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九四一年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一九四一年的党建理论与实践（精选6篇）

毛泽东一九四一年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篇1

怕困难就不是共产党。在困境、甚至绝境中崛起并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就是把党建设好。这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特有的品格。在党成立二十周年的一九四一年。外敌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实行“三光政策”的大扫荡；内敌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抗日武装进行第二次大开杀戒，制造“皖南事变”。这一年，我们党困难到什么程

度呢？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独立的大政党了

毛泽东从不畏惧强敌和困难。“皖南事变”不久，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摧不毁的大政党本身要过得硬。然而，当时我们党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1941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当年的8月，毛泽东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不扫掉这些垃圾，党就寸步难行；内存病毒的党，什么大事都干不成。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干部大会上说：“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由此，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党建篇章中最光辉的一页。

要教育，思想教育是第一等的业务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建的首要问题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创造。1941年9月毛泽东提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第一，政治局带头。成立中央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及方法论，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

第二，宣传有力。自1941年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文字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

第三，系统教育。为了进一步从理论和路线高度系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毛泽东在这一年下功夫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献：其一，《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其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两篇文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要团结，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没有团结就没有党的一切。党的团结，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团结是我们党的命脉所系、是命根子。举1941年的一个实例。

与王明的交锋。从《毛泽东年谱》记载来看，这一年毛泽东与王明正面交锋至少五次。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等与王明谈话：王明依然坚持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

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在发言中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为此，1941年政治局在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规定：“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要学习，学习党史的宝贵经验

不重视党史教育、不学习党史的宝贵经验，不是一个成熟的党；淡化、弱化甚至丑化党史，后患无穷。我们党重视党史教育和学习，由来已久。在党的历史上，作为整周年来纪念党和号召全党学习党史，始于1941年。

其一，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是：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其二，1941年6月7日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毛泽东在起草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党内指示中说：“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其三，1941年6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会上张闻天作《纪念我党二十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要创新，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奖励

党建的最高境界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思想不坚定不行，思想僵化更不行；理论创新，才能创造人间奇迹。1941年毛泽东说：“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精典界定至今整七十年。是年冬，毛泽东专门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时至今日，这一题词也整七十年。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边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要怕资本主义发展。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

………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思考70年前毛泽东讲的这段话，联想党过去90年的风雨历程，思索党未来的漫漫长途：不图私利；不违背人民意志；站在人民之中；接受人民监督；改正和治好自身的毛病；把国事办好。这不就是我们这个大政党永远摧不毁的真谛和答案吗！

电影《一九四二》观后 篇2

——观影片《一九四二》有感

知道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灾，仅仅只是教科书上的一句话。具体灾情如何，当年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借助冯小刚的这部《一九四二》，或许能令大多数跟我一样过去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国人，重新审视这场悲天悯人的天灾人祸。

这是一部冰冷而绝望的电影，讲述了三百万人如何活生生饿死的过程，这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人开心起来。一九四二年，在中国的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花枝，星星，瞎鹿，栓柱，老东家，他们在逃荒路上受了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罪，也吃了几辈子都吃不完的树皮草根柴火。但真正悲切的是在大灾难面前，无论贵贱、贫富、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都是不能幸免的。花枝卖了，星星卖了，瞎鹿死了，栓柱死了，他们的老娘死了，就连刚刚出生的孩子也没有留成，只剩下老东家一个人，魂归何处？古人说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是如此。整个观影过程，让人犹如看见变成人间炼狱的河南，以及那些坠入地狱的苦难大众饱受煎熬的历程，让人看得无比沉重。

大逃荒，一直闪烁在中国历史的深处。与此相伴的还有一句话，叫做：“倘能幸福安稳，谁愿背井离乡？”但对于这部影片，我特别想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影片创作者面对沉甸甸甚至被我们遗忘的历史，没有采取时下惯常的戏说或装神弄鬼的演义，而是直面并打捞那段残

存在我们民族深处的记忆，他们所承受的艺术痛苦，也便是这种直面。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如果他们没有“直面”的能力，一九四二年的记忆，便沉睡于逝去的那段岁月那里，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有意识地去唤回它们，恢复它们，它们有可能就会永远那样沉睡着，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直面，不是歌颂或者贬斥，而是如实的记录，是为找出灾难不再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可能性路径。

观看《一九四二》的过程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当你看着灾民在逃难中将个体尊严的外衣一件件剥落下来，却仍然改变不了像野狗一样死去的命运时，你的心底会生发出彻骨的冰冷。在救灾粮发放时，各方官员各执所词、各述其理，难、难、难。发放细节更是丑态百出，国难当头仍是倒行逆施，可叹、可悲！这是一种不忍目睹的绝望的冰冷，是在“活着”面前生命尊严、传统伦理和民族大义的全面崩溃，也是对视人民如草芥的强权的鄙视和无奈。结果怎样，不得民心者失天下。可以说，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忽视加深了这场灾难，也为自己失败的命运埋下了种子。

《一九四二》观后感 篇3

冯导用如此大手笔拍下这样一部巨作，它显示的是一个敢于揭示历史真相的中华民族的气度，是一个不忘贫穷落后被人侵略、任人宰割历史的坚强民族!唯一使我遗憾的是，看完以后还有两点不了情：一是影片好像还短了些;二是好像自己也跟那位美国战地记者走了一遭，大有一种只是看了一部大型灾难历史纪录片的感觉，似乎还缺乏一种更催人泪下的刻画人们心灵世界的动人故事情节。

影片中大碗影星的演技个个都十分了得，国际关系的处理也十分微妙。《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把当年河南灾荒造成的凄凉和难民们悲惨的命运刻画的如临其境，把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一笔勾画出来，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把苦难深重的灾民推向绝望深渊的丑恶嘴脸全部揭露出来，把70年前那段天灾加人祸造成的三百万人死亡的大灾难历史追忆给后人永世铭记!

《一九四二》的观后感 篇4

“饿死还是当亡国奴”是个伪命题

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抛弃了1000万灾民，让他们自生自灭，把他们视作乱摊子抛给了日本人。在国民政府的眼中，几百万灾民的生计在抗战大业面前几乎不值一提，就像二十年之后几千万人的生存在国家建设的“大仁政”里也不值一提一样。抽象的国家宏大的需要压倒了具体国民的生死存亡。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经由程朱理学所树立的传统道德观在国家层面就成了“宁死不做亡国奴”的道德律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那段话堪为代表：“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于是，我们看到，旱灾蝗灾并起之下，军粮照征不误;灾民的生死小业让位于抗战的生死大业。

美国记者白修德看不懂。没有经历过极权社会的美国人，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美国人，享受一流政治文明的美国人，当然看不懂。他们不懂“是饿死还是做亡国奴”的二分逻辑，也不懂为何一个政府能对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置之不理。在他们看来，饿死和亡国奴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任何战争最终为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国民的生存和尊严。民都没了，国又何在?

国民政府很快就吃到苦果。日军进攻河南，发放军粮，收拢民心，国军一败涂地。其间，甚至发生豫西山地民众截击国军缴械这些让后人不敢正视的历史。有多少民众“投靠”了日军我们不得而知，有多少是土匪和游击队趁乱抢劫滋事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让一个个吃完了观音土离死亡只有一线之隔的民众，担负起“不当亡国奴”的民族大任，不觉得担子太重了一些吗?

是谁把灾民推给了敌人，是谁让灾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政府抛弃了灾民，日军残忍，败军如匪，火上加油，反过来抢劫手无缚鸡之力的灾民，反抗日军的不正义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来自自己人的不正义，难道就只能默默忍受吗?中国人不能被外人奴役，难道就活该被自己人奴役吗?“汉奸论”可以休矣。

“民族劣根性”论也可以休矣

冯小刚避免陷入国族的宏大叙事里，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塑造一个有气节的底层中国人。唯一死在日本刺刀之下的，为的是不可磨灭的亲情和记忆，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或国家。他深知在这种极端情境中的选择是没有选择，所以不可能苛求饿的奄奄一息的灾民按照社会的.想象“气节”一番。这是冯小刚的进步之处。

这部影片现实得残酷，残酷得却不彻底。那段沉重的苦难让人备感压抑，而灾难中真实的人性则让人更加绝望。“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是文人政客的含糊说辞。人命贱如草，生无尊严死无尊严。野菜、树皮、观音土，凡是能撑满肚皮的都成了口中物;荒野中堆满尸体，任野狗撕咬，路过的人在饥饿的威胁之下早已麻木不仁;人命成为交易，卖妻易子，只为几升小米;让这种灰暗的色调蒙上一层黑色的残酷的，是人吃人，至此，人已经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识。先是卑微的苟活，再是沦为野兽般的苟活，活着，成了唯一的本能。

所有道德溃败的社会无不如此，这与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毫无关系，跟所谓的地域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从这部影片中看到民族劣根性的人不仅失之对具体情境的理解和同情，更是深受意识形态教育流毒之害。有的社会发生大饥荒，却没有出现食人的极端场景，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更为高尚，而是因为有政府、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接济使他们不至于沦为目露凶光、只知果腹的野兽。

而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不仅政府没有动力去解决饥荒，各种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也没有多大生存空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早已解剖出大饥荒背后的机理，饥荒的背后是权利剥夺，“从未有一个重大饥荒在民主国家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这在二十年后那场更大的灾难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这个角度来看，冯小刚又过于保守。他毕竟希望给绝望的人性留下一份温情的寄托。他知道，人性退居到野蛮只是在特定情形下的极端状况，要防止这种极端状况的不断呈现，我们需要的不是人性的改良，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变革。

还有多少苦难需要打捞?

一九四二，在抗战八年的宏大叙事中不值一提。正如刘震云说的，那一年，还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的感冒，整个历史上却没有河南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这部影片的上映，某种程度上打捞了那段苦难的历史。

片尾旁白问母亲一九四二年的经历，母亲说，那些闹心的事，我都忘了，你要写它，图个啥呢?

温故一九四二读后感 篇5

温故一九四二读后感

今天终于把这本书看了........ 一直是只闻其名，没动真格的去看，有点儿烦自己了! 虽然整本小说集叫温故1942，其实<温故1942>是这里面最不搭调的一篇，剩下的是如此相似，都可以叫做职场小说.与近几年打着黑厚学官场学人际关系学的名号出的各种官场职场长篇小说不同的.是，目的不在教读者追逐或意淫飞黄腾达，只在让他们看到，世间名闻利养之可悲可叹可笑.故事人物，不论底层中层上层，无不在追名逐利的漩涡中身不由己，载沉载浮. 我丝毫不怀疑这个目前最好的河南籍小说家刘震云先生对本省的爱，而温故一九四二年这个故事是作者描写本省的代表之作。通过这个小说，我了解到在1942年我的乡亲还遭受到过如此的灾难，而在水灾旱灾蝗灾以及人祸之后解救我的乡亲的竟然是一直的敌人。这件事我在其他媒介上也有了解，刘震云的叙述让我还残存的怀疑打消。历史从来都是一个万花筒，没有像历史书上的那么黑白分明。 1942.....40年代，50年代，60年代，河南整个三十年全部都在水灾旱灾饥荒中度过，那个年头，谁家把孩子养活就是有本事家，套用山东一大娘的话，哪个女人不是死几个孩子，站着走路都能饿死，人相食，蒋介石开堤放水，国民党不管，共产党不管，50年代，有粮食不给人吃，全部都放给外国人显示天朝伟岸，60年代，水患饥荒，流民天下，70年代，人祸遍地，80年代，投机盛行，90年代，限制河南发展，只能种地，不给政策，不给支持，三门峡驻马店全部泄洪用，没有任何理由，焦作周口只准产粮，必须完成超额任务，国家统购统销，低价收购打白条，到现在河南自己建郑汴新区。不管别人怎样评价，不管多么辛苦，都要去努力过活养活自己。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生生不息。我热爱这片养育我的故土。 在看过书之后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这里面涉及的东西甚广甚深.....那些尘封了的历史在此书中被揭开，因为我们在意的是世界二战、中国的抗日、共产党的发展、开罗会议……于是以致后世没有多余的眼光投注于此......但是这个三百万人亡魂却是我中华民族的一部心灵史，以上那个故事就不禁让人动容....... 希望这部民族心灵史能早日搬上大荧幕~~~但我想会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就算冯刘二人不能，总会有人后来人的......... 来源于 卓越网上书店

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元旦广播讲话 篇6

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元旦广播讲话

2010年12月30日13:55书摘蒋介石我要评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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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重庆《中央日报》，小标题为编者所添加

神圣抗战进入第九年度，日寇妄想消灭中国的时机已成了过去

今天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元旦，乃是我们国父创造中华民国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纪念日。我们神圣抗战到今天已进入了第九年度，回溯这八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豫犯湘，窜扰桂柳，倡狂冒进，在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了贵州境内的独山。我们在这八个月以来，国土丧失之广，抗战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之中最堪悲痛的一页，我们在这样饱受艰难痛苦挫败耻辱之中，度过了旧年，迎接着新岁，我们同胞对于抗战的意义与国家的前途，以及全国上下以往的错误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应有一个彻底的反省，和一致的觉悟。

我今日要首先明告我同胞的，就是去年一年之间，我们中国处境的艰危，不仅是抗战八年中所未有，亦是我们革命五十年以来未曾遭遇过的险境。我在前年对民国三十三年的战局早就声言，如果盟邦攻势不能与我国配合发动，中国所受的封锁不能打开，则去年一年我们中国所遭受的危险是不可以想象的。现在幸而因全国军民的努力，将国家这样最困难的一年，得以渡过，我相信日寇妄想消灭我们中国的时机，已成了过去，我们同胞应知敌寇自去年以来，他已自知其不能避免最后的失败，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不使我们中国以彻底胜利来结束战争。他以为如果我们中国不能以独立完整的国力来结束战争，那么反侵略联合国的胜利，便不是完全的胜利，而他日寇的，侵略主义，也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他既怀抱了这个侥幸的企图，又当去年反侵略战争对欧洲战场全力进攻，而对东亚战场不能双方兼顾的局势之下，当然他要乘此时机，对我们中国冒险深入，企图最后挣扎，作消灭我们抗战力量，促使我们中国崩溃的妄想。我们到了今天，抗战的力量依然挺立，而没有崩溃，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依然为整个中华民族全体同胞所拥护，我们抗战的中心，绝没有为敌寇所动摇，这就是敌寇所显著的失败，也就是我们抗战最后胜利必然实现的明证。我们大家当然要一致警觉，敌人困兽犹斗的挣扎，在今后这一年仍将要继续尝试，或许比去年还要凶猛。但是我们在去年这一年既然能坚忍的挺住，屹立不摇，克服这空前未有的难关，此后只要我们全国军民拿去年危疑震撼的教训，和过去既得的经验，百折不回，再接再厉，自然可使敌人的妄想完全归于幻灭。所以今年这一年只是我们厉志雪耻，发奋图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唯一枢纽，也是我们配合盟邦发动反攻最后的时机。我们必须充实战力，把握战机，以无负抗战的初衷与自身的责任。当此新岁之始，我们每一个官兵，每一个国胞，必须认识新的任务，确立新的信心，来实现新的希望，获得我们最后的胜利。我要趁此机会，对我军民同胞说明我们今年一年的瞻望与我们全国一致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国民革命军不但能战，而且善战，凡是敌人所死守的名城要塞，是没有不可以克服的

我全国同胞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国民革命军实在是刻苦耐劳不屈不挠而英勇善战的军队。我们固然不可隐讳自身的缺点，但也不能埋没我们本身的优点。去年一年之中，我们在乎汉、粤汉、湘桂各路的战斗，虽然遭逄严重的挫折，但是衡阳的守城之战，坚苦卓绝，守城将士可说是竭尽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天职，发挥了我们国民革命传统的精神，尤其在缅北滇西的我军‘，由胡康、孟拱，而克服密支那，以进占八英；由松山、腾冲、龙陵而攻克遮放。这些国军无不是冒恶劣的气候，越峻绝的天堑，向着敌人最新式的要塞工事，对着敌军最坚强必死的顽抗，而英勇进军，终于克奏虏功。可见我们国军在一切战斗条件配合之下，不但是能战，而且是善战。我们国军只要发扬抗战必胜的一贯信心和攻无不克的勇敢精神，来作决定性的攻击，凡是敌人所死守的名城要塞，是没有不可以克服的。这些事实与可能，由于去年滇缅的战役，已经确切证明了，我们国民如能统观全局，正视这种现实，就可于戒慎警惕之中，发生了新的信心，磨励出新的力量，来争取必然到来的胜利。

今年的努力方向，务必集中于“军事第一”四个字

现在我要为我军民同胞说明，我们今年这一年的瞻望。全国同胞们，我们去年一年最危险的难关虽已渡过，而最后胜利尚未获得。尤其是强敌在境，寇患益深，我们更不能不准备以后继续而来的更多困难和更大的危险。我们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心，发挥无上的勇气，随时随地准备以任何的困难和不测的危险和搏斗，而予以克服。因此就耍将我们今年这一年的措·施和努力，明白的告诉大家。我要为各位同胞特别提出我们今年的努力方向，务必集中于“军事第一”四个字。我们今年真是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斗，一切财力使用于卞战，一切人力集中于作战，一切为了搀救失败与争取胜利而努力。更要督促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能配合着军事的要求。现在就我们已经着手和决心进行的事项，作一个概述，而要求我们同胞共同努力。第一，军事方面：主要的是整军和建军。

这一项包括军事机关职权的调整，兵役行政的改革，运输机构的加强，部队待遇的提高，新兵接运的改善，军纪风纪的整饬，总要使前方将士得到充实的给养，迅速的补给，以提高我们战斗精神。尤其重要的我们在今年这一年要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彻底实现人力物力的动员。本来我们抗战八年而总动员还没有彻底实施，实在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耻辱。这是政府与人民所应共负的责任。现在经过去年这样的危险艰难，我们一切缺点弱点都已经发现出来，使我们知所愧悔，知所振奋。我们全国上下以及前方后方的军队官兵，皆应该接受这次现实的教训，利用这次挫折的经验，看清了各部门的缺点和弱点和一切错误之所在，用最大的努力切实改革，积极充实，力求进步，使战斗力量得以加强，战斗条件更趋健全，则去年的失败正是今后胜利的张本，过去这种缺点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致使前方与后方苦乐倒置，军队与社会生活悬殊，因之部队待遇无法提高，官兵苦痛不堪言状，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这真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困难，也是政府特别疚心之所在。就社会来说，则因为我们同胞这几年来多少存着幸胜的心理，无形之中习于苟安，忘记了抗战初期死中求生有敌无我的决心，松懈了破釜沉舟慷慨热烈的精神，既不能切实遵行总动员的法令，更不能做到密切的军民合作，以致有如此重大的挫折。现在我们同胞从去年这一年深刻的教训，应该知道成功决非侥幸所能得，安全绝非规避所可致，而最后胜利的获得，更必须我们付出真实而宝贵的代价。我们这一战是为了保障民族的生存和自由，更是为谋国家长治久安和世代子孙的幸福，我们此时能多有一分努力，多加一分牺牲，抗战胜利就多一分把握，国家前途必多增一分光明，对于世代子孙亦多留一分余荫和光荣。所以我们真要切实觉悟，以我们一时至暂之痛苦，来求取国家百世永久之安宁。今后这一年是我们为国家尽最大贡献的一年，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同胞，切不可’失去这一个报国难得的机会。我们真要全国一致同心一德，无论政府军队社会团体以至于个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尽其所有，以贡献于军事，贡献于抗战。尤其是地主富户，更要认识国民的天职，深明抗战的大义，输财输粟，踊跃自效，以赴义恐后的精神，补社会过去的缺憾。我们要充实兵员，要充实粮饷，要加强战斗力量，要提高掐士待遇，妥振奋战斗精神，以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为边成这一个崇高无比的目标，我们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劳力的牺牲均非所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应该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男女老幼，前方后方，都应该毫无例外的动员起来。我们抗战开始以来，社会同胞毁家纾难同仇敌忾的精神，本是十分热烈，我们以劣势的装备，抗强暴的敌寇，所恃者就在于这种爱国观念和民族精神。观于最近一般社会人心的憬悟，苟安侥幸心理的涤除，青年从军报国的踊跃，其数额已超过预定的名额，各地献金献粮劳军服务各种运动的风起云涌，可说已恢复到抗战初期的气象。我，们国民于创巨痛深之余，能够知耻自强，实在是我们国家民族因祸得福的转机。但是耍说到真正的动员以符合求得最后胜利的要求，则我们同胞努力的程度，比之于联合国战时国民的贡献，实在还距离甚远。我们必须把拄这个向上的契机，而组织予以发扬和光大。我全国同胞须知我们的国家若要成为现代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若要成为自由的民族，而使世世子孙不为奴隶牛马，就必须我们这一代国民能自求进步，人人自勉，为现代的国民，自觉自动，负责尽职，为国家的前途，为抗战的成功而作更进一步的贡献。我钉J真正要为抗战而刻苦耐劳，为前方来节衣缩食，实行战时生活，适应军事要求，洗雪过去富人不出钱，文人怕当兵，不明抗战大义，不尽国民责任，被人视为落伍民族的耻辱，这是要希望我们社会各界领袖切实倡导的。

第二，政治方面：我今日要明告我们同胞的，我们抗战以来一贯的主张，就是要在抗战之中完成我们建国的大业。

我国人深感我们宪政实施和建设是完全受了日寇侵略的阻扰，本来我们在民国二十年以前，早巳决定了结束训政的时限，为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起，敌寇侵凌，国难严重，举国忙于备战，不能专心于这一个根本的大计。然而我们中央虽在国家多难之状，仍然继续致力于宪法草案的议订，与国民大会的积极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全会的决议，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但是日寇步步进逼，凶焰日张，“七七”事变勃发，我们要捍卫民族生存，遂号召全国，以发动神圣的抗战，自此以后，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然而六中全会仍决议于二十九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终于战事扩大，当时参政会许多同人均主张缓开，乃又因而延期。我们国父的五权宪法，遂乃至犹不克颁布实施，这是我从梯九．一八”国难以来迄今，弓1为最大遗恨的一件事。在此十五年之间，我对于宪政，对于民权，在事实上是没有一时一刻不想促其早日实现的。我们革命建国的宗旨，是真正要为国为民，所以要重在实行民权，而不在空言民主。我们革命者应对国家负责任，对人民尽义务，所以我们必求有利于国计民生，而实际从事于宪政的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