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城乡理论

毛泽东城乡理论（共5篇）

毛泽东城乡理论 篇1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 1949年3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 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这个正确的思想在解放初期得到贯彻, 但后来随着党中央指导思想发生持续20年的“左倾”错误, 实际上被放弃。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党报 (包括党领导的其他媒体) 的思想, 仍以利用党报指导工作为基本内涵, 同时依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观点。

一、报纸批评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就告诫全党, 要防止骄傲自满、居功自傲, 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因而党中央在刚刚建国之时, 就于1950年4月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文件主要由刘少奇主持起草, 毛泽东同意。这是一种特殊的通过报纸指导工作的方式, 对于提高党的威望、赢得群众信任, 产生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1954年4月,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 要求报纸开展批评, 不要怕批评;要开展好批评, 批评要正确;党委要把这件事情管起来, 党委不管, 就开展不起来。他将这三点意见概括为报纸批评的“开、好、管”方针。[2]随后, 体现毛泽东报纸批评思想的党的第二个重要文件于1954年7月发布, 即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这个决议指出:“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 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 作为衡量报纸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要保证党委的机关报能够经常地开展正确的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通过报纸广泛地吸收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 正确地负责处理人民来信。”[3]

从两个关于报纸批评的决议看, 1950年的决定赋予报纸以较大的权利, 1954年的决议,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报纸批评作出一些限定, 体现了毛泽东的关于报纸批评的“管”字。两个文件的总体精神是一致的。

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1956年, 在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和艺术的方针。这个方针大大调动了全国科学文化艺术界 (包括新闻界) 的积极性, 《人民日报》率先改版, 带动了全国新闻界的改革。毛泽东第二年2月和3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全面的论证, 并且在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士举行了半天的座谈会, 探索和解决新形势下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的许多新课题。“双百方针”虽然不是完全针对党的新闻工作的, 但是与党的新闻工作密切相关, 给党报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 而且推而广之, 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 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 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 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 单打一, 见不得世面, 唱不得对台戏。”同时, 他强调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敌我矛盾的问题, 他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 凡是毒草, 凡是牛鬼蛇神, 都应该进行批判,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4]

但是, 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估计发生判断错误, 从1957年起, 这个正确的方针没有得到贯彻, 而是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此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 造成了不幸的后果。”[5]

三、新闻, 旧闻, 无闻

既然党报的基本作用是党通过报纸指导工作, 那么报什么和不报什么的选择本身, 亦是一种无声的倾向或态度。解放后, 中国较长时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 党报仍然是党实现领导的一种重要的工具, 发表了什么, 全国就会紧跟, 无形中成为一种面对社会的肯定或否定的表态。也就是说, 党报具有代表党对许多事情以无声的形态表态的功能。

1950年4月12日毛泽东、朱德接见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代表

为了对此有所把握, 毛泽东1957年3月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 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 后来概括为“新闻, 旧闻, 无闻”六个字。他说:“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 报上文章一多了, 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 赶快去结婚。这样, 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 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 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 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 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 我们在报上不宣传, 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 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宣布进入社会主义, 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 后来一广播, 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 一下子都干起来, 就很被动。”[6]

毛泽东显然是从政治角度谈论党的新闻工作的, 党通过党报指导工作, 党报的职责要求在选择新闻时需要从是否有利于工作考虑, 而不是仅仅从新闻传播的特点来考虑。这种认识在我国新闻界逐渐转变成对新闻“抢”与“压”的观念。因为读者把党报登载的言论、新闻都看作是党和政府的指示, 说对了积极作用非常大, 说错了消极影响也不小。所以党报工作要求持重, 原则上反对“抢新闻”, 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闻作风, 常常缓一缓, 看一看, 多请示, 确有把握再发表。

这种观念在阶级斗争的形势中, 特别考虑到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 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世界信息一体化、同步化的新国际格局中, 这种观念需要与时俱进了。

四、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 是毛泽东在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他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他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 作为反面的“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等批评性话语的正面概念, 于1957年最早提出, 现在公开发表的正式表述时间是1959年。1959年6月, 在与《人民日报》新领导人吴冷西谈话中, 毛泽东说:“新闻工作, 要看是政治家办报, 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 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 没有要点, 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 要政治家办报。”[7]

毛泽东1957年对《人民日报》的批评, 上纲到反对中央的方针, 显然是不正确的;当时主要因为《人民日报》向中央请示如何宣传的报告中央迟迟没有回复。如果排除毛泽东讲话时对《人民日报》的情绪以及毛泽东与党内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之间的矛盾, 冷静地看待毛泽东对党报的批评, 他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思想, 基本的思路仍然是通过党报指导工作, 但是要求更高了, 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 党中央通过党报指导工作;对于党报的主持者来说, 需要懂政治、懂策略、懂理论, 才可能及时、准确地使宣传到位。而人民日报进城后工作上滋生了“机关化”的倾向, 编报一定程度是成为一种技术, 编者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 上级没有回复也不追问, 缺乏对所报道问题的政治分析素养。

中国的新闻传播业除了为受众及时、全面地提供新闻外, 仍然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 新形势下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应该同时也是政治家, 要熟悉党的政策, 能够及时、正确地领会和准确地传播党的政策。

1958年4月毛泽东与广东的新闻记者在一起

五、党报“五大作用” (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

1958年1月12日, 党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开会的当天早晨, 毛泽东看了几份省报, 给广西省的领导同志刘建勋、韦国清写了一封信, 要求他们关心省委党报的编辑, 特别是社论, 要第一书记挂帅, 精心写好社论。最后他写道:“一张省报, 对于全省工作, 全体人民, 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以为如何?”[8]

南宁会议实际上成为全国“大跃进”最初的思想动员。会后, 《人民日报》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数篇社论, “人民日报的宣传向‘左’倾斜。”[9]仅就毛泽东会议期间谈到的党报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而言, 都是党报得以指导工作的作用形态, 总结得很全面, 可以说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报所发挥的全部正面作用, 概括本身是准确而形象的。但是, 不宜将这些“作用”一起强调。当所有这些正面推动的“作用”都运作起来, 其效果就会超过限度, 没有缓冲的余地。当政策正确的时候, 这类的正面推动也会发生偏差, 何况1958年的政策本身是不正确的。“五大作用”同时发动起来, 形成1958年的大跃进宣传, 其危害是有目共睹的。

六、通过党领导的媒体展开大批判运动

从1951年起, 连续发生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参与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些通过传媒开展的思想批判运动, 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伤害了许多同志。1957年反右扩大化错误和1958年大跃进宣传的浮夸风, 也与传媒的系列大批判文章和“拔白旗、插红旗”的报道有关。20世纪60年代, 毛泽东多次批示《人民日报》批判一系列的戏剧、电影, 以及一些哲学、文论、经济学观点, 促成了传媒的大批判文风。

1965年, 利用报刊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组织大批判, 毛泽东传达了他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他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因此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 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5.16通知》) 在这些领域开展全面的大批判, 使得包括新闻界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劫难。全国700多家报刊, 在“文革”发动后九成停刊, 数年内全国仅有40家左右的报纸, 而且千篇一律。北京电视台 (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 一度停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一度被造反派掌握。后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连续实行军管十年。

1967年1月3日和5日, 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先后夺权, 发布《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这个造反夺权的文件于1月8日晚向全国播发,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条刊登, 并加了经毛泽东审定的按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1月11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派的贺电》, 对这次新闻界的夺权事件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 全国各地开始了夺权运动, 各省的党委和政府被非法剥夺了权力。

文革中的“两报一刊”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成为毛泽东本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运动的工具, 报纸治国、社论治国, 凡是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 顷刻遭到全国声讨和残酷迫害。报纸上发表的社论, 各地群众学习不过夜, 上街游行欢呼发表。这种情形颠倒了党和党报之间的组织关系。在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个人专断的情形下, 本来有一定制度保障的作为党指导工作中介的党报, 反过来凌驾于党之上。

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1957年以后20年间发生的错误, 作出了结论:文革中,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 是完全错误的。”[10]

注释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428.

2[2][6][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华通讯社编辑.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3:177, 194、193, 215-216, 202.

3[3]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0:323.

4[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79、192-193、281.

5[5][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805, 812、809.

6[9]吴冷西.忆毛主席[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5:59.

毛泽东城乡理论 篇2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理论上丰富民主集中制内涵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理论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思想,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内涵。

1. 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矛盾论, 强调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辩证统一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认为民主与集中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相互促进,是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统一、相结合。 充分发扬民主权利,党才能形成正确的集中。 只有集中、统一的指导下,保持行动的一致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毛泽东认为既不能过分强调民主,也不能过分强调集中。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民主集中制与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划清了界限。 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不会走向两个极端。

2.坚持历史唯物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论断,强调民主的基础性作用。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坚持民主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启发人民群众的智慧, 把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作为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最为可靠的依据。 毛泽东认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有认识上的统一,才能充分调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表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党的领导机关才能避免主观主义,达到真正的集中统一,才能使党的决策最科学,最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才能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有稳定的政权和经济的发展。发扬民主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地改造世界。 但人民群众认识事物的水平和能力千差万别, 角度和层次也丰富多样,对于事物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实践中容易形成凌乱和涣散的状态,产生极端的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 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1]760。 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个人有限的认识同群众无限的智慧结合起来,统一思想、统一实践。集中是对民主意见的概括和升华,形成能够统一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在实践活动中统一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行动, 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二、遵循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毛泽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坚持和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 为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贡献。

1.严肃党的纪律 ,确定“ 四个服从 ”为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作为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 他认为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少数人的意见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在1938年创作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文中,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了高度概括“, 必须重申党的纪律:( 一) 个人服从组织;( 二) 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 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2]360。“ 四个服从”要求共产党员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统一领导,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要遵守的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 党员在党内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但是必须遵守党组织的纪律要求。 党组织要积极地听取所有党员的意见和建议,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全体党员和各个党组织必须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中央的指示,体现党组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重要性。“ 四个服从”理顺了党内复杂的关系,减少了矛盾冲突,有利于全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严格党的纪律,维护全党的集中统一;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2.确定了党委制度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党委制度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方法是党的最高领导原则和制度。 是指导各级党委工作的基本原则, 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科学方法。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制度方面非常重视集体领导的作用,强调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性。 他认为集体领导保证了战争时期各项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个人的智慧是有限度的,只有把大家的意见集合起来,才会较好地完成工作,党的领导制度必须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 为了实现集体领导,毛泽东确立了党委制度,党委制度就是全体党员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推选出党委会委员,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要通过全体党委成员的研究和讨论,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基础上确定的。 集体领导是党委制度的核心,是推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途径。 集体领导的党委制度可以联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听取不同方面的各种意见和要求,集中大家的智慧,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认为工作的顺利完成是要通过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才能得到保证的。 个人分工负责就是党委做出的决定, 党委成员要分工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分工明确,灵活处理,执行完毕向党委做出报告。

3.密切联系群众路线,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在领导方法上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是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对党建工作的一个创新。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运用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才能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在群众行动中检验意见的正确性,实现正确领导。 毛泽东强调在党的具体实践活动中,要重视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的结合。 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结合反映了在党内生活中,党员和群众的重要地位。党的方针、政策必须是从民主开始,才能有正确的集中。只有这样,党制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才能“ 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 毛泽东阐明的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密切关系, 是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认识的深化,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政治基础。

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民主集中制运用到国 家政权建设中

在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又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权建设上来。他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需要,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提到了新高度。毛泽东将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创造性地运用到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中,为国家政权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始终坚持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构建人民政权。在革命斗争时期,从工农兵代表大会“、 三三制”政权,到人民代表会议,在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一直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确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从法律上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 1954年,我国第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治制度建设上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毛泽东在将民主集中制运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将民主集中制运用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提出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最终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想要造成一个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1060。 为党内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规定了基本方向,激发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毛泽东为了实现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切实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构建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思想,为中国的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做出杰出贡献。

摘要：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到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中,正确地规范了党内民主生活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

毛泽东城乡理论 篇3

毛泽东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 还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诗人, 其诗词豪放大气, 文采华美, 造诣深邃。毛泽东诗词数量虽然不多, 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和名篇。毛泽东诗词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 抒发了划时代革命激情和时代情怀, 特别是他气势恢宏, 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艺术表现手法, 使他的诗词达到了这个时代诗词殿堂的最高峰。毛泽东诗词底蕴深厚, 艺术形式优美, 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影响深远, 受到国内外广大诗词爱好者的喜爱和推崇。本文主要研究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中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作出的“选择”和“适应”, 并针对不同英译本进行了比较。诗歌译本主要选取国内外较有知名度的一些译者的译作, 旨在通过探索研究和比较, 更加全面地了解生态翻译环境, 从而让“选择”和“适应”这一策略更好地为文本, 译者和读者服务。

二、毛泽东诗词中的选择与适应英译研究

毛泽东诗词谈古论今, 旁征博引, 诗词中包含很多文化因素, 把这些本民族读者所熟知的文化因素和事物转化为目的语读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事物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毛泽东诗词翻译的成功之处是,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整合了选择和适应这两个策略, 从而使毛泽东诗歌更好地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基于以上所述, 本文将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和指导, 来探讨选择和适应这一翻译策略是如何在毛泽东诗词英译中版本中体现的。

(一) 选择性适应。为了更好地适应目的语的生态环境, 使目的语读者能够更好地接受和理解, 可以在适应中进行适当的替代、舍弃。英汉在一些方面存在相通的地方, 有些意象是可以找到和目的语相同的意象。例如“苍山”、“红旗”、“马蹄”与英语中存在相同的文化意象。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苍”可译为“green”;“红旗”可译为“flag”;“马蹄”可译为“hooves”。然而还有另外一些方面文英汉不能达到相通却可达到相近, 在目的语中不能找到完全对应的意象, 可以找与之相近的意象, 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中的“天”翻译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heaven” (辜正坤) ;相同的情况还有《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杨柳轻飏直上九重霄九”中“重霄九”翻译为“the highest heaven” (许渊冲) ;《贺新郎·读史》中“人猿相揖别”中“揖别”翻译为“bowed goodbye” (李正栓) 等。译者以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度为依据, 通过文化意象的选择性适应, 使目的语读者可以获得同源语相近的语意感知。

地域、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上差异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语言方面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和认知差异, 要求译者以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度为基准, 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选择性适应, 在合理范围内可舍弃原语文化意象。毛泽东诗词中包含大量的典故, 对目的语读者来说却是文化空缺, 他们不能够很好地明白和理解其中的含义。例如《浪淘沙·北戴河》中“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中“东临碣石”就是一个典故, 源于三国时期魏国曹操的《观沧海》, 为曹操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诗, 当时正值曹操北征乌桓胜利, 反映了诗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全诗意境开阔, 气势雄浑。毛泽东还曾说过“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可见毛泽东对于曹操这位枭雄有着高度的评价。对目的语读者来说, 这个典故很难理解, 因此译者不妨通过选择适应, 舍弃原语中的文化意象将其翻译为“the mighty emperor Tsao Tsao cracked his whip and drove his army against the Tartars, He left us a poem:‘Let us move east to the Stone Mountains.’” (美国诗人Willis·Barnstone) 通过选择适应, 使得译文能够为目的语读者理解。

与此类似, 《清平乐·蒋桂战争》“一枕黄粱再现”译作“Dreaming of ruling but in pain” (李正栓) ;《七律·送瘟神》中“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尧舜”译作“Master’s of the wisest sort”以及“华佗无奈小虫何”中“华佗”译作“the best physician” (许渊冲) 等, 也是上述策略在译文中的体现。因此, 译者在文化维度中通过选择性适应使得源语言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下的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能力和程度。

(二) 适应性选择。为了更好地适应目的语的生态环境, 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接受和理解, 可以在适应性选择中给出合理恰当的注释、泛化、明晰。

1.注释。注释是翻译过程中常用的辅助手段, 即通过“分立补偿”把补充内容通过标识、与原文区别放置等手段, 向读者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注释可分为文本内注释和文本外注释。文本外注释适合向目的语语读者介绍源语言中独特的文化内涵、事件, 同时也可用于介绍文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 使读者更好认知与原文内容有直接相关联系的意义。毛泽东诗词中为适应生态翻译环境作出的选择中, 文本外注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柳亚子 (Mr.Liu Yazi) 、娄山关 (the Loushan Pass) 、第一次反“围剿” (Against the First“Encirclement”of the KMT troops) 、重阳 (The Double Ninth Day) 、《清平乐·六盘山》中“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中“苍龙”是指蒋介石, 译作“Dragon”再加文外注释等。

2.泛化。扩大化词义是泛化在适应性选择翻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狭义到广义, 从专指到泛指是泛化的基本作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中“重霄”, 即指九重天, 源于中国道教文化, 但是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天为“Seventh heaven”, 为至善之地。如果使用西方“Seventh heaven”替代道教的“重霄”, 必然会引起文化误解, 因此译者在适应性选择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泛化翻译, 将“重霄”译为“sky” (辜正坤) , 这是为适应生态翻译环境中而作出的适应西方文化的最佳翻译选择。与此类似的还有, 毛泽东诗词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万亩霜天红烂漫”泛化为“All woods are in red under the frosty sky” (李正栓) , “万亩”泛化为“All woods”。《沁园春·长沙》“粪土当年万户侯”中“万户侯”翻译为“past lord”、《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偏师借重黄公略”中“偏师”本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侧翼部队, 但为了诗歌整体性译者在此处适应性选择翻译, 将其词义泛化为“army”等。

3.明晰。明晰是指对源语言进行增补、转换和释义从而更好地契合目的语标准, 或是使用目的语读者能够接受的理解形式来规避容易产生误解的翻译, 明晰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汉语的特点是依靠词语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进行连接, 与此不同的是, 英语是依靠单词和形态方式来进行连接。然而在毛泽东诗词中语言大多数非常精炼, 包含大量的省略和无主语结构, 若不对文本进行适应性选择会使得目的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误解和不适。但是句法和语法明晰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源语言的文化丢失。如《七律·登庐山》中“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可译为“We know not where County Prefect Tao has gone, Could he still till the land in the Village of Peach-blossonm?”。通过补充“We”和“he”, 使得语句意义明晰化, 更加符合英语语句规则, 但是会让原诗词的朦胧美及其意境失色。同样还有《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译作“After thirty-one years, back in the place of old, I read your splendid lines in bloom-falling spring.”《七律·送瘟神》中“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译作“So May we ask the God of Plague whither he’ll run?We’ll burn paper boats and tapers to light his way.”等, 通过适应性选择翻译加入代词“we、he and his”, 从而更好地融入翻译生态环境中。

因此, 在生态环境中译者既是适应者又是选择者, 把自己置身在翻译的生态环境中, 运用自身的语言能力, 比较汉英两种不同的表述差异, 并且思考中国诗词的独特之处, 探索出适应目的语读者语言习惯、语言认知的更好的翻译方法。因此, 为了更好地适应目的语读者的不同需求, 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谨慎地进行适应性选择, 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各方面的文化背景、文化渴求度、文化适应性, 通过适应和选择恰如其分地传播元语言的意义、内涵和文化。

三、结语

以生态翻译学的选择和适应为策略, 为毛泽东诗词英译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现象。为了适应读者的接受心理, 译者应适时运用生态翻译学相关理论, 从选择和适应这一核心出发对诗词文本进行合理的翻译选择和转换, 从而产生符合“整合适应选择度”效果更好的译文。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毛泽东诗词 (英汉对照)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2]毛泽东著;辜正坤译注.毛泽东诗词 (英汉对照韵译With rhymed versions and annotations)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3]许渊冲译诗.毛泽东诗词与诗意画 (英汉对照) [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4]李正栓译;刘森, 任敏中文注释.毛泽东诗词精选汉英对照读本,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5]胡庚申著.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毛泽东城乡理论 篇4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是毛泽东伟大思想组成部分的重要部分, 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相关工作的成长与发展, 具有独特的内容及表现形式, 充满了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 其培养了无数的新闻工作者, 对中国及与中国有着相同社会背景的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是我们应该继承与推动发展的伟大思想;同时, 毛泽东新闻思想也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来源之一, 促进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和传播。

1.1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与其发展

20世纪20年代,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开始萌芽, 四十年代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开始形成, 20世纪20年代以前, 毛泽东阅读了一些改良派及革命派的一些报刊, 先后接触了资产阶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 并受其启发, 对报刊新闻等有了初步的了解。从1911-1920年, 毛泽东参加了大量的读报以及与报刊等相关的活动, 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 与马克思主义广泛接触,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改观, 对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做了最初的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 一些报刊及宣传文件等使得毛泽东对报刊的实践日益深入, 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导, 从而开始了毛泽东领导我党的新闻事业的全新的阶段。延安时期, 我党《解放日报》的创立以及1942年的改版, 我党第一次对党报进行改革, 这次新闻改革对我党新闻实践以及新闻理论进行了总结,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自此逐渐走向成熟。1956年对《人民日报》的改版, 所形成的一些新闻理念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我党在新闻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总结无不促进了毛泽东新闻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我们党在长期的新闻实践当中所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是我党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结晶。

1.2 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我党在自己的新闻事业实践过程当中, 逐步形成并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这是我党新闻相关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优良传统。在我党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 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 以为人民服务为党新闻事业的宗旨, 实事求是, 尊重新闻的真实性, 艰苦奋斗、不断积极进取, 将党的新闻事业壮大繁荣, 这些都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的内容。

首先, 毛泽东新闻思想中首要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 毛泽东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新闻报道必须要具备真实性, 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也是无产阶级做好宣传工作的首要前提与条件, 只有保持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才会充满活力。要想坚持新闻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从事新闻工作还必须要做到结合实际, 不同的时间, 针对不同的人都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新闻工作还得要保持新闻的时效性, 新闻就要快与新, 并且还得要准。其次, 毛泽东的新闻思想还有做好新闻工作, 还要贴近群众, 走群众路线, 要不断依靠广大人民来建设好我党的新闻事业, 新闻工作是我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要动员全党做新闻, 要依靠广大的人民做新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办新闻必须要坚持的路线, 党员干部要积极参加和关心新闻事业, 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首先在党内走好群众这一路线, 办新闻要依靠全党。新闻工作的创办要面向广大人民, 要善于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多倾听群众的呼声, 要反映广大的人民的实际情况, 满足广大的人民的意愿, 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 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到党的新闻相关工作与事业当中来。新闻的报道一定要在内容与形式上与群众相贴近, 新闻报道一定要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国家一系列政策了解的需要, 要能够充分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 要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 报道形式要活泼鲜明, 语言要通俗易懂, 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引导广大群众统一起来, 办人民满意的新闻。最后, 毛泽东新闻思想还着重强调新闻工作者的人员素质及修养。毛泽东认为, 新闻工作的繁荣壮大, 与高素质的新闻工作队伍是万万分不开的。新闻从业者必须要对党忠诚, 坚决拥护党, 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 新闻工作者要不断学习党的先进文化知识,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念武装自己,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深入到基层当中, 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 积极锻炼, 谦虚地向广大群众学习, 戒骄戒躁, 要不断丰富新闻理念, 学习新闻专业相关知识, 积累新闻实践经验, 能够做到用新闻的武器对党的政策进行大力宣传, 要有渊博的学识及独到的眼光, 高瞻远瞩, 善断多谋。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具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该理论来源于马列主义新闻思想以及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是对人类先进的新闻理论与思想的消化与吸收,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最新理论成果, 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我党的宝贵财富与思想武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对于推动我国的新闻事业的传播与发展, 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壮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来源与基础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的两个主要来源便是马列新闻思想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起源地是在欧洲, 这主要是以马列新闻思想为代表, 马列新闻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根源, 后来毛泽东总结了马列主义的新闻思想, 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慢慢形成了以马列主义新闻思想为基础, 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主要代表的具有中国鲜明特征的社会主义新闻思想,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先导, 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的发展及快速成长奠定了基础。

从1978年,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导向, 进一步对新闻工作的地位做了加强与明确, 为新闻工作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是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的。首先, 建设高效的市场经济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形成的经济基础。党的十四大以来, 把新闻以及广播影视等纳入到了第三产业的范畴,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初步形成, 随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不断丰富与发展。其次, 我国大力建设民主的政治, 这同时也为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确立了在政治方面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新闻它本来就是民主政治做特有的一种产物, 新闻与民主紧密联系, 相互促进。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指明了新闻事业以及舆论监督的方向, 进一步加强了新闻传播的有利地位, 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最后, 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确立了先进的文化理念, 文化不仅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 同时还能够影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我国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建设先进的文化, 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软实力, 对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发展先进文化的理念必会使我国新闻相关事业得到繁荣与发展。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内容

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以及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是在新形势下党的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舆论所作出的全新的阐述, 是符合当今时代背景下新闻事业发展与需要的理念。它包括了坚持党性原则, 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引导人, 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与进步服务等相关的内容。

首先,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所要坚持的核心内容便是党性原则, 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新闻工作一贯坚持的优秀的传统, 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新闻相关工作与事业的重要前提。一方面, 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要对党的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做到积极、准确的宣传;另一方面, 还要接受党的绝对领导, 遵守党的纪律, 听党的指挥。其次, 该新闻思想还必须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最高宗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 将新闻事业为人服务的宗旨的阐述集中体现在,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党的十六大以来,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都充分体现了这一宗旨, 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这是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群众路线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最后, 中国特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还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的基础功能便是反映舆情, 并对舆论进行引导。我国的广大新闻媒体必须要自觉地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完成。

3 毛泽东新闻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影响

构建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新闻理论是我国新闻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这个发展大方向, 其阐述的必须是社会主义新闻相关工作的本质;二是必须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要能够满足我国当今环境下新闻事业的发展需求。两者相辅相成, 相互联系与依存。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新闻, 才是具备我国鲜明特色的新闻, 而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新闻, 反映的正是社会主义新闻的本质。这些都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所具备的,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以及其发展, 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新闻思想为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新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及理论来源。

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构建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的基石, 是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思维逻辑的起点。毛泽东新闻思想虽然接受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的内容, 但其核心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思想,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它是我国无数个共产党人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探寻与摸索,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同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相结合的历史产物。毛泽东新闻思想所涉及到的新闻理论, 如新闻的宣传观、舆论观和自由观等一些观点, 以及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基本原则,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支撑, 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是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与发扬的伟大思想。

参考文献

[1]张首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来源和主要内容[J].新闻战线, 2013 (7) .

[2]曹征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J].新闻世界, 2016 (1) .

[3]郑保卫.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J].当代传播, 2011 (3) .

[4]杨祖恩.论毛泽东新闻思想[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10) .

[5]陈怀平, 朱田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J].新闻知识, 2009 (6) .

毛泽东城乡理论 篇5

关键词：创造战场理论,企业产品,创新

一、毛泽东“创造战场”理论的提出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认为, 战争的胜负, 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 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争是力量的竞赛, 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会不断发生消长变化。在一定的武器装备等物质基础上, 战争指导水平的高低 (即军事思想的先进或落后) 起决定作用。毛泽东是军事理论创新方面的典范,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过“造势”这个军事概念, 但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 却十分重视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 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造势”的许多作战指导原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为了粉碎大于自己数倍甚至十几倍之敌的“围剿”, 毛泽东提出采取“诱敌深人”这一战略退却的作战方针来造成敌人的劣势。他认为, 为了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 实行歼灭战或在一定条件下给敌以歼灭性打击, “必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 比如人民群众的积极援助、有利的作战阵地、我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使敌人发生过失, 等等, 从而把强大的敌人变成“好打的敌人”。

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明确提出“创造战场”这个命题。例如, 1954年10月22日,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山东华中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 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11月10日, 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 提出“把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作东北当前紧急战略任务”。11月1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四军、山东军区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必须创造广阔的战场, 向南北扩展铁路线的占领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可以说, 把强敌变为“好打的敌人”和“创造战场”, 是毛泽东指导战争的独特创造。

二、毛泽东“创造战场”理论的应用

怎样才能把强敌变为“好打的敌人”和“创造战场”, 即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呢?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也有深刻的理沦概括, 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 关照战争全局, 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 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全局对于局部来说是高层次的东西, 代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决定的地位。因而, 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 首先要在战争的全局上下功夫。毛泽东指挥作战, 最善于从全局上造势。

以抗日战争之初八路军三个师实行战略展开为例。七七事变后日军增兵华北已达30余万人, 华北战局日趋危急。毛泽东于1937年8月4日至5日提出, 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讨论同意, 决定八路军三个师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之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在八路军日夜兼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 沿平绥路西犯之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31日占领大同, 一部向绥远进攻, 其主力正沿同蒲铁路南下, 向雁门关进攻;日军第5师团由平绥路向晋东北进攻, 企图配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对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主力实施右冀迁回;9月中旬, 日华北方面军6个师团以平汉线铁路为主要突击方向南犯, 以其2个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毛泽东于9月17日就八路军的战略部署问题致电八路军总部, 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 企图夺取太原, 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 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态, 威胁河南、山东之背, 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 完成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割断恒山山脉必为日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因此, 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 在上述敌我情况下, 已根本上不适应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 将全部处于日军的大迂回中, 将完全陷人被动地位。为造成战略上便于展开的机动地位, 毛泽东决定变更原定部署: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115师即进人恒山山脉南段, 并准备逐渐南移, 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的形势, 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 将原定3个师集中部署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计划, 改变为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 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 这对八路军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 扩大回旋余地, 挺进敌后创造战场, 以及各师的相互策应, 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灵活用兵, 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

战场的有利态势是要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取得的, 灵活用兵 (即灵活地确定和变换战略战术) 是创造有利战场态势的主要手段。毛泽东认为:“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 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 “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如何才能做到灵活用兵呢?这里关键是掌握时机、地点和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 不得其地, 不得于部队的情况, 都将难于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毛泽东是善于创造有利战场态势的大师。以四渡赤水战役为例:当时, 3万余人的红军遭到国民党军168个团计40余万人的前堵后截, 极为被动。但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 从1935年1月29日至5月9日, 四渡赤水作战, 实施高度机动, 忽东忽西, 忽南忽北, 声东击西, 避实就虚, 连续造势, 巧妙地调动敌人, 将强敌变成了“好打的敌人”, 使国民党军, 疲于奔命, 到处扑空, 被动挨打;而中央红军则打走结合, 稳操主动, 从而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重围, 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毛泽东“创造战场”理论对企业产品创新的意义

当今社会,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 企业必须以创新求发展, 能否不断开发新产品成为企业生存兴亡的关键。创新就是创造和革新的合称, 就是淘汰旧的东西, 创造新的东西, 它是一切事物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是一种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 是一种原则以及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动。创新是企业生命之所在, 如果企业不致力于发展新产品, 就有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危险。

市场营销学中所指的新产品概念不是从纯技术角度理解的, 不一定都指新的发明创造, 其内容要广泛得多。凡是企业向市场提供的能给顾客带来新的满足、新的利益的产品, 即视为新产品, 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类:新发明的产品、换代产品、改进产品、新品牌产品 (仿制新产品) 、再定位产品、成本减少产品等。企业新产品开发的实质是推出不同内涵与外延的新产品。新产品开发是企业创造市场需求的主要途径, 新产品开发的过程离不开创新。

在新经济时代, 大规模定制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敏捷制造、流程再造等创新方式在新产品的开发与制造中得到广泛应用, 新产品开发与制造能力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四、企业新产品创新开发的管理策略

新产品开发要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前提, 企业获利为目标, 遵循“根据市场需要, 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根据企业的资源、技术等能力确定开发方向;量力而行, 选择切实可行的开发方式”的原则进行。新产品开发的策略很多, 根据不同划分标准, 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策略是指企业为提高竞争能力在产品开发问题上所进行的选择。

1. 关照企业全局, 树立创新管理理念

实施正确的新产品开发管理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所在。“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 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已成为国人的意识。一个企业没有创新, 它将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淹没。

创造和开发新产品所需要的是多渠道、多角度的思维, 因而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充分发挥大脑的思维功能, 敢思、勤思、巧思, 多角度地思考, 使自己走上成功之路。新产品开发可采用引进技术、自行研制和引进技术与改造技术相结合等方式进行。为了使新产品尽可能取得成功, 在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时, 除了上述应遵循的程序外, 还应运用创新理论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新产品开发策略。应有针对性地选定目标市场, 努力开发用户满意的新产品, 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 要运用创新原理, 综合协调地实施抢先策略、紧跟策略、最低成本策略、市场服务策略等新产品开发策略。采用何种策略还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 根据市场情况和竞争对手的情况, 当然与企业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也有很大的关系, 开拓型与稳定型的经营者会采用不同的策略。

2. 灵活运用资源, 实施绿色创新管理

绿色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论和方式, 是指企业在开拓绿色消费市场过程中, 重视保护地球资源环境、防治污染、保护生态、充分利用并回收再生资源以造福后代为指导思想, 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 综合运用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 对人、财、物、信息、形象等有形和无形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有机地结合, 产生绿色效益, 以有效地实现目标的过程。绿色产品的开发是保证企业实施绿色营销、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的关键性、战略性问题。在对环境的末端治理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从技术创新、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到产品包装等各环节、全过程着手, 来开发能减少乃至防止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绿色产品。运用绿色技术进行绿色设计是开发绿色产品的重要内容。迄今世界各国已相继开发出了许多绿色产品。如美国开发的绿色能源、绿色计算机、绿色纸、电动货车;德国开发的绿色电视机、绿色轮胎;我国也开发了无氟冰箱、无铅燃料、低毒涂料、可回收再生纸等。企业实施绿色管理, 进行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开发, 就要构建绿色管理体系, 将绿色管理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60.270.716.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76.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