危机中社会价值观失序状态下，文化聚合力对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无形的影响。在古罗马帝国后期，罗马文化所内蕴的: 质朴务实、融会变通、统一综合⑦的创造性特征逐渐被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⑧观念所裹挟，“伟大属于罗马”的厚重辉煌的罗马文化面临着危机。当然，这里的罗马文化危机也是与帝国后期积重难返的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结，但罗马后期的昔日希腊、罗马“较为理性化的思想则受到否定”[12]294可以看作是罗马文化危机的重要症候，在蛮族铁骑的入侵下，昔日盛极一时的罗马文化连同帝国的灭亡，已成明日黄花湮灭在人类历史的尘埃中。
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后现代的当下，文化危机之影响面已超越国界，文化危机易产生“蝴蝶效应”。在现代性大幕下，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使人们在追逐日益丰盛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声色各异的消费动机使人们满足于角力日常生活的感受体验与感官期待，并使“这种期待已经转化为普遍的‘应享意识’,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场不断高涨的应享革命。”[13]69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在“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的地位和我们理想的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14]58同时，因由“人的无限的强烈的愿望在人的有限的可能性面前成为泡影。”[15]427在欲望膨胀、异化凸显的境遇下，在“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的挤压中，我们却被重重的焦虑所裹挟、簇拥——日常生活之丰富的多维向度却被日益窄化的算计思维和效益最大化的功利原则淹没、切割、宰制——文化自身内蕴的真、善、美的价值旨归则渐趋弱化，推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实践者的主体认知感和主体意识却处于缺场的境地——人们的躯体游走于日益丰腴的物质文明的大道上，而灵魂却踽踽独行在精神文化的荒漠中寻找心灵的栖居、皈依之所！在全球化场景中，文化软实力往往在以经济和军事为主的硬实力的掣肘下成为西方某些大国推行其意识形态和输出其主流价值观的便道。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普世（适）价值”的争论，就是西方大国将区域性的一己文化模式和价值规范扩展为在世界上通行和遵从的思想文化圭臬，成为新的极权主义的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施行者与推动者。这与摒弃同质化、秉承文化多元、相互鉴借、互相尊重、深入对话，以促进人类文化根基共同繁盛的大势相悖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