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翻译

时代翻译（精选8篇）

时代翻译 篇1

英语翻译：谈信息时代的翻译

一、不译则亡

翻译是国际间理解的钥匙，据说，西欧的文明归功于翻译者（据L.G.凯里，1979），可见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在未来的世界里，也许一个文化族群的存亡就取决于一个词的及时而准确的翻译，因此，有人惊呼“不译则亡”(Translate or die.)。(Engle andEngle 1985:2)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平常很少为公众所了解，只有当交际的失败造成罢工、秩序混乱、法律问题或致命的事故，有时甚至是战争，公众才去加以注意。1970 年，有几个美国人吃了一种有毒的蘑菇，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救治，数日之内便有两人死亡。一位药剂师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对此事的报道，他知道有一种治疗方法在 1959 年曾成功地得到运用，并于 1963 年公诸于世。为什么事隔 7 年之后，美国医生竟然不知道呢？估计是由于治疗方法的报告仅仅发表在欧洲大陆的各种语言杂志而非英语杂志上。（据D.A.E.谢泼德，1973）这个例子说明没有及时、正确的翻译将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

中华民族要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了解世界，同时让世界了解自己。要让国人了解世界就需要将外文信息转换成中文，要让世界了解自己则需要将中文信息转换成外文。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进行。

二、文化全球化对翻译的影响

数字革命带来的新型电子通讯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人们将互相促进发展丰富多采的文化，在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世界文化将走向全球化。可以说文化全球化是人类不同文化群体互相包容吸收，互相理解认同的过程，同时也给翻译跨越文化障碍造成极大的方便。过去我们讨论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比较多，Andre Lefevere 说根据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凡是陌生的，不同的，或‘别人的’都应归化到译入语和译入语文化中去，以使译入语读者能马上理解。”（Whatever is strange, different, or “other” has to be naturalized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and culture, so that it is immediately understandable.《外语与翻译》1996, 3）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换个视角，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不是将外来文化归化。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以某一种文化统一天下，每一种文化都应该能包容天下，而不是包打天下。我认为解释性翻译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它既可以保存源语文化的独特性，又可以让译入语读者理解外来的文化，从而增进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的相互理解。我们当然不可能对所有有文化内涵的词语都用解释性的翻译，但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独特性，促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理解则是翻译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三、英汉语言混用问题

新技术使计算机大幅度降价，计算机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信息高速公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随着新型电子通讯的发展，地球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小村庄。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村庄”看作一个并合地区(convergence area)，那么对于产生语言的混用现象就不会觉得奇怪。根据《语言和语言学词典》，“并合地区”是指“一个语言集团(Speech community)和另一种相邻语言接触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中，经常性的语言接触会产生混合语言、双语现象，并发生语言演变。”造成双语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政治、军事、宗教、文化、教育等方

面的原因。但就目前的英汉语言混用现象而言，主要还是由于英语在全世界普及造成的。在国际交往中唯有英语超过其它任何语言，成为最常用的工作和交际语言。据语言专家估计，到本世纪末，会使用英语的人口将超过 15 亿，除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外全球将有10 多亿人会熟练使用英语。据统计，全球四分之三的信件是用英文写成的，因特网上 80％ 的电子信函是用英文写成的。由于英语在信息交流中的强大优势，近年出现了不经翻译直接吸收英文术语的现象。现在随便翻开《光明日报》的计算机周刊，常常可以看到 internet、Windows、homepage、web、Dos、KV300、UCDOS 等计算机术语混用在汉语当中。除了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文本中有英汉混用现象外，在其它方面也出现了英汉混用现象。吴仪部长在电视采访中就直接用英语讲 APEC 而不是讲“亚太经合组织”，中央台广播员直接用英语讲 CCTV，NBA，MTV 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就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也已经收入“卡拉 OK” 这样英汉混用的词条。美国畅销书 FIT FOR LIFE 在香港译成中文时，题目也译成英汉混用的《 FIT 一世》。尽管《光明日报》后来也公布了internet 的标准译名为“因特网”，但该报文章中仍然经常直接用 internet。混用语言有的是自身选择，有的是被迫的，目前这种状况应该是自身选择的结果吧。

应该承认这种直接借用英文原文的方法，有它的可取之处。第一，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没有时间去逐一考虑每个术语既对等又巧妙的译名。直接用原文比较省时。第二，用原文可以避免误解。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有时不同的译者对同一个术语有不同的译法，如果不看原文就会被那些术语搞糊涂了。葛传规先生编的《英语惯用法词典》中所有的语法术语都是用英文，吕叔湘先生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中连“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文化”(culture)这样的术语都注上英文，足见两位先生治学之严谨。现在港、台及海外其它地区的华人所采取的译名往往与大陆有很大的差别，比如AIDS，大陆译为“艾滋病”，而港、台译为“爱死病”，有了原文就可避免误会。第三，用原文可以将在汉语中一时找不到对等译名的概念直接引进来。包容吸收其它民族的语言是对本民族语言的丰富和发展，英语本身就是各民族语言的大熔炉，它广泛地向其它语言直接借用了大量的词汇。象ai-hua（白话）、wok（锅）、wonton（馄饨）等汉语词汇都已直接进入英语。正是英语词汇的这种世界性，才使它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而且英语离开英国本土后就再也不是英国人的专利了，它和新技术一样可以被其它民族所利用，成为信息交流的载体。实际上用直接借用的方法不但丰富了本民族的语言，而且使本民族的语言更容易与其它民族的语言接轨，从而更方便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直接借用的词可能一开始会比较陌生，甚至难以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接受的。用惯汉语数目字的人刚接触阿拉伯数字时一定很不习惯，可是现在汉语已经完全接受了阿拉伯数字。十几年前，有人说“的士”、“巴士”、“打的”等港、台词汇不中不洋，不伦不类，可是现在这些词都已收入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了。

时代翻译 篇2

1 中国佛经翻译及思想

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中国的译经事业起源于东汉, 发展于六朝, 大盛于隋唐年间。此阶段的佛经翻译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

在佛学翻译史上涌现过许多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其中, 支谦、道安等人是佛经翻译的杰出代表。

支谦的《法句经序》是现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其中提出了“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晋、前秦时,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 最有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北朝末年及隋初, 彦琮著的《辨证论》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 他主张译经应坚持忠实第一, 提出“宁贵朴而近理, 不用巧而背源”。唐代僧人玄奘, 是译经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 他的翻译指导原则是:“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

2 科技翻译及思想

科技翻译时期始于明末清初, 这一时期西方的耶稣会采用“学术传教”的方针, 通过大量翻译活动, 扩大其影响, 提高天主教的地位。他们的翻译活动, 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科学文化交流。 (陈福康, 2000) 这段时期, 一批中国学者也积极参与西方文化的传介工作, 与来华传教士共同推进了自佛经翻译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 希望以此将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以最快的速度为中国人所用, 从而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在此时期,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被誉为中国“科学始祖”的徐光启, 主要向耶稣教会人士学习科技知识, 并开始从事翻译活动, 他译书的目的是“裨益民用”。他与利马窦合译的《几何原本》拉开了中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爱国科学家李之藻、杨廷筠也一致认为为了使祖国强大, 必须将国外的先进东西抓紧翻译过来, 他们在介绍西方科学和提高中国科学水平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3 西学翻译及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面对民族危亡, 图自强, 谋复兴, 共赴救亡图存大业, 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培养早期科学人才, 在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 使中国近代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王秉钦, 2004) 晚清的“西学东渐”,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3.1 第一阶段:洋务时期的翻译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 帝国主义强盗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 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各列强国家的入侵, 西方各色各样的思想文化潮流大量涌入;为了救国保种, 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当时许多译者认为学到西方坚船利炮之技艺, 就能“师夷长技以制夷”, 于是翻译了大批科学技术书籍, 并且还创设了外语与科学技术兼学的近代学堂和翻译机构, 培养了一批科技翻译家, 客观上推动了清末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魏源、林则徐和冯桂芬等人。魏源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之一, 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而他所认识的“夷之长技”, 即所谓的西方“技艺”。1861年, 冯桂芬撰写的一篇《采西学议》提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等, 皆得格物至理”, 而算学是西学的基础。这后来成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之文化主张的起源。

3.2 第二阶段:维新时期的翻译

这一时期, 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 并不全在于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 主要在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于是, 他们便对西方政治、法律等方面开始感兴趣, 并着手翻译此类图书, 为的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 服务于当日维新变法的宣传。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

维新派领袖人物中对翻译问题论述最多, 最有影响的, 当推梁启超。梁氏关于翻译问题的著名思想有 (1) 关于“翻译强国”的思想。 (2) 提出译文应该以广大读者读懂的文体为准, 即所谓的通俗文体。 (3) 首次提倡翻译西洋文学, 也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概念。

严复是中国最杰出的译学理论家。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信”指写文章以真实可信为本;“达”即说话写文章要通顺;关于“雅”的论述, 则颇有非议, 人们常理解为“尔雅、文采”, 要讲究“修辞”, 要有“文”以期“行之远”。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及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高擎“科学”和“民主”两面思想文化旗帜, 用科学和民主“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形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 (王秉钦, 2004) 这一时期以文学翻译为主, 目的在通过外来文学的翻译, 启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鲁迅、郭沫若、巴金、瞿秋白等。以下着重探讨鲁迅、郭沫若的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 也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杰出的开拓者和翻译家。他对翻译的论述主要涉及到翻译的目的和宗旨、翻译的言语和句法以及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等。在翻译原则上他主张译文要尽量忠于原文, 以信为主, 以顺为辅。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卓越的诗人和戏剧家, 同时也是伟大的翻译家。在翻译原则上, 他一直主张以严复的“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 并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的说法。

4 新中国翻译及思想

这一时期的翻译分为两个阶段。

5.1 第一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 百业待兴, 翻译工作自然是其中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这一时期的翻译内容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这就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大量国外有价值的文化、技术信息, 以此推动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建设。

这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翻译家, 如茅盾、傅雷、钱钟书等。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翻译原则上赞成“直译”, 同时又强调保持原作的“神韵”。傅雷是我国现代卓越的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 他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点。钱钟书是一位高才博学的文学家、文论家, 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化境”论, 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翻译思想。

5.2 第二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日益频繁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 促进了翻译事业的新繁荣;外国翻译理论的引进, 推动了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发展, 迎来了新中国第二此翻译高潮。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王佐良、许渊冲, 叶君健等人。这里着重探讨许渊冲的翻译思想。

许渊冲是一位实践与理论并重的翻译家。其翻译思想的核心是重实践、重创造、重艺术。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 许氏提出了“美化之艺术”五字经, 其意是:“美”指意美、音美、形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艺术”指“从信所欲而不逾矩”。 (王秉钦, 2004)

5结语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传播教义, 控制人民, 维护统治阶级。这一时期出现了翻译史上最早的“文质之争”。明清之际的徐光启等人, 开始涉足科技翻译领域, 并忧患中国的积弱, 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 以求最后“超胜”。晚清时魏源、林则徐等人为了救国保种, 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 翻译了大量西方的科学书籍。19世纪70年代, 一批译者将翻译的重点转向社会科学领域。之后, 各学科译书数量增加, 多种译论风起。“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我国文学翻译事业进入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时的文学翻译在思想内容上显示出彻底反封建的角色, 并在翻译理论上呈现出“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新局面。随后, 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 使中国翻译进入了又一个繁荣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家实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忠实与创新、传统思想与现代观念的统一, 他们的翻译理论是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主流。

摘要：纵观中国翻译史, 中国的翻译活动历经了几个阶段, 从早期的佛经翻译, 到科技翻译, 再到近代的社会科学及文学翻译, 每个阶段都是译者契合中国当时社会背景所做的探索, 体现了译者的时代觉悟, 并留下了宝贵的翻译思想, 对译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译者,翻译思想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修订本)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怀念翻译的“大师时代” 篇3

由于近代以来的文化弱势地位，中国成了欧美文化的输入国，因而也成为了翻译大国。“五四”与“文革”的结束，分别造就了中国百年来两次图书翻译出版的高峰，而后一次的译著繁荣，则一直延至今日，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常态。

然而，翻译出版的繁荣却与译文的质量呈反比发展，对翻译质量的质疑和批评，也日益高涨。我们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来自读者，学术界，甚至原作者对译文质量的抱怨。

很多读者开始怀念以前的老翻译家，如傅雷、叶君健、朱生豪、董乐山等。最近一些文学翻译奖项评比中，基本还是一些老翻译家的作品得到肯定，比如田德望。而最近公布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三项翻译奖均告空缺。有人认为现在中青年翻译家中，已不可能再有大师出现。

老翻译家的优势在哪儿？中青年翻译家为什么屡遭非议？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再出现翻译大师吗？

老翻译家好在哪儿

汉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有新旧多种译本。但公认最出色的还是解放前偏居江南、默默无闻、英年早逝的朱生豪的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黄雨石曾回忆说，解放后该社一度打算抛弃朱生豪的散文体译本，另外组织人以诗体来翻译莎士比亚。后几经比对，终为朱译水平之高所折服，于是保留了朱译，只是找人重新做了一番校订。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苏福忠在去年7月份的《读书》杂志上撰文说：“朱生豪的译文是金子，货真价实，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被淘汰。”苏福忠对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发现“较之所有别的译本，朱译莎剧的词汇量是最大的，这与莎剧中独一无二的大词汇量十分吻合。”

他介绍说：“生于1912年的朱生豪赶上汉语白话文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他的家庭出身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新文化运动又使他的白话文得到充分的发展。”

莎翁笔下的人物，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他译出了汉语版莎剧的风格，那便是口语化的文体。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文体，剧中角色不管身份如何，都能让他们声如其人。”苏福忠说，“要知道，能够熟练地富于创造性地驾驭口语，是运用语言的最高境界。朱译莎剧在解放后没有被淘汰，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了白话文更加大众化(即口语化)的趋势。”

半个多世纪之后，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仍然保持着青春，他也是老一辈翻译家的代表，热爱所从事的翻译事业，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学养深厚，不惧辛劳，务求完美。他对翻译工作的态度，与他的译文一样，都是后辈的楷模。

很多人认为，抛开学识与工作态度的不说，老翻译家与今天的译手的主要区别，不在外语水平的高下，而在中文功底。以前很多著名的老翻译家，外语专业出身的并不太多，有些人原本就是作家、学者，如冰心、杨绛、费孝通，只是因为在“文革”期间被剥夺了写作与研究的权利，才半路出家，埋头搞起了翻译。

老翻译家刘戊荪有一次去南京讲学时说，目前想从事翻译的年轻人，中文功底一般都比较差。他说，我们怀念老一辈翻译大师，是对他们高超的西学素养和文学素养的怀念，而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普遍缺乏。

其实，译文的优劣，往往都在中文水平的差异。道理很简单，读得懂外语，如果不能用中文很好地表达出来，即是翻译的失败，也难脱其匠人身份。

中国还需要翻译大师吗？

可是，读者津津乐道的老一辈翻译大师大多都已故去，目前仍然在世的也年事已高，而外文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不仅仍在继续，而且更为繁盛。今天还会出现新一代的翻译大师吗？我们还需要优秀的翻译家吗？

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捷克小说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精品集，由捷克文学学者刘星灿等几位“或奔七旬或过八旬的老眼昏花的人”(刘星灿自语)翻译。译文雅致、优美而传神，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中文版也采用了他们的译本。但是，刘星灿等人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组已经解散数年，据说其中一位译者，还远居美国，不会用电脑，译稿全靠手写，再复印一份自留，原稿托人坐飞机捎带回国交给编辑。捷克语的翻译已有“断代”之险，过些年，再要找这样好的捷克语译者，恐怕会很困难了。

面临着更大的成本压力、盗版压力，以及宣传周期的压力。赶时间译，抢进度出，译文质量便很难得到保证。

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近70万字，从英文版出版到中文版上市，仅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其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而此书其他语种译本的上市时间，都要比中文版晚上数月甚至一年。例如，日文版2004年9月出版，在英文原著出版后一年零两个月。贝克汉姆自传《我的立场》中文译本，甚至一度引起了英国多家媒体的质疑。而此书的初译本仅用了一个礼拜，译校者却有12人之多。

找几个甚至十几个译者，分章合译，也许畅销书这样翻译尚可，但是这种赶工期的风气，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蔓延到了纯文学著作，甚至学术图书领域。每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一颁布，国内出版界立即掀起版权抢购风潮，之后，照例是赶译抢出。南非作家库切2003年10月获奖，转年4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一套五本的《库切小说文库》已经上市。去年10月，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今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已有数本耶氏作品热气腾腾地出炉了。

老版本的译著，常常能在译者署名的后面，看到校订者的名字。但是现在，译著扉页上“校订”的字样越来越少，几近绝灭。原因当然是降低成本，缩短出版周期。

而当前译著出版急功近利的行为，远非仓促翻译一种。有些劣行之烈，已经开始让人怀疑出版界某些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诸如某些译者或编辑，托人从港台买来繁体中文译本，自己连译带抄之后，便以自己的新译出版。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译者却绝口不在译序或后记中承认参考了别人的译文。

谁炮制了外语的匠人

现在很多翻译人才因为经济收入等原因，选择进入了外企，或者做口译，而不愿从事笔译。“这是市场之手控制的结果，翻译又不被看重——在高校，文学翻译是不算科技成果的——所以很少有人去做。”法语文学翻译家，上海译文版米兰·昆德拉作品的译者许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如我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天翻译两千字，按字数算，只有一百多块钱，可是我随便在学校上一个小时课，就有一百五到两百块的收入。我的学生在外面做口译，一天收入可达八百到一千二。所以说，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说，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搞文学翻译了，只有那些真心喜欢翻译的人还在做。”

许钧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培养一种翻译的环境，提供一种翻译条件，造就一种翻译人才培养机制，让这个事业得以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曾出台过一个《翻译服务规范》，近来，又有机构专门为此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格的考试，希望以此控制翻译质量，遏制当前烂译充斥的局面。但是，有专家认为，颁布质量标准和推行考试制度，或许能对某些行业——如导游，口译、同传等，起到些许作用，对提高图书翻译，特别是文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水平，却未必能够见效。

时代翻译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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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名的来源或地名研究(Toponymy)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历史语言学家对地名的来源作了相当的研究。美国内务部曾汇集了一批能干的语言学家，成立了专门机构，其任务是对美国的地名来源进行研究，给以准确的解释。

在美国的地名中，一半以上始源于印第安语。其余的始源于欧洲，如纪念皇帝皇后，或某一特殊地区，还有是为纪念历史重要人物及记载历史活动的。

由于语言和文化是休戚相关的，人们通过研究地名的始源，可以了解关于这个国家的背景。历史活动，甚至价值观。

笔者从不同的资料汇集了美国洲名的来源，供学习研究英语、美国历史与文化的人们参考。

ALABAMA（阿拉巴马）：来源于巧克陶印第安语，意思是 “thicket-clearers” 或者 “vegetation-gatherers”，“拓荒者”或者“打草人”。

AlASKA（阿拉斯加）:来源于阿留申语，意思是“great land”或“that which the seas breaks against”，“伟大的土地”或“分割海的地方”。

ARIZONA（亚利桑那）：来源于印第安语 “Arimnac”，意思是“hule spring”，“小泉水”。

ARKANSAS（阿肯色）：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a breeze near the ground”，“靠近地面的微风”。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来源于法语 “Califerne”，是一部11世纪法国史诗中所想象的地方。

COLORADO（科罗拉多）：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ruddy”或“red”，“红色的”。

CONNETICUT（康涅狄格）：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beside the long tidal river”, “在长长的潮河旁”。

DELAWARE（德拉华）：纪念托马斯·魏斯特爵士“Sir Thomas West, Lord De La Warr”，德拉华河和德拉华湾也以此命名。

FRORIDA（佛罗里达）：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feast flowers(Easter)”，“花的节日”，即复活节。

GEORGIA（乔治亚）：纪念英国的乔治二世皇帝。In honor of George II of England.HAWAII（夏威夷）：来源不确定。这个群岛可能是以其发现者夏威夷·罗亚(Hawaii Loa)命名，也可能以传统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家乡Hawaii or Hawaiki命名。

IDAHO（爱达荷）：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em of the mountains”, “山中的宝石”；另一种说法的意思是“Good morning”“早上好”。

ILLINOIS（伊利诺）：来源于印第安语加上法语后缀，意思是“tribe of superior men”，“贵人的土地”。

INDIANA（印第安纳）：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land of Indians”，“印第安人的土地”。

IOWA（依阿华）：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the beatiful land”，“这块美丽的地方”，另一种说法是“the sleepy ones”，“爱睡觉的人们”。KANSAS（堪萨斯）：来源于苏族印第安语，意思是“people of the south wind”, “南风的人们”。

KENTUCKY（肯塔基）：来源于易洛魁印第安语“Ken-tah-ten”，意思是“land of tomorrow”or“the dark or bolldy ground”，“希望的土地”，或“黑色的沃上”。

LOUISIANA（路易斯安那）：纪念法国路易十四世皇帝，“In honor of Louis XIV fo France”.MAINE（缅因）：纪念英国查理一世皇后海丽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Queen fo Charles I of England”据说她拥有过法国的缅因省，“Theprovince of Mayne in France” MARYLAND（马里兰）：纪念英国查理一世皇后海丽塔·玛丽“In honor of Henrietta Maria, Queen of Charles I of England”.MASSACHUSETTS（麻萨诸塞）：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mountain place”，“伟大的山地”。

MICHIGAN（密执安）：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lake”or“big water”，“大湖”。

MINNESOTA（明尼苏达）：来源于达科他印第安语，意思是“sky-tinted water”,“天色的水域”。

OHIO（俄亥俄）：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river”，“大河”。

MISSISSIPPI（密西西比）：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father of waters”，“水之父”。

MISSOURI（密苏里）：来源于印第安语, 意思是“town of the Large canoes”，“大独木舟之乡”。MONTANA（蒙大拿）：由J.M.阿西从拉丁词典中选的词，是拉丁化的西班牙语，意思不详。

NEBRASKA（内布拉斯加）：来源于澳托印第安语，意思是“flat water”，“平川之水”。

NEVADA（内华达）：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snow-capped”，“雪山”。

NEW HAMPSHIRE（新罕布什尔）：来源于英国的罕布什尔郡，“Hampshire”。

NEW JERSEY（新泽西）：来源于海峡的泽西岛，“the Channel Isle of Jersey”。

NEW MEXICO（新墨西哥）：来源于墨西哥，“the country of Mexico”。

NEW YORK（纽约）：纪念英国的约克公爵，“In honor of the English Duke of York”。

翻译公司翻译合同 篇5

乙方：_________ 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1条 定义

本合同有关用语的含义如下：

甲方：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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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保证其具有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权利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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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保证译文的着作权人(如甲方不是信息的着作权人)同意其签订和履行本合同并不要求乙方的所有者支付任何费用，乙方可要求许可方就此提供译文的着作权人签署的文件。

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译文的及时性、完整性、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甲方保证乙方使用其译文的信息不构成对第三方任何权利的侵犯，同时甲方保证其签订，履行本合同不构成对第三方的违约或对第三方任何权利的侵犯，亦不会使乙方的所有者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

因甲方提供译文造成的对任何第三方的侵权，包括但不限于侵犯第三方的着作权，由甲方负责解决。

第7条 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为_________，即自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起至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合同到期后自行终止。

第8条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不适当，不及时履行本合同，另外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按约定履行本合同或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对方赔偿相应的损失。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就受不可抗力影响部分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

第9条 保密

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合同的条款的任何内容以及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以及通过签订和履行本合同而获知的对方及对方关联公司的任何信息。

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保密措施。

第10条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本合同双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合同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自然灾害，战争或任何其它类似事件。

出现不可抗力事件时，知情方应及时，充分地向对方以书面形式发通知，并告知对该类事件对本合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

由于以上所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合同的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则双方于彼此间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第11条 争议的解决及适用法律

如双方就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进行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协议的订立，执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国法律。

第12条 其它

(1)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2)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的注解，附件，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双方之间的任何通知均按本协议落款处的联系方式进行，如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应立即通知对方。

(5)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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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日

专业翻译需要熟悉翻译理论 篇6

有人认为只要英语学得好、学得精，不懂翻译理论，照样可以从事专业翻译工作、可以成为翻译家。

365翻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大家都知道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性化。翻译学理论是经过很多学者、译员的工作经验总结而成的。在我们的团队中，也有许多专业翻译人员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摸索难点和总结技巧，不断归纳自己译作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不断提高译文的质量和自己的水平，这就是事实上对翻译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在19世纪末期，我国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就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这可能是最受大家认可的翻译标准了吧。武断的认为不需要了解翻译的理论就可以从事专业翻译，甚至是成为翻译家，是不客观的。

那么从事专业翻译，为何要熟悉翻译理论呢?

第一、帮助启发

前辈总结的翻译技巧、常见错误、基础理论等等，这些都能帮助译员更好的理解学习、少走弯路。

第二、提高自我修养

时代翻译 篇7

1 明确教材服务的对象和培养目标

众所周知, 任何一种书籍都有其服务的对象, 翻译教材也不例外。根据翻译教学服务的对象不同, 以及翻译学习者的能力和水平差异, 翻译教材的内容在设置和编排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同的教学培养目标和不同的教学服务对象应该选用不同的翻译教材。因此, 任何一本翻译教材的编写者首先都要对教材服务对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 然后才能动笔编写, 只有这样翻译教材才会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

目前, 国内市面上的翻译教材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例如, 有综合性基础翻译教材, 以适应高职高专、大学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专业以及大学翻译专业等不同人群的需求;还有实用型翻译教材, 其服务的对象大多是特定领域的专业人群, 如科技英语翻译教材、法律英语翻译教材、医学英语翻译教材等等。总而言之, 翻译学习者的学习目标不同和外语能力水平不同必然导致翻译教材在设计和编排上的差异, 因此, 翻译教材要因人而异、物为所用。

针对翻译学习者的层次水平不同, 陶友兰曾指出了三种设计翻译教材的途径, 分别是语言导向、技能导向和翻译能力导向。其中, 基于语言导向的翻译教材主要适用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和翻译初学者;基于翻译能力导向的翻译教材主要针对于翻译系或翻译专业的学生。那么, 基于技能导向的翻译教材则主要是为英语专业的学生以及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英语学习者而设计。设计此类翻译教材主要考虑以下要素:一是在呈现翻译技能时伴随有理论支撑。通常情况下, 翻译教材在介绍翻译技能、技巧之后便开始举例说明, 学习者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二是应在不同层面上阐述语用技能, 如选择翻译、编译、缩略翻译等。三是培养翻译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1]

目前, 国内各个高校使用的本科英语专业翻译教材内容千差万别, 难易程度不一, 质量也实在令人担忧。教材设计缺乏理论指导, 编者多凭借自己的主观爱好编写。事实上, 本科英语专业翻译教材的编写者可以参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 (2000) 》中的翻译能力培养目标, 以及《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的精神, 用一定的设计理论加以支撑。编写者在动笔编写翻译教材之前, 一定要对翻译教材的受用群体进行清晰的认识, 如他们现有的外语能力和水平如何, 还要对这些服务对象最终所要达到的翻译能力培养目标有足够了解, 以便准确定位翻译教材的适用群体和培养目标, 从而更有针对性的编写翻译教材。

综上所述, 虽然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材的编纂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但是确定教材服务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最终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 仍然是翻译教材编写最基本的前提。针对翻译学习者的外语水平和学习目的的不同, 翻译教材应该因地制宜的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编排和设计。

2 合理布局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练习

目前, 国内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翻译教材大多是综合性基础翻译教材。这些翻译教材大多都介绍了各种翻译技巧和策略, 但是对翻译理论的介绍却少之又少。笔者对北京10所高校的近300名师生做了调查, 在调查中发现:43%的教师也认为对英语专业本科生讲授翻译理论是可有可无的。究竟翻译理论是不是翻译教材中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呢?笔者在跟一些翻译学方面的专家教授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大多数学者认为, 翻译是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 翻译技巧讲解和翻译实践练习应占翻译教材内容的70～80%, 而翻译理论占20～30%为宜。

罗进德认为, 倒不一定在教材里拿出许多篇幅来讲理论, 但是, 课程的内容和方法应该有一个坚实可信的理论基础, 或者说是让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做后盾, 借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就是让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像一只“无形的手”, 对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幕后操纵[2]。其实, 从广义上来讲, 翻译技巧的研究属于应用翻译理论的范畴, 是应用翻译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翻译的应用理论又与翻译纯理论一道共同构筑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

针对国内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翻译教学模式, 很多学者认为一本理想的翻译教科书应该将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相融合[3]。通过翻译理论的学习提高学生对理论基本问题的认识, 通过翻译技巧的学习提高学生的翻译技能,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辅之以翻译实践练习, 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正如范守义先生所说:“编纂可以兼顾理论和技巧的教程是不容易的事情。这类教程要考虑到理论要点的涵盖面、翻译技巧的周全性, 以及翻译练习片段的相关性, 并要顾及到可操作性。”这样一来, 翻译教材的大致框架应该是:首先重点介绍部分翻译理论的内容, 如翻译标准、翻译任务、翻译过程等等;其次是翻译的基本技巧, 从词汇层面开始 (如词性转换法、增词法、减词法、重复法、正反—反正表达法等) , 再到句子层面 (如分句法、合句法、被动语法的翻译、名词从句的翻译、定语从句的翻译等) , 最后是篇章层面 (如句序调整、关联词的处理等) ;而在整本书的各个章节中都配有各种翻译练习材料, 以便学生熟悉和掌握这些基本的翻译理论和技巧。

编写新的翻译教材所应遵循的原则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理想的翻译教材虽然应该包含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这三个部分, 但是如何将这三个部分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不妨尝试以下方法:一是在单独介绍某翻译理论时, 附加一两个实例加以阐释;二是可以在教材各章节开篇部分提供能够体现相关翻译理论和技巧的译例, 进而引申出该理论或技巧, 再配以更多的同类译例, 即通过先归纳后演绎的方法描述和解构翻译整个过程;三是一些理论可以被巧妙地揉进教学内容之中, 使学习者不知不觉的进入理论学习。

譬如, 笔者在给学生讲解“翻译标准”这一课时, 将翻译理论与具体实例相结合, 用实例来阐释翻译理论的内容。当讲到“内容忠实”与“形式对等”的辩证关系时, 笔者举了以下两个例子:

【例…1】And…the…shell…burst…into…a…million…new…copies.

[译文1]…炮弹一爆炸, 变成了几百万份的新拷贝。

[译文2]…炮弹炸成了无数碎片。

【例…2】What…is…done…by…night…appears…by…day.

[译文1]…夜晚做的事白天就看见了。

[译文2]…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两个例子的译文1都是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翻译出来的, 没能正确传达原文的信息, 不能算是忠实于原文。而译文2挖掘出了原文深层次上的意义, 虽然未能达成形式上的一致, 但却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信息等值。

由此可见, 翻译教材必须要兼顾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实践练习这三个方面。在介绍翻译理论时, 为了避免晦涩难懂, 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来表达, 切忌一味堆砌专业术语。教师可以通过翻译实践练习来引出翻译理论, 结合实践来谈理论, 做到有理有据。

3 恰当选择译例材料

鉴于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后, 除了会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进行研究或教学工作, 多半是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相关工作。这就要求毕业生不仅要掌握纯粹的英语知识和技能, 还需要掌握大量的其他相关学科知识, 如外交、经贸、新闻、法律等等。培养这种复合型的外语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也是时代的要求。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要求, 翻译教材在译例选编上又该怎样设计和调整呢?

根据对国内十几种英语专业本科生翻译教材进行研究, 笔者发现:这些教材在译例选编方面大多数还是以文学作品为主, 而对其他专业领域的文章却涉及较少。鉴于笔者曾在北京元培翻译公司考察过一年, 对翻译市场的主要翻译类型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目前, 翻译市场对文学翻译的需求量较少, 客户委托的翻译材料主要有技术资料、产品说明书、经贸合同、招商说明、财政报告、法律文件、会议资料、广告宣传、房产证明、出国证明等等。因此, 面对翻译市场的空前繁荣, 面对社会的基本需求, 翻译教材的译例选择必须从传统文学作品的牢笼中跳出来, 应该尽量扩充译例选取的范围, 把商贸、经济、科技、政治、外交、新闻、法律、旅游、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的新鲜实用内容都包括进去。

理所当然, 一本涵盖了商贸、经济、科技、政治、外交、新闻、法律、旅游、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内容的综合性基础翻译教材是不可能把每个方面都讲解的深入透彻、详细具体的, 只能让学生对这些领域有些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学生如果想要在某个领域有更深的造诣, 或打算将来在该领域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等相关工作, 就必须阅读一些专业的实用型翻译教材, 如科技英语翻译教材、法律英语翻译教材、医学英语翻译教材等。这类教材针对某一特定领域, 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与时俱进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质。因此, 翻译教材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生活的现实, 译例选择应该体现出时代性和典型性。对于这一点, 教材编写者就不能单一的选取政治题材、著名人物的语录或文学名著, 还要充分借助和利用最新的国内外报刊杂志、商业信函、公开演讲、政府公文以及网络资源, 以便搜索最适当的译例。翻译教材密切联系社会现实, 有助于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其适应能力, 使其具备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的技能, 更好的适应日后的实际工作。

然而, 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能够紧扣时代脉搏、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的优秀翻译教材;另一方面, 我们又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从教材编写到出版问世, 社会各方面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此, 有专家指出:翻译教材中的主要译例也应保持相对稳定, 适当补充新鲜素材。一本定期修订和增补的翻译教材才能够真正的适应翻译教学。

4 结论

翻译教材, 作为一种教学资源, 必须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为指导, 做到与时俱进, 体现出时代特征。编写新时代的翻译教材, 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因为它肩负着为祖国培养下一代的重任。翻译教材要聆听当今社会对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呼唤, 推陈出新、更新理念, 选用最符合现今社会发展趋势的译例练习。符合时代要求的翻译教材, 其内容板块必须具有全面性、体统性, 做到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实践练习的合理布局, 突出典型性、时代性、实践性特征。

摘要：目前, 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材的编纂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但是确定教材服务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最终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 仍然是翻译教材编写最基本的前提。任何一本翻译教材的编写者首先都要对教材服务对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翻译教材还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生活的现实, 译例选择应该体现出时代性和典型性。

关键词：翻译教材,教学,本科,英语专业

参考文献

[1]严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286-287

[2]张美芳.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 (1949-1998)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40

[3]文军.翻译课程模式研究——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方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7

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时代 篇8

11月23日,95岁的杨宪益病故于北京;此前的7月31日,86歲的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牛津去世。短短5个月内,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红楼梦》英译者先后亡故。

20世纪70年代,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or)合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思译的《石头记》几乎同时出版,三人皆因此获致巨大声誉。后人或会猜测杨家与霍教授之间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当年必如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高手对决,非要分出个雄雌。然而这并非事实:杨霍分居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又因冷战隔绝,故而各译各的,对对方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竞争的压力或发奋的动力。相反,霍克思与杨宪益英雄相惜,两家人日后亦结下厚谊。杨宪益先生晚年在海外出版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即是由霍克思的女婿、接续译完《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作序。

两本《红楼梦》译本,两种情境

但杨译与霍译并非不可对照甚至对比。事实上,30年来,述及两种译文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不仅事关翻译技巧,对译本背后传达出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识形态亦多有论及。

有人说杨宪益采直译,霍克思取意译。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人当然都是直译,只是意趣不同。概括地讲,杨译简练,但略显苍白,文采不足。霍译虽饱满、耐读,却也有落口罗嗦与过度之嫌,有时甚至自由发挥、添枝加叶。

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张南峰在所著《中西译学批评》一书中,举《红楼梦》焦大发酒疯一段,将两译对照,指出,杨译过于整齐,有些字眼太“严肃”,“令焦大显得像正气凛然的英雄,而不大像口吐狂言的酒鬼”,霍译有些段落虽“在字面上离原文较远,但这种俚俗的语言和人物性格相当配合”。霍甚至煞费苦心,将中式度量单位转换成英制,为此不惜调整数字,亦别出心裁,在字体和字号上多变花样。

张南峰大概不知,按当时的标准解读,焦大是劳动人民,属正面人物,发酒疯也是批判腐朽没落阶级,自然该正气凛凛。

张引原著例句:“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曹雪芹没有写明焦大被拖走时脸朝上还是朝下,霍克思却在此处加了半句:“and throwing him face downward on the ground”(脸朝下掀翻在地)。张南峰认为:“这个姿势会令焦大痛苦不堪,却令看热闹的读者乐不可支。”

不过,一触及书中的性事或亵语,杨宪益便不那么忠于原文,不仅能省则省,能略即略,甚至多有洁净,至原著粗俗难耐处,宁可多落个一句半句也不可惜。霍克思则全不避讳,予以充分还原,在处理薛蟠的著名春诗时,还额外给句中的性器加了一个“big”。

关于杨霍两译所呈现的两种面貌,张南峰解释说,实因两国翻译理念不同所致。英国讲究可接受性,而中国的翻译规范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倾向于充分性;另一层原因,则因红楼梦在中国人心目中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更何况这部作品是最高领导人评价很高的”。1980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座谈会上,戴乃迭说,她觉得杨宪益给自己的自由太少,译得太直,太缺乏想像力,而他们钦佩的霍克思则有丰富得多的创造性。

霍克思个人喜好译书,他本人也以向读者传达阅读乐趣为己任,因而更重译文之可读性。而杨宪益夫妇在外文局工作,“是政府公务员,受政府的委托从事翻译。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出版其译本的外文出版社也是非常官方的,然而该社的产品其实很难进入真正的英语文学市场,“其翻译出版工作的实际效果,是提升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多于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这就是说,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是由来源系统发起的,主要是给来源文化中的读者看的。所以,译文没有很大必要遵守目标系统的文学规范,却很有必要遵守来源系统的各种规范。” 张分析说。

然而说到底,杨宪益从不是一个很拘谨的人,比起霍克思来,生活中的他更喜笑谑,由于嗜酒,朋友们赠以别号“酒仙”。1968年4月他因“帝国主义特务”罪名被捕时,还与戴乃迭整晚在家中喝酒,太太喝过就睡了,杨先生继续,孰料喝到一半就被带走。入监时,同号的犯人闻见他身上的酒气,以为这老头子喝多了在外面闹事,才被抓来。坐了四年大牢,经历了无数次提审和信以为真的假枪毙,杨宪益终于被释放回家,4年前喝剩下的半瓶泸州大曲还在桌上,却早已发黄而不能续饮。

特殊时代下的翻译人生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1936年入读牛津大学,1940年携英国女友戴乃迭回国,在贵阳、成都等地短暂任教后,入国立编译馆,受主事的梁实秋委派,着手英译《资治通鉴》,从此以汉语经典英译为终身事业。杨宪益译一稿,戴乃迭润色校改,夫妇合作无间,获得举世称许。“50和60年代,对那些在困难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人来说,他和乃迭已是当时的活传奇。”闵福德在《白虎星照命》的序言中写道,“若无他俩及其丰富的翻译成果,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入手。”

解放后,杨戴夫妇来到北京,任职外文局,疯狂投入工作,译出《儒林外史》、四卷本《鲁迅选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等众多汉语文学名著。大跃进时,两人主动响应,废寝忘食,力争工作量翻番,只用10天就译完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杨宪益阔少爷出身,性格中颇多闲散,然而工作中不能自主的地方实在太多,审查无处不在,且愈演愈烈,所以他对自己的事业并不满意,并一度自称“受雇的翻译匠”。而且夫妇两人的大量时间,都用于翻译无数的最高指示和领导讲话。杨宪益当年遭批判的一条罪状是:中文里明明有六个“毛主席”,译文只出现两次,其他的都用“he”代替。戴乃迭亦曾奉命翻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愤怒之余,竟在译稿上批注: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对外宣传中非常愚蠢云云。此举事后亦成她一大罪状。

《白虎星照命》的英文颇明快,即便述及个人至痛至悲处,亦有几分悲喜剧的色彩,或揶揄,或自嘲。讲到自己在外文局食堂被批斗,被迫站到3张桌子摞起来的最高层,颈挂大他一倍的木头黑板时,杨宪益还特意在行文中采用英制单位:“因为我离地十英尺,当时惟一的恐惧是他们会发飙,开始踹我,或在怒火中把我从高处推落。那我就要腿断臂折了。”

他写到自己在挨批时精神濒于崩溃,时刻觉得同事欲行加害,竟要戴乃迭写信给党的统战部派人来救他;他还觉得有坏人藏在出版社,操纵一台邪恶的发报机,不停向他一人发送信息。他还幻听,坐在家里,听见毛主席在隔壁屋里说话:杨宪益不是坏人。

看到这里,读者多半是要苦得落泪的。

杨宪益的翻译生涯大部分不能自主。事实上他并不喜欢《红楼梦》,尤其对书中无尽的宴饮感到厌烦。戴乃迭则始终无法理解贾宝玉为什么不带着林妹妹私奔,两人照例是奉命翻译。相反,霍克思全凭对此书满腔热爱,才全身心投入其中,并很快就把翻译《红楼梦》当成全职工作,为此辞去了牛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教席。他乐在其中,翻译过程中自绘大观园地图,标明各个人物住房的方位,以求直观理解原著。对书中人名、地名、餐具、食谱的中英转换,亦乐此不疲。如丫鬟名全采意译,戏子名法语化,僧尼和道士则统统译作拉丁语。而或许世风使然,或许本人忌红,霍克思不仅将书名由《红楼梦》改回《石头记》,亦改红为绿,将“怡红院”(Happy Red Court)译作“翠喜堂”(House of Green Delight)。

霍克思不为国家雇佣,翻译《红楼梦》亦非效命于外宣,在严谨的学术态度下,尽可以自由为之,并以此为乐。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若英语读者能从中得到他读此书时乐趣的百分之一,作为译者,他也便知足。

也许我们永远不该轻谈霍杨之译孰优孰劣。当我们多少了解了一些译者的命运时,就更不该妄加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