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读后感

孟子的读后感（共9篇）

孟子的读后感 篇1

从孟子的义利观到教师的教育观

同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作，与《论语》惜字如金只给结论的风格相比，《孟子》论辩深入浅出，气势磅礴，道理表达得淋漓尽致,读来深受启迪。《孟子》一书多处提到“义”与“利”，因而义利之辩也成为孟子推行仁政从理论上突破的第一道藩篱。孟子的义利观对于我们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小利为私 大利为仁。“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从字面上看，孟子主张治理国家主需要只仁义就够了，不要仅从对谁有利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我们都知道孟子主张仁义，治国应推行仁政。那么，孟子反对追求物质利益吗？“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老百姓连基本的生产不能保证，衣食都不能满足的话，就会失去向善的心。这里的“利”是百姓生活的必须，不但不反对，孟子提倡应该大力发展和追求。

孟子说过，“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台池鸟兽如果只为自己所用，而不与民同乐，即为私利，是孟子极力反对的。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所以，孟子主张国君要不与民争利，而要让利于民，与民同乐。所以，国君的“利”必须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要为老百姓而谋利，不是为国君自己谋私利。只有这样才能得民心，得天下。

对于治国而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对于教育而言，师生关系是第一生产力。一个老师何以有课程领导力？标准无他，得学生心而已。民不恒产则无恒心。当一个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的快乐，看不到自己学业成就的进步时，那么，他对学习的好感肯定难以持续。所以，作为老师帮助学生获得学业进步，让学生感受到来自努力付出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和充实感是一个老师当下最基本的职责之一。

当然，如果老师的目光仅专注于学生的知识获得和分数高低，以至于对此营营不休时，那这就是在追求的孟子眼里的小利,拥有这样观念的老师其教育观念是短浅的，教育格局也是封闭的。所以，教育产生的效果也是有限的，短暂的。教师今天能做的不是只给学生眼前能看得到的分数和知识，他们需要获得未来社会公民应该具备的素养。老师今天的工作需要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努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教师要具备六项素质：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座谈会上，总书记对广大思政课教师提出希望，也对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坚持八个“相统一”的要求。

——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

——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

——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

——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作为新时代的思政教师，理论灌输和知识说教都是从“利”出发的教学，也是教育效果最不理想的行为。孟子的义利观启示我们要摆脱功利的应试教育，解脱分数的束缚，在学生的心田洒下真善美的种子，植入向上进取的基因。每个老师都应努力做孩子精神世界的王，用触动心灵的教育培育学生一生受用的素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孟子的读后感 篇2

一、戴震的哲学思想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 戴震批判程朱理学时体现出了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在方法论上表现在他的知行论和人性论的两种哲学思想中。

(一) 戴震的宇宙观

戴震对于宇宙本原的认识, 主要体现在对气、道和理 (秩序) 等概念的阐释中。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 气又包括阴阳两种, 天地万物各具生态, 但无非都是阴阳之气和合而生的结果;认为道是气的永不停止的变化流行的状态, 道就是阴阳二气的流行, 又由于阴阳而生的世界可以分为五种物质组成, 故阴阳五行就是道的实体。戴震的这种宇宙观在本质上是一种唯物论思想观。同时, 戴震认为, 道的气化流行和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有其必然的秩序或条理, 而这个秩序或条理就是理。他认为, 所谓的理, 就是对世界事物进行精微的考察, 然后必须区分种种考察的结果并进行相应的命名, 这样获得的“理”称为“分理”, 如果获得的“理”是有条不紊的, 则称之为条理。可见, 戴震所阐释的理包括分理、条理两种。最后, 戴震指出气、道、理三者是密切联系的, 共同构成宇宙的本原。正如后世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戴震认为气是生化的本原, 道是气化的流行, 理是流行中的条理, 这是对气、道、理关系的更细致、更合理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二) 戴震的知行论

戴震认为, 人的心能对客观事物进行认识 (获得“理”) , 而动物不具备这种能力, 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戴震还认为, 理是事物本身就具有的, 事物所含之理不可能是人给与的, 人的认识来源于事物。这就很深刻地指出了人的“知”来自于事物中的“理”, 是人的心作用于物而获得理, 物蕴含着理, 物是知产生和存在的唯一来源, 知是人心认识物中之理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 知与物不能混为一谈, 这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原理。这样, 戴震便很鲜明的批判了程朱对“理”的解释, 否定了程朱认为“理”只有必须在内心苦思冥想方能得到的唯心主义思想观。

戴震非常注重“重行必先重知”的观点, 他认为, 人的言行应该建立在人心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这样可以避免盲目发表错误的言论、实施错误的行为, 即先把获得“知”放在首位, 再根据“知”注重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同时又明确指出, 人要获得“知”, 就应该通过剖析事物, 认识和掌握它的规律, 并根据事物的规律, 通过“一以贯之”的学习来达到思想明白。因此, 他从认识论的角度, 借孔子的“一以贯之”和“克己复礼”来批判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 在批判的过程中他进一步阐述, 人要正确获得“知”, 应该克服个人偏见和主观臆测, 本着客观真实的态度从自己的情欲和自然感受出发, 推己及人, 感同身受, 方可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地剖析事物, 准确把握事物的各种规律, 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法则, 而程朱所提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不符合人性存在和发展规律的, 不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 是违背客观事物法则的, 显然是错误的思想观点, 而这种错误产生的根源恰在于程朱对客观事物存在的偏见和客观人性的主观臆测, 导致思想认识的混乱而盲目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范畴。

(三) 戴震的人性论

戴震的人性论引申自天道论。他先引用《大戴礼记》中对命、性的解释:从道中所区分出来的种种事物的具体形态就称之为“命”, 很多具体事物具有相同的特征而成为同一种类别就称之为“性”, 然后对这个解释进行阐述说, 根据阴阳五行的种种不同特征对事物进行区分就产生人和物, 而人和物由因为各自所属的特征类型而具有某种属性, 阴阳五行是道的实体, 人的血气心知是性的实体;事物有实体就可以区分, 正是因为可以区分, 所以又是各具特性、参差不齐的, 古圣先贤仅仅就是以天道本身为基础来解释性的;对道的具体事物的取法, 实际上就是对具体事物所具有阴阳五行的特性来区分的;而一提到区分, 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限制性, 存在着偏执与全面、赞赏与贬斥、清晰与混乱、模糊与明确等参差不齐的情况, 这种种情况各自都随着区分而成为某一类型, 因而各自具有自身某一种特性。最后他指出, 人的性, 是根据人的血气心知的阴阳五行特征来区分的, 是有别于物品的属性区分的。因此, 戴震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 认为人的性就是血气心知, 尖锐地批判了程朱关于“性即理”的唯心主义人性论, 明确指出人和物的性都是“分于阴阳五行”, 由于他们从阴阳五行中所分得的不同, 所以形成的性也各有区别。

基于此种思想, 戴震分析了孟子的性善论, 认为“性善”是指人在日常社会关系和行为中对事物产生种种的感受, 逐渐获得诸如怜悯或冷漠、羞愧或无耻、喜欢或厌恶、恭敬或傲慢、正确与错误等方面的认知, 进而具备种种社会道德观念。他还对荀子的性恶论进行了新的解释, 指出人的许多本性都不能说是恶, 只要能在合理的范围内把持好自己的行为就是善的。戴震的这种自然人性论观, 对于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观点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

二、孟子的哲学思想

孟子一生都在孔子儒学的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致力于深刻的思想探索和研究, 其哲学思想在客观上已具有其浓厚的个人特色和主张, 因此, 他形成了一套与孔子思想不完全相同的关于尽心、知性、知天的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哲学体系。

孟子提出“尽心”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认为人们只要能够尽力寻求、探索和扩充自己的心, 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 并且人的本性中生来就包含了仁、义、礼、智的美德, 而且人们如果认识到这些道德品质不是外在强加的, 而是人们心中自动涌现出来的, 那么人们就认识“天”了。换句话说, 人们只要努力探求和无限扩展自己内心固有的“善端”, 就可以认识自己的“善性”, 从而也就必然懂得了“天命”。在这里孟子认为, 这个世界是先有思想意识的存在而后出现具有思想意识的人, 可见, 孟子所持有的是天命论的世界观, 是唯心主义先验论, 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其哲学思想属于唯心主义思想。

孟子在阐述其天命论思想时认为, 社会和人事的宗教内容都是由“天命”来决定的, 他把一切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都归之于“天命”。并且他认为天命就是一切人事的最后决定者, 他说:“莫之为而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 (《万章》上) 天和命合在一起, 就是人生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根本归宿, 是世界存在的本原, 是不可改变的, 也是不可违抗的, 在其面前人唯有遵循和服从才能获得继续的生存和发展。孟子的这些思想观点在哲学上明显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同时, 孟子在认识论上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者。孟子认为世上存在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 并且这种良知、良能是生来就具有的, 是不需要向外学习和思考就能取得的。并且他认为, 人们只要向内心探求就能获得学问, 人们只要能把在现实中失去本真的、最初的善良之心找回来而重新存放在心里就可以获得人世间的学问了。同时孟子很注重“心之官”之思, 因为他认为思考是人们向内心探求学问, 寻得内心固有的善性的重要的方法。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 物交物, 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也。” (《告子》上) 另外孟子还认为, “心之官”是天赋予的, 因此他认为只有经过天赋予的心之官去思考而掌握了仁心善性的人才能成为统治者, 反之, 只能成为被统治者, 因此, 其所言“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就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提供了依据, 为后世统治者所喜爱, 而被奉为世人都应遵守的准则, 在这一点上与宋儒的唯心主义的“理”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和重用的情况是相同的, 这恐怕是当年的孟子所始料不及的。

三、戴震与孟子哲学思想的比较分析

戴震建立的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孟子建立的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分属于两大截然不同的哲学范畴, 这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戴震以考据大师闻名于世, 其哲学思想性质鲜明, “在哲学上, 提倡唯物主义, 反对唯心主义理学”。“在世界观方面倾向唯物主义, 对理学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如戴震的“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之理, 是超越社会阶层差别的一般共性的理, 并且说“理在事中”“理存于欲”, 而欲指的是人伦日用等客观存在的事物。虽然戴震所讲的人伦日用还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存在”, 但肯定了理是从社会的人伦日用中产生, 力图从社会内部寻找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 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

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家, 被后世尊为“亚圣”, 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 其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 剔除了人格神的含义, 把“天”确定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 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认定为天的本质属性, 最终认为天是人性固有道德观念的本原, “按孟子的看法, 完美人格的根本特征, 主要体现于其内在德性, 自我的实现 (从本然的我走向理想的我) ”, 即“人性本善”论。如孟子的“劳心劳力论”将统治阶级的本质解释为遵循、符合天道而具有仁善人格的代表, 曲解了统治阶级产生的根源, 从而在客观上沦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 体现的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倾向。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通过对戴震和孟子主要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两者并非是一致的, 不能划等号, 两者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戴震和孟子的思想里都有弘扬仁善、尊重人性、维护人的正当要求的人文关怀精神, 在情感上同样具有浓厚的仁爱色彩, 这是容易让人产生混同错觉的地方, 但并不能掩盖两者在唯物还是唯心的根本性质的区别。这是我们在考察《疏证》一书在古文献学方面的得失时应该明确的。

摘要：《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学者戴震的重要义理著作, 本书大量引用《孟子》中诸多概念作为字眼进行疏证, 借此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 达到批判程朱理学的目的。但戴震对孟子思想的这种阐发并不能证明其思想与孟子哲学思想的一致性, 而是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异, 这种认识对于精确而完整地把握戴震哲学思想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关键词：戴震,孟子,思想差异,《孟子字义疏证》

参考文献

[1]郭厚安, 赵吉惠主编.中国儒学辞典[M].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

[2]王茂著.戴震哲学思想研究[M].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0年5月.

《孟子》的尴尬 篇3

关于“《孟子》难以传入日本”的说法，在江户学者的笔下多有描述。国学家上田秋成于《雨夜物语·白峰》中有言：“中华典籍、经典、史策、诗文等等无一不曾传入本朝，唯有《孟子》一书至今未传到日本。”同样，兰学家桂川中良也在《桂林漫录》中引用这一传闻：“《孟子》为忌讳之书，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自古有传闻，若有船自唐土载该书而来，必颠覆。然此书若无恙舶到，亦不为朝廷所用。”类似的状况，在其他的著作中也屡见不鲜。但是，据考证，这一说法最初源自中国明代谢肇淛的《五杂组》：“倭奴亦重儒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辄覆溺。’此亦一奇事也。”其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江户时代之前，《孟子》一书从未传入日本。然考诸史实，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孟子》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虽仍有争议，但至少在九世纪时已传入日本。因为，在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孟子》的名字赫然在其内。又据现代学者井上顺理的考证，《孟子》一书之传入日本，约当奈良初期，其下限不晚于七三○年。他通过对传入日本汉籍的探赜钩沉，认为，《孟子》自奈良时代传入日本之后，继之的镰仓、南北朝时期及室町时代，《孟子》一书在日本流传甚广。它与其他儒家典籍一样，不但是贵族阶层的阅读书籍，而且还是统治者指导思想的重要依据。绝无《五杂组》中所说的日本人对《孟子》的批判与忌避的现象（井上順理：《本邦中世までにおける孟子受容史の研究》）。所以说，“在江户时代之前，《孟子》就已传入日本”的说法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江户时代盛行着“《孟子》难以传入日本”的说法？考察江户学术史，便会发现在江户前期非但未有此说，《孟子》反而是流行之书，这与朱子学在日本的盛行紧密相关。虽然，中国儒学早在江户之前已传入日本，在镰仓、奈良时代对日本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儒学在日本的普及与盛行却是在江户时期。似乎一夜之间，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学由专门人员学习的“特殊知识”转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伦理道德”，成为江户时代的“显学”，个中原因，既得益于德川家康借助儒学来稳固政治秩序的需要，又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的推动有重要关联。所以，“政治家的需要与学者的迎合，使能够给德川幕府带来世俗统治秩序的程朱理学，开始在日本落脚”（韩东育：《“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对于刚刚建立的德川幕府，如何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德川家康希望能有一个“大义名分”来支撑德川幕府取代丰臣氏的正义性。于是，德川家康选中了《孟子》中的“汤武放伐论”。《孟子·梁惠王下》有言：“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其中，孟子肯定了“汤放桀”与“武王伐纣”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一方面，凸出了一种平等的君臣关系，它是孟子“王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冲击了君臣之间的等级性，却为后世乱臣贼子留下了“下克上”借口。这一说法，对家康而言极为有利。在他与林罗山的对谈中就折射出了家康的这种渴望。在《德川实纪》、《罗山文集》等中皆有相关记载：

幕府（家康）又曰：“汤武征伐，权乎？”春（林罗山）对曰：“……汤武之举，不私天下，唯在救民耳。”幕府曰：“非良医如反治，只恐杀人耳。”春对曰：“然上不桀纣，下不汤武，则弑逆之大罪，天地不能容焉，世人以此为口实，所谓淫夫学柳下惠者也！唯天下人心归而为君，不归而为一夫。”

正因如此，《孟子》书在江户初期是受到尊重的，并无排斥《孟子》的现象出现。相反，因朱子学在江户前期的盛行，作为“四书”之一的《孟子》也极为盛行。即便对于《孟子》的“汤武放伐论”，也大加赞赏。

吊诡的是，江户学者对《孟子》批判的第一个原因即源自“汤武放伐论”，较早否定《孟子》的是山崎闇斋。在《汤武革命论》中，闇斋强烈地批判了汤武放伐之举违背了君臣之道，在他看来，典籍中的圣人之言暗含“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故“放”与“伐”有各自的含义，但是，商汤与周武王通过放伐之举而得到天下的结果却是一样的，这就不同于“权而尽善”的“伊尹之放太甲”，所以，《论语》称武王“未尽善”是有道理的，毕竟他是“下克上”的举动。因而，闇斋力赞周文王的为臣之道。这与程朱的看法达到了高度一致。但是，在“汤武放伐”上的看法却有着不同意见。朱熹解道：“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所以深警齐王，垂戒后世也”，并引用王勉（绍兴进士）的话证之：“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弒之罪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就是说，朱熹的看法延续了《孟子》中的态度，肯定了汤武放伐的合理性，但也否定了乱臣贼子以此为名而行篡位之实。于此，凸显出朱熹与闇斋的不同之处。

《孟子》读后感 篇4

(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英文名称：Mencius）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孟子》一书的内容，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仁政”。大多数的篇章就是讲什么是“仁政”，如何才能实现“仁政”。当然，还有关于修身、学问和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暂不讨论。

什么是“仁政”？孟子在书中并未加以解释。但从《孟子•梁惠王章句》等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关于仁政的某些观点。你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亡。”、“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愿出于其路矣。跟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民为贵，社稷次这二，君为轻。”、“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说到底，仁政也是两个字：“保民”。作者并椐此得出结论：仁者无敌。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观点，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并被当作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长期处于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但是，为什么“仁政”说并未能让历代统治者真正去实现“仁政”，更多的时候，老百姓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关键是“仁政”说只是提出了或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但未从制度层面解决封建社会存在的弊端。从这个方面说，孟子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

从中国历史上看，真正能实行仁政的君王有几个？汉朝有汉高祖、汉文帝、景帝而已。就连汉武帝我看都还算不上是好皇帝，虽然有人把他吹上天去。唐朝也就高祖、太宗时期尚可称得上是仁政，则天和玄宗时虽然出现了盛世，但那是因为祖宗给他们打下基础，他们在不少方面都还算不上仁政，就连个人生活作风都还存在很多问题，就别说任用奸佞和酷吏了。宋朝基本上就没有能称得上施行仁政的皇帝，连太祖和神宗都说着吧，他们的积分也还不够。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对其他民族是严防死守，倍加歧视。也许只有世祖还有点仁政的意思，还算干了点人事。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一个劲的加强封建统治，杀人如麻，哪里还有仁政的意思。特别是这老东西当他读到《孟子》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时候，认为这哪里是臣子说的话？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并说“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并下令将孟子从文妙殿里逐出！此后的建文帝懦弱，成祖暴戾（这老兄除了叫人修了《永乐大典》外，他搞的瓜蔓抄、诛十族、厂卫特务机构等基本上空前绝后了。）其后的皇帝们昏庸的昏庸，荒淫的荒淫，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那么，清朝呢？清朝出了康乾盛世，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就这两朝来看也算不是实行了仁政。鞑子皇帝是异族入主，对汉人是很不信任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制造了一个的文字狱就是明证。当然这两个老头在位时多少干了些人事。

可以说，“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历代统治者的心中就根本没树立起来，这与每个皇帝的素质和封建制度密切相关。而老百姓的日子正象元人的杂曲里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仁义是孔孟之道的核心，几千年来，一直主宰着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读书好的，出来做官，所以官场上也不肯公开声明逐利，标榜求名还算清高。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也实事求是起来。知道“逐利”是人的本性，回避不掉，也用不着回避。不过，做任何事情都

要有个尺寸。过去呢，把仁义强调到绝对，现在呢，把利益强调到绝对。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看到的社会现象，满脑子糊涂起来。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所列举的人物：舜，傅说，胶鬲，管夷吾，等等为自己的时代作出贡献的人们无疑都接受过生活，精神上的考验。我想“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对世间万物而言，是个永恒不变的定律。又如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中那坎坷的取经之路要是没有了妖魔的阻拦，一步登西天，唐僧倒是可以省去一路担惊受怕的困扰，安心的吃斋念佛，朝发夕至取回佛经，但可谓出门长见识，唐僧若只随徒儿们在云里雾里日行千里，又怎知这天底下人间的百态，又怎能领悟“佛”中能超脱世尘的感悟？那《西游记》便成了一个无趣的故事。

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对逆境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说：“一切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来了！”这样的人生则不是比那些一帆风顺，没有经过什么磨难。没有什么特别体验的人生要丰富得多，因而也有价值得多！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但也是在外界的压迫下日渐成熟，如果人在安乐中生存，那他就会失去对外界的抵抗，对生活真谛的领悟，最后会像“温水效应”中的青蛙一样，失去了生存的能力。而紧张的生活节奏适当的压力能使人绝处逢生，绝望中寻找通往光明的前程！

《孟子》读后感 篇5

孟子名轲，从师于子思，后来，他授经讲学，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晚年与几个学生一起着书《孟子》。他是继孔子之后儒学思想的一代尊师，被后人称为“亚圣”。《孟子》这部书大多在写孟子向各国诸侯极力推荐的“王道仁政”，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外，在个人品德修养方面，它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并加以阐述和发展。

《孟子》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在家，家之本在深。”可见天下的基础在于国家，国家的基础是每一个家庭，而家庭的基础是每一个组成家庭的成员本身，可见只要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这个家庭就会变得幸福美满，每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的话，这个国家必定繁荣昌盛，若是每个国家都繁荣昌盛的话，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只要每个人都做好份内的事，世界就变得美好了。

社会如此，学校亦如此。如果一个班内的每个学生都认真学习，那么这个班就会变成尖子班，如果每个班都这样，那么这所学校就是名校了。但这还是得靠每个人的努力，只要每个人都把自己管理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那么这个集体就都好了。

孟子读后感 篇6

今日读到孟子与尽心篇之“什么是正命”，觉得有一点感触：孟子曰：“顺受其正”，南先生解读为不怨天不尤人。真正的修养在动心忍性之间，能够确实检查出自己的错误。“不迁怒，不贰过”，有时候明明自己错了而不自知或反省不出来，反而迁怒与别人。这种错误也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我们总会为自己的错误找出很多条主客观理由，但很少从自身反省错误;往往为了掩盖自己的一个过错，而去编造很多谎言，把大量的时间浪费了。有时部门工作出现错误的时候，很少从自己管理中找问题，总是盯着问题本身和犯了错误的直接责任人，每次如果能够多想一点，找出问题产生的制度或流程缺陷，尽可能完善制度流程，防微杜渐，确保同样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对照财务工作，个人觉得财务案例分析是提高财务人员技能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我中心财务管理部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和更新财务案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过往的教训，我们及时修订制度流程，通过案例培训，让财务人员知道有些做法的危害性。“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对于财务人员来说，把控风险是第一要务;风险过大的事情，须尽量提醒并阻止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决策;决不可为了表现自己而去做一些风险较大的财务处理，给公司带来潜在的危害。

反省错误的同时也是提高自己修养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主要是自己的修养不足，而修养不足的原因很多，但客观原因主要是工作经历不足，见识不够。今年公司提倡的轮岗制和项目组工作制都是帮助管理人员解决工作经历不足和见识不够的问题，让管理人员通过不同岗位历练，了解不同岗位特性，不断积累各方面的工作经验，从专业性人才向复合型全面性管理人才过渡，增强管理人员的学习能力，为公司管理团队建设打好基础。

论孟子的民本思想 篇7

一、高度重视民生

孟子非常反对当时诸侯由于兼并而发起的掠夺战争, 战争往往会伴随着大量的杀人, 因此孟子极力反对这种兼并战争。他指出这种战争的实质就是“率土地而食人肉”, 因此他认为当时的国君都是杀人成性的家伙。孟子以“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与“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作对比, 又以“狗彘食人肉”与“途有饿莩”作对比, 充分揭露了当时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社会矛盾。他还形象的比喻说, 政治杀人和用刀杀人、用木棒杀人本质是没有差别的, 他还指出用政治杀人比用刀、棒杀人还要严重, 因为用刀、棒杀人杀的是单个的人, 用政治杀人杀害的就是广大的群众。总之, 孟子大量的作品都是围绕维护民众的生存权, 维护人权进行的, 其反对虐政杀人, 反对战争杀人, 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重要内涵, 也是我国早期人权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主张改善民生、制民之产

要想维护百姓的生存权, 一项重要的措施的就是改善民生。孟子提出的“制民之产”就是以其自己设想的以农民为对象的井田制, 即“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 同养公田。公事毕, 然后, 敢治私事。通过对农田的治理使农民可以达到上养活父母, 下养活妻儿, 并且在乐年的时候可以满足饥饱, 凶年的时候免于死亡。除此之外, 孟子还提出许多措施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例如他提出“不违农时, 数罟不入池, 斧斤以时入山林。”来保证“谷与鱼鳖不可胜食, 材木不可胜用”;他主张的“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保证了黎民不饥不寒的效果。孟子在公元前三百几十年就提出了这种黎民不饥不寒的温饱型社会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在后来长达两千多年时间都没有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 这种,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变化, 孟子的理想也得到了实现。现在我国正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社会奋勇迈进。

三、民贵君轻

可以说, 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就是民贵君轻。他曾经指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这种观念在当时严厉的等级制度中, 对尊君观念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在《梁惠王下》中说:“四境之内不治”的国君, 应该己之, 就是罢免国君的意思, 他还指出可以敌视暴虐害民的国君, 把他杀掉都是不为过的。纵观当时整体的社会环境, 可以看出在当时君权至上的社会里, 孟子的这种激烈、大胆的言辞确实引起了不晓得波澜, 他的言辞对专制者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使他们感到恐惧, 从侧面来说也说明了确实对当时的民众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就像朱元璋当了皇帝后, 下令删除《孟子》里蔑视君主的言论, 并要求销毁全国各地孟子的石像。可以说孟子所提出的民贵君轻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轻君和贵民并不是完全的相关关系, 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言论。他提出的“得乎丘民 (众民) 而为天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只是为了强调君主要重视人民的作用。孟子的言论中还列举了许多暴君失天下的案例, 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指出民心的重要性, 从而也说明了一个真理, 即人心的向背是决定君国存亡的关键。

四、与民同忧同乐

欧阳修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广为被大家流传, 而欧阳修的这个诗句就是在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中延伸出来的, 并以这个思想为指导完成了《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作品, 具有不朽的政绩。孟子民本思想中的与民同乐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体现。早在《梁惠王下》中孟子就提出了与民同乐, 然后在《文王之囿》、《庄暴见孟子》等文章中都对“与民同乐”的思想作了具体的介绍和阐述。孟子的“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将这一思想提升到理论高度, 他从各个反面, 各个角度强调“与民同乐”的重要性。

近年来, 在多次政绩大会上温家宝总理都引用孟子的“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来勉励广大干部。因此可以说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至今仍然流传并被广泛意义上使用, 因此不仅国家的行政干部要与民同乐, 而且所有的企事业大小领导, 都要同本单位的员工同忧同乐、同甘共苦, 这是确保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摘要：虽然早在西周时期, 就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思想, 但是真正发展这种思想的还是孟子, 本文主要从重视民生、改善民生、民贵君轻、与民同忧同乐这四方面来阐述孟子的民本思想。

关键词：孟子,民本思想

参考文献

[1]王国金, 娄正前.孟子民本思想考[J].求索, 2005, (09) .

[2]谭凤兰, 吕文硕.论孟子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区别和联系[J].前沿, 2010, (18) .

孟子的正义战争观 篇8

关键词：孟子；正义战争

区别于墨家的“非攻”思想，孟子的战争观并没有否定战争的存在意义，而是倡导一种“仁义之师”，即以“仁”为基础的正义战争。它规范了战争的正当性标准，并将道德力量作为正义战争的最终准绳，对于当时战乱割据的时代背景有着现实意义。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其本身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愈发凸显，或遭人利用，成为发动不义战争的旗帜。本文从开战正义、交战正义、战后正义三个方面简述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并以此分析该思想中现实与理想交织的双重性。

一、开战正义

开战正义的标准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对他国发动征伐战争是否具有正当性，或一个国家对他国的战争行为是否具有进行防御战争的正当理由。在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中，“仁”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即一个国家是否行仁政，决定了它采取战争行为的资格。

从征伐战争角度来说，被征伐国家必须是不行仁政的残暴之国。《孟子·梁惠王下》中叙述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禁暴制虐、惩治不仁是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前提。而这个前提的体现在于民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可见，征伐战争的正义标准在于被征伐国家人民是否对战争感受到“悦”，而这种民意便是仁政的体现，行仁政便民心思安，不行仁政便民心思变。商纣和燕王都残暴苛刻，没有遵循民意，这是王的不仁，也是国家可被正当讨伐的依据。那么，这种民意的愉悦是否有评判的标准？孟子指出，人民受苦难甚深，以至于采取了明确的行为来表达他们对征伐之师的欢迎。“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孟子·滕文公下》中亦有说道：“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仁义之师的到来，并没有打破人民原有的生活秩序，“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只是诛杀了置民于水火的暴君，自然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我们转念一想，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的民意的欢迎会不会是营造出的假象？我认为孟子对此提出了两个先验的条件：一是这种“仁义”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如果历史证明征伐者带去的仍是灾难，那么战争导致的不过是统治者的改变，所谓“亦运而已矣”，暴君的统治和人民悲惨的生活并没有改变，那么征伐战争不可谓之正义；二是征伐战争获得了其他国家广泛的认可，尤其是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国家人民拥护。“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这种他国对征伐战争的认可乃至期待或可作为论证征伐战争合法性的又一依据。

从防御战争角度来看，只要被征伐国家施行仁政，那么其防御战争即为正义战争。《孟子·梁惠王上》中说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见孟子认为，行仁政的国家具有先天的强大优势，亦具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正当理由。那么这种正义的防御战争的出路是什么？战国时期是弱肉强食的战乱时期，一般处于被征伐方的多为实力较弱的小国。《孟子·梁惠王下》中以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为例，认为行仁政国家在抵御外敌入侵时，“效死而民弗去”。这种君臣人民与国家共存亡的行为体现了国家尊严，这种尊严的内核即是“仁”，但同时它也揭露了战国时期小国对抗大国的悲惨结局。在此，孟子为滕文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放弃国土，寻他处躲避乱世。孟子认为，若国家行仁政，那么“仁人也，不可失也”，自然“从之者如归市”。这样的选择未必不是一种智慧，“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哪种选择，民意依旧是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依据，在防御战争中的体现即是以死报国，或是背井离乡。

从征伐战争和防御战争两个角度分析了孟子的开战正义，我们或可以看出一些孟子正义战争观的特点。第一，孟子非常强调开战的正当理由和目的，即“仁”的标准。以仁惩治不仁，是发动正义战争的唯一先决条件。以私利为目的的争霸战争是不仁义的。《孟子·告子下》中说到：“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这从反面论证了“仁”是正义战争的基础。第二，开战的合法性来自于道德力量。儒学极力维护周礼制度下的等级秩序，自然认为战争只有在周天子的号召下才可发动，这点在《孟子·告子下》中亦有体现：“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而随着周礼和等级制的崩溃，“敌国相征”①，儒家将视线渐渐转向道德力量，将它作为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以期以此为约束，使春秋战国的战乱不休回到西周的等级有序。这种道德力量即是“仁”，它的体现即是民意。第三，孟子注重“天”的作用。这在前文中并未提及，这儿论述下。《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认为，燕国可被讨伐的原因在于燕王随意地将王位让给他人，而未经得天的同意。《孟子·万章上》中说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因为天下是天授予的，“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而这种行动的体现即是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孟子将民意看作天意在人世间的体现，不行仁政，就是违背天意，要受到战争的讨伐。那么谁去讨伐？孟子认为正义战争是至仁之国对不仁之国的战争，这儿就强调了至仁之国有一种天赋的战争权利。《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谈及谁可去讨伐燕国时说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认为，国家行仁政，得民心，即被授予了天命。这种“天”的概念又为至仁之国的正义战争提供了一种先验标准。

二、交战正义与战后正义

关于战争过程中的正义标准，孟子提出了一些道义准则，但并没有做很多详细的探讨。《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到：“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这一方面提到战争的正义与否，要看战争中对人民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实则提出了一个交战过程中的道义准则，即要节制讨伐行为，要做的只是诛杀暴君，救民于水火，而不是使人民陷入另一个火坑中。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准则依旧是以“仁”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交战正义性实则是仁义性的体现。

关于战后正义，孟子也没做详细的探讨，只是在同一段中提到：“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这说明孟子很重视战后战败国秩序的重建，其中要依据人民的意愿，来选择合适的仁义的战后措施。战后正义性同样是仁义性的体现。

然而我们要注意一点，正义战争是在必要条件下为了达到“仁”而采取的特定措施。这儿有两层含义：一是战争是其他手段用尽后的最后选择。《孟子·滕文公下》中以葛国为例，“葛伯放而不祀”，但汤给牛给羊，遣民耕种，始终容忍，直到“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汤才“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称赞，汤的征途也由此无往而不胜。可见战争是为了贯彻仁义的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发动，一旦发动须有充足的理由，便会征而胜之。二是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仁”。这两者本身是矛盾的，以暴虐的战争去实现仁义，是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这也就是说，一旦战后达到了和平状态，战争便失去了合理性。《礼记》记载，武王伐商后，“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安天下之民”，达成了这个目的后，战争作为特殊的手段便被废弃在后，和平社会的建设便提上日程，显露出仁义的真正面目。

三、孟子正义战争观的反思

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以“仁”为基础，将道德力量融入战争中，并列出了判断战争正义性的具体标准，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理论本身的一些漏洞或被人利用，反而指向与仁义相反的方向。

第一个不足是道德口号的泛滥化问题。儒学所倡导的社会是以周天子为统治者的权利等级社会，周主是战争发动权的掌握者。然而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国开始寻求以道德口号为旗帜，开展一系列的“正义”战争，原来由周天子一手掌握的战争权转向了各诸侯国，甚至更下级阶层。道德力量的使用主体开始泛滥，正义战争的合法性来源也变得开放，战争的发动便更加随意。这样就有可能造成非正义战争打着正义旗号的现象发生。此外，由于仁义标准界定的不确定性，道德口号使得天子合法性受到质疑。天子和诸侯都宣传自己是掌握“天命”的一方，这便构成了战争乃至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动摇，更加重了战乱倾向。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便是一典型例子。太平天国自称上承天命，并坐地封王，吸引了一大批下层民众参与到其“正义”战争中去，与身居正统统治地位的满清政府展开了长达十四年的战争，期间加剧了中国社会民不聊生的内患。

第二个不足是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的忽视。孟子虽有提及，但并未做出详细的探讨。交战过程中仁义的缺失，使得战争惨烈，民不聊生。如果说礼是对于战争行为的约束，春秋时期的战争尚重视礼的规范，战国时期，对礼的自觉遵守便不复存在，杀害平民、俘虏、屠城等行为充斥着战争，即使是一些正义战争仍伴随着残暴的过程，如巨鹿战争中项羽击败暴秦，但坑杀秦俘二十万人。战后对于和平秩序的重建也未作出详细的探讨。这使得很多战争的结果不过是换了一个施暴者罢了。如《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形容齐国伐燕是“以燕伐燕”，“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②因此，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第三个不足是理想主义色彩。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中，以战争作为达到仁义的特殊手段，其目的是否定战争（或可说是否定战争本身的暴虐）。虽然不同于墨家对战争的完全否定，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对战争的现实作用尚有清晰的认识，但其理想和现实间仍缺乏调和的机制，而显得空想。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孟子立足战争却最终目的是消除战争，倡导周武王那种战争结束、天下安定后解除军备、重文轻武的行为，显然是不现实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状态中放弃武力的理想只会为后患创造更多不稳定因素，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

孟子的正义战争观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以道德力量作为战争合法性的来源，并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标准，为战国时期各国寻求到一条合乎仁义的付诸武力的正当出路。然而其理论自身的理想主义缺陷也可能使之成为不义战争的借口，反而导向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这需要我们在考察孟子正义战争观的优势与缺陷后，取之精华，弃之糟粕，结合具体实际分析运用。

注释：

①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P，“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理解为：征伐战争是以上伐下的，同等地位的诸侯国是不能互相征伐的。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大多是“敌国相征”的战争。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P33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08.

[2]李慧玲，吕友仁.礼记[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孟子读后感（范文） 篇9

篇一：孟子读后感

孟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跟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鼻祖。

在了解孟子以前，我都觉得孟子是同一朝代的，可是，这本书刚开始看，就打破了我原先的想法。其实孟子是孔子去世很久；才出生的。小时候，孟子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很崇拜孔圣人，十几岁的时候，它还去过鲁国，相知孔圣人的门第来叫自己，可是，孔子的徒弟差不多都已经去世了，于是，孟子找到了司徒牛，这时，司徒牛也已经是个驼背老人了，司徒牛原是子思老师（孔子的学生是最重视的学生，不过，一场疾病导致了他不敢见人，也能为他的背上莫名其妙的长出了一个锛俿 角痫，于是他隐居与树林里，谁也没见过他，但是孟子找到了他，司徒牛听了孟子的讲述，决定收他为徒，三年后，司徒牛让孟子离开了那里，劝他去更加开阔的地方展示才华。

孟子泪令老师后，回家兴学育才，凭借着他的本领，孟子成了有名的老师。

公元前347年秋孟子带着几个门徒去了齐国。起先，他受到齐威王的欢迎，齐威王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但孟子齐国不被重用，因为他坚持的是仁政思想，而齐威王确性霸道，他想要把整个天下柜为己有，这下，孟子又拿出了最令我佩服的锛偽琻銡玗 一口才，他说话滔滔不绝，有因为他学识渊博，知道的东西很多，随后就能说出大道理来，就是利用他的口才，孟子成功说服齐威王行仁政，他给齐威王讲了很多道理，搬出了他脑海里基础的知识 ,要是我是齐威王，都会听得晕头转向呢！

78岁时，孟子决定辞了官衖 ,回家安享晚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觉得在怎么，也得绿叶归根，于是，在众人的挽留下，孟子热泪盈眶地回了家，在齐国35 年。

85岁，古稀之年，孟子带着邹国百姓的叹息声，徒弟的哭声，去世了。

出殡这天，雪更大，风更狂，连天地山川都为一颗巨星的滑落而哭泣，各地百姓都感到孟子的家乡，披麻戴孝，在风雪的呼啸下把孟子送向天堂——

其实，就算是圣人，我也觉得他会有错的地方，孟子也不例外，因为，孟子总是说，孔子说的都是对的，然而，孟子的动勋远大于他犯下的错误，他谦虚，他好学，他还真有一副好口才——

孟子，真是一位伟大的“ 老师”.篇二：孟子读后感

小的时候，外公经常和我面对面的坐在一起，外公给我读着经典，如：《桃花源记》、《岳阳楼记》等；我长大点了以后，爸爸、妈妈便开始让我读着带有拼音的诗词，并背；上了小学，老师让我们读《孟子》。经典诗文，处处都在我们的身边，老师会让我们学习、掌握、运用经典诗文。在学习中，经典和我们形影不离，就像我们的影子一样。是它让我们掌握更多知识，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

在我读过的书中，使我最受启发的还是《孟子》。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的言行，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和《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后世将他和孔子并成为“孔孟”,有“亚圣”之称。

在《孟子》一书中我个人最喜爱《成才先吃苦》，是说上天要把重大的责任加给这个人，一定要使他的心志困苦，使他筋骨劳累，使他肌体饥饿，使他身体困乏，使他做事时行为受到干扰，使他的心志受到震动，使他性格坚韧，增加他所缺少的才能。

读了这一则故事，我知道了人的一生要经过许多的磨难，要想鹤立鸡群，变成天才，就要从多方面去锻炼自己，遇到困难要迎难而上。这是我想到了爱迪生说过的一句话：“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难道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就不能成功吗？

记得有一次，我在做一篇数学题。做前面几道题的时候都是“一路顺风”的。可是谁知，半路却杀出一个“程咬金”,搞得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前有敌军，后有追兵”,进退两难啊！做了十几分钟后，我便开始头脑混乱了，真想把这一篇撕碎！可又转念一想，哪一个成功之人的背后不是勤奋啊？他（她）们也同样承受过，而且做得很好。同样是人，难道他（她）们行的，我就不能吗？又想起《成才先吃苦》。不行，我行，同样我要和他（她）们做的一样好！想好后我又重新从书桌上拿起笔，继续在草稿本上演算着……哈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算出来了，我高兴得双手狂舞+高声尖叫！妈妈闻讯而来，看到我的样子大吃了一惊。我发觉后，马上收敛了许多，红着脸，低下头去继续做……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呢？当然啦经典是对我们有好处哟！所以我们还是要读经典的！

篇三：孟子读后感

读大学时，那位古代汉语的老教授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那《孟子》是要求全书背诵的，也许就是因为这特别的机缘，我一直特别喜欢《孟子》。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喜欢孟子散文中那种雄辩的气势。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我常常慨叹，要是孟子生活在当今时代，他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律师。读孟子的文章，我总是因此而想到艺术作品中那些大律师的“雄辩”或“诡辩”的场景，那些有经验的律师去质问对方律师的委托人时，只要求回答“yes ”or “no ”,从而让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牵着别人的鼻子走。孟子正是那样，让那些国君被他牵着鼻子走，从而成功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近来再读《孟子》，再一次被孟子的雄辩风格所折服。

《孟子·梁惠王上》中说梁惠王在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而“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不是去直接指出梁惠王治国之中的不足，那样会让好大喜功的君王难以接受，于是他以“王好战，请以战喻”巧妙地将话题转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接下来，他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让梁惠王明白并承认，自己所谓“尽心于国”不比邻国之政好多少。

还有那次孟子见到齐宣王，为了宣传他的“仁政”思想，他从“好乐”切入话题，他先是运用转换话题、偷换概念的方式避开容易引起齐王反感的音乐的雅俗问题，借题发挥，巧妙把音乐话题转为政治话题，从而激发了齐王的兴趣，他忍不住主动问道：“可得闻与？”但孟子并没有就此阐发他的道理，而是以“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和“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两个问题，让齐王很容易地同意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数人乐乐不如与多数人同乐，从而诱导出齐王在思想感情上趋向与民同乐的观点，于是他滔滔不绝地“为王言乐”,引导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意即：与民同乐，推行仁政，人民归附，便能统一天下。

但是我们知道，齐宣王真正关心的是“霸道”,他一心想着的是以武力征服天下，这与孟子的“王道”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可是孟子凭借着他的口才说服了齐宣王，成功地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我真的佩服两千多年之前的孟子，也难怪后人要尊他为“亚圣”了。

可是此次再读《孟子》，我却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结果上：齐宣王倾心于春秋时期的霸主地位，一心想建立霸业，即位后任用名将田忌、孙膑等，伐魏大胜，后又攻伐燕国等弱小国家，最终未能采纳孟子的政治主张。因此，我不得不慨叹这口才的苍白无力的尴尬了。

我还想到我们这些从事班主任工作的人，我们虽然不一定有孟子那么敏捷的思维，那么雄辩的口才，但面对学生，我们一般都能把思想工作做到位，也许学生所持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但我们总可以用讲道理的方式去说服他们，可是我们过后往往会发现，学生表态挺好的，过后落实在行动中却效果不佳，有时甚至收效甚微，我们所遇到的，不正是孟子所遇到的“口才的尴尬”吗？

当然，学生是成长中的孩子，是孩子，注定他们就会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这不也值得我们所有的教师和家长来反思吗？如何用一种最有效果的方式来教育孩子，让他们自己去领悟、去选择，而不是以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去规定、去限制。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是卓有成效，我们才能解决这口才的尴尬问题。

篇四：孟子读后感

《孟子》是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编撰完成的，全书效仿论语采用的对话体的论文形式，记述孟子与诸弟子的“疑难答问”以及孟子自己的“法度之言”,内容包括孟子的言行、政治学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学术问题的论争，体现了孟子的思想学说，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孟子》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具风格，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与法先王的主张，确立了“天人相通”的理论，发展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弘扬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孟子的思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中国人做人处事的原则中，有着孟子的影子。

读《孟子》，就是在学为人处世。《梁惠王上》首先讲的是“爱民”的行为方式，《梁惠王下》则探讨了“爱民”的行为方式即是“与民同乐”;《公孙丑上》则是探讨爱心、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和羞耻憎恶之心的行为方式问题，《公孙丑下》则阐述了天时、地宜不如人和的思想；《滕文公上》开始提出“性本善”的思想，即怎样行善，怎样以身作则的问题，并且批驳了墨子学派“兼相爱”的思想，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差别等级的，《滕文公下》则讨论了爱民的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问题；《离娄上》是探讨行为方式的规范问题，用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离娄下》孟子举了两个地区和年代相距都甚远的帝王，用以说明统治、管理和服务人民，其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爱民”;《万章上》是围绕着“孝”这个行为方式来进行探讨，而《万章下》则是围绕着交“友”、“做官”以及“寄人篱下”的行为方式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告子上》则从行为方式问题深入到人的内心，即人性的善恶，《告子下》则把重点放到了讨论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的问题上；《尽心上》则是从本性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转到心理与行为的关系上，也就是人在生存、生活、工作中根据什么样的心理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问题，《尽心下》则是对“自身修养”的尽心知命与行为方式间关系的探讨。读《孟子》，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孟子的辩才及形象性和逻辑性的结合。孟子的文章逻辑严密，说理畅达，气势恢弘。孟子善用譬喻，在《梁惠王上》第三张《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孟子引出了“五十步笑百步”,通过这一比喻，孟子不仅形象而生动地表达了他主张实行仁政，提倡礼乐和爱民的理念，而且让我深刻领教了他论辩的巧妙技巧和高超水平。

在孟子生活的那个年代，战乱频繁，诸侯们不择手段追求功利，孟子大力提倡和宣扬仁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孟子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治国方面，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孟子》中随处可见，孟子提出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为民”思想和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在做人方面，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他提出了很多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如“舍生取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纵使已经过去两千年，但孟子的思想仍在以它独有的魅力影响着我们。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精神贫乏的时代，孟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孟子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关系，强调爱物节用，主张“取物以时”、“取物有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我们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

2.孟子严厉批判了战国中期的社会不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反对暴政，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提倡任人唯贤，这对我们维护社会公正有重大意义

3.“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这对我们思想道德建设有重大意义

《孟子》一书所体现的思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应批判继承。孟子仁政理论中的和谐思想的精神实质和胡锦涛书记提出的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理论是一致的，我们应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孟子》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的思路。

篇五：孟子读后感

王立群读《孟子》，没有介绍《孟子》的主要仁政思想，而是偏离主题，得出“强势人格”的结论，倒也出了我的意外。

接着，列举了王立群先生少年时代的坎坷，表面上，王先生通过举例，说明“强势人格”的结论，给我的初步感觉，王先生是脱离了主题，偏离了《孟子》，很是意外。

后来晚上作梦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其实，我看王先生演讲读《孟子》的时候，用了“曲笔”的手法。之所以这样说，我有我的理由：

其实，王先生想通过年少时代的坎坷，对比国家当时的不仁政。当时，让一个初中学生在深夜干一种拉车的重体力劳动，是曲折的表现当时国家的“不仁”.也给我们反方向思考，仁政的重要性。

到了如今，似乎国学开始兴旺了，但这样的潮流，才刚刚开始，从于丹开讲国学，到现在的王立群，易中天等等讲诸子百家，很是热闹，但是真正敢于讲《孟子》的仁政，时机还不十分成熟。换言之，还不适合在如今2007年夏天讲仁政这个题目。起码讲仁政这个题目，不能够用直笔。但是讲孟子，你又不得不说仁政，怎么办呢？讲仁政的话，你举例说明，难免举例用到当代的例子，谁有勇气直接批判当代呢？恐怕是没有的，如果孟子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批判时弊，恐怕可能招徕不必要的麻烦。正是来自这样的担心，讲仁政的时机没有成熟。

王立群学习了《史记》，自然知道直接批判之外，还有“曲笔”的做法。象王立群先生，用的“曲笔”,十分隐蔽十分巧妙的说明了非仁政带来的后果，反方面说明了孟子的仁政主张，一般读者，是可以对付过去的，深层的说，也对得起王先生的文人的良心吧！也真是难为了王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