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 浅论“疑罪从无”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 浅论“疑罪从无”（共2篇）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 浅论“疑罪从无” 篇1

《无罪谋杀》与疑罪从无

（一）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

（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

（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

（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

（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

（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

（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

（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

（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

浅论疑罪从无在我国实施的现状 篇2

关键词：现状；公正

一、疑罪从无的定义

我国法律并未给出“疑罪”的明确定义，但我们认为，疑罪从无原则中的“疑罪”，就是指某个人存在重大犯罪嫌疑，但经过多次的侦查、审查和审理，仍达不到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标准，案件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情形。疑罪是任何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都难以避免的，因为犯罪事实具有过去性，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犯罪分子会采取一系列手段来逃避侦查，加之刑事技术落后，办案人员的办案能力和办案思想等各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案件事实不易查清，疑罪由此产生。

二、疑罪从无在我国贯彻实施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疑罪从无理论发展比较曲折，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之前，司法机关从司法解释的角度作出过类似疑罪从无的规定，到了1996年我国刑诉法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其中，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除《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之外，第162条则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2012年刑诉法进行修改后，继续保留这两项规定，增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继续丰富完善了疑罪从无原则。

（一）疑罪不敢从无

事实上，在审判中司法机关在很多时候疑罪不敢从无，法院独立性难以保障是其根本原因。诉讼中，被害人或其家人朋友迫切希望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法院一旦宣告犯罪嫌疑人无罪，他们就会上访，甚至通过媒体制造舆论，媒体的报道相对片面，且时常带有感情色彩，民众在不了解内情、同情被害人的情况下，片面倒向了被害人一方，民众要求制裁罪犯的呼声给法院带来压力；而且法院审判时，对于悬而未决公检法三机关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党政领导往往通过召开公检法协调会来使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这样在法院进行正式审判前，案件处理结果已经确定了；同时，一件案件中若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司法机关要承担国家赔偿，而且公诉人员也会受到责任追究，虽理论上法院独立审判，但事实上检察院权力很大，不但是公诉机关，也是监督机关，法院的审判要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若法院的无罪判决导致检察院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必然会影响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法院会慎重考虑这一做法而不敢疑罪从无。

（二）司法人员观念错误

疑罪从无在贯彻中不完善。司法人员对刑法的功能做出了错误认识，把刑法单纯地认为是“专政的工具”，固然，刑法是打击犯罪的武器，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刑诉法的任务包括“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法不仅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人权保障是疑罪从无的重要理论基础，法治的真谛在于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的最基本价值追求。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天赋人权观念的推动下，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提出无罪推定理念，我国2012年刑诉法修改，第二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诉法的任务，第一次被纳入基本法律。疑罪从无更为全面地贯彻了刑事诉讼目的——不仅惩罚犯罪，也保障人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安及司法机关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从而规范了司法机关的行为。

（三）疑罪从“挂”的实践习惯

除疑罪从有、疑罪从无外，在实践中还有一种疑案处理方式，那就是“疑罪从挂”，在没有达到刑诉法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司法机关常常采用该种方式。即先将案件挂起来拖着，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长期羁押不予释放，这不仅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益，有损司法权威，也浪费了司法资源，疑罪从挂和疑罪从有都会无限制地增加诉讼成本，之后一旦被发现是错案也会使司法机关承担较多的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都会给司法机关造成负担，相比而言，疑罪从无的贯彻实施却很好地规避了这一缺点，降低了成本，节省了司法资源，是一种较为直接的处理方式，可以有效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

（四）刑讯逼供时有发生

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习惯于有罪推定，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当然，这与我国的司法传统有关，我国的司法传统观念以“重实体，轻程序”为主流，许多办案人员程序正义意识淡薄，司法实践中违反疑罪从无原则、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时常发生，例如浙江叔侄强奸杀人案、佘祥林杀妻案，若没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并未杀人的他们为什么最后就承认了？刑讯逼供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秦代，刑讯逼供是有法律依据的，即秦简《封诊式》中的《治狱》和《讯狱》两则，强调法治重刑，强调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在诉讼中采取“有罪推定”原则，而当犯罪嫌疑人有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时，官吏就对其进行逼供直至其招供。

（五）程序不公正

程序公正是疑罪从无的又一理论基础，而在我国的贯彻却并不完善。一方面，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当他作无罪、罪轻的辩解甚至沉默时，侦查人员便会认为他是在顽固抵抗，认定其认罪态度不好，之后便暴力相加，使其屈打成招。另一方面，律师的辩护权未能得到切实的行使，理论上检察院、法院、辩护律师三方是等腰三角形的关系，控辯是平等的两方，但事实上控辩两方力量悬殊，控方掌握更多的证据，辩方属弱势一方，甚至当双方证据不一致时，法庭不经调查就认定是律师做了手脚，庭审现场我们也可以发现，检察人员抬头挺胸、神气十足，而律师却处于一种下风状态。

参考文献：

[1]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97—298.

[2]培根.《论司法》，载《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3]王兆鹏.《辩护与诘问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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