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重心

产业重心（精选5篇）

产业重心 篇1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1988-2009年内蒙古经济、产业及人口的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及第二、三产业重心呈现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 第一产业重心移动的规律性不明显。1988—1999年经济重心对人口重心的导向作用较弱, 经济重心主要在第二产业的牵引下移动;2000年以后, 经济重心对人口重心的导向作用增强, 第三产业重心对经济重心的迁引作用逐渐增强。同时经济重心始终位于人口重心的西南方向, 反映了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分布之间的不平衡性, 并且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偏离距离在不断拉大, 说明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在加剧。

关键词：内蒙古,经济重心,产业重心,人口重心

一、区域重心分析方法

重心的概念来源于牛顿力学, 指在区域空间上存在某一点, 在该点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上的力量对比保持相对均衡。经济重心是指在区域经济空间里的某一点, 在该点各个方向上的经济力量能够维持均衡。对一个拥有若干个次一级行政的地区的区域来说, 计算经济重心通常更多地借用地理坐标来表达空间上的距离概念。

在研究中, 假设某一个区域由n个次一级区域i构成, 那么该区域某种属性的重心通常采用如下的计算方法来表示:

其中X、Y分别表示某一区域某种属性的重心所在地理位置的经度值和纬度值;Xi、Yi分别表示第i个次一级区域中心的经度值和纬度值;Gi表示第i个次一级区域的某种属性的量值。实际分析中, Gi为各市 (盟) 的GDP、三次产业产值及人口总数, Xi、Yi为次一级行政中心地理坐标。

从计算方法来看, 决定重心的因素只有两个方面:Xi、Yi和Gi。各地的地理位置是不变的, 而任何一个市 (盟) 的发展变化都会影响到重心的变化, 因而重心的变动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内蒙古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及人口变化的轨迹。

鉴于统计资料的完整性, 本文的研究期间为1988—2009年;由于在进行经济重心计算时经济增长是平衡发展的一个相对值, 所以名义值或实际值的选用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不会显著, 本文应用实际GDP数值进行计算。

二、内蒙古经济、产业、人口重心变动轨迹

(一) 经济重心变动轨迹

计算结果表明, 自1988年以来, 内蒙古经济重心移动的主要趋势是由东北向西南移动, 21次移动中, 4次向东南、1次向东北、16次向西南移动, 移动的实际距离为247.87KM。经济重心的变动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 在经度和纬度上都有波动, 但经度的波动大于纬度的波动。其走势主要由东北向西南移动, 经度上移动了2.07度, 距离为230.87KM, 纬度上移动了1.27度, 距离为141.48KM。第二, 不同年际间的移动速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2005年的移动距离最远为40.41KM, 1989年的移动距离仅为2.05KM, 相差甚远。第三, 2000年以来, 经济重心移动的速度明显加快。1988年以来经济重心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1.80KM, 1988—1999年的平均移动距离为9.60KM, 2000年以后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4.22KM。而且仅2007年向东南方向移动, 移动距离小于平均移动距离, 其余年份均向西南移动。

(二) 产业重心变动轨迹

1. 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重心在经济重心的东北方, 其变化规律性不明显, 在21次移动中, 10次向东北、9次向西南、向东南、西北移动各1次。1988—2009年第一产业移动的直线距离仅为11.58KM, 累计移动距离却达到335.64KM, 年平均工资移动距离为15.98KM, 变化强度大于经济重心。2000以后平均移动距离为15.08KM, 2000年前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6.81KM, 即西部大开发对内蒙古第一产业影响不大, 而且东北部的第一产业比重较大。

2.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重心处于经济重心的西南方, 1988年以来具有明显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 21次移动中, 5次向东南、1次向东北、其余均向西南移动。经度上移动了1.93度, 纬度上移动了1.53度, 累计移动距离为298.02KM, 最接近经济重心的移动距离。1988—2009年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4.19KM, 2000年后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0.80KM, 2000年前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9.00KM.

3.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自2002年后均向西南方向移动, 之前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波动, 规律性不明显。经度上移动了1.87度, 纬度上移动了1.14度, 累计移动距离为327.15KM。1988—2009年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5.58KM, 2000年后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9.46KM, 2000年前的平均移动距离为12.05KM。即西部大开发以来, 内蒙古西部盟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三) 人口重心变动轨迹

计算结果表明, 内蒙古人口重心总体表现为东北向西南移动的趋势。经度上移动了0.43度, 纬度上移动了0.16度, 22年间累计移动了60.08KM, 年均移动2.86KM。2000年后移动速度明显加快, 年均移动距离为3.83KM, 2000年前年均移动距离为1.98KM。

三、经济、产业、人口重心对比分析

经济重心可以说是处于三次产业的包围中, 距二、三产业距离更近些, 并且第二、三产业重心与经济重心多数年份朝同一方向运动, 说明二、三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第二、三产业合计重心移动距离远大于经济重心的移动, 这表明第一产业重心向东北移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第二、三产业重心向西南移动的影响, 使总体的经济重心在西南方向上的变动显得比较平缓。不同年份第二、第三产业重心的移动在推动内蒙古经济重心向西南移动的过程中的作用不同, 2000年之前主要由第二产业重心带动经济重心移动, 第三产业的迁移带动作用日渐增强。

总体来看, 内蒙古经济重心始终位于人口重心的西南方向, 反映了内蒙古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与人口分布之间的不平衡性。1988—2003年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趋势不一致, 经济增长没有对人口的分布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2004年以后, 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都呈现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 经济增长对人口分布的导向作用在加强;但经济重心的迁移幅度远大于人口重心, 1988年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相距61.57KM, 2009年二者相距227.99KM, 虽然自2004年后迁移趋势一致, 但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偏离距离在不断拉大 (表) , 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在加剧。

综合考察三大产业重心相对人口重心的偏离程度后发现:三大产业重心与人口重心的偏离总体呈现扩大的趋势。第一产业重心与人口重心的偏离距离基本无规律可循;第三产业重心在2000年后与人口重心的偏离距离的变化趋势接近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偏离趋势;经济重心相对于人口重心的偏离距离的变化轨迹与第二产业重心相对于人口重心的偏离轨迹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说明, 经济重心相对人口重心的偏离主要受第二产业重心的影响, 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内蒙古第二产业的重要地位。

对重心变化作相关性分析发现, 1988—1999年经济重心与人口、产业重心无论在纬向上还是经向上均相关, 经济重心与第二产业重心的相关系数最大, 第二产业重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内蒙古经济重心的变化, 其次是第一产业, 最后是第三产业, 说明在此期间内蒙古第三产业相对落后。2000—2009年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相关系数变大, 从另一方面表明经济增长对人口分布的导向作用在加强, 和一产重心表现为负相关, 与第二产业重心的相关性略下降, 而与第三产业重心的相关性上升, 第三产业重心对内蒙古经济重心的影响有加强的趋势, 经济重心逐渐在第三产业重心的牵引下移动, 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四、结论

1988—2009年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及二、三产业的重心总体都呈现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 只有第一产业没有明显的规律性。但经济重心的迁移幅度远大于人口重心, 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偏离距离在不断拉大, 内蒙古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在加剧。其中, 1988—1999年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 2000年后, 相关系数显著增加, 说明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导向性在增强。

第二产业的发展是迁引内蒙古经济重心变动的主要力量, 但2000年后经济重心与第三产业重心的相关系数明显增加, 表明内蒙古第三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并且经济重心逐渐在第三产业重心的牵引下移动。

内蒙古经济重心变动与其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政策密切相关。内蒙古地形狭长, 横跨近30个经度, 纵贯16个纬度, 东西距离是南北距离的1.412倍, 12个市 (盟) 中有10个市 (盟) 从东到西依次排开, 因此经济重心的移动距离经度远大于纬度。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国家相关政策使得内蒙古的经济、产业及人口重心轨迹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周民良.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J].中国社会学, 2000.2

[2]冯宗宪, 黄建山.1978-2003年中国经济重心与产业重心的动态轨迹及其对比研究[J].经济地理, 2006.2

[3]李鹏, 安树伟.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经济重心变动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2.2

产业重心 篇2

关键词：贸易转型；产业结构；武汉城市圈

【作者简介】汪长球：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宁波大红鹰学院经济管理分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方齐云：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内部审计师协会副会长，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

1.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以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为主要措施的战略性保护贸易政策一直是我国基本的贸易政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消费扭曲。现在这种状况将有所改变，在2010年12月召开的商务部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扩大进口将作为中国2011年推进结构调整，促进中国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中国要进一步完善一些鼓励进口的政策，改善进口产品的结构。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国进出口状况也有所改变，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预计将达2万9000亿美元（3万8000亿新元），同比增30％。而年内贸易顺差则有望降至1900亿美元左右，贸易平衡状况有所改善。中国发出了扭转“厚出薄进”的外贸转型信号。扩大进口对一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一国的经济福利是扩大还是减少？这是一个改变民生的问题。笔者认为扩大进口不仅对于减少外部压力有利，也可促进消费。随着贸易方向的转型，中国的产业结构也要随之改变，资源浪费型的产业面临淘汰和转型的状况，对地区经济、地区产业结构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武汉城市圈的考察，分析外贸转型时期，武汉城市圈经济和产业结构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A.国外学者对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研究

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提出“动态比较费用论”。他认为不能只看到有些产品目前的竞争力情况，应该以发展和动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要从长远和动态的趋势来看产品的竞争力，政府要对那些趋势竞争力强的企业和产品给予政策支持，使其转化为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其提出了动态的比较优势观点，即所谓扶持有潜力的弱势产业的观点。另一个日本学者赤松则提出了“雁行形态论”或称“产业的雁行形态发展论”。赤松解释了后起国优势产业的产生、发展和衰退的生命周期。其用模型来解释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对本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KallR，MendezF和ReyesJ(2007)则研究了贸易结构的特点，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贸易结构能够不依赖于贸易自身的水平而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深远影响。Benedictis和Lueia(2007)研究了2004年前的欧盟十五个成员国中东欧四国之间的贸易模式相似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贸易在解释转型国家出口结构变化方面至关重要，认为经济整合强度越大并不一定引致较大的出口相似性，其主要结论是出口结构具有相似性。

B.中国学者对于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

袁欣（2010）认为对外贸易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因为对外贸易活动的规模经济效应利于积累技术进步，从而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其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没有能够有效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存在对外贸易结构的“镜像”并不反映产业结构的“原像”的问题。王非（2009）通过对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探究了实现二者互动优化升级和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具体途径，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贸易结构均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从历史发展轨迹和基本趋势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耦合性。王晓燕（2006）通过对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现状及演进过程，采用结构效应指标研究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本期出口贸易结构对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本期产业结构影响不明显，而当期进口贸易结构对当期产业结构促进作用明显。

C.区域及城市圈产业结构与贸易相关性及趋同性相关的研究

程丽雅（2006）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各主要城市从1990年到2004年共15年相关数据计算分析及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状况的定性分析。认为外贸趋同性导致了城市圈产业结构的趋同。于莹莹（2007）对中部六省的研究，认为从贸易、技术方面，需求、供给、历史因素方面，综合效益评价等三方面看，中部地区在这三个方面都是趋同的，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具有极大的趋同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六个省份大致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复建设尤为严重。徐健（2007）通过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区域研究，也得出该区域产业结构趋同。

2.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状况

A.产业结构的概念

人类对产业结构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可谓历史久远。理论上来说，产业结构是指社会经济中各类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产业结构演化的过程也就是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并由此推动各种产业协调与繁荣，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历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

B.武汉城市圈的内涵

“武汉城市圈”是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概念早期是以“武汉经济圈”概念提出来的，2002年6月，湖北省第八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武汉经济圈”的概念，提出了依托全省发展武汉，发展武汉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思路，从经济上看，它是以武汉为中心，由武汉及周边若干城市组成的一个经济联合体。现在，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的1+8城市群，指以武汉100km为半径的城市，包括武汉、黄石、黄岗、鄂州、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等9城市，圈内总人口约3141万，国土面积达6万k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3％，提供了湖北省63％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湖北省经济密度最大的区域。

C.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状况

近几年来，武汉城市圈经济迅猛发展，2009年武汉城市圈的GDP总量占到整个湖北省GDP总量的60%以上。2010年武汉城市圈的9市共实现生产总值9586亿元，占全省比重63.5%，占比在不断的提高。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结构近年来出现了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在某一方面进一步带动了武汉城市圈的经济繁荣，但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如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等问题，这些负面效应导致了整个城市圈经济发展不协调，对武汉城市圈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许多障碍，成为发展的“瓶颈”。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是圈内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高，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差异程度的指标，计算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后发现圈内三大产业结构趋向现象很严重。许多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9以上，甚至出现黄冈与天门的相似程度基本一致的情况。如此高的相似度，严重影响了其整体优势和综合经济效益的发挥。

二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武汉城市圈内9城市(除武汉外)明显存在着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偏低的问题，主要因为工业对农业支持和带动力度不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其中心城市武汉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东部发达城市来说比重偏小，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法律服务、旅游服务等所占比重低，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心城市对整个城市圈经济的组织、协调、辐射作用，阻碍了整个城市圈的经济持续发展。从2009年武汉城市圈数据看，工业结构中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比重过高,特别是武汉、黄石、鄂州、潜江四城市。城市圈总体的轻重工业比例约为0.385，略优于全省0.332的平均水平，但与全国的0.492，还显得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工业结构偏重，对投資的依赖性较强，影响了产业链的形成和延伸。（见图表）

表1 武汉市圈主导产业对比表

Tab.1 The Contrast of Dominant Industries in Wuhan City Circle

3.贸易转型对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的影响

A.贸易转型对武汉城市圈引进外资的影响

贸易模式转变能加快引资速度，优化产业升级。贸易重心转移，改变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资投资状况，对外资以合理的引导和规划，同时可避免重复建设,保护城市圈的产业生态系统。贸易转型对调整武汉外资思路如下：

一是产业优化引资。

立足于武汉交通枢纽优势,加快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步伐,走农业产业化、科技化的路子,充分利用外商的先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附加值。

二是技术创新引资。

通过大力引进深加工工业和技术密集型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业,创造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链。使目前一般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整个武汉城市圈主导地位的局面改变,让新进产业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强劲的新经济增长点。

三是改变投资领域的趋同。

武汉城市圈外商直接投资行业比较单一,投资领域趋同，外贸重心的转移，可改变武汉城市圈目前外商直接投资领域过窄的现状,拓宽外直接投资领域，有计划、有步骤地在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外贸、通讯等高附加值产业提高利用外资比重，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生产性行业和关联效应较高的行业。

四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

贸易模式的改变，必然引来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大公司、大财团来武汉城市圈投资大型项目,尤其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因此要合理调节产业的布局和产业合作,优化资本配置的作用。

B.贸易转型对武汉城市圈技术创新的影响

贸易模式转变能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贸易模式转变使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重大改变,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加快了模仿能力。既可以填补国内某些领域技术上的空白,又节约了创新企业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科研经费,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武汉城市圈通过引进新技术,提高整个城市圈的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其一通过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提高了技术外溢效应。

贸易重心的转移，使本地企业有更多机会选择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本地企业各个层面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本地企业通过进口高技术产品,通过模仿学习就能获得更多技术,而由此创造的新价值就会增加,从而提高投入产出率和内资经济增长绩效。

其二通过改善自身条件,增强技术吸收能力。

受武汉城市圈企业企业技术能力、人力资本存量、内部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模式等条件的影响，武汉城市圈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企业技术溢出的效果也不相同,贸易重心的转向淘汰一部分“吸收能力”差的企业,便于整体产业的升级。

其三将引进与自主研究、开发相结合。

通过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发展突破式的经验。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取得产品的核心技术,确立比较优势,推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发展。

C.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广义的对外贸易结构概念包括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对外贸易主体结构和对外贸易区域结构，这四要素具有层次多样性、技术差异性、体制主导性、区域集聚性和动态演进性等特性，且其影响因素诸多。产业结构受到决定性因素和辅助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其发展具有从低附加值至高附加值的一般规律。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着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两种发展状态关系，以及交互作用的传导机制。进几年来，武汉城市圈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对外贸易结构发展趋势良好，但是也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贸易商品结构层次不高、贸易方式结构低附加值、贸易主体结构外源化、贸易区域结构过度集中化等方面。城市圈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得以优化，尤其是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迅速:相对劳动生产率日益集中、结构能源效益转向、循环经济的发展等，从历史发展轨迹和基本趋势来看，武汉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藕合性。

4.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的趋势和走向

A.产业结构变化趋势走向合理

武汉城市圈9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上差异明显，第一层次为武汉市，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GDP和人均GDP都远远高于城市圈内其他城市，从产业结构来看,武汉市三业比例为5∶46∶49,产业结构为三二一结构，表现为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升级换代趋势。第二层次为黄石、鄂州、潜江3市，3市人均GDP均超过2.5万元,但与武汉市仍有较大差距,但较其他城市有较大的领先优势，从产业结构均为二三一结构，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层次为孝感、咸宁等各中小城市,人均GDP也达到1万元，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其第一产业比重偏大（>20%）。从总体上看，城市圈三大产业结构趋向合理。表现在第一产业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步增长，第三产业趋势加快。这一变化基本上符合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的演进规律，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较相适应。

B.产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

首先，从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看，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基础薄弱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发展，农业产量在不断的增加,但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从事种植业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客观上制约了一产业的发展。

其次，从第二产业看，较前几年得到飞速发展，但其内部开始显现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发展低级状态与膨胀状态同时存在,导致其发展潜力逐渐丧失；生产方式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主,使得自然环境为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在产品的深加工和延伸增值方面做得不够,导致增值空间小,利益流失多,发展困难。

再从第三产业看，城市圈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东南部还比较滞后,第三产业近几年来,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幅始终保持在大于10%的幅度上，但第三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依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在金融、外贸等高附加值的产业上较东南部城市群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从整个城市圈来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只是在38%左右，从而严重制约了城市圈区域经济的发展。

5.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A.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比较优势产业

首先要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来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产业基础比较完备，大学拥有量和在校大学生数量均名列全国前茅，有丰富科技和人力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武汉是中部的交通枢纽，号称九省通衢，有物流交通等比较优势，可“承东启西，纵南贯北”。区位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应抓住机遇，把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今后武汉城市圈要努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尽量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布局。对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仍然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但这种引导只能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顺势而导，而决不能凭意愿逆势而为。

B.发展低碳经济，杜绝资源浪费

武汉城市圈内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存在着浪费资源的现象，产业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因此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互补发展的良好格局。产业结构调整要因地制宜地提出调整规划和方案。武汉城市圈内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已经步入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有的还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面临的具体情况出发。

C.制定措施，扶持优势产业

武汉城市圈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扶持本地区的支柱产业。根据武汉城市圈内各个城市的区位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突出区域优势,重视把支柱产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使其得到巩固、加强，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并将其做大做强，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协调发展。对一产业要进一步巩固基礎产业农业的发展,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第二产业是本地区的主导产业,要做大、做强，在加快优势工业发展的同时,应重点考虑向周边地区进行辐射,带动与此相关的工业发展,避免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浪费等现象的发生。第三产业发展是中部地区三大产业发展的重中之中。应当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联合规划加以整合优化,从而带动本地区乃至全国物流业、旅游业、科技服务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是要将对外开放的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积极参加地区间、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努力构建与开放型经济体系运行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拓展经济的成长空间。因此，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要先促进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提升本地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

三是大力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当前必须逐步扫除那些阻碍城市化过程中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用体制创新来促进城市化的发展，改变重复建设的弊病。

四是要抓住有利机遇，积极主动承接东南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根据我国以往发展经验表明：发达地区与后起地区形成一种梯级的产业转移动态过程，将有力促成地区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武汉城市圈的发展不仅要立足于自身发展能力的培育，还要充分利用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顺应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规律，立足中部区崛起的新机遇，面向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全面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开展区域合作，积极主动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五是要支持工业园区的发展，积极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增强本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工业园这种形式得到了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我们要充分利用本地区交通便利和资源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外地企业落户，不断拓展招商思路，创新、优化招商引资方式。

六是促进产业集群,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是产业布局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当代经济世界的一个突出现象,在我国产业集群现象也很普遍,其中以浙江、广东一带最为突出。武汉城市圈要建立产业集群，使集群内的企业获得外部规模效应,并催生知识、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提高了集群内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武汉城市圈正面临经济起飞的关键期，调整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关系，武汉城市圈经济将会有实质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陈 飞，翁华强．城市圈战略中的政府功能——以武汉城市圈战略实践为例[J]特区经济.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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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 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董国良.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对比分析及发展趋势.经纪人学报.2006.02

产业重心 篇3

从今年中国市场的整个大形势来看, “宽带中国”战略已呼之欲出, 工信部大力推动宽带普及提速工程的建设, 而三网融合试点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都将有效推动国内基础宽带网络的建设。国内的基础网络建设高潮已全面袭来。

模式创新助推产业规模扩张

宽带普及提速工程对于各大运营商而言都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工程, 一方面, 各家运营商目前都未找到最佳的有线宽带盈利模式, 仍处于网络大规模建设期, 投资回报率仍然偏低;另一方面, 宽带提速仍然缺乏政府的全面引导, 运营商在实施光纤改造中遭遇了多重困难, 物业对于接入运营商的限制、用户对于入户改造的抵触以及老小区光纤改造的施工难题等, 都对运营商实施宽带提速工程造成了较大掣肘。

值得欣喜的一点在于整个产业链针对目前的改造难题作出了多种模式创新, 有效提升了光纤改造的效率。中国电信推出“薄覆盖”的理念, 将光纤接到楼道中, 根据用户需求, 有选择地实施光纤接入, 同时在上海大力试点入户改造的具体施工模式, 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做出了多样化的施工模式;厂商方面也推出了智能ODN的理念, 帮助运营商有效应对后续的运维难题, 同时亦开始提供个性化的施工服务, 针对各地网络现状实施改造。

高速传输走入现实

在接入侧实施全面提速的同时, 城域网、骨干网亦开始迈入高速时代。城域网层面, OTN进一步下沉与PTN、IP RAN等分组技术有效结合, 有效提升了网络的灵活性和承载效率, 同时网络的IP化进一步加速;核心网层面, 高速率的核心路由器被大范围引入, 思科、阿尔卡特朗讯、华三等厂商将路由器的处理速率全面提升至100G时代;骨干网与核心网也实现了有效衔接, 100G的高速传输网络迈入现网试点阶段, 甚至实现了现网应用, 推动了传输网络的全面升级、提速。

数码单反重心上移 篇4

艾莉森•赖特女士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今年8月，她头一次来到了中国云南的美丽小城丽江。在丽江的几天里，艾莉森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走街串巷上，看到有趣的人物就举起手中的单反相机“咔咔”几张，不少当地老人都对这位外国女士十分友善，并不介意进入她的镜头。“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艾莉森说，“我对这次使用的新款索尼α700数码单反相机也非常满意，无论从机身做工、对焦速度不是像素、色彩、防抖等方面，它都超出了一般的单反相机。”

这番话对摄影爱好者们是一种巨大诱惑。艾莉森的照片在9月初索尼α700面世的发布会上进行了展示，并博得了如潮掌声。α700是索尼推出的首部中端数码单反产品，此举表明，这家去年刚刚进军数码单反领域的消费电子巨头并不甘于只做一位普通的参与者，而是要设法同该领域的传统霸主佳能、尼康竞争。

新焦点

如今，中高端数码单反相机正在成为市场的新焦点。就在索尼发布α700的同时，佳能、尼康等传统巨头也先后拿出了它们的最新武器。佳能一口气推出了三款中高端单反相机，包括面向高级业余爱好者的40D、面向专业摄影师的1D Mark III 和1Ds Mark III；尼康公司则首次推出了其全画幅产品D3，在用户中激起极大反响。奥林巴斯、宾得也在积极酝酿自己的高级机型。

影像巨头们竞相推出中高端数码单反相机事出有因。入门级市场上愈演愈烈的价格战是主要因素，以前这种现象只出现在普通家用小型数码相机上，但随着竞争加剧，价格战逐渐蔓延到了数码单反领域。2003年佳能推出首款面向大众的入门级数码单反相机时，产品价格在1万元左右，时隔4年，这类产品的平均售价已经下降到4000元～5000元。同时，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入门级数码单反相机型号大大超过以往，市面上在售的产品简单列举就有10多种，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停产的老机型。

另一方面，相机厂商们急需中高端产品来稳固品牌形象。佳能公司在数码单反市场一直把持着龙头地位，其售价高昂的全画幅产品尽管客户群相对狭小，但却牢固树立了该公司高端专业的形象。缺少相关产品的尼康则始终被佳能的阴影笼罩，市场份额屈居亚军。在推出全画幅产品D3之后，尼康可以说拥有了同佳能全线作战的资本。

为了突出产品形象，相机厂商们在这些产品的设计上大下功夫，从画幅尺寸、像素大小、连拍速度、防抖和除尘功能等方面做了全方位提升。这些改进全部指向了一个问题，获得更高的画质。

全画幅将是实力比拼的最高舞台。CCD/CMOS是数码相机的核心感光元件，面积更大的感光元件意味着在画面层次、还原能力、色彩方面的更佳表现，这也是单反相机优于普通小型数码相机的根本之处。全画幅CCD/CMOS对于成本、加工工艺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一直以来，大多数厂商对此都望而却步。尼康公司的迎头赶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意味着佳能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而索尼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产品也将是全画幅相机，这将进一步激化该领域的竞争。

千万像素已经成为中高端数码单反相机的标准之一。像素是很多摄影初学者最为关心的指数，佳能40D、索尼α700、尼康D200都实现了1000万以上的像素值，佳能1Ds Mark III甚至高达2200万像素，倘若用高清电视机来播放这款相机拍摄的人物图片，只能用“纤毫毕现”来形容了。

防抖功能也将是中高端产品的“标配”。它主要分为两种，镜头防抖和机身防抖，前者代表主要是佳能和尼康，后者则包括宾得、索尼、奥林巴斯。

是不是很具诱惑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高端数码单反相机大多价格不菲，1Ds Mark III是佳能面向新闻摄影师开发的产品，售价高达6万元人民币，同级别的尼康D3相对便宜，但也要3.7万元。中端产品的价格基本在7000元～15000元之间。

究竟有多少人肯购买这些价格不菲的产品呢？相机厂商对这块市场充满信心，因为入门级用户的激增将产生更多的升级用户，据CIPA（日本相机影像设备工业会）的最新预测，今年全球数码单反相机的出货量将大幅增长34.8％，达到709.6万台，虽然其中大多数将是入门级单反相机用户，但中高端消费者的数量无疑也会水涨船高。

后来者的机会

迄今为止，以佳能、尼康为代表的传统相机厂商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在数码单反市场的领先优势，这给第二集团的厂商，包括新进入该领域的消费电子巨头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宾得公司的近况还算不错。在胶片相机时代，该公司曾经是行业内的佼佼者，但是在数码时代有了落伍的迹象，意识到此问题的宾得在近两年开始迎头赶上。2006年，宾得推出的K10D数码单反相机在市场上一炮而红，这缘于其中端相机的定位以及平易的价格。尝到甜头的宾得已经准备开发下一代新产品，今年年初，宾得还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子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市场。

奥林巴斯在数码单反领域一向标新立异。该公司主导的4/3系统在感光元件面积上逊于所有的竞争对手，其优势是相对轻便的重量和开放的接口标准，包括松下、徕卡、适马等厂商都加入了这一系统。在其他厂商纷纷向上游挺进的时候，奥林巴斯的步伐稍显缓慢，其顶级相机E-1早在2003年便已问世，但后续产品迟迟未能研发出来，中高端产品的欠缺使得它在同竞争对手的较量中渐落下风。不过，奥林巴斯已经准备在今年10月推出新款中端相机E-3，这将是其挽回市场份额的最佳机会。

相较而言，索尼公司最具有挑战者的资本。这家消费电子巨头在光学领域缺少经验积累，以前只能生产外观漂亮的小型数码相机。2006年年初，索尼吞并了柯尼卡美能达，从而将数码单反技术揽入怀中。索尼公司的一大优势是它的CCD制造能力，目前它是全球CCD第一大供应商。索尼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数码单反领域提高公司的专业形象，以及重新制订价格策略—索尼单反相机和镜头的售价让很多消费者敬而远之。

政策重心重回改革 篇5

供给侧管理认为商品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调节总需求，通过调节总供给改变潜在产出水平就可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与之相对应，需求侧管理则认为商品价格存在刚性，短期内无法充分调整，市场无法出清，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因此需要调节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

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侧管理的核心是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而供给侧管理的落脚点在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财税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等。

经济结构调整不属于经济增长问题，但从政策手段上看也属于供给侧管理的一种方式。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而且随着国内传统需求市场逐渐饱和，需求刺激政策的效率已然递减，潜在风险也不断增加。

尽管传统行业产能和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但新兴产业和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目前中国经济客观上需要供给升级，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空间已经显著收窄。

因此本届政府的经济调控思路偏向供给侧管理，即强调通过扩大供给、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李克强总理在上任初期便表达了“不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性改革”的调控思路。他近日为《经济学人》年刊撰写的《中国经济蓝图》一文也指出，中国抵制住了量化宽松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诱惑，做出了坚定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抉择。

不过，由于正值中国经济回落周期，考虑到经济下滑压力越来越大，2015年以来，宏观政策的重点向稳增长和扩张总需求有所倾斜。

这也引发了长期供给改革和短期保增长的争论。一方面，中国经济处于通缩周期中，需要谨防经济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另一方面，就改革和转型而言，目前仍然充满了纠结，国企改革、自贸区、“一带一路”、创新创业等改革措施还没有看到令人振奋的阶段性成果。这样看来，供给侧改革如果继续向前推进，短期内似乎就和保增长的政策目标存在冲突。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区分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长期增长取决于供给管理，短期增长更多取决于需求管理，二者并不矛盾。明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会淡出。

需求管理作为有效的宏观经济干预，其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而供给管理下传统行业会因为供给端改革而收缩。如果市场出清对经济产生太大冲击，引发系统性风险，需求管理仍将发挥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不能局限于需求侧，亦不能完全倚重供给侧。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供给侧改革向深水区推动，未来宏观政策不排除出现一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状况，这不利于进一步改善市场对中长期转型和深化改革的预期。

所以，在短期内需求管理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应尽量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政策，而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创新来增加有效需求。在投资方面，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增加有效投资；在消费方面，通过改革创新使新消费得到满足和释放、实现消费升级；在出口方面，通过产品品质提高来增强出口竞争力，而不是以贬值或补贴来推动出口增长。

长期来看，必须以培育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为改革目标，通过深化改革、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确立有效的政府干预边界，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全面治理经济失衡。虽然供给侧改革不像需求管理那样“皆大欢喜”，甚至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需要有魄力的改革者来推动，但政策重心重回改革，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是个重大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