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自主管理办法

社会组织自主管理办法（精选8篇）

社会组织自主管理办法 篇1

建立自主管理的班级组织

首先，组建班级干部队伍，建立班级管理委员会。这些班委成员是班级常务班干部，其中班长是核心。班长确定时要经过层层选拔，一旦确定后实行班委会班长负责制，班主任做好班长顾问，并在四个方面做好指导：班级组织建设指导、班级管理目标及责任指导、方法与建议指导、督评反馈指导。班主任要放权，放权时要抓主放次，学生能自己解决的问题班主任不干涉。这样充分调动了班长为首的班干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自主性。其次，班内设立值日班长，值日班长由小组长担任，组内成员担任相应的班干部，负责值日期间的班级管理工作。再次，将班级日常事务详细分工，责任到每个学生。比如宿舍得卫生督察、班级的纪律检查、图书角的管理、班级的花卉管理、班级饮水机的管理、班级投影仪的管理、黑板报的宣传等等均责任到人，这样每个学生在班级都有自己负责的项目，在负责的项目上权力等同班长。最后，组建班级督评小组，督评小组成员由各组副组长组成，负责督察班级工作，主要对班干部负责情况、各小组表现及班内每个成员表现进行督察评议，并给出相应评分。利用每周班会时间公布督察情况，作为班级成员管理工作反馈。班会就是班干部安排工作，督评小组公布督评结果，班级同学就自己负责的任务进行管理演讲的会议。班主任做好旁听，就个别问题进行订正或补充。

社会组织自主管理办法 篇2

“自然之友” 作为中华大地上成立较早的 “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组织,不仅是国内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保团体,而且是时下民间性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佼佼者。据此,笔者将以其作为考述对象和解剖标本,从而有效地提炼出有价值的本土经验,最终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组织生长及培育提供有益启示。

1“自然之友”发展样态的总体素描

“自然之友” 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 “先行者”、 “领航者”,它在绿色教育、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做出了基础性、建设性和开创性的工作, 确立了民间环保团体在整个中国环保事业中极为重要的位置。1994年3月31日,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经文化部办公厅、民政部社团司注册,正式获批成立,简称 “自然之友”。时至2010年,在 “自然之友”成立17周年之际,它完成了独立注册, 注册名称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注册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注册机关为北京朝阳民政局。

“自然之友” 是一个典型的非政府、非营利、 志愿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宗旨是致力于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推动民众以各种形式参与环境行动,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性发展。“自然之友”由于其出色的表现而享誉海内外,并荣获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环境保护奖项,譬如: 1995年10月,荣膺由日本 《每日新闻》 和韩国 《朝鲜日报》 联合颁发的 “亚洲环境奖”; 1999年7月,获得由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 “地球之友”联合颁发的 “地球奖”; 2000年8月,荣膺菲律宾 “雷蒙· 麦格塞塞”奖,此奖是以菲律宾前总统命名,有国外报刊誉之为 “亚洲诺贝尔奖”; 2008年10月,荣获首届中国民间生态保护荣誉奖。

历经近20年的厚积薄发, “自然之友”可谓是实现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它已成长为具备良好公信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中国公益性社会组织,跻身为全国标志性、品牌性的社会民间团体,俨然成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组织中的一朵奇葩。

2“自然之友”社会治理的独特绩效

“自然之友” 作为草根公民社会组织,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强大的感召力、深远的影响力而著称, 它为公众参与环保搭建公共平台,为民间环保力量构筑基础,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价值典范,并以更加严谨、科学方式为中国绿色环保事业和可持续性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1珍稀动物的拯救者——为国际濒危物种的保护而奔走呼告

1995年, “自然之友” 开始了解和关注青海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问题。藏羚羊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 《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为最需要保护的物种之一。为了更多地了解和揭秘藏羚羊的真实问题,1998年9月25日, “自然之友”和 《中国林业报·绿色周末》联名邀请了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来北京,向 “自然之友”会员、大学生和传媒介绍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8年10月, “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为藏羚绒贸易问题致信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请求他帮助制止英国国内非法藏羚羊绒贸易,支持中国对藏羚羊的保护活动,得到了托尼·布莱尔的回应; 1999年2月1日,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 《自然之友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国家林业局参考了其建议,有效促成了国家林业部于1999年4月发起旨在打击偷猎活动的 “可可西里一号行动”[2]。“自然之友” 从人们关心的物种保护入手, 树立了自身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并日渐映入了社会公众的眼帘。

2.2绿色文化的传播者——为大众参与环保活动而构筑公共平台

近年来,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渐趋恶化,中国生态环境也遭受了难以修复的破坏,有关环境治理问题愈来愈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所关切的共同议题。 面对日渐严峻的生态环境, “自然之友” 充分利用自身的制度化渠道、专业化技能、高效运作机制及其独特的媒体资源,开展绿色讲座,宣传绿色理念, 倡导绿色政策,构建绿色文化。与此同时,“自然之友”拟从 “社会———民间”的视阈出发,提供有别于 “政府———国家”视角定位的绿色观察,试图更多地传递一线环保人士、记者、律师、民间行动者、 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观点、态度和评价。 “自然之友”在坚持公众视角和民间立场的前提下,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审视和记录我国当年的环境状况,力图把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与民间的行动观察有机糅合起来,汇集社会民意,凝聚公共舆论,形成报道议题,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达给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从而促使相关决策人士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3]; 与此同时,它还努力使社会公众更加全面、真实而深入地了解中国当前的环境现状,吸引更多的人们加入到践行绿色文化建设队伍中来, 从而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贡献力量。

2.3公众行为的倡导者——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提供价值典范

“自然之友” 积极倡导社会公众行为的改善, 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合理的价值指引。

( 1) 推行可持续交通。自2005年起,它就组织 “骑行北京” 的活动,并陆续发布 “骑行绿地图信息标注平台”; 与此同时,还积极呼吁全社会能够理解、支持并认同自行车、公共交通等出行方式,提高慢行交通方式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地位,吁求从细节上不断改善骑行和公共交通的出行环境,使 “健康出行”、 “绿色出行”和 “低碳出行”能够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自主选择。

( 2) 动员 “夏至关灯”。“夏至关灯”是指在每年的夏至日当天,号召人们关掉室内的相关电源,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节能减排活动。

( 3) 推广 “低碳家庭”。通过量化信息与质化研究,以准确的数据信息来展示低碳家庭的实践成效,倡导人们通过学习全方位居家环境改造,以达到可持续生活。

“可持续交通”的推行、 “夏至关灯” 的动员、 “低碳家庭” 的推广等,这些致力于全社会的公益项目切实有效地增强和提高了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 同时也为 “自然之友”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3“自然之友”自主性发展的智慧觉察

“自然之友” 作为享誉海内外影响的民间环保团体,以自身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树立了良好形象,在此,为了有效避免一种蜻蜓点水、宏大叙事的 “水上漂”, 所以特定选取 “合法性”视角 ( 如图1) 来进行观照,以便深度发掘其成功背后的存生智慧或现实经验,进而为本土化情境下公民社会组织自我发展及其培育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向。

3.1践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切实增强组织的“政治合法性”

事实上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把公民社会组织塑造为一个 “帮忙者”,而不是 “捣乱者”。从社会参与角度上看,政府希望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合法性的、程序性的 “圆桌政治” 和合法的、 公开的 “街头政治”,而不是属于黑社会性质的 “夜晚政治”[4]。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中创生的公民社会组织,首要遭遇的问题就是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 指涉国家政治规范对公民社会组织建立或活动的总体态度和政治要求,它决定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衍生与存续的空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公民社会组织要试图在中国境内获得细水长流发展,其中就不得不体悟、揣摩出一条重要的 “潜流”,即不能横跨 “政治底线”。这条 “政治底线” 意指以维护政府的执政地位,稳固既有的政治秩序为前提,并且不能采取情绪化、过激化或极端化的行为与政府进行分庭抗礼。 “政治底线” 很大程度上就像 “高压线”,公民社会组织既不准触碰,也不允越雷池一步,倘若一旦触犯了的话,不仅会惹祸上身,而且还会牵连业务主管单位,更为严重的是,还会面临被迫全线退出,甚至是自取灭亡的危险。国家允许公民享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允许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但不允许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更不允许它们挑战自己的权威[5]。对此, 丽莎·乔丹、彼得·范·图埃尔[6]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 由此,在面对强大的政府时,所有公民社会组织都得把握一条 “铁律”———不能冒犯政府。它们深知如果得罪了政府,自己将一事无成,而且机构可能被取缔,负责人还有可能锒铛入狱。对此, 每个公民社会组织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因此,在遵守 “铁律”方面,所有想持续生存下去的公民社会组织都要非常 “自律”。

对此, “自然之友”则是具有明确的 “底线意识”和 “规则意识”,在自身生发和成长的过程中深深地暗悟到 “有自律才有自由”,从而 “承认政治”,践履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策略,遵循 “帮忙不添乱、参与不干预、监督不替代、办事不违法”的重要原则,至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审慎克制的姿态,即不管是从管理体制而言,还是从功能特性上说,它都是政府的得力 “帮手”或 “助手”而不是公开叫嚣的 “对手” 或 “敌手”。就目前的中国公民社会组织而言, “克制”可能是维持组织存续的基本策略。“克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对组织规模进行自我控制。 “自然之友” 自成立以来,会员人数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之所以如此,这并不是因为该组织缺乏吸引力,而事实上,这是 “自然之友”有意识控制的结果,杜绝引发政府的猜疑或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其二,对组织活动领域和方式进行有效限定。 这种控制意味着公民社会组织将回避敏感的政治议题——— “人权”、 “工人运动”,而是将组织活动重点框定在一个相对明朗且不易引起政府怀疑的领域之中。 “自然之友”几乎从来不涉及或主动突破政府设定的 “底线”,并将自己活动范围定格为政府 “欢迎的”环保领域。这种 “自我矮化” 的活动行为在很多的欧美同行看来似乎并不彻底,但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它却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提供了有效的庇护场所,也增加了其成功的可能性[7]。

3.2灵活运用“符号资本”,积极提升组织的“行政合法性”

“符号资本” 这一概念率先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提出,他把在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竞争的资本划分为4种普遍类型: 即 “经济资本” ( 货币与财产) 、“文化资本” ( 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 、“社会资本” ( 熟人与关系网络) 和 “符号资本”( 合法性) 。然而,在社会交换体系中,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 和 “资本符号” 之间并非截然的分离,在特定的场合并通过一定条件,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其中 “符号资本” 是最具转换力的。譬如: 倘若某个人的头衔、荣誉或者威望作为 “符号资本”一旦被社会公众所认可或接纳,那么它就可以相应的转换成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 “社会资本”。那些能够把自我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并从中获益的个体或群体,就获得了布迪厄所谓的 “符号资本”。在布迪厄看来, “符号资本”代表了一种谈论权力关系通过符合形式而合法化的方式,是一种 “合法的积累”形式[8]。按照布迪厄这一论述, “符号资本” 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长期累积的荣耀、声誉、威望或关系网络等。 “符号资本” 是一种无形、象征和稀缺性的社会资源,在很大意义上它更容易使某个组织获得政府的认可、信任或支持。换言之,即易谋取行政上的合法性。

倘若说 “政治合法性”是一种实质合法性,那么 “行政合法性” 则是一种形式合法性。 “行政合法性”基础是官僚体制的程序和惯例,公民社会组织的行政合法性在于某一级单位领导以某种方式 ( 允许、同意、支持或帮助) 把自己的行政合法性让渡或传递过来。他们的承认往往自然延伸为参与。 他们参与的方式是很灵活的,可以是实际的,也可以是符号的,如名誉会长[9]。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公民社会组织的核心人物本身就是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行政负责人,那么这样的公民社会组织就天然地获得了行政合法性。当公民社会组织有了行政合法性之后,它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展活动[10]。在此,或许有人进一步思忖: 为什么公民社会组织要获取相应的 “行政合法性”? 因为较强的行政合法性是获得体制内稳定的资金支持以及继续争取加大支持额度的制度保障,只有符合强行政合法性的要求,才易得到与体制内相关的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也只有符合强行政合法性的要求,才能在动员体制外资源的过程中利用体制内力量和渠道[11]。

另外,据有关学者在2000—2002年对北京、浙江和黑龙江三地登记注册公民社会组织的调查中, 发现公民社会组织领导人 ( 包括会长、秘书长等) 的个人素质、社会资源 ( 包括人际关系网络、声望) 和物质资源情况直接影响着公民社会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自身的运作。一言以蔽之,我国当前公民社会组 织发展可 谓是呈现 出一种 “能人效益”[12]。然而,通观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实践, 事实也的确如此。利用 “符号资本”———即某个知名人士或政府官员担任民间组织的会长或荣誉会长, 不仅可以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在那些对政府权威存有依恋的公众心中的合法性地位,从而赢得其支持, 而且还可以通过关系资源从政府那里获得基本的信任。因此,对于诸多公民社会组织而言, “符号资本”确实是一种拓展组织衍生空间、增强组织社会影响力的重要策略选择[7]。

“自然之友” 之所迅速地在中华大地上茁壮成长、孕育成熟,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使然,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 它的成功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梁从诫先生的符号资本的社会影响力。“自然之友”起初作为一个民间环保团体直接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是其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而梁从诫先生就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副院长,所以由他本人亲自担任 “自然之友”的创会会长,并且身体力行地参与该组织的相关活动,无疑会大大增强 “自然之友”的行政合法性。

梁从诫先生是我国政治活动家、维新变法先驱梁启超之孙、著名建筑设计家梁思成和作家林徽因之子,可谓名门望族之后。此外,梁从诫先生自身还是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委员,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种种迹象表明,梁从诫先生这一系列的符号资本使得 “自然之友”在与相关政府进行交往、沟通和合作过程中,更易获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进而有效化解了与政府之间的各种体制性摩擦。诚然, 事实发展亦充分明证了这一结论。纵观 “自然之友”的孕育过程,不难发觉,梁从诫先生的个人符号资本可谓是对该组织的行政审批、组建创立、资源筹集、人员招募和活动开展等诸多方面都立下汗马功劳和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此,赵友梅[13]曾论述: 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下,其非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就格外明显。某个公民社会组织能否得到国家认可和支持,这在很大程度往往取决于该组织领导者的个人能力和社会背景,以及组织自身的社会网络。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法律化、制度化的运作方式。

3.3构建长效激励机制,有效获致组织的“内部合法性”

公民社会组织的 “内部合法性”是该组织的内部成员对共同体和组织文化的认同或接纳,并志愿为组织发展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然而, 从很大意义上说,公民社会组织的 “内部合法性” 来源于它有效激励机制。公民社会组织的激励机制, 实质上就是有关发展动力的问题。毋庸讳言,同市场和政府部门相比,公民社会组织在激励机制方面则是明显乏陈,因为它既不像市场主体那样为企业员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收入水平,也不像政府衙门那样为公务员赋予显赫的社会地位。故此,如何构建长效的激励机制则是时下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组织取得 “内部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自然之友”主要是在 “形象激励”、 “兴趣激励”[2]和 “认同激励”等三个方面来吸引或留住高素质人才并有效激励组织成员,进而达致本组织的 “内部合法性”。

( 1) 形象激励。充分利用公众形象的作用来激发员工的荣誉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自然之友” 自成立以来,就颇受新闻媒介的广泛关注,组织主要成员,如梁从诫、杨东平、王力雄等,都曾接受过相关媒体的专访,通过新闻媒介的报道和宣传, 使组织里的一些精英人物成为社会公众的新闻人物和环保的形象代言人。这样一来,不仅他们本人感到无上光荣,而且他们的家人和亲人也将引以为豪, 最终致使组织内部的核心成员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于中国环保事业。实践也充分证明,这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举措。

( 2) 兴趣激励。兴趣对人们的工作态度、钻研程度和创造精神影响甚大,它往往与求知、求美和自我实现紧密勾连,在公民社会组织的成长过程中, 倘若高度重视相关兴趣因素,则会取得良好的激励效果,因为公民社会组织缘起与创立的本身就是人们基于某方面的共同爱好、旨趣或利益而自主、自愿结成的社会团体。 “珍惜自然、保护环境” 正是 “自然之友” 成员们的相同意志和共同信念的最简洁表述。 “自然之友”诸多项目活动的开展与策划正是源于该组织成员的一种 “道同而相与谋”,即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所组建的。例如:“演讲组”、“观鸟组”、“植物组”和 “登山组”等等。这样的兴趣活动小组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利于增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增加成员对 “自然之友”的归属感。

( 3) 认同激励。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伴随着两种认同: 其一 “个体性认同”, 即为了寻找 “自我”,为了寻找自我的唯一性、排他性、自主性和独立性; 其二 “社会性认同”,即为了寻找归属,为了寻找与众相同的群体内一致性和群体间区别性[14]。然而,笔者这里所指的认同是一种社会性的组织认同。对于 “自然之友” 而言, 其成员凝聚力的形成来自他们对环保价值观念的社会性认同和该事业共同体的接纳,这种强烈的需求和内在的动机致使他们对环保事业锲而不舍、对组织工作兢兢业业、对艰辛付出任劳任怨。正是基于这一缘由,使 “自然之友” 形成了一种组织内聚, 并感召一批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志愿者积极加入到这个社会团体。

3.4竭力推行“玻璃式”财务制度,不断巩固组织的“社会合法性”

“社会合法性” 是公民社会组织活动得以有效开展的广泛性群众基础。在政府不直接拨款的情况下,倘若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得不到一定社会范围内的承认、信任或支持,那么它就没有相应的资源来开展活动,甚至连注册所需的资金可能都无以筹措[9]。然而,一个公民社会组织 “社会合法性”的重要支撑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社会中的公信力。

公信力顾名思义是社会公众信任的力量,概念最初来源于英文Accountability一词,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并接受质询。公民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就是它在社会上被接受和信任的程度,这主要通过其合法性、组织使命、诚信、 效率和绩效等方面来进行彰显[15]。然而,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它没有像企业一样拥有自己的 “企业秘密”,它必须向社会公开其财务、活动、管理等信息[16]。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是否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关键看它的财务制度是否建立在 “透明的玻璃口袋”上,即定期向社会发布财务状况,并主动、自觉地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介的监督,从而使其在阳光下运行,这既是公民社会组织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也是公民社会组织得于存在和延续的根基。恰如路易斯·布兰德斯所述: 透明度是社会经济问题的最佳药品,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

有鉴于此, “自然之友” 在组织章程中的第五章第二十条明文规定: 把全部收入都将用于开展环保活动,依照组织章程,每年的年底定期向会员、 捐赠者及其社会大众编制出版组织年报,并积极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收支披露制度。据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 1999年9月30日,“自然之友”所募集到的资金共计252. 6万人民币,平均每年约63万元, 其中会费7. 9万元,其余全部是社会各界的捐款, 而国外各种基金会的资助132万元,约占总数的52% ; 支出共192. 2万元,主要用于各种环保项目的开支,必要的行政开支共计53万元,占总支出的28% 。同时,他们还建立了比较详细的财务收支账目,由办公室负责向理事会报告资金的收支情况, 并向会员和社会公开[17]。

通过仔细觉察,不难发现,正是由于 “自然之友”向社会竭力推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实现 “玻璃口袋” 的捐款,定期向社会发布捐款的去向和善款的使用效果,增加组织的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并努力做好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督,不断打造自我品牌,提升社会合法性,从而大大增强社会公众对该组织的信任度和认同度,最终致使它在社会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和赢得较高信誉。

3.5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努力赢得组织的“国际合法性”

“国际合法性” 意指某个个体或社会团体突破了在国内疆域的范围,其活动、影响或声誉获得了国际范围的认同、接纳或支持。近年来 “自然之友”不断延伸、拓展国际活动的范围,主动与国际多边组织开展深度的项目合作,不但践行 “引进来”的理念———把国外发达国家在环保领域里所取得的自主管理方式、先进项目经验、成熟运作模式引介国内,努力铸就自己的品牌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积极实施 “走出去”的战略———通过加强与国际环保组织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把我国政府的环保政策、治理理念和政策选择通过多边会议和国际传媒努力宣传、推广和扩散出去,让世界各地更多了解中国的环保制度和做法,进而维护、提升中国环保的国际形象。

以2007年为例, “自然之友”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项目中可谓是十分活跃和日趋频繁,这其中包括联合其它公民社会组织开展公益环保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加强与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的沟通与交流等[3]。

( 1) 在项目合作方面,积极同国际环保组织开展深度的项目合作,并达成伙伴关系。 “自然之友”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UNEP) 继续共同开展东北亚青年环境网络项目,并在 “十亿大树项目 ( Billiontree Campaign) ” 上与之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 2) 在国际会议方面,参与和策划各种国际性的环境会议,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层面上的影响力。 “自然之友” 作为筹备委员参加了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的联合国环境署公民社会论坛和环境部长年会, 参加了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盟的年度大会,并作为主办方组织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北亚青年环境大会。

( 3) 在能力建设方面,以合作的方式来增进和提升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与瑞典国际发展署 ( SIDA) 合作,派员赴瑞典、印度全程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培训,与香港乐施会合作,赴港进行 “发展教育”系列参观学习等。

( 4) 在民间外交方面,加强与各国环保组织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互信。“自然之友”接待韩国环境运动联合 ( KFEM) 、国际地球之友 ( FOE) 、国际河网 ( IRN) 、印度环境教育中心 ( CEE) 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友好访问,参与接待了多家国际友人和媒体的来访和采访,其中包括会见法国总统特使,与德国环境部长会谈等。

由上观之,正是 “自然之友”以积极、矫健的姿态频繁地活跃在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的舞台上,致使它不断累积自身的国际声誉,进而提升自己的国际合法性; 同时,正因为它在国际上获得了一种良好公众形象,从而赢得了诸多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的资金援助和项目经费。目前, “自然之友” 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海外基金会的支持,比如米苏尔基金会、博尔基金会以及香港的施乐会等。一如相关资料所显示的, “自然之友”1995年3月1日 - 1999年9月30日共计收入252. 6万元,其中,国外捐赠132万元,国内捐赠98. 3万元,会费收入7. 9万元, 专项救助5. 4万元,其他收入9. 0万元,国家没有任何拨款[18]。

摘要：“自然之友”不仅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先行者”和“领航者”,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发展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向,即:践履“有所为,有所不为”策略,灵活运用“符号资本”构建长效激励机制,竭力推行“玻璃式”财务制度,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因此,有效提炼出这些有价值的本土经验,力争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生长及其培育提供一种有益启示。

社会组织自主管理办法 篇3

[关键词]分配角色；责任担当；管理主体的递变

在新课程改革的大潮下，初中教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学会学习。笔者在教学中从改变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的方式入手，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着重强化课堂教学的时效性，并针对自主合作学习做了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研究。

一、组织

科学分配角色，明确角色的责任担当。学习小组的构成一般以六人为宜，组员要相对固定，组长应由责任心强、协调能力好的学生担当。组长以下还要设主持人、纪录人和第一、第二、第三汇报人，使组内的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课程探究的需要及学生的自身特点承担不同的角色。角色分配的依据是：主持人由喜欢“包办代替”的“组内权威”，或者习惯“一言堂”的学生担任。这类学生通常思维敏捷，领悟和表达能力强，有极强的表现欲，要通过这一责任的担当，促使其将发言权主动地分配给他人，帮助其养成良好的讨论、探究、听取他人意见的习惯。记录人则应选用“不积极参与”或者“不善于倾听”的学生担任。这类学生的特点是：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注意力不易集中，集体观念淡薄，喜欢自行其事。通过这一职责的担当，可促使这类学生在记录的过程中始终聚精会神地参与讨论探究。第一、第二汇报人则应选择两位语言表达能力稍差，综合、汇总能力不强的学生担任。要多给他们表达展示的机会，通过适时的鼓励评价，逐步帮助他们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第三汇报人的主要责任是在展示中做最后的归纳总结、拾遗补缺，因此要选那些归纳总结和表达综述能力相对较好的学生来担任。

二、管理

(一)重点

重点是管理主体的递变。要实现管理学习的主体由“教师代管型”向“组内相互管理型”、最终到“自我管理型”的递次转变。一般来说，初中新课改的实施普及较小学要早，很多学生在升入初中之前，从未接触过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所以在最初阶段，教师往往要示范性的担当起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职能。教师要身体力行，从角色的选择、小组评价制度的确立、组内角色任务的分配等各个细微环节入手，教会学生如何预习、如何探究、如何总结、如何补充、如何展示，做到逐一示范，面面俱到。在这个“教师代管”的启动阶段，教师应着意重点培养组长的组织管理能力，着意重点选择、培养出一个进入合作学习状态较快、较好的小组作为示范样板，再通过引导、完善、推广、复制等一系列举措引领班级其他小组，适时向下一阶段——“组内相互管理”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教师应把重点放在学习过程的多元评价上，制定较完善的小组评价及课堂研讨过程评价细则，让每个学生、每个小组都能按照这个细则进行相互管理。小组之间有互评，小组内每个成员之间有互评，并将每个组员的评价与小组的整体评价挂钩，以求养成一种“人人为我，我为小组”的合作精神，在班级形成“比”、“学”、“赶”、“超”的小气候。在自主合作学习中，多让学生体会合作探究的快乐和成就感，从而逐步过度到人人有责任、人人有担当、人人有任务、人人是管理者的“自我管理”阶段，在实践“自主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管理主体的迅速转变，最终完成班级“自主合作学习”的体系构建。

（二）难点

1.难以在规定时间完成学习任务

在小组合作学习初期，最常遇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学生的课前预习不到位而影响了课堂讨论探究的进度；二是由于个别学生语言表达不够简练、精确，而常常迁延讨论时间，以致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学生课前预习的要点不够明确；二是缺乏简练、精确的表达技巧。有些学生回家不能认真完成预习任务，这必然会影响第二天的整个自主学习过程。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对课堂教学模式做了适当调整，每天课后留几分钟作为预习环节，教师明确预习内容，由教师或组长对个别潜能生进行一对一督促，检查其预习结果，尤其加强对第二天预习效果的检查力度，并在讨论探究过程中，对潜能生实行设有“进步系数”的加倍奖励评价，使其分享到成功的快乐。而课堂展示环节的语言表达精确度问题，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训练及特别的奖励评价后也得到了解决。这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就有了保证，为顺利向“自主管理阶段” 过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防止“同组异质”的组内搭配向两极分化发展

在以小组为单位的自主学习过程中，极易出现两极分化，即好学生的成绩越来越好，而潜能生的成绩则越来越差。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教师就必须在角色的科学分配上下工夫。角色分配的意义就在于取长补短，以全面调动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在欠缺的方面也能得到明显、持续的进步，最终使成绩好的学生在合作中提高管理协调和综合归纳的能力，使潜能生在组长和优秀生的牵引、带动下不断取得进步。

作为新课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自主合作学习模式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初中教学的实践当中，其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困难和新问题也同样突出，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去逐一发现、破解，并在不断探索、总结中使这一模式日臻完善。这也是每个初中教师必须要肩负起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数学课程标准》

（责任编辑 赵永玲）

社会组织自主管理办法 篇4

《 人民日报 》（2016年08月22日 01 版）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现就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社会组织工作中还存在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管理体制不健全、支持引导力度不够、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等问题，从总体上看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还不够充分，一些社会组织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全面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手抓积极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按照党中央明确的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注重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示范带动，支持群团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增强联系服务群众的合力，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改革创新。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改革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促进社会组织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促进和谐的重要力量。

——坚持放管并重。处理好“放”和“管”的关系，既要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积极培育扶持，又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坚持积极稳妥推进。统筹兼顾，分类指导，抓好试点，确保改革工作平稳过渡、有序推进。

（三）总体目标。到2020年，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规政策更加完善，综合监管更加有效，党组织作用发挥更加明显，发展环境更加优化；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基本建立，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诚信自律、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三、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一）降低准入门槛。对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养老照护、公益慈善、促进和谐、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采取降低准入门槛的办法，支持鼓励发展。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优化服务，加快审核办理程序，并简化登记程序。对达不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按照不同规模、业务范围、成员构成和服务对象，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实施管理，加强分类指导和业务指导。鼓励在街道（乡镇）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发挥管理服务协调作用。

（二）积极扶持发展。鼓励依托街道（乡镇）综合服务中心和城乡社区服务站等设施，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组织运作、活动场地、活动经费、人才队伍等方面支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措施，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扶持力度，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困难家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设立孵化培育资金，建设孵化基地。鼓励社会力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三）增强服务功能。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居民融入、纠纷调解、平安创建等社区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建立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联动机制，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把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成为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

四、完善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策措施

（一）支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改革，将政府部门不宜行使、适合市场和社会提供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及公共服务，通过竞争性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逐步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对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

（二）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一批品牌性社会组织。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财政、税务部门要结合综合监管体制建设，研究完善社会组织税收政策体系和票据管理制度，改进和落实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税收优惠制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条件社会组织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完善人才政策。把社会组织人才工作纳入国家人才工作体系，对社会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相关行业相同的职业资格、注册考核、职称评定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专门人才给予相关补贴，将社会组织人才纳入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制度，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积极向国际组织推荐具备国际视野的社会组织人才。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要将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纳入有关表彰奖励推荐范围。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加强社会组织人才工作的意见。

（四）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支持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在服务企业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团体标准、维护会员权益、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支持社会组织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繁荣科学文化、扩大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五、依法做好社会组织登记审查

（一）稳妥推进直接登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行业协会商会，按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精神，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内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的科技类社会组织，以及提供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服务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为满足城乡社区居民生活需求，在社区内活动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县级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审查直接登记申请时，要广泛听取意见，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或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国务院法制办要抓紧推动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分类标准和具体办法。

（二）完善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对直接登记范围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继续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要健全工作程序，完善审查标准，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名称、宗旨、业务范围、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把关，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成立。

（三）严格民政部门登记审查。民政部门要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及相关党建工作机构，加强对社会组织发起人、拟任负责人资格审查。对跨领域、跨行业以及业务宽泛、不易界定的社会组织，按照明确、清晰、聚焦主业的原则，加强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听取利益相关方和管理部门意见。严禁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垂直领导或变相垂直领导关系，严禁社会组织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对全国性社会团体，要从成立的必要性、发起人的代表性、会员的广泛性等方面认真加以审核，业务范围相似的，要充分进行论证。活动地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组织比照全国性社会组织从严审批。

（四）强化社会组织发起人责任。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民政部推动将社会组织发起人的资格、人数、行为、责任等事项纳入有关行政法规予以规范。发起人应当对社会组织登记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对社会组织登记之前的活动负责，主要发起人应当担任首届负责人。建立发起人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发起人不得以拟成立社会组织名义开展与发起无关的活动，禁止向非特定对象发布筹备和筹款信息。党政领导干部未经批准不得发起成立社会组织。经批准担任发起人但不履行责任的，批准机关要严肃问责。

六、严格管理和监督

（一）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的管理。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约谈、警告、责令撤换、从业禁止等管理制度，落实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制度。建立负责人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强化社会组织负责人过错责任追究，对严重违法违规的，责令撤换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推行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前公示制度、法定代表人述职制度。

（二）加强对社会组织资金的监管。建立民政部门牵头，财政、税务、审计、金融、公安等部门参加的资金监管机制，共享执法信息，加强风险评估、预警。民政、财政部门要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控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和票据管理使用制度，推行社会组织财务信息公开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财政、财务、会计等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依法处罚并及时通报民政部门。税务部门要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税务登记，对于没有在税务机关登记的社会组织，要在本意见下发后半年内完成登记手续；加强对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监督，严格核查非营利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落实非营利性收入免税申报和经营性收入依法纳税制度；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税务检查，对违法违规开展营利性经营活动的，依法取消税收优惠资格，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罚社会组织和主要责任人。审计机关要对社会组织的财务收支情况、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账户的监管、对资金往来特别是大额现金支付的监测，防范和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要会同民政部加快研究将社会组织纳入反洗钱监管体系。

（三）加强对社会组织活动的管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业务活动、对外交往的管理。民政部门要通过检查、评估等手段依法监督社会组织负责人、资金、活动、信息公开、章程履行等情况，建立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将社会组织的实际表现情况与社会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等挂钩。民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制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取缔未经登记的各类非法社会组织。对被依法取缔后仍以非法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行业管理部门要将社会组织纳入行业管理，加强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做好本领域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查，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做好对本领域社会组织非法活动和非法社会组织的查处。外交、公安、物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领域的事项事务履行监管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民政部门通报。实行双重管理的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要对所主管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财务和人事管理、研讨活动、对外交往、接收境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切实负起管理责任，每年组织专项监督抽查，协助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指导内部管理混乱的社会组织进行整改，组织指导社会组织清算工作。

（四）规范管理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综合监管以及党建、外事、人力资源服务等事项，参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及配套政策执行，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已经成立的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本着审慎推进、稳步过渡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按照对直接登记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国性社会组织试点方案，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地方社会组织试点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民政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试点方案要根据当地情况研究制定。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探索一业多会。已开展试点工作的地区要根据本意见精神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

（五）加强社会监督。鼓励支持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各类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探索建立社会组织报告制度，规范公开内容、机制和方式，提高透明度；探索建立专业化、社会化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评估信息公开、程序公平、结果公正；建立对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及非法社会组织投诉举报受理和奖励机制，依法向社会公告行政处罚和取缔情况。

（六）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对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社会组织，要依法吊销其登记证书；对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社会组织，依法撤销登记；对未经许可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依法予以取缔。完善社会组织清算、注销制度，确保社会组织资产不被侵占、私分或者挪用。

七、规范社会组织涉外活动

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参加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完善相应登记管理制度，积极参与新建国际性社会组织，支持成立国际性社会组织，服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确因工作需要在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必须经业务主管单位或者负责其外事管理的单位批准。党政领导干部如确需以个人身份加入境外专业、学术组织或兼任该组织有关职务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报批。

八、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一）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针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特点制定章程示范文本。社会组织要依照法规政策和章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重大问题决策等制度安排，完善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健全内部监督机制，成为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推行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制度，引导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纠纷。

（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会组织党组织要紧紧围绕党章赋予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开展工作，团结凝聚群众，保证社会组织正确政治方向；对社会组织重要事项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收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加强对社会组织分支机构党建工作的指导，对具备条件的分支机构，督促其及时建立党组织。对住所地不在北京以及设立分支机构的全国性、跨区域社会组织，除按有关规定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加强党的领导外，住所地及分支机构所在地党委应当按照“条块结合”的要求，加强对有关社会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党组织的日常指导和监管服务。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一般从社会组织内部产生，提倡党员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组织书记。规模较大、成员较多或没有合适党组织书记人选的社会组织，上级党组织可按规定选派党组织书记。积极开展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公开承诺等活动。注重在社会组织负责人、管理层和业务骨干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坚持党建带群建，推动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建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支持工会代表职工对社会组织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监督。

（三）加强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建立诚信承诺制度，建立行业性诚信激励和惩戒机制。支持社会组织建立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引导社会组织建立活动影响评估机制，对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要事项应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强化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意识，社会团体设立机构、发展会员要与其管理服务能力相适应。探索建立各领域社会组织行业自律联盟，通过发布公益倡导、制定活动准则、实行声誉评价等形式，引领和规范行业内社会组织的行为。规范社会组织收费行为，严禁巧立名目乱收费，切实防止只收费不服务、只收费不管理的现象。

（四）推进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支持社会组织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促进和谐的作用。贯彻落实《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稳妥开展脱钩试点。除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外，政府部门不得授权或委托社会组织行使行政审批。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原承担审批职能的部门不得通过任何形式指定交由行业协会商会继续审批。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从严规范公务员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从严审批，且兼职一般不得超过1个。在职公务员不得兼任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已兼职的在本意见下发后半年内应辞去公职或辞去社会组织职务。

九、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

（一）完善领导体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完善研究决定社会组织工作重大事项制度；党委常委会应该定期听取社会组织工作汇报。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制定本部门管理规定，配齐配强相关管理力量，抓好督促落实。中央建立社会组织工作协调机制，地方各级要建立相应机制，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社会组织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重视和加强社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完善社会组织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

（二）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按照应建尽建的原则，加大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力度，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可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或建立工会、共青团组织等开展党的工作，条件成熟时及时建立党组织。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具备组建条件的应同步建立党组织。经党中央批准，全国性重要社会组织可以设立党组。各有关部门要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检查、评估以及日常监管等工作，督促推动社会组织及时成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

（三）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础保障。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元化投入的党建工作基础保障，提倡企事业单位、机关和街道社区、乡镇、村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党组织资源共享、共建互促，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根据实际给予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和专职党务工作者适当工作津贴。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主动支持党建工作。推动将党的建设写入社会组织章程。

十、抓好组织实施

（一）加快法制建设。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研究制定志愿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的单项法律法规。加快调研论证，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根据本意见精神出台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二）加强服务管理能力建设。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要寓服务于管理中，加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工作力量，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各级民政部门特别是县级民政部门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日常工作。重点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保障工作经费，确保服务到位、执法有力、监管有效。加快建设全国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推进社会组织法人库建设，提高监管水平和服务能力。

（三）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及时总结、宣传、推广社会组织先进典型，加强社会组织理论研究和文化建设，提高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社会组织秘书长考核管理办法 篇5

一、为进一步完善本社会组织秘书长绩效考核工作，促进本单位更好地发展，特制订本制度。

二、本制度适用于本社会组织秘书长。

三、本社会组织负责秘书长绩效考核的有关工作，具体任务是：

1、负责审核秘书长的绩效考核工作目标。

2、负责跟踪检查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四、考核内容：

1、学会工作。即服务会员所做的工作；

2、本职工作。即履行职责、完成业务所做的工作；

3、自身建设。

五、考核程序：

1、书面汇报。被考核者对照工作目标，认真总结，客观评价，并撰写2000字左右的书面汇报材料，于次年1月底前送本社会组织审核。

2、审核意见。本社会组织审核汇报材料并提出书面评价意见。

3、计算考核成绩。考核成绩实行100分制，其中：理事长测评占30分，常务理事测评占30分，理事测评占40分。

4、审定考核成绩。

六、考核结果的运用：

1、将考核结果报告上级主管单位，采取发文通报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2、对考核成绩合格的给予通报表彰，并给予适当奖金奖励。

3、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予以通报批评。

社会组织自主管理办法 篇6

——兼谈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多年来，北京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从2003年开始，市政府每年都把培育社会组织工作列入了折子工程之中。2007年12月，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首都社会建设，加快推进首都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步伐，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北京市成立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建设办分别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和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实行合署办公。原市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发展办的职能也并入其中。其主要任务是，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着力搭建宏观管理平台，研究制定首都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统筹推动社会建设各项任务的分解落实和督促检查。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着力扩大载体，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着力加强“两新”组织党的建设、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着力加强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使社会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有序建设的阶段。

一、北京市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北京市和全国一样，社会组织官办的居多。这时候的社会组织由管理机关主办，要么是以“二政府”的形式出现，要么就是依附于管理机关，靠管理机关的拨款生存。这些社会组织缺乏社会组织应有的民间性和独立性，它们也为政府部门服务，但是这种服务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在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平等独立的合作是无法实现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机构改革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逐渐增多。从目前情况看，我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首先是政府部门要有合作的需求，其次是社会组织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另外，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有很大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能力。当政府还具备对于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能力的时候，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就不太可能实现。反之，如果当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实现之后，社会组织得到了广泛的活动和生存空间，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则才会逐步走向正轨。

北京市近些年来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组织能力进一步增强，一些群众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多，政府职能转变步伐逐步加快，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提供了条件。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在推进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中做了许多卓有实效的工作。其中，中关村园区管委会、市工业促进局、市商务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关村园区管委会的30家社会组织全部是民间自发成立的，市工促局和市商务局两家行业协会共有68个，占全市市级行业协会的39％。这三个单位在发挥本领域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方面有着相同的特点：

一是管理部门转变观念，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重视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建立起与社会组织相互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是制定本区(领)域管理办法，完善政策环境。中关村管委会制定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社会团体管理办法>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社会团体组织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商务局制定了<本市商务领域行业协会规范治理和脱钩工作的实施意见》，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依法活动、政府购买服务和资金扶持进行规范。

三是明确管理机构，加强服务引导。三个部门都设立了社会组织的专门主管部门，把培育、扶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作为主要职能，开展对社会组织的服务工作。

四是设立专项资金或购买服务，加强合作，提升社会组织地位。中关村管委会每年从园区产业发展资金中拨付专款，对社会组织及其项目提供资助。2001—2006年，中关村园区管委会共资助社会组织工作经费1 148．95万元，资助社会组织78家次，资助项目225项。市工促局与社会组织合作完成了政府调研、政府调查、行业统计、行业标准编制、企业创新成果评审、承办展览、制定和实施行业“十一五”规划、职称评定等工作。市商务局除了将一些工作转移给社会组织之外，还积极与社会组织合作，按照《北京市商业服务业迎奥运三年行动计划》、<北京市商业服务业奥运会（残奥会)2007年测试赛场馆外围保障商业整顿工作实施方案>、《北京市大型商场超市购物环境规范(试行)>、<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选编》、<北京市商业服务业迎奥运培训工作指导意见>和《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员工行为礼仪规范(试行)》的要求，在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消费环境、强化员工素质、提高服务技能、构建信用体系、倡导行业自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五是坚持政社分开。中关村管委会自身没有举办社会组织，也无政府工作人员在社会组织兼职。在日常管理中，采取“社会组织自我发展，政府指导但不干涉日常工作，努力提供服务”的工作模式。对在园区外注册在园区内活动的社会组织，不问出身一样给予服务。市工促局和商务局从社会组织长远发展出发，坚持政社分开，稳步进行行业协会脱钩和解除公务员兼职问题，保持了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独立性，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

六是加强培训，打造专业队伍。中关村管委会注重社会组织专业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制定了人才培育计划，委托专业机构对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1000人次以上的培训，提高了专职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例如，北京市中关村科技民营实业家协会有14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中研究生和双学历有5人，大学本科学历8人，大专1人，工作人员平均年龄30岁，平均工资在4000元以上。

二、社会组织作用突出，成绩显著

社会组织通过从事向政府输出服务、制定行业规划、规范行业秩序、维护企业利益、反映共性诉求、促进产业发展等工作，发挥了沟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营造出良好的产业发展、创新创业、企业信用、市场环境、人才流动、国际交流、技术成果转化环境，成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

1．促进产业发晨

中关村园区社会组织打造和整合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增强优势互补，共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例如，北京闪联信息产业协会通过制定标准，推动了园区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完善和聚集，闪联标准通过国际标准组织ISO立项，并被国家标准委员会评为中国标准创新一等奖。市商务局收集和整理国家标准23个、国家行业标准1 5个，北京市地方标准13个，编辑印刷了<商业服务业标准化工作资料选遍》，各协会结合行业实际，不断研究探索通过国内贸易标准的实施来规范、促进行业和企业发展的途径。同时，大力加强国内贸易标准的宣传推广工作，普及标准化知识，增强标准化意识，积极开展采标和达标活动。依照<关于严格控制本市商场超市室内空调温度的通告》，加强节能宣传。市工业促进局的协会加强品牌建设，服务北京工业。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受政府委托，继续开展了“2007：fl；京十大时装品牌”评选工作，还积极组织参与“迎奥运北京工业品牌展览会”，承办了“时装之都品牌展”。北京食品协会支持北京奥运会赞助商、供应商和食谱原材料遴选企业，引导北京食品企业，借助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契机，以北京奥运会期间来京的旅游者为对象，推出了一批具有北京历史文化、京味口感突出、携带方便、包装精美、适于馈赠的旅游特色产品，满足来京旅游观光的中外消费者的需求。大力拓展“京药”品牌建设，提升北京医药的市场竞争力。受北京市工促局、市药监局委托，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在第56届全国药交会上，开创全国医药系统由行业协会组团参展之先河。

2．服务会员企业

中关村科技园区社会组织在通过提供品牌服务、推进会员国际化发展等方面，为会员企业提供服务。例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医院及医疗设备博览会，参加德国汉诺威CEBIT展览，主办“北京企业与外资银行面对面”融资沙龙，举办“中关村高科技企业进军东盟高层交流会”、“中国品牌企业东盟战略高峰会暨北京交流会”等系列活动：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会开展了园区第一批快速成长企业的评选、“V815”民族品牌创新发展高峰论坛、2006年“品牌万里行”北京站系列活动、2006年京台科技品牌论坛专场等。依照<北京市商业服务业迎奥运培训工作指导意见>和<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员工行为礼仪规范(试行)>，行业协会配合各区、县商务局大力参与奥运培训工作。到目前为止，全市商业服务业参加培训人数已达24万人次，涌现出3"48家“首都文明服务示范窗口”、80名“首都文明服务明星”、29个“奥运培训工作先进单位”、104名“奥运培训工作先进个人”，培训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工业促进局的协会在2007年就开展了考察、交流、培训、论坛、参展、研讨等经济活动达620多次。一些协会不仅重视国内的学习交流，更注重扩大与国外同行的合作，社团管理研究15开拓国际市场。仅北京市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2007年就接待了德国、法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来访的经贸代表团180多人，组织本市30多家企业领导参加了对外商贸洽谈1 2项。

3．协助政府工作

中关村园区社会组织通过为政府建言献策，协助政府开展工作。2006年，协会联席会成员撰写的关于落实<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90条政策建议，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制定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十一五电子产品市场发展规划)、<中关村十一五人力资源规划》被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总体规划采纳；软件行业协会、创业孵育协会、电子产品贸易商会、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分别发布行业分析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不动产商会利用社会资源建立“小企业创业服务楼”，降低小企业创业成本，为创业小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北京工经联、矿业、医药等30个协会完成T72个调研课题。其中家具、机电、饲料协会分别完成5个课题。这些调研课题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提出很好的意见、建议。北京质量协会根据北京迎奥的实际情况，积极组织专家向2008奥运会工作提合理化建议。从质量管理的角度联名向奥组委提出三条工作建议，并对每项建议都具体制定了初步实施方案，这些建议得到奥组委的高度重视。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北京电子商会、北京汽车行业协会受政府委托依法开展了行业统计工作。北京质量协会接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委托，完成2007年北京市质量管理优秀企业的现场评审工作。北京企业联合会接受市工促局委托以北京市企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组成的北京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参加“三方”联合办案，代表雇主合法权益参与劳动立法工作，定期分析我市劳动关系状况，为北京市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成功经验分析及存在问题 从北京的政府管理部门同社会组织合作的经验分析看，都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部门领导重视社会组织的建设和作用发挥。二是所在区域或领域的社会组织具备一定的实力和活动能力。三是政府职能部门思想转变的程度相对较高。从北京市社会组织的总体上看，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组织存在着政社不分，社会组织实力薄弱、自立能力不强、发展和活动空间有限、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年龄老化、经费不足、内部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致使协会的服务面窄和自律、协调功能难以发挥，部分协会会员数量较少、行业代表性不强、缺少影响力。另外国有企业的比重大也是北京市行业协会和沿海省市相比存在差距的一个原因。

因此，要使社会组织进一步得到发展，建立起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政府部门耍转变观念

扭转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思想理念，要重视发展和培育社会组织，更要相信社会组织的能力，和社会组织平等合作。

2．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调，制定对社会组织的财税优惠政策，允许设立社会组织扶持专项资金，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公益事业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社会工作专业资质评定制度和社会工作者资格等级制度，促进专业化队伍建设。同时，注重社会组织群体的民主政治权利的实现，提高社会组织和专职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

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有关部门要统筹协调，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剥离的力度，真正把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改变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时的被动性，由社会组织承担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工作，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的步伐。

4．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文献综述 篇7

1 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解

在国外, 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一切志愿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和民间协会的集合。社会组织通常被称为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缩写为NGO) 、非营利组织 (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 缩写为NPO) 、第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 、公民社会组织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缩写为CSO) 等。而在中国, “社会组织”一直被颇具中国特色的词语“民间组织”所替代, 直到民政部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决定开始启用“社会组织”这一新的概念。在中国, “社会组织的主体是由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类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既具有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某些特征, 又具有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制度赋予的特点。

2 关于政府职能的界定

休斯认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已经发生变化, 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转变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美国行政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专著中把政府的职能概括为“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而不是服务、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满足顾客的要求、预防而不是治疗、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等内容。美国学者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提出“市场化、参与型、灵活性和解除规制”的4种政府模式。我国学者周志忍在总结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三方面行政改革的内容。可见, 在现代社会, 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确立好行政干预的范围及力度, 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和职能可以概括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及财产的再分配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3 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培育和建设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社会组织是一种社会民营化力量, 运用民营化满足公众需求的做法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把民营化作为改善政府运作, 进而改善整个社会的工具则是近代学者不断探索的结果。民营化的理论基础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奠定的。美籍管理学家德鲁克1969年率先提出民营化的建议。经过学者的倡导, 英、美等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纷纷开始民营化的实践。萨瓦斯在其《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一书中认为, 政府的公务服务的制度安排可以概括为10种: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政府出售、合同承包、补助、凭单、特许经营、自由市场、志愿服务和自我服务。政府、私营部门和消费者在这些安排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美国著名的公共管理大师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指出, 通过政府间协议和合同外包等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提高服务质量将成为未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导模式。我国的学者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提供公共服务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在《工业化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一文中强调, 应该把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纳入到中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框架中, 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谨慎地规划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具体制度设计。娄成武先生则从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责任出发, 认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导, 应发挥参与作用、监督作用及引导作用。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政策功能, 消除不合理的管制, 完善相关的监管机制。可见, 政府把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授权给社会组织, 并通过补贴、管理和合同等方式进行运作, 可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增加提供公务物品和服务的能力。政府不一定是直接的提供者, 而是间接的运作者。

当前社会组织管理问题与对策 篇8

一、问题与困难

（一）思想认识不够到位。部分地区和部门尚未认清社会组织对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还存在“宁肯不干事，也不要出事”的观念；有的认为社会组织是群众自娱自乐的组织，主动愿意转移给社会组织购买的服务项目不多；有的将社会组织当作政府职能转移的“二传手”，指定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影响了公平竞争；有的忽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量的培育，在日常监管中，未能及时督促推动社会组织成立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

（二）政策法规不够健全。在行业协会脱钩、领导兼职、党建工作、税收優惠、执法监管等领域的政策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执行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对承接的单位、方式等还缺乏具体规范；社区、服务对象和社会组织缺少直接参与需求项目制定的途径；社会组织退出操作性法规有待完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保障制度还需完善。

（三）资金扶持力度不足。现有发展资金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范围和深度有限，社会组织可持续的乏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时，还存在轻视草根社会组织的现象，影响了公平竞争环境和草根社会组织发展。部分地区和部门对现有扶持资金还缺乏统筹合理的利用，资金要素保障作用发挥不明显。有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办法举措不多，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资金瓶颈”有待下大力气突破。

（四）平台建设仍需规范。各地在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中，普遍存在重“推广”、轻“评估”的现象，盲目宣传推广，缺乏对实体孵化器运营状况的评估，孵化器“空壳化”问题较为突出，功能作用发挥不理想。孵化基地建设运行标准还需加快进度出台，政府、孵化器和入驻社会组织之间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明显。

（五）监管评估还需完善。监管评估的主体力量还需加强，没有充分调动整合社会公众、捐赠方、组织内部、服务对象以及媒体等社会力量参与监管评估，监管评估“面窄”“量小”，效果不明显。监管评估方式单一，只注重传统做法，忽视了对监管评估的探索创新，日常监管工作量大、人少，疲于应付，致使有的问题无法进行有效及时解决，对非法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违规行为的查处比较困难。

（六）结构类别有待优化。从领域看，在已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中，从事教科文卫体及经济行业性的多，社会治理服务专业性组织的少；从规模看，人数和业务量小、影响力小的社会组织多，规模并富有特色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少；从活动看，扶贫济困、互帮互助等普遍化服务多，高层次、人性化、本土性的服务少。

二、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制度体系，完善规划布局。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涉及面广，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前瞻性。要进一步完善工作网络，加强协调配合，加快建立“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要尽快编制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总体规划，形成“短、中、长”详细规划，明确各阶段重点，确保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持续健康推进。

（二）加强监管评估，引导规范发展。要坚持以评促建，进一步健全完善科学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管评估体系，坚持第三方评估机制。要严格年检、年报、项目抽查审计等监管环节，要充分发挥监管评估和退出机制的倒逼作用，积极鼓励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自律措施，促进社会组织自觉规范内部管理，完善组织机构和制度章程，实现自主、自律、自强发展。

（三）抓好队伍建设，提升保障能力。要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员配置，把懂专业、想干事、作风好的同志充实到队伍中去，配齐配强工作力量。要积极引导和规范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宣传报道，提高社会对社工的知晓度和认可度，努力提高社工的薪酬待遇和福利。要建立社工能力提升动态可持续机制，开展常态化的实务培训，提升能力，更好服务群众。要改进社工选拔录用机制，给予基层政府更多自主权，最大限度满足社区工作需求。

（四）规范平台建设，强化功能定位。要加快出台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运行标准，明确孵化器功能定位及运行评估等规范，理顺政府、孵化器和社会组织之间关系，有效解决入驻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府资源，自身业务技能建设缺少动力等问题，增强社会组织自主性。要创新孵化器运营模式，积极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孵化器建设和运营评估监管，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运营评估监管新模式，不断释放各类孵化平台生机活力，持续激发社会组织内生动力。

（五）加大资金扶持，拓展筹资渠道。要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规则，尊重市场规律，完善购买竞争机制，实现资源供需有效对接，及时落实购买服务资金。要积极探索公益创投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企业的社会责任、金融信贷、公益组织之间联动合作机制，增强社会组织造血功能。要大力引导社会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鼓励社会组织通过联合劝募等方式拓宽筹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