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案例分析

政商关系案例分析（共8篇）

政商关系案例分析 篇1

政商关系案例分析 2016/10/24 21:53:00

案例一：建龙参与通钢改制酿悲剧

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集团总经理陈国君遭受工人围攻致死。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张志祥参与通钢改制以悲剧告终！

成立于1958年的通钢集团几乎是通化市的代名词：通化市各种产业均围绕这个庞然大物而建立，与通钢上游关系密切的产购销一条龙的各个环节无不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光晕，各种利益盘根错节。

2005年12月27日，建龙集团参与通钢集团重组，持有通钢集团36.19%的股权。吉林省省属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陈富贵称，“2005年建龙入股通钢是非常正常的市场行为”。

按照建龙经验，只要整治好采购和销售两大环节，3个月内就能使成本压缩1/3。但通钢的复杂性显然超过了张志祥以往并购的任何一个钢厂。

2005年，通钢开始大面积压缩人员，3.2万在岗职工被削减至1.9万人，在岗工人薪酬落差进一步拉大。建龙入股之前，职工对通钢也有不满情绪，建龙入股之后，职工将所有愤怒都发泄给了建龙。

2009年7月22日，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确定最终方案：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及其持有的通钢旗下矿业公司股权，实现对通钢控股，建龙承诺不裁员。建龙控股通钢成为7月24日惨剧爆发的直接诱因。

记者点评：体制改革不到位的代价

散见于全国媒体不同角度的海量报道中，通钢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场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之间角力酿就的悲剧。这场改革中，当地政府是强力推动者，民营企业是参与者，企业内外的既有利益群体形成强大的对抗力量。

矛盾的焦点对准了这样一些问题：由政府强力推进的改制过程中，股权出让的价格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当？是否存在腐败与国有资产流失？在新的利益调整中，各方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员工群体的利益诉求是否得到了尊重？

摆平地方政府——安抚原管理层——输入市场机制，这是此前民企参与国企重组最常见的经验。在这个经验的逻辑里，官商绕开了员工群体，在新的利益框架中，这些人的利益表达是缺席的，他们被迫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并且，在对一个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利益群体不只是既有的企业内部各阶层的利益格局，还有一个庞大而盘根错节的企业外部“围厂”经济体的利益格局。

当建龙遵循往常既有的逻辑和经验进入时，改革的阻力和难度显然被低估了——不管是参与者建龙，还是作为主导者的当地政府。

在中国漫长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这是一个新旧体制与新旧利益格局发生尖锐冲突的最极端的样本。由此亦足见，未来中国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与难度。

通钢事件之后，《吉林日报》发表社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企改革，不能徘徊，不能退缩，更不能回头。

这是改革的必然趋势。然而，如何推进，这仍然是最大的难题。政商关系分析 2016/10/24 21:53:00

案例二：政府限期山钢重组日钢

在钢铁业“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杜双华虽竭尽所能，最终还是不得不失意离场。

8月26日晚，接近谈判的人士透露：“山钢重组日钢虽然没有正式签订重组协议，但山东省政府极力推进此事，下令必须在本月内完成重组签约。”

今年一季度，日照钢铁克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逆势实现利润6亿元，而由济钢、莱钢等企业整合而成的山钢集团，今年上半年巨额亏损12.85亿元。

去年11月，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山东钢铁和日照钢铁签订了重组意向书，由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此重组显然非日照钢铁本意。

胳膊拧不过大腿。山钢重组日钢的谈判尚在进行，山钢董事长邹仲深已在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山东钢铁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放风，山钢已为接管日钢制定预案。

知情人士透露，山钢与日钢谈判进展顺利，将于近期签署资产重组协议。

记者点评：国进民退挤占民企生存空间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政府主导的“国进民退”的经典案例。

按照山东省《关于进一步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建设日照大型钢铁基地是该省钢铁工业区域布局调整的重点。有经济学家忧心忡忡指出，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全方位管控，中国出现了可怕的现象：“地方性计划经济”。

钢铁业“国退民进”已然成潮，其他行业亦未能幸免。在航空业，民营航空如鹰联航空、东星航空、奥凯航空、春秋航空或者被国有航空公司入股，或者破产，或者被兼并；沪杭高速、嘉金高速、沪青平高速、甬金高速等等民营企业拥有的股权被地方政府逐步收回；房地产领域，2009年，地产业的活跃者清一色是国企背景公司，他们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掀起抢地热潮，制造了一批“地王”。

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提出改变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什么至今各地还是大兴土木，形成项目依赖性的畸形发展模式，关键就是在我国很多经济领域，国有企业以巨无霸的形式蚕食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直接的后果是，市场竞争机制发育不起来。大规模投资的背后是能源的大量消耗，是环境的日益恶化，是投入产出的严重失衡。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没有活力的。

国进民退的后果是：市场竞争的减弱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倒退。

然而，前30年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关键是市场的放开，民企的成长。如今，我们怎能开历史的倒车？

在上海，当下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调整青黄不接，市委书记俞正声明确表示：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处于经济转型期，发展好民营企业至关重要。2016/10/24 21:53:00

案例三：浙江台州包办“民企改制”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台州政府近期开列了一份目录，包括销售额达到5-10亿甚至以上的100家民营企业，政府计划2009、2010、2011三年，帮助它们完成股权的改制。据悉，年内完成24家，目标是希望能达到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标准。

100家民企股份再造，这场由政府主导的民企改制浪潮，与30年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相比，是一次微妙的反向操作。

同样在浙江，绍兴政府出台了一份名为《绍兴市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营企业监管的调查和思考》的内部调研报告，旨在加强对民企监管。他们正酝酿“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视情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等措施，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

这一监管体系一旦建设完毕，当地上千家规模以上大中型民企，一举一动，都将在“政府手眼”的掌控之中。

在民营经济发源地浙江，复次出现与其历史基因迥然不同的改革动向，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记者点评：政府“好心未必干好事”

民企大省浙江的这两项改革探索措施在经济界引发很大争议。

管制的宽松、创业与准入自由、经营灵活的制度和政策条件本是浙江经济繁荣的基石。但是，绍兴、台州的经验一旦在浙江省“推广”，有可能使浙江省丧失经济活力。有专家认为，政府介入企业内部“事务”，且常常扮演“领导角色”，实在是“好心难办好事”。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常常成为搞垮民企的外在力量，形式不一而足：

政府干预杀死企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GDP，常常好大喜功，鼓励或者强迫民营企业投资一些高风险项目。政府越俎代庖，替代了企业对市场风险的判断，其结果是，企业最终承担惨败的风险。

官员腐败杀死民企。由于中国体制改革得不到位，政府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在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设置障碍，谋取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形成了“潜规则”。更可怕的是，这种潜规则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更为盛行。这也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之一。

2016/10/24 21:53:00

案例四：黄光裕入狱

5月24日，被胡润排位中国首富的黄光裕因为涉嫌操纵股市、内幕交易、行贿等罪名被正式抓捕。

如今，黄光裕的赚钱内幕终于昭然于世：黄光裕高超的腾挪财技，涉及的官员数量之多以及官员层次之高、金额数据之巨、牵涉的人际关系之广(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公海、英属群岛等等，可能还有其他海外银行)，已经超出了公众的想象。

有人为黄光裕鸣不平，认为黄光裕是中国难得的“经营奇才”，其走上歧途固然与其自身有关，但中国市场经济的残缺，股市监管的不力，政府官员的贪婪无度等等，这些因素让黄光裕也是受害者。

记者点评：商与政之间应保持怎样的距离

当黄光裕的赚钱内幕终于昭然于世的时候，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论再一次引发争议。

民营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在过去的30年里，这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

诞生于转型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大多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旧有体制下，民营经济受到体制内的种种束缚。为了求生存，他们常常破坏或绕开规则，突破束缚。在那些法律与制度灰色或空白地带，规则、秩序混乱，越轨行为时常被视若无睹，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灰色的地带进行商业的运营，企业家同时面临着商业与政治的双重风险。幸运者洗去昨日的“罪行”成为了今日之英雄，而不幸者则将独自品尝失败的苦楚。

失败无处不在。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里，从近十年的包括健力宝、德隆、顺驰等在内的十个“败局”中，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经验：民营企业与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缺少对一种简单而普世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 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教训也可谓“血流成河”。吴晓波提醒，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将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智慧。

2016/10/24 21:53:00

案例五：政府“培训”家族企业“富二代”

8月中旬，江苏省委组织部在江阴党校培训富商二代。据报道，江苏省委组织部计划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着力培养一支对党有感情、带头跟党走、具有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的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队伍，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培训的形式主要有党校学习、基地培训、导师帮带、挂职锻炼等。

此举的背景是：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即将因年事已高而逐渐退隐，而这些生于70后、80后将接过父辈亲手创立的企业。中国新富阶层已经形成新富家庭。

如今，传承与革新是这些年轻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如何延续发展势头并提升品牌价值，不仅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自身的未来，而且也会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新富家族掌握的社会财富与资源，让他们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们进入人大或者政协，获得政治地位，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状况。

以此为理由，政府出面对民营企业的接班人进行“培训”。

记者点评：“富二代”需要的不是政府培训

当政府决定出面对民营企业的接班人——“富二代”进行培训时，足见其对民营经济未来继承者能力的担忧，也可谓是用心良苦。

然而，此举引发的争议是：“富二代”培训是否应当由政府来完成？政府能否将“富二代”培训成企业家？“富二代”以及民营经济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世界企业发展史证明，企业家从来都不是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培训而来的，而是经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锤炼而来的。况且，政府扮演的角色只是市场的监督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培训企业家无论如何不应当是政府的职能之列。

那么，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引导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根据统计，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中，家族式经营企业已占到 了90%以上。目前，许多民营家族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以及融资途径，甚至成为上市公司，但其内部仍然是家族式管理和股东单边治理模式，这与现代企业发展要求并不相符。中国家族企业始终无法克服以下管理困境：经营者决策风险控制意识较为薄弱；非家族员工流动频繁；关键员工不能得到有效激励。

这也已然成为今后发展的羁绊。

由此看来，中国“富二代”现在需要的并不是到党校集中学习，而是建立真正的商业精神，让家族企业从中国传统的家族企业樊笼中挣脱出来，脱胎换骨为具有真正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与分配体制的现代公司。

政商关系案例分析 篇2

5月1 5日, *S T云网 (原“湘鄂情”) 一则题为《第三十八次风险提示公告》的信息披露称:公司目前面临1.1亿元信托贷款违约的风险, 而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凯2014年“十一”长假后境外未归, 目前尚无明确回国意向。

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公司欠了一屁股债, 老板跑路了。

疯狂的“湘鄂情”

可是, 谁能想到, 半年多前, 孟凯还忙碌地坐在董事长的转椅上, 神情自若。老板桌上同时放着4部手机, 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电子邮件与朋友圈中好友不停地联系。

英雄不问出处。1969年出生于武汉的孟凯, 18岁时顶替父亲进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做了车间工人。可是没多久, “不安分”的孟凯就厌倦了这种“一眼可以看到老”的人生轨迹, 单调的工作, 满身的油污, 让他难得安下心来在一般人很看重的国有企业里“混”。

1988年孟凯辞职, 只身南下深圳。40平方米的餐馆起家时, 只有4张桌子, 炉灶是自己砌的, 空调买的是二手货, 他一人身兼服务员、采购员和收银员, 甚至还见缝插针跑运输, 用跑运输赚来的钱维持餐馆的开销。

转眼到了1994年, 孟凯依旧没搞出什么名堂来。这期间, 他最大的业绩就是认识了湖南妹子周长玲, 并相恋结婚。婚后, 在陪妻子回故乡长沙的一次探亲中, 孟凯突然间来了灵感, 开一家兼具湘鄂口味的菜馆。他和妻子两人, 一个是湖北人, 一个是湖南人, 在他俩苦心经营之下, 1997年, 第一家命名为“湘鄂情”的酒楼在蛇口开张, 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300人就餐。

1998年, 刚刚捞得第一桶金的孟凯趁热打铁, 在蛇口东滨路又开了一家可同时容纳千人的大餐厅。此后, 湘鄂情搞起了连锁店, 每家店的设计, 孟凯都要和设计师沟通, 将湘、鄂的元素融合起来渗透到设计当中, 甚至自己亲自动手设计。于是, 湘鄂情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家家店前排起了长队, 甚至有香港客人专程跑过来吃。

生意做大了, 孟凯的心路也“野了”。与很多中国商人都有“皇城根”情结一样, 要把生意做到北京去, 孟凯也不例外。1999年9月14日, 孟凯以200万资本注册成立北京湘鄂情酒楼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次, 他没有把湘鄂情的深圳模式复制过来,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走高端, 介于一餐上万元的极端和上不了台面的街头小吃之间, 招待亲朋好友既有面子又花费不太昂贵。这个高档的市场空隙被孟凯抓住了。

饭店有特色还得有人脉。恰好孟凯生性豪爽, 喜欢广交朋友。孟凯的朋友曾说过, “只要是孟凯想交的朋友就一定能交到。”很快, 孟凯在京城慢慢搭建起了一张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 其中不乏掌握签单大权的政府官员。酒店积聚了人气, 门口车水马龙。

在北京站稳脚跟的孟凯, 逐步明确了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战略思路。2001年, 他先后在长沙、深圳分别开设了两家面积为8000、6000平米的店面。湘鄂情扩张的速度快了, 资金流成了问题, 借用外力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这一次, 他将眼光投向了此前从未涉足的资本市场。

2009年11月, 湘鄂情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一夜之间, 资本市场的神奇力量让孟凯从“小老板”摇身一变为“民营餐饮企业第一股”拥有者。此后, 湘鄂情业绩连年飙升, 2012年上涨到13.63亿元, 是2006年的4倍多。2009年, 孟凯身价已达35.6亿。

政商关系侵淫“湘鄂情”

孟凯的朋友圈中有一干官员, 这是他生意场上重要的人脉资源。一时间位于北京西城区月坛“部委街”上的湘鄂情车水马龙, 其中不乏公款吃喝买单, 以至于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点了湘鄂情的名, 画外音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湘鄂情这样的高档餐饮场合, 成了八项规定落实情况的晴雨表。”落实八项规定, 狠刹公款吃喝风, 湘鄂情靠灰色链条建立起来的政商关系顷刻间失去润滑作用, 短短几个月, 湘鄂情里的饭局数量锐减, 生意难做, 不得已而转型改行。

灰暗的政商关系还把湘鄂情推向股市的风口浪尖。孟凯的堂兄孟庆偿, 这位曾任中国水产 (集团) 总公司副总经理、中水渔业董事的市场大亨,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官至湖北省地级市鄂州市副市长, 此人很有神通, 穿梭于“湘鄂朋友圈”, 在孟凯以800万行贿国企金健米业前董事长梁宋模的案件中, 涉嫌充当掮客, 进行利益输送, 致使梁宋模投桃报李, 违规主导对湘鄂情几次资本运作, 给国有资产造成巨大损失。有媒体指出, 孟庆偿在梁宋模受贿案中充当掮客也获得了不菲的“中介”收入。

扭曲的政商关系并没有将湘鄂情带来持久繁华, 倒是一点繁华落尽, 露出了赤裸的身躯。在经历了商标贱卖、更名换“马甲”、转型失败之后, 湘鄂情已成了“薄情郎”, 老板一走了之, 留下的是一地鸡毛。湘鄂情的替身中科云网已经在股市戴上小红帽, 并赫然列证监会调查名单中, 命悬一线。

继2013年中报业绩预亏2.4亿元之后, 湘鄂情公告, 宣布关停旗下位于北京、上海等地的8家门店的经营, 湘鄂情认为, 这些门店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且扭亏前景不明, 因此决定停止营业。两年前, 有媒体记者采访湘鄂情副董事长訚肃, 对于公司面临的困境, 他显得很无奈。他告诉记者, 酒店已转向做大众化餐饮, 十多元的菜品随处可见, 而最贵的也不过是108元的剁椒鱼头。为了生路, 湘鄂情甚至不惜放下身段, 在武汉承包一些工厂的食堂, 为员工提供盒饭, 这在以前完全是不屑一顾的。

湘鄂情式的教训

当下, A股火爆, 但也有隐忧, 其中之一就是上市公司通过灰色链条搞利益输送, 已经常态化。有的通过关联交易、关联公司获利, 有的通过确定能获厚利的股权投资成为巨富, 有的通过贱卖贵买上市公司资产洗劫财富, 在这样阴暗的利益输送通道中, 某些上市公司成了不用高管负责的公共垃圾筐, 变成一个现金输血站。而曾经为国企脱困、为中国股市做出贡献的上亿股民, 他们的利益却得不到保障。

在中国, 密切的政商关系曾是商业润滑剂, 如今随着市场秩序的整饬, 灰暗的政商关系已经成了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曾经在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 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 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 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在绵延数百年的商业河流中, 政商博弈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要么企业屈服于政要, 要么企业被政要扼杀。湘鄂情也难逃这样的逻辑。于是, 无论是通过政界人脉关系把餐饮做得如烈火烹油, 还是通过政界官员充当掮客, 在资本市场搞利益输送, 制造虚假繁荣, 让A股泡沫泛起, 都说明中国企业的一个致命弱点, 就是试图依托密切的政商关系求得市场资源, 追逐最大的商业利润, 而自己并无独立尊严。

暧昧的政商关系 篇3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或是形容这些落马的民营企业家最贴切的一句话。很多民营企业家就是依靠与官方的良好关系，迅速完成了财富积累，达到商业顶峰。有人断言，能否处理好“政商关系”，是判断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民营企业能不能做强做大，关键也在于能不能与政府搞好关系。这话未免极端，却不无道理。

然而成也“政商”，败也“政商”，民营企业家依靠良好的政商关系而获得的这种成功，一方面由于掺杂了太多非市场化的因素，充满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常常游走在灰色地带，政治和法律的风险极大。有人长袖善舞，春风得意，有人一着不慎，败走麦城，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归根结底，他们其实都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菜鸟物流”董事长马云曾将民企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形象地描述为：“我们一直在谈恋爱，但是我们不会结婚。”

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方面源于企业家自身的贪婪，毕竟有了政府这个“合作伙伴”是一条企业发展捷径，诱惑力太大了。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政府权力对市场、对企业的过度介入。政府部门掌握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在这样的现实下，民营企业家不向权力折腰简直无法想象。

暧昧不清的“政商关系”不仅是民营企业家的阿喀琉斯之踵（指致命的弱点——编者），事实上也是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解决之道就是，市场的归市场，行政的归行政，政府退出其不该占据的领域，尽可能地放权，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尊重和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而不是政治投机商人。

（摘自《春城晚报》 本文作者：此飞）

新型政商关系的努力方向 篇4

——学习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商关系重要讲话精神

游立寿

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向在座各位企业主，并通过你们向广大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过去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经济保持低速增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年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过去的成绩来之不易，是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镇干部职工努力奋斗的结果，也凝结着在座各位企业老板们的心血和智慧，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政商关系涉及政府与市场、公职人员与企业家的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密切相关，是一个既复杂又敏感的问题，也是当前各级党政干部、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今年3月4日，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将新型政商关系精辟而深刻地概括为“亲”“清”两字，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指明了努力方向，廓清了新时期政商交往的方向和内涵，明确了政商交往的新标尺。

当前，省、市提出要加大企业创新发展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对于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规范市场秩序，坚定发展信心，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挑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政官员积极作为、主动服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政商关系总体上处于良性互动状态。总书记在3月4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政商之间相互协作和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前，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主要问题是：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多；政策执行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大量存在；一些政府部门为民营企业办事效率仍然不高；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等等。

对目前遇到的困难，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凸显，我国仍然是全球投资机会最好的国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施展才华面临的空间更加广阔、机遇更加充分、前景更加美好，完全可以有更大作为。

信心很重要。我国发展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提振发展信心，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激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才能，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推动企业不断取得更新更好发展。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在一些领域也出现了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变成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破坏了政治生态环境，败坏了社会风气。

去年，全国工商联就政商关系多次赴地方开展调研，访谈550多名党政部门负责人、企业家和商会负责人，召开5次由纪检、政法部门有关人员和专家学者以及民营企业家参加的研讨会；同时，开展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700多份。通过分析阶段性调查结果，国内不健康政商关系的部分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政府干预市场过多过宽。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公职人员和企业家认为，“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是导致官商勾结的主要原因。很多企业反映，当前通过审批、管理、监督、处罚、资格认证等环节进行寻租，仍是形成官商勾结的重要因素。有干部说：“政府的权力就像火焰，企业家离得远了，得不到温暖；离得太近了，又会被烧伤。”

公权力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各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是腐败高发人群。一些副省级或副厅级干部落马，其问题大多是在担任市委书记、市长或县委书记、县长等一把手期间发生的。

行政执法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有的企业家反映，一盒薯片过期，罚2000元合法，罚5万元也合法。在司法审判中，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常交叉发生，与滥用自由裁量权关系很大。

公权力行使缺乏有效信息公开和监督机制。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公职人员和企业家认为，“党政官员的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是产生不健康政商关系的重要原因。一些工程项目、政府采购依然存在暗箱操作、违规招投标等现象，有些招标文书为锁定对象而设计，中标后转包出去，“抽提成”已成为民营企业经常反映的问题。

法治规则不健全。某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说：“十八大以前，我们办理的民商事案件中，来自方方面面的官员过问甚至干预的非常多。由于法治缺失，潜规则替代了法治规则，导致不健康政商关系滋生蔓延。”某检察院干部反映，目前立法对不作为规定不清，乱作为界定不明，检察机关不好介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呈高压态势向前推进，经济和政治生态不断改善，官商勾结现象明显降低。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对反腐败工作表示支持，认为腐败现象得到了遏制。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党政干部不作为、不担当、不与企业家联系交往的现象。

有些党政干部见到企业家“躲着走”。调研中发现，有的党政干部感到“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有的采取“不接电话、不批文件、不办事情”等。个别官员谈商色变，故意离其甚远，只怕不“清”，不怕不“亲”。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公职人员认为，不愿与企业家接触的原因是“怕惹麻烦”。

有些党政干部对企业家采取“软拒绝”。企业家反映：有的官员虽然接触企业客客气气，但就是不拍板、打“太极拳”、推诿扯皮，为避责而不作为，抱着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的心态；或新官不理旧账，前任领导定的事，后任不予承认。有企业家说：“以前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现在是饭不吃、礼不收、事不办。”根据问卷调查，少数党政官员不作为的原因，其中“怕担责任”占76%，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占65%。

不少党政干部感到“不清楚如何交往”。他们感到与企业家交往的度不好把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得不采取消极的态度。随着被查处的官员数量不断增多，一些企业家也感到“害怕”与官员接触，以防万一受到牵连。

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信心，更不利于共同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挑战。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总书记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破解当前政商交往难题给出了明确答案，特别是突出了干部靠前服务、遵规守纪的内涵，明确了法治底线和廉政红线，为领导干部在与企业家交往中如何把好分寸明确了根本原则。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发表后，在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党委政府都在积极学习和深入贯彻，许多地方已经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行了努力探索，有的省出台了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规定或细则，有的省制定了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工作方案，有的省开展了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谈心活动，有的省提出了把破解政商关系难题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构建“亲”与“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围绕下沙镇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工业强镇、绿色立镇、和谐兴镇”的奋斗目标，结合我镇情况谈四点看法：

畅通政商沟通机制。镇党委政府成立企业服务中心，全镇干部下挂服务企业，明确了工作任务和要求，就是要建立完善制度化、经常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坦荡真诚同企业主接触交往，主动积极倾听企业呼声，关注大家的困难和困惑；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广大企业主主动同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镇企业服务中心要积极作为，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让政商关系在“清”的前提下“亲”起来，实现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共同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挑战。

厘清权力和责任边界。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明确责任和权力边界，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把办事流程、时限和责任人员情况向企业公开，让服务信息可见、可查。企业反应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由镇里直接解决的马上落实，责任到人；需要由市里部门解决的镇企业服务中心全程代办，企业派人配合；特别重大事项需提请市党政班子会议研究的，由镇党委政府负责与市委市政府领导沟通汇报，总之，要让政商关系更加清白，做到交往有道、廉洁互信、共谋发展。

完善干部监督问责机制。根据镇党委政府下发的企业服务中心工作实施方案和镇干部职工岗位绩效考评方案，把责任明确化、透明化、程序化，建立责任认定和评估制度。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探索建立企业对镇干部和站所服务质量、工作作风的评议制度，对懒政、怠政、庸政行为进行曝光和责任追究，对守廉政、能干事的党政干部给予嘉奖。

当下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名及启示 篇5

【编者按】

2018年2月2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企关系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本排行榜基于国内外相关领域现有研究成果，对中国内地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亲”“清”健康程度进行了评价。

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1）内地285个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长沙。（2）按省份比较，上海、北京、浙江排前三位。（3）华东地区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表现最佳，西南、西北地区相对落后。（4）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政商关系得分越高。（5）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政商关系得分越高。这些排名结果可供各地政府在改善政商关系和提升营商环境方面加以参考。以下为 《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主要内容，略加编辑，标题为澎湃新闻编者所加。

一、当前政商关系评价的问题

近期发生的数起企业家网络陈情事件凸显了构建和评价政商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18年1月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要求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

在营商环境的评价方面，国内外不少机构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包括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经济学人信息部（EIU）等都发布了国别营商环境排行榜。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团队开始评价城市层面的营商环境。例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团队发布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但是，已有的评价体系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1）国际组织的评价对象通常是国家，而不是更具体的地区或城市，这无法满足投资者在中国选择投资地点的迫切需求；（2）尽管有一些针对城市的评价报告，但是这些报告往往侧重于城市的公共服务或经济水平，缺乏对政府廉洁度的评价，而廉洁度是影响营商环境的主要变量之一；（3）大部分针对城市的评价要么聚焦于少数大中型城市，要么聚焦于部分县市，对城市的覆盖面较窄。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根据政商关系的理论文献和国内外评价经验，基于中国内地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编订了《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

本排行榜有如下优点：

（1）在研究框架上，这是第一份从“亲”和“清”两个方面对中国城市新型政商关系进行系统评价的研究报告，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指示精神。（2）在研究对象上，本排行榜是国内第一份覆盖内地285个城市政商关系的评价报告。（3）在数据来源上，本排行榜综合使用了官方数据、网络数据和企业调查数据。本报告不仅独创性地利用大数据和网络爬虫技术抓取政商关系的关键指标（例如领导人视察、腐败指数），并且利用某国内知名企业在各地分部获取的调查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在数据来源方面，做到了三个“结合”：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相结合，公开数据和独立数据相结合，主观数据和客观数据相结合。

二、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指标体系解说

结合总书记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思想，《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从“亲”“清”两个维度评价新型政商关系，包括两个方面指标：亲近、清白。在“亲近”方面，重点关注三个一级指标：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权重为10%）、政府对企业的服务（40%）、企业的税费负担（10%）。在“清白”方面，有两个一级指标：政府廉洁度（10%）和政府透明度（30%）。

“政府对企业的关心”，主要从市领导考察和座谈两个方面加以衡量，即市领导（市长、市委书记）当年到企业公开视察的次数以及与企业家座谈的次数两个二级指标。该指标的数据来自各地的城市党报，通过课题组自编的爬虫程序抓取并人工筛查而获得。

“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主要从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市场中介和电子政务等四个方面加以衡量，它们反映了“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和“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主要内容，也是城市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领域。“企业的税费负担”涉及两个三级指标，分别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以及本年应交增值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政府廉洁度”涉及两个二级指标：被查处的所有官员数量占该市国家工作人员数的比重；百度腐败指数，即腐败新闻条数占新闻总条数的比重。数据来自网络爬虫搜索。“政府透明度”涉及两个二级指标：一是行政信息公开，指各类网上办事程序的公开程度，数据来自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二是各地的财政透明度，数据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金融与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

具体的指标设计详见表1。

表1 中国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指标体系

三、中国城市政商关系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得到如下主要发现。（1）在内地285个城市中，东莞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第一。前十名分别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长沙。除了直辖市北京，前十名的城市几乎都处于东南沿海地区，只有邢台是唯一的华北城市（如表2所示）。

表2 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前20名）

（2）我们根据省内各市政商关系指数的平均分，计算了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份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图1），其中直辖市的省份政商关系指数等于城市政商关系指数。按省份比较，上海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在内地排名第一，北京其次，浙江排名第三，河北、天津、福建、海南、江苏、广东、山东居前十名。除北京、天津外，河北成为进入前十名的唯一华北省份。

图1 各省政商关系指数排名

（3）从各大区域来看，华东地区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表现最佳，其次是华北、华南，上述三地都优于平均水平。相对来说，东北、华中、西南、西北地区的表现落后（如表3）。表3 各大区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比较

（4）从行政级别来看，整体而言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政商关系得分越高。总体上，直辖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高于副省级市，后者高于省会城市，最低的是普通的地级市（如表4）。表4 城市级别与政商关系

（5）从收入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政商关系得分越高。数据分析表明，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53（如图2）。图2 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人均GDP（6）在亲近指数方面，排名前十的城市为：东莞、深圳、上海、苏州、长沙、合肥、金华、广州、福州、邢台。政商亲近关系整体呈现为沿海高于内陆的局面。按省份比较，上海、北京和海南位居前三，广西、新疆和云南殿后。课题组的研究显示，经济发展程度与省级政商关系亲近程度正相关。（7）在清白指数方面，排名前十的城市是：北京、温州、潍坊、鞍山、广州、台州、聊城、杭州、石家庄、成都。东部沿海城市的清白指数明显高于内陆地区。按省份比较，北京、上海和浙江位居前三，青海、河南和西藏排列末位。从经济水平来看，省内清白指数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是线性关系，即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也可能在清白指数方面表现较好。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近期发生的多次企业家网络陈情事件，表明如何建立和评价“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值得关注的紧迫问题。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何，也即营商环境。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创建了一套包括“亲近”和“清白”两个维度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评价体系。基于该指标体系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在政商关系的表现方面差异较大。

课题组针对中国内地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是：

（1）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长沙。（2）按省份比较，上海、北京、浙江排前三位。（3）华东地区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表现最佳，西南、西北地区相对落后。（4）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政商关系得分越高。（5）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政商关系得分越高。

课题组认为，这些排名结果可供各地政府在改善政商关系和提升营商环境方面加以参考，评价结果还可以用于相关学术研究。

“亲近”和“清白”两个方面很好地反映了政商关系的精髓，也为剖析政商关系健康与否提供了切入点。从“亲”和“清”两个方面来看，二者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政商关系。课题组的研究显示，城市的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1，并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政府亲近企业与保持廉洁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和企业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合理和合适的距离。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使政府的“清白”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亲近”程度的改善则是今后一段时期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

从城市之间的差异而言，有如下值得关注的特征，说明政商关系健康与否既取决于“大环境”，也同“小环境”密不可分。课题组的研究显示，政商关系在不同区域和省份存在较强的地理集聚性，说明城市的政商关系难以逃脱所在地区的“大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所在地区“大环境”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许多区域和省份的内部，不同城市的营商环境差别较大，表明城市内部的“小环境”同样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城市完全可以超脱所在地区氛围的制约，发展出更加健康的政商关系。反过来，如果无法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即便是位居总体表现良好的区域或省份，城市也可能无法营造较好的营商环境。

由于政商关系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多面性等特征，对其加以评价殊非易事。我们期望这套评价体系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并更新，使之成为定期监测中国城市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的重要晴雨表。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开展面向企业的抽样调查，进一步丰富评价体系，使之能够更加贴切地反映政商关系的新变化和新情况。

马云背后不为人知的政商关系： 篇6

此前，@左林右狸曾分析过，马云善于混去圈子，但论做局能力，其实吴鹰是真正的高人。正所谓，马云的圈，吴鹰的局。

马云混4个圈子：互联网圈子、影视圈、浙商圈、投资圈。而马云的这些圈子里，都浮现一个人的影子，这个人就是吴鹰。互联网圈子里吴鹰和田溯宁属于第一代，辈分和资历都高于马云;影视圈里吴鹰是华谊的独立董事，其做华谊的独立董事很大程度上市因为马云的推荐;在马云之前，浙商新经济的领军人物就是创办UT斯达康的吴鹰;而UT斯达康也是孙正义在中国目前投资回报最大的项目。

@左林右狸爆料，某领导人在卸任之前能去阿里巴巴视察与吴鹰帮着马云做局有关。马云的政商关系中，吴鹰更是一个关键人。

2、马云与博裕投资

近日，一则署名为财经关于博裕资本入股七成五支付宝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内广泛流传。

博裕投资的合伙人之一是中国资深政治家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第三季度，为协助阿里巴巴集团回购雅虎持有股份，中投联合中信资本、国开金融、博裕资本投资阿里巴巴集团，投资总额达20亿美元。

媒体称博裕投资进军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是一笔成功的交易。

3、马云与博升投资

根据@左林右狸的讲述，马云的背后还有一家叫做博升投资的公司，也是吴鹰做的局。而如果不是博升在后面给予政策面上的力挺，马云要和孙正义翻脸恐怕少几分胆气。

@左林右狸分析了马云与博升投资从两个阵营变成同盟的过程。

博升优势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其与银联和移动同为联动优势的股东。开始，三家几对等，但经过一连串复杂的交易后，博升成为联动的大股东。

推动博升合理合法的成为联动优势大股东的重要人物叫张斌，据称张斌为中国原电子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芝家人，张斌很长时间是联动的CEO和博升的董事长，10月后，张斌更上一步，代替移动老臣鲁向东担任联动优势的董事长。

博升同样有着复杂的股东关系，比如和大连富豪徐明交往密切的合升实业曾经是博升的大股东之一，另一位股东郑建源也因是平安保险的间接大股东而广为人知。最开始博升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郑建源500万元，张斌150万元，合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350万元，后郑建源的500万元辗转转让给了张斌。张任博升董事长。

业界名人王雷雷和他背后的周凯旋阿姨也深度趟过博升优势的浑水，1月，张斌将10%的博升股份转让给大连海昌集团董事长曲乃杰。后，王雷雷当时的总裁助理盛勇投资4800万元，成为博升第二大股东，占股48%(相当把两家大连公司的权益给置换出来)。盛勇同时也是周凯旋基金会的主要成员，并经常代表周凯旋出现在各种资本运营的场合。

周凯旋系入主博升后，很快就传出在周凯旋的帮助下ebay入华的消息， eBay计划拿出1.05亿美金购买联动优势原有股东33%的股份，以变相取得牌照。ebay是否成为冤大头无从得知，但周凯旋借与ebay的合作取得了入股Skype，Skype日后卖了85亿美元，周凯旋大赚一笔。

几乎是ebay借道TOM和博升曲线入华的同时，马云迫于竞争压力也答应了孙正义提出的被雅虎收购成为雅虎中国分公司的建议(因为政策原因支付宝不能放进去，这也成为马云翻盘重新把阿里系买回的一个大杀招)。此时，博升和马云其实是两个阵营。

但ebay入华来去匆匆，同时随着中国移动廉政风暴的刮起，王雷雷涉案调查后，博升重新回到新天域系的掌控，因为博众的原因，新天域的执行合伙人于剑鸣也和温云松一同出现在联动优势的董事会名单里。

再后面的故事是温云松请来大胡子吴鹰来帮着打理博升优势，吴鹰的众多头衔之一就是博升优势的董事长。选择吴鹰很容易理解，吴鹰在UT多年，本人也长袖善舞，知道怎么和运营商以及政要打交通。吴鹰的进入以及周凯旋的撤离让马云与博升从对手开始变成盟友。

政商关系案例分析 篇7

一、“徽商”——中国古代政商关系的缩影

中国商业经济史上, 最让人困惑也是最使人亢奋的现象, 莫过于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与勃兴。徽州以一隅之地, 历史上人口最多不过百余万, 然而徽商却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在最鼎盛时, 国内“富室之称雄者, 江南则推新安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 , 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 鱼盐为业, 藏镪有至百万者, 其余二三十万, 则中贾耳” (谢肇浙《五杂俎》) 。徽人经商, 源远流长, 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 以后逐渐发展, 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来至清末民初, 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 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甚至西欧。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 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 (《徽州府志》) , 在中国商界称雄达数百年。

商人在古代社会的成功, 有其必然性。总体而言, 因为“在货币经济已经规范社会生活的时代, 由于利益的驱动, 生产与消费都冲破了原来的地域界限”[2] (p.169) , 这是历朝政府推行“压制商业”政策所无法逆转的。从具体上说, 徽商之所以赢得如此辉煌的成功, 与他们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以天下为己任的胆识、弘扬“儒商”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但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点, 他们善于利用客观的社会资源为自己服务, 巧妙地处理好自己与政府、官员的关系。

作为徽商集团中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 胡雪岩可谓是“搞定”政商关系的典范, 因此本文特以他的兴衰荣辱为例, 力求揭示出中国古代政商关系的实质。

二、从胡雪岩看徽商的兴起与衰败

据史料记载,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 为养家糊口才进了钱庄当学徒, 后来由于钱庄庄主无嗣, 就把整个钱庄托付给了他。正是在这一时期, 胡雪岩靠患难之交王有龄的帮助, 一跃成为杭州一富。二人的结合, 可谓是胡雪岩运用“政商结合”资源的第一步。王有龄在道光年间就已捐了浙江盐运使, 但无钱进京。胡雪岩认为王有龄“奇货可居”, 便资助五百两银子, 让王急速进京寻取功名。“苍天不负有心人”, 后来王有龄果然时来运转、官运亨通, 一直做到了浙江巡抚的职位。而王有龄发迹后也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的知遇之恩, 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 号为“阜康”。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 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除钱庄外, 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走向辉煌的起点。在这次始料未及的变乱中, 胡雪岩处变不惊, 可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暗中与军界搭上了关系, 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雪岩的钱庄中, 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 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 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的迅速崛起, 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 另一个人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 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 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在安徽上任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 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 粮草供应不足、兵器短缺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左宗棠, 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敏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 在战争环境下, 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左宗棠面前一展才能, 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深得左宗棠的信任后, 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 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 勾结外国军官, 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并且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 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 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 胡雪岩说服左让自己管理赈抚局事务。他向官绅大户“劝捐”, 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 信誉度也大大提高, 自此财源滚滚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 大小官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 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 从事贸易活动, 在各市镇设立商号, 利润颇丰, 短短几年, 家产已过千万。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三人发起。此三人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 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 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 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深谙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 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 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毫不夸张地说, 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而胡雪岩也正是依靠其亦官亦商的身份, 才能走向财富的巅峰。

三、思考与启示

如果说胡雪岩是徽商成功的缩影, 那么他的成功经历也透视出了中国古代政商关系的精髓, 即“官商联盟”。胡雪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与王有龄、左宗棠之间建立了无比深厚的特殊交情, 通过“这种官商联盟, 胡雪岩获得的商业利益, 一般商贾难以望其项背”[3]。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其他成功的商人。乔家光前裕后、大富大贵, 关键是在慈禧西逃时献金, 自此以后“钱途”广开、日进斗金。一言以蔽之, 中国古代的著名富豪中, 从范蠡、吕不韦到沈万山, 其成功的一个共同要诀, 就是官商一体。商人们看中的是官员可以利用权势将政策向他们倾斜, 通过钱权交易的形式获得某些特权, 如特许经营权、资源垄断权等[3]。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古代中国的“盐铁官营”, 行政性垄断的官商一体十分盛行, 结成攻守同盟的官商们获得的利益难以想象。

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整个管理体制的关系,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 从现代的角度看还包括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与中国截然不同, 西方的政商关系一般是商在前, 政在后, 两者的关系几乎是完全分开的。经过较长时间市场经济的洗礼, 西方的政与商之间形成了一种有章可循、相对稳定的关系。

那为什么中国的商人想要走向成功就非得依赖官僚体系呢?这与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是分不开的。该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 是因为皇权统治终究离不开官员, 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 也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 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商人们深知权力资源虽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 但却是必要条件, 能得到丰厚的收益。

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上打拼, “但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4]。所以, 他们往往把自己对于商业的智慧用到拉拢官府、权钱交易上, 其过程可用“在依赖中前行”来形容。无论是出于生存还是发展的目的, “拼将十万头颅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 如果放弃了这个关系就再也没有做大做强的机会。“商人们都深谙两条规则:在商言商, 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皇恩浩荡, 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4]。事实上, 对于多数商人来说, 所谓的“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三传两递”间接地流入到民间的。因此, 为商之人再清楚不过:没有官府的撑腰、支持, 生意根本就是“小本经营”, 离“百年老店”的辉煌大业相去甚远。

不过我们也该警示到一枚硬币的反面:古代的政商关系又是不可靠的, 商人经常会成为官场之争的牺牲品。成功的商人大多依靠的是腐败、不检点的官员, 他们并不是好的保护伞, 可靠性极低。“而对于公共物品的掠夺, 官员往往占有更大份额, 而且既不承担风险, 也不付出成本, 而且还有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反噬的可能”[1] (p.22) 。再说胡雪岩, 他在晚年富可敌国, 向各个领域投资。当时丝茶贸易为洋人操纵, 中国商人屡遭排挤, 胡雪岩有感于此, 便出巨资四处收购生丝。哪知客观形势已不利于其发展, 清政府与洋人勾结日深, 而胡雪岩的后台左宗棠病入膏肓, 影响力式微。最后竞争失败, 胡雪岩损失利银1000万两, 折本银800万两。光绪九年 (公元1883年) , 胡雪岩因经营失败, 钱庄倒闭, 家资散尽, 负债累累, 被清政府革去道员职务。一年之后,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忧愤而死。可以说, 胡雪岩晚年的悲剧是对于政商关系不稳定的最好诠释, 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限于篇幅有限, 对于古代政商关系的探讨也只能浅谈到此了。我们以胡雪岩一生的荣辱为线索, 力求能完整地代表徽商成功的经历与真谛, 从而把握中国古代政商关系的脉络。正如费老所言,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 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 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 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 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5] (p.15) 。然而, 胡雪岩又终究仅是一个个体, 其他徽商的成功也许会与其略有不同。我们只想以点带面, 从胡雪岩入手, 发掘他那个时代政商关系的情况及走向——在依赖中前行, 却又暗藏着风险, 最终为当今中国政商关系的良性发展找到借鉴与启示。

摘要：古语有云:得胜于斯, 必败于斯;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经过解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徽商的发展轨迹竟然与此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以胡雪岩为例, 从富可敌国到郁郁而终, 悲喜剧的转换既突然又存在着必然。徽商们的命运无不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这也就为当今中国的政商关系带来了借鉴与启示——如何把握好“政商合作”与“政商关系”的度, 是中国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徽商,政商关系,胡雪岩

参考文献

[1]郭梓林.从沈一石看大明王朝的政商关系.资治文摘, 2008, (5) .

[2]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贾品荣.中国政商关系犹存隐忧.中国经济时报, 2007-10.

[4]张鸣.政商之间:会馆里演绎的历史活剧.新财经, 2007, (12) .

从“刺猬法则”看政商关系 篇8

从“刺猬法则”看政商关系，颇有相似之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就如同两只刺猬，若离得太近，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可能结成利益共同体，进而滋腐两败；若离得太远，又不利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无法相互“取暖”。

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的会场上，一些与会嘉宾就十分迫切地表示，在经济新常态下，亟须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笔者以为，正确认识并科学运用“刺猬法则”，对构建健康的政商关系，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因与商人交往过密而导致廉洁底线失守的官员，近年来并不鲜见，这也让政商关系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之一，使正常的官商交往受到一定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既不应受到官员的强行干涉，也离不开官员的周到服务。官员作为政府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若长期对企业“敬而远之”，必不利于经济发展。

官员增强自律意识原本是件好事，但不批文件、不下企业、不积极主动服务，打着“自律”的幌子搞“为官不为”那一套，就如同一只刺猬只保护自己，却依然“刺伤”了另一只刺猬，最后自己也可能因不作为被追责而“受伤”。一些官员在汲取官商勾结腐败案件的教训时产生了思想误区，没有将正常交往与非正常交往区分开。殊不知，在相关案件中，一些官员之所以受到党纪国法惩处，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企业服务得太多，而是因为他们把“服务”企业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商人投其所好，大肆利用官員手中的公权力来实现非法目的。官商之间不正确运用“刺猬法则”的结果，就会导致两者的交往超过安全距离而相互伤害，出现双输的悲剧。

官与商之间应当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太紧密或太疏远，都构建不出政商关系的“新生态”。官商交往既要保持好安全距离，防止因形成利益共同体而滋生腐败；又要保持正常联系沟通，以利于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精简行政流程，铲除官员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土壤。

同时，要进一步畅通官商正常交往的有效途径，并将这种交往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不仅使官员服务企业的行为更加透明、公开，也使得商人没有抱官员“大腿”的可能。如此一来，“刺猬法则”中“相互取暖”的积极效应就会显现，进而催生出政商关系的“新生态”，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