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重心的南移 教学设计

经济重心的南移 教学设计（精选5篇）

经济重心的南移 教学设计 篇1

初一历史下册第10课《经济重心南移》的课程标准是列举宋代南方生产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本节的重点是通过学习宋代南方生产发展商业繁荣的史实，形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概念;难点是如何理解经济重心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本课课本分为三个子目：一是南方农业的发展，二是南方手工业的兴旺，三是南方商业的繁荣。农业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加、中原人带来的技术和劳动力。农田水利的发展、占城稻的引进、棉花、茶树的种植等。手工业的发展包括丝织业、棉织业的发展;陶瓷制造业、造船业的发展。商业繁荣表现为商业都市兴起、海外贸易兴盛和交子的出现。重点必须让学生学会列举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表现，培养综合、概括问题的能力。本课主要通过多个问题的设置，层层引入，激发学生思考，培养自学能力和学习历史的兴趣。

通过给一二班学生讲解此课内容，反思如下：

成功之处：

1、重新整合处理课本后，条理清晰，教学重难点明确。

2、问题设计难易合理，重视引导、启发学生思考、解决问题，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3、史实材料丰富，运用图片激发学生兴趣，调动积极性，做到为教学服务。

4、注重新旧知识联系、古今联系，拓展学生思路。

不足之处：

1、复习前面内容，没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有些内容由老师代替了。

2、导课设置的问题开放性较大，学生回答效果不太好。

3、学生较沉闷，未能积极配合，课堂气氛不太好。

小结：

经济史的内容容易让学生感觉枯燥无味，不易理解，整节课看来学生较沉默，在导课环节要注意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这节课如果用上册学过的江南经济发展、人口南迁等有关史料引入，效果可能会更好。本节课教学条理清晰，小结时学生自己总结巩固，效果还可以。本节课学生未能积极配合，启发时间较长，导致没有时间进行课堂练习，有点不足。今后还要认真研究学情，优化课堂教学，真正做到学生学有所得。

气候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篇2

【关键词】气候变迁　经济重心南移　人口迁徙

引言

有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对象,现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对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归因，一直未有人从气候变迁和经济重心南移全程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古代中国是生产力比较低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下气候对社会的影响是很根本的，不容忽视的。本文意在从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角度出发，以气候变迁为切入点，挖掘气候变化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

1. 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在汉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西汉末年中原战乱，灾荒不止，人民开始南迁。自黄巾起义至南北朝终结，混乱延绵四百年。此间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民户流徙狂潮。江南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入，并且在此生息劳作，开发了原本荒芜的土地，带来的北方先进的农作生产经验技术，慢慢形成繁荣兴盛之地。与此同时，由于北方依然战乱连连，土地荒芜，生产凋敝。

到了唐代，形成了北方黄河流域与南方长江流域两大经济区。南方长江流域经济区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逐步赶上北方黄河流域。成都平原经济富裕。隋末战乱、安史之乱及蕃镇割据对其影响较小，因而能持续繁荣。荆湖地区虽然在唐初发展并比不上上游地区，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南迁人口增加。“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下游太湖流域，自东晋南朝由于人员迁徙开发以来保持了持续的发展，农工商业都相当发达。除上述地区，岭南闽广一带在中唐后也迅速进入开发阶段。

五代十国时，南方有诸国的政权，诸国为壮大自身，比较注意开发南方，发展生产，而且此时南方比较安定。宋初统一诸国，鼓励南方地区发展，使本来起步较晚、底子较薄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经济中心的南移在北宋完成。

2. 经济重心南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上的史實罗列可以看出难民南迁是其直接原因，南北政局稳定性的差异也是导致北衰南盛重要原因。而引发人口迁移的原因有很多，而原因主要是因为逃避战乱。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局稳定性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北方长期动乱，政局不稳，严重破坏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北方经济受到战乱影响停滞甚至后退之时，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自南方经济得到最初的开发至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一千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多次战乱及人口迁移浪潮史实及其对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如下：

自黄巾起义至南北朝终结，此间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民户流徙狂潮，第一次发生于汉末（184AD—265AD），第二次通常称为“永嘉南渡”（311AD—479AD）。这就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还给南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北方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缺失大量人口，经济衰退。到南朝末年，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隋灭陈后统一中国，社会比较安定，这为南北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隋炀帝的暴政兵役及隋末动乱（604AD—628AD），北方受到极大的影响。加上这段时间自然灾害严重，北方人口在隋末都减少了80%以上。相较之下，南方受战乱和灾荒的影响较小，经济上升的势头基本保持。

唐朝，中国的人口重心继续南移。唐朝天宝年间（754AD）“安史之乱”爆发，许多中原人民流迁江南，人口分布发生继隋末以来的第二次大突变。南方社会经济又获得较大的发展。到了中晚唐时期元和二年（807年）江南道下辖各州郡户数接近全国著藉总数的一半。南方经济在持续发展之下开始有超越北方的态势。甚至已经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

五代十国（907AD—960AD），这一时期北方经济再遭严重破坏。而相对来说，南方政局稳定，所遭的战乱较北方轻微，并且各国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五代十国后期人口的分布基本保持在唐后期的格局上，但北方的比重又略有下降，与南方的比率大致是1：2。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的分布重心，到北宋时这个格局就确定地巩固下来了。

金灭辽以后， “靖康之难”开始（1125AD—1127AD）。北方局势又进入动乱期，北方劳动人民的纷纷南迁，使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南方农业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这都说明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北方，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经济重心地位。

于是乎我们得到中国古代由东汉末年到南宋，动乱期和人口迁移大浪潮发生的时段依次为184AD—265AD，311AD—479AD，604AD—628AD，754AD—907AD，907AD—960AD，　1125AD—1127AD。接下来，我们结合中国历史上此期间的气候变化情况，分析历史时期的动乱与人口迁徙及以此造成的经济重心南移历程中的关键点与气候变迁的内在联系。

下图是魏晋南北朝至南宋（220AD—1279AD）的温度变化。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这1000年间，中国东西部气温变化基本一致，除了在900AD—1300AD间，东部存在明显的暖期而西部则基本不存在这一暖期。因此我们可以依照下面这张中国东部气温历史变化图来对中国全境进行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秦汉以来共经历了4个暖期和3个冷期，其中魏晋南北朝为冷期（冷期1，210’s－560’s），冬半年均气温较今低0.49℃;隋唐为暖期（暖期2，570’s－770’s）,气温较今高0.23℃；唐后期至五代为冷期(冷期3，780’s－920’s),较今低0.5℃;宋元为暖期(暖期3,930’s－1310’s), 较今高0.18℃;同时,在每个冷、暖期中还存在着次一级的冷暖振动。

其中汉末三国184AD—265AD和“永嘉南渡”时期311AD—479AD几乎覆盖了冷期1全程，其中184AD—200AD是暖期1与冷期1的过渡期（变冷）；隋末动乱604AD—628AD处于冷期与暖气的过渡阶段（变暖）；“安史之乱”时期754AD—907AD涵盖了冷期2，其中754AD与暖期2过渡到冷期2的750AD相差4年（变冷）；五代十国所处的907AD—960AD是冷期2与暖期3的过渡期（变暖）；“靖康之难”时期1125AD—1127AD恰好处于暖期3里面的小冷期（变冷）。根据任振球的研究，低温期是气候严重恶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异常期，容易发生严重的低温冷害、特大洪水和特大干旱。此外，据气象学家推算，年均气温相差1℃，农作物生长期要相差15到20天，降雨量相差50至150毫米，在地理位置上，相当于南北方向上位移250公里，农牧带随之发生移动。根据这些知识，联系这几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对气候变化与社会战乱的关系进行分析：

汉末三国乱世起于“黄巾民变”。从161AD开始直至193AD，此间是汉朝雹、霜、雪、寒灾害最频繁集中的时期。在“黄巾起义”即184AD的前几年经历了一次雹灾、两次大旱、以及一次寒灾，前后均有瘟疫流行。水灾亦相对频繁。在181AD，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六月十九日，天降冰雹，大小如同鸡蛋。”竺可桢认为东汉中后期中国开始进入寒期。王子今从节气、农作物生长等方面论证了东汉处于气候转寒期，东汉晚期气候机制转至极冷。故此期间，不仅天气变冷，且与寒冷相关的气候灾害十分频繁。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百姓生活困苦。加之朝廷大肆搜刮，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农民发动起义。从此，中原战乱连连，大小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内蒙古的鲜卑部落与南匈奴亦发起暴乱。

根据竺可桢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低温期，平均气温比秦汉和唐代低很多，这与上图所反映的情况一致。据记载，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原因之一有天灾频生，晋朝国力大减，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制造可乘之机。另外，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自然原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冷，使北方地区灾害不断。另外，根据研究，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因而畜牧带南移，本宜于农耕的华北地区，转为适合游牧生活；而游牧民族原居之处，却不宜畜牧，故胡人大量南下觅生计。中国逐渐进入“五胡乱华”的时代。

隋末动乱的原因中，与气候相关的因素并不明显，主要是人祸。此期处于冷期向暖期的过渡，气候渐暖。

唐代“安史之乱”的内因有，唐中央政权因为统治者的疏于治理而衰弱，唐朝国力由于天灾连连而大减；外因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加大，迫使中央实行“藩镇割据”的治理方法，大大削弱中央集權，安禄山因此手握重兵，伺机叛乱。这两个原因都与气候变化有联系。中唐至晚唐，由上图得知是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冷期。

另外，由下图可知，唐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冷湿的气候，降水量相对较多，可能是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黄河河溢灾害次数增多的原因。据统计，唐代7世纪黄河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便表明了这种趋势。唐中后期（907AD—960AD）的自然灾害较其它时期密集。天灾加重使农业经济衰败，国计民生困苦；救灾减灾又让国力耗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地区经济日加衰落，各种矛盾尖锐，给敌人创造了侵犯的机会。另外，温度的下降使唐代中国北方农牧交界线向南推移，今天晋北、陕北由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基本生产和生存造成威胁，为他们的南侵提供了动机。于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一蹶不振。

五代十国小分裂时期，正还处于冷期2与暖期3的过渡期，气候由冷变暖。此间军阀混战，中原的王朝五次更替，非中原的王朝被认为是偏安的十国。这个时期的动乱原因政治因素更为显著，与气候变迁的关系不明显。靖康之乱发生的时期根据上图处于暖期3里面的小冷期。气温在1119AD左右开始下降，到1150AD降至暖期3的最低点。靖康之乱的社会背景与汉末和晚唐类似，北宋末政治上中央政权衰微，国防孱弱；经济上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北宋末南宋初为一个气候异常期，气温变化剧烈，乍暖乍寒，气候呈灾害性特征。这些因素使北宋积贫积弱，国力微弱，给边疆少数民族入侵的可乘之机。而气候的变化也迫使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开拓牧地。在10世纪的气候温暖期，草原牧草茂盛，北方游牧民族的牲口和人口数量大增。但到了12世纪，气候变冷，太湖湖面一度全部结冰，甚至可以通行马车。东北亚寒冷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中原。而这时蒙古高原屡屡发生冻灾，旱灾也十分频繁。此时宋国力衰弱，于是北方金国乘虚而入。

结论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先决条件是北方人口向南迁徙，对南方进行开发，同时，南北两个地区政局的稳定性差异是促成南方经济发展和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古代人口迁徙的原因众多，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这段时期，引发大规模人口南迁和导致局势动荡的最主要因素是战乱。而引起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此我们对气候变迁的影响作深挖。得出结论是，每一个人口迁徙的大潮所在的动荡战乱时期都位于历史上气候的寒冷期或者寒冷其余温暖期的过渡阶段。而寒冷期和过渡期存在着气候不稳定，灾害频发的特征，以及气候的转寒会让农作物的生长期延长，北方的畜牧带南移。正因为这两个原因，使中原王朝受天灾而衰弱，北方少数民族为争夺牧地而南下侵犯。这种人文特征在气候转冷的过渡期与冷期尤为明显。为避战而南下的流民给南方的开发带来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加之南方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自然条件让经济重心南移随历史的发展，在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的推动下逐步完成。从另外一个角度，北方经济也在一次一次的战乱中被重创，最后各方面均不及一直蒸蒸日上的南方，拱手让出经济重心的位置来。

参考文献：

[1]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449-453，457-462.

[2]袁祖亮，主编.闵祥鹏，著.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153-168， 174-177.

[3]袁祖亮，主编.闵祥鹏，著.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17-25.

[4]袁祖亮，主编.闵祥鹏，著.中国灾害通史—隋唐五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25-49.

[5]袁祖亮，主编.邱云飞，著.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207.

[6]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7-43.

[1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12]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

[13]张雨潇，张略钊.气候变迁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中的影响.河南社会科学，2010.

[14]郑景云，王绍武.中国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的评估.地理学报，2005.

[17]周彩云.古代中国气候和生态环境变迁与游牧民族的迁徙.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

[18]周殿杰.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重心在北方说.中国学术周刊，1994.

作者简介：黎丁瑜（1991-），女，苗族，广东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09级人力资源。

初一历史《经济重心的南移》教案 篇3

2、概括唐朝中晚期到宋朝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教学重点：南方商业的繁荣。教学难点：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二、前置自学

1、为提高粮食产量，从______引进的优良品种__________，很快在江南地区推广。太湖流域的______、_______，成为重要的粮仓，民间流传着“_______,_________”的谚语。_______在宋朝跃居粮食产量首位，主要产地在_______。棉花的种植，由____、______扩展到长江流域。

2、宋时，南方丝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丝织品“号为冠天下”;朝廷用的丝绸，有很多来自________。宋时棉织业由发展到东南沿海。

3、是中国瓷器史上的辉煌时代。浙江______烧制的瓷器给人以别致的美感，北宋兴起的_________后来发展成著名的瓷都。宋时，地区已成为制瓷业重心。

4、宋代最大的商业都市是和。出现了和。

5、宋朝时，_______、______是世界闻名的大商港。宋朝的海外贸易，近至和，远达和。政府在主要港口设立______，管理对外贸易。

6、前期，地区出现的_________，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时，纸币发展成为与铜钱并行的货币，叫。纸币的产生。

7、从_________开始的经济中心南移，到__________最后完成。

三、展示交流

四、合作探究

1、材料一：

材料二：朝迁在故都(东京开封)网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江苏)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丰收)，天下足。“

(1)上述材料反映了南方经济有哪些发展?

(2)上述材料反映了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出现了什么重大的变化?

(3)网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五、达标拓展

1、宋朝时，优良品种占城稻是从哪里引进的?()A、日本B、越南C、朝鲜D、阿拉伯

2、如果你回到了北宋东京，可能会遇到下列哪几种情况?()①使用交子买东西②吃上太湖流域的大米③用上景德镇的瓷器④晚上盖棉被睡觉

A、①②③④B、①②③C、①④D、②③④

3、南宋最大的商业都市是()A、开封B、广州C、临安D、泉州

4、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在()

A.北宋的四川地区B.南宋的四川地区C.北宋的汴梁地区D.南宋的临安地区

5、北宋兴起的()后来发展为著名的瓷都：A、杭州B、苏州C、景德镇D、明州

6、经济中心南移到何时最后完成()A、唐朝中后期B、北宋C、南宋D、元朝

7、南宋时期，有一位阿拉伯商人运载一批货物到泉州销售，他抵达泉州后办理有关手续应到

A.蕃市B.市舶司C.蕃学D.蕃坊

8、在一次拍卖会上，人们见到了一件珍贵的拍品，专家鉴定它是出自当时浙江范围内的一个名窑，距今近千年。它应该出自()A.越窑B.哥窑C.邢窑D.景德镇

9、北宋末年，一个大商人从四川到南方采购货物，他会携带的货币是()

A.交子B.铁钱C.信用卡D.支票

六、构建知识网络：

1、“广南市舶，利入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皆宽民力也。”

经济重心的南移 教学设计 篇4

【课题】《经济重心的南移》

【课型】新授课

【教学年级】初中七年级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具准备】 自制课件

【学情分析】

由于七年级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易分散，爱表现自己，抓住这一生理特点，创造多种机会和条件，让学生参与进来，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学会合作学习。这样可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掌握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总结等科学的学习方法。

【教材分析】

(一)内容介绍

本课选自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主要讲述的是自唐朝晚期至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从三个方面展开教学内容。第一：南方农业的发展，包括南方农业发展的条件、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和农业产量的提高。第二，南方手工业的兴旺，主要讲述了宋代南方手工业的发展，包括丝织业水平的提高、棉织业的兴起、制瓷业的成就和造船业的发展。第三，商业的繁荣，主要讲述了商业都市的发展、海外贸易的进步及其重要地位、古代货币制度的发展。在叙述南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材最后点出了其对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最后完成。

(二)地位和作用

本节课选自第二单元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这一单元主要讲述了宋元时期政治、经济、民族、社会风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节课的内容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头绪繁多，学生难以把握。教师可结合课文，利用直观教具，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树立直观印象。在讲述具体的经济表现时，要注意知识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经济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在分析本节课的基础上，结合前后篇目，从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

(三) 教学设计理念

本节课的内容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头绪繁多，学生难以把握。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学习难度比较大。

因此，要上好这节课必须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从学生的生活实践出发观察、体验、探究和理解;用形象化的手段使抽象的历史知识具体化、生动化;重视学生学习的过程。本节教学设计考虑如下：

1、通过设置历史情境、疑问，来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和探索的兴趣。例如本节的几个部分分别设计了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情景。

2、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和探究，让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3、教学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但牢记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模糊不清的东西，错误的东西，教师必须引导、点拨、讲解。

【教学重点】

南方商业的繁荣。

【教学难点】

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教学方法】

分析法、比较法等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南方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包括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和商业的繁荣及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史实，进而明确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之时。

2、通过思考和概括唐朝中晚期至宋朝南方发展的主要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的能力。

3、通过思考和总结这一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1、教师提供丰富的史料、图片等，创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感知、体会有关的历史现象。

2、设计多种类型的问题，让学生在思考中掌握知识点、理解和评价历史现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居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传播中国古代文明、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让学生了解南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使学生认识到劳动人民对于社会物质文化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并引申了解我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国情。

3、引导学生分析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提高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和生态意识。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新课 播放滚动图片。

师：同学们，如果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你最想去哪个朝代?为什么?

师：我最想去的是宋朝。很多名人也想去宋朝?当代学者余秋雨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德国史学家弗兰克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非常突出…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推崇宋朝?宋朝吸引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同走进宋朝，了解宋朝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

SKIPIF 1 < 0 生观看图片。

生发表见解。 音乐+图片+优美的语言将学生领入历史课堂，激发学生探究欲望，调动学生兴趣，引入课题。

导学

新课

整体感知：本节课我们将从四个篇章进行学习，江南丰—农业篇，江南美—手工业篇，江南富—商业篇，江南情—格局篇。

经济重心的南移 教学设计 篇5

张全明

【专题名称】宋辽金元史 【专 题 号】K23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2002年02期第67～71页

【作者简介】张全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 自先秦以来，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兴盛、发展的重心。至南宋初年，伴随着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传统文化重心也最终转移至长江流域中下游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其主要表现是：南方地区的思想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名列前茅；其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对其他地区持续地占有优势；代表了当时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且能受到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学者们的重视与推崇，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关 键 词】宋代/文化重心/南移/东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02-0067-05 从中国文化的起源看，黄河、长江流域都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长江流域等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却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传统经济、文化的重心，首先于先秦时期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确立，随之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开始逐渐向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转移。但是，长江流域是何地区、又究竟何时最终取代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的重心地位，学术界却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在其南移的时间上，有自秦汉至明清等不同时期多达十余种观点。在其南移的具体地区上，有笼统的南方说和长江流域地区说等多种意见。甚至有人认为，直至明清，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注：见卢星、倪根金《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研究综述》，《争鸣》1990年第6期。）。对此，本文仅就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南移的时间、标志与地域表现谈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南移的时间与标志

众所周知，文化状况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中国传统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既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而是中国古代文明持续发展与南北地区不同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被合理利用或恶化影响所产生的综合结果。从人类活动的文明进程看，由于经常性的战乱对北方中原地区经济的破坏和影响；同时因为历史上多次大量人口南迁所造成的南北不同地区人口分布及其数质量的变化；加上南方地区自东吴、东晋以来得到长期的重点开发所形成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至两宋时期，中国古老的传统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以及北方地区的过度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造成了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的生态失衡，破坏和阻碍了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对传统农业文明有利的生态环境，却得到了人们越来越深刻的科学认识和合理利用，从而使南方的生态环境能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保持着大体的生态平衡的状态，从而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致在南宋时期，我国长江流域东南部地区完全成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重心区。

为什么说我国传统经济重心是在南宋初年而不是在其他时期最终完成了这个转移呢？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能作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的基本依据，主要是看它在传统农业经济方面的实力与发达程度如何。如果某一地区的农业经济实力与发达程度、包括农业经济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数量与质量指标，在当时国民经济生活中都占有显著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且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它，并在政治上有明显的反映的话，那么，这样的地区就可称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区。按照这个判断原则和标准，很明显，我国传统经济重心只是到了南宋初年而不是在其他时期才最终完成了这种转移。其主要表现是：在“南宋时期，以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与四川盆地为代表的广大南方地区，不论是从人口、政区、赋税的多寡与分布来看，还是从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所占的比例变化来看，南方地区都超过了北方地区而居于明显的优势，从而表明自先秦以来，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为代表的我国经济文化重心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完成了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注：见王玉德、张全明等著《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而在此以前的唐朝中后期或其他时候，虽然南方地区有时也有过某一项或某数项经济指标超过了北方中原地区，但那只是个别的、或暂时的现象，既不是综合经济指标的反映，也缺乏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南宋以后，我国南方作为传统经济重心的地位一直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发展，并影响至今。

随着中国传统经济重心区南移的最终完成，传统文化重心区也在同一时期最终完成了由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向长江流域东南部地区的转移。

那么，怎样来区分一个地区是国家的传统文化重心区或非传统文化重心区呢？又怎样来确定某一地区是国家的传统文化重心区或非传统文化重心区呢？

我们认为，一个地区成为全国的传统文化重心所在的标准是：第一，思想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第二，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名列前茅；第三，其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对其他地区持续地占有优势；第四，代表了当时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且能受到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学者们的重视与推崇，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二、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南移的表现 南宋时期，长江流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在成为我国政治中心的同时，又成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与此相伴随，我国传统文化重心区也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

有人认为：“从宏观上考察，宋代地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四川地区、中南地区。从层次高低来看，前三者基本属文化发达地区，中南地区则属文化落后地区。”（注：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很明显，宋代地域文化中，三个文化发达地区，南方占其二。不过，作者在这里论述的主要是北宋时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北宋京都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东京、西京等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文化发达的集中地。然至南宋时，这种情况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中原地区由于金兵的占领使文化的发展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衰落，随之成为传统文化分布的荒漠，而且长江流域东南、四川两个原有的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于荆楚两湖地区也较快地恢复为当时的文化发达地区。尤其是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像历史上所有的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一样，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无论是文化人的数量、文化素质、文化品位，还是文化活动、文化设施、文化教育等，都是名列前茅的，代表着宋金时期文化发展的高度和繁荣。正如宋人所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注：洪迈：《容斋四笔》卷5，《饶州风俗》。）可见，从宋代开始，我国东南部地区包括江浙、江西、福建等地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其主要表现与特点是：

其一，学校教育兴旺发达，其总体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当时江南不仅设置有众多的书院，而且普及型的私塾难以计数。据曹松叶先生统计，宋代共建书院203所，其中北宋建47所，约占总数的23%，南宋建达156所，约占总数的77%（注：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集，第111页。）。另据统计，宋代书院“最高为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注：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不论以上述哪种统计数字为根据，虽然其具体数据出入较大，但北宋与南宋的书院之比大体皆为2:8。而且，即使是北宋时所建的书院，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分布在东南地区。从分布地域看，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分别约占75%、21.5%和3.5%。至于南宋时期所设的书院，则几乎全部分布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江浙、闽赣、荆湘等地区。当时，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安徽等省最为发达。如白鹿洞、岳麓、石鼓、茅山、紫阳、考亭等著名书院，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在这些书院中，不仅有著名的鸿学硕儒主持教学，收徒授业，而且书院规模大，学舍多，求学者众，有的甚至达千余人，许多籍贯属北方的人也到江南求学。如临海人徐中行，“晚年教授远近，来学者肩摩袂属”。桐庐人倪天隐，“晚年主桐庐讲席，弟子千人”（注：《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江山人徐存，晚年“隐居教授，学者称为逸平先生，从学者至千余人”（注：《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乐清王十朋，“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注：《宋元学案》卷44，《赵张诸儒学案》。）。类似例子，在《宋元学案》中，仅浙江就有20多处。朱熹曾指出：“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9，《衡州石鼓书院记》。）名师巨儒在书院讲学，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影响，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至于各地兴办的私塾学校，更是不计其数。《都城纪胜·三都外地》记载：临安府“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湖州“宋自宝元间，滕宗谅为守，首建学校，时安定胡瑗为教授，讲明体用之学，东南文物之盛，以湖为首称”（注：万历《湖州府志》卷5，《风俗》。）。吴郡等地“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注：范成大：《吴郡志》卷4，《学校》引《朱长文记》。）。安徽歙县境内“远山深居，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福建“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0，《福州州学经史阁记》。）；甚至有“城里人家半读书”之称（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岁时·入学》。）。其兴化军有“三家两书堂”之誉（注：《莆阳比事》卷1。）；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注：《舆地纪胜》卷133，《南剑州》。）；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注：《舆地纪胜》卷134，《邵武军》。）。这些地方私塾分布密度如此之大，足见学校教育之发达，文化教育之普及。

其二，人口的综合素质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当时，东南一带，不仅平民百姓的文化素质普遍有较大提高，而且各类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在宋金疆域内名列前茅。据统计，宋金时期，南北方的人口比例大致分别为65%和35%（注：参见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其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分别约为33人和61人。崇宁等年间，江浙一带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100人。南宋初年，成都府路、梓州路、江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福建路、荆湖南路的人口分布密度依次最大，每平方公里口数分别为58人至23人不等，普遍高于北方各地与南方两广、云贵等周边地区三至数十倍（注：参见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正可谓“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注：庄季裕：《鸡肋编》卷上。）；“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己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地区人口素质普遍有所提高，各类人才济济，其数质量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南宋初年，江浙地区的“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庚午。）；陈亮、黄榦就曾分别指出：今之“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注：《宋史》卷436，《陈亮传》。）；“江西素号人物渊薮”（注：《勉斋集》卷6，《复江西漕杨通老揖》。）。在湖南，则如洪迈所说：“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南寓武陵。”（注：洪迈：《夷坚三志·辛志》卷4，《武陵布龙帐》。）叶适也曾载道：“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注：《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这虽然是夸大之词，但也道出了当地的一种文化氛围。史载：福建百姓“多问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注：《宋史》卷89，《地理志》。）。书香门第自不必言，普通百姓也多注重提高文化修养；“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注：《文献通考》卷318，《舆地考》。）。

其三，有品味的学术文化水平高，学者如林，大家辈出。例如，宋金时期至今在学界仍赫赫有名的思想大家、文化名人约90%左右皆为南方人。众所周知，儒学方面，江西的学者有很大的成就。北宋前期，李觏为理学形成时期的大师；后有王安石，创建“临川新学”；南宋有陆九渊兄弟，为一代“心学”之宗。他们各领一代风骚，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江浙地区，也有“婺州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思想代表吕祖谦、陈亮和叶适等。至于闽学宗师、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一代学界领袖。他不仅培养了如黄榦、蔡元定、陈淳、魏了翁等一大批名儒，而且被誉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可谓“道德文章，照耀千古”。（注：《朱子全书·康熙序》。）。在文学史上，宋人认为：“江西自欧阳子（修）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巩）、王介甫（安石），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黄庭坚）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注：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3，《江西诗人》。）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占了三位，黄庭坚则以诗享誉古今。

其四，代表儒学正统、中心地位和反映其思想学术文化的时代发展方向的众多学派也多分布在江南。两宋时，可谓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随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宋代儒学摆脱了官方一统的局面，由分散于各地的思想家自由阐发，各树一帜，因不同的地域界限分别形成各自的学说。“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经部总叙》。）。不同的学脉，源自于不同的地域，又发展成为以地域为名的学派，一时间，儒学的天空群星闪烁，形成了地域性的多元化。如濂学、闽学、蜀学、临川学、婺州学、永康学、永嘉学等，都是当时南方相当有影响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域学派。相比较而言，北方中原地区只分布有关学、洛学，且主要是在北宋时期于学坛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一方面是人们地域文化意识的加强，强调了文化的地域性与原来一统天下的官方哲学相对称的地方性。自先秦以来，儒学唯有宋代有此地域派别。明清时虽也以地域分派，但不如宋代表现明显。“明儒派别尚少，宋元儒则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几”（注：《宋元学案·条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宋代儒学的地域化及地域特色，可谓宋代传统文化在地域上的集中表现，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观。另一方面是地域文化的重点分布发生了变化。据《宋史》统计，当时道学、儒林传人物分布，在北宋时，其重心在北方，以西京、东京最为发达；南宋时转入福建、江浙。以道学（今人多称为“理学”）文化而论，这一转折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的一次迁移与扩散，即由洛学发展、演变而成闽学。转变的具体过程即杨时南渡传播洛学于福建，至朱熹得到继承发展，且逐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于主导地位。从宋代儒学的发展历史看，道学主要“开创于洛阳，说明了儒学在北方的实力；集大成于福建，说明了南方儒学的超越”（注：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反映了南方、尤其是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当时学术上的统治地位。

其五，在科举取士方面，江南占有明显的优势。科举取士，考试的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内容。因此，各地的科举状况、录取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文化水准与特点以及教育状况。宋初，进士科是科举的主要形式，其录取人数，在地域上的显著特点是西北少，东南多。欧阳修言：“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西北进士得少。”（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65。）富弼亦言：“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64。）苏轼在上神宗书中指出：“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而今“得人常少”（注：《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南多北少这一地域布局，至南宋时表现更甚。

其六，在人才数质量的分布比例上，自北宋至南宋时期，北方是由多变少，南方是由少变多，且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宋代南方教育事业的发达，造就了大批的人才。湖学“当其盛时，学者不可胜录”（注：《宋文鉴》卷83，顾临：《湖学田记》。）。从北宋后期开始，江南人材激剧增多，以致在南宋时不论是文臣武将，还是文人学士，都占据了其绝大部分比例。历史上，作为文化兴衰的一个重要尺度——人才，其分布状况，既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人才的分布状况来看，从先秦至宋，也有一个不断从北向南转移的过程；自南宋时起，江浙已成为我国人文的渊薮，其文化的发达盛况与济济人才，可谓宋之邹鲁。永嘉（今浙江温州）“自元祐(1086-1094年)以来，士风浸盛。„„涵养停蓄，波澜日肆。至建炎绍兴(1127-1162)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注：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29，《何提刑墓志铭》。）。

如果把在正史中有列传的人物算作人才的话，据正史列传中有籍贯可考的人物（包括官僚政客、文人学士、民族英雄以及在军事、经济、科学等方面有突出建树者）统计，其分布状况在地域上表现为：西周时期，属关中者占绝对优势；西汉时期，则因刘邦出身于“沛丰邑中阳里”（沛，今属江苏。汉沛郡地辖区今多属安徽），故变为皖北、河南居多；东汉时，又因刘秀是南阳人，故河南人才数占第一；唐立国后，所属人才籍贯依次为关中、河东居多。因此，中国古代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谚语。直至北宋时期，还是河南人才数居全国之冠。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以后，江南浙、赣籍的人才逐渐占有明显的优势；明清时期，江浙成为人文荟萃之所，始终是我国人才密布的重心地区，直至近现代，仍是如此。其中以宰相为例，历代宰相中隋以前只有极少数人籍贯属南方，包括政治中心在南方的东吴、东晋等朝的宰相也是如此。据《唐宰相世系表》载，唐宰相累计有369人，其世族籍贯有90%属于北方。北宋中叶以后，南方任宰相者渐多。据统计，宋代共有宰相134人，北宋72人，南宋62人。南、北方地区分别以浙江、河南为代表，河南共有21人作过宰相，北宋18人，南宋3人；浙江先后有24人任过宰相，北宋4人，南宋20人（注：《新唐书》卷61-63，《唐宰相世系表》；《宋史》卷210-214，《宰铺》；《明史》卷190-110，《宰相年表》；见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页。）。这种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是经济、文化中心迁移的最好证明，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

仅就南宋而言，据《宋史》中的《道学传》、《儒林传》、《文苑传》所列人物籍贯（非指居住地）统计，当时名儒、学士、文人所属籍贯，是以两浙、福建、江西、江东、成都、京西、淮南等地依次所占比例最大，南方所占比例约为80%。

陆游就曾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注：陈游：《渭南文集》卷3，《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人材如树，文化如土，人材济济，反映了文化土壤的肥沃。相反，人材稀少，则表明文化土壤的贫瘠。各地区不同人材的类型和数量分布，折射出各地文化兴衰的基本面貌。

其七，从与精神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东南地区的发展水平也占有明显的优势。在文具制造业方面，我国自古以来把笔、墨、纸、砚称作“文房四宝”，北宋时已达到较高水平，南宋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印刷业的发展，纸的需要量猛增，造纸业十分兴盛。其原料主要是竹、麻、藤、桑皮、稻草、麦杆等，在江南都有大量生产。成都、徽州、歙州、宣州、杭州、越州、池州、婺州、吉州、南康、抚州、泉州、苏州、衢州等地，都是造纸业较发达的地区。皖南、江浙一带因盛产上好纸张，故时人说：“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注：见《宋诗钞初集》，王令：《广陵诗抄·再寄满子权诗》。）。

造纸业和印刷业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南宋时，全国已形成包括成都、建安、杭州、建阳等地为主的印刷中心。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注：《石林燕语》卷8。）这些地方的印刷业虽各有长短，但在当时印刷业中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史称：“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宋建安余氏刻书》。）据载，当时仅建安的麻沙、崇化两镇，著名的书坊就有34家。余氏可谓其中的代表之一。

至于笔、墨、砚的制作，北宋时，开封等地还可与南方宣城、成都、歙州、端州等地相提并论，但至南宋时，北方的文具制造业受金人游牧民族统治的影响甚至破坏，有明显衰落的趋势，而南方却随着读书人的增多，书院的兴盛，文化的发达，文具制造业日趋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文具制造业的主要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