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大学和波士顿大学

杜兰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共6篇）

杜兰大学和波士顿大学 篇1

互联网留学360介绍，成立于1834年的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位于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是一所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为北美大学联盟（AAU：北美62所顶尖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2009年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评为一级国家级大学，历年排名在全美前50名左右。

这所学校共有学生1.2万人，包括6000多名本科生。1000多名教学研究人员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主和众多国际级学科领军学者。杜兰大学成立至今，它校友及教师中有两人获得诺贝尔奖，五人获得普利策奖，其校友中更不乏有雅虎公司联合创始人、CNN前首席执行官、壳牌石油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哥斯达黎加总统等全球各界精英。杜兰大学对学生要求严格，是一所治学严谨，历史悠久，享誉全球的顶尖私立学府，其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更是在各自领域内名列前茅，闻名遐迩。

近几年来，杜兰大学与亚洲地区的一流大学合作紧密，其弗里曼商学院与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有金融专业硕士联合培养项目，与上海交通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有海外交换项目，其法学院与复旦大学等有交流生项目。

学校虽规模不大，但却是北美大学协会62所成员学校之一，并拥有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及众多国际知名学者在内的1000余名教研人员。在经历了2005年秋季全美最恶劣的自然灾害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伴随着新奥尔良市的重建，杜兰大学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杜兰大学不仅保持了一向严谨的教学作风，而且更加不遗余力的为师生提供无限的学习与研究空间。截止到2010年遍布世界各地的校友逾7万人。

立思辰留学360说，杜兰大学是美国南部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学校提供诸多专业领域的教育和研究，经过发展该学校更以其商学院和医学院而闻名。该校的商学院拥有全美唯一设在学校的能源类证券交易中心(Energy Equity TradingCenter)，其金融方向的工商管理硕士(MBA in Finance)在2008年被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排名第十的金融学习项目。2013年杜兰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美第五，全球第29的金融学硕士项目。该校的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拥有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公共卫生课程以及全美唯一的热带医学院。

官网: http://www.tulane.edu

杜兰大学和波士顿大学 篇2

台湾复建清华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 自1950年至1957年, 约有3000名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到祖国大陆, 约占建国前留学海外学者总数的一半以上, 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新鲜血液。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各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为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国民党当局也不遗余力地想拉拢海外学人到台湾, 但来台湾后让他们干什么?有什么职位空缺安排他们?能否让他们真正安心留下?

1954年, 梅贻琦 (前左) 在台湾新竹县赤土崎亲自勘察清华大学复建校址

当时台湾岛内政局仍然动荡, 经济萧条, 财政拮据, 教育经费甚短, 无力改善教学和科研设备;加上大学和研究所数量有限, 职位空缺很少, 而且教师薪资过薄, 为维持生计, 知名教授多有奔走兼课者。在此情形下, 很少有海外学者愿意到台湾。

为此, 许多随国民党当局自大陆撤退来台的教育学者、科技专家和关心台湾的海外学人都曾向台当局提出建议, 希望建立新的高校和重新组建“中央研究院”, 吸引海外科学家来台, 让他们有用武之地。

直到1954年, 台湾经济状况已有一定程度的好转, 岛内原本紧张不安的气氛也稍稍平定, 成立高校事宜才提到台当局议事日程。

首先是将岛内已有的专科院校扩编改制, 如台当局1956年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 (前身为台中农林专门学校) 升格改制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 将台湾省立工学院 (前身为台南高等工业学校) 扩编升格为“台湾省立成功大学”, 将台湾省立农学院 (前身为台中农林专门学校) 与法商学院合并, 并新设理工学院, 1961年升格改制为“台湾省立中兴大学”。这一过程产生不少教职和研究席位空缺, 成了招聘延揽海外学人的好理由。

但这些新成立的大学名气都不够响亮, 学校研究试验设备非常简陋, 学科设立也很少, 难以对知名海外科学家产生诱惑。这时, 有人想到要在台湾重建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其前身为1911年在北京设立的留美学生预备学堂, 1925年设立大学部, 抗战期间曾西迁至昆明, 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合组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结束后回归北平。数十年来, 这所大学培育了无数优秀学子, 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上享有盛名。

由于清华大学的办学资金来自于1900年 (庚子年)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清政府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 拿出4.5亿两白银作为赔偿, 即所谓“庚子赔款”。1909年美国将所摊多余部分本利退回, 充作清政府选拔留学生赴美留学之用, 设立“游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 次年改名“清华学堂”。192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 将其余的1254.5万美元赔款用于中国教育文化基金, 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清华校务及游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 (简称“清华董事会”) , 本金放在美国, 以每年的红利资助清华大学办学 (当时称“清华学校”, 隶属外交部) 。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 将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 清华大学遂隶属于教育部。

1948年冬, 人民解放军由南口进至北平西郊, 国民党军退守城内, 位于郊外的清华园处于解放军的势力范围。此时清华大学师生还在上课, 校长梅贻琦恰好前一天因公入城, 当时城郊交通断绝, 只好留在城内。几天后, 他匆匆搭上国民政府派来的专机去南京, 因为太过仓促, 连清华大学的印信都未及携出。第二年, 梅贻琦前往美国纽约, 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洽商清华基金的保管及运用事宜, 并自1951年起, 将其利息用于协助在美学者从事研究, 以及购买学术书刊和仪器赠送台湾岛内专科以上学校。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第一班研究生与校长梅贻琦合影

正是因为有了这笔清华基金, 梅贻琦开始四处奔走呼吁, 组织成立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希望利用这笔钱在台湾复建清华大学。恰巧此时, 台当局获知大陆中国科学院1950年5月成立了以吴有训、钱三强、何泽慧为骨干的现代物理研究所, 专门从事原子能科学研究;1952年下半年制定了核科研五年计划, 其主要目标是开展核物理试验和为建造反应堆创造基本条件。1955年6月, 中国科学院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0项重点任务, 其中第一项就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研究。为缩短中国大陆核技术和核工业初创时期的建设进程, 从1953年起, 中苏两国政府在核能领域签订了多个协议, 苏联将在铀矿勘探、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方面对中国大陆提供援助。台当局顿时坐不住了, 马上与美国密商。

发展原子科学研究, 一直是国民党当局的梦想。早在1946年年初, 美国宣布将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试爆原子弹, 朱家骅便曾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前往参观, 然后转往美国, 设法购买近代物理研究所需的图书、仪器和设备。赵忠尧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助手, 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抗战中回国, 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他作为观察员参观了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后, 又到美国国内的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 了解核物理实验的新进展, 并做一些研究工作。1948年院士选举告一段落后, 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也急赴美国考察原子能研究, 寻求技术支持。但不久国民党当局已如风中残烛, 萨本栋也在1949年底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国的赵忠尧决定不去台湾, 返回中国大陆, 后来他成了“两弹一星”研究的领军人物。

当时全球冷战正酣, 两大阵营对抗激烈。美国为反制苏联, 于1954年联合国大会第九届常会上提出“国际合作发展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倡议。同年12月, 台“外交部”建议“行政院”设立原子能研究机构, 并参加国际原子能会议。第二年5月, 台当局成立“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相关业务由“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办理, 主任委员由“教育部长”张其昀兼任, 随后立即与美国签署《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 决定在台湾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所, 开展核能研究。

然而钱从哪里来?台当局想到了清华基金, 马上电召正在美国的梅贻琦返台筹商, 以重新组建清华大学的名义, 动用这笔钱。同年12月, 在台北设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 由“教育部长”张其昀、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以及蒋梦麟、浦薛凤、钱昌祚、陈雪屏 (分别代表国防、外交、财政、经济四部) 等为委员, 地点选在台北市南边不远处三面环山的新竹县赤土崎, 便于今后在山里开展地下核试验。第二年1月才挂出“国立清华大学筹备处”的牌子, 由化学专家、前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陈可忠为主任, 筹划复校事宜。也就是说, 最初的新竹清华大学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包装, 里面除了正在修建的原子科学研究所, 其他什么也没有。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有一个等比例缩小的仿大陆清华大学“二校门”, 用以表示两校之间的一脉相承。

1956年7月, 原子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开始招考第一届研究生, 共录取20人, 先借用台湾大学物理馆教室上课。课程为二年制, 毕业授理学硕士学位。次年, 首批校舍 (办公室、教授住宅及职员、学生宿舍) 完工, 秋季即开始在新竹上课。

梅贻琦在赴美洽聘教授的同时, 订制范特格拉夫加速器、核反应堆及相关仪器, 1958年7月开始安装仪器设备, 次年春季安装完毕。当时原子科学研究所最重要的设备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水池式反应堆 (台湾称原子炉) , 共耗资105万美元。购置核反应堆及仪器设备、装配实验室等费用都由清华基金支付。梅贻琦也因为奔波劳累过度, 于1962年5月病逝。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镌刻的校训“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由于核物理研究需要大量运算, 凸现数学的重要性。为培养数学研究人材, 因此在1962年又增设了清华大学数学研究所, 于1963年春季招考第一届研究生。1964年成立大学部, 先设立核子工程系及数学系, 1965年增设物理学系, 1966年又增设化学系;同年7月, 成立物理研究所, 隔年设立博士班;1968年成立化学研究所,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年轻时曾在这里就读。

此后, 台湾清华大学陆续设立其他各个系所, 并将原有系所分设理学院、工学院和原子科学院。1984年更增设人文社会学院, 并成立经济系。1992年7月增设生命科学院, 包括生命科学系、生命科学研究所及生物医学研究所。1998年2月增设电机资讯学院, 包括资讯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和电子工程研究所等。

由于有清华基金作后盾, 台湾清华大学比起同时期岛内其他学校, 在资金上要宽裕许多, 包括补贴教授薪水、兴建教师宿舍等, 也因此可以聘到最优秀的师资。即使到现在, 该校每年还继续收到清华基金支票。

交通大学的复建

同一时期交通大学在台湾的复建也是采取这种先建研究所, 再建大学的方式。

交通大学的前身为1896年 (清光绪22年) 创立于上海的南洋公学, 当时清朝大臣盛宣怀因为深感中国科技的落后与人才的匮乏, 于是奏请朝廷, 在上海创立该校。当时, 该校隶属于上海招商局和电报局, 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

清朝覆亡后, 该校改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 后更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堂。1921年, 北洋政府将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校统一学制, 统称交通大学, 其中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为总校。

当时交通大学的老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 水平很高。而交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 因此毕业生大都较为优秀, 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钱学森从上海总校毕业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时, 发现该校许多课程与在交通大学学习的完全一样, 要求免修得到批准。茅以升从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毕业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 该校起初不承认他的学历, 故出题考核其水平, 因为茅以升回答极为出色, 故该校决定从此对来自交通大学的留学生一律免试入学。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 交通大学毕业生中在欧美留学及侨居海外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很多, 而且很多在当地成立了同学会组织。

1957年4月, 正值交通大学创建六十周年, 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河畔电子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交通大学在美同学会成员的赵曾珏与身在台湾的凌鸿勋联系, 认为台湾复建的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开展核科学研究, 但不应忽视与核子研究极其相关的电子学研究。鉴于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取代真空管, 促进了计算机工业和电子信息业的发展, 他力倡在台湾设立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 今后逐步扩大规模, 复建交通大学, 而且很多“交通大学在美同学会”的成员都愿意为此提供捐款与人员方面的协助。

凌鸿勋是中国著名铁道工程学家, 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回国后先后任陇海、粤汉、湘桂等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 对中国铁道事业贡献卓著, 被誉为继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圣人”。他曾任交通部南洋大学 (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校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 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上世纪40年代末, 他辞去公职, 在香港从事著译。50年代初去台湾, 任台湾大学教授, 1951年担任台湾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

当时交大毕业生在台当局“教育部”、“交通部”、“经济部”、“国防部”任职的人很多, 凌鸿勋迅速求得他们的支持。同年5月, 这4部门共同呈文“行政院”, 请求复建交通大学研究院, 设立电子研究所。1 0月, 台湾“行政院”决定, 准由“教育部”先行筹备, 凌鸿勋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委, 李熙谋为副主委, 全部办学经费只有50万元新台币, 在台北市罗斯福路设立办事处, 开始着手筹备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建设事宜。

1957年10月凌鸿勋、李熙谋等组成复建台湾交通大学筹备委员会

李熙谋也是交大校友, 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 继而考取浙江省留美官费生, 赴美求学, 191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曾执教于浙江大学、暨南大学, 兼任工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 交通大学在上海复校, 他返回母校担任教授兼教务长、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 在交大学生中声望很高。交大在台湾复校时, 他时任台湾“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委”, 居间与在美校友联系并负责募款工作, 出力甚巨, 方使交大复校的经费得以无虑。

1958年6月1日, “国立交通大学”在新竹市博爱街 (即现在的博爱校区) 复建成立, 当时全校仅有唯一一个电子研究所, 却由此奠定了未来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石。

由于凌鸿勋是学土木工程出身, 且年事已高, 因此由李熙谋担任校长兼电子研究所首任所长, 并由台湾大学电机系主任盛庆来协助处理所务, 教学与研究人员大多来自海外, 如张丹、许照、李学贤、杨进顺、方声恒、李新民、周德禄等, 当年即对外招生。在新竹校舍未建成前, 先借用台湾大学工学院教室上课, 所开课程有电磁波、电子管、电子实验、网络分析、近代物理、应用数学等科目。

1961年, 台湾“教育部”与国际电信联合会签约, 利用联合国特别基金, 在交大电子研究所之下设立电信电子训练中心, 交大在海外校友也向其捐赠了一批旧仪器设备。同年, 该所自行研制电视发射机试播成功, 由“教育部”组建教育电视台并正式开播, 成为台湾电视广播之始。

1959年建成的台湾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

1962年2月, 该所利用联合国特别基金, 从美国租用台湾第一部全真空电子管计算机 (IBM650) , 并成立电子计算机中心。1963年, 又自行研制出台湾第一部固态 (红宝石) 激光器;1965年研制出第一部气态 (氦氖) 激光器;同年还自行研制出台湾第一个平面晶体管和第一个集成电路。

1964年6月, 该校成立大学部, 设立电子物理学系及电子工程学系, 随即参加大学联招, 开创新竹地区大学本科教育之始;同年, 该校还建立一座半导体实验室, 开创台湾半导体研究的先河。1967年7月, 电子研究所正式改制为交通大学工学院, 包括电子物理系、电子工程系、自动控制系 (后改称计算与控制学系, 再改名控制工程学系) 和通讯工程系 (后改称电信工程学系) , 由原台大工学院院长钟皎光担任院长。

截至1967年, 该校总共培育出163位电子工程硕士, 为岛内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打下坚实人才基础。1968年, 该校获准增设电子研究所博士班, 1970年培养出台湾第一位工学博士, 即张俊彦。他后来先后担任台湾交大电子研究所教授、电子物理系主任、成功大学电机系主任、美国贝尔实验室VLSI Group高级研究员、交大工学院院长、电机资讯学院院长、电子与资讯研究中心主任及校长等职务, 自1964年主持研发硅晶体管开始, 1966年主持研制集成电路, 1970年主持研制砷化镓半导体, 1978年主持研制非晶硅半导体, 屡屡领导台湾电子研究的发展, 1977年与张瑞夫、郭双发等共同建立台湾第一个半导体研究中心, 90年代参与建立“国家毫微米元件实验室”。

1971年, 该校师生已增至7000人, 同年增设管理科学系, 次年又增设应用数学系、计算机科学系, 计算与控制学系复更名为控制工程学系, 1973年增设海洋运输学系及航运技术学系, 1976年增设机械工程学系及运输工程研究所硕士班, 同年开始参加“国科会”组织的“半导体组件及集成电路技术发展大型计划”。1977年, 该校半导体实验室改制为半导体研究中心;两年后, 开辟邻近的光复新校区, 分设理、工、管理三个学院, 并成立交通工程学系 (后改名土木工程学系) 、信息科学学系、光电工程研究所等。

该校成立至今, 为台湾培养出众多电子资讯产业人才, 其中就包括宏碁电脑公司创办人施振荣、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副总裁孔毅、联华电子集团董事长曹兴诚、大众电脑公司董事长简明仁、旺宏电子公司董事长胡定华、欣铨科技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志远、力太电子公司总经理林荣生、系统科技公司董事长宣明智、继业公司董事长邱再兴、合晶科技公司董事长蔡南雄、友讯科技公司董事长高次轩、凌阳科技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洲杰、晶泰科技公司董事长李进洋、联强国际公司总经理杜书伍、致茂电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钦明、汉民科技公司董事长黄民奇、光宝集团执行长林行宪、硅品精密公司董事长林文伯、华邦电子公司董事长焦佑钧、联发科技公司总经理卓志哲、群联电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潘健成、中华电信研究所所长李炎松、美国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陈永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磁波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及电机系教授孔金瓯等。

梅贻琦 (1889—1962年)

著名教育家。祖籍江苏武进, 出生于天津, 自幼熟读经史, 1909年考取清末第一批官费留美生, 1910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电机系, 1915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回国后应清华学堂聘请担任物理教师, 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 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 (由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而成) 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1949年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 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950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 翌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1955年赴台复建清华大学, 任校长, 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 并在新竹建造第一座核反应堆, 兴建核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1958年任台湾“教育部长”兼“长科会”副主委。1961年任“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委, 1962年当选中研院院士, 担任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委。同年5月病逝于台北。

杜兰特的励志故事 篇3

杜兰特的致敬对象是自己的第一个篮球教练，查尔斯-克雷格。20xx年4月30日，克雷格在一桩枪击案中不幸死于非命，时年仅为35岁。杜兰特为了纪念这位恩师，从大学时代开始，就一直身披35号战袍。“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杜兰特在谈到自己的背号选择时说，“我要让查尔斯的名字随着我的努力被世人铭记。”

的确，本赛季的畅甫扳晃殖浩帮彤爆廓杜兰特场均能轰下29.7分，从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二月末，杜兰特连续29场比赛得分达到25+，自从1986-1987赛季以来，仅有乔丹的得分纪录领先于他。在谈到自己的成就时，杜兰特丝毫未有骄纵之情，“我知道，我的所有成就都是因为他，我是为了查尔斯在打球。”杜兰特说。自从8岁时碰到克雷格之后，杜兰特便开始对篮球有了全新的领悟，“那个时候，他每天都会陪着我，教导我，”杜兰特回忆说，“刚刚听到他的噩耗的时候，我无法相信，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个玩笑。现在，我有机会让无数的球迷穿上我的35号球衣，每次我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想起当年他是如何教我控球，教我保持热情，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查尔斯永远活在球场上。”

楼上正解，克雷格是他的启蒙导师，克雷格在杜兰特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杜兰特他以后能进N畅甫扳晃殖浩帮彤爆廓BA，能成巨星，所以杜兰特说最好的方式去几年他就是穿上35号，就是他教练去世的那年的岁数.

杜兰大学和波士顿大学 篇4

1 大学体育教育的内涵和价值

体育不仅仅是体育运动的代名词, 更包含着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运动过程中所产生一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即体育文化。体育文化是人类自身需求的一种特殊反应, 也是人类在体育运动和体育生活中所创造的, 通过有形的运动技能、身体形态、运动器材及其他物质与无形的体育意志、体育观念、体育精神反映出来, 并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体育文化反应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征和价值观念, 并且对人类的体育活动起到规范和限制的作用。体育文化同其他种类的文化艺术具有相同的艺术属性, 是以身体形态及动作技能作为文化元素所表现出的一种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现象。

大学体育作为在校园这一特定的空间环境内所存在的教学内容, 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 以体育活动为内容, 以校园精神为特征的一种具有特殊表现形式的群体文化, 也是师生在体育教学及竞技活动中相互作用共同创造出的文化氛围。大学体育与高校的教育模式、管理模式及师生的生活方式等因素是紧密联系的, 也是大学校园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学习和娱乐内容。大学体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仅包含对校园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对校园精神风貌的展示, 同时代表着大学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特定的体育文化氛围, 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群体文化活动。

大学体育是高校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载体, 各项体育活动的开展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团结拼搏的精神,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全面发展学生的文化知识和体能, 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体育建设和发展的缩影。在追求科学文明和人才培养的校园环境中, 学生作为国家体育事业的发扬者和继承者应该将大学体育文化和精神与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相联系, 使大学体育教育成为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动力。

大学体育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 丰富的体育教学活动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使学生根据自身身体素质及兴趣需要制定个体化的体育运动方法, 有效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大学体育作为具有活动主体针对性和环境特定性的教学活动, 蕴含着一定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 是在总结、传播和发扬既往体育文化和精神基础上的一种创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大学体育的主流理念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积极继承了原有体育文化的一些特性, 并不断创新和开拓新的体育价值观念。

2 大学体育对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作用

当前大学的学科教学与研究正逐渐向学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方向发展, 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等领域的结合趋势尤为明显, 呈现出学科交叉、文理渗透、全面发展的教学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学体育应积极顺应素质教育的趋势, 将体育教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学科统一起来, 综合提高体育教学工作者和学生的人文素养。大学体育正面临着教学体制变革、社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给予和挑战, 作为一项具有时代特征的教学活动, 体育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基础、体育技能和综合创新能力, 同时还承担着培养学生体育文化素养,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教育使命。现代化大学体育教学目标的实现, 只有通过在教学过程中, 加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 使学生在具备良好体育素质的同时, 充分领会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大学体育动中所呈现的团结协作、公平竞争、自强不息等理念都是体育文化中的精髓所在, 这种积极的体育精神以大学体育为平台表现出了体育文化特有的魅力和功能, 对学生的综合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自我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以来, “团结、进步、友谊、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断融入大学体育活动之中, 使体育文化的内涵得到的进一步的诠释和发扬。大学体育项目是校园文化活动中最为活跃、广泛开展、参与人数众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娱乐活动, 其对学生人文素养产生的影响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 高校的教学目标就是将大学生培养集知识、技能、智慧、体魄于一体的全面人才, 大学体育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精神的最佳载体, 也是激发学生体育兴趣的有效途径。大学体育能够将理性文化与感性体育相结合, 以体育竞技、体育知识、体育表演、体育运动、体育锻炼等丰富的形式充实教学内容, 为师生提供展示自我的一方舞台, 积极宣扬了体育与文化并重的永恒理念, 对校园文化和校园精神的建设及发扬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体育文化中所宣扬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精神正是高校教育所追求的人文精神, 大学体育的发展和传承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体育知识、修身养性、传播健康的生活理念, 同时可以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气氛, 为学生构建发挥特长的文化平台。体育竞技中所重视的自由精神、创造精神、挑战精神、服从原则精神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文素质。大学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培养学生顽强拼搏的精神品质, 有利于发扬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的社会风尚, 有利于树立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自尊心, 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体育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塑造学生的精神境界、人格品位及民族精神, 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开展的目的就是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使学生通过体育文化和技能的学习, 积极参与体育活动, 领会体育精神, 有效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及其他人的关系, 具备协调发展的理性、意念和情感等价值能力。大学体育文化是实现人文素质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形式, 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认知能力、思维品质及行为价值。

3 结语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高端的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表现出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科技时代独具的技术性使人与人的关系逐渐淡漠, 失去了对社会及他人的热情, 人文素质急剧缺失, 产生了高端科学技术与低素质专业人才的社会矛盾。大学体育应该正视自身有利的教学引领地位, 以人文素质培养作为教学的切入点, 提高校园文化的品味和格调, 消除浮躁、功利、媚俗、缺乏诚信和人文关怀的文化氛围, 积极促进校园的精神文明建设, 营造良好的人文气息和人文氛围。

摘要：大学体育是素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基础体育教学、教学评价与体育竞赛等形式提高学生的体育意识, 促使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行为习惯, 并通过各种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 使学生懂得人际沟通交流的基本原则, 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本文通过阐述大学体育的教育内涵和价值, 分析大学体育对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作用, 明确大学体育与大学生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 为大学体育教学及体育文化建设的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体育,素质教育,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白莉.校园体育文化与大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之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 (10) .

[2]王威, 邢燕升.高校体育文化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作用探析[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0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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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喆.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及作用研究[J].内蒙古体育科技, 2011 (1) .

[5]张国阳.对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缺乏问题的分析及应对策略[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2) .

杜兰大学和波士顿大学 篇5

关键词：募捐组织结构,清华大学,哈佛大学

一、引言:良好的组织架构是大学募捐得以发展的保障

大学募捐机构是大学募捐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保障,不同的组织结构安排,可能出现不同的募捐效果。探讨中美大学募捐组织结构的异同,可以更深刻地反思我国大学募捐组织设计的特点和不足。本研究选取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为个案,对两所大学的捐赠组织机构进行比较,试图分析两所大学捐赠组织的结构、人员配备、激励机制等问题,以期对我国大学募捐机构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和制度思考。哈佛大学具有超强的造富和吸金能力, 近370亿美元的资产数字,足以让哈佛大学稳居世界大学“首富”的位置。清华大学的业绩虽与哈佛相差甚远,但作为年轻的捐赠组织机构,其筹资业绩有目共睹。2009—2013财年,其捐赠资产及社会捐赠收入一直位列国内大学榜首。

二、案例分析: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募捐组织机构及其运行特点

组织治理是一个过程,它不仅包括组织的整体运营,还包括人员配备、激励机制等要素。大学的募捐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组织,非营利组织治理强调组织内外部协同治理机制。

(一)募捐组织的结构特点

公共管理理论认为, 组织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与其组织的架构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实践表明,组织的复杂程度与其结构的差异性以及纵向管理层级数成正比。“简化”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公共组织设计的基本标准,大学募捐组织机构也具有这一特点。

1. 清华大学 :募捐组织为直线制结构 ,具有扁平化、单一化特点,投资部门发展较为缓慢。清华大学的募捐组织结构类型为直线制, 其特点为管理结构简单、人员数量较少、组织结构扁平、单一。其组织分为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两个部分,均隶属于清华大学。1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清华大学校友总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是清华大学留美同学会和清华大学同学会。1913年,清华大学海外校友本着“振作校风、联络情意”的宗旨在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发起了清华大学留美同学会,并下设美国东部和中西部两个支会。1920年,随着校友规模的不断增大,清华大学校友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设置了校友分会。其主要职责是编制同学录、联络校友、募集捐款、赞助母校等。1981年,清华大学70周年校庆时,成立校友总会理事会,后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目前, 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在国内下设140余家校友组织,与海外10多个国家40多个地区的校友保持密切联系。这些校友构成了清华大学不可小视的捐赠收入来源。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有8个职能部门,由校友办公室、校友研究室、发展部、年级部、地区部、协会部等部门组成。2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2]。该基金会是我国第一家大学教育基金会,它凭借清华大学的品牌影响力,已发展为筹资、管理、资金运作体系相对成熟的基金会 ,2013年6月被评为 国内基金 会的最高 等级———“5A级社会组织”。基金会的资本运营、人员管理与校友会、院系之间各自独立,其宗旨是通过争取社会捐赠以推动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该基金会的组织机构具有扁平化的特点,共设立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理事会与监事会;第二层级为秘书长; 第三层级为下设的8个业务部门,分别是大陆部、亚太部、欧美部、项目管理部、综合办公室、公共关系部、财务部、资金运作部。在海外设立基金会是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主要特点之一。1998年以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先后在美国、香港、欧洲设立了分支机构,专门负责海外地区的筹款工作。

“除了在国 内建立基金 会 ,我校也是最早在 国外建立基金会的大学。但是,这是一项长期的回报过程。我们调查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国的校友比较多,在美国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可能自己生活有富余,但是想在他们那里获得捐款,还不到火候,他们毕竟还需要资金发展自己的事业。像邓峰等毕业生的捐款不可能仅仅只有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有评价指标:毕业生的捐款率,短期来看国外的校友没有太多业绩,20年后会是一个遗赠的高潮,一定要长期的跟踪一个人,国外的经典案例都是这样的。”1

此外,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还聘请了专业的资金运作团队,其投资分布主要为理财类、证券类和一些长期投资产品等。2013年,清华基金会的捐赠投资收益在国内大学基金会排名第一,为18391万元[3]。但是, “稳妥”与“规避风险”一直是基金会投资的一个重要宗旨,主要是由于大学基金会资产的公益性属性决定其必须确保投资资产的安全性。

2. 哈佛大学 :募捐组织为直线职能制结构 ,权责明确、分工具体。哈佛大学的募捐组织结构类型为直线职能制,这一结构类型分工较为精细,既能保证统一指挥,又能保证各部门对自身的工作负责,效率较高。哈佛大学的筹资组织结构主要分为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两大类,包括哈佛管理公司、风险管理与审核服务、发展办公室、财务部[4]等多个筹款及投资管理部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三个组织机构,即校友事务与发展部、哈佛管理公司以及财务部门,三者良性的运营以及默契的合作逐渐成为哈佛吸金器的发动机。1校友事务与发展部。哈佛大学的副校长是该部门的主管,主要负责吸引校友捐赠以及其他相关筹款工作。该部门下设校友联盟与通讯部、发展服务与管理部、档案信息管理与学校发展办公室等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每个学院都下设了一个校友办公室,主要有三大任务:第一,为每一次校友聚会以及为有关校友捐赠的重大事件提供信息。第二,负责学院校友网站的所有工作。第三,发送和回复解答有关对校友服务的邮件。这些分支学院校友事务部门的工作主要通过 哈佛大学 校友联盟 (Harvard AlumniAssociation,HAA)的对外信息平台完成。哈佛大学的校友捐赠率为48.7%。保持与校友特别是与那些富有、知名校友的联络,发展友好关系,是哈佛筹资成功的密诀。2哈佛管理 公司 (Harvard ManagementCompany,HMC)。该公司隶属于哈佛大学的执行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捐赠基金,以“滚雪球”方式使已经筹得的资金保值、增值。公司成立于1974年,近40年来 ,哈佛管理公司本着经验、创新、风险管理和执行四大理念创下了令许多中小型国家望而却步的惊人筹资记录, 其捐赠基金总额达到了364亿美元。在过去的20年里, 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年均回报率为12.3%。截至2014财年,哈佛管理公司为哈佛大学贡献了近1/3的运营经费[5]。如此骄人的筹资业绩当然离不开良好的筹资项目设计,但更得益于哈佛管理公司筹资、投资等部门合理的组织运作设计。哈佛管理公司主要有七大职能部门, 他们分别是业务部、信托与捐赠部、行政部、投资与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合同部以及信息技术部(见图1)。每个职能部门分工详细而明确,并下设分支部门,共同保障公司的顺利运转。3财务管理部。该部门隶属于校长办公室,由大学的副校长负责。部门下设财务管理、计划、预算、控制、风险管理和审计服务等日常的学校财务管理与运营事务,还设有资助项目管理部门为特定筹资事务。如,资助项目 管理办公 室 (The Office for SponsoredPrograms,OSP)的基本职能是协助哈佛大学的各个研究与教学团体申请资金援助,并且在每个环节帮助申请者进行项目设计。

(二)募捐组织机构的人员配备

任何组织的设计仅为系统的运行提供一种可依托的框架,如使框架发挥作用,还需要人员的操作。作为非营利的大学劝捐组织,其人员的选配对大学的募捐业绩乃至大学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1. 清华大学 :人员配置以行政手段为主 ,且专业化程度不高。作为国内劝捐起步较早的大学,目前清华大学劝捐组织的人员配置方式一般以行政手段为主,市场机制为辅。由于近些年清华的募捐业务与市场联系的越来越紧密,部分工作人员常采用聘任制的方式。以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为例,它隶属于清华大学理事会,理事长由副校长担任。基金会成立伊始,其工作人员主要由清华大学的校领导及教师兼职担任。而今,机构不断发展壮大,拥有理事25人,他们分别由清华大学内部教职员工(20人)以及校外人士构成(5人)。校外人士主要来自投资金融公司 ,如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等。具有清华大学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仅占其机构人员总数的1/3。由于基金会工作的分工越来越细化,急需专业人员的加盟成为清华大学基金会面临的问题。一位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指出:

“我们现在 的工作量 逐年都在增 加 ,在编人员就那么几个,经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我们现在也开始招聘一些人手帮忙,但是由于没有编制,相关待遇又跟不上,人员的流动性很大,不停的招聘新人,另外他们从了解到熟悉业务需要一段时间,这又无疑增加了我们的工作负担。”1

“保值增值仍是清华大学基金投资的重要任务。基金会不会具体地参与投资过程,会聘请专业人员来做,但投资风险我们还是很重视的,我们不太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稳中求进是我们的目标。否则一旦出现风险,目前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政策保障,领导们也都是相当谨慎的。”2

2. 哈佛大学 :人员配置标准严格、专业化水平较高且擅于发挥志愿者的作用。正如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简·蒙蒂洛(Jane Mendillo)所言,公司的唯一使命就是通过长期的资本投资,支持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发展。长期以来,哈佛管理公司通过内部投资专业人员以及第三方的经理人开创并实现了独特的捐赠基金管理方式———“混合投资模式”[4]。专业的运营理念一定需要业务过硬的团队来付诸实践。哈佛大学的人员构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人员配备校内外兼有。哈佛大学捐赠组织机构的人员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大学内部工作人员和外聘专业投资人员以及理财经理。不同捐赠组织机构对人员的专业背景、人数规定、经验、隶属的学校领导等皆有不同。如,哈佛管理公司的运营是由其执行委员会负责,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哈佛大学的司库、校长、主管财务的副校长、哈佛管理公司总裁等人组成。委员会主席是哈佛大学的司库,其他委员的任命由哈佛大学的校长和董事会负责。哈佛管理公司的雇员有200多名,除本校的财务人员外,公司专门聘请华尔街金融投资人士加入,逐渐成为了专业、高效的筹资和投资团队,校内与校外的工作人员共同打理哈佛大学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面对大学非营利性、学术性等独特的组织特点与金融市场效益最大化的矛盾, 其2014年新任的市场负责人史蒂芬·布莱斯(Stephen Blyth)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HMC的资深专业投资人士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遵循哈佛大学内部的运营[5]。哈佛管理公司的高管也应深入校园开设讲座,在校友和捐助团体中游说。此外,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应定期与哈佛管理公司的专业人员在大学的项目以及有关学校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上进行讨论。第二,大学校长亲自挂帅,权责明确。衡量校长在任期内的业绩,其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造富能力。为此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学校争取资金。他们游走于美国甚至世界各大洲为学校筹款,还在当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参与访谈、演讲为学校筹资。如哈佛前任校长“筹资大王”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在任职期间以日均100万美元的记录,在任期6年期间募款26亿美元 ,创下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筹资记录。此外,哈佛两个副校长分别负责校友与事务发展部以及财务管理部的工作,其部门成员组成主要源自哈佛大学内部。第三,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多元化。除了招募大量投资、金融背景的专业理财高手外,其他的捐赠管理部门如校友事务与发展部、财务部门等只要求少量的金融专业背景, 其成员的专业背景包括公共关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专业[6]。如OSP有自己的专业管理团队和培训团队, 其中仅报告高级分析师就有67位,每位都有自己对口的赞助商、客户、业务合作伙伴等, 为其学校需要申请资金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帮助,因此机构人员的多元化背景是十分必要的。第四,大量筹资志愿者的加盟也是哈佛大学人员构成的主要特色。哈佛大学特别注重与校友的情感培养,校友对学校的认同度极高。因此,在历年的常规筹款和大规模筹款前的前期筹划都离不开其校友志愿者的参与与付出。

(三)募捐组织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非营利组织机构运行的助推器。认识和了解大学筹资组织激励机制的状况与特点,有利于促进大学教育基金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授詹姆斯认为,在非营利组织中如果缺少激励,其成员的能力发挥会不足20%~30%,但反之,他们的潜能可以发挥到80%~90%, 而这种激励机制在大学劝捐组织中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我国大学募捐组织在激励机制上基本带有较深的“体制内激励”的组织烙印。近年来,清华大学基金会的投资收益显著,但假使投资失败,基金会就会面临年审的不能通过、评估不能达标等问题,其建立宗旨与公益性属性就会遭到公众质疑。因此,组织对员工的激励机制分为正式激励与非正式激励。正式激励主要体现在奖金和福利两个方面,但相比工作人员为学校争取的大笔资金来说,这种激励只能说是九牛一毛。

“我们基金会的在编工作人员和大学的其他员工一样拿的是工资,享受的是大学教师的待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国外的大学都是拿绩效的提成,这个我们比不了,我们这样的公益组织,讲的就是奉献和信任。但是没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其各方面的保障就差一些,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为了鼓励他们的干劲应设计一些好的激励方式,但是我们没有。”1

与国外的大学教育基金一样,国内的大学基金会虽然是大学的一个职能部门,但在法律规定中它依然是独立的法人。而与之不同的是,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大学基金会完全采用的是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所有为大学争取社会捐赠或使捐赠基金保值增值的人都会按其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奖励。如哈佛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人都是高薪聘请的华尔街精英,人人身价不菲,年收入达几百万美元以上,是哈佛大学校长年薪的几倍。在哈佛大学教育基金会,下级比上级的收入高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三、加强募捐部门的组织结构建设,提高我国大学社会捐赠的有效性

基于以上案例的分析,为提高大学组织募捐的有效性,我国大学应从以下4个方面改进:

(一)我国大学捐赠组织结构相对单一,募捐组织的独立性有待加强

相比哈佛大学捐赠组织机构市场化的运营机制,我国大学捐赠组织机构由“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极为严重,大学内部在编人员所在比例很大,捐赠组织部门仍然作为大学的一个行政部门存在,理事会的领导大多由学校的党政主要领导兼任。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可发现, 基金会在生长初期,尚未发育成熟且尚未拥有一定的公信度,而其成长和发展需要依赖政治资源获得其生存的“养料”。“政府尽管对基金会有所依赖,但是其程度远远小于基金会对政府的依赖,即两者为‘非对称依赖关系’。”[7]这就可以解释我国大学基金会为什么始终没有摆脱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缺乏参与社会竞争的实力。一位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谈到:

“基金会中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因此募捐的业绩与工作人员利益没有直接相关,由于编制问题的限制, 很多激励的机制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没有相应的机制。体制中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很多新来的员工没有编制和户口,缺乏一种归属感,自然不能激励他们。没有优厚的待遇我们也不能吸引人才。”2

在我国, 大学是支持其捐赠组织发展的原生力量, 大学应将建设捐赠组织的步子迈得再大一些,从人、财、物等方面解决其生存困境,改变其对原生力量的依附性,培养其独立生存能力,逐渐建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捐赠组织。

(二 )应明 晰 我国大学 募捐 组 织 的 非营 利 属 性与投资行为特点

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会的保值、增值。”这一规定是国家对基金会从事资金运作活动的认可,但是由于规定不够具体,仍然有多数大学在捐赠基金投资方面不敢放开手脚。这不仅仅是这一所大学的“顾虑”,也是我国多数高校的“困惑”。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首先,大学基金会普遍缺乏投资理财的理念。所谓“投资”就是要进入市场,进而伴随着风险。其次,《基金会管理条例》还规定基金会投资应当本着“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条款的表述较为开放但不够具体,具体投资活动的决策权应交由基金会的理事会决定。该条例还指出,“基金会理事会如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而致使基金会造成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款的出台又对基金会的投资行为提出了科学、理性的要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却束缚了大学基金投资的手脚。再次,对大学非营利组织的属性与投资行为认识存在误区。一些人认为大学是非营利性的组织, 大学基金会也是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而且所有的资产都来自校友和社会的捐赠,从而判断基金会无权从事资金的运作活动。非营利性的实质不是大学所属的基金会不能营利,而是营利不得用于基金会的内部分配,增加内部人员的收益。把握了这一原则, 大学基金会的资金运作行为不仅不应受到质疑,反而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

(三 )我国大学 募捐 组 织 工 作 人 员 的 专 业化程 度有待提高

大学募捐人员的遴选关系到筹资组织机构的顺利运营,他们是大学社会捐赠项目的设计者、执行者、协调者。而我国目前大学募捐组织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仍然不足。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高校,对筹资人员的筛选非常严格。一些州的法令要求从业人员必须修完公共关系学、筹款学、慈善学、法律等与筹资相关的课程,并取得“筹资资格证书”方可从事该行业。社会捐赠的获取已经规范化、制度化,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渠道[8]。如提高我国大学募捐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首先应考虑在大学推行劝捐人员的资格准入制度, 引入市场机制高薪聘请专业劝捐人员,每年进行绩效考核,优胜劣汰。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开办“公益大学”,专门为公益事业培养人才。就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来说,培养为之服务的专业人才言之尚早,而选择大学与基金会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妨可以尝试,即在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的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开设关于公益事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课程,培养学生较为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学院应与学校所属的基金会或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基金会形成合作培养人才的关系,给学生以实习锻炼的机会。此种做法,既可保证学生真正了解大学筹资的真实运作情况,也可为日后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其次,基金会应尝试聘请一些知名度较高、愿意参与公益活动的社会贤达人士以及校友为荣誉会员,他们可以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大量社会资源帮助大学寻找更多的潜在捐赠人。同时,这些人士的社会影响力对大学基金会公信力的确立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我国大学募捐部门引入激励机制势在必行

由于组织的非营利性,如果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就会导致员工的工作热情和自我满足感降低,组织运营效力下降。相比国外一流大学募捐组织激励机制的运作,我国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激励机制作用不大。主要表现在筹资部门工作人员的实际付出与其微薄的回报不匹配。第二,价值激励比较脆弱。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要有超脱利益的特性。而改革开放以后,非营利组织的运作难免且普遍被经济利益所包围,这就使大学募捐组织的价值激励处于比较脆弱的境地。因此,为使大学募捐组织机构更好地运转,应从顶层重新考虑激励机制的设计,注重培养和激发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不能过度或过少地采用物质激励,应平衡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激励,结合正式的激励与非正式的激励,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筹资组织激励机制。

说说中学“选修”和大学“先修” 篇6

一、中学选修课及其开设

选修就是学生从指定可以自由选择的科目中选定自己要学习的科目。其实, 选修是新课程的一个术语, 是课程结构调整中的一种课程类型, 和必修相对, 必修的主导价值在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共性, 而选修的主导价值在于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 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目前, 中学选修课程还分限制性和非限制性两种, 即指定选修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

福建师范大学张必科博士等研究发现, 我国的中学选修课程的开设始于清末民国初期, 当时的文、实两科相当于现在的文、理两科。正式实施选科制是在“五四”前后, 考虑到只有必修不利于学生能力和个性的发展, 课程繁杂陈旧不合社会发展和各地的需要, 加上当时国外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选科制成为历史之必然。南京政府成立后, 选科制又逐步取消, 其原因主要是学分制存在弊端, 分班困难、经费紧张、教材缺乏, 诸如此类。

新中国成立后, 中学课程设置也可谓一波多折, 但在课程的实用性、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方面, 一直进行着不懈探索。1977年恢复高考, 由于高考的巨大影响力, 直接影响着中学课程的设置。

二、中学选修课呼唤高中学分制

学分制是一种以学分进行教学组织和管理的运行机制, 起源于18世纪末德国的“选课制”, 是以学生选课为前提和基础, 以学分计算、衡量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状况的教学管理制度。

高中课程结构改革顺应世界趋势, 采用学分制、减少必修科目及其课时数、增加弹性选修科目及其课时数, 以此增强高中课程的可选择性, 可谓之“发展的主旋律”, 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和发展的机会, 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为了准确全面地衡量高中学生的学习状况, 供学生在转学、毕业、升学、择业等事项中有统一的比较、评判标准, 学分制应运而生。

三、学分制有利有弊, 选修仍需慎重

课程方面实施选课制, 是一种理想式举措, 它便于学生灵活地选择课程, 甚至自由地选择任课教师、修读方式和学习进程。现行的新课程分“模块”, 便于“组合、调配”, 学生的选择空间和自由度都比较大, 有点类似于高校的“选课 (科) ”, 出发点是“打破框框, 因材施教, 争取主动学习, 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 把高中生从‘考试文化’中解放出来”。

学分制改变了考核评估的方式, 改革了传统的“统得过死, 机械刻板”的弊端, 更能满足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的需要。学分制作为一种导向, 有利于学校素质教育的完善和实施。社会和科技的发展, 对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基于这些情况, 学分制还有调控课程体系设置的功能。如现行的课程体系中增设了反映现代科技成果的拓展型课程、注重社会实践能力的研究型课程等, 这些课程不仅“计入学分”, 还纳入教师的业绩考核。

学分制让课程有一定的弹性, 学校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既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更有利于学校创“特色”, 有利于教师素质的再提高。学科前沿知识、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知识、专业知识的拓展, 都向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诚然, 高考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高考考什么咱就学什么”一直被学生看作是一种策略, 加之选修课也有难有易, 学生往往避难就易“凑学分”, 学校管理方面有难于操作的问题, 导致选修课的质量有时得不到保证。评价方式也有待完善。但选修利多弊少, 必将推动中学课程体系及教学管理的改革。

四、部分中学开设“中国先修课程”

北京大学计划与部分中学合作试点, 开设“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从2013年春季学期开始, 全国部分中学在现有高中选修课体系里, 在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和历史等基础学科领域开设微积分、电磁学、大学化学、中国古代文化、中国通史 (古代) 五门“中国大学先修课程”。

北京现有不少国际高中开设了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AP) 即Advanced Placement。北大试点的中国大学先修课程并非AP课程的中国版, 而是结合我国基础教育特点而进行的一种探索。它主要针对高中二年级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修, 选修课成绩将作为大学自主选拔录取时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条件成熟时, 对于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 经审核认定, 入学后可减免其相应的大学课程学分, 免修相应课程。

其实, 早在2011年, 北大附中、北京十一中学等学校已开设了此类课程, “以满足学生自主发展的要求, 避免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无意义的重复学习。让部分中学特优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得到更好的锻炼, 让他们提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

按计划, 2013年秋季学期起还将陆续推出线性代数、几何学、力学、热学、光学、近代物理、化学前沿、经典名篇选读、世界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十余门先修课程, 力争3年内扩建成30门左右不同学科的先修课程, 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个性需求。

北大与部分中学合作试点, 这“部分中学”主要是一些素质教育成绩突出, 学生基础扎实、习惯优秀、能力见长、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学校, 如具有北大“校长实名推荐”资格学校等。首批师资培训已于2013年2月中旬在北大进行。

作为一个项目, 将由大学和中学的相关人士组成“‘中国先修课程’委员会”, 负责规划、组织、指导和实施。相应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已由北大资深教授和试点中学的骨干教师着手制定。清华、浙大、复旦、天大等一批知名高校陆续开展这方面的试点。

五、赞成开设大学先修课的理由

教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目前的高考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大学与中学的有机联系。大学先修课程可以较好地解决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衔接问题, 这一点国外的实践和研究已经表明, 美国的AP课程早在1955年就开始实施。

开设好先修课可以满足学有余力的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 中学生能获取接受大学培训辅导的经历, 求知欲和好奇心能得以满足, 能开阔视野, 提升素质和能力。先修课开设有利于大学选拔优秀人才。都知道高精尖人才的“选苗”工作很重要, 而尽早“选苗”“保苗”更有利于“早出人才, 出好人才”。有利于优化选拔方式, 摒弃“单一的以分数标准来录取人才”, 更有利于抑制著名重点高校招生时的不正当竞争。

六、中学教师对开设大学先修课的疑虑

按课改要求, 普通高中课程分知识拓展、职业技能、兴趣特长和社会实践四类, 鼓励学校开设更多选修课旨在引导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学习、自主发展, 以利于有个性的多样化人才的“脱颖而出”, 然而大学先修课程的开设, 有意无意中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更有揠苗助长之嫌。“让高二学生先学大学课程”, 有违发展规律。

部分中学先行试点, 这“部分中学”很难确定, 容易让兄弟学校盲目效仿, 打乱中学的正常教育秩序。

大学的“抢夺生源战”愈演愈烈, 大学名校的“掐尖”也由来已久, 多数大学分别开设先修课程, 有将生源抢夺战延伸至高二之嫌。

美国高中生选修先修课也已蔚然成风, 但有很多大学生基础不扎实, 进了大学却需要补习高中课程, 这样的事实也确实是“前车之鉴”。

再说, 先修课师资如何保证, 多元评价的方式又让可信度大打折扣。要知道, 很多高中学生选择大学和专业都有很大的盲目性, 多数是按高考的分数来定夺自己的前途命运, 相当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很难从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考虑报考学校和专业, 更不用说让高二的学生来选择先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