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的发展历程

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共9篇）

物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1

按照物理学本身发展的规律，结合社会经济各时期的特点，并考虑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把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经验物理时期(17世纪以前)这一时期内我国和古希腊形成两个东西交相辉映的文化中心。经验科学已从生产劳动中逐渐分化出来，这时的主要方法是直觉观察与哲学的猜测性思辨。与生产活动及人们自身直接感觉有关的天文、力、热、声、光(几何光学)等知识首先得到较多发展。除希腊的静力学外，中国在以上几方面在当时都处于领先地位。

东汉张衡（公元78至139年）所制的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也就是地震仪.三国时魏人制造的指南车。《墨经》中记载了一些粗浅的力学知识。

在这个时期，物理学尚处在萌芽阶段。物理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候是由伽利略(1564—1642)和牛顿(1642—1727)等人于17世纪创立的经典物理学，也就是经典物理学时期。

经典物理学经过18世纪在各个基础部门的拓展到19世纪得到了全面、系统和迅速的发展达到了它辉煌的顶峰。到19世纪末，已建成了一个包括力、热、声、光、电诸学科在内的、宏伟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它的三大支柱——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经典热力学和统计力学——已臻于成熟和完善，不仅在理论的表述和结构上已十分严谨和完美，而且它们所蕴涵的十分明晰和深刻的物理学基本观念，对人类的科学认识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进步，才使物理学有了大幅度发展。可以说19世纪是经典物理学的光辉岁月。物理学的辉煌成就，使得不少物理学家沉溺于欢快陶醉之中。甚至在1900年新春之际，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讲演中讲道：“19世纪已将物理学大厦全部建成，今后物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修饰、完美这座大厦了。”同时他也提到物理学的天空也飘浮着两朵小小的，令人不安的乌云。第一朵“乌云”，叫“以太”学说，第二朵“乌云”叫“紫外线灾难”。

可是，让开尔文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两朵小乌云，引来了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暴风骤雨。现代物理学的诞生。在1900年，也就是开尔文发表演说不到一年的时间，从第一朵乌云中降生了相对论，紧接着从第二朵乌云中降生了量子力学，也就是量子论。量子论的建立，使人类对物质的认识由宏观世界进入微观世界。

如果没有这两朵乌云，那么我们 现在可能就没有晶体管，激光器，光信号处理系统等等，也就是说液晶电视，量子计算机，笔记本电脑等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物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2

交通运输不仅仅是给人们提供基础设施、便利性、网络和投资, 更重要的是它在人们同政府政策、思想体系和社会体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交通运输不仅为劳动、资本的空间互作用提供了平台, 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自从1988年Rimmer完成了一系列有关国家交通规划的报告, 在随后二十余年里, 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 交通运输地理学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也层出不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人口、商品和信息交流频繁, 这使得交通运输地理学也越来越重要。同时, 研究交通运输地理学所使用的数学计算软件 (如GIS) 越来越精密, 软件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 这使交通运输地理学研究的范围也更广、更深, 研究方法也更科学。随着研究方法的逐步进步, 交通运输地理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人与地理之间的简单关系的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对交通运输地理学的有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 第二部分对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第三部分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交通运输地理学的三驾马车的发展历程, 第四部分研究政策、交通规划和想象力对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影响。

一、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框架的发展历程

交通运输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 在80年代逐渐发展成熟, 其主要是以较为固定的方法和体系研究人和商品在空间地域的流动。Knowles (1993) and Black (2003) 提供了有关交通运输地理学的一个历史演化视角, 重点突出了交通地理运输学从基础的空间互动模型到复杂的空间网络模型的转变以及其进入社会行为领域后的研究方向。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 研究技术和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 交通运输地理学家开始从包含历史、社会、技术和地理的综合视角观察接近性和流动性, 比如soja有关第三空间的讨论 (1989) 和社会批判理论 (1996) 等。这种新的研究视角使交通运输地理学研究者更容易理解人们之间的空间互动行为如何影响公共政策以及交通运输在区域、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 (Tolley and Turton, 1995) 。

1993年是交通地理学发展历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 美国和英国的地理协会创办了第一份正规的交通运输地理学期刊———《交通运输地理学杂志》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Knowles在其 (1993) 发表在该刊第一期的文章中提出了交通运输地理学研究应关注的九个主要问题———很多都是交通运输地理学家必须面对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又难以解决的问题。Goetz等人 (2003) 也做了类似的工作, 但他们更注重交通运输地理学基本概念的确定和交通运输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延伸。实际上, 从交通运输地理学出现以来, 它就与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经济学、能源学、政治学、技术创新等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这种广泛的跨学科联系的加深, 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更为广阔, 实际应用性也大大增强, 因而交通运输地理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也大幅度提高。Goetz等人认为目前交通运输地理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交通运输地理学是否会在实际应用中偏离传统地理的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 如交通运输地理学家是否会因为过于专注自己研究的东西而忽略与地理学中最基本的理念的契合, 交通地理学家的眼界是否过于狭隘, 始终停留在单一的交通结构和流动方向基础上, 从而难以阐明在多方式交通和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

交通运输地理学家在构建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理论结构和研究框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前往交通运输地理学的核心的路似乎已经逐渐清晰 (Hanson, 2003) 。如Rodrigue等人 (2006) 在Taaffe等 (1996) 、Hoyle and Knowles (1999) 、Banister (2002) 、Black (2003)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可以使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在现代交通地理的背景下融合的框架, 这个框架使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发展方向更为规范。

尽管对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Hanson (2003) 将交通运输地理学描述为“安静的, 也许即将死亡的”学科。她暗示了交通运输地理学家没有跟上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最新进展, 因为21世纪的交通运输地理学所运用的分析框架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所建立的交通运输地理学分析框架, Preston (2001) 、Goetz (2006) 等人的文献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大多数交通运输地理学家将交通运输当做他们在探讨区域和全球一体化框架时的一个背景, 很多交通运输地理学家甚至在编写区域经济或世界经济等类型的教材时, 几乎忽略了交通运输的重要作用 (如de Blij and Muller, 2006) , 交通运输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如此明显, 以至于似乎在理论上就没有必要再解释交通运输地理学为什么和如何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如Hoyle and Knowles (1999) 认为交通运输地理学就是在交通运输网络和现有的交通运输系统的背景下, 以空间视角解释社会经济学、工业和分析框架之间的关系, 他从没有讨论过交通运输与这些框架之间的关系。Black (2003) 也提出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交通运输地理学的框架。他认为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应该在区位理论、运输系统类型以及空间移动等方面, 但是对于交通运输出现的原因以及其与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他却略而不谈。Hensher等人 (2004) 出版的著作对交通运输地理学做了详细、全面的描述, 为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方法, 然而尽管作者认同交通运输对于人居模式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 但对于这种影响的理论结构分析他却很少涉及。交通运输地理学家不解决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 就无法回答交通运输条件是如何影响或改变区域, 交通运输地理学就只能被认为是一种针对没有生命的研究对象的单维研究。

交通运输地理学不缺乏交通运输系统、网络、流量、经济学、工程学、结构、计划、可持续发展、需求弹性、数学建模和基础设施等对其极为重要的概念和理论, 但这些概念和理论大多数都不是由交通运输经济学家提出的。对于交通运输地理学家来说, 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形成以人们的交流为核心, 利用可达性和流动性解释人与地理间的空间关系的一套理论和概念体系, 就像Goetz (2006) 指出的那样, “交通运输研究是地理研究的中心, 而地理研究又是交通运输研究的中心”。交通运输地理学必须超越功利性, 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Black, 2000) , 同时必须借助空间分析技术 (Hanson, 1998) 。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在近二十年中, 交通运输地理学最关注的领域当属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而无论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如何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如何, 对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 尤其是对人口、商品和信息是如何在各种不同规模的空间地域通过交通运输联系在一起的研究, 始终都是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核心。Janelle and Beuthe (1997, 1999) 认为, “交通运输在全球化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既是全球化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 也是全球化经济活动的最大受益者”。这种观点为研究全球经济的空间演化和交通运输的双重角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目前已有学者认为在国际贸易、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密切的关系 (Capineri and Leinbach, 2004;Kobayashi et al 2004) , 需要更仔细地研究这种内在的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尽管对交通运输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然而交通运输地理学家在对城市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活动区域的中心以及逐渐扩大的经济全球化规模这些现象进行理论和实证上的分析时显得非常力不从心,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目前的研究框架还是Vance和Rimmer (1998) 提出的分析框架。

实际上, 一些有关交通运输与经济全球化关系的研究已经在“全球化和世界城市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GaWC) ) ”项目的资助下, 由英国伦敦拉夫堡大学的相关学者开始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 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 相比于国家之间的关系, 城市之间的关系长期被城市经济研究者和交通运输地理学家所忽视。90年代初期, Keeling (1995) 在对全球航运系统经过长期而仔细的研究之后, 认为“我们目前对交通运输是如何在塑造城市关系与结构起作用方面缺乏一个明确的了解”。而Derudder and Witlox (2005) 认为Keeling的研究结论值得商榷, 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Keeling所采用的航运交通的数据大多数都是国内航运的数据, 缺乏国际航运交通的数据, 因此Keeling对世界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进入21世纪以后, 交通运输地理学家尤其是在GaWC资助下的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学者, 已经将航运交通纳入到全球化和交通运输关系研究的框架中 (Smith and Timberlake, 2001;Witlox et al, 2004;DeRudder and Witlox, 2005;Taylor et al., 2006) 。交通运输地理学家们已经开始准备用新的分析框架来应对航运运输和海洋运输、洲际人口、商品和信息流动等新问题的挑战 (Kassim, 1997;O’Connor, 2003) 。

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还有几个研究领域值得注意, 即:如何用更大的地理历史视角对城市交通运输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何在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对影响区域甚至全球社会经济关系的航运交通进行有效研究。如果将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需要研究的领域更多, 这些领域包括:如何解释印度糟糕的运输交通条件与其强大的信息软件产业的关系 (Vaidya, 2003) 、中国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对区域或者城市发展究竟有何作用且效应是否显著 (Jin et al., 2004) 、如何解释区域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各成员国贸易情况的变化 (see Hanson and Giuliano, 2004) 等。

三、交通运输地理学的三驾马车———航运、海运和铁路运输研究的发展历程

在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中, 除了经济全球化与交通运输关系的研究以外, 受人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交通运输的三驾马车, 即航运、海运和铁路运输。

Graham (1995) 认为在全球化经济活动现象普及以前, 国家经济呈分割状态, 航运对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还不为人知晓, 在这个前提下, 相关学者将航运与区域不均衡发展 ( (Long (1997) ;Button and Taylor (2000) ) 、可持续发展 (Espey and Lopez (2000) ) 、环境改变 (Goetz and Graham (2004) ;Vowles (2006b) ) 联系起来进行研究。Fleming and Hayuth (1994) 、Bryan and O’Kelly (1999) 、Horner and O’Kelly (2001) 、Martín and Román (2003) 认为交通中心城市 (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 受到很多关注, 不仅仅因为它们改变和影响着全球航运系统的网络结构, 同时也因为它们是各自区域甚至国家的交通运输中心。这些研究固然很好地解释了航运交通中心城市的作用, 然而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 缺乏地缘政治、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嵌入, 整个研究体系显得格外单薄, 因此即使这些问题已经被解释和应用得很好, 但随着现代数学和空间数据建模技术的发展, 关于航运是如何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展和加强, 如流行病传播与航运的关系、国际旅游与航运的关系、航运与区域安全的关系、生产链与航运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扩展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应用范围, 同时也是交通运输地理学创新的重要源泉。

20世纪70年代, 随着集装箱技术的广泛运用, 海运交通成了交通地理学家的研究重点 (Mccalla et al., 2004;Pinder and Slack, 2004) , 交通地理学家对港口城市的兴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Hoyle, 2000;Slack and Wang, 2002) 。那些对航运交通形成起了重大作用的因素如私有化、劳动定价、兼并和收购以及区域政治等, 在海运交通的形成中同样起了相同的作用。在之后的研究中, 海洋自然灾害如海啸、地震等对海运交通的影响 (Chang and Nojima, 2001) 、港口城市的国际化 (Slack and Frémont, 2005) 、海运交通在全球粮食生产与分配中所起的作用 (Barrett et al., 1999) 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富挑战性和极有意义的。

与航运和海运在交通运输地理学中所受的重视不同, 铁路运输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 几乎被人遗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造成此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铁路运输的影响范围通常都以国为界, 而交通运输地理学分析全球化与其关系多是以跨国分析为主, 在这种背景下, 铁路运输所受的忽略也就可以理解了 (Gutierrez et al., 1996;Vickerman, 1997) 。进入21世纪以后, 铁路运输在新兴国家的高速铁路规划建设方面 (尤以中国为显著代表) 有了很大进展并产生显著效果。可以预见, 在未来的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中,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铁路运输势必占据一席之地 (Loo and Liu, 2005) 。

四、经济政策、交通运输规划和想象力对交通运输地理学发展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很多的问题被交通运输地理学所关注, 其中极为引人瞩目的问题就是经济政策、城市规划和环境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经济政策长期是交通运输地理学家偏爱的研究方向, 尤其是当政策与环境变化 (Banister, 1998) 、社会变迁 (Button and Slough, 1998;Black and Nijkamp, 2002) 和可持续发展 (Preston et al., 2000;Vigar, 2002) 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但是目前对交通政策的研究缺乏跨区域的视角和对不同学科范畴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视角, 需要更多地关注实际距离、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交通运输地理学中的应用以及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运输消费等问题 (Banister and Button, 1991) 。

在研究交通运输和规划的关系中, 学者们发现诸如区位、基础设施、流动性、创新、环境和社会目标等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 (Nijkamp et al., 1998;Hall, 2001;Banister, 2002) 。一些渴望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的新兴市场可能给交通运输地理学家提供更为详细的规划和实际交通运输之间关系的实例, 为学者们下一步的研究找到方向 (Hilling, 1996;Simon, 1996) 。如在近些年, 已经逐渐成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必需的旅游业已经给交通运输地理学者提出了难题, 旅游业作为交通运输规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于其流动性和可得性特点使得旅游业范畴极为宽广, 如果再考虑到各个地方自身的实际情况, 旅游业的各种问题就显得尤为复杂, 因此它必然要求交通运输规划给予支持。实际上, 旅游业与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很多方面, 如环境、政策、距离、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资源等方面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Hall, 1993;Lumsdon and Page, 2003) 。在研究交通运输和规划的关系中, 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地研究, 如区域交通运输条件不平等现象、GIS技术等。GIS技术在旅游业规划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发挥需要获得交通运输地理学家更多的支持。实际上, GIS技术不仅重新推动了沉寂已久的交通运输分析技术的发展, 而且给这门暮气沉沉的学科注入了新的动力 (Goodchild, 2000;Miller and Shaw, 2001) 。然而如果所有的交通运输地理学者盲目地接受和滥用GIS技术, 他们又可能重新走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狭隘地研究交通运输的形成机制和粗浅特点”的老路, 最终会导致交通运输地理学和现实社会与经济的脱节 (Knowles, 1993) 。因此, 在实际运用和推广GIS技术的过程中, 应该注重的是GIS技术在政策制定、解决现实问题和预测未来变化等方面的强大能力, 使得GIS技术在实际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运用更加普遍, 但又不能让软件占据话语权。

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交通运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交通运输地理学潜在的研究方向 (Button, 1993;Banister, 1998) , 如日益发展的航运交通对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何影响, 航运交通对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以中国和印度为例) 会带来什么影响, 如果新兴市场国家对待可达性和流动性采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交通运输政策会给全球环境带来什么影响, 这里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让交通运输地理学家向我们证明可达性和流动性对于一个全球化社会的重要性。新的分析技术、重新定义的空间关系、日益增强的运输能力不仅为研究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研究框架, 同时也为未来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Hanson (2006) 曾写道:“为了使更多的人意识到交通运输在地理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也为了交通运输地理学能够重新充满活力, 任何一个交通运输地理工作者都必须拥有一点点想象力。”Hanson充满预见性的话给我们提出了忠告: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 在各学科的研究领域交错的复杂情况下, 如果交通运输地理工作者没有一点想象力, 交通运输地理这门学科将会被永远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摘要：交通运输地理学是空间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交通运输条件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 从四个方面对交通运输地理学发展历程进行了综述: (1) 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框架的发展历程; (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3) 交通运输地理学的三驾马车——航运、海运和铁路运输研究——的发展历程; (4) 经济政策、交通运输规划和想象力对交通运输地理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物理学的光辉历程 篇3

赛格雷从一九二七年开始，以一个亲身参与者的身分，经历了物理学近半个多世纪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他在这本书中，围绕着主要事件，把现代物理学发展史中的概念、思想、学说、理论以及实验工作的演变，概括地说，也就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演化和变革，生动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曾经一再强调过，在传授科学知识时，“加入历史观点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最好是能直接追溯其根源，尽可能充分地和经常地接触那些创造了科学并且最善于把科学最生动的一面表现出来的人们。”本书的内容成功地体现了这一要求。

书中不但对西欧物理学的发展做了翔实的论述——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英、法、德等国家长期处于领先和中心的地位——而且对日本和中国的物理学的发展和物理学家的成就，也给予了相当的篇幅。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科学家努力追赶西方科学的爱国主义心情。

书中对当代所有知名的日本物理学家的成就和贡献，都做了评述。对中国物理学家的成就，也作了充满热情的介绍。赛格雷客观地指出，数学和英语“在日本和西方物理学家之间形成了思想交流的桥梁，但有时人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的文化基础不同。当然，这对科学的进展也许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它会提供一些非常不同的争议点。”

赛格雷在书中谈到了他所接触过的各种各样的物理学家。他指出，“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杰出的物理学家的共同个性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工作都有迫切的热望和很强的能力，具有坚持性、乐观主义和科学想象力。”反映出强烈的爱国初期开拓者的精神，进取性和保守性、狭隘性同时存在。劳伦斯“从本质上来说，他更象一个发明家，而不太象个科学家。”由于劳伦斯把他的机器大部分时间用于医疗研究(也是为了便于向私营企业和基金会寻求资金援助)，以至于他周围的年轻物理学家常常是“偷偷摸摸地把回旋加速器用于科学研究。”所有这些情况和赛格雷所熟知的欧洲科学研究的传统成为鲜明的对照。

战后，劳伦斯和奥本海默这两个在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过程中的合作者，在要不要制造氢弹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对此，书中写道，“有些作家把他们两人的争论写成了书或戏剧，……大多数是反对劳伦斯的，但另一方面，也有本关于劳伦斯的官方传记，写得简直就象是圣徒的传记一样。”赛格雷的同情站在哪一边是不言自明的。

许多正直的科学家对当前的世界政治现实都感到困惑和忧虑，赛格雷也不例外。他在书的结尾部分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们(指科学知识)对人类状况的影响。这是人们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它已远远地超出了物理学范畴，不过它对物理学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他在书中采取的是同“知心朋友交谈的那样的方式”，作者将他的矛盾心情如实地向读者倾诉出来，不能不使人为之同情。不管怎样，赛格雷还是满腔热情地发出呼吁：“我们怎么办？特别是科学家怎么办？我们应当不断地提醒公众，某些行动过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应当诚实地、理智地做好这件事情。”他以但丁的诗句来表述他的心情：

“考虑你的后代，

你不是生作野兽的，

你应追求德行和知识。”

最后要提及的是，本书一九八○年在美出版，在四年多的时间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就把它以中文出版了，不能算不快。尽管译文有些地方还不够文从字顺，但译者们却是花了一番心血的。看看印数，却只有七千三百册，目前，这本书在书店的架子上已经不大看得见了。(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物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4

设题意图：让学生了解文章主要内容。

参考答案：对鲤鱼世界的遐想，使作者感悟到人类观察角度的局限，激发探究未知世界的热情；对爱因斯坦未竟事业的向往，使作者产生对统一场理论的兴趣，好像“侦探”一样急于找到“故事”的线索和结局。由此，作者开始阅读相关书籍，建立自己的实验室，走上了科学探索的道路。

二、苏轼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物理学家的理论也许过于艰深，但是其中的道理，和日常生活的体验是相通的。文章所讲述的鲤鱼的故事，给了你怎样的启发？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奇思妙想呢？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把科学和生活联系起来，激发他们探究科学的热情。参考答案：站在地球上观察，我们觉得地球是平面的，但是在高空，我们就可以看到地球的曲面。这与鲤鱼们观察它们的宇宙，看到的是幽暗的水体是类似的。

三、作者关于鲤鱼“科学家”的幻想十分有趣，如果我们以动物的眼光来观察人类，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假如有一位动物（狗、猫、鸡、燕子等）“科学家”，专门研究人类的某些行为，它写了一篇“科普文”：人类行为之谜。你替这位动物“科学家”做一回代笔人怎么样？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换向思维。狗、猫、鸡、燕子等动物都是生活在人类身边的动物，它们可以说对人类很“熟悉”；可联系《动物游戏之谜》，扩展学习内容。

党章的发展历程 篇5

在我们党95年的历程中，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要对党章进行修改。自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章程。95年来，党章历经十六次修改，共产生过十七部党章。这十七部渗透着历史烟云的党章文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虽历经曲折仍不断获得成功的全部过程，记录着党的思想理论、政治主张、路线方针政策、制度机制不断发展的历史轨迹。党章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历程。

民主革命时期制定和通过了一部党的纲领、6部党章

党的二大至六大。这一时期我党处在幼年，独立性较差，党章的制定带有强烈的共产国际影响的色彩，但党章的修订内容也反映出早期的共产党人对自身建设的探索。

我们党的一大没有制定党章，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我们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员50名），最开始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民居里召开，后为安全起见，会议地点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的船上继续召开。我们党的第一部纲领《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是在嘉兴的船上讨论通过的。由于当时没有条件把档案保存下来，这部纲领现在没有中文原本，目前的版本是依据俄文版和英文版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共15条不到1000字，非常简短，可第一条就确定了我们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宣告了党的诞生。

1922年党的二大（党员195名）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党章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作的完成。第一部党章对党的组织、党员的条件、接收党员的条件都做出具体规定。更重要的一点，虽然这部党章只有6章29条，但专门把纪律单独作为一章，并且用了9个条文进行规定。此外，党章还对党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党一开始就注重纪律建设。

1923年党的三大（党员420名）对党章条文只做了个别改动。主要规范了党员入党的程序。

1925年通过的四大（党员994名）党章，第一次将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党章中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同时，规定将“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将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书记”。

1927年党的五大（党员57967名）没有修改党章，党章是大会闭幕后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这是唯一一部不是由党的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因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在反革命政变后的半个月，我们党在武汉召开了五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党的代表大会就在闭幕后委托中央政治局修改。

五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五大党章是建党以来对党章的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改，充实了党章的内容，调整了结构，确立了基本框架，这是我们看到的党章文本中条款最多的党章。

六大（4万人）通过的党章是唯一一部在境外通过的党章。党的六大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相比于此前的党章，六大党章特别强调共产国际的领导，比如在第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

七大（121万人）党章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总纲。1945年七大召开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能力独立自主制定了这部党章。七大党章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

七大党章共11章70条，第一次增写了总纲部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总纲，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四项权利；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写入党章。

建设时期制定和通过了四部党章

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八大党章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建设的新特点，明确提出了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反映了我们党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新成果。

八大（1073万人）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通过了新的党章。

八大党章共9章60条约1.5万字，其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历史转变，比如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正是在八大写进党章。

1969年党的九大（党员2200万人）党章和1973年的十大（党员2800万人）党章是在“文革”时期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党章。从1957年的反“右”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失误，党的自身建设也遭到挫折。党自身状态在这20年中制定的九大、十大和十一大党章中体现出来，这三部党章都带有明显的“左”倾错误的痕迹。

1977年党的十一大（党员3500万人）制定的党章是转折时期的党章。十一大党章是一部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严重缺陷的党章，尽管这部党章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总纲，但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的“左”倾错误观点，这些错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的纠正。

改革开放以来已制定和通过了7部党章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执政党建设进行新的探索。在党章的修订中更具理论底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82年十二大（党员3900万人）党章是现行党章的蓝本，是党章发展史上继七大、八大党章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它是拨乱反正的产物，在七大、八大党章的基础上发展、提高形成的，吸取了九大、十大党章的教训并彻底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存在的思想错误。30年来，党章基本内容保持稳定，在党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行党章第10条中关于民主集中制规定的6项基本要求来源于十二大党章。我们现在的入党誓词也是在十二大时写进党章，此前，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各个地区根据不同特点确定入党誓词，十二大时对入党誓词作出统一，一直沿用至今。

从1987年十三大（党员4600万人）到2007年的十七大，历次党章修改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我们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及时写进党章。1987年，十三大第一次采用部分条文修改案的形式修改党章；1992年的十四大（党员5100万人）党章第一次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总纲，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贯穿党章全文；1997年党的十五大（党员5900万人）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党员6600万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员7000万人）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十八大（党员8200万人）党章共11章53条，1.7万余字，内涵丰富。十八大党章修改的原则之一是“只作适当修改，不作大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普遍要求修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就改；不成熟的不改，可改可不改的原则上不改”。对比十七大党章，十八大党章共42处修改，新增1000余字。

十八大党章主要有6个特点：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新增写“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在党章进行完整表述；增写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内容，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增加了“纯洁性建设”；对关于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部分条文作了修改。

通过了解我们党一部党纲和17部党章，可以感受到党章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我们学习党章的历史一方面是了解历史知识，最重要的是，在学习党章中体会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体会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精神，体会我们党发扬民主、集中智慧的伟大作风，体会我们党高扬旗帜、凝聚力量的伟大作用，学习把握党章的脉络主线，在“不变”与“变化”的辩证关系中深化对党章的认识和理解。

希望“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深入学习党章，我们应做到5个牢记：牢记入党誓词，始终践行诺言；牢记政治信仰，始终对党忠诚；牢记根本宗旨，始终为民服务；牢记党的纪律，始终坚守规矩；牢记政治本色，始终积极工作。

基因概念的发展历程 篇6

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 用豌豆作研究对象, 经过八年的杂交试验, 于1866年发表《植物杂交试验》。指出, 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来控制的, 在上下代传递中遗传因子符合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遗传因子作为基因的雏形名词就诞生了。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提出“基因”这一名词, 以此来替代孟德尔假定的“遗传因子”。从此, “基因”一词一直沿用至今。

2 基因概念的发展

2.1“三位一体”的经典概念

1903年, 萨顿和鲍维里认为遗传因子的行为与减数分裂和受精中染色体的行为非常吻合, 因此认为基因可能位于染色体上, 这只是一个推测, 后来被摩尔根证实。1910年, 摩尔根以果蝇为实验材料, 发现白眼性状总是和雄性相联系, 证明控制果蝇眼睛颜色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 这是人们第一次把某一基因与某一特定染色体联系起来, 从而把基因落到了实处。他也发现了伴性遗传, 提出了遗传学中第三大定律即连锁互换定律。1926年, 摩尔根发表《基因论》, 指出基因确实位于染色体上, 并呈直线排列。基因是决定性状的功能单位, 能产生一定的表型效应;基因是结构单位, 交换只能发生在基因之间, 而不能发生在基因之中;基因是突变单位, 可从一个等位形式变为另一等位形式, 但基因内部没有可改变的最小单位。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基因概念。

2.2 一个基因一个酶

1908年, 英国生理生化学家盖若德证明黑尿病这一家族遗传病的产生是由于家族病人基因改变导致体内缺乏一种氧化尿黑酸的酶的缘故。即一个基因突变导致一个代谢障碍。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个基因一个酶观点的先驱。1941年, 比得尔和塔特姆对红色链孢霉做了大量研究, 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观点, 认为基因控制酶的合成, 一个基因产生一个相应的酶, 基因与酶之间一一对应, 基因通过酶控制一定的代谢过程, 继而控制生物的性状。这是人们对基因功能的初步认识。

2.3 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 A, 有时是R N A

染色体主要由蛋白质和DNA组成。决定生物性状的基因是DNA还是蛋白质这一关键问题在1944年得到解决。通过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 Avery证明DNA是遗传物质。这是首次实验证明了基因的本质。1956年, 康兰特分别提取出烟草花叶病毒的蛋白质和DNA, 分别涂抹在健康的烟草叶子上, 结果只有涂抹RNA的叶片得病, 而涂抹蛋白质的叶片不得病, 证明在不具有DNA的病毒中, RNA是遗传物质。这些RNA病毒能以自身为模板在RNA复制酶的作用下进行复制。因此在少数生物中RNA是遗传物质, 多数生物中DNA是遗传物质。

2.4 顺反子学说

1957年,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本泽尔 (Be nze r) 用大肠杆菌T4噬菌体为材料, 提出顺反子学说。认为顺反子是遗传物质的一个功能单位, 是基因的同义语, 也是DNA上的一个特定的区段。一个顺反子决定一条多肽链。基因并不是一个突变单位和交换单位。把性状突变时产生突变的最小单位叫做突变子, 一个突变子可以小到只是一个核苷酸;把发生性状的重组时可交换的最小的单位叫做重组子, 一个重组子可只包含一对核苷酸。因此基因在结构上是可分的, 一个基因内部可包括许多突变子和许多重组子。

2.5 基因功能的划分

1961年, 雅各布和莫诺通过对大肠杆菌研究提出乳糖操纵子模型。人们认识到基因在功能上也是可分的。有的基因不仅可转录m R-NA, 而且还可以翻译成多肽链, 这类基因就是结构基因。有的基因只转录生成RNA而不翻译, 这类基因就是RNA基因。有的基因并不进行转录, 但是参与调控其他结构基因表达, 如启动子和操纵基因, 这类基因就是调控基因。基因能单独起作用, 也可由多个基因形成一个相互制约, 反馈调节的网络。

3 基因现代概念的发展

3.1 断裂基因

原核生物中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序列是连续而不中断的, 这与真核生物不同。断裂基因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把鸡的卵清蛋白基因m RNA反转录生成c DNA, 然后与该基因杂交, 发现该基因的单链DNA比c DNA长, 在互补的区段外单链DNA生成多个环状图像。成环的DNA区段就是基因中的非编码序列, 叫做内含子, 而把出现在成熟RNA中的有效区段称为外显子。这种能表达的外显子被不能表达的内含子隔开的基因就称为断裂基因。这在真核生物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断裂基因的发现使人们对基因结构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

3.2 重叠基因

在传统的基因概念中, 人们认为基因在染色体上排列时是一个接一个线性排列的。但1973年维纳首先发现了基因有重叠现象。基因重叠有两种形式, 其一是一个基因的密码子被完全包含在另一个基因中, 形成大基因套小基因, 其二是两个基因共用一部分核苷酸。目前已在细菌、噬菌体、病毒等低等生物和人类等少数高等生物中发现重叠基因。

3.3 跳跃基因

基因绝大多数是固定在染色体的一个位置上, 但有些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是可以移动的, 这类基因称为跳跃基因。1950年麦克林托克在玉米染色体组中发现1个激体———解离系统, 它们在染色体上的位置不固定, 可以从一个位点跳到另一个位点, 甚至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后来人们在果蝇、酵母、大肠杆菌中都发现了跳跃基因的存在。

3.4 管家基因和奢侈基因

基因组中的基因可分为两类:管家基因和奢侈基因。管家基因是在所有的细胞中都处于活动状态, 在任何时间都能进行表达, 用以维持细胞的基本生命活动。奢侈基因只在特定细胞中进行表达, 合成组织特异性蛋白, 影响细胞的特异性状, 决定细胞的分化。奢侈基因在特定组织中保持非甲基化或低甲基化状态, 而在其他组织中呈甲基化状态。细胞分化主要是奢侈基因中某些特定基因有选择地表达的结果。

3.5 假基因

1977年发现假基因。假基因是没有功能的基因。其基因序列和正常有功能基因相似, 但由于基因突变而失去了生物学功能。在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中都发现了假基因。一般认为假基因是由m RNA反转录成c DNA, 然后整合在基因组中形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对基因的认识会逐渐丰富, 基因的概念也必定赋有新的内容, 人们也将更准确更全面地揭示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规律。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基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认识每发展一步都意味着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的一次革命和突破, 从科学角度追溯基因概念渊源及其历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基因,三位一体,顺反子,断裂基因,重叠基因

参考文献

[1]杨纪坷, 汪安琦译.遗传学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4.

[2]张玉静.分子遗传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电子地图的发展历程 篇7

详尽的世界地理信息、厚重的道路交通图集和不方便折叠的地图，这些都是数字技术之前人们出游时遇到的窘境。旅行过程中想找到目的地，绝非易事。而在今天，要完成目的地定位工作，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电子地图开发领域的先驱之一，是Palo Alto研究中心，隶属Xerox公司，他们在1993年首次推出电子版世界地图（Map Viewer）。10年后，OpenStreetMap在伦敦以非商用的形式免费发布，这版世界地图仍然只提供地理数据查询服务。2005年2月，Google推出自己的电子地图，在此之前，这个搜索引擎巨头收购了拥有Keyhole和ZipDash两项关键技术的几家公司，而这些技术构成了Google地图的基础。2007年，Google地图不仅包含了美国各大城市的目的地查询服务，还扩充了一些特殊地点和旅游胜地（即所谓兴趣点）的数据信息。同一时期，Google Traffic发布，直到2011年，德国才可以享受到Google Traffic提供的实时交通信息服务。从2007年10月开始，Google就一直在考虑为美国运输行业提供运输线路规划服务，2012年，这项服务在德国成为现实。然而，在2008年8月，Google为行人提供的道路规划服务就已经实现。

2011年，Google开始搜集室内导航数据，帮助人们在复杂的建筑群内部找到目的地。

2008年，Google发布Android导航App，进一步提升了Google地图的人气，也使得电子地图领域的竞争加剧。2009年6月，微软发布了自己的电子地图，取名Bing Maps。2012年9月，苹果公司把Google地图集成到其iOS操作系统内，放弃了推出苹果地图的努力。

物理学的发展历程 篇8

陈锡文200912701136

时间像一条奔流的大河，携裹着沙子一样渺小的众生，匆匆远去，一点回旋的余地都不给人留下，只留下无数人在岸边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弹指之间，在时光的洪荒里已经沉浮了二十余载。

我，一个人，一个大学生，和众多大学生一样，需要改进的方面很多，需要学习的也不少，经历一些事情后，人也会变得成熟些，借用别人的一句话“眼因留多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竟忧患而愈益温厚”。我已经记不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了——应该是太久没背书的缘故吧！不过这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一个人应当有着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并真切体味泪洗过的的良心,所蕴涵的痛苦彻捂后纯净的善和美。人生的痛苦只有自己才能感受最深。生命的真实就在于历经磨难,人生路上所蕴涵的挫折需要仔细品味。

哇哇落地：从不同的起点开始，如今能跟别人坐在同一个教室，我觉得很自豪。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上早自习时在朦胧的夜色下和伙伴升起篝火, 黄昏时看着金色的云朵，踏在乡村的田埂上回家，有空就爬树上掏鸟窝，去河里捉小鱼小虾，晚上伴着满天星光入睡，是那样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现在已经很久没做过那样的事了，真的很想回到以前。

童真无邪：小时候我和每个同龄人一样单纯,每天过着相同的日子，玩，吃饭，睡觉，不必考虑过多将来的事，也不必担心今天吃什么。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让人怀念。那时我经常生病，爸骑着单车带我到处治病，下雨的话就抱着我，有时候还用满脸的胡子茬蹭我的脸，痒痒的感觉。渐渐大了之后爸爸就对我有些无所谓了，不管不问的，见面甚至都不说话。妈妈则脾气很好，对我甚至还有些溺爱，爸老说她太宠我了。现在想来，我现在软弱的性格很可能是从妈妈那里来的。

少年做梦：很多人说少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开始形成的阶段，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过早夭折的梦。那时总会有一些美妙奇特的想法，对所有人都怀有一种美好单纯的感念，对文字开始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触动，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看书，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美好，对世界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青年逆反：在上高中后，不想回家，只能生活费用完了才回去一次，也不喜欢往家里打电话。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大概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已的独立宣言。妈妈的脾气很好，但我经常会觉得很烦，总会找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跟她吵，吵完了更烦。有时她跟爸也会吵，这在我更是无法忍受，有次我跟他们说把这学期生活费全给我，我不回家了。然后他们就不说话了。爸爸是个不喜欢说话的人，对我更是难得说几句，只是每次回学校时问我生活费够不够用。我更是难得找他主动说话，有什么话也是通过妈间接传达的。那段时期，我经常抱怨他们没文化，没法沟通。而且那时，我正在看一本心理书，讲童年时期父母给孩子今后心理的影响，对他们更是不满。之后想来，是我对他们太苛刻了。没文化不是他们的错，农活很多也很累，他们要为我的学费生活费奋力奔波，又有什么时间跟我交流？后来渐渐的，我开始觉得自已很可耻。放假在家，农活他们基本不让我插手，即使是我能力所能及的。我是一个可怜的寄生虫。我只能把所有的力气用在学习上，考个好大学来给他们挣些可笑的面子。当考到这个不知名的大学时，他们虽然也挺高兴，可我在他们面前总有些纠结。

现在的我，现在呢？我不知道自己是好是坏。违法乱纪的事情没做过，道德败坏的事也没做过。应该是个挺正常挺普通的一个人。理想过早破灭，迷茫期过度延长，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为自己找到确定的路，有时会用朴树的歌安慰自己：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总会好的，总会有的„„只是不知道朴树自己是否能做到坦然。有时还是会有些理想主义，他们说是见识问题。也许没那么严重，想象会把问题放大，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好，也没你想的那么糟。

好多时候觉得自己待人处事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愿意去刻意改变自己，真诚也许会交到真正的朋友。

优缺点的话，自己来看总会不太准，就像唱歌，自己听到的跟别人听到的总有点差距，并且自己写，总觉得有些纠结。既然一定要写，就简单写一下自己的看法。

优点是会为别人考虑，做事会先想想别人感受。

缺点是不善言辞，从小到大所有老师写的期末通知书上都会有这么一点。其次是做事优柔寡断，考虑太多反而拿不定主意。

平时喜欢看书，小说诗歌历史都看。诗歌是语言的极至，小说是想像力的极至，历史让人寻找失落的过去。喜欢听歌，喜欢任贤齐，王筝，朴树。喜欢看电影。听说爱看电影的人都是人生有缺憾的，然而世上的人有谁是没有缺憾的呢？

喜欢的运动，打羽毛球；喜欢游泳，跑山，旅游。

唐朝诗歌的发展历程 篇9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

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一)初唐诗歌：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

1.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指的是初唐“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四位作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致力于文学革新，力求摆脱齐梁诗风，突破了宫体诗的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题材。其中，王杨擅长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

他们对唐诗演变和发展的主要贡献：

(1)他们不满当时诗坛盛行的宫廷诗风，抨击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并努力以清新刚健的诗歌创作，力图突破和改变这种纤弱雕琢、绮靡华丽的宫廷诗风。

(2)他们的诗歌创作还突破了宫廷诗歌狭窄的内容题材范围，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天地。

(3)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仅对革新初唐诗风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为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体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祖父王通，隋朝大儒。叔祖王绩，初唐著名诗人。王勃自幼聪明过人，有“神童”之誉。17岁时对策中第，授朝散郎、沛王府修撰。后沛王与英王(即唐中宗)玩斗鸡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鸡》以助战，为高宗所知，认为这不利于王子兄弟友好，把王勃逐出了沛王府。后王勃又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参军，因私藏了一个犯罪的官奴，待官府追索紧急时又擅自杀死，以此犯死罪革职。其父王福畤zhì本为雍州司功参军，因受儿子牵连贬谪到南海交阯(在今越南境内)。上元二年(675)，王勃渡海到交阯省亲，溺水惊悸而死，年仅27岁。

杨炯(650-693)，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10岁举神童，待制弘文馆。27岁应制举，补校书郎，后出为盈川令。他是初唐四杰之一，相传曾自称“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恐不可信，因为他曾为王勃集作序，对王勃诗文备加称美。他现存作品文多诗少，诗多为五律，代表作为《从军行》。

卢照邻(634?-685?)，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十多岁时从文字学家曹宪学习文字训诂学和经史，博学善文。20岁时为邓王(高祖第17子李元裕)府曲签，后出为新都(今属四川)县尉，因染风疾去官，居太白山中。曾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之法。后因不堪病痛，自沉颍水而死。卢照邻工诗，尤擅长七言歌行，现存诗近百首，以《长安古意》最为著名。

骆宾王的生卒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标为619-687，可备一说。他是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7岁时有《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被人称为神童。初为道王(高祖李渊第16子李元庆)府椽曹，转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后从军蜀中，历任武功、长安主簿，高宗仪凤三年(678)升为侍御史，但不久下狱，遇赦被释放。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怏怏不得志，弃官而去。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署骆宾王为艺文令，徐敬业军中书檄，皆出其手。曾为徐敬业起草了著名的骈文《讨武氏檄》，一时朝野震动。后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在兵败混乱中跳水逃亡，后下落不明，一说被杀，一说出家为僧。骆宾王的诗文多有散失，在诗歌方面，他擅长七言歌行，《帝京篇》是他的代表作，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有异曲同工之妙。全诗以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生活为题材，通过繁华景象的描写和奢华生活的渲染，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诗中多用历史人物典故，曲折地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骆宾王也擅长写作五律，其代表作品是《在狱咏蝉》。

2.沈宋：如果说刘希夷、张若虚上承卢骆，发展了七言歌行，改造了宫体诗，那么沈佺期、宋之问就是上承王杨完成了五律，发展了抒情诗。沈宋的主要成就就是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从建安以后，散文、辞赋和诗歌都走上了骈偶的道路，骈文和赋在南朝已经先后确立了。从沈约创立“四声八病”说之后，诗歌的律化也加快了脚步，经过庾信、上官仪和“四杰”的努力，律体基本上确立了下来，到沈宋就已经完成成熟、定型。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

3.陈子昂：陈子昂胸怀大志，才情四溢，富有积极进取精神，但始终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对理想的热切追求，以及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慨不平，就是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的主要内容。陈子昂不但有诗歌创作，而且提出了诗歌主张。他明确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他从根本上抛弃了齐梁诗风，直接继承建安的传统。他上追建，下开盛唐，一手拉着屈原，一手拉着李白，在六朝的荆棘中踏出一条浪漫主义的大道，通向强烈的政治性、崇高的思想性和爽朗遒动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诗歌境界。

4、其他重要诗人：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一说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在隋任秘书省正字，出为六合县丞，入唐为大乐丞。后自叹才高位下，弃官还乡，隐居东皋，整天以酒为伴。其诗多牢骚语，虽无太大的思想意义，但诗风朴素无华，洗尽六朝铅华，在初唐诗坛上甚为难得，而且对五言律诗的成熟，也有所贡献。他的名作《野望》、《秋夜喜遇王处士》，写景如画，冲淡萧散，开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

初唐末期，张若虚以一首七言歌行《春江花月夜》，奠定了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大家地位。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同时刘希夷的七言歌行《代悲白头翁》也成为千古传送的名作。

【作品阅读篇目】薛道衡《人日思归》，王绩《野望》，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滕王阁序》，杨炯《从军行》，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在狱咏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感遇·兰若生春夏》、《登幽州台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二)盛唐诗歌：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1.山水田园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多仕途失意，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寻求隐逸，描写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诗风清新流丽，常常表现出静谧恬淡的境界。

1.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原因

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⑴盛唐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给诗人们提供了隐居田园和游览山川的优越的物质条件;

⑵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和大地主统治集团的专权，使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求仕无门，或者从仕途上被排挤出来，而他们又不可能走向人民，因而只好到山水田园中去寻求慰藉;

⑶当时统治阶级对佛、道思想的提倡，造成了当时以隐逸为清高的社会风气。有的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走“终南捷径”;有的将归隐视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显示其人品的高洁。

⑷从文学本身的原因看，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和南朝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2.山水田园诗派的诗歌特点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诗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所以也叫王孟诗派。其诗作从题材内容到艺术风格都比较接近，以描写秀丽山水和恬静的田园风光，表达自已淡泊闲适的生活情趣为主，风格清新疏淡，境界静谧恬淡，写景状物工细传神，形式上大力写作五言律诗和绝句。这派诗人除王、孟外，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

王维(701-761)，字摩诘，名和字都取自佛教《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印度佛教大师)。太原祁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轻时就有才名。他的思想和创作以天宝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热衷政治，奋发有为;后期，啸傲山林，吃斋奉佛。王维诗歌题材相当广阔，主要有政治诗、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

王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精通音乐，又懂绘画，他首创水墨山水画，务求淡雅、精炼，为破墨山水南派之祖。他还精于书法，善制盆景，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

王维生活的前期，思想是积极进取的，尽管在仕途上也遇到了一些措折，但对政治还是充满热情的。在政治上，他主要是依靠张九龄，而张九龄是盛唐开明政治的最后一个代表，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联系在一起，可见他的政治倾向是比较进步的。

王维生活的后期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对政治的热情逐渐消失了，开始过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政局的变化，张九龄罢相后，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朝政非常黑暗，后来又发生安史之乱，对他打击更大;二是其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三是王维31岁时妻子病故，以后30年没有再娶，晚年无子，生活孤独。这些都是他思想消沉的原因。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数量比较多，在他的诗集里占了大半数。而这些山水田园诗多半写在他生活的后期，主要是表现他的隐逸之情，有些诗的情调甚至是虚无冷寂，主要倾向是消极的。

他的山水田园诗又可以细分为三类。一类是田园诗，如《渭川田家》、《新晴野望》、《终南别业》等，主要是描写农村生活的纯朴美好，抒发自己的归隐之情。一类是山水诗，如《山居秋暝》、《终南山》、《汉江临眺》等，主要是描写山水景物，借景抒情。还有一类就是《辋川集》(20首)中的一些小诗，如《鸟鸣磵》：“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些诗主要是描写一种幽冷、寂静的境界，显然是禅宗思想的艺术体现，情调比较低沉。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早年在家乡隐居读书，后曾入长安求仕，失意而归，布衣终生。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生活经历简单，除因求仕到过长安和漫游吴越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襄阳过着平静的隐居生活。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歌题材比较单纯，主要是反映隐居生活和描写旅途的景物风光，思想内容不够丰富。

孟浩然的诗艺术成就很高，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在他的诗作中山水诗占多数，在这些诗中有壮阔的山川景物的描绘，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描写洞庭风光气势磅礡，格调雄浑。但这样的诗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多。孟浩然最擅长的还是描写山林隐居者的幽居情景。在这类诗中，他善于用朴素简洁的白描手法刻画景物，于平凡景物的描写中寄托隐居者的孤寂心境或游子的飘泊之感。诗风自然高远、清疏简淡，有时略显冷清。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以江上暮景的描写衬托乡愁，疏淡而略显空寂。他的田园诗虽不多，但生活气息却相当浓厚。通过常见的生活场景的描写表现隐居的情趣，情调冲淡平和。如《过故人庄》写农村安详简朴的生活气氛，让人觉得十分亲切。

【作品阅读篇目】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过故人庄》、《春晓》。王维：《渭川田家》、《山居秋暝》、《终南山》、《观猎》、《使至塞上》、《鸟鸣涧》、《鹿柴》、《竹里馆》、《送元二使安西》。

2.边塞诗派：

边塞诗派产生的原因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盛唐时期，边塞诗的创作特别兴盛，可谓作家众多，名篇迭出，以致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诗歌流派，这在当时诗坛上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⑴当时边境战争十分频繁，唐与周边民族几乎都有冲突，时有战争发生。无论这些战争的性质、胜败如何，频繁的战争本身给诗人们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⑵盛唐国力强大，在边塞战争中占有明显优势，而且当时统治者重视边功，唐玄宗锐意用武，竭力用富有刺激性的措施激励、宠幸边将，从而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从军热情，使唐代许多诗人都具有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

⑶我国边塞诗的创作由来已久，盛唐边塞诗是对我国古代边塞诗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边塞诗派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诗歌流派，所以也叫高岑诗派。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如离别、思乡、闺怨等，表现出安边定远、治国安邦的豪情壮志和进取精神。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其诗人除高、岑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高岑：高适(700?-765)，字达夫，一字促武。少时贫困，二十岁后到长安求仕不遇，浪游燕、赵、梁、宋一带。四十岁后举有道科，授封丘尉，不久辞去，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掌书记。安史之乱后任西川节度使等官，最后任散骑常侍。高适诗歌的特点是苍劲古朴，雄浑悲壮。有的表现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理想，如《塞下曲》;有的抨击武将的，如《蓟中作》等;有的描写边地风土人情，如《营州歌》;有的揭露军中矛盾和战争的残酷性，如《燕歌行》。尤其是代表作《燕歌行》，既歌颂了士卒勇赴疆场的爱国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又揭露了将帅的无能;既有对苍凉的边塞景物的描写，又有对战争残酷性的鞭挞;既有对征人思妇乡愁闺怨的同情，又有对军中苦乐不均的谴责。可谓盛唐边塞生活的一个缩影。

岑参(715-770)，少时隐居嵩阳，二十岁至长安献书阙下，以后十年屡次往返于京洛间。天宝八载( 749 )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中掌书记，十载归长安。十三载(754)，又随封常清出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判官。至德二载入朝任右补阙。后为嘉州刺史，卒于成都。

其边塞诗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描写战争场面，突出战争生活的雄奇豪迈。这类作品多从正面着笔，写军队的声威和将士的英勇。如《轮台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二是表达思乡之情。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常用平易清新的语言，相互映衬的手法，情景交融的境界，传达绵绵思乡之情。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长安。”《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安西馆中思长安》：“乡路渺天外，归期如梦中。”这些都是千古传诵的思乡佳句。

三是描绘边地风光，反映边地习俗。这类诗在其诗中最为奇异绚丽，也最能代表其风格。有的写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如《赵将军歌》;有的写边地的音乐舞蹈，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旋歌》;有的写边地的名胜、古迹、天险，如《题金城临河驿楼》、《登凉州尹台寺》、《题铁门关楼》;有的写边地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走马川行》、《火山云歌》、《天山雪歌》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完全与内地不同的环境气候，民风习俗。这些内容不仅为过去的诗所未写，而且也为“古今传记所不载”。

岑参的边塞诗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其主要风格是雄奇壮丽。一是奇特峭拔，无论是写景、记事、立意、造语，都很奇特，令人惊异。二是豪迈雄壮。例如他的《走马川行》、《轮台歌》等，无不写得激昂高亢，豪迈雄壮，反映出其边塞诗除了“奇”之外，还有“壮”的特色。前人也往往用“壮”、“悲壮”、“雄浑”等词来评价岑参的诗，这都较准确地道出了岑参边塞诗的某些特点。三是色彩瑰丽。岑诗于“奇壮”之中又有俊丽的一面。如他的《白雪歌》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写得明媚奇丽，“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写白雪中又写到红旗，红白相映，也构成了一幅奇丽的画面。四是形式上擅长七言歌行。他的七言歌行，句式长短错综，用韵自由灵活，常为前人所称道。

(五)岑参与高适边塞诗的异同

高适和岑参都是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一向被并称为“高岑”，但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也互有异同。

⑴从内容上来看，二人都写作边塞诗，但高适多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边塞问题，抨击、揭露战争的残酷和边防政策的弊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岑参的边塞诗多讴歌战争的胜利和将士的英勇，还有不少描绘边塞风土人情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⑵从风格上来说，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悲壮，但高适以描写战争的残酷为主调，近乎悲壮苍凉;岑参的诗歌以歌颂将士勇敢和边地奇异风光为主调，风格雄奇壮丽。

⑶从抒情方式来说，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则长于描写，多寓情于景。

⑷从语言方面说，高适尚质朴，不追求奇字奇句，以醇厚自然感人;岑参尚奇巧，刻意求奇求新，以新奇俊逸动人。

⑸从形式上来说，二人都擅长七言歌行，但高诗严整，对仗工稳;岑诗奔放，句式长短错综。

⑹从创作方法上来说，高适多用写实手法，岑参近乎浪漫主义。

总的来说，二人各具特色。就诗歌的思想价值而言，大抵高适胜于岑参;而从艺术上看，则岑参的创造性要比高适突出，这主要表现在想象丰富，充满奇情异采，更富有艺术个性方面。

【作品阅读篇目】高适：《燕歌行》、《封丘县》;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逢入京使》;王之涣：*《登鹤雀楼》、*《凉州词》;李颀：《古从军行》;王昌龄：《从军行》(其一、其二)、*《出塞》、《闺怨》，崔颢《黄鹤楼》，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干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初看这首诗的时候，从诗的主要内容看，似乎写的都是及时行乐，看透人生，只愿长醉不复醒的悲观心理，相当消极。但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理解李白的内心深处，就可以看出李白绝不是真正的消极颓废，而是胸怀伟大的抱负，但因不能施展而心怀万古愁。这种胸怀大志而遭遇坎坷产生的悲情，产生的愤世嫉俗，是值得同情和肯定的。全诗情调昂扬，风格壮美，感情奔放激荡，使人读后受到强烈的感染。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困难的考验。是消极沉沦?还是乐观进取?这取决于个人的处世态度!欣赏李白的这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气而磅礴，充满豪迈之气。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令人为之动容。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瞬”的抱负，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三吏》《三别》《兵车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现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待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往往感同身受，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取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人化。像《春望》《春夜喜雨》《登高》等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杜甫通过征夫出征、家人送别的凄惨场面与征夫的对话，真实地再现了唐王朝“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代长期的拓边战争给边疆少数民族和广大中原地区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国势的深深忧虑。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三)中唐诗文：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1.新乐府运动：所谓“新乐府”，是和古题乐府相对而言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这种新乐府始创于杜甫，中唐时元结和顾况又有所发展，后由白居易定型。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是由张籍、王建、李绅这些人的创作开始的。张、王以大量新乐府著名于世，李绅写了《新题乐府》二十篇，元稹读了以后认为很好，主把其中揭露当时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病最尖锐的十二首，列而各之，写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又在昂稹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曰“新乐府”，并在序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于是新乐府的创作从杜甫开始，经过元结、顾况，到李绅再到元稹再到白居易，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

新乐府即“新题乐府”，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是一种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这类诗歌创始于杜甫，杜甫所作如《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用乐府诗体制描写时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意义。后来元稹、白居易等人发扬了这种精神，同时确立了新乐府的名称。

我国古代的乐府诗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由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发展到曹操等人的借古题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即事名篇”，因此，杜甫是新乐府的创始者。经元结、顾况的发展，后来在元稹、白居易的大力倡导之下，再加上李绅、王建、张籍等一大批诗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写有《新乐府》组诗50首，最早提出了新乐府之名。后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12类，其最后一类就是新乐府辞。这样，新乐府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

2.什么叫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指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继承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传统，倡导写作新乐府诗以反映民生疾苦讽谕时政的诗歌运动。参加者除元、白外，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这一运动发展了我国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3.新乐府运动兴起的原因

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首先，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唤醒了诗人们用诗歌去揭露黑暗、为民请命的强烈愿望。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由盛而衰，一蹶不振，内则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战乱频仍，赋税严重，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外则吐蕃、回纥等外族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锐。这种情况就迫使诗人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产生改良政治、变革现实的强烈要求。

其次，元和年间最高统治者曾一度励精图治，给诗人们带来了“中兴”的希望，激起了他们以诗歌促进“中兴”的巨大热情。唐宪宗李纯即位后，曾一度刷新政治，比如察忠纳谏，重用直臣，减轻租税，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并曾在较短时间内削平部分藩镇，使全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统一。这种短暂的中兴局面，为诗人们改革现实带来了一线希望，鼓舞了诗人们讽谕时政，以诗歌促中心的热情。

第三，唐代大历以来，形式主义诗风有所抬头，促使进步诗人挺身保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元稹(779—831)，字微之，其祖先为鲜卑人，世居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人。元稹和白居易友善，唱和甚多，世称“元白”。他早年任谏官时，刚直敢谏，不畏权贵，和白居易一样写了很多讽谕诗。他的文学观点也和白居易一致，强调诗歌的政治讽谕作用，推崇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经验，最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所作乐府诗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如《田家词》揭露官府横暴，反映民生疾苦;《织妇词》描写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估客乐》揭露，投机倒把，谋取暴利。但元稹乐府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不及白居易。

元稹的《连昌宫词》，揭露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向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并称。七律《遣悲怀》三首，感情真挚，向称悼亡诗之名篇。“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生平未展眉。”这些诗句，传诵很广。其《离思五首》之四亦很有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爱情诗中的名句。

元稹另有传奇《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元杂剧《西厢记》即取材于此。

元白：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并称。《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两人最为友善，文学主张、诗歌风格均相近，同是中唐新乐府运动者的倡导者。

元白诗派：指中唐时期以通俗浅切的语言，新乐府的形式，反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创造了“以俗为美”的艺术境界的一批诗人。这批诗人除元、白外，还有张籍、王建等人。

元和体：指唐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风。《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据元稹《上令狐相公启》，有些人摹仿他们那些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以及流连光景的短诗，当时也被目之为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806—820)。

长庆体：指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风。二人作品均于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结集，白有《白氏长庆集》，元有《元氏长庆集》，诗歌风格亦接近，故有此称。清初以来，亦往往专指元白偏重于叙事的七言长篇歌行。

元轻白俗：指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李肇《唐国史补》：“元和以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于元稹。”此即指元诗“”、白诗“浅切”的一面。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作品阅读篇目】白居易：《观刈麦》、《轻肥》、《上阳白发人》、《杜陵叟》、*《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张籍：《野老歌》、《节妇吟》;元稹：《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

韦应物主要是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于世，他善于通过清淡幽美的山水意象，传达出寂寞幽独和恬淡自适的意绪，形成高雅明净、澄淡精致的独特风格。写得最好的诗是《滁州西涧》。其真朴处浑然天成，能再现陶诗的真趣，以及王孟诗派所追求的那种淡泊宁静的高洁人格，这是他的诗歌高出于其他大历诗人的地方。白居易曾称赞他的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与元九书》)。后世或以陶、韦并称，或以王、孟、韦、柳并称。

刘长卿(约726—约787)，字文房，先世湖北宜城人，但他生于洛阳。自幼家境贫寒，矢志苦读，可命运多舛，应举十年不第，大概是在天宝十一年(752)才考中进士。入仕后又因刚直犯上，负谤入狱，两遭贬谪。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刘长卿一生坎坷，悒郁寡欢，所以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冷落寂寞的情调和惆怅衰飒的心绪，显得极为凄清悲凉。在反映这一时期士人的孤独冷漠心态方面，刘长卿的诗歌很有代表性。例如《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

同病相怜，不胜愁别，伤感得不能再伤感，孤独得不能再孤独。一种由悲剧命运支配的孤寂惆怅的生存体验，与特定时代的衰败萧索景象相结合，汇聚成生不逢时的冷落寂寞的情调。

刘长卿擅长五言，尤工五律，曾自许为“五言长城”。他的五绝，最著名的是《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文字省净优美而意境幽远，可弥漫着一层难以言说的冷漠孤寂的情调，透露出浓重的衰飒索寞之气。刘长卿诗歌的风格是清冷淡远。

李益(748—827)，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769)进士，曾五次从军。大约在贞元中，才入朝做官，任中书舍人、右骑常侍，以礼部尚书致仕。李益由于有十多年军族生活的体验，所以他的边塞诗写得最多最好，有五六十首，几乎占其现存诗作的三分之一。

李益从军的幽州河朔一带，中唐时已为藩镇割据之地，这里的边塞士卒迫于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争，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早已荡然无存。因此，在李益的边塞诗中，虽然也有一些表现将士的英雄气概的诗篇，如《塞下曲》：“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但这类诗为数不多。他的边塞诗主要是描写战士们久戍思归的哀怨心情。这些诗已失去盛唐边塞诗乐观豪迈的精神与情调，即使和王昌然《从军行》中描写“边愁”的诗相比，也有凄凉感伤和雄浑悲壮之别。这不仅是诗人彼此风格的不同，也是时代气运使然。

李益的诗以七绝见长，其形象的完整丰富，韵味的含蓄深长，音韵的和谐宛转，语言的凝练自然，皆与王昌龄接近，所以后人常常把他和王昌龄相提并论。李益的诗最著名的是《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首诗委婉细致地抒写了士卒久戍思归的心情，意蕴深长，情调感伤。

韩孟诗派

中唐诗坛流派纷呈，除写实尚俗的元白诗派外，还有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这一诗派的活动时间是在贞元、元和至长庆的三十多年中，对促进中唐诗歌创作的新变和繁荣有重大贡献。下面先解释一下有关韩孟诗派的几个词语。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有贾岛、卢仝等人。他们强调“不平则鸣”和“笔补造化”，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其诗以深险怪诞为特征，追求新奇，以丑怪为美，崇尚古拙。

韩孟：指唐代文学家韩愈和孟郊。唐代赵璘《因话录》卷三载：“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孟郊作诗求险求奇，风格与韩愈相近，又多联句之作，工力相敌，故后人论诗多以韩孟并举。

郊寒岛瘦：指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诗风。宋苏轼《祭柳子玉文》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二人均以“苦吟”著称，多作穷苦之词，风格清峭瘦硬，故苏轼评之为“郊寒岛瘦”。“寒”指的是二人的诗多写穷愁生活，充满悲苦凄凉的情调;“瘦”是不丰满的意思，指内容狭窄，想象没有起飞，境界迫促。“寒”、“瘦”是对孟郊、贾岛诗作意境美一种形象性的概括。孟郊的诗作，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古拙奇险，征服人心的是一种苦吟的美、奇险的美。其《秋槐》云：“冷露滴梦破，秋风梳骨寒。”本是秋日凉意惊醒了他，他偏说是冷露把他的梦给滴破了，把有形的露水和抽象的梦联系在一起;秋风生寒，他说是凉风如同梳子梳头发那样从他骨肋间梳过，使他寒冷透了。真是苦吟鬼神愁。贾岛炼字炼句，煞费苦心，他曾在诗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后注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题李凝居士居》)中的“敲”字，也是经过反复推敲定下来的。传说他为此在路上撞了韩愈的车驾，韩愈也帮他推敲起来。推敲文字，实是调整思想感情，是写作中不可少的工序。但贾岛偏于对一字一句的琢炼，而忽略对诗歌完美意境的创造，因而这位苦吟诗人的诗多有警句而少名篇。

李贺(790—816)，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县)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李贺21岁时参加了河南府的乡贡进士考试，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到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这时一些嫉妒李贺名声的人，便利用社会上讲究避讳的习俗来攻击李贺，说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李贺不当举进士，否则便是大不孝。韩愈虽作《讳辩》为其辩护，指出这种避讳的不合理，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愈的辩解虽然很有力，但仍然扭转不了世俗的偏见，李贺最终也未能到礼部应考。这对年轻而有才华的李贺是个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失去了进身的机会，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当时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李贺往来于京、洛间，22岁时到京城作太常寺奉礼郎，这是一个具体执行宗庙祭祀赞礼的卑微小官，品阶仅为从九品上。李贺对这一职务自然是很不乐意，25岁时即托疾辞归。他一生体弱多病，心情又不好，27岁时就去世了。李贺现存诗歌241首。他的诗歌的内容主要涉及揭露时弊、感愤不遇、咏仙讽鬼和抒写艳情几个方面，但其中心内容是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现实的不满与厌弃之情。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古文创作方面，但他在诗歌的创新方面也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在诗歌方面，他主要是继承了李白的白由豪放和杜甫诗的不拘一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诗歌的新路，是一位别开生面、勇于创新的诗人。

韩愈的诗风格多样，他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抒发政治失意的古诗，一般都写得比较平易晓畅，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他的近体诗风格清峻，意味隽永，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的绝句更写得清新自然，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刘禹锡是中唐时期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诗人其诗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白居易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在诗歌创作上，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他的诗歌,现存有800多首，其中成就较高的主要有三类，即政治讽刺诗、咏史怀古诗、民歌体小诗。1.政治讽剌诗。他的政治讽刺诗，如《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飞鸢操》、《聚蚊谣》等。他的这类诗歌多采用比兴手法，或者是托讽禽鸟，或者是寄情草木，都表现了对权贵们的讽刺和蔑视，抒发了其革新失败后的满腔激愤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往往寓意深刻，辛辣犀利。⒉咏史怀古诗。刘禹锡经历过重大的政治斗争，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兴衰变化、各种政治事件，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结合自身的遭遇，联系中唐的各种社会矛盾，写了许多优秀的咏史怀古诗。这类诗歌的特点是纯用律绝的形式，吊古伤今，沉郁苍凉，感慨深沉。例如《西塞山怀古》、《石头城》、《乌衣巷》。他的咏史怀古诗常把历史上的故迹与现实景况联系起来，通过描述来寄托感慨，而不作什么议论。他的律绝写得很好，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写个人的遭遇。⒊民歌体小诗。刘禹锡居朗州(湖南常德)九年，夔州二年，当地渔歌、山歌流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向民歌学习，写出了许多民歌体的小诗。这类小诗的的特点是活泼清新，自然流畅，既保留了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响亮和谐的节奏与比兴谐音等手法，又比民歌更为凝炼婉转，词采华美。如《竹枝词》都具有民歌的那种清新活泼、流畅婉转的特点。前一首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吸取了民歌双关谐音的表现手法，又进行了新的意境创造，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传诵。后一首用“花红易衰”比喻负心郎的薄情，用“水流无限”比喻自己失恋的痛苦，也都形象生动。后来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是从刘禹锡“水流无限似侬愁”这一句变化而来的。刘禹锡的这类民歌体小诗，由于形式生动活泼，音节响亮和谐，所以在当时就得到广泛传播，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有些诗常借助山水景象来衬写人物的生活情趣和襟怀情操，它们往往描绘出清幽奇特的画面。比如《渔翁》：这首诗以清新的语言，明朗轻松的调子，描绘出一幅优美的山水图，图中有人的活动。看这幅图，不仅使人目睹湘江日出前后景色的变化，还使人看到了一位日夜与青山绿水为伴，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渔翁形象。显然，这个形象是诗人理想境界的化身，反映出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诗中写景富于变化，“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画面最美，犹如带音响的电影特写镜头。末句化用陶渊明“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辞》)，自然妥贴，神韵很足。《江雪》则以江上雪景衬写渔父的高洁。诗中前两句描写出一幅大雪封山、路断行人的酷寒场面，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勾勒出渔父抗寒斗雪、毅然垂钓的形象，便充分表现出了他不同流俗的志趣和无所畏惧的孤傲精神。

【作品阅读篇目】韦应物《滁州西涧》，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韩愈《山石》、《听颖师弹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李凭箜篌引》，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石头城》、《乌衣巷》、《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竹枝词》贾岛《寻隐者不遇》孟郊《游子吟》、《登科后》，柳宗元《江雪》、《渔翁》，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四)晚唐诗词文：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晚唐诗坛有被称作“小李杜”的李商隐和杜牧，他们的诗歌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抒情性，但因理想与现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他们的诗作亦充满了感伤的情调。此时诗坛还有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罗隐、温庭筠、韦庄等人。晚唐文坛，一批作家直接继承新乐府运动传统，写出了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

杜牧的诗歌主要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反映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诗歌，如《感怀诗》、《郡斋独酌》、《河湟》、《早雁》等。一类是咏史怀古诗，《赤壁》、《登乐游园》、《过华清官三绝句》、《过勤政楼》等，一类是写景抒情诗，如《泊秦淮》、《江南春》、《山行》、《清明》等，大多并非单纯写景，而是借景以抒发对历史或现实的感慨。

杜牧诗歌的艺术特点

1.杜牧的诗歌创作注重思想内容而又不轻视艺术形式，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其诗意蕴深厚、寄慨深沉，艺术上虽不刻意雕琢而能致高远。杜牧的诗歌风格既有俊爽豪宕、峭拔劲健的一面，又有清丽婉曲、含蓄隽永的一面。这些诗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

2.杜牧的诗歌语言凝练隽永，立意高远拔俗。在艺术手法上常常是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交融在一起，尤其善于抒情。其诗也常常采用比兴、寄托与暗示、暗喻的手法，给人以寓意含蓄、意在言外的感觉，耐人回味与琢磨。

3.杜牧古体、近体兼擅，且均有佳制，然尤擅七律、七绝。尤其是七绝的咏史怀古和写景抒情诗，倍受后人推崇。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奚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初学古文，19岁以文才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改从令狐楚学骈文章奏，被引为幕府巡官，并经令狐掏推荐，25岁举进士。次年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辟为书记，以女妻之。牛党的人因此骂他“背恩”。此后牛党执政，他一直遭到排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

一、李商隐诗歌的思想内容

李商隐诗歌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政治诗，如五古长篇巨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类是感怀诗，如《安定城楼》、《登乐游原》、《锦瑟》等，多抒写身世之悲、命运之慨。一类是咏史诗，如《隋宫》、《贾生》、《马嵬》、《瑶池》等都是名篇，或借古以讽今，或托古以抒怀。一类是爱情诗，多以“无题”为题，如“相见时难别亦难”、“昨夜星辰昨夜风”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二、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1.李商隐的诗歌远接诗、骚的比兴艺术，近取杜甫诗律精严和李贺瑰丽奇诡的特点，又融合了阮籍诗歌的旨意遥深和齐梁诗歌的绮丽华艳，形成了深情婉曲、绮丽精工的主体诗风。

2.李商隐的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寄托遥深而措辞婉曲。其诗常常采用比兴、象征、暗示、寓托等手法，形成意蕴深刻而含蓄、情思绵密而邈远的艺术特点，甚至造成扑朔迷离的朦胧意象和曲折复杂的内涵。此外，其诗讲究字句的锤炼，语言精练华美、深曲委婉，音韵和谐，对仗精工。

3.李商隐的诗歌各体均有佳篇，尤工七律和七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