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生死观（共4篇）
孟子之生死观 篇1
手中的这本《孟子》非常褶皱,历经水劫,翻起来哗哗作响,仿佛窗外风过密密的梧桐。这样的书怕会是引起爱书人的一番痛惜,却也总让人想起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一、语言
孟子生平年月不详,按照史学界的传统一般认为他活了84岁,一生如孔子一般在列国之间周游,长时间地在齐宋鲁滕之间,晚年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
摊开《孟子》这本书,首先不能忽视地就是孟子的语言。孟子的辩道非常精彩,其雄壮的语态语调,善于借比的技巧以及对于人性的了解之深都令人惊叹不已。
从孟子的年岁来推断,他当是在孔门弟子都死后,在荀子之前,是最为知名的儒家学者。后世评价孟子是传道之儒,荀子是传经之儒。相对比荀子而言,孟子更加侧重于传道,也就是说他更加注重阐发思想(这并不是说孟子没有教授六经,我们在《孟子·尽心》篇可以看到孟子回答门人关于《诗》《书》的问题),所以他的言语为了阐义在当时百家纷纷之中也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孟子自己不承认自己好辩,言自己不得已而为之,语见《滕文公下·9》)。
儒学是一门建立在现实生活中的学问,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出仕治国平天下是儒门的梦想。孟子把孔子的学说加以细化和完善,发展之后的仁学范围更广,内容更加深刻,贴近于人性。在儒学的发展史上他的地位是很值得一提的。另一位战国的大儒学家荀子,虽然在当代比孟子更受关注,但就儒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贡献要小于孟子。
除此,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辩论之中,看出孟子的性格。
“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滕文公下》)。在《孟子》中豪杰与大丈夫可以说是孟子自己心理形象的写照,正如孟子自己所说的那样,善养浩然之气,“其气至大至刚”(《公孙丑上》)。所以读《孟子》多有亢然奋进之意,义气迸发之情。当然这种乾德在孟子所提出的仁义说中更为明显,舍生而取义这样煌煌的乾德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其实孟子的善辩不仅仅得益于他论证技巧和磅礴的气势,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也是重要的原因。
在《尽心上》中记载有这么一则,弟子桃应问舜做了天子,正直的皋陶做了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他们会怎么办?孟子的回答每每想起,都回味无穷。“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舜会偷偷地把他的父亲救出来,而后到海边隐姓埋名,过着幸福而快乐的一生,不再想天下的事。这样的桥段在当代的武侠小说上倒是常常能够见到,不过多是些爱江上不爱美人的英雄们,总是能够赚出不少的眼泪,令人唏嘘不已。就因为这样的想法恰好命中人们心中那个柔弱的地方。再比如在《告子下1》礼食之辩,“取食之重者典礼之轻者而比之,”都是用人性中所必然之处来反驳对方,不得不说是切中要害。
当然《孟子》一书中并不全是辩论,其刻意模仿《论语》的体例,在某些句子中也同样寓意深远,词句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发人深省。比如“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尽心上》)。
然而乾德过剩必然会有刻薄尖锐,有些不近人情之处。这也是孟子受后世所批判的地方。比如孟子三而休妻。再比如《尽心上·43》中载孟子有五问而不答,“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勳老而问,挟故而问。”未免过于求全责备,不合夫子之意,所有《孟子》一书也不如《荀子》显得宽和。
二、仁学
谈及仁学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夫子,但在《论语》之中“仁”出现的散乱无章,夫子的问答也是各有其句。不过大体可以理解,夫子的仁学是一种宽厚爱人的学问,其行为的准则是礼(夫子以礼为仁人所定,合于仁矣),所以常常是仁礼并称,但对于仁的源头却没有在《论语》中具体的体现出来。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夫子的仁学,不仅是把仁与人更加地结合起来,而且添加了一个新的概念——义,这也是孟子思想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对于仁义,首先是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告子上》告子与孟子的辩论之中。告子提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意思是说仁是出于人的内心,是内在的事情,而义是外在的东西。孟子却说仁义俱内,两人由此进行了一番辩论。关于仁义之所存,也是当时各家所关注的问题,像《管子·戒篇》《墨子·经说下》中都对这个问题多有阐述,这表明时代的发展是要求对儒学进行改造的。尽管众人众说,但是仁出于内,则是没有异议的。
那么什么是仁?孟子说“亲亲,仁也”(《尽心上》),仁便是出于心中的爱,从亲爱自己的亲人开始。这个更加具象化的观点被后世所继承,便比夫子就更进了一步。除此外,孟子对于夫子那句著名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即“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意思是说仁者把他对待所喜爱者的恩德态度推而及他不爱的人,不仁的人恰好相反。孟子这些话更好地点明了儒家仁爱实施的途径。
但这存在一个问题。“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告子下》),仁人表现却是不同,那么如何判定是仁人呢?笔者认为,孟子判定的标准就是义。
要解决为什么孟子说“义”是内在的东西,那就不得不看一下在孟子的心中,义的含义是什么。
“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尽心上》)这里孟子把路比作是义,就是说义是要达到目标所要遵守的。一提及遵守的就是“谓理也,义也《告子上》)”。孟子常以义理相连成,而且按照后世理学家来说,这个理还是“天理”。
然义犹天下之通理也,故众人以为外出。有孟子以为义理顺人心而作,故言义由内出也(孟子认为义理心出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讨论)。
孟子对于仁学的贡献,还有一点就是仁政的具体措施,然而他的措施是保守的,所以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的建树,这也是后世非议孟子的一大内容。具体的措施可以参见《梁惠王上》,笔者在此不作详述。但儒家行仁政有一定的准则,笔者窃思之,曰:谓行仁政,盖由亲亲始。使亲者安,远者乐。疾民之所疾,为民之愿。修德以归。虽有变,不至于离道矣。
可以说《孟子》一书中,仁学已经是渐趋完善,笔者大致总结了一下,还请方家指正:亲而生仁,善于义道,可谓仁人;顺行之于政,加之以民德,可谓仁政矣。
三、性与天道
《论语》中有这样的话:“夫子言性与天道,则不得闻矣”。夫子对于性和天道这个问题很少谈论,只有一句“性相近,习相远矣”,但后世的荀孟却对于性的本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孟子的观点就是常被提及的性善论。其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论证性善,即四端学说,参见《公孙丑上6》;二是强调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和人的能动作用,参见《尽心上·36》《尽心下·5》等。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笔者不一一列出。
但孟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却是经典,比如和告子的辩论中,用水的流动作为比喻来论证性本善。其实这是有文化传统的。被认为是六经之源的《易》,其成书的方式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加天地之德于人焉,谓天人合一。
《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大意是由心到性,由性之天。发挥人的本性就是懂得了天命。我们上文提到古人常常合德日月,在孟子这里,反诸于心,懂其性也。孟子属于子思学派,子思言“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恰恰是反了过来,其实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规律,人道大于天事矣。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义由内出,天地已经把性给了我们,我们所守的理自然是出自于内了。
孟子之生死观 篇2
在孟子和齐王这段经典对话中，偷换概念是他诡辩的手段。
二人对话时，孟子说到齐王的政治理想：“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认为齐王的理想，是缘木求鱼。并举小国邹国和大国楚国对垒为例，问齐王，邹国胜利还是齐国胜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楚国必定胜利。
对话是这样的：孟子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齐王曰：“楚人胜。”
接下来，孟子说：“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久，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小的少的弱的，自然是打不赢大的，有九个方圆千里的诸侯国，齐国只是其中之一，所以齐国只是一个千里之国，要想以一个千里之国，来打败八个千里之国，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孟子偷换了概念。
前面论述的话题是，邹国和楚国的对垒，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而后面论述齐王不能推行“霸道”，否则会失败的时候，却是例举“八个国家的集合”对一个国家——齐国，邹国对齐国，是小国对大国，而孟子讲述的“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里“一”是齐国，“八个”“ 方千里者”等于“一”，二者概念完全不一样，邹国对楚国是：1对1，后面的“一服八”是1对8，这里实际是8个诸侯国之和，对一个诸侯国——齐国。
齐王忽略了8=1的差异，不知不觉进了孟子圈套。于是曰：“吾昏，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孟子之生死观 篇3
关键词：民本,执政理念,沟通渠道
一、孟子的精神遗产带给了我们什么
孟子思想博大精深, 从执政党自身建设角度出发, 合理吸收孟子政治思想, 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对孟子思想合理性部分的继承
孟子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民”思想, 并加之以体系化。由此他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理念。孟子主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基本地位的是民众, 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的关键性因素。“民为贵”突出了民的第一性, 而对于统治者来说, 政治成功的关键便在于“得民”, 因此孟子提出“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孟子将天下得失等同于民心的得失, 这无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引导作用, 这种引导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 它让历代的统治者心中强化了民为根本的思想, 并以此作为其政治得失的衡量标准。
2、对孟子思想中阶级局限性的认知与规避
(1) “民”的重新解读。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孟子思想中“民”的定义与社会主义新时期下的“民”产生了差异, 这一变化的最主要特征便是外延的扩展。孟子时代的“民”仅仅是统治阶级利益得以维护的工具, 民的地位低下。而在当代中国, 我们党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下明确提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 是先进生产力的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民”在概念外延上的延伸, 一目了然。
(2) “本”的重新解读。“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由“术”到“基”的本质跃迁。孟子的民本思想的“本”不是真正的“本”, 而是一种“术”。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帝王之位而采取的一种“驭民”之术。社会主义中国的“本”, 强调了民众的主体性地位, 即它是立国之“基”, 是立党之“基”。我们讨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会不约而同的忽略了后一句“是故得乎丘民而为王乎”, 而后一句则反映了孟子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这一局限性是需要我们在传承孟子精神遗产时需要加以规避的地方。
二、有效转变政府执政理念
执政理念的转变关系着执政党的长治久新, 我们从政府立场出发, 着重从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两个层面来探讨如何有效转变政府执政理念。
1、思想观念上: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
我们的政府在思想上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官本位”的思维定势。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 “出仕”被看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参考标准。正是因为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一些干部通过艰苦奋斗登上政治的舞台后, 便会产生一种习惯性的“唯官论”。政策的制定不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参考, 而是以乌纱帽的稳妥与否为标准;行政的方式不是以人民公仆的标准为荣, 而是以彰显“官威”为耀。
2、行为方式上:从“管理与被管理”到“服务与被服务”的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 其关键之处就是能否有效认识到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差别。前者是一种缺乏民主弹性, 容易在民众中产生消极情绪的政府角色, 后者是一种互动式的体验型政府, 注意民众意见的反馈对于百姓来说有利于社会稳定, 对于政府自身也是不断完善的必要条件。新时期,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已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我们应在政府行为方式上大力推行“服务与被服务”的执政理念, 将“公民-顾客”的需要作为政府存在发展的前提以及改革应遵循的目标。
三、正确构建“沟通”渠道
究竟如何有效提高政府的执政水平, 让执政者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变得更加通畅呢?笔者认为渠道建设应该赋予其立体性, 层次感, 让百姓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切实可感的环境中, 从而增加民众的幸福感。我们尝试从四个维度来构建“沟通”渠道。
1、时间上:循序渐进, 稳步构建服务性政府
在人与自然的层面上, 我们强调和谐社会的构建, 强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回归政治生活层面, 我们的政府建设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而这是很多执政者所忽视的一点。何谓政府建构的可持续性原则?这种持续性在于, 沟通机制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及, 它需要政府部门长时间的积累。同时这一过程的收效可能不会马上显现, 因为如此, 我们的执政者可能会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 从而导致行为方式上的极端化, 民众对社会的不满也会在这一情形下滋生。因此我们的政府在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中, 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可持续性的建构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
2、空间上:关注民生, 正确处理社会公平问题
孟子说过:“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同时他主张明君应制民之产, 使老百姓有固定产业和收入, 生活有保障。我们现代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平问题也日益突出, 影响民众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孟子思想给我们执政者的启示在于首先要关注民生问题, 把其放在人民生活的首要地位, “得”人心之关键在于“德”, “德”的好坏在于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是否有效。我们的政府必须解决中国空间上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 调整产业结构, 调整收入人群的结构比例, 而公平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 其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贫富空间上的分配不均。因此我们的政府必须行之有效的制民之产, 尊重民意, 关注民生。做到这些, 百姓才会广泛的幸福。
3、纵向上:变“自上而下”的政令发布为“自下而上”的民意传达与反馈
孟子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点:对人民实行教化。我们的一些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应做到自下而上的民意传达与反馈, 而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发布, 这是执政者需要面对的时代新课题。这里面的一个潜在台词便是:如何让人民真正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 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听众。当一个旁观者真正变成了参与者时, 民众的主体意识会觉醒, 信心会提高, 相应的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加。解决的途径诸如扩大基层民主范围,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例如强拆问题和城管执法问题, 这些都是一面面放大镜, 无形之中会对政府形象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而教育在与强拆和城管的对比中, 很容易就会变得缺乏说服力。
4、横向上:将“德政”与“法治”有机结合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讲究“内圣外王”和“内儒外法”的治世之学, 将其合理转化到今天社会, 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治国之时要将德政与法治两者有机的融合。孟子主张“省刑罚”、“罪人不孥”的思想, 他看到德与法的联系和区别, 用“省”而非“去”说明孟子依然肯定刑罚的威慑作用, 只是在程度上加以减轻。“罪人不孥”, 即只惩罚犯罪者本人而不牵连其妻子儿女。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实质就是将“德政”至于“体”之位, 将“法治”至于“用”之处。执政者需要将“德”列入官员的道德规范中, 并作为官员考核标准之一。同时要时刻强化依法行政的思想, 在执行政府公务时, 以德的情怀和法的理念相统一, 只有这样, 政府服务才能规范化, 法制化, 人性化。
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 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理论, 应用并服务于现代社会。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孟子思想, 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参考文献
[1]康宇.儒家美德与当代社会[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2]张应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向孟子学习长寿之道 篇4
孟子是继孔子后又一名儒。他活了84岁(比孔子多活11岁)，可谓古代养生的典范。细究起来，其养生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活平淡，喜好运动：
他平时吃饭一般只是一小竹篮饭和一小壶汤。他认为只要吃饱就行，因而是什么都吃，什么饮料都喝。孟子还喜欢“田猎”运动，并成为教学的必修课。
2、品德高尚，善养成德：
“修其身而天下平”，即以修养身心的道理和方法来治理国家。孟子提倡：要保养良心，减少私欲;先正己而后正人，要与人为善;要交品德端正之友;要守分安常，不忧穷困;要“苫其心志，劳其筋骨”;少说话，不自满;要与民同乐，与人共享音乐的快乐;要有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恭敬之心(礼)，是非之心(智)。
3、终生善养“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