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共8篇）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篇1

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渴盼政策倾斜

“就本质而言，小额信贷是普惠性金融体系的理念和实践。普惠性金融体系理念就是要将小额信贷视为主流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认同的是使所有需要金融服务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群体，都能获得各自所需的金融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说，“然而，当今传统金融机构在不同程度上没有意识到或做不到这一点。”

当前，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和影响，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一方面城市信贷资源充裕，2008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达47万亿元，贷款仅为31万亿元，存款差高达16万亿元。另一方面，农村资金缺口巨大，农民贷款难问题十分严重，2007年末农村信贷资金仅占全国的21％，全国有2825个乡镇仍然存在金融机构空白。

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也显示，我国西部地区的“零金融机构乡镇”，占全国“零金融机构乡镇”数80％。空白金融机构乡镇的大量存在，表明小额信贷还不能有效覆盖到所有的农村群众特别是贫困农民，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离中央明确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农村金融体系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那么，如何帮助解决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贫困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问题?采访发现，目前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户普遍缺乏贷款服务，农信社等金融机构一般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而这些民间或半政府机构以扶贫为宗旨。可以弥补这方面缺陷。而且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村农户信贷服务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还有利于抑制民间高利贷活动。小额信贷机构能否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小额信贷机构自身业务水平和能力建设，另一个是宏观政策环境。而目前这两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只有对现有和将来建立的小额信贷机构进行更加有效的内外部管理和适宜的政策支持，才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作用。当前妨碍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主要是这类机构缺乏合法身份和适宜的地位，以及没有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因此很难扩大规模和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全国已先后存在过300多家非政府、半政府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机构，现存的还有100多家。现有的这些机构，基本上都在为贫困和中低收入弱势群体获得贷款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至今为止，它们只给贫困县里的中低收入农户放贷，又不吸收存款，没有任何金融风险。尽管它们的资金和能力十分有限，但它们中的多数还要设法使机构可持续发展，然而至今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杜晓山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对这类不吸收社会存款的民间或半政府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现在都已具备了给予适当定位和合法身份的条件和时机。有了政府适当的鼓励政策，将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机构、人士和资金投入。这将是一项利国利民又无社会和金融风险的好政策。”

从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小额信贷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模式，其科学的运作方式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小额信贷能够达到较高的还贷率。小额信贷的主要作用是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是当前不尽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其在实现不同区域扶贫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

专家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央行、银监会和财政部门等)，或者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授权下，各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利于推动我国扶贫小额信贷发展的政策。应提倡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机构试点，鼓励适度竞争，并切实实施奖优罚劣的政策措施，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

政府要真正从政策上支持鼓励这类机构的健康发展，予以它们适当的合法地位和身份，予以它们适当的合法地位和身份，给予它们财政或低成本融资资金支持和提高它们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以推动此类机构扩大规模和可持续发展，更多更好地帮助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农户。目前，就如何推动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健康发展问题，杜晓山提出了4点具体建议：

从国家财政资金中拨出1～2亿元，作为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垫底循环基金，以此吸引国内外各类资金，设立专门的扶贫小额信贷批发基金，以彻底解决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瓶颈问题。而且，即使暂时没有其他资金拖入，仅这1～2亿元也够现有100多个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中追求既扶贫又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业绩良好者扩展规模的近期资金需求。

如果政府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可以替代的方案使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银行为这些公益性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贷款资金，政府财政则为这些银行提供配套的贴息资金，以解决目前一些合格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严重缺少融资来源的问题。

对于那些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经营历史达到一定年限(例如5年以上)并有优良业绩的机构，应给予一定金融业务的合法经营权，并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指导下，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加以监管。给予这类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如衡量的标准是：它的所有单笔贷款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指导下，建立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对小额信贷扶贫业务进行自律型监管。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篇2

关键词：小额信贷,公益性,扶贫,海南

一、海南省贫困现状及成因分析

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国际知名的旅游圣地, 海南省的经济始终保持着健康、稳定的发展速度, 但着眼于全国, 贫困问题仍然是阻碍海南省经济文化发展的首要难题。为了更好的解决我省的贫困问题则必须对其发展现状和形成原因有一个深刻全面的了解。

(一) 海南省贫困现状

根据2011年底制定的最新贫困标准计算, 全省贫困人口达75.3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8.29%。而纵观全国, 2010年和2011年海南省贫困户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60.83%和58.03%, 虽小有改善, 但仍远远高于国全国同年的41.1%和40.4%恩格尔系数水平, 这一数据不仅说明海南省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标准, 更加体现出海南省的贫困人口多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缺少的基本的生活保障, 其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而从地区来看, 海南省的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 即北部火山岩地区、西部干旱地区、中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和落后的人文环境, 致使这三个区域普遍处于贫困状态, 贫困人口聚集, 且地区的自主发展能力低, 难以靠自身努力谋求发展, 乃至脱贫致富。

(二) 海南省贫困成因分析

1. 历史、地理原因

海南省处于我国南边的边界地区, 对其建设投人严重不足,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农村大部分地区,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和革命老区长期处于贫困落后之中。直至1988年海南省成立并建立经济特区, 海南省的经济才真正开始蓬勃发展。而由于海南省属于热带海洋气候, 是热带起源为主的自然灾害的高发区, 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和损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海南省常年处于高温天气, 且降水量呈东多西少的趋势, 干旱缺水问题成为海南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阻碍, 尤其是海南西部已成为我国唯一的热带荒漠化的地区更是海南省贫困的重灾区。

2. 社会原因

从社会视角看, 海南省贫困首要成因便是落后的教育发展, 当地人口文化素质水平差, 思想观念保守落后, 人力资源稀缺, 劳动力缺乏必需的劳动技能, 自我发展能力低, 同时不重视教育事业导致人口落入低文化水平的恶性循环。[4]其次, 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同样不足, 许多贫困地区习惯于等、拿、靠, 等待国家的资金援助, 拿扶贫金度日, 靠上一级的财政拨款, 而放弃了自力更生谋求发展脱贫致富, 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最后, 财政资金的低利用率则进一步影响了海南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投入, 造成公共建设跟不上经济建设, 使贫困人口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二、海南省小额信贷发展现状

(一) 海南省小额信贷的发展历程

海南省的小额信贷起源于2001年底, 由农村信用社主导建立, 然而由于缺乏对小额信贷的特点准确认知等多方面问题, 小额信贷在中国产生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海南省的小额信贷亦陷入困境之中。直至2007年由海南省农信社主导引入孟加拉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 通过一系列的试点实践, 形成了特有的“琼中”模式。而在其基础上密切结合省际的小额信贷“一小通”模式更是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 实现了全省33%农民的覆盖率和高达98%的还款率, 甚至被作为小额信贷成功典范被推广至全国。[5]

(二) 海南省小额信贷的特征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经验总结, “一小通”模式小额信贷惠及全省26万农户且基本实现了机构的可持续性。

“一小通”模式的成功主要依赖其“八专四交”的核心制度。“八专”即设置专门机构、组建专业队伍、创立专门文化、制定专向流程、开发专列产品、实行专项贴息、开发专门系统和组建专家队伍;“四交”即把贷款“审批权”和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户和农民、把贷款风险“防控权”和工资“发放权”交给信贷。[6]这八专四交的制度安排不仅包含了格莱珉基因, 同时还体现了一小通模式中的中国特色。

(三) 从扶贫视角看海南省小额信贷的局限性

我国的小额信贷按其核心制度可分为商业性小额信贷和公益性小额信贷。商业性小额信贷主要以盈利为目的, 海南省小额信贷则属于此类。海南省至今为止尚未有较成规模系统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现有的小额信贷的主导机构为海南省农信社, 其发展的主要地区和主要目标人群为农村和农民, 尚未惠及城镇中的贫困人群, 而商业性小额信贷一般更是规避收入水平过低的贫困人口, 因此海南省现有的小额信贷模式并不适用于应用于扶贫领域中。

三、基于扶贫视角的海南省公益性小额信贷发展可行性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以上诸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了海南省如今的贫困现状, 由此也可以发现, 海南省的贫困是由多方因素合力形成的恶性循环性贫困, 要摆脱这种局面, 必须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授人以渔。

(一) 扩大小额信贷收益群体, 丰富小额信贷应用领域

海南现有的小额信贷主要为服务于农村、农民、农业的商业性小额信贷, 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的资金问题, 但是作为商业性小额信贷不可避免的就是对一些贫困人口产生挤出效应, 且其惠及人群和应用领域过小, 并不能充分发挥出小额信贷的扶贫效能。介于此点, 海南省应在原有的良好的小额信贷基础上, 建立以扶贫为主要目标的公益性小额信贷, 并一方面将其目标人群定位为所有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的低收入人群, 另一方面将其服务领域从单纯的支持农业扩大到更多在扶贫路上需要克服的领域内, 如增加教育贷款以提高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如增加个人小生产活动的创业贷款, 依托于旅游扶贫策略, 充分利用我省的国际旅游岛这一经济增长点, 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旅游业相关创业机会和培训援助, 一方面帮助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转移, 一方面缓解城镇的贫困现状。

(二) 利用公益性小额信贷提高海南省扶贫资金利用率

海南省持续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对于国家援助资金的依赖性, 而公益性小额信贷则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利工具。公益性小额信贷作为一种造血式的扶贫工具, 为贫困人口提供脱贫的资金的同时, 还会为他们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并通过联保制保障其资金的有效回收, 利用这种方式改变贫困人口对于扶贫信贷可以只借不还的传统思想, 有效的提高扶贫资金的利用率, 由此使更多破除海南省现有的行政资金利用率低的恶性循环。

(三) 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公益性小额信贷之所以被成为造血式扶贫手段, 正是因为其在为贫困人口提供扶贫资金的同时, 还会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 从根本上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这也正式海南省扶贫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待解难题。公益性小额信贷采用联保制的贷款机制, 小组内部成员除了具有互相监督还款的职责, 还形成了一个互帮互组的小组, 小组内部定期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 组织技能培训, 相互激励, 一方面从客观上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 另一方面也从心理上克服其以往等拿靠的惰性, 激发其自主脱贫致富的进取心和自信心, 从根本上破除以往贫困的恶性循环。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建立公益信贷并在扶贫领域充分发挥其扶贫效能是解决我省贫困现状的有效有段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我省现已具有良好的小额信贷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此基础上建立公益性小额信贷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但公益性小额信贷虽然是一种有效的造血式扶贫手段, 却不是万能的、唯一的扶贫工具, 应将其与我省现有的传统扶贫政策密切有效的结合起来, 互相促进融合, 发挥双方最大的扶贫效能。

参考文献

[1]曾令俊.海南省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及对策[J].商业经济, 2013, (10) :94-95.

[2]吴井光.新时期海南扶贫开发的思考[N].海南日报, 2014-09-23 (06) .

[3]曹威威.海南西部干旱片区扶贫开发对策研究[J].经济发展研究, 2015, (16) :205-222..

[4]贺东建, 袁军.浅析人口素质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影响——以海南农村贫困人口为例[J].改革与开放, 2014, (8) :40-41.

[5]张艳花.小额信贷的海南探索[J].中国金融, 2014, (14) :91-94.

沐川创新扶贫小额信贷调查 篇3

制度创新助农户脱贫

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精准扶贫攻坚，制度创新是不二的选择。按新制度经济学，新的制度创新不仅能降低交易的成本，而且能提高交易的效率，良好制度能促成劣质制度下不能成功的交易。

前不久，沐川县阳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获得30万元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该公司又与22户贫困户签订协议，贫困户凭借自己在信用社获得的小额信用贷款入股。在这样的模式下，贫困户就至少有两种方式获得收益，一是获得公司承诺的3%利息，二是获得公司盈利后的分红。如果贫困家庭有劳动力，还可以在公司就业，获得劳务收入。这种创新的扶贫模式，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多年以来单一贫困户即使获得扶贫贷款资金，但由于受到个体经济发展的制约，贫困户脱贫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也降低银行贷款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了银行放贷的持续积极性。

沐川县小额扶贫信贷在总结过去金融扶贫经验的基础上，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注重把握精准到户、以贫困户自主决定，完善贫困户联保、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扶贫经济组织统贷统还制度，以保障贫困户免担保抵押的信用贷款本质。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2%。期限一般1到3年，最长5年。为方便贫困户，贷款的发放和归还都是直接使用一折通或者社保卡。在对贫困户的激励约束机制上，按期还本付息，县财政给予全额免息，其余费用全免。在风险补偿方面，一是保险机构承担7成，保险费率2%，县财政补贴一半，二是县市财政的风险补偿资金和银行各承担1.5成。风险补偿金存入农信社，农信社以最大放大倍数10倍发放贷款。在政府、银行和保险互动平台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大胆对沐川特色产业及其龙头企业的金融支持，与全县林竹、茶叶、猕猴桃、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生态水产等六大类30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相融合，全县一年来已累计整合各类涉农项目资金4.3亿元，全力推进基础、产业、新村、能力、生态“五大扶贫工程”。

支持电商平台发展

在实施发展小额扶贫贷款促进产业脱贫过程中，银行除了协助政府，让农户和企业获得生产技术，还要打通农产品和市场之间的瓶颈，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如沐川农信社等金融机构拓展了金融服务产业链，支持电商平台发展。电商除依托邮电传统的物流，还引进了国内知名的电商平台公司，线上展示，线下交易。

太和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村级扶贫案例。信用社同村风控小组对太和村每户贫困户开展评级授信，贫困户申请贷款时信用社的手续简化为只了解贷款的真实用途。沐川县2015年10月在太和村召开了扶贫小额信贷现场会议。太和村目前已对一半以上贫困户发放了扶贫小额信贷。针对太和村发展猕猴桃、脆红李种植业的需求，信用社计划支持村委会发动村内本土人才、种植大户，成立专业合作社，扶持村内种植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撬动信贷杠杆，帮扶贫困村形成特色种植产业、打造绿色无公害产品品牌，带动全体村民致富。农村扶贫政策多种多样，涉及面广、针对性强，但存在基层宣传力度不够，村委、村民认知度不高的问题，金融机构已经利用信息优势逐项梳理各项政策，并在太和村进行广泛宣传，鼓励村民用好政策，依托自身努力摆脱困境。

建档立卡，了解农户需求

银行业监管管理机构在监管督促督导中，明确了银行的责任，每个乡镇要明确一家主要责任银行，由主要责任银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行名单制管理；合理确定扶贫小额信贷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对履职尽责的分支机构和信贷人员做出尽职免责安排，解决好基层机构和信贷员“不敢贷”问题。监管部门和政府扶贫部门还建立以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企业、扶贫重点项目等为基础的信息共享机制。

在解决小额扶贫信用贷款供给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小额扶贫信用贷款的需求问题，即贫困户要有这样的贷款需求。在走访中，不少贫困户在知道贷款需要到期偿还后，贷款需求并不强烈。没有赚钱的项目可做，贷款对贫困户反而是负担。信用社等银行机构也逐渐努力培育贫困户的需求。在主动营销中优化扶贫内部组织架构，提升扶贫贷款技术和配套的激励问责机制。填补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完善金融服务网点，全县基本实现了本地的存款都用本地。采用送金融知识下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等宣传小额扶贫信用贷款。

在调查的过程中，扶贫贷款实际操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保险机构的风险补偿资金远低于预期。沐川农信社合作的保险公司对银行的贷款违约损失费是按照投保费的倍率来定的，而不是按照贷款本金实际损失的百分比来计算。例如，某贷款户200元保险金额为10000元贷款投保，保险公司赔付额仅仅为200元的3倍，远远达不到预期的10000元的70%。在扶贫贷款方面，保险机构应当同银行一样要负担起一部分社会责任，而不能仅仅把盈利作为唯一商业运作的动力。第二，信用社内部问责机制不够合理。如果贷款发生了违约情况，对于信用社而言，其内部对客户经理和基层信用社主任的问责过于严厉，他们将承担违约所产生的部分损失并且扣减绩效工资。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扶贫等普惠金融性质的服务应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管学院）

社区扶贫互助社小额信贷章程 篇4

第一条 本章程仅适用于xx镇xx社区在册18周岁以上（含18周岁）60周岁以下户籍人口从事小额信贷业务。

第二条 本扶贫互助社启动资金30万元，系财政扶贫投入。在保证财政扶贫投入资金保值增值的前提下，xx社区户籍人口可以采取投入股金的形式参与扶贫互助社，以壮大资金实力。

第三条 本扶贫互助社产生的收益，一半用于互助社积累，增加资本总量；另一半用于弥补办公开支、支付工作人员报酬、股利分配。

第四条 本扶贫互助社只采取抵押贷款方式向xx社区户籍人口发放贷款。抵押物以房产证、土地证、林权证及其他有形资产为主。每一笔贷款均需落实业务负责人，业务负责人承担连带责任，务必仔细把关，确保资金安全。业务负责人在审核贷款额度时，贷款金额原则上不能超过抵押物市场价值的60%。当信贷资金发生风险超期半年债务人仍未偿还时，业务负责人无条件承担还款责任。超期一年仍未还本付息的，本扶贫互助社有权单独变卖或处理抵押物资。变卖所得扣除债务本息及变卖成本费用后的资金，全额退还给债务人；变卖或处理抵押物资所得资金尚不能偿还债务人债务的，本扶贫互助社有对业务负责人及债务人提起诉讼，或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第四条 本扶贫互助社信贷业务权限为5万元以下（含5万元）。超过5万元的，需申请县级扶贫主管部门及金融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条 本扶贫互助社实行浮动贷款利率制度，月最低利率不低于千分之六，贷款期限一年之内。期满后仍有贷款需求的债务人，在结清本息的前提下可以申请续贷。如法定贷款期限内债务人未结清本息的，将实行累进利率制度，利率也进一步提高，但月利率最高不超过千分之一十五。

第六条 本扶贫互助社实行信用管理，债务人需自行到人民银行取得信用证明。对有信用不良记录的人员，本扶贫互助社一律不予放贷。

第七条 本扶贫互助社向债务人放款时，必须经业务负责人逐一审核签字。业务负责人在完善相关手续后再交工作人员审查，工作人员审查后再交社区扶贫互助社负责人签字，最后由乡镇扶贫互助社负责人（乡镇扶贫工作分管）签字。工作人员、社区扶贫互助社负责人、乡镇扶贫互助社负责人重点审核业务负责人是否按章程办理、是否完善相关手续，对债务风险不承担连带责任。

第八条 抵押物资涉及夫妇双方的，信贷人需出示结婚证，并经夫妇双方签字认可；抵押物资涉及信贷人全体家庭人员的，所有家庭人员均需签字认可。

第九条 本扶贫互助社采取按期结息制度，每季度结息一次，在季度末必须及时结清。未按期结息的债务人，本扶贫互助社将按《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计入债务人个人信用记录。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篇5

杨 刚 杰

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是世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现代金融制度创立的数百年间，在全球范围内长期未能有效破解的难题。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孟加拉国经济学家、金融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及其创办的格莱珉乡村银行，通过发明小额信贷，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因此，荣获2006瑞典诺贝尔和平奖，这在国内外反贫困界和金融界引起轰动。当前，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目前正在被复制到全球59国家，而且，既有包括欧美在内的发达国家，又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以往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的扶贫小额信贷应该怎样改革，这些都是我国反贫困界和金融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做一点初步探讨。

一、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

孟加拉国是世界5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基础薄弱，资源贫乏，生产力水平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孟国尚有约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upper poverty line）以下，其中34%的人口生活在极贫线（lower poverty line）以下。在尤努斯创建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的上个世纪70年代，孟加拉的贫困状况和孟加拉穷人获得信贷的困难状况几乎令人难以想象。在几乎所有的贫困地区，穷人被那些高利贷所控制与剥削，他们不能摆脱高利贷，因而甘受高利贷放款者施加给他们的不公平信贷；另一方面，正式金融机构却严重忽视了穷人这一最需要信贷服务的群体，把这些渴望贷款的穷人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使他们难以用贷款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尤努斯教授1976年创办格莱珉银行，专门借出小额信用贷款给农村穷人，甚至身无分文的乞丐。对于孟加拉国普通商业银行来说，小额贷款往往是一个不愿涉足、也不屑于涉足的领域。首先，运作成本高昂；其次，偿还风险过大。那么，尤努斯又是如何运作，摆脱这两大问题困扰的呢？《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戴维·伯恩斯坦为尤努斯总结出了两个词：“信任”和“相互负责”。格莱珉银行完全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哲学，采取与普通商业银行完全背道而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通过向孟加拉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提供小额银行贷款，使这些在通常金融制度下无法得到信贷的人有了发展的起步资本。

格莱珉银行30多年来先后在孟加拉设立了１０００多家信用社，为２００多万社会最贫穷人口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无担保的小额贷款，其中９７％是妇女；目前有2185家分行，服务69140个村的639万借款人，而员工总数只为18151人，平均每名员工要服务3.8个村子和352名借款人；开业以来，保持着良好的经营业绩，还款率始终维持在９７％以上，除了创办当年及1991年至1992年两个水灾特别严重的年头外，一直保持盈利，2005年的盈利达1521万美元(折合1.2亿元)，这一数字让许多世界知名银行都为之赞叹。相比于国际社会动辄援助上亿美元资金，却很难帮助孟加拉国减缓贫困状况的现实，曾经被人称作“光脚银行”的格莱珉银行，在金融界乃至消除贫困领域，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孟加拉现有4家比较大的乡村银行，格莱珉乡村银行是其中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声誉最高的一家。

从已经公开的资料不难看出，格莱珉银行其实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现代商业银行，94%的股权是由存户所有，政府持有象征形式的6%。它具备现代商业银行所必备的一切经营要素。格莱珉银行成功的诀窍首先在于它独特的信贷制度，即“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信贷制度。基于对孟加拉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解，尤纳斯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支持小组，每五人组成一个小

组，绝大部分是女性。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来保证支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支持关系。贷款支持小组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上的创新，它有效地降低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同时，支持小组还在小组内部激发起更大的竞争意识和更强烈的相互支撑意识。在支持小组的基础上，格莱珉银行还鼓励各支持小组形成更大的联盟，即“中心”。

“中心”是村子里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个中心都有几十名成员，由成员互选一名中心代表，负责与中心经理紧密沟通。中心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派出代表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并向中心经理缴付每周的还款及存款。如果当中有成员面临困难，通常不用中心经理操心，小组其它成员或中心代表会帮助她们。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格莱珉乡村银行的某一个成员村民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向支持小组组长和中心负责人咨询，组长与中心负责人在决定贷款中担负很大的责任，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利。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都是对外公开的，这有效地降低了来自银行的腐败、管理不当以及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职员直接对贷款负责。在商业银行频繁爆发内部腐败丑闻的今天，孟加拉乡村银行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金融机制创新，有效降低了由腐败与无效率带来的金融风险。

同时，为了帮助那些根本没有知识与经验的借款者，他们不断简化贷款程序，最终将信贷偿付机制提炼为：（1）贷款期1年；（2）每周分期付款；（3）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4）利息是10％；（5）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6）每1000塔卡贷款，每周付2塔卡的利息。这种简化的贷款偿付程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尤努斯与格莱珉乡村银行的信贷哲学试图颠覆穷人没有信用而且难以偿还贷款的信贷教条。传统的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借款人都打算赖帐，于是他们用繁密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客户，保证自己不受损失。尤努斯却有相反的哲学。“从第一天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格莱珉乡村银行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借款者都是诚实的。“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甚至，当格莱珉乡村银行面临借贷者确定无法偿还到期贷款时，也不会假想这是出于借款者的恶意行为，而是调查逼使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的真实境况，并努力帮助这些穷人改变自身条件或周围环境，重新获得贷款的偿还。就是依靠这种与传统银行截然不同的信任哲学，格莱珉乡村银行一直保持极低的坏帐率。

格莱珉银行成功的诀窍还在于它独特的经营办公成本控制。为了收支平衡并保持盈利，格莱珉银行严格控制经营办公成本开支。这家银行的总部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米尔普路，是一排高砖墙围起的４座小楼。据报载，中国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前去取经时“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没有前台接待、没有地毯、没有电梯，甚至连电话机也少得可怜，“寒酸”的毫无现代商业银行的“气派”。尽管天气炎热，许多办公室内只配备了吊扇，唯一配有空调设备的是位于５层的一间计算机室。办公室里没有太多现代设备，满眼看去多是手动打字机和一摞摞的记账本。就是在这里，银行的经理们监督着无数笔小额贷款业务，并且准备着每一份业绩报告。格莱珉银行的分行内没有电脑，客户数据填入指定表格后，便会由信差送到附近一个数据中心。这家中心不属于格莱珉银行的编制，而是由相关机构格莱珉传讯经营，该公司向格莱珉银行每月收取服务费，同时为农村提供其它电脑及传讯服务。数据中心有五

名职员，负责附近十家分行的数据处理，各家分行的数据送来之后，他们会输入电脑，传送至格莱珉银行在达卡的总部，由于数据有统一的格式，总部便可以每周掌握全国2185家分行的数据。尤努斯称，格莱珉银行严格控制开支，不轻易增加分行。每一个地方要增设分行，必须先有足够的存户愿意存款，以存款作为贷款基础，总部不会提供资金。另外分行需在开业第一年便盈利。

格莱珉银行最初需要政府和社会捐款资助，因为存款数额不足以支付贷款，过了数年之后，银行滚存了一点盈利，便可以补上存款的不足。所以格莱珉银行自1995年便宣布停止接受捐款，最后一笔已议定的捐款于1998年到位后，格莱珉银行便进入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不但可以继续生存，而且盈利是一年比一年多。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模式，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功的信贷扶贫模式之一。它以其扶贫面广、扶贫效果显著，且银行自身按市场机制运作，持续发展，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二、以往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金融扶持出现的问题

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即俗话所说的“穷人借钱难”，这是自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私有制和货币以后的数千年时间里，长期困扰人们的金融难题。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后，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加深，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加剧，对弱势贫困人群尤其是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才开始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尤其到了当代，这个问题更被国际社会视为穷人应该享受的基本人权。扶贫小额贷款被国内外公认为是解决农村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的有效办法，早在我国宋代的王安石就尝试用朝廷提供小额贷款，打击民间“高利贷”剥削，解决农民季节性生产周转困难。但近代数百年来的具体操作上，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更多囿于“信用合作”，办“信用合作社”，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据悉，国家不少高官对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搞扶贫小额信贷特别感兴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专门就信合发展史作简要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在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合作”一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或组织）为了共同目的一起工作或共同完成一项任务，诸如分工合作、技术合作等”；在国外，“合作”一词的原意是：“共同行动或联合行动”。由此可见，“合作”是人们或组织为了共同的目的或利益，联合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行动的一种方式。“合作制”是劳动群众为了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制度。“合作社”是劳动群众为了谋求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活动组织。世界合作思想的种子，是在19世纪初期，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播种下来的。合作思想成为当时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很快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并为广大小生产者所接受，为后来合作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世界最早倡导信用合作的是法国的蒲鲁东（1809——1865年）。蒲鲁东认为，货币信用行为是当时社会剥削关系存在的根源，他主张通过信用合作实现互惠的交换制度。他的思想对于后来信用合作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雷发巽信用合作社，1849年诞生于德国，它的创始人是被称为“实践家”的威廉·雷发巽（1818年——1888年），它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农场主自耕农反抗中间商人的高利贷盘剥。在德国，1872年雷发巽信用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发起成立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1876年，各地的信用合作联合社又联合起来，组成信用社的中央机构，称为德国农业中央储蓄金库，后来改称德国雷发巽银行。由于雷发巽信用社的诞生，德国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信用社的发源地，是信用合作事业发展的前驱。雷发巽信用社在德国的“成功”，很快为世界各国所效仿。到20世纪初叶，几乎传入亚洲所有国家。一时间，风

行全世界，形成了全世界性的“雷发巽运动”。特别是在欧洲各国，多以雷发巽信用社为模范，甚至于许多国家农村信用社，都统称之为“雷发巽信用社”。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合作运动迅速膨胀，信用合作社的数量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信用合作社之所以风行全世界，其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认为，这种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组织，对于反抗中间商人的高利贷盘剥，缓解城乡矛盾、贫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推动、推广、扶持，而非来自民间内部的自发力量。

纵观100多年来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史不难发现，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各国有史可查的信用合作社几乎都带有明显的官办色彩。官民不清，所有权不清，权责利不清，生存严重依赖政府，离开政府寸步难行，这是有悖于信用合作社运动“自愿、自主、自立”的基本理念的，这也是几乎所有信用合作社“官办”的“通病”。而且，许多信用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时期，无一例外地资不抵债，严重亏损，成了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最后被推向市场，通过“破产、兼并、重组”走上商业化道路，被改造成现代商业银行，由“穷人俱乐部”蜕变成“富人俱乐部”。100多年来的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始终走不出“信用合作社——现代商业银行”的怪圈，这反映了货币资本逐利性运动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人类信用合作的主观理想和货币资本逐利性运动的客观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商业银行，如荷兰农民银行、法国农业互助信贷银行、美国联邦土地银行、日本农林中央金库等等，都是从信用合作社改制来的。总的来讲，100多年来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是不成功的，同样，中国近100年信用合作社运动也不成功。

1912年（即民国元年）以后，有教育家兼经济学者朱进之及新闻家徐沧水，撰文宣传合作思想，主张设立平民银行，实行经济方面的互助制度。但这些人的活动，仅限于宣传日本的合作思想，并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的实施方案，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所以中国合作运动的兴起，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最早成立的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成立的。在此以前，虽然已有信用合作社组织产生，但大都经营不久，即归失败，未能长期存在。因此，一般认为，我国的信用合作运动，是从河北省香河县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诞生而开始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为了“顺应”社会潮流，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对信用社的发展，采取了“积极”推行的政策。信用合作社，在县、区、乡、保各层次的行政区划内，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即县联社、区联社、乡信用社、保信用社。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信用社，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严密的信用合作组织的管理系统。到1949年2月底，在国民党统治区共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17万个，社员人数达2，400万人。在这些合作社中，信用社为最多，占总数的31％。从各省的分布情况看，以四川最多，共26，000多个，河南有16，000多个，广东有15，000多个，其余各省都在1万左右。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重视”推行合作运动，并非像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是为了民众关心劳苦农民。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把合作制作为统治农民群众的新式工具。国民党政府推行合作制的目的，是为了反革命战争的需要。全国各地的合作金库，以支持合作社为名，实际上是作票子生意，以饱私囊。农村信用社，本应是农民群众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开展资金互助合作，以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信用社并未实现它的本来面貌，而变成了伪保甲长和地主富豪欺压剥削农民的工具。这些合作组织，蒋介石挂在了反共反人民的战车上，成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自然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信用合作运动，从1927年湖北省黄冈县农民协会创办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算起，到现在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

里，信用合作社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信用合作社网络。革命战争时期，信用合作社作为党对敌斗争的工具，为改变封建立地所有制，取缔、打击高利贷，调剂农村资金，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支持根据地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破坏，调节、融通资金，稳定物价，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信用合作社作为党领导农村经济工作的工具，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医治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战争创伤和通货膨胀，开展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筹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资金，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1958年以后，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渐丧失了信用合作社性质，走上“官办”的道路，增加了“官办”的积弊。1983年以恢复信用社“三性”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全国搞试点，1984年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1996年确定改革的目标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2003年提出把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三农‟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2004年又提出将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具有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和自担风险能力，面向„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企业”；2007年最新确定改革的目标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造成“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改来改去20多年过去了，农村信用社并未恢复先前预想的信用合作性质，继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之后，又走上了商业银行的改革之路。

既然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官办”信用合作行不通，于是我国又尝试走“民办”之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引导农村民间信用，解决农民贷款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我国农村曾试验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农村互助储金会（简称“两会”），并作为农村十大改革试验之一，而闻名于世，至1999年1月被国务院严令全国统一取缔，经历了十多年的兴衰。“两会”是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并迅速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大多数“两会”的运作都违背了互助合作宗旨，变成了办理存贷业务的“民办”“第二农村信用社”。

到1996年，“两会”的存款规模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九分之一。然而，由于普遍高息吸存放贷，管理权被村干部、家族势力、“大户”、“能人”把持，会员不能参与对入股资金管理，内部管理混乱，基层政府行政干预，金融监管缺位，以及县、乡政府官员等纷纷在“关心”、“关照”的名义下为自己及其亲朋好友“贷款”而不归还，“两会”管理人员纷纷借机浑水摸鱼挪用转移资金，等等，“两会”自身积累的矛盾突然表面化，很快出现了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挤兑**，在部分地区酿成了危及农村社会及政治稳定的事件。1997年11月中央决定全面整顿“两会”，1999年1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全国统一取缔“两会”。经过清产核资、分类处理、清收欠款和存款兑付等阶段，各地“两会”得到了彻底清理。但由此带来的资产损失相当严重。由乡镇政府向银行申请贷款兑付“两会”债务，给乡镇财政造成压力较大，广大农民也被转嫁了相当部分的债务负担。

“两会”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农村“民办”信用合作社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土壤和环境还有不少问题，有待全面整治；农村金融工作必须有法可依，必须置于银监委和人民银行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下。今年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决定在全国搞“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社”试点。出台的章程和实施办法笔者对比分析后发现，除了引进了格莱珉银行贷款申请人每五人组成一个支持小组的经验外，其他和“两会”几乎完全雷同。其实格莱珉银行贷款申请人每五人组成一个支持小组的经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在国内被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信贷时广泛推广，但大都流于形式，并不成功。笔者的观点是，创办“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社”这样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尚无成功的先例可循，“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一定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慎重稳健操作。尤努斯教授也正是摒弃了孟加拉传统的失败的依靠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扶贫的旧思路，才独创出成功的格莱珉社区性扶贫新路。

三、中国扶贫小额信贷应该怎样改革

小额信贷的英文是MicroCredit，一般是指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小额信贷的宗旨是通过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观企业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促进其走向自我生存和发展。近年来，小额信贷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2004年，小额信贷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被明确提出；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进一步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在今年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一时间，小额信贷尤其是农村扶贫小额信贷再度引起关注。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社科院和UNDP等国际组织就在我国农村开始了小额信贷扶贫的示范项目，仅联合国系统和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到1998年底就覆盖了22个省区的150个县，资金总额达到10亿人民币。直到2000年，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推广。那时，各地政府基本上都在放扶贫小额信贷，总额差不多有50多亿，可以说是扶贫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高潮期。但到了2003年，这笔钱差不多都有去无回，所以政府的推动力开始减少。纵观扶贫小额信贷十几年的发展，其项目不仅有效地改善了项目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而且为政府大规模的扶贫小额信贷和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同时，它也成为我国扶贫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重要的试点和示范作用，现在仍然在为扶贫服务。但是，随着小额信贷机构业务的不断扩展，一些深层次的体制缺陷开始体现出来，使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前景令人担忧。

扶贫小额信贷常常面临这样问题的困扰：国际捐赠和政府财政投入的小额信贷资金到底归谁所有？扶贫小额信贷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这些问题已经对扶贫小额信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基层小额信贷机构对资金的使用不负责任，扶贫偏离目标，有滥用及挪用小额信贷资金的现象，贷款质量严重下降；小额信贷机构本身社团的组织形式与其在捐赠资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法人机构的实质不相符，决策机制缺乏民主；整个小额信贷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缺少后续资金支持；不具备合法信贷经营权和融资资格，难以进行外部融资，不受法律保护等等。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的归属问题和治理结构的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将全面危机这些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据央行调查，农村弱势贫困人群融资只有不到５０％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资金缺口达５０％以上，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市场需求很大；另据有关专家透露，扶贫小额信贷在即使国际上也只有大约１０％的机构能实现自负盈亏，能持续盈利的不过１％，发展举步维艰。这一方面说明了扶贫小额信贷存在的必然性，另一面也说明了其改革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我国扶贫小额信贷的改革应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扶贫小额信贷改革要有一定的高起点，应把我国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改革的方向定位为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模式。目前,国内许多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用合作社都在做扶贫小额信贷；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已经有300多家，但大都是国际多边或双边援助机构和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合作，由中国民间组织负责运营的，而纯粹由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发起建立乡村银行则是一种金融组织创新。在国外众多类型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中，扶贫面广、扶贫效果显著、机构自身按市场机制运作、财务上能可持续发展、显示出极强生命力的，也只有格莱珉乡村银行和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乡村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新型小额信贷机构正在国内搞试点，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应作为扶贫小额信贷改革试验的首选机构模式。

其次，尽快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小额信贷法》，确定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由于弱势贫困人群通过正规渠道贷款融资困难，不得不转向高利贷市场。民间“高利贷”利率大概是银行法定利率的5到6倍，甚至更高，而从事“高利贷”生意则往往带有黑社会性质，使弱势贫困人群更加贫困，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不稳定因素。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形成以主要服务大型工商企业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主要扶持农村社区中小型骨干龙头企业的合作金融机构，为弱势贫困人群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服务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以及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四部分合法金融主体构成的，多元化、多层次、充分竞争、活跃的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格局，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打击、瓦解民间“高利贷”，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问题。

第三，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把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办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多年来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之所以面临诸多困难，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机构自身的企业制度有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企业制度是指以产权制度为基础和核心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为人们所共识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符合国际惯例的企业制度。确切地说，是指当前遍及全球的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公司制度。严格按照《公司法》要求，把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企业，使其“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是扶贫小额信贷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四，制定产业政策导向机制，为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扶贫小额信贷具有这样四个特点：一是规模小，高度分散，工作量大，费用成本高；二是情况多样复杂，可行性研究困难；三是农民的土地、房屋和农业生产资料等财产价值偏低，难以变现，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四是季节性强，生产周转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影响大，信贷风险高。这正是许多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扶贫小额信贷的原因，也是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生存发展必须克服的困难。国家要采取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鼓励措施，保证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有合理的盈利空间，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来投资入股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从中国人民银行去年的试点来看，乡村银行要可持续发展下去，扶贫小额贷款利率应该有比工商业贷款利率更高，完全可以在不高于银行法定利率4倍的范围内放开。

第五，通过立法硬约束，让商业银行机构为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业务支持。中国农村金融资金不仅“贫血”严重，而且“失血”也相当严重。中国人民银行官员曾指出，农村资金正从三个渠道大量流失：一是基层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上存的方式致使大量农村资金流向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有数百亿元资金通过信用社净流出农村；二是邮政储蓄“贴水”揽储方式使约近千亿元资金通过邮政储蓄从农村流入城市；三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赢利动机的驱使下，通过“农转非”使资金流向收益相对较高的“双大”客户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商业银行机构取得的效益一定程度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它们必须在反贫困事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要求存款机构必须为其所在社区提供信贷支持，而且其中一部分必须贷给社区的中低收入人群。我国也应尽快通过此项法律，把商业银行机构在反贫困事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第六，适当放宽准入条件，鼓励当地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养殖大户和城乡有钱居民等企业法人和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实施扶贫小额信贷的当地化、乡土化战略。与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多边或双边援助机构、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其他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相比，由当地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发起创办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由于与农民和农村有天然的联系，身处最基层，具有获取信息的便利条件，对农民和农村的金融需求有更深切的把握与了解，使它们能够根据农民和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进行相应的金融制度和产品创新，从而提供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求的扶贫小额信贷服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然人、企业或其他民间组织自身，对外援资金依赖性较小，因而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多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经济要素的大量输入，浪费严重，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贫困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应按经济规律办事，立足于激活贫困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七，建立宽松灵活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使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与其他民间金融组织一样，具有隐蔽性强、可监管性低、风险控制难等缺点。金融监管应适应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运行机制的特征（如贷款合约文件简单、信用评估体系简便、金融产品设计灵活等），采取比较灵活的更具弹性的措施，以利于调动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投资人、捐赠人和其他批发性贷款者的积极性，激励他们更多地投入到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中；应更多地鼓励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自我监管，使其有动力加强内控建设，提升制度执行能力，防范操作风险，尤其是防范案件风险，在内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有效进行自我监督和预防性内部监管；应在控制监管成本的考虑下，尽量鼓励建立行业性的自律组织，利用这些行业自律组织对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进行信用评级、资产评级、业务监管和信息披露。格莱珉银行的贷款支持小组有效地降低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这个经验很值得借鉴。

第八，建立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任职资格制度，建设一只高素质的扶贫小额信贷从业员工队伍。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特殊的经营环境决定了其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职业自律非常重要。应通过建立统一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任职资格制度，严把选人关和用人关，建设一只高素质的扶贫小额信贷从业员工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应优先考虑从当地农村土生土长的“草根”人群中招募员工。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要学习尤努斯的精神，彻底摒弃“官银”意识和“官银”作风，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遵章守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稳健经营”的金融从业职业道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办业务，把农村弱势贫困人群作为自己的亲人，执著地为他们脱贫致富而工作。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应建立健全案件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案件责任追究力度，引入取消任职资格、引咎辞职、辞退等现代人事管理制度。

第九，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提高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信贷环境质量。信用环境的好坏是扶贫小额信贷最终能否顺利收回的一个关键因素，直接关系到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要运用道德的、行政的、法律的诸多手段，推行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全面开展信用户、信用村民小组、信用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县等级评定、表彰工作。这样的等级评定、表彰工作宜每年进行一次，经常化，制度化。形成“诚实守信光荣，背信弃义可耻”的社会道德风尚，使农村弱势贫困人群家家户户都懂得“守信光荣，失信可耻；守信受益，失信吃亏”的道理。实行信用等级管理，让信用好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得到国家扶持和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支持，享受优惠政策和利率，先富裕起来。使贫困地区农村弱势贫困人群人人都认识到信用就是无形资产，尝到守信用的甜头，都能珍惜自己的信用，形成人人讲信用的局面。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篇6

——以昆明妇联实施扶贫小额信贷为例

摘要： 本文基于提升扶贫小额信贷绩效, 增加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角度, 选取昆明妇联为例, 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及贷款投向的绩效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妇联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肯定的积极作用。然后从妇联组织的性质、基本职能、组织网络、性别沟通优势和从业经验等五方面论证了妇联系统承担小额信贷业务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后提出了政府如何支持妇联在小额信贷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

关键词: 扶贫 小额信贷 少数民族地区 妇联

一、引言

（一）小额信贷的定义

小额信贷是在一定区域内，在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按特定目标向贫困人口直接提供资金及其综合技术服务的一种特殊的信贷方式。（杜晓山）由于数额较小、期限较短、利率较高、无需担保且采用直接到户、小组联保、整贷零还、严格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小额信贷的实施得到了有效保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贫困群体和低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几种微型金融方法逐步取得成效和不断扩展，这种将组织制度创新金融创新的信贷活动与扶贫到户项目有机地结合成一体的信贷方式，成为国际组织积极推广的反贫困措施，也成为我国积极倡导和推行的一种扶贫开发方式。

（二）国外的小额信贷研究和实践

国外对于小额信贷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创建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GB）模式被各国公认为发展小额信贷的基础模式。其特征是贷款只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贫困妇女，只提供贷款和强制储蓄服务。5人组成联保小组，实行每周中心会议制度，小组基金制度，每周还款等。现有发展了“格莱珉二代”。除此之外，在世界各地实行的小额信贷模式中，比较有名的还有印尼的人民银行（BRI-Unit）模式（以商业利率为印尼全国农村的中低收入人口提供小额贷款，贷款类型多种多样，同时吸收自愿存款）、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模式（通过提供信贷服务和培训, 扩大就 1 业和鼓励向小企业投资,采取连带小组贷款方式）、社区合作银行模式和村银行模式（由成员项目、贷款额度、利率水平、贷款周期和还贷方式等栏目构成的外部账户;由贷款类型、储蓄、控制机制和放贷原则构成内部账户;要求存款达到贷款额的20%以上,且属于强制性储蓄, 存款为村银行内部的资本金, 由存款规模决定下轮贷款的规模;借贷者在借款满9轮且贷款额达到300美元后, 即从村银行中毕业, 成为自我投资,自我管理的经营者）。

1995 年扶贫协商小组(CGAP)的成立标志着小额信贷开始为主流发展组织所接受, 该小组是由世界银行发起并经过多方资助者的努力而建立的,目的是系统地增加用于小额信贷的各种资源。1997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了首届小额信贷高峰会, 标志着小额信贷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了在世界各地推动小额 信贷和小额金融服务, 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 联合国大会指定2005 年为“国际小额信贷年”。2006年，穆罕默德·尤纳斯与其创建的乡村银行因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小额贷款而一起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们在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

(三)国内的小额信贷研究和发展

1981-1993 年，在一些援华的国际项目中，与其它项目目标相配合，同时利用小额贷款的方式开展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信贷计划，小额信贷在中国开始“早期的项目试验”。

1993 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福特基金会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引入中国，并在 1994 年开始实施一项名为“行动-研究计划”的小额信贷项目，于 1994 年初-1995 年 11 月，分别在河北省易县和河南省虞城县、南召县建立起三个县级扶贫社。这一项目的启动被认为是真正意义的小额信贷活动在中国的开端。

此后，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1994-1999 年，试点初期阶段，主要是通过项目来开展小额信贷活动。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际捐助和软贷款，基本上没有政府资金的介入；重点探索的是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式小额信贷的可行性；以半官方或民间机构进行运作，并注重项目运作的规范化。

第二，1999-2005 年，正规金融机构全面介入和各类项目的制度化建设阶段。农村信用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倡导下，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在城市领域，劳动部门与商业银行结合，推动城市下岗再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项目。

第三，2005 年以后，小额信贷正规化、制度化发展阶段。2005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川、黔、晋、陕、蒙五省区进行“只贷不存”小额信贷机构试点，2006 年底，银监会允许建立村镇银行、商业银行贷款子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到 2008 年 5 月银监发〔2008〕23号文件，这些都推动了中国小额信贷正规化、制度化发展。

中国小额信贷经历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完整的扶贫制度的探索性发展、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创新发展、“只贷不存”小额信贷机构的正规化发展、多种机构的进入的正规金融领域内拓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的贷由农村到城市扩张阶段。

从操作角度而言，中国小额信贷可分为三种类型。

1.NGO、国际机构、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操作的小额信贷。NGO小额信贷是小额信贷进入中国选择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

2.政府部门操作的小额信贷。中国政府部门操作的小额信贷，主要是指借助小额信贷这一金融工具以实现扶贫攻坚为宗旨，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为运作机构的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还有政府出资担保的为解决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问题的小额担保贷款。

3.金融机构操作的小额信贷。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四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商业银行专营贷款的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合作社），此外，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甚至股份商业银行（例如深圳发展银行等）也开始涉足小额信贷领域，外资金融机构（例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一些国际组织（例如国际金融公司等）也参与进来，它们有的参股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有的甚至独资或合资设立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直接参与小额信贷的发放。

（四）妇联小额信贷的发展

刘学华，李树杰（2007）认为真正的小额信贷应该坚持以国际通行模式主要扶助贫困妇女的原则。事实上我国小额信贷项目在实践中正是逐渐强调对贫困女性的关注与倾斜。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理念下，在妇女中开展了小额信贷扶贫工作。1989 年，山西吕梁地区妇联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7 万美元赠款和13.5 万元政府扶贫款，在4 个县试验小额信贷，支持贫困 3 妇女发展家庭生产经营并获得成功。此后，全国妇联于1994 年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目前，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开展了农村妇女小额信贷。实践表明，妇女信贷扶贫工作资金到户率高，98％的资金用到贫困户；项目成功率高，90％以上的小额信贷户受益；贷款回收率高，除天灾人祸还款率大多保持在95％左右。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仅安徽、云南、内蒙古等十个省区的妇联就协调了信贷资金57.8亿元，累计放贷67万户，回收率达到了97.4%。

2007 年，农行与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妇女小额信贷工作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农村妇女小额信贷工作。根据农村妇女实际情况，以及承贷人信用状况、偿债能力和项目经营等情况，在充分考虑贷款安全前提下，适当放宽贷款准入条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农村妇女或她们的项目作为信贷支持对象。

2009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央行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实现了新的突破，一个是扩大了贷款的覆盖面，小额担保贷款的对象从城市拓展到了农村。二是提高了小额贷款的额度，妇女贷款的个人最高额度由五万提高到了八万，社会上现在的政策还是五万，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人均最高额度已经达到了十万元。第三、明确了财政贴息的范围。妇女个人从事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由中央或地方财政据实全额贴息。第四、将妇联纳入了小额贷款体系，妇联可以回收贷款等工作，各地的财政部门要应对当地的妇联组织开展小额担保贷款工作，给予经费的保障和奖补资金的支持。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什么是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这一概念在国外产生已历三十余年, 而在中国还只有10 年左右的时间。在这10 年中, 小额信贷对推动中国三农经济的发展和扶贫工作正在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世界银行《公平与发展: 2006 年世界发展报告》 指出, 公平性的基本定义是人人机会均等, 享有“机 会公平”。而机会公平被认为是目前实现公平的可行 方式。[7]在中国, 低收入群体占了人口的绝大部分, 4 2000 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 中低收入户 占18%, 低收入户占了80%。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 距拉大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于因个人能力不 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 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社 会救济来保障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需要, 但对于机 会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就要改变制度安排, 尽 可能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否则既是严重不公, 又会 极大地阻碍发展和效率”。[8]因此, 消除贫困, 向贫困 人口(包括赤贫人口)提供参与经济建设的平等机会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既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又是 一个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课题。另外, 实践已经证明, 农民是否接受小额信贷, 其最大的顾虑并不在金融本身, 而在农村的“非金融 服务”(non-financial services)供应不足。因此, 小额 信贷机构还应该模仿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式, 为借 款农户定期聘请农村实用技术人员、市场经营人员 等讲解相关知识, 服务贫困农户的生产和经营。总之, 以“几户联保、整贷零还、小额短期、定期 例会”模式运作、以扶助贫困人口(主要是贫困妇女)为主要目标、向她们提供包括贷款、储蓄、结算和非 金融服务等全方位服务的小额信贷, 才是真正的小 额信贷(Microfinance)。（1）国外研究和经验 主要信贷方式（2）国内发展和探索

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历程（文件颁布）；现在的具体分类特点；（3）妇联在小额信贷中的作用

联合国是较早把小额信贷引入我国的国际组织。从1981 年开始，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人口基金在我国的项目中大多包含小额信贷项目。随后，有国际小母牛项目、宣明会、乐施会等国际组织在我国开展小额信贷项目。刘学华，李树杰（2007）认为真正的小额信贷应该坚持以国际通行模式主 5 要扶助贫困妇女的原则。事实上我国小额信贷项目在实践中正是逐渐强调对贫困女性的关注与倾斜。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理念下，在妇女中开展了小额信贷扶贫工作。1989 年，山西吕梁地区妇联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7 万美元赠款和13.5 万元政府扶贫款，在4 个县试验小额信贷，支持贫困妇女发展家庭生产经营并获得成功。此后，全国妇联于1994 年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目前，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全国已有28 个省区市开展了农村妇女小额信贷。近年，各级妇联借鉴农村小额信贷扶贫的成功经验，在城市利用小额信贷帮扶妇女创业与再就业，现已有24 个省区市开展了城市妇女小额信贷。实践表明，妇女信贷扶贫工作资金到户率高，98％的资金用到贫困户；项目成功率高，90％以上的小额信贷户受益；贷款回收率高，除天灾人祸还款率大多保持在95％左右。小额信贷通过为贫困女性解决资金问题，转变了贫困女性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观念，提高了她们求生存谋发展的意识。并通过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增加了她们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提高了她们生产和生存的应变能力。此外，小额信贷还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组织化程度，使她们参与经济建设，参与村民自治的意识提高。在我国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的今天，对留守妇女进行信贷扶贫工作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篇7

关键词：金融扶贫,小额贷款,风险管理

现有100多万人口的隆回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有209个贫困村,拥有贫困人口187258人。实现扶贫脱困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由于贫困的农村农户缺少担保,因此发放小额信用贷款支持农户发展产业、脱贫致富是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扶贫的主要方式。该县农村商业银行2016年1到7月完成对全县农户的授信6400万元,发放扶贫贷款860笔3120万元,这些贷款都属于小额信用贷款。目前隆回县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贫困村的市场机制发育更为缓慢,农户获得贷款后,聚集生产要素的能力还不强,偿还贷款的能力还很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贷款风险。

一、贫困地区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存在的风险

以隆回县为例,贫困地区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风险:

1、客户信息不对称产生信贷风险

隆回县209个贫困村,最远的贫困村距离县城60公里,距离镇政府20多公里。贫困农户有回族、瑶族、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散居在高山偏远地区的农民占大多数。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无法对该县的187258名贫困人口一一开展信息识别,对其家庭收入、生产、生活状况、诚信状况等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准确识别。该县金融机构在贫困村开展授信工作,主要依靠村支两委的干部,由于这些村干部缺乏金融知识,没有专业素养,又夹杂人情等因素,且不少村干部属于经济能人,在县城或者乡镇居住者多,一年居住在农村的时间短,由他们为主来开展授信工作,银行在发放贷款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比如,该县一家金融机构对桃洪镇一位回乡创业的农户发放创业贷款20万元,然而,因为技术不成熟,该农户用这笔贷款喂养的山羊100多只,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50多只。发放这笔贷款的信贷员3个月后还对此一无所知。当地村干部由于常年在外面打工、经商,也没有准确及时掌握信息。又如,该县一家金融机构对该县六都寨一个农户发放贷款3万元,这个农户原本打算在村里开一家水暖器材小店,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家人重病,花了2万多元,最后,原来安排的生产计划落空。信贷员和村干部都住在县城,6个月后都没有掌握这一信息。

2、产业发展失控造成信贷风险

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扶贫时主要支持对象是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和有意愿发展特色养殖、种植的农户、农场和农村专业合作社,通过产业来带动农户脱贫致富,以此为贫困地区农户开辟脱贫之路。隆回县金融机构的扶贫贷款也主要投向当地特色产业和政府要求扶持的产业项目。该县金融机构2016年发放给全县金银花、百合等四大特色产业的贷款占比达到70%,总金额超过2亿元,支持农村合作社130多家。金融机构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小额贷款风险在于对产业未来发展缺乏掌控能力。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地区产业不成熟,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如隆回县金银花产业的发展受到市场因素和国家药典目录的调整等诸多因素影响,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及时回收。该县金银花面积21万亩,几年前,金银花货紧价扬,鲜花8元左右,干花价格一直保持每公斤70元左右,最高时达每公斤200元。调查显示,现在该县刚上市的鲜花价格为每公斤仅3--6元,干花每公斤仅25—40元,其年产值由高峰时的12亿元直接降至2亿元。产业发展出现的变故,在一定程度会影响金融机构发放的小额信用贷款的本息及时回收。

3、道德风险和贷款减免造成信贷风险

隆回金融机构出现的不良信用贷款历史数据表明,信贷员和贷款客户道德不良,骗取贷款和恶意逃避贷款的现象是出现不良贷款的主要因素。个别政府部门领导对信贷的干预,也造成了几笔不良贷款。政府领导出于良好愿望来帮助农民的贷款减免在一定程度破坏了农村的信用环境,严重影响小额信贷款项的到期回收率。

二、如何有效控制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

正确认识县情,科学评估可能存在的小额信用贷款风险后,隆回县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从担保体系创新、内部管理、精准对接产业等三个方面着手,有效控制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

1、创新担保体系、科学防范风险

隆回金融机构采取政府财政资金担保和企业能人担保的方式,为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和产业带头人提供信用担保和贷款贴息。为了让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没有后顾之忧,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隆回县政府财政出资1000万元,成立扶贫贷款担保中心,发挥财政资金重要作用,用扶贫资金打捆设立不少于1000万元的贷款担保基金建立“资金池”。该县通过竞争方式选择合作银行,将“资金池”资金存入合作银行,合作银行根据协议,按照1:10比例给农户、农村专业合作社或者农场发放扶贫信用贷款。如果政府要求扶持的产业项目,出现信用风险,造成贷款本息无法收回,由政府的担保基金偿还。有历史统计数据显示,隆回县小额信用贷款出现本息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比例不到3%。现在政府担保基金和信用贷款的杠杆比例为10%,这让金融机构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吃了定心丸。

该县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过程中,还积极创新担保模式,引导企业法人和致富能人出资为农户提供担保有效缓解风险。如隆回农商银行通过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引导湖南华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向长江到该县岩口镇向家村对该村渴望脱贫的50多户农户进行贷款连带责任担保。向长江自愿出资1000万元作为担保人,为村里想发展产业的农户提供义务担保和贷款贴息补助。

2、建站强管理,有效控风险

针对农户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隆回县全面铺开金融扶贫服务站建站工作,在全县209个贫困村建立金融扶贫工作站,在村部建立工作机构,配备电脑、POS机等必要的设备,安排2名工作人员每一周定期到工作站服务一天。该县金融机构还聘用村里有威望、信用良好、熟知金融知识的当地能人对扶贫贷款进行管理和催收,降低贷款风险。该县农商银行还及时组建了金融宣传服务小组,积极深入经济合作组织、贫困村组的农户家中了解情况,宣讲金融产业扶贫政策和小额扶贫贷款申办手续。该行对每个金融扶贫服务站安排至少一名客户经理任副站长,开展贫困农户评级授信工作,普及征信等金融知识宣传,对小额扶贫信用贷款启动限时服务制度。同时,隆回县农商银行还强化内部管理,根据网点辖内贫困农户户数、特色产业不同资金需求,将年度小额扶贫信贷投放目标分解到全县49个乡镇网点、具体到客户经理,对该项工作的年终考核占比达到20%。该行出台《经营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客户经理绩效考核办法》等文件中都明确将贫困农户评级授信面和贫困农户贷款投放率纳入季度和年度考核。为了防止信息不真实带来的信贷风险,该行要求信贷员、客户经理要对信息进行多方式、多渠道交叉核实,看是否相吻合。同时该行还强化责任追究,出台制度,对贷款客户进行贷后管理,强化对贷款客户的追踪服务和信息全方位掌控。该行规定:凡是客户经理对发放贷款的农户没有进行尽职调查出现信贷风险造成本息无法及时回笼者,要追究责任。

3、精准对接产业,积极化解风险

农村金融机构对产业政策的不了解,对产业的发展趋势不明了,对产业带头人的不熟悉,都会成为不良信用贷款的风险源头。隆回县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的过程中主动对接县扶贫办等政府部门,及时掌握扶贫信息和产业规划情况,确保发放的信用贷款发得准、收得回。在给从事种植、养殖等特色产业的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时,隆回县金融机构注重贷款对象发放的准确性,该行安排客户经理上户一对一和产业带头人、贷款对象精准对接,全面掌握贷款对象的所有信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隆回农商银行在扶贫部门取得了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详细名单和全县带动型农业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社二份名单,从源头上确保产业扶贫对象的精准性。隆回农商银行明确了专人与县、乡(镇)两级政府及人民银行、扶贫办等主管部门进行信息变化的对接,建立了良好的分层联动机制,实现了产业扶贫贷款的精准对接,并针对全县金银花、油茶、“宝庆三辣”和“龙牙百合”等4个特色产业出台了个性化的信贷产品。隆回农商银行对“产业扶贫信贷通”采取“一次授信、5年有效、随用随贷”的管理方式,做到精准快捷发放。贷款能及时发到农民手,就是农民脱贫的及时雨,扶贫信用贷款真正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助推剂,在金融精准扶贫攻坚中发挥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只有控制好了信用贷款风险,金融机构才可能在扶贫攻坚中发挥积极作用,才可能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袁玥.我国政府金融扶贫模式创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篇8

为了推进脱贫奔小康进程，江苏省沭阳县财政局、扶贫办、农商行等部门认真落实扶贫小额贷款投放政策，大力度推进精准扶贫。去年以来，全县已发放小额扶贫贷款6.01亿元，带动了4.7万户贫困农户增收脱贫。

沭阳县充分利用扶贫政策，着力扩大扶贫小额贷款投放规模。积极营造宣传氛围，让扶贫小额贷款贴息政策深入乡村、深入农户。该县庙头镇投放扶贫小额贷款告知书6000多份，同时利用村广播向广大建档立卡户宣传扶贫小额贷款惠民、富民政策。该县农商行把临时柜台搬进村，把扶贫贷款送到户，深受群众好评。

沭阳县还结合全民创业、“三来一加”等富民项目，按照“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原则，积极推行“阳光授信、一次借款、一年还款、项目承载、干部帮扶、财政贴息”的富民模式。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各乡镇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把扶贫小额贷款发放任务分解到村到组，纳入了乡镇和县直单位考核。各有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建立互动机制，县扶贫办负责扶贫小额贷款的政策指导与组织牵头;县财政部门负责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审核拨付;县农商行负责授信对象认定与扶贫小额贷款的发放、管理、收回等工作。

沭阳县通过投放小额扶贫贷款，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庙头镇古龙村二组养殖户周业剑办理了5万元扶贫贷款从事养殖业，年养鸭6000只，已获纯收入10万元以上，一举摘掉了穷帽子。该县小额扶贫贷款不仅帮助农户增收，而且加快了产业发展，2014年全县先后新增专业村48个。

（江苏省沭阳县财政局吕述谡、王德法、王鲍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