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面侵财犯罪的调查

街面侵财犯罪的调查（通用4篇）

街面侵财犯罪的调查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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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来，XX区共发生335起街头路面侵财案件，其中“飞车”抢夺案件183起，诈骗案件80起，盗窃汽车内财物案件72起，总案值达100万余元；共破获273起，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160名。

一、街面侵财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发案时间段相对固定。“飞车”抢夺案件多发生在傍晚和夜间，犯罪分子主要利用夜幕作掩护实施抢夺，全部案件中，发生在晚6时至次日凌晨5时的共117起，占64；盗窃汽车内财物案件多发生在中午进餐时间和夜间，犯罪分子主要利用中午车主停车进餐、购物办事或夜间行人稀少车辆无人看守之际疯狂作案，其中发生在中午的46起，占63.6，发生在夜间的26起，占36.4；街面诈骗案件则多发生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内，共56起，占70。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

（二）发案部位相对集中。全部街头路面侵财案件中，发生在城区和城郊结合部的有170起，占93；发生在其它地点的13起，仅占7。从具体的作案地点看，犯罪分子主要选择交通便利、易于逃窜的娱乐服务场所较为集中的主干道街面，以及地处偏僻、行人稀少、易于犯罪分子选择作案目标的住宅区街巷和偏僻路段。盗窃汽车内财物案件主要集中在公路边、餐厅饭店门口和无人看守的街巷路口，共发生53起，占74.24。街面诈骗案件多发生在街头路面公共场所，共66起，占82.5，犯罪分子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选择作案对象，一旦发现目标，立即趁乱实施诈骗，受害人往往来不及思考、辨别真伪，就已上当受骗。

（三）受害者多为妇女和中老年人。335起街面侵财案件中，爱害者80以上是妇女。抢夺案件受害者85以上是将包放在自行车、摩托车车筐中单独骑车或是将包背在肩上单身行走的妇女。街面诈骗案件的受害人多是识别能力差、警惕性不高、贪图便宜或无原则的怜悯同情他人的中老年人，占受骗总人数的70。

（四）作案方式多为流窜、结伙、连续作案。从破获的273起街面侵财案件看，2人以上结伙流窜作案占81。综合分析案情，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各有分工、互相配合，常用“打一枪换一地”的作案方式，得逞后立即逃往异地再故伎重演，以相同的作案手法连续作案。

（五）作案成员大多无业、文化程度较低且青少年居多。打击处理160名犯罪嫌疑人中没有正当职业的151名，占94.3；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146名，占91.25；25岁以下的青少年129名，占总数的80.6。

二、案件多发的主要原因

（一）群众自我防范意识不强。有些居民缺乏防范常识和自防意识，出门时把包挎在肩上或挂在车把上，加之对周围可疑情况注意不够，很容易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部分车主安全意识不高，没有安装汽车防盗报警器，认为锁上车很安全就随意把包放在车内；有些中老年人防范意识淡薄、迷信思想严重，让犯罪分子连蒙带骗，很容易上当受骗。

（二）案件侦破难度较大。飞车抢夺、盗窃汽车内财物及街面诈骗多为现行案件，犯罪嫌疑人大多数是惯犯和累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反审讯能力，并且作案过程短暂，不容易留下痕迹物证，客观上造成了取证难、认定难，使犯罪分子存有侥幸心理，有恃无恐，频频作案。有的受害者遇到不法侵害时不敢同违法犯罪作斗争，被抢、被盗、被骗后不知所措，先是与家人联系，后由家人报案，而延误最佳时机，导致侦查工作不能及时展开。

（三）特殊行业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近几年，二手手机收购、金银饰品加工、废旧物品收购等行业有了很大发展，而管理工作相对滞后。一些业主对手机、金银首饰不问来源而低价购进，为案犯销赃提供了方便，这也是街头路面侵财犯罪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四）治安巡逻力度不够。近年来，虽然向街面投入了相当数量的巡逻警力，但由于受警力总体紧张的影响，街面巡逻密度、巡逻频率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从而使犯罪分子利用巡逻间隙伺机作案。

三、打防对策

（一）加强安全常识宣传，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充分运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安全防范常识，增强广大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提醒夜晚外出的女性提高警惕，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一旦遇到此类案件，注意记住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和所用交通工具，并及时报警，为公安机关迅速破案创造条件。同时，注意宣传见义勇为的典型事例，在社会面上营造自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良好舆论氛围，并教育群众一旦遇到不法侵害，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想方设法抓获嫌疑人，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破案。

（二）加大街面巡逻防控工作力度。配齐配强各

级巡逻队伍，科学安排警力，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办法，加强街面巡逻防控，尤其是对易发案部位和区域，加大巡逻密度、频率，并派人蹲点守候，力争抓获现行。

（三）加强阵地控制工作，强化外来人口的管理。一方面加大对二手手机市场、金银饰品加工行业的管理，控制赃物的流向，以物找人，破获案件。另一方面加大对外来人员、无业人员和出租房屋的管理力度，通过登记、检验身份证及向外来人员原籍了解情况等方法，从中发现可疑人，并加以控制，掌握行踪。同时，在外来高危人群中物建信息员及时发现犯罪线索。

（四）加大打击力度。刑侦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加大对街面侵财犯罪案件的侦破力度。对发生的案件及时、全面梳理，从涉案的交通工具、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作案手段、特点等方面加强串并工作，寻找破案捷径。涉案地派出所要根据梳理出的案件情况，划定工作范围进行面上排查，注意发现可疑人员。同时，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运用审讯谋略，加大审讯力度，力求挤清余罪，争取抓一个破一串。

街面侵财犯罪的调查 篇2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模型分析,原因,建议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但对如何界定没有明确说明。国家统计局将其定义为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并且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本文采用此种说法。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已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但近年来其生存质量堪忧。在压力和诱惑之下，一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走上犯罪道路，近五年其犯罪率更是连续上升两成，并且其中过半均属侵财型犯罪。新生代农民工侵财型犯罪已触及社会之痛，但其发生绝非偶然，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剖析其诱发因素、探究防控措施意义重大。

一、模型分析

1、成本—效益模型分析

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经济分析适用于解释人类的全部行为，并认为犯罪是某些人因完全合理的原因而从事的一种职业。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权衡了一定条件下各种不同牟利方式所需的成本和预期获得的收益之后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当然，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犯罪行为的前提性要求是，犯罪人是在心态平和与正常的情况下所做的理性犯罪选择，特殊情况下做出的一些不可理解、缺乏理性的激情类犯罪不在分析之列。从经济学角度假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有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侵财型犯罪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同样适用成本效用模型，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犯罪也是综合平衡了各种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的合理选择。一般而言，效益=收益-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的成本-机会成本即放弃的合法收益-惩罚成本即因判处刑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当效益<0时，由于无利可图，犯罪分子一般不会做出犯罪选择，而当效益>0时，受利益驱使，犯罪分子会选择犯罪，且效益数值越大，犯罪的可能性越大，犯罪的严重程度越大。上述成本—效益模型设置较为粗略，有学者将其细化，分析了更多具体的诱发因素。他们认为犯罪者的期望效用既与犯罪者的收入有关，也与被发现并被处罚的概率和处罚强度有关。即EU=P·U (Y-f）+（1-P）·U (Y），其中EU为犯罪者的期望效用，P为犯罪被发现并被处罚的概率，Y为犯罪者的收入，f为折算成收入表示的惩罚强度。如果犯罪者认为公式表示的期望效用是正的，他就会选择犯罪，如果期望效用为负，他就选择守法（Becher, 1968）。布朗和雷诺德认为犯罪者的收入可区分为犯罪时就有的初始收入W和犯罪可能得到的收入G，这两个方面的收入都会影响犯罪者的期望效用。犯罪者的期望效用变为：EU=P·U (Y-f）+（1-P）·U (W+G），这说明，犯罪者的初期收入也对犯罪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Borow n and R eynolds, 1973）。

2、犯罪心理成本分析

虽然成本效益模型从一定层面反应了犯罪分子的经济核算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犯罪效用为正值时人们都会选择犯罪，其中可能还受一个人的犯罪心理成本的约束。犯罪心理成本是犯罪主体对其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可能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和法律惩罚等后果的恐惧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如果犯罪主体在犯罪之前已经承载了巨大的心理成本，那么他会顾及方方面面而对犯罪产生犹豫，相反，如果他认为犯罪心理成本很小，则会毫无顾忌去实施犯罪。如果把犯罪成本笼统概括为犯罪物质成本和犯罪心理成本，其相互作用关系如图1。图中显示在一条犯罪成本组合曲线上，虽然各点处犯罪物质成本和犯罪心理成本所占的比例不同，但是各点所代表的总的犯罪成本是相同的。当犯罪人对犯罪物质成本和犯罪心理成本的组合预期较低时，犯罪成本组合曲线将于犯罪效益曲线相交于C、D两点。那么，在C点和D点之间的预期组合成本将小于预期犯罪收益，此时，犯罪人将做出犯罪的选择。这说明犯罪心理成本低，犯罪可能性就大，犯罪心理成本高，犯罪可能性就小，甚至为零。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上述模型进行分析，诱发新生代农民工侵财型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犯罪成本低、犯罪效益高，诱使新生代农民工铤而走险

佛山市两级法院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统计表（2008年至2009年）可以作为佐证，侵财型犯罪相比非侵财型犯罪数量占比较大，其中盗窃、抢劫、抢夺、敲诈勒索、诈骗共占68.7%。其中犯罪成本小、效益大的犯罪数量较多，如盗窃占31.8%，抢劫占27%；犯罪风险大、技术要求高、犯罪成本较高的犯罪数量相对较少，如敲诈勒索占2.6%，诈骗占1.4%。除此之外，当前新型金融犯罪也频现新生代农民工身影。他们已不屑于传统的盗窃、抢劫等“小偷小摸”，认为来钱少、风险大，那些“低风险、低成本、高收益”的犯罪，如制作贩卖假发票、办理信用卡套现等被他们视为发财捷径，因此近年来此类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

2、犯罪机会成本低、生活无保障，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

犯罪与贫穷有关，克莱里尔·伯特（C ryril Burt）对伦敦地区的部分少年犯的调查表明，50%以上的少年犯来自穷人家庭，并推导出贫穷与犯罪的相关系数为0.67。很多犯罪分子之所以选择犯罪可能与初期收入较低有关。郑州大学教授许圣道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其中有74.7%的已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在城市中，他们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工作收入很低———农民工“自身的工资已接近“生存工资”。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仅16965.7元，月均收入1413.8元，平均小时工资7.5元。工资低，意味着犯罪而放弃的合法收益损失较少，因此，犯罪机会成本过低最终导致了犯罪的发生。除此之外，生活缺乏保障也会逼迫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从全国看，单位或雇主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9%和4.1%。工作不稳定、无储蓄社保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失业时没饭吃、无钱时没地方住、生病时没法医治，生活陷入窘境，最后只得铤而走险，通过抢劫等方式来解决生存危机。

3、犯罪心理成本低、法制意识淡薄，成为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多为初等文化，早年辍学，没有接受完整教育，法律知识掌握少，法制意识淡薄，法律概念模糊，无法分辨罪与非罪；业余生活单调乏味，所接受的文化思想腐朽没落，也容易触发犯罪。据统计，在业余时间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46.9%和52.1%。主要用于学习培训和读书看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5.5%和10.1%。打牌赌博、看黄色录像、上网聊天等，歪曲了新生代农民工正常评价善恶的标准，内心道德自制力下降，往往禁不住诱惑，最终为追求贪图享乐而犯罪。

三、结论与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侵财型犯罪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农民工犯罪的矫治应从全社会相关制度的构建方面进行考虑，重新设置制度真正吸纳、善待农民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侵财型犯罪愈演愈烈的问题。为此，笔者建议如下。

1、增加犯罪机会成本，促进就业，完善社会救济保障

工资是农民工安身立命之本，工资高、工资稳定意味着犯罪机会成本高，新生代农民工不会舍本逐末去选择犯罪。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收入，政府应该在这样一些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应减少农民工就业成本，消除歧视性规定，取消行政性收费、遣返等管理手段，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劳动力市场。其次，应增加农民工就业能力，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和应用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最后，完善社会救济保障，健全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后顾之忧，帮助其渡过最困难的时期。

2、增加犯罪心理成本，增强法制意识，强化自我约束力

任何行为的产生都有其心理原因，新生代农民侵财型犯罪也不例外，攀比心理、贪婪心理、侥幸心理等往往导致犯罪的发生。为了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发生，应及时矫正其心理畸变，增加犯罪心理成本。首先，应加强法制宣传，充分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广告牌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普及法律知识，同时教育宣传还应全方位进行，进社区、进工地、进家庭，让新生代农民工了解法律法规，真正认识到一些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其次，应开放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设施，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读书学习，使其业余时间过得更加充实，减少接触黄、赌、毒思想的机率。最后，应加大媒体曝光力度，及时曝光犯罪分子行为，将查处的案件作为宣传实例，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新生代农民工感知法律的威慑力，造成心理负担，从而不敢以身试法。

3、强化社会软控制，培养社区归属感，增强主人翁意识

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终点，也是其融入城市的切入点。据调查，85%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做城市的“匆匆过客”，愿意继续留在城市发展，然而，城市的歧视和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更象是城市“边缘人”。如何帮助其成功融入城市社会，做城市的“主人翁”，需要社区主动敞开胸怀，热情并真正接纳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建设要改变传统单纯管制的做法，除了要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户籍、档案、从业状态等登记制度进行管理之外，还要建立社区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互动的制度，以培养农民工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社会对农民工的亲和力、约束力。有许多成功的社区建设例子值得借鉴，比如义工服务活动，社区可以组建许多义工组织，进行周期性、多样性的组织活动，通过活动团结和凝聚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活动包括：定期聚会，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交流，倾听心声，帮他们解决问题；组织周末文化活动和体育健身活动，鼓励农民工参与文娱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拉近他们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增进相互了解；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让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和权益诉求有载体反映、有渠道疏通、有组织解决。除此之外，还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的建设，比如让其作为社区服务的提供者，担当社区保洁绿化、居民生活服务、家政、安保等方面的工作人员，这样既有利于社区生活服务水平的提高，又可解决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问题，让农民工真正在城市社区扎下根来。比如让新生代农民工参选社区居委会主任、委员等，让其参与并管理建设社区。

参考文献

[1]徐志豪:关于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经济学分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1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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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明华等:比较犯罪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4]许圣义、许昌浩:农民工犯罪率5年升2成近7成因一时冲动[N].检察日报, 201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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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处安放新生代农民工青春[N].重庆商报, 2011-10-17.

锻造打击街面犯罪的隐形利剑 篇3

零容忍 主动出击护平安

闹市区扒窃案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些街头犯罪突发性、随意性强，发案地点、发案时间、侵害对象具有不确定性，作案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作案后逃离现场比较快，防范难、抓捕难、取证难，严重影响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安全感。据统计，在小寨商圈，仅2013年小寨辖区扒窃案件就占到年办案量近一半。

2014年3月，小寨路派出所经过缜密研究，在全市基层派出所率先成立了便衣队，建立以专业队伍为依托、以信息搜集为先导、以警情研判为指向、以精准出击为目标的打击犯罪新模式，确立了“街头犯罪靠打，门店内部靠防”的工作思路，对街头犯罪主动出击抓现行，实现“三个转变”，即变“被动受案”为“主动出击”、变“以案找人”为“以人找案”、变“打防分立”为“以打促防”，掀起了一股对街头犯罪“零容忍”的强大攻势。

“抓小偷靠的是时间和耐心，只有做到‘猫鼠同步’才能抓到小偷。”小寨路派出所便衣队队长王辉说。随着街面警情动态的变化，便衣队坚持每周进行警情信息研判，分析街头犯罪发案的阶段性特点，准确研判出高发案区域、高发案类型和高发案时段，重点在公交车站、早市、医院周边、商场、金融网点等易发案部位进行巡逻和蹲点守候，精准投放力量。

聚合力 专群结合精打击

好不容易有时间陪妻子逛街，却在路上看到了一名惯偷。张虎群立马让妻子原地等他，自己跑去跟踪疑犯，待犯罪嫌疑人正扒窃时将其抓获，而回来时，面对妻子的长时间等待，这个反扒志愿者不好意思地笑了。张虎群在见义勇为中流过血，遭过打，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副业”，也感动了周遭的亲朋好友。“我有一个发小，现在已经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了，受我的影响，他现在业余时间也跟着我一起抓贼。”张虎群露出骄傲的笑容。因为对反扒工作贡献突出，张虎群获得了西安市十大道德模范提名，连续五年获得反扒工作先进个人。

為做实做细街面防范工作，小寨路派出所坚持走专群结合路子，密织覆盖网，组建了便衣专业队、便衣辅助队、信息员队伍三支队伍，并精细划分成便衣先遣、缉毒侦查、信息采集、图像分析、案情研判、警情通报六个行动小组，形成了打击街头犯罪的强大合力。便衣辅助队队员都是从辅警、警官学院学生中挑选出的拔尖分子，并吸收数名经验丰富的社会反扒志愿者。信息员队伍分布广泛，包含辖区保安、保洁员、摩的司机、摊贩等，他们身处一线，随时随地给便衣队提供街面犯罪动向和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使便衣队“耳更聪、目更明”，打击犯罪更得心应手。

深蹲守 神兵天降擒劫匪

4月1日晚上，华灯下王女士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她边走边摆弄手机，没注意到身后一名男子正慢慢靠近。经过一个丁字路口时，男子一个箭步从后面窜了上来，王女士只觉脖子上一凉，伸手摸了摸，发现项链被抢了。回过神来的王女士立即大喊出声，寻着男子逃跑的方向追了上去。

正当王女士不知所措时，三名男子从车上冲了下来，原来这三人正是多日蹲守在此的小寨路派出所便衣队民警，队员们猛追一公里后，将该男子擒获。看到失而复得的项链，王女士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便衣队员都是“刀尖上起舞的勇士”，每一天，他们就这样“混迹”在街边、市场、小区、商场，在伏击的时候，必须找地方让自己“隐身”，不能分神、不能聊天，甚至连上厕所都不可以。对手速度快、机动性强、隐敝性强甚至凶狠残忍，每一次跟踪、追捕、对峙、搏斗，都是一番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便衣队员们前进的脚步，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抓住不法分子、维护社会安定是他们的天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街面侵财犯罪的调查 篇4

关键词：大数据；侵财犯罪；侦查策略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18-0038-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侵财犯罪屡有发生，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相关学者专家的重点工作，并且侵财犯罪也已经上升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侵犯财产的犯罪，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也不管是总数量上还是个别特例上，其数量和频率都是远超于侵犯人身的犯罪；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在所有的犯罪案例中财产犯罪这一类就占据了80%以上，可见财产犯罪在是社会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当下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阶段，处于一种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期，刑事犯罪案件是社会中常见的矛盾表现形式，并且保持长期高位运行的状态，对社会发展、民生安全都起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就使得对侵财犯罪发展及侦查策略的研究变得更具现实意义。

侵财犯罪的主要特点

随着天网工程、金盾工程等信息化系统工程的建设，公安机关汇聚的数据种类变多，数据规模更大；在这些数据中，不仅包含有常规的数据规格结构，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技术采集所得的大量的视频、语音等非结构化数据。然而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数据，如何从中准确地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如何有效的将其运用于实际的侵财犯罪侦查当中，是目前公安机关面临的难题；另外如何实现多源异构数据之间的关联与融合，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一种例题形象的形式展现出来，如图1所示，有利于主动防控、精确打击，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和水平，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我国钱财犯罪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侵财犯罪逐年走高，暴力犯罪降幅明显；近年来侵财犯罪在所有犯罪发案的数量中占据了绝大部分，基本上在80%左右，相比之下侵犯人身、爆炸、纵火、绑架等案件发生率有所降低；2）有广泛社会影响力侵财案件屡有发生，这一特点的侵财犯罪是指具备犯罪案件的成因中有一些过于敏感的因素、人民群众或者多方媒体平台对案件的关注度极高、案件的发生给公众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对群众的人身安全或心理安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3）多发性侵财犯罪相对稳定中呈现变量，盗窃案件始终保持刑事发案数量首位，诈骗犯罪呈现快速增长，抢劫案件逐年下降；4）侵财犯罪时间有较为明显的分布规律；发案时间：犯罪事件一般在一些重大活动、节日等，空间分布：地域经济发展对发案数量和类型影响明显；5）地域性侵财犯罪职业化发展态势明显，手城乡收入差异较大的影响，产生的一些心理失衡，加之生活压力较大，容易滋生犯罪心理，并且特定区域、特定手段等非一成不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犯罪分子自身的经验不同会有不同的手段和方式；6）作案手段更替迅速，多种方式叠加使用，寄递渠道越来越多被应用于犯罪，利用网络实施侵财犯罪逐年走高，犯罪流程“精细化”实现利益最大化；7）流动性、低龄化成为犯罪主体突出；青少年、流动人口二代犯罪现象突出，由于在一些经济较为发的城市，有许多外来务工人员 会带着孩子一起留在同一城市，但流动人口的子女大多都疏于家庭的教育，一定程度上难以融入城市，会受到一些不正确价值观和消费观等因素影响，致使流动人口二代侵财犯罪现象突出。

侵财犯罪侦查战略思路的建构与策略

侦查队伍建设实际完成犯罪案件勘破的基础工作，专业化的建设就更是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我国公安机关对于侵财犯罪的侦查队伍建设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强，力求完善每一环节的侦查细节，为的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环境和趋向以及案件自身的侦查需求。

在进行专业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三个层面的工作细节：强化复合培养，要求侦查队伍中的人员适应大数据环境下的案件侦查思路，熟悉侦查流程，善于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案件的侦查；其次强化证据意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一些不法分子做假证提供了机会，这就使得法治环境对取证程序、取证效果的要求有了更高的要求，执法人员则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树立起严格的证据意识，确保诉讼；另外强化专家合力，侵财侦查队伍的建设，不仅需要内部人员的积极参与和组成，也需要适时的引入相关专家或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员，内部与外部的优秀人员合力建立起更加专业有利的侦查队伍。

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深化侵财犯罪侦查工作机制，高度关注地域性侵财犯罪人管控机制，探索“流动人员”社区矫正机制；提升侵财犯罪侦查多维手段，主要有持续丰富信息碰撞方法、探索延伸新型方法、深度参与视频体系建设、重视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交互运用。

大数据背景下侵财犯罪侦查策略之深化

随着互联网、计算机科学技术、云计算、自媒体等多方面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界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大数据时代，对数据本身价值的挖掘和利用已经成为时下的重点研究课题。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咋繁复错综的数据中调取出有用的信息有一定的难度，但当出现犯罪案件时，广泛全面的数据可以为公安机关提供更多的侦查入口。

3.1大数据侦查的提出与界定

大数据侦查是在近年来大数据时代逐渐产生的环境下提出的较为新型的概念，是一个概括利用大数据相关技术，进行相关案件的侦查活动的专有名词；大数据侦查与传统概念下的信息化侦查有一定的区别，更强调利用数据整体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用大数据进行案件侦查，必须有强有力的系统平台为支撑。对于大数据侦查进行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围绕侦查工作目标，以现代技术搭建平台为支撑，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智能处理和专业分析开展侦查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之统称。

大数据侦查在侵财犯罪中的应用，为侦查过程及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侦查模式变革，由数据到案件的形成，如图2所示；侦查应用核心―依据数据分析提供可量化的预测；思维方式演变―大数据思维，从精确性到相关性。

3.2大数据侦查的发展思考

首先要转变理念做出相关的发展规划，从侦查实践出发，研究发展计划、研究数据需求、明确案件所需的数据信息的采集计划、制作预警指标和数字模型等；拓展整合数据来源，利用现有的网络、无限、微软等现代科技设备和手法，实现多种形式的交互，则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数据源，使得案件侦查工作可以找到更多的突破口；提升智能处理设备，现有的智能设备虽然能满足于现阶段的使用需求，但相关的研究和创新工作力度还是要不断加强，与时俱进，保证大数据的价值不能只在规模庞大层面，要将其上升至“具有较高加工处理能力”上；同时一定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大数据固然能节省许多人力和物力，但不代表能完全替代，并且对数据的深度分析和研究还是要依赖各领域的专家。

4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