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精神分析

2024-09-30

关系精神分析（精选8篇）

关系精神分析篇1

催眠与精神分析的关系

精神分析疗法又叫心理分析疗法、分析性心理治疗，是心理治疗中最主要的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一种以改变作为心理障碍基础的潜意识层面的人格为目标的心理障碍根治疗法。精神分析的启蒙者是催眠术的先驱者麦斯麦，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创立并发展和完善了精神分析学说。其基本理论核心是：人的精神活动可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

精神分析学说以潜意识的理论为基点，所要探讨的“是一个人为什么是他那个样了”的真正原因，它设法将潜意识的东西进入意识中来(如采用自由联想法)，然后通过自我认识，以摆脱心理问题和不良情绪。精神分析的目的和价值在于它能够挖掘出深藏在潜意识中的各种关系(尤其是童年的精神创伤和痛苦经历)，使之被召回到意识中来。患者借助于医生的分析、解释，理解这些关系，彻底顿悟和认识自己；医生再加以疏导，使患者宣泄并消除深藏在潜意识中童年的精神创伤、心理矛盾和痛苦体验，最后矫治不良行为，达到治疗目的。精神分析的奠基不是出于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其中包括了诸如抗拒、压抑、性欲、攻击、恋亲情绪等诸多无意识的心理反应。探讨病人的深层心理，识别潜意识的欲望和动机，解释病理与症状的心理意义，协助病人对本我的剖析，解除自我的过分防御，调节超我的适当管制，善用病人与治疗者的移情关系，来改善病人的人际关系，调整心理结构，消除内心症结，促进人格的成熟，提高适应能力。，精神分析疗法最经典的技术便有自由联想法、移情分析法、梦境分析等。以后无论荣格的心理分析法、阿德勒的心理分析法、约翰·罗森的直接分析法和哈伯德的戴尼提回思术，还是认知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某些疗法等，凡与动力心理学基本观点有关的心理治疗方法，均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心理分析疗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催眠与暗示现象，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熟悉，并在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但真正尝试对催眠现象作出科学解释的人，至到19世纪上半叶才出现，他便是英国的外科医生布莱德。布莱德在其《神经催眠学》一书中认为，催眠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类睡眠状态。由于被催眠者眼睛的凝视或思想观念上的凝注时间太长，即可进入催眠状态，这是一种生理上的原因，并无任何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催眠的要素便是暗示。以后许多心理医生、生物学家和教育家都对此产生了兴趣，并提出了种种理论，催眠术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若不是药物麻醉的方法传入欧洲，催眠术的研究者极有可能把它发展得更完备。但是，催眠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因其见效快、费时较短、所需条件简单，因此不少心理医生仍然乐于使用。对采用心理分析疗法的医生来说尤其如此。暗示是个体所固有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它不只是催眠的要素，也同样是心理治疗特别心理分析治疗的重要因素。暗示可分为他人暗示和自我暗示。“他人暗示”是指被暗示者从别人那里接受某种观念，使这种观念在其意识中和无意识中发生作用，并使它实现于动作或行为之中，更典型者还可能引起生理上的变化。据说某权威催眠师曾站在受试者后，把一滴凉水滴在其皮肤上，当水滴即将接触皮肤之际，催眠师大吼一声“烫水”，受试者的皮肤马上隆起了一个水泡。在实际生活中，也有被医生误诊为绝症而使身体一落千丈的事例。“自我暗示”是源于自己，一般他人暗示能起作用也是因有自我暗示的加强所致。如“医生说我患有绝症”(他人暗示)，“我患有绝症，难怪身体愈来愈糟”(自我暗示)，如此循环，暗示的作用便加强了。据说某人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模样后，便常想：“这钉子穿过手心可不是滋味”，这种观念在心头萦绕不散，后来手心果真红肿溃烂了，这也是暗示作用而引发的不良后果。催眠技术是先于精神分析诞生的，弗洛伊德在早年的临床治疗中也蹭应用过，但是后来发现它是一个不可控的过程，很多出现的东西并非对治疗有帮助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呗催眠到一个适当的程度，所以后来放弃了。你可以想象意识是一个警卫在监督着潜意识，自由联想的方法是绕过警卫，而催眠则是令这个警卫睡着。

由此可见，催眠与精神分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也同时有着显著的区别，精神分析是作为一个学术整体存在的，而催眠是作为精神分析疗法的一个方法存在的，可以说催眠与精神分析是不在一个等级上的。但精神分析又不能缺少催眠这样一个重要的心理治疗手段，因为催眠可以把患者带到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更有利于心理医生进入患者的内心了解患者的心理病疾，从而才能对症下药，对患者进行更加行之有效的治疗过程。同时，人脑的生理机制也是比较特殊的：人类的所有记忆都是大脑皮层中的结构，并分成了各个区，各个神经部分。心理活动就是这些各个区的神经冲动形成的。人类所能激活的脑区由于器官的限制只能是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意识，而那些没被激活的，就是潜意识。而通过催眠这样一种手段，心理医生可以唤醒这些压制与患者内心的潜意识，从而更加清楚深刻地了解到患者的病症所在。总而言之，催眠只是精神分析这样一种治疗技术的治疗手段，但同时催眠也是精神分析这一治疗技术不或缺的治疗手段之一。

关系精神分析篇2

1 精神分析视角对患者的理解

1.1 症状的由来

现代医学认为, 精神因素可以引发心理应激。所谓心理应激是指个体在生活适应过程中, 关于环境要求与自身应对能力不平衡的认识所引起的一种心身紧张状态, 这种紧张状态倾向于通过非特异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表现出来[1]。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分析, 认为疾病是患者成长经历中的冲突从潜意识中被重新激活, 而症状则是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之所以能够表现出来相应的症状还是跟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应激能力有关[2]。

1.2 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

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个体在面临挫折或冲突的紧张情境时, 在其内部心理活动中具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解脱烦恼, 减轻内心不安, 以恢复心理平衡与稳定的一种适应性倾向[3]。心理防御机制的意义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之处在于能够使个体本身在遇到困难与挫折后减轻或免除精神压力, 恢复心理平衡, 甚至能够激发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激励个体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消极之处在于使个体可能因压力的缓解而自足, 或出现退缩甚至恐惧而导致心理疾病。

2 精神分析视角对医患互动的解读

2.1 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

患者在患病时, 除了身体上所感受到的痛苦外, 还会体验到对疾病甚至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对医学的无知和对自身健康的无法控制所引发的无能感和弱小感, 对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以及遭受经济和情感剥削的恐惧等心理活动[4], 这些由于患者心理防御机制及其他外部因素都会促使患者发生移情。

2.1.1 对疾病、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人一旦患病, 或多或少都会感到一种恐惧。根据疾病轻重程度的不同和自身人格结构特点, 患者最终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程度也不尽相同[5]。如果病情较重或人为地夸大和歪曲, 使其超出患者的承受能力时, 患者将在潜意识中的动用投射等防御机制以缓解内心的焦虑。投射有向内投射和向外投射两种, 前者表现为抑郁, 后者则表现为对于周围人或事物的抱怨、挑剔和指责, 如投射到医生身上, 就会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防御机制的运用有助于患者对自身的焦虑与恐惧进行控制, 暂时获得虚假的安全感。

2.1.2 患者角色引发的无能感与弱小感

在退行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下, 再加之患者对医学的无知和对自身健康的无法控制, 很可能激发患者的无能感和弱小感, 此时对医生的移情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医生过分依赖, 形成父母-儿童型医患关系, 把对疾病的治疗和病情康复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医生, 自己则听之任之。另一种表现为强烈的攻击性, 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刻意贬低医学技术水平和医生的医德医术, 认为西医只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治疗效果不佳。其二是刻意地崇拜医学技术, 但仍然贬低医生的医术, 认为治不好病是医生技术不行, 并非实际情况不能实现, 尤其表现出对于年轻医生的极度贬低。这种疾病激发出的无能感和弱小感使患者及家属与医生之间无法建立正常的信任感, 良好的医患关系更无从谈起。

2.1.3 对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

对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是每个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心理需求[6]。由于前面提到的患者在生病时会产生弱小感和无能感, 所以在医疗过程中患者会更渴望医生给予他足够的关怀与尊重。当患者的心理需求不能从医生的语言和行为中得到满足时, 患者就会表现出过度的索求或者过分的指责, 这都是患者对医生的移情反应。前者表面上看似患者向医生乞求被爱, 实质上却是对医生的被动攻击, 而后者则是对医生的主动攻击, 是潜意识中反向形成心理防御机制的运用, 患者用挑剔和指责的形式向医生传达自己的不满, 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没有得到关爱和尊重的表现。

2.1.4 自我保护心理

由于社会分配体制不健全, 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 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 医疗过程中的费用又在不断提高, 患者害怕遭受经济和情感剥削, 从而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心理[7]。在这种心理因素的作用下, 只要医生的治疗方案所需的费用超出了患者的心理预期, 就会引发患者强烈的反感和抵触, 阻碍医疗救助的开展[8]。

2.1.5 性格特征

由于诸如就诊量大、就诊时间有限等种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医生在诊治患者的过程中往往习惯于采用说教式的方式直接给予给患者劝告与指导, 而不习惯让患者作为合作者参与决策, 甚至对患者有关病情的提问也不能有求必应。在这种情况下, 隐藏在医患关系表面背后的患者对医生的移情会因患者的不同性格特点而异[9]。如果患者的性格偏于内向、受暗示性强、易于服从权威, 与控制型的医生之间比较容易建立起融洽的医患关系[10]。反之, 如果患者的性格外向、独立、情绪不稳定, 很有可能将与以往生活中严厉的父母或老师的关系转移到面前的医生身上, 并在情感上加以否定, 在行为上施以攻击, 激发医患冲突[11]。

2.2 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反移情

在患者与医生建立医患关系的过程中, 患者的种种表现往往同样会对医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使得诊治医生的某些潜意识也被激发出来, 这种过程就称作反移情。如医生感受到患者的抑郁情绪时, 可能会产生内疚感;医生感受到患者的攻击性时, 可能会产生无能感等等。

医生的反移情, 对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能有利, 也可能有害。如果医生能把自身对患者的反移情作为了解患者心理活动的工具, 就能从患者的立场体会他们的需要、认知和情感, 这种换位思考带来的是对患者深切的共情和理解。反之, 如果医生被患者引发的反移情所左右, 深陷负性情绪中无法自拔, 甚至付诸行动, 对医患关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医生在觉察自身反移情的同时, 还需要仔细分辨这些想法、冲动和感受是出于自己的评价和感觉系统, 还是出于对来访者的真正理解。如果是前者, 则对医患关系不利。如某些过于自恋的医生, 盲目夸大医学的作用, 通过对于医学的认同沉醉于救世主般的自体幻象中, 以医疗活动为手段追求病态自恋的满足。此时, 医生关注的只是自己的自恋需要而不是患者的利益, 看到的是疾病而不是患者本身。其结果要么是医生因为治疗成功而更加自负;要么是因为治疗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产生挫败感。实际上, 由于人格结构的幼稚性, 自恋的医生往往不能忍受这种挫败感, 势必采取否定、隔离、投射等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 最终使病态自恋不断加重, 形成恶性循环。

2.3 动机冲突

医生与患者的共同目标是战胜疾病,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按理说不应当有冲突, 但实际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冲突是十分常见的。医务人员期望患者不折不扣地执行医嘱,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和医学知识的普及, 患者往往更加期望医务人员用高超的技术为自己解除病痛, 并能遵从自己的某些建议。强行地要求患者遵从医嘱会让患者觉得自己不被尊重[12]。但同时, 如果患者不能按照医务人员的要求去做, 医生也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患者的尊重。这样双方的动机就发生了冲突, 损害了医患关系。

3 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缓解医患矛盾

3.1 增强医护人员与患者的共情能力

在患者前来就诊的时候, 医生不应因为时间紧、门诊量大就对患者置之不理, 只是让患者去做检查然后根据结果诊断病情。而应该在患者就诊过程中尽可能地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 通过询问病情以及与病情有关的信息, 尝试从患者的角度体会他的所思所想所感, 无论患者是无助抑郁、还是攻击愤怒, 都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3.2 提高医护人员对于移情与反移情的觉察能力

在临床医疗过程中, 医生的觉察能力体现在对于患者的移情、自身的反移情以及医患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识别与处理上。医生对患者移情的识别, 不仅来自患者说的话, 理解其字面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观察患者的衣着、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挖掘其背后意义, 揭示其心理动力[13]。此外, 医生在处理反移情时应注意:恪守职业道德规范, 努力提高自我调控能力;不能把先入为主的印象带入诊疗过程, 坚决摒弃刻板印象, 想当然地认为某类患者就是不可理喻或无法信任的。

3.3 解决医护人员自身潜意识中的心理冲突

根据相关的调查发现, 有近30%的医务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14]。当医生自己面临心理困扰时, 首先要有足够的认识, 其次要及时加以处理和解决。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早年生活的心理创伤以及由此遗留下来的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心理冲突。只有把压抑在潜意识中的那些痛苦体验挖掘出来, 上升为意识, 并加以分析、解释、认知和疏导, 才能获得一种新的领悟, 从而使症状消失[15]。

综上所述,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 医患互动除了人们能够意识到的、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心理活动之外, 更主要地是由潜意识中的心理动力驱动下的移情与反移情所组成。医患矛盾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医患双方自身潜意识中的心理冲突在医患关系中的强迫性重复。因此, 通过专业的心理帮助探寻引发医患冲突的潜意识原因, 及时宣泄不良情绪, 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对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医患关系指以医生为主体的人群与以患者为主体的人群在医疗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尤为突出。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 抛开医患冲突的表象, 对患者症状的由来及其潜意识中的心理防御机制进行分析, 揭示出患者的移情源于对疾病、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患者角色引发的无能感与弱小感, 对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 自我保护心理和性格特征等心理活动;而医生对患者的反移情对于医患关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对医患互动的深度解读,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建议。

关系精神分析篇3

关键词：群众文学创作；精神文明建设；关系

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二者也是社会活动的两条平行线，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和谐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它包含和谐的社会环境的营造、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高尚道德情操的提倡。

一、明确群众文学创作与精神文明联系意义

文艺可以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抒发人们美好的理想，丰富人们的艺术享受，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包含了繁衍生命、创造财富的物质文明发展，更包含了人类对文化的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都有文化进步的镌刻烙印。在整个社会文学创作的洪流中，群众文学一直都是一枝奇葩，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全民综合素质，有利于营造和谐社会，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将群众文学创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探讨群众文学创作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不断促进我国文学事业以及群众文学创作意义重大，更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群众文学创作是人民群众对文化强烈追求的体现，他们抒发情感，将文化理想寄托在文学创作中，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以及文化的认同。然而没有群众文化作为坚实而深厚的基础，经典文化又从何而来。群众文学创作有利于基层文化事业的繁荣，有利于提升普通群众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激发基层群众参与文化事业的热情。因此，群众文学创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密不可分。正因为二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就更应该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提供更清晰的指导思想给群众文学创作，同时为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二、分析群众文学创作于精神文明建设间的关系

（一）群众文学创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的要求是要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更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坚持物质文明建设，更要坚持精神文明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重视精神文明的发展，关注思想、道德建设，重视教育、科学、文化的建设一直是党的一贯做法。这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保证，也是在任何情况都不可改变的做法与方针。在社会主义不同的建设时期，我国都表明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群众文学作为国家文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实际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他们是我国最广大阶层的代表。所以，群众文学创作就一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不能缺少的重要部分。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素材来源就是群众文学创作

我国文化事业的基础正是群众文学创作，群众文学创作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群众文学创作源于人们群众的内心，为人们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也源于人们群众的生活生产，也为生活生产服务。群众文学创作基于人们群众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并向对文学作品的主观实践转移和深化。人们群众通过这个过程，实现了生活品质的提升，实现了自我文化素养的升华。文学创作是精神文明的载体，它体现了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思维、观念、价值观的判断和道德情操的评判。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不断坚持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用不同的形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表达，凸显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以及精神实质，倡导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艺作品，让人民群众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受到启迪。当然，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包括很多群众文学作品，同时这些群众作品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这些创作背景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群众文学作品，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共有的精神诉求以及价值观，与广大基层能够产生共鸣。

基于社会，基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群众文学创作百花齐放。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精神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在思想和精神的基础下，群众文学创作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对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群众文学创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要不断倡导和完善群众文学创作，让群众文学创作更佳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的指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判断。同时，要搞好群众文学创作就不能脱离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文学创作于精神文明建设互为基础、相辅相成。壮大群众文学创作队伍是发展群众文学创作的基础，同时不断调动群众的创作积极性，挖掘人们群众的创作潜能，让文学创作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文学创作与各行各业密切联系，紧密相关。

三、结语

各行各业要紧密配合，更好的为为群众文学创作事业做贡献，让群众文学创作于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发展，让群众文学创作不断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中。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有效的融入群众文学创作，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丛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札记[J].广西师院学报，1986，04：6-10.

[2]段卫宁.论群众文学创造的正确方向[J].群文天地，2012，04：24.

关系精神分析篇4

2011-4-10 13:

31提问者：傲微儿

| 浏览次数：2636次

2011-4-10 14:17

最佳答案

以新的人文意识或人文观念来理解和把握科学的价值,有助于把握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的辩证统一。对于处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当然应当充分挖掘并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以此来带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实现现代化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它更是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人们在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当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学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真理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价值性。真理的客观性是指，真理的内容是对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不附加任何主观随意想像的成分。真理的价值性是从真理对主体的意义和效用上考察，是对真理的作用、意义、功能的揭示和反映。真理的价值性是以真理的客观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真理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客观真理，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人们用真理指导实践，可以实现既定的目的。另外，真理的价值性还表现在它是主体能力的基础，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必要条件。人掌握的真理愈多，能力愈强。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是指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价值由两方面构成：一是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二是客体的某种属性或性能，价值是在二者关系中生成的。因此，价值既有客观性，又有主体性。价值的客观性表现在：价值必须以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为现实基础，人的需要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价值的主体性表现在：客观事物的某种属性是否能实现价值的满足要以人的需要为基准；另外，同一客体对于不同的主体的价值满足带有主体的个性特征。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对立的日益尖锐，19世纪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孕育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萌芽，并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概念。但是，由于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家关于人的发展观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从总体上看是非科学的。

科学观念是现代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一切，科学使人明白过去做不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出来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也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不。比如原子弹，生物武器，对人类造成伤害。所以我们还要有人文思想，而人文思想呢，它始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就是把创造出来的东西，始终造福于人类，而把它对人类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二者之间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中，只有将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

在新的世纪，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而言，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对上一世纪科学危机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的必要性，从而为二者的再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延续上一世纪的科技成就，人类社会迎来了倡导协调、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这就更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再度融合成为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当前科技发展迈向纵深的时代背景下极有可能发挥越来越大的干扰作用。因此，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冷静分析问题，思考在机遇与挑战中怎样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条件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才能将人们从物质匮乏的窘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也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前提条件。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意味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但必须注意的是，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应加强科技领域的研究，力求在更尖端的科技领域获得突破，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从中谋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技术方案；另一方面，人类在加强科技领域的研究的同时，应吸取以往的教训，将人文精神介入到科学研究中，在实践中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融合，为科学研究指引正确的方向。

(二)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单向度”发展。只有改革现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单向度社会”纳入平衡发展的轨道，人们才有可能在合理社会制度的规范和指引下，充分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在具体措施方面，政府应该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将宏观指导与微观调控相结合，对本国的发展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加以引导，完善监督机构，并以严格的行政执法为强制性保障，严厉打击和控制违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带有强制性的意味，但这至少是较为可行有效的方法。

(三)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和教育方式，加大人文学科的资金投入，倡导人的均衡发展

关系精神分析篇5

一、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医疗卫生人员是实施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在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院始终把医德医风建设作为医疗卫生人员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坚持“医德是根本、服务是宗旨、质量是生命”的办院理念，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我们举办专题学习辅导讲座，召开党员大会，坚持学习制度，办好宣传栏。党员带头人学习，带头理论联系实际。

一是举办好专题辅导讲座。去年下半年，我们邀请了省委党校党建部李新生教授来院做十七大辅导讲座，对十七大报告做了全面透彻的讲解，统一认识，把职工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引导职工正确对待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思想认识到位了，行动就自觉了，规章制度就能落实了，就有了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

二是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带头理论联系实际。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我院积极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方针，加强医院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建设，去年召开全院党员大会，在会上传达了中纪委七号文件精神，学习《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及中纪委何勇副书记讲话精神，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促进者。

三是坚持好学习制度。医院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做到政治学习有制度、有计划，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坚持中心组学习，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好，通过学习，提高领导班子理论水平，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把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医院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坚持每周二下午职工政治学习，学习华益慰、李素芝等先进典型，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武装思想，引导职工运用科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四是办好宣传栏和院刊。利用医院的宣传专栏，宣传党的十七大精神，宣传我院的省优秀护士、病人最满意的医务人员及市劳模、省卫生系统医德等先进典型，表彰先进、弘扬正气，用典型示范和带动全院医护人员恪守道德规范，增强服务意识，树立牢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坚持刊印《信息》并免费发放给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公布专家门诊时间，进行健康教育等，努力在医院和职工之间、医患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建设和谐医院。

二、切实抓好“三个规范”，提高医疗质量和医院管理水平

我院把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作为医院工作的永恒主题，把服务宗旨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的医疗服务活动中，落实到医疗服务的全过程。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加强管理和监督，从抓好三个规范着手，即规范临床诊疗活动，规范收费行为，规范行政管理活动，提高医院管理水平，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一是规范临床诊疗活动，坚持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因病施治。医院把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作为提高医疗质量，加强行风建设，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措施抓，加强对临床用药的管理和指导，派出临床药师下临床进行用药指导，门诊实行处方审核，制定了《处方点评制度》、《基本用药目录》等制度，提高医师对合理用药的认识。加强合理用药监管，抽取专家，成立了合理用药评价小组，每季度对归档病历和运行病历进行合理用药检查。对专家认定不合理用药的责任医师分别给予扣发奖金、降级使用、影响晋升等处罚。对群众投诉医德医风问题的医务人员进行警示谈话，对违纪人员进行处理并记入医德档案。

院药事委员会还对药品用量进行追踪监测，每月对全院药品用量进行统计，对药品使用总量排名第一、抗生素及抗肿瘤辅助药物用量排名第一的药品进行通报、限制使用。发现用量不合理增长或有投诉的药品，予以限制使用、停药处理。

二是监控医药费用，规范医疗收费行为，坚持合理收费。医院在门诊设置触摸屏、电子显示屏，公布医疗服务和药品、耗材价格；实行患者医疗费用日清单制，在门诊电脑系统设置大处方红色预警线。继续执行门诊感冒病人首诊药费不超过50元的规定，院医疗价格监控小组每季度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自查，每周跟踪监控大金额病历，对照《省级医疗服务价格》对每日清单、医嘱执行情况等进行合理收费检查，对违规收费当事科室及个人进行经济处罚，规范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利益。

三是健全各项制度，强化科学管理，规范医院行政管理活动。医院实行重点岗位轮岗制，不仅设备、药品的分管领导定期实行轮岗，负责药品招标采购的主任和药械采购、仓管人员也都定期轮岗。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规范各种采购活动。对政府规定集中招标采购的医用设备、药品、基建修缮、物资等进行政府公开招标采购，每一次省卫生厅组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我院都严格执行药品确标程序，经院专家确标会讨论投票、药事委员会审议后才确标，目前采购药品金额占全部药品采购金额的95.37%，备案采购金额占总采购金额的2.03%。医院对政府招标采购金额以下的分散采购参照政府采购办法，制定了《院内招标采购试行办法》加以规范、限定，实行院内公开招标，纪检、检查、审计部门参与全程监督。通过强化科学管理，用制度约束和规范权力的运行，促进党风政风建设。

三、正确把握好“两个关系”，建设和谐医院

医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关键要处理好内部和外部“两个关系”。在医院内部关系上，坚持人本管理，以医护员工为中心；外部关系的处理围绕以病人为中心，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坚持人本管理，生活上关心职工，提高职工福利，为职工解决实际问题。医院为老专家安排了上下班的接送班车，对生病和困难职工进行慰问和补助，为职工设立了医疗保障基金，参照公务员医保标准进行医疗费用补助；还设立了职工疗养基金，定期安排职工健康体检。业务上使用与培养并重，尊重和信任职工，鼓励职工在职进修，支持职工参加继续教育，设立了医疗技术创新奖，为职工实现其个人职业规划创造条件，把人才培养作为学科建设的关键来抓，实施人才强院战略，营造感情留人、事业留人的良好工作环境。

处理好外部关系就是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和就医环境，改进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我们医疗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窗口，人民群众往往通过医疗卫生服务，看党风政风建设是否取得成效，看社会是否公平和谐。只要我们为群众提供满意的医疗卫生服务，充分保障和维护好群众健康权益，就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理解。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召开住院病人座谈会，发放出院病人问卷调查表，设立意见箱，公布投诉电话等，广泛征求意见。院领导带领职能科室每月一次行政查房，深入病房，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还组织院纠风办实地调查，跟随门诊患者，查找就医流程中不方便的环节，院长亲自召开协调会，对收费排长队、抽血人员不足等问题逐条落实，责任到人，限期整改。医院不仅自己主动收集意见，还借助专业人员，委托艾力彼管理顾问公司对医院的技术品牌、服务品牌等进行调查、评价，发现薄弱环节。汇总各方意见后，从群众不方便的地方改起，医院去年给病区增添了屏风、拉帘，以保护患者隐私；增设了门诊医保收费窗口和收费查询电脑，各检查科室实现了直接刷卡收费，门诊药品、输液处、内镜室等窗口设立了电子叫号系统，简化就医流程，方便病人就医。增加医患沟通渠道，病区发放医患沟通服务卡，设立公布栏，将医护人员的姓名、职称等信息公布上墙，设立门诊病人选医生栏，完善知情同意告知制度，尊重患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增强医患信任。

关系精神分析篇6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乃至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谁胜谁负，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较量上，社会主义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取决于它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取决于它的科技、教育，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入，各种思想文化的撞击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能否正确地吸收、借鉴全人类精神文明的最新成果，能否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乃至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侵蚀，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对人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健康、文明的市场经济。坑蒙拐骗、制假造劣，与现代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没有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没有科技教育的持续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那种讲平等竞争、讲信誉、讲质量、讲效率的观念和氛围是难以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表明，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精神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很大程度寄希望于科技的投入和进步，寄希望于人才的培育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同时，攻克深化改革中的难关也需要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障，需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可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既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1、提高人的素质，培育“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与前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人的素质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时又给社会历史以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人与人之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有严格的纪律和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又需要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只有人的精神状态改变了，思想道德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进一步激发人们开拓进取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想象力，从而推动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只有人的整体素质提高，才能真正自觉地以共同的理想、社会主义道德和纪律来要求和约束自己，正确调节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这无疑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的素质决定和影响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因此，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人的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抓好人才培养，提高人的素质，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抓住这一时代变迁的动向，提出把以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人的素质为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无疑是一项具备战略眼光的重要举措。

2、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是与现代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要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不仅需要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一般社会文明，还必须以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等精神文明的充分发展为条件。首先，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现代化大生产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它一方面要求现代交通、通讯和各种服务等市政、市场硬件设施，一方面也要求生产经营者具有相应的知识素养和管理决策能力等软件条件。其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要求与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要求具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宏观环境。第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需要发达的科技教育。

3、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与推动。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看，商品中的文化含量、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生产的工艺流程对职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商品产出所需能源、资源、财力这些“硬投入”逐渐减少，而文化、科技这些“软投入”逐渐增大。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变化：经济与文化的内在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在统一。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是我们在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把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高投入，规模扩张来实现的。重速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产出、重生产轻环保、重眼前轻长远，会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今后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走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集约型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生产的高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的高附加值，科学精细的企业管理和通过提高内涵生产力来求得经济的发展。实现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一方面要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和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很艰难的。

（二）“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注重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好，是我们的根本任务。

但是，我们在充分认识和肯定物质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和组成部分。

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包括与这种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体现在具体的物质产品上，而是体现在如何更好地发展经济以及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上，体现在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上，体现在以不同主导思想体系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之一。因此可以说，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如果没有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精神文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或者就至少是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固有本性，也是社会主义其他特征的共同要求。这种精神文明，既批判地继承以往社会的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人们的精神面貌、社会风尚的新特征。换一个角度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不仅要有日益发展的物质生活、民主政治生活，而且还要有日益发展的精神生活。不建设好精神文明，就不能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只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同时它的建设又是建设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的文化条件和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要较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在当今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最重要因素的条件下，不加强科学文化建设，不通过搞好精神文明建

设来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不可能的。因此，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这是建立在对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但也毋庸讳言，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会诱发某些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滋生。这势必要影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影响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树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松精神文明建设，放任种种不正确思潮泛滥，就会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损失。如果只重视经济工作而轻视精神文明建设，那就应当很好地想一想，把经济搞上去靠什么？最终又是为了什么？我们必须牢牢记取过去“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坚定不移地贯彻两手抓、两手硬的战略方针，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物质文明建设一时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努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许多新的发展与进步。

一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论述。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党的十四大，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是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工作。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全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群众的理论教育体系。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美化社会

环境和改变社会风气方面，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治理脏、乱、差活动，创文明单位、建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活动等。在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积极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大力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开展了各种读书活动和大规模的职工培训活动等，所有这些，对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探索和积累了一些好的形式和经验。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创造了很多生动活泼的做法和经验。如军（警）民共建、城乡共建、工农共建活动，创建文明城市、小康文明村、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活动；评选“十星级文明户”、“新风户”活动，创办文化中心、文化室活动；举办读书报告会、演讲会，群众文化艺术节，制定职业道德规范、乡规民约、公民守则，建立红白事理事会，设立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奖励基金等；寓教于乐、寓教于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之中，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欢迎。

在肯定成绩，承认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与时代和事业发展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一些地方的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一些腐败、丑恶现象又重新滋生蔓延。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切实得力措施加以解决。”我们必须按照五中全会的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首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吸收世界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其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逐步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要充分依靠群众，广泛吸引群众参与；精心组织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要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加强舆论监督；对各种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以及消极丑恶现象进行有力批评，扶正祛邪，弘扬正气，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舆论氛围。要坚持持之以恒，务求实效。从具体事抓起，要有目标、有步骤、有措施、有力度；抓基层、抓基础、抓典型、抓载体；努力使工作抓得住，效果看得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关系篇7

一、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整合关系

首先, 高校再进行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渗透前, 必须要搞清“民族性”这个问题。作为民族精神发展的根基, 如果单纯的把它理解为“团结”、“和平”、“自由”最终导致的结果都将会由于缺少民族特点, 而泛滥成整个人类进程的特点。所以说, 我们所提到的民族性应当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整合。这种民族精神虽然再表达形式上种类繁多, 但最终都是一种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有所区分的, 并且这种精神层面并不是一种舶来文化, 它必须是一个神圣而又坚定的内心情感, 不仅需要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 还需要全体民族有所认同。可以说民族精神起源于乡土精神, 而民族精神还是乡土精神再实际的历史演变中慢慢积累最终的一种放大体现。

其次, 民族精神作为历史教育的前提, 对历史的认知就要首先从认知民族精神入手, 历史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本质载体与体现, “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讲得就是这样的道理。特别是日本对我国台湾和东北伸出侵略之手的时候就是采取了“亡人之史”的手段。我们高校历史教师在实践的授课中必须强调这点, 利用历史书本内外的知识来让学生来对任何一种有意隔断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破坏都应有所谨慎和警惕。

最后, 民族精神的培养必须根植于对历史教育认同这个基石, 如果这个基石做的不牢固或者不稳定, 那么任何一种民族精神都不会得到稳定的发展, 同时也无法落到实处。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曾经提出想要了解国民对祖国的热爱, 只需要先通过他们对国家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便可得出结论。通过这个观点我们不难理解, 只有对历史有过深入了解的人才能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 通过历史的穿越来理性看待问题、理性解决问题。同时也是只有充分的接受过历史教育, 才能够对自己所在民族、文化产生高度认同。

二、历史教育是民族精神的根源

对民族精神提升的前提是人民对这种精神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认知感, 形成这种高度的认同感首要因素就是全民的共同记忆, 然而这种共同记忆则是通过对历史教育的学习实现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 华夏文明是整个人类历史唯一没被终端的持续文明。中华民族精神不仅以政治实体形式得到了延续, 而且还被各个时期的有志之士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予以记录, 这不但是人类历史的一份瑰宝, 同时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依据和起点, 更是我们后人进行历史教育的依据和标榜。

白寿彝教授说过, 研究历史是为了观察未来, 人类的发展需要这个过程来延续。我们只有通过对历史教育的学习来认清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优势, 通过对他民族的取长补短来增强本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 最终充分发扬历史责任感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 历史教育在强化民族精神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以北魏发展历史为例, 由于北魏政权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对汉人文化、历史、思想进行学习, 最终完成了政权的高度统一, 这阶段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魏书》中《序记》来进行研究。

三、历史教育是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

历史教育作为民族精神反应的最佳舞台, 它不仅是一部上等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高校学生在对五千年绚丽文化和中华民族百年耻辱进行学习的同时, 能够深刻的领会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重要性。落后就要挨打, 我们只有通过对悠久历史的不断陶冶、提升, 在塑造健品行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道德化树立。

另外, 历史教育的成败还直接关系到民族精神发展的进程和前途。高校历史专业教师必须通过加强历史教育来唤起学生们爱国情怀, 并将这种积极的民族精神发扬至整个的社会变革当中, 中华民族的明天才能够越来越好。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一个对历史教育置之不理的高校学生不可能担负起的历史发展使命, 历史教育必须依托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为根基, 通过历史教育的不可替代性来让全体高校学生保持一种积极向上、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只有注重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融会贯通, 我们的民族精神才能够得以发扬光大, 历史教育也将再上一个新高度。

摘要：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升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依旧是每一名高校历史教师的重要职责。本文站在高校历史教学的高度来对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进行推广, 而现阶段的教育将民族精神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政治层面上的, 它包括自由、民主、平等、法制, 另一方面则是精神层面的, 它包括传统的儒家之道, 具有华夏特色的伦理精神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所开展的高校历史教育过程, 便需要教师加强对教材的认知、对课堂实践的设计以及历史专业教师本身对历史教育和民族精神的感知和认知进行融合教育。下面就结合实践教学来谈一谈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希望能够为广大高校的历史专业教育从业工作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帮助和教学参考。

关键词：历史教育,民族精神,关系,教学实践

参考文献

[1]陆晓敏.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7) .

诗性精神视阈中的诗禅关系论篇8

摘要：诗禅关系论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热门论题，张勇以诗性精神为立足点，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接着说，论证禅宗法门、禅宗道性、禅宗诗学、禅宗文论等富于诗性精神，揭示寒山、皎然、子聪、孤山智圆、契嵩等僧侣的文学批评理论，为禅门文学批评史研究导夫先路。

中图分类号： I 207.2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69106

Key words： Pattra Leaf and Catkin： the Poetic Spiri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Zen； poetic spirit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Zen has always been a popular topic in the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ZhangYong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existence of poetic spirit in the field of Zen method， nature of Zen， Zen poetic and literary theory of Zen. His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Hanshan， Jiaoran， Zicong， Gushanzhiyuan and Qisong marks the new attempt to the stud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Zen.

第6期葉当前：诗性精神视阈中的诗禅关系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4卷中国禅学与诗学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门论题，禅宗史、僧侣诗、禅学影响下的诗歌、禅学影响下的文学理论等领域都有著述出版。如张伯伟《禅与诗学》[1]阐述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的关系、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的关系、禅学与诗话的关系、禅学与论诗诗的关系，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等与佛教的关系等，立足文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各照隙隅，综观衢路，从禅学角度揭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体批评样式的源流与主要诗歌类型的佛学因缘，别具只眼。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力求成为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禅宗史和诗歌史关系的专著：勾勒禅宗的嬗递轨迹，探讨诗人和禅、禅僧和诗的联系，追求偈颂的诗化过程，描述在不同禅风影响下中国诗歌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流派诗人的风格特点，揭示诗禅契合的各个层面，阐释以禅喻诗的各种形态及其美学内涵，进而展示中国诗学的演进规律及其民族特征。”[2]前言，2张晶《禅与唐宋诗学》则选取禅与诗学关系这一特殊视角，“探索唐宋时期禅宗思想对一些重要诗人心态的影响，进而寻绎禅对唐、宋诗的渗透，讨论经过诗人心态（主要是审美心理）的中介，禅使诗歌创作形成了怎样的特点。”[3]3孙昌武《禅思与诗情》则力图从更广阔角度阐释诗、禅的相互影响，沿着两条并行线索展开：“一条是禅宗的发展，从兴起到中衰；一条是禅宗影响下诗歌的发展。而诗歌发展的情形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禅宗自身的创作，即所谓‘禅偈，这是‘禅文学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一般诗人及其创作。”[4]增订说明，21无论是宏观概览，还是微观剖析，中国禅与中国诗关系领域可谓著述丰富。张勇却不畏艰难，爬罗剔抉，以问题为中心，站在学术前沿接着说，出版《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一书，深入诠释了禅宗的自然观、禅宗法门的诗学意义、禅林的韩柳观等问题，重新界定诗僧与僧诗的概念，厘清偈与诗的界限，将中国禅与中国诗的关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禅宗与诗学关系研究的专著大多力求全面系统，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在禅宗史、僧侣作品、士大夫禅味诗歌、以禅喻诗理论等领域不惜笔墨，贪多务得，往往在概念上没有明确界定，容易产生芜杂之感。张勇则抓住核心问题，仔细厘清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各个击破，“不刻意追求体系的完备，尽量避免常识性的叙述”[5]引言，6，重点解决了禅宗法门的诗性问题、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禅宗诗学以及禅门韩柳学等四个方面问题，臞而实腴，简易而深刻。

一、禅宗法门的诗性精神

诗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在学术界对诗学、诗与思等问题重新思考时得以广泛运用，溯其源头，可能要从维柯开始。维柯《新科学》第二卷不惜篇幅论述诗性的智慧，关注伦理、经济、政治、物理、天文、地理等的诗性发生学问题，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刘阳《文学“诗性”的语义学考察——以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为背景》[6]一文从维柯、海德格尔、雅各布逊三个点出发在学理上考察了“诗性”概念，属于文艺学的视角。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在中华民族诗学意义上使用诗性精神这一概念。钱志熙认为诗性精神“指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7]2。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要以其是否具有产生诗歌艺术的可能性来判断其是否具备诗性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禅宗虽然以道性为要，却具备诗性的本质，所以是有诗性精神的。周裕锴详细论证了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主要有“四性”，即：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语言表达的非逻辑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2]297319。张晶则从诗人创作时空静的诗心、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感兴等角度揭示禅是如何渗透进诗人的创作过程，突出从审美视角阐发诗人的创作心理。张勇总结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亦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作为禅学基本精神的“自由”是诗性的；其次，超越的时空观是诗性的；再次，非逻辑的思维方式是诗性的；最后，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表达方式是诗性的。这种诗性品格正是禅门群体诗性精神的活水源头，也是中国诗与中国禅产生交集的发生基础。张勇在周裕锴理论基础上凝练总结，可与周、张论述互为补充。

具体到禅宗法门诗性精神的研究，周裕锴按照禅学史系统诠释了禅学重大命题的诗意，包括拈花微笑、面壁九年、渐修、顿悟、平常心是道、离经慢教、呵佛骂祖、公案语录、棒喝机锋、看话禅、默照禅等，在简明禅宗史的叙述中探索禅学与诗学理论、诗歌创作的契合点。张晶则考察了较少有人涉足的话题“禅宗公案与诗的因缘”，借鉴吴怡总结禅宗公案十个基本格式中的四种模式吴怡《禅宗公案问答的十个基本格式》一文总结禅宗公案问答共十个格式，即以境表道法、遮断箭头法、不会不知法、柳暗花明法、投桃报李法、回光返照法、矛盾相示法、日常琐事法、旁敲侧击法、词锋相逼法，见《中国哲学的生命与方法》，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6981页。，分析诗境与公案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重点解决一个问题。张伯伟则从佛经科判、佛教术语“门”、“势”、“作用”、禅门语录、禅门三关、公案偈颂、话头、禅宗评唱等具体而微层面考镜禅学对初唐文学理论、晚唐五代诗格、宋代诗话、论诗诗、文学评点等的影响，以文献学的方法梳理禅宗法门术语在诗学中的运用，具体而微，令人信服。吴怡比较禅宗 “不立文字”、“禅定”、“公案”、“顿悟”四大法门与儒家、道家的关系，虽未涉足诗学，却在思想史领域为法门的诗性思考提供了借鉴[8]121139。

张勇重点考察东山法门、看话禅、水月喻等三法门的诗学意义，在诗禅关系论的学术语境中，有意识安排详略，力图发前人所未发，学术创新意识很强。

张勇在综合意义上使用“东山法门”概念，重点考察张说、王维、王昌龄、储光羲、杜甫、岑参等盛唐诗人与弘忍法系的交往，从题材、主题、风格、意境等方面申述东山禅法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指出东山禅法的营宇立象扩大了盛唐诗歌的主题与写作题材，一行三昧的修行法门令盛唐诗歌蒙上了一层“幽寂空静”的色彩，空净眼的观物方式影响到盛唐诗歌独特的“兴趣”。将外部研究与内部比较紧密结合在一起，理据俱足，为进一步理解东山法门立开创之功，为盛唐诗歌研究开辟新路。

论述看话禅的诗性精神则以大慧宗杲为核心，首先考察宗杲与南宋诗人韩驹、吕本中、曾几、周必大、张孝祥等的交往，接着比较大慧宗杲发起的“文字禅批判”浪潮与诗坛“江西诗派批判”的关系，总结两大批判在时间上同步、在思想倾向上一致这两个相同点，认为“两者都执着于文字知见，或偏离禅宗‘明心见性之方向，或偏离诗歌‘吟咏性情之本意，都病在一个‘死字。诗禅领域的这两大批判在实质上都是针对‘死字而展开的”[5]39。在此基础上自然打通看话禅的参话头、参活句思想与南宋中后期圓活诗风转变的关系，迎刃解决诗学理论上借鉴看话禅“参”“悟”“活”论诗的学理逻辑。如此理路，在学术界对禅宗话头与诗学理论、诗歌创作的平行比较基础上揭示了诗禅影响的深层原因，张勇的接着说为看话禅、公案、话头等与诗学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水月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经常运用的意象，张勇从佛教中发掘其诗学渊源，指出佛教“水中月”意象“无分别、绝对待、自在圆成、当下即是的特性，与艺术境界独立自足、超旷空灵的特性合若符契”[5]54，故而水月意象得以佛教偈颂为中介，通过僧诗、文人诗逐渐演绎为诗歌意象，呈现出“清”“静”“空”“明”四大审美特征。张勇考镜源流，对照诗禅，演绎学术界日用而不知的诗学命题，独具只眼。

从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点入手，以诗性精神为纽带，思考诗禅关系中的重点命题，既要熟悉佛理，大量爬梳佛教文献，又要熟精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批郤导窾，游刃有余，文字背后所需的深厚功夫，是难以估量的。

二、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

姜剑云认为：“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的抒发情感的精神。诗性精神亦可称之为抒情精神。”[9]209张勇以诗性精神来剖析中国禅学，便不得不面对禅宗绝情中的抒情，如何诠解道性与诗性的矛盾张力，将“无情有性”的禅宗思想与诗性精神统一起来，是一个在操作上很困难的问题。

张晶阐释“无情有性”说：“不但有情众生悉有佛性，而且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土石等无情物也都有了佛性。”[3]56以此出发，抓住后期禅宗佛性论，回归自然理解禅宗的诗学逻辑与诗人的禅学思维，在人与自然契合角度比较诗禅关系，指出：“禅家善于即色谈空，在万法的殊相中品味真如。诗人则善于抓住活生生的物象、剪裁下大自然鲜活的一草一木，摄入诗中，使它传写出宇宙的脉息，留住美的永恒。”[3]60这是从自然与主体的关系入手解决情性问题。张勇不避矛盾，直面张力，从正面体悟道性与诗性关系问题。

张勇借用齐己《寄怀江西僧达禅翁》诗中的“贝叶”与“杨花”意象来指诗性与道性，指出：“‘贝叶象征佛教信仰，‘杨花象征世俗歌诗；前者带有威严不可侵犯的神性，后者则满载着浓郁的世俗情感。‘未能精贝叶，便学咏杨花，表面是说，自己禅修不精而只能以诗为业，实质上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诗僧的身份矛盾及矛盾张力中的创作心理、创作风格与创作形式。”[5]1的确如此，解析诗人作品中的禅味容易，诠释禅人诗歌中的诗性却不得不面对情、性这一组矛盾。只有解决诗僧的身份矛盾才能赋予僧诗以合法性。

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从广义入手研究禅宗诗歌，将禅僧偈语、机锋对话等也包括在内，分别解读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杨歧宗、黄龙宗等各宗禅诗，分门别类，演绎禅宗诗歌“所蕴含的佛教智慧、哲学意蕴、禅悟内涵、美感质性”，总结禅宗诗歌“触目菩提的理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等四重审美境界，立足点在禅宗，侧重在僧诗的禅理剖析[10]。张勇侧重点在于禅诗的诗性精神，故其先从诗僧身份的内在张力突破，力求找到打开禅诗诗性蕴含的钥匙。

诗僧身份属性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从广义上界定诗僧，没有细致检讨诗僧这一独特群体诗人自觉与僧人面貌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一点发现，张勇从严格意义上定义诗僧：“诗僧应专指那些既以诗闻名而又有自觉僧人身份意识的出家人。这个定义既排除身披袈裟却无佛教信仰的作诗者，又排除那些虽有佛教信仰而没披袈裟的居士诗人。”[5]77这一界定是苛刻的，却打开了一条寻绎诗僧心理的门径，为禅、诗关系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诗僧齐己、惠洪、贯休、归仁、道潜等一面要克服“诗魔”的侵袭，坚守禅修本务，一面又不断以诗言志，用诗的体式言说不能写诗，呈现出禅诗独特的身分张力。诗情与道性如何统一的问题自然成为禅诗研究中无法绕过的关节点。

张勇首先总结禅宗性与情的关系，指出：“在中国禅宗看来，‘性或‘自性是万法的本体，也是众生内在生命的主体，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情是‘自性之作用，但又能反过来遮蔽‘自性之光明，禅宗修行实践的终极旨趣在于引导众生去除情尘欲垢，见自本心、达自本性，即‘见性成佛。”因为情与性的矛盾性，诗僧绝情存性的修行要求，故“禅宗的‘性本体论及情性关系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诗情与道性关系的看法，也把诗僧的创作置于诗情与道性的矛盾之中。”[5]8182放在诗情与道性矛盾冲突中考量，僧诗的合法性便需要论证。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因出发点的不同，对以诗说法的做法各执一端；唐代诗歌大盛与禅宗发展的综合语境下，诗僧们在理论上竭力寻找诗情与道性的契合点，文人墨客也在不断打通诗禅相通之途。执其两端，折中尤难，偏重一侧便在所难免。故张勇在周裕锴、汪琬等区分佛理与抒情的基础上，将僧诗分为世情诗与道情诗，重点总结道情诗在把世俗的喜怒哀乐之情过滤干净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即涉佛题材，静态的、冷色调的物象，清冷的意境等，客观定位道情诗在诗学史上的意义，为研究僧诗提供了理论支撑。

僧诗自然富于诗性。然而，偈颂往往被当做诗来读，特别是禅门偈颂禅趣盎然，诗兴十足，诗偈因此缠夹不清。考察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厘清诗偈界限很有必要。张勇总结出偈颂的三大特征及其与诗四个方面的区别：“偈颂的本质特征有三：一是阐扬佛理；二是以概念而不是意象作为主要表达手段；三是无世俗情感。这三条基本特征，决定了偈与诗四个方面的区别，即主旨上的‘为法作与‘为诗作之别，内容上的‘无情与‘有情之别，结构上的‘概念与‘意象之别，语言上的‘理语与‘理趣之别。”[5]108至于名称虽以“偈”称却符合诗性特质的，仍要以诗对待。因此，在公案话头中，能够梳理出一大批富于意境的禅诗，充实了丛林诗史。

三、禅门诗学中的诗性精神

在传统诗学研究中，“以禅入诗”、“以禅喻诗”的诗学命题已有充分研究。然而，身为禅门的诗僧，在道性与诗情的冲突中，在赋诗的自我辩护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诗学批评，积淀了一批宝贵的诗学资源，值得全面梳理。张勇着重阐述寒山诗论、皎然诗论与子聪诗论，以点带面，阐释禅僧诗论的诗性精神，初步呈现禅门诗学面貌，在佛门文学批评研究史研究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张伯伟《寒山诗与禅宗》一文考证寒山从儒生、道士到佛徒的經历，发掘寒山诗中的禅理、禅典和禅趣，爬梳《对寒山子诗》原貌，研究寒山诗在禅门中的运用，重点在于阐发《寒山诗》的禅学特质[1]282309。然而，在考察论诗诗时，张伯伟指出，曹山本寂禅师《对寒山子诗》开创了禅家以诗论诗、绕路说禅的方式，是宋代论诗诗盛行的重要文化背景[11]405408。从《寒山诗》注本发掘论诗诗兴盛背景，为张勇直接从《寒山诗》中提炼诗学观指示了方向。张勇在考察寒山子为自己诗歌正名时，引用《寒山诗》“有人笑我诗”、“有个王秀才”、“余昔曾睹聪明士”、“世有聪明士”等首，阐释寒山子典雅的诗学观，认为《寒山诗》中“已经出现了多首谈论诗歌的作品，涉及对诗歌的创作动机、功能与特征的认识，虽是只言片语，若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到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之下考察，就会明晰地了解寒山的诗学观，发现这些论诗诗的独特价值”[5]110111。的确如此，“有人笑我诗”首认为诗歌“典雅”与通俗是相通的，“有个王秀才”首则表达了反对四声八病的意见。那么，这种与时代诗风几乎相悖的诗论指导下的“典雅”到底指什么呢？张勇从《寒山诗》文本分析出发，总结为“有典据”、“合雅正”、“典丽雅驯”三个方面，即《寒山诗》所涉及经史子集典故随处可见，来自《诗经》《楚辞》《论语》《庄子》、六朝诗歌乃至《列子》《史记》《世说新语》等的典故很多；《寒山诗》在内容上“关注社会与人生，爱惜亲情与友情，直至惜护生灵、泛爱生生”，“与儒家诗教观相一致”；《寒山诗》在形式上营构清远的意境、选择典雅的文辞、注意粘对和谐的音韵[5]121132。结合寒山子诗论主张，从文本出发，实事求是，分析问题，阐释关键，张勇提出寒山子部分诗歌是论诗诗的观点可以成立。

张勇认为寒山诗比杜甫《戏为六绝句》略早，尚待考证，然不影响其对寒山论诗诗价值贡献的判断：“促进了论诗诗的正式诞生”，而其对禅诗而言则具有指导意义，“指明了禅诗发展的‘典雅方向”，“开启了以诗语禅的新思路”[5]119120。从而赋予《寒山诗》文学批评的功能，确立《寒山诗》在文学批评史与禅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具备指导禅诗创作的素质，说明寒山子拥有较高的诗性素养。

皎然《诗式》研究成果丰硕，张勇另辟蹊径，从皎然僧人、诗人、诗论家三重身份出发，着重解析皎然诗论中的“情”范畴，以具体个案突出诗禅张力，丰富了皎然诗论研究成果。张勇细致考察皎然创作论方面情与景、情与言、情与韵、情与势关系论，风格论方面以“情”为一格论，批评论方面以“情”为准的论，还原出作为诗人与诗论家的皎然；又着力分析皎然诗歌与诗论中 “情”与“道”的冲突，揭示僧人皎然与诗论家身份的冲突，进而考镜皎然三个阶段的诗禅观。皎然个案是诗禅张力的生动体现，张勇以诗性精神贯串考察，抓住了牛鼻子，既解决了皎然诗论矛盾问题，又为佛门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作出了示范。

张勇论述子聪诗学思想，同样从身份视角切入，抓住子聪政治家与僧侣的双重身份，阐释其“出”“处”张力中的诗学思想，指出子聪在以出世之心践履入世事业的实践中，诗论主张带有明显的“教化”与“自然”双重性质。因不忘钟鼎，故子聪诗论提倡教化，标举风雅，认为从《诗经》至杜甫诗歌都贯串了风雅之旨，《离骚》由风雅所变，唐诗因上接秦汉风雅而可为诗法，张勇征引子聪“诗家体面儒家法”、“风雅变离骚”、《读唐人诗》《读工部诗》等诗论，结合唐人风雅诗论，交代了作为政治家的子聪重教化的诗学思想；因返归山林，故子聪诗论重视自然，张勇总结子聪诗论自然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透脱无碍的创作胸襟”、“自然天成的创作灵感”、“通透圆活的艺术风格”[5]165166。矛盾张力中的诗学主张，在“不二法门”的调解下，形成了子聪儒、佛、道合一的诗性精神。

四、禅门文论中的诗性精神

张勇取广义上的诗性即文学性为理论出发点，在诗性精神视阈下涉足禅门文论，选取禅林韩柳学论题，揭示孤山智圆、契嵩、法眼等对韩、柳思想的理解与评價，为建构禅门文学批评史导夫先路。

智圆尊韩、契嵩非韩，宋代前后相继的两位诗僧对曾经排佛的韩愈态度迥然不同，个中原由，值得深入探究。钱锺书《谈艺录》对契嵩非韩作出评判：“释契嵩激而作《非韩》三十篇，吹毛索瘢，义正词厉，而其书尟称道者。”又按断：

按契嵩非韩，特本《旧唐书》而扩充之。故《非韩》第十七篇、第二十三篇、第二十四篇、第三十篇皆引此传之语。契嵩老于世故，文集卷一《劝书》第一偏举韩文中道佛法之语，并谓韩子于老墨皆有取，非胶执一端而不通者，是赞昌黎也；《非韩》第一、第十四、第十七则前所举以赞昌黎者，今胥为诘难之资。盖《劝书》所以游说公卿，不敢悍然攻讦也。且于昌黎则非难之，于并世之欧阳永叔、自命为继昌黎而攘斥佛老者，则誉其知道能文，卷八《记复古》、卷十《上永叔书》可征，真堪一笑。[12]6263

钱先生批驳契嵩非韩，事实俱在，可谓不刊鸿论。然而，契嵩为什么非韩，其非韩有什么意义，并未细致推绎。学术界研究这一学术论题，多着眼于儒释关系论、道统论、心性论等哲学宗教问题。张勇则从文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指出契嵩在尊韩排佛浪潮中选择了批判韩愈而避欧阳修锋芒的迂回战术，否定韩文传道功能，指斥韩愈为“文词人”，批评韩文构思怪诞、思理不周、语言随意等弊病，认为契嵩非韩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契嵩‘非韩开启了宋代理学家‘重道轻文文学批评的先河，从而使他成为理学文论的先驱者。”[5]201如此定位，便架起了禅门文论与理学文论的桥梁，从文学批评史角度证实了理学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论断。在援儒卫佛的实践中，禅门文论不自觉地迎合了诗性精神。

与契嵩相反，年长的智圆却是“有宋以来韩愈最忠实的拥护者”[5]172。张勇从古文、道、辟佛三个方面总结出智圆尊韩的表现，主要是称颂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功绩，梳理赓续儒家道统，同情理解韩愈排佛；发掘智圆尊韩的动因有两点：“一是吸收儒家思想以挽救危机之中的佛教；二是学习‘古文写作，阐扬佛教思想。”[5]180同样是卫佛，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智圆从正面借鉴以弘扬佛教，契嵩则从反面驳斥以救佛教，张勇的解析在学术动态中展开，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相同的是，两位僧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视角，客观上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张勇总结智圆尊韩的文学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智圆“在‘未尝有道韩文者的时代大力推尊韩愈，在‘时文风靡文坛之时倡导‘古文，以一先觉者的姿态为当时文坛指明了发展道路，也为几十年后‘古文运动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二是“从‘文的角度赞扬韩愈‘文以明道精神，理学家则是从‘道的角度批评韩愈过多地在‘文上下功夫。虽然一个赞扬一个批评，但所折射出的‘文道合一、‘重道轻文思想是没有区别的。这一思想成为理学家文论的基调”[5]183184。如此看来，智圆、契嵩虽有尊韩、非韩的区别，最终在客观效果上却殊途同归。

柳宗元深谙佛理，学术界多从柳氏诗文发掘其佛学思想。张勇则对面发想，从禅门中发掘柳学观，在释氏文献引录中研究柳宗元在佛教界地位，总结法眼等僧侣对柳宗元佛教观的提炼：认为柳宗元具备“深明内教”、“深救时弊，有补于宗教”、“万世学佛者之指南”、“和会儒释”、“务行及物之道”等特质，为柳宗元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禅林文献品评柳宗元多从柳氏诗文出发，亦属于文学解题与点评一类，是禅门文学批评史重要资料。张勇虽未提及这一点，但其研究禅林柳学观过程中诗性精神的立足点，客观上阐发了禅门文学批评。

最后，张勇以诗性精神贯串全书，不仅在内容阐释上紧扣主旨，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体现。如在研究诗禅关系时，不作全面铺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全书结构安排呈现出以点带面、串点成线的特征，符合诗性思考中的跳跃性；又，在检讨诗僧身份、诗情道性、尊韩非韩等问题时，既凸显张力，又步步深入，契合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合无间。

当然，在沟通智圆、契嵩文论与理学文论时，仍需进一步研究二位诗僧文论在当时的传播状况，考察其效果史，从而确凿证实二者对士人文论的影响，否则，就有过高评估两位诗僧文论的嫌疑；在考察禅林柳学观时，主要侧重在宗教领域，尚待进一步定位这一现象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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