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新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新（精选6篇）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新 篇1

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建设来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不少研究者努力寻求新的“学科话语”, 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理念。像是唐小兵提出的对文学作品的“再解读”, 不仅为着具体文本的重新阐释, 而且与“现代文学史重构”的目的相关;还有一些学者对“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重新编写, 涉及的文学材料、文学现象都比过去更加具体而感性, 对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很有帮助。在目前文学史的认识和编写不可能存在统一标准的情况下, 学者们有极大的探索勇气, 但我们仍旧感到缺乏像《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出来的魄力和灵活性。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 编者们对美国文学、对构成美国文学的作家与作品, 用各自的哲学思潮来加以阐释和理解, 把他们放在不止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一个作家或作品除了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学思潮等角度来审视外, 还从性别、地区、种族或民族遗产等角度来考察研究, 没有像过去一样把美国文学史看成是一个“连贯地讲述的”、“统一的完整的故事”, 而是强调文学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这显然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是一致的。新历史主义注重历史的积淀过程即对过去历史认识 (historization) 的考察, 强调类似于地层研究一样去发现历史的断层, 注重把每一层揭开的挖掘过程, 将断裂和连续联系起来, 回到研究的历史语境中反思对过去的认识。我们不可能完全绝对地回到和重复过去, 新历史主义的挖掘过程是以现代的意识和眼光来挖掘, 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并打上当代人的烙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和批评方法可以给文学史写作以启示, 那就是用更多样化的眼光看待身前的文学发展轨迹, 关注那些过去被忽略的细节和边缘材料, 要有用当代眼光重新理解历史的勇气和胆量, 要有深究过去文学史叙述本身存在的盲点和误区的意识。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及文学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文论史的写作中必然会涉及历史观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还需要我们具体分析。比如说历史观的定位是从官修史的角度, 还是野史的角度, 都会造成文学史的不同面貌, 并不能盲目地认为哪一种写法更科学、更完备, 而应分析具体的文化背景, 力求更有效地对文学的发展规律作总结。的确, 并不是出现了新历史主义才引发了我们对文论史写作的思考, 但我们恰好可以从中借鉴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却是我们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目前, 新历史主义文论在发展中对自己的种种不足也有较清醒的认识, 这是它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文论的比较强烈的自省性。新历史主义学者在批评实践中对最初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批判态度, 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艾伦·刘 (Alan Lin) 在对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研究中就“一方面最严格地执行着新历史主义方法, 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方法作最彻底的批判”, 这应该是新历史主义理论自身前进的标志。

对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文论流派, 我们不能作简单的分解, 而应从各个方面领悟它的精神, 分析它的价值, 真正汲取它内在的艺术理念与相关的实践精神。我们深知, 作为一种对文学与历史的思考, 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探索远远没有终止, 对其理论本身的思考和质询也是无法穷尽的。新历史主义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文论主张, 但它提出了问题, 使我们有思考和解决的可能性, 也正因为它还存在着不足, 才使我们有改进创新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值得为之执著的问题。

文学在历史中回眸, 它的眼光必定睿智而悠远。

参考文献

[1]姚乃强.“美国文学史”的变迁及其启示.外国文学评论, 1996, (3) .

[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2.8, (第1版) .

新农业富翁　小有小的玩法 篇2

细数那些大富豪们一掷上千万、数亿元资金，进入农业领域的搏杀历程，不难看出，最善于攫取财富的他们，对中国这个最赚钱的行业都心动不已。当然，大富豪们可以凭借着资金的实力、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把握和多年搏杀的资源纷纷入场，其实力与大手笔是小创业者根本无法企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大富豪们才能玩转农业投资的利润。

正因为农业包容万象，天上飞的，山上种的，地下跑的，地里埋的，到处都有商机，因此才注定其对创业者更具空间。所谓大有大的手段，小也有小的玩法。关键是看你会不会玩，会不会寻找适合自己的那片空间。

打工仔赚了百万元

人要想致富，就要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一位打工仔，就因为发现卖给酒楼的螃蟹被特制的绳子所捆绑，而那绳子正是一种长在海边的天然水草，马上意识到那种水草是可以卖钱的。在瞅准这是一个致富的机会后，他干起了专门卖水草的行当。没多久便创办了水草公司，竟然日进斗金，一举赚了个盆满钵满。

如果说创业者还希望有白手起家的机会的话，在农业中寻找似乎更为容易一些。

今年33岁的李可平出生在重庆市巴南区一个偏僻的乡村。1986年7月，李可平怀里揣着母亲从亲戚家借来的30元路费，和同乡一起到深圳打工。老乡介绍他们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零工。工地的活儿重，几天下来，李可平的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他根本受不了高强度的工作。

同乡看到书生气十足的李可平确实不是干建筑的料，就叫他自己去找工作。就这样，李可平离开那里，一个人到劳务市场去转。然而一连好几天，他都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李可平这才意识到，在外面混饭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李可平快要绝望的时候，很幸运地，他遇到了一个水产养殖场的老板。老板看李可平很可怜，就叫他到他的水产养殖场打杂，工资只有200元。李可平感激还来不及，哪管工钱多少。

养殖场里面有一个500多平方米的养殖池，李可平主要负责螃蟹的饲养和池内清污工作。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比建筑工地要小得多，但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小时。

养殖场的螃蟹主要供应深圳的各大酒楼，要求新鲜。每天早上三四点钟，李可平就要和工友起来，一起用网把大一点的螃蟹捞起来，然后再用一种特制的绳子绑好螃蟹，再由工友骑着摩托车专门送去。

后来李可平才知道，那些绑在螃蟹上的特制的绳子，是一种长在海边的水草，一些打工仔用镰刀把它们割下来晾干，每公斤可以卖到6元。而用这种廉价的水草绑在螃蟹身上，却可以使螃蟹卖个好价钱。

有一天绑螃蟹的绳子用完了，老板叫李可平到海边的打工仔那里去买。到了那里，李可平见这些打工仔的屋前屋后全部是这种草，就好奇地问：“这种草好种吗？”对方回答说：“哪里还用种哟，这种草很好长，割了不到一月就长出来了。”

李可平很是诧异：“那你们赚钱不是很容易吗？没有什么成本。”可对方称，他们并不赚钱，因为这种草割下来晒干了才能买出去，但韧性差、易折断，浪费很大。他们卖水草刚够糊口。

李可平平时也看到工友们用水草绑螃蟹时丢弃了很多折断的水草，浪费不少。他突发奇想：要是这种水草韧性如果好一些，买主肯定会更多，如果能够专门做水草生意，也应该是一本不错的生意经。让李可平心动的是，这种生意无需成本，因为这都是天然资源，不用投资。买了水草后，李可平拔了几窝新鲜的水草带回了养殖场，随手把一份儿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一份儿放在屋子里阴干。

几天后，李可平意外地发现，阴干的水草韧性比晒干的好得多，这个发现让他欣喜不已。

他想，要是能将水草阴干后再卖，水草质量保证了，肯定能打开销路，这样完全可以在卖水草上大赚一笔。

李可平想到这，立刻找到老板，他希望能在空闲的时候去海边割水草，保证比外面的水草结实。老板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眼，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表示只要质量好，不影响正常工作，他愿意工资照开，割回阴干的水草还可以用同样的价格购买。

这让李可平兴奋不已，他似乎看到一个财富的魔方。就这样，李可平每天忙完自己的工作后，就到附近的地方割回水草，放在树阴下和屋里阴干。

由于李可平的水草韧性好，老板很满意，甚至附近的几家原本不用水草的老板都来他这里买。第一个月下来，李可平靠卖水草就赚了900多元，是他当时工资的好几倍。

李可平认定卖水草会大有市场，只要质量有保证，赚钱就很容易。由于他在水产养殖场上班，时间非常有限，他就把工作辞了，打算找人和他一起经营这种无本生意。

辞掉工作以后，李可平在珠江口岸租了一间铁皮房并从老家叫来两个帮手，帮他割草卖。他租住的房屋后面有一大片树林，这正好用来阴干水草。就这样，李可平开始了他专职经营水草的生涯。

那是一段十分劳累但很快乐和充实的日子。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李可平就和两个老乡一同起床，然后分头开始割水草。晚上，3人回家后，他们再把树林已阴干的水草打成捆，等待客人来买。

生意越来越好，但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水草晒干只需要一天，阴干却需要4-5天，时间一长，割下的水草无处可晒，阴干的水草也供不应求，导致很多老板来时都无草可卖，要把这种生意做大，就得想办法怎样缩短晾晒时间。李可平一直琢磨这个问题。

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雨，李可平晾晒在树林的水草全部被淋透了，变得十分柔软。李可平原以为这样的水草一定会烂掉，但晾干后他却意外地发现，淋过雨的水草比阴干的水草的韧性还要好。这是不是晾晒水草和提高韧性的新方法呢？李可平马上对此进行了实验，他把已阴干的水草分别用淡水和海水浸泡，待柔软膨胀之后才捞起来晾干比较，他发现，在海水中泡过的比在淡水中泡过的韧性还好。随后，李可平把在太阳下晒干的水草和树林里阴干的水草拿到海水里面浸泡，捞起来后，晒干的水草继续晒，阴干的水草继续阴干，两者一比较，其韧性相差无几，而且他还发现，经过太阳晒干的水草颜色更好。

李可平为这个发现而兴奋，他将水草用海水浸泡后在太阳下晒干，彻底解决了水草韧性不好和晾晒周期长的问题。因为水草质量好，附近很多老板都点名要他的草，他的生意越来越好，人手也越来越紧张，以前那些原本靠卖水草为生的打工仔的生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对此，李可平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干脆把他们请来给他割水草，他给他们发工资。10名工人高高兴兴地成了李可平的工人。

人手多了，附近的水草资源有限，李可平便用赚来的3万多元积蓄买了两台拖拉机，每天用拖拉机把工人拉到更远的地方去割草，割好后再拉回来浸泡晒干。这样，李可平的成品水草一下子由以前的每天100多公斤提高到近两吨，销售额达到数千元。

这时，李可平把水草的作用进行了概括，水草可以吸收水内的有害物质，从而净化水质，减少换水次数；水草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增加水中的容氧量，为鱼儿提供充足的氧气供应；水草可以给一些草食性鱼提供饲料，生长良好的水草可防止藻类的滋生……在这样的宣传下，更多的养殖场和农贸市场的客户认识到水草的好处，李可平的水草生意更好了。

为进一步扩大销路和销量，适应市场的需要，李可平还专门聘请了业务员出去推销，让水草能够销售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当初李可平只是想卖水草糊口，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把水草经营成了自己的事业。

被狐狸迷住的大学生

从李可平的致富中不难看出，农业这个中国最赚钱的行业，对创业者最大的魅力是，其涵盖面宽泛，从养殖、种植到农业服务等，有诸多空白市场等待开发。而且，随着这个领域被逐渐关注，渴望在其中挖掘财富的，早已不仅仅是农民或打工仔，更多的年轻人、甚至外国人也盯上了这个空间。

当然，从传统的农业中赚钱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至少需要创业者能够有新思维，懂得用新方式开发更广阔的利润空间。

李文军从2003年开始搞狐狸养殖和毛皮销售，仅4年的时间，他的养殖场已发展成年出栏狐狸4000多只，年创产值300多万元的大型狐狸养殖场。他也成了辽宁省数一数二的狐狸养殖大户。

李文军是大连市金州区人，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学的是房地产专业。上大学的时候，李文军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当别的同学一心享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时，他却总在课余时间琢磨着怎么赚钱。大学四年级，李文军瞒着父母借钱开了一家网吧。

李文军请人负责管理，网吧生意红火，一年下来就挣到四五万元。小试牛刀，获得成功。学习赚钱两不误，他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学生老板。

2000年，李文军大学毕业。而这个时候，大连市的网吧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少，网吧生意做不下去了。李文军却又不愿意找工作上班，他还是想着自己创业当老板。

恰巧，父亲的一个朋友在经营狐狸饲料。见儿子执意不愿参加工作，父亲就决定让李文军去推销狐狸饲料。这是个又累又脏的活，父亲想让儿子体会一下做生意的艰辛，趁机打消李文军创业的念头。

李文军的父亲李克孟是大连市金州区科技局干部，为了研究推广狐狸的人工饲养技术，16年前和老伴就在家里养殖狐狸，现在已经发展成300多只。这方便了研究和推广，每年也能有近10万元的收入。可是，对于父亲养殖狐狸，李文军却从不关心。

为了多赚钱，李文军卖力地推销饲料，仅用一年的时间，不但打开了市场，居然还赚到了10多万元。这时，他创业的欲望更强烈了。李文军提出要自己养狐狸。儿子对狐狸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父亲的思想却一时转不过弯。让他不能容忍的是，自己的副业，儿子却要当成主业。

但是，李文军要养狐狸并不是一时冲动，在推销狐狸饲料的一年里，他对狐狸的养殖及市场行情都做了充分的调查。“当时去过很多地方，去林业大学跟教授谈过，然后到其他有些上规模的养殖场也去过，然后到毛皮市场，河北留史、浙江崇福都去看过，所以说，对这个东西的市场前景挺有信心的。”而且从小到大，看着父亲养殖狐狸虽然一直很不在意，但这时对他来说却是最大的优势，有了父亲的技术方面支持，不论是成活率还是品种的选择等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此时，李文军的一个大学同学廉大鹏，也想自己创业，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李文军对狐狸养殖前景的分析，引起了廉大鹏的兴趣。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伙养狐狸。

2002年夏天，李文军和廉大鹏四处筹集资金各自投入60万元，在金州区向应镇租了20亩地，养了700只狐狸。

大连市历来就有养殖狐狸的传统，但养殖户零星分散，狐狸打皮后卖给来村里收购的皮货商。养殖户不了解外界行情，经常被皮货商恶意压价。

2003年春天，刚刚养殖狐狸才一年的李文军，做出一个决定——成立养殖协会。

成立协会提高皮价，是大家都拥护的事情，但养殖户们希望卖皮时就能拿到现钱。当年冬天，到了打皮的季节，李文军把会员养殖户家的狐狸皮用现金统一买了回来。当他把狐狸皮拿到南方皮货市场上的时候，却傻眼了—市场上狐狸皮的价格比自己收购的还要低。

市场发生了变化，本想着靠着协会的力量能赚钱的李文军一下子就赔进了50多万元。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合伙人廉大鹏又提出了撤资。这对李文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还清朋友投资的款项，李文军向银行贷了款，并提前低价处理掉了狐狸。

这个时候，养殖场又刚繁育出了2000多只小狐狸，每天都要张嘴吃食，这可难坏了李文军。无奈之下，李文军卖掉了父母为他结婚准备的新房子，用筹来的钱将养殖狐狸的数量扩大到4000只，在他和妻子的苦心经营下，养殖场终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2004年8月，凭借着自己狐狸养殖的实力和外语优势，李文军争取到东北林业大学组织的去芬兰参观学习的机会。这次芬兰之行使李文军大受触动。回国后，李文军提出了让国内养殖户耳目一新甚至不可理解的狐狸养殖新观念。用玉米、豆粕等原料饲喂狐狸是国内传统的养殖方法，而李文军却准备用全价料、鸡汤和鲜鱼配置饲料。这样的投入普通养殖户不理解更不舍得。但等到打下狐狸皮一看，两者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

高投入高产出，在当地养殖户们听来已经是新鲜词，接着，李文军又提出了一个大家从没听说过的养殖理念——淘汰制。要让把狐狸当成宝贝的养殖户淘汰狐狸，这无疑是挖他们的心头肉，但李文军却有他的道理。“发现有点什么毛病就给它打一针，不断的治不断的扎针，就像人一样，越治病越多。而且这种病传染，一只狐狸价值几百元，不少养殖户因为舍不得丢掉这几百元，往往最后让自己养的狐狸都染上了病。治一个狐狸花20元，几十只狐狸治下来，不但病没有控制住，还对毛皮质量产生了影响，不如一开始就把它淘汰掉。”

优胜劣汰本就是自然界的法则，把淘汰制引入狐狸养殖过程中，不但保障了引种狐狸的品质，还帮李文军实现了养殖狐狸的新突破—培育纯繁狐狸。

社会思潮与历史写作研究 篇3

一、清末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变

史学与教育学本身就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19世纪末中国史学界的变动给整个思想界都带来一股异己力量。邓实在其《国学真论》上就说道:“真儒之学只知有国, 伪儒之学只知有君。”试图改变中国政治史传统, 将社会学的概念引入史书编写之中。西方科学事业的进步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教科书的编写, 中国传统“儒、道、法”学被搁置, 甚至孔子成为人们批判与打击的对象, 而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颠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微妙变化, 即一种面对国家危亡的使命感与对清政府无用的不满与无奈。

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被淹没, 晚清政府的懦弱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呼吁“国家” (“国家”观念也来自于西方语言系统) 的出现来振兴中国;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遭受战败后感受到的文化落差和心理自卑感, “此时我才晓得···我想到这里, 不觉一身冷汗, 十分惭愧。我生长20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痛夫悲哉, 吾中国之无国学也···吾神州之学术自秦汉以来一君学之天下而已, 无所谓国学, 无所谓一国之学, 何也?知有君而不知有国也”、“吾四千年史氏有一人之传记而无社会之历史”。这些话语明显地传达了知识分子此时的心理感受, 震惊、惭愧、恐慌, 特别是对日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伤害是十分巨大的。“早期中国的师范教科书体现了对于日本师范教育从教育理念到知识体系的全盘引介”、“现代西方学科更是通过对日本学制的模仿直接进入了中国的学校课程之中。”战后对日本学说的引进足以表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地不信任。这一思想转变更加具体的体现在了民国历史教科书内, 民国历史教科书中往往有“历史者, 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者, 合道德、宗教、法律、政治、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组织而成”、“历史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人类亲历过来的经验, 是一切事物进化的过程”这一类的表述。进化史观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思想, 甚至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无所适从的窘迫感。

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 西方传教士以“控制了中国出版的‘主要报刊’和‘重要杂志’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为目的打开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门户。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语言系统的“以古论今”到“以西论中”的过渡。

二、西方话语系统在中国

从梁启超开始的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到后来鲁迅所作《阿Q正传》, 我们明显地感觉到, 这种对中国普通人群的极大不满一方面来源于对中国现实的无奈, 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的盲目崇信, 特别是西方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批驳中国人性的证据。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地域上扩大版权, 也试图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重新组织, 实现知识扩张的目的, 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动乱时的恐慌使其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了西方的话语系统, 文化批判的自主性、独立性遭受破坏。

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描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中国民族性格的工具。“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 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 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 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这是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人, 而这样的看法到今天依然是许多中国学者的信条。

西方关于民族性格形成的基本思想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特有的生存环境、祖先的遗传、文化制度塑造了这个民族或国民的性格, 而民族或国民性格一旦形成, 就具有稳定性与恒一性, 从而制约着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发展。西方国家从18世纪末就形成的有关中国人的看法在中国民族自尊心被摧毁的同时大肆地攻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 他们主动或被动的接纳和吸收, 虽然做了一些改动, 但心理上的优势地位荡然无存。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民族精神成为制约这个国家发展和是否能够长治久安的决定因素, 而中国的脆弱和失败的根源便在于此。而启蒙时代欧洲人眼中那个“有礼节”、“庄重”、“文雅”的中国人形象只不过是孔子想要达到的理想。黑格尔更是将中国国民性的本质归结为奴性, 而中国被西方世界征服是必然的, 由此看来, 这是西方世界为其建立世界统治霸权所建构起来的话语霸权, 而这种话区域霸权伴随着中国在军事上的失利侵入到中国思想统治阶层, 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恐慌。黑格尔:“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民族性, 就是模仿的技术极为高明。”

“中国古史分期研究, 实际上是在削中国历史之‘足’, 强适欧洲历史之‘履’, 不敢怀疑中国奴隶社会存在;只了解奴隶制曾在古希腊、罗马得到过充分发展, 欧洲有奴隶社会, 就认定中国历史也必有这种制度存在过, 按欧洲历史之‘图’, 索中国历史之‘骥’, 先认定中国有奴隶社会, 再搜寻资料加以证明。这正是‘西方中心论’在作怪。”但对邓欢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叶后中国史重返中国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首先, 他本人也说:“让中国史重返中国是由美国汉学家们和他们的东方弟子们发起的。”这说明中国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弱势地位, 没有自觉地对西方中心发起攻击。其次, 他们主张用中国的经验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 要求改变仅以“西力”看待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的做法。但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呢?柯文所主张的“内部取向”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反响不是更好的反映了中国学术的亦步亦趋?而这种从亚洲视角看亚洲的思想是不是西方思想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妥协以便于更好地控制整个思想运行呢?西方国家此时提出“中国中心论”, 强化中国地位, 是不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淡化?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西方话语系统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已经深入, 至今为此, 中国学术界在面对西方学术变动中的盲目跟风, 特别是在学术创作中披上外国学术的外衣。理论框架、话语系统被西方所掌握, 正如我们在谈论到教学时, 首先想到的是教学论, 想到夸美纽斯、泰勒等一系列人物, 他们对课程的整套编制是课程论者的入门要求。而中国此方面的学者却不被人们重视, 或者说, 认为中国压根没有这样的学者, 中国的教学论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就如赫尔巴特所提出的“四阶段教学法”:“清楚———联想———系统———方法” (后其门徒将其发展为“预备———呈现———联系———统合———应用”的五阶段论) 与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在本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孔子在早于赫尔巴特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就已经提出这样的教学方法。由此看来, 中国缺少的并非是一套套的理论, 也不是缺少将理论进行抽象概括的能力。20世纪初期国人从日本人哪里学习赫尔巴特的教学思想来填充我国教育学理论的空白, 但我们或许忽视了本国教育学思想的结晶, 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遭受摧残 (“天朝上国”破灭) , 特别是被日本人打败的巨大心理落差以及国势危亡的局面使得他们一味地去接受西方的理论, 对本民族的极大不自信造成了对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便是当时鲁迅的心理状态, 这是一种从根本上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另外, 从壬寅、癸卯学制的课程设置上来看, 体育首次被列入课程之内, 这是清末战争形势下对国人身体素质、尚武精神不足的直接反映。“西方的课程如算术、理化、博物、外国语等课程在学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被淡化和削弱, “中国传统学科被用新的模式所整合”。

三、教科书编纂的“破”与“立”

长期以来, 在学术界内所坚持的“西方理论, 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指导?将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 存在多少不适宜的生搬硬套和一味迎合?有的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 我们用西方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话语来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 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就要被西华或美国化, 这一点已被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中国特色’事实所证明。”对此, 笔者持怀疑态度, 近二十年来, 西方话语系统在中国史学界的大行其道, 历史创作模仿甚至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 追求与“西方”接轨, 与世界接轨, 抛弃了中国著史的传统和体系。“中国特色”只用于西方理论运用的合法性解释。

晚清民国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编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 但这些著作的教科书身份使得其思想的传播又一次影响了教科书的编写。“20世纪初翻译和编译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历史教科书 (包括支那史、东洋史、西洋史、万国史) , 这些历史课本蕴含了大量的西学新知, 是传播西方史学的重要载体。”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表现了极大地渴求, 但尽管如此, 对西方史学理论仍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1902年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蔡元培提出的“教科书由编译转而自译”, 其实也是处于新的史学书写方法尚未建立下的摸索。对西方思想的引入更多地成为知识分子用以攻击社会现状、批判传统史学的工具, 并使得中国史学一度受制于西方史学, “由于标准尺是由西方所提供的, 所以当西方的主流思潮改变时, 中国读书人往往乱了分寸。”

代表着西方史学主流的“线性史观”占据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优势地位, 中国学者开始按照西方的阶段论学说, 将中国的固有知识进行拆解和重新组合以适应新的秩序, “对当时人而言, 线性史观是学术研究的利器, 一种著作是否新颖动人, 往往决定于是否采用了线性的书写架构。”中国传统的经学被遗弃,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历史书写的新框架, 在这一线性史观的框架内, 任何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其看似合适的位置, 将其填充进去。当我们阅读着历史教科书的时候, 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阶段论”或者是“历史发展大势”、“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必然性”等等充斥其中。甚至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仍然充斥着这样的词汇。而笔者看来, 这种创作上的一致性来源于线性史观的通用性, 它可以轻松的包含所有历史信息, 是一种通用的法则, 或者是“公例”。这种“公例”为历史学家们书写历史找到了一种通用的方法, 但对于历史本身或者对于读者来说, 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 不是所有事件都可以按照规划好的格局一步一步进行的, 历史是不可估摸的。因此, 它有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而这种“公例”恰恰是忽视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打破了中国传统历史书写方式, 对于重新编写和改造历史教科书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问题在于, 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段时间内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过大, 都没有摆正历史书写的态度。梁启超本人也曾说:“20世纪初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认识极为肤浅, ‘无组织, 无选择, 本末不具, 派别不明’。”到了民国时期, 中国史学界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但即使如此, 中国的教育状况还是不容乐观的, 民国时期采用1912年初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 但其在实际上仍然沿用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 到1934年吴晗对当年入学考试的4000份中国史试卷进行了统计分析, 发现“题目全部是极简易的常识测验, 但考生能答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哪一年的不到一半, 尽管离事变发生还不到三年;二十四史能说出八种的也不到一半。并感叹‘中学历史教学的失败’。”

教科书的编写本身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的产物。经历了清末巨变的中国教育界经历了将中国教育拆解和重组的过程, 但事实上, 这个过程是外国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过程, 如果从传统文化继承的角度来看,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并没能做好这一点;相反, 如果以西方教育学理论作为判断标尺, 则这个转变无疑是进步的。我们所要看清的是, 中国作为几千年的文明古国, 为什么会在这一冲击下, 传统的教育理念轰然倒塌。先哲们的教育思想真的无法适应中国的发展要求了么?事实上, 直到今天, 我们看到孔子、孟子等先贤们的教育理念仍然为人们所用, 所不同的是, 它的解释框架已经被异化了。当我们谈到任何一种教育思想的时候, 都会不自觉的将西方的理论作为基础, 而中国教育只能在外国的解释框架下一步步地套用。此外, 文化传播的过程本身就有其滞后性, 当新的文化思想传入的时候, 其实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已经开始背离了历史的发展。再将其转变为教科书中的一部分, 就会再延迟, 因此, 教育总是滞后的。

中国的教育从来都不缺乏有智慧的人材, 但问题是现今的中国教育话语系统被西方教育思想所占领, 当我们谈到任何一个概念或是词语的时候, 都会不自觉地用西方的理解来看待。“由于西方国家和日、俄等国在科学方面的发达, 知识分子所用的话语包括科学术语大都来自外国, 特别是欧美”、“西方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建立起了话语霸权地位, 而中国学界, 自然包括美学、文艺学领域, 从来就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力。”事实上, 当西方话语系统占领中国教育领域的时候, 也会渗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 如何打破西方理论的束缚是新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吴晗:《中学历史教育》, 《独立评论》, 第115号, 民国二十三年。

[2] 张平海, 《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教育 (1862—1922)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 毕苑,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第71页。

[4] 吕思勉, 《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年版, 第4页。

[5] 王桐龄, 《新著东洋史》 (上册)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年版, 第2页。

[6]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上卷, 第316页。

[7] 黑格尔, 《历史哲学》, 王造时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第142页。

[8] 吴小鸥,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9] 王汎森,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新 篇4

在反窃电工作中, 我们常常认为台区或用电户电能量波动大可能存在窃电嫌疑。但是, 从四川省绵竹供电局最近查获的一起窃电案件来看, 电能量波动小的用户也可能存在窃电嫌疑。该户2009年4月电能量为6 300 kW·h, 5月电能量为6 540 kW·h, 6月电能量为6 720 k W·h, 每月电能量没有多大的波动。7月换表时, 发现了该户将计量用互感器二次线圈短接的窃电行为。取缔窃电装置后, 当月电能量为26 094 kW·h, 8月电能量为27 328 k W·h, 9月电能量为24 862 kW·h。窃电者坦白, 他知道电能量波动异常会引起用电检查人员怀疑, 所以每月窃电时都注意将电能量尽量保持平衡, 节日和冬、夏两季用电高峰适当增加电能量, 以麻痹用电检查人员。

从该起案件来看, 反窃电工作不能忽视电能量波动小的用户。在加强巡视检查的同时, 还应提高计量装置的科技含量, 推广使用具有防窃电功能的电能表和互感器。同时, 加强对用户的负荷管理, 加快实施远方抄表、电能表在线监测、用户电压监测管理等电力营销现代化管理的步伐, 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确保现场数据的实时性,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新 篇5

其中, 电梯、变频器、驱动及牵引、工业电源、智能电表、风能和太阳能用的电子元件及其方案是在工业电子以及能源领域的产品亮点。而针对汽车电子, 展出了引擎管理、车载导航和车规通讯以及电动交通的电子元件解决方案。信息通信技术 (尤其是智能手机和无线个人电子设备) 也是此次展示的重点。

高耐湿热型X2 EMI电容器

一些应用会对薄膜电容有特殊要求, 也许对EMI标准不是要求很高, 但需要长时间可靠地在负载条件下工作, 这对薄膜电容器有更高级别的要求, 可以通过“双85” (85℃/85%RH) 老化实验, 在负载下加240Vac的交流电, 1000小时工作来体验产品的优越性能。从实验结果可知, 通常一个普通的安规电容器在超过350小时后容值变化率会跌破15%。为此, 爱普科斯推出了X2 EMI高耐湿热型产品, 其容值变化率小于10%。方法是改变其膜的材质和产品结构, 并经过内部的喷金处理。目前这款产品, 可以从容量0.1μF做到15μF;下一步还计划提升到20~30μF, 以满足客户对于大功率和高电压的要求。

具体地, 爱普科斯的X2 EMI抑制电容器新系列B3292*H/J*的工作电压高达305 V AC, 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110℃。其使用了金属化聚丙烯膜介质 (MKP) , 具有良好的自愈性, 在电容器短时过压时会将介质薄弱点击穿并绝缘开, 使电容器恢复正常使用。该产品非常适合恶劣环境下有严苛要求的应用, 如户外电表的阻容降压电源和工业应用中跨接电网两线间的应用。

集成的3D线圈可用于汽车无钥匙方案

一般遥控钥匙有两种, 按钥匙后车锁才打开。另一种, 人们很悠闲地把钥匙放在口袋里, 靠近车门时, 直接拉开门把手就可坐到车里面。按一下车的一键起动, 车就起动了。

TDK此次介绍的就是后一种——目前市场上越来越流行的无钥匙开门与起动系统。在车钥匙里会有3D线圈, 通常是x、y、z三轴的独立线圈。在车里, 也相应地要配有一些独立天线, 跟3D遥控钥匙组成系统。从功能来看该方案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无钥匙进入, 在靠近车门约1米时, 会跟车门把手里面的低频线圈感应, 打开车门。另一个功能是在你拿着钥匙进入车门, 坐在座椅上时, 车会识别你的钥匙是否跟车匹配, 这时系统会确定此钥匙里的ID, 满足后起动汽车。

目前市场上量产的是x、y、z三线圈独立的方案, 目前TDK最新的产品是爱普科斯3D线圈—B82453C203A, 相当于把X、Y、Z三个电感集成在一个电感里。

据悉, x、y独立的方案在今年全球市场占有率41%, 3D集成方案约为59%。预计5年之后3D方案将接近70%, 这意味着遥控钥匙更多地会用3D的线圈。

3 D的优势是敏感度更高。例如当钥匙和车有一定的夹角时, 诸如用独立的三个线圈方案, 在45°可能出现死角时, 普通3D线圈方案的敏感度约75%, TDK的3D集成电感保持95%的敏感度。

TDK方案的端子角度设计, 可以保证I/O光学检测和自主检测的可靠性, 另外整个线圈的铜线采用激光焊接, 保持了很好的稳定性, 可以做回流焊十次以上。同时是全封装设计, 保证了高可靠性。

超小型Bluetooth.V4.1SMART模块

TDK集团开发出了适合今后将飞速普及的可穿戴设备的超小型Bluetooth SMART (Low Energy) 模块——SESUB-PAN-D14580, 并已量产。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新 篇6

历史学专业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其一, 论文选题陈旧, 题目缺乏新意。

其二, 论文写作基础薄弱, 缺乏充分和可靠的史料作为论据。有的学生有论无史, 只讲空话;有的则满足于罗列史料, 缺乏历史理论思维的指导, 说不清历史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和本质, 理解、分析和阐述历史问题的能力较差。

其三, 论文写作过程中, 学生文献检索能力较差, 目录学和文献学知识相当匮乏, 自如运用可信史料的能力很差。

其四, 学生学习课程时对知识体系的把握能力不强, 直接导致了其在毕业论文写作中缺乏较好地发现、分析、解决和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其五, 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能力培养相脱节, 导致教师实践性教学和学生实践性学习缺乏好的环境。

其六, 史学论文的写作没有权威教材的辅助, 使得学生的论文写作没有很好地遵循史学研究的客观规律, 不太符合学术写作规范, 没有创新。

教师研究性教学下提升论文写作水平的方法

研究性教学是一种鼓励、引导、支持学生“提出问题”的教学活动。它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 发挥教师的能动性, 创设类似科学研究的教学情境, 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 塑造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1]。

教师要实施“研究性教学”的实施对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很有帮助:

第一, 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史》或者是专题史课程时要密切关注课程教学研究的动态, 了解各种教材和教学资料, 熟悉教学的各个环节和细节;要注意随时加入这门课所包含的重要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目前的研究现状等最新成果, 让学生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第二,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 结合自己的科研研究方向和自身在作科研时的切身体会和感受, 通过作课外系列学术报告和讲座的形式, 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 培养学生学习历史学专业的兴趣, 提高其史学研究的觉悟和理论水平。

第三, 严格实行导师制度, 教师应该做到从学生兴趣和爱好出发, 进行对口指导。

第四, 适当地调整历史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合理加大学生专业课课时的比重, 除教学计划中要求的《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课程以外, 在学习中不断补充《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知识, 让学生在历史文献阅读方面能够信手拈来, 给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强有力的史料的来源。

第五, 教师要不断加强自身教学成果到科研研究成果的转换, 要基于科研与教研相结合进行研究性教学。因为教学依靠的是教师的科研积淀, 而教师科研水则体现了教学的深度和力度, 学生的研究意识就来源于教师的影响。

第六, 地方高校历史学本科教学中, 相关知识传授主要以必修课和通识课为主, 现在的史学研究呈现一种多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 所以加大选修课比例, 多开设如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生态学等一些课程, 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更多史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知识的指导, 这对学生史学论文写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七,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凸显地域文化特点, 扩大学生论文写作研究的范围。作为地方师范高校, 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地方文化优秀研究成果的优势, 与历史学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以秦东历史研究和史记研究的优秀科研成果带动学生为地方文化科研服务, 这也就实现了地方高校为地方政府培养和输送地方文化建设者和传承者的使命。

第八, 改革原有的学生学习评价模式来进行研究性教学, 以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来促进学生实际科研能力的提升, 建立学生能力考核机制。

学生研究性学习下提升论文写作水平的方法

对研究性学习的概念, 目前在基础教育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论述是“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 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2]。

学生的研究性学习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它强调的是学生自己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之中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而历史系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水平无疑反映了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最终成果。我认为学生可通过以下几种做法来促进写作能力的提升。

第一, 学生必须拓宽历史知识获取的渠道, 可以通过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知识、类书知识、丛书知识和新史料知识等相关知识来提高研读古籍的能力。作为研究的基础, 还要善于利用图书馆和工具书来强化自己搜集、整理、检索各类有用的资料, 形成系统, 最好能以班级或者年级为单位, 将每个人的资料收集起来, 建立数据库, 资源共享。

第二, 加强学生对各种历史资源的学习和利用史料的能力。历史学依靠史料学, 史料学是学生论文写作的基础和论据, 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在研究性学习中重在培养学生搜集史料、研读史料和运用史料的能力, 在教师的指导下, 可以通过学生对史料的分析来考评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教师课堂授课的时间有限, 所以学生要多开展课外阅读活动, 做好读书笔记。我认为学生应该占有的文献资源文字资源 (包括原始文献的研读、文献资料、文物、考古资料、简牍、碑刻等资料) 和电子资源 (包括历史学习网站、学术期刊网) 两部分, 这是写作论文时重要的史料来源。

第三, 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要注意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运用, 因为历史学本身缺乏理论和方法等分析工具, 所以学生更须要触及其他学科知识来指导历史研究, 这些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

第四, 在研究性学习中, 学生要多参加论文写作的实践活动。例如课堂进行专题讨论, 多参加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田野考古、期中作业[3]等形式锻炼自己的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五, 学生要对其所掌握的历史史学文献资料库进行建设, 多利用数字化史料方便查找毕业论文写作的信息, 通过历史资料库提高自己归纳基础知识、总结专题研究、发现和拓展研究题目的。

第六, 通过有关史学论文写作方面的专著来指导学生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近几年比较好的专著包括:《学术论文写作指引》 (林庆彰著,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1996年9月) 、《史学论文写作》 (张连生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10月) 、《学术规范导论》 (杨玉圣、张保生主编, 高跟教育出版社, 2004年10月) 、《史学论文写作教程》 (田澍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史学论文写作指南》 (申友良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5月) 。学生只有借鉴著名史学家和专家、学者研究历史问题的特点, 多接触和学习优秀的教材, 史学论文的写作才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 坚持学术创新的原则, 坚持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 坚持综合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是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的基本途径。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高等院校专业目录中规定:史学论文写作是历史学专业学生基础课程中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人才培养方案中, 培养目标重点在于培养历史学本科生最基本的史学研究能力。历史系本科生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水平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长期积累的过程, 学生只有扎实地掌握历史学基本理论和史学理论知识, 提高自身发现、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在做好教师研究性教学和学生研究性学习两方面的工作的基础之上, 通过写作的不断实践, 才能最终提高毕业论文写作的水平, 史学专业素养也才会得到提升。

摘要：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以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在中国古代史毕业论文写作中的实际问题出发, 从教师研究性教学和学生研究性学习两个方面来探讨其解决的对策, 希望对历史系学生的史学论文写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历史系,毕业论文写作,教师研究性教学,学生研究性学习

参考文献

[1]李宏详, 姚利民.大学研究性教学内涵、特征和过程[J].湖南社会科学, 2008, (5) .

[2]杨佶.当代大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当代教育论坛, 2010,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