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辩论

台湾问题辩论（精选8篇）

台湾问题辩论 篇1

1.以一个中国为原则，体现的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追求的是和平统一目标。“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2.这倒不是说大陆打不过台湾，而是一旦开战，大陆政府和人民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台湾，很有可能是整个世界强国。就好像现在的利比亚内战一样，我们仔细的看看，参与干预利比亚内战的哪些国家，有哪个实力不如利比亚？所以一旦大陆武力收复台湾，和台湾开战，大陆政府很有可能陷入利比亚这样的状况。

3.对于台湾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采访，谈到台湾问题时曾说：“我们一直主张通过和谈实现中国统一，这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温总理提出“只要有一线希望，决不放弃和平的努力”，由此证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样是国家及全体人名的共同意愿。

为什么不能打！台湾面积35774.6平方公里，1566公里的海岸线延绵不绝，山脉起伏，峰峦叠错。50年来，台湾当局始终把抗登陆作为有效的防御系统，滩涂登陆目前是根本做不到的，更别说那平均200千米宽的天然的海水屏障，我们靠什么登陆？现在早已不是渡江战役的年代了。

如果我们选择战争的话，如何巩固统一，统一之后面对的威胁还有哪些，统一之后我们还要面临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等等，我们不能以为统一了就万事大吉，我们需要的是能考虑得更深远一些，如果我们选择战争，那么一定是无奈之下的被迫之举，是下下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最高利益当是强大富裕，战争是有悖于这一目标的，而台独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因此和平统一才是中华民族的上上选，和现在流行的观点不同，不能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如果我们措施得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一旦实现了和平统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也是势不可挡的。

现在开战的话，我们一定会回到解放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台湾地区的稳定和现状，最根本的底线就是台湾坚决不能独立。无论是大陆政府还是台湾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所有人都是从自己国家民族和政党利益出发的。

“分裂的中国”不仅是国家形式上的分裂，更是国家认同上的分裂。因此，追求中国的统一，就不仅要解决国家形式上的分裂，更要达成国家认同上的一致。国家认同能够达成统一，形式上的统一自然就水到渠成。惟有达成国家认同上的一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才是长久永固的统一，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武力是不能服众的！

武力统一台湾的主张，其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忽视了国家认同的一致这个更为重要的根本问题，武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只求形式不顾内容、只图眼下不谋长远的短视行为。这种头脑简单的思维，貌似有利于国家民族，实则祸国殃民。如果不在国家认同上下工夫，而只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强、行一时之易，强行仓促地以武力拿下台湾，那么拿下之后必然面临的是长期之痛、长期之患、长期之难。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惨痛教训当令国人引以为诫。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在台独分裂势力铤而走险而大陆方面不得不依《反分裂国家法》以武力拿下台湾的条件下，这也只是提前解决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而已，回过头来还需要我们继续解决好国家认同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全、彻底地解决台湾问题。

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必须摈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那种先易后难、似简实繁、一劳永逸式的幼稚想法，坚持和平统一的正确立场和信念，从台湾问题的根子着手，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积极主动地解决统一问题。人间正道是沧桑，追求和平统一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正道。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条路看起来比较艰难、需要花较长的时间，但我们仍然应该坚信这条路是一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快、越走越光明的。

根据世界各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力量综合推测出世界军事力量排名 1.核弹力量美国：6600枚俄罗斯：6300枚法国：500枚；中国：450枚(美国是中国的14.7倍)2在各国装备的坦克和装甲车数量方面：中国以1.9万辆坦克和3万辆装甲车排名“第三”。美国：2.6万辆和4.4万辆； 俄罗斯：2.2万辆和3.6万辆；（与美国仍有差距）3.空中力量在各国装备的战斗机和直升机数量方面

美国：2800架和3500架； 俄罗斯：2500架和3000架； 中国：1750架和1250架；（美国是中国的近两倍和三倍）

4.海军

在各国装备的大型水面舰艇和潜艇数量方面，中国以315艘大型水面舰艇和85艘潜艇排名“第三”。5.总兵力

在各国武装力量人数对比方面，中国以230万总兵力，其中陆军160万、海军40万、空军25.5万排名“第一”。

综合三强之内,单项海空军弱进不了三强,海军大型军舰少无航母,舰艇老旧数量多,空军也一样老旧数量多,加油机,大型运输机,预警机数量少,直升机缺口更大.比起美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2009年11月19日出版《中国简报》(China Brief)中，发表了哥德斯坦因教授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海岸警卫发展：挑战与机遇”。文章认为，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拥有强大而有效的海岸警卫力量相比，中国虽然在海事执法和管理能力方面有较大提升，但还是存在很大差距。

台湾问题辩论 篇2

新闻报导作为媒介报导的重要形式, 有着其核心的新闻主义专业坚守, 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导事实, 它最突出的特点, 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导新闻事实。但新闻话语通常是一个建构真实的过程, 它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再现一个新近发生的事实, 包含了新闻工作者经过对事件信息的选择、编码, 并以符号形式呈现, 其中就反应了新闻工作者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认为, 即便是再权威、再专业的媒体, 新闻报导中不可避免地客观存有价值取向、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正如迈克·巴尔所言, 认为“只有文本的评论部分才传播意识形态的观点可能幼稚可笑。文本的描写和叙述部分也可能同样交流意识形态, 只是传播方式的不同罢了。……话语形式……本身就有意识形态的含义”。[1]但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倾向性在当下的新闻报道中己经日渐隐蔽, 新闻生产者往往利用“事实”来呈现和传播事实背后更深刻的意识形态, 通过新闻话语的叙事技巧, 如叙事结构、叙事视角以及修辞策略等方式潜在显示了自身的立场。对于2012年台湾选举,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简称国台办) 的新闻发布会称“不介入、不评论台湾选举是大陆一贯立场”, 这意味着大陆不会明显地在媒体公开发表对台湾选举局势的评论性分析和判断性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陆媒体不存在价值偏好, 因为从历史经验上看, 大凡政党的媒体都有自己的倾向性。因此, 本文选取大陆官方媒体“人民网”对台湾2012选举辩论会的报导做相关研究, 考察其是否具有倾向性?如果有, 这种倾向性又是如何进行运作和表达的?

二、研究对象与样本

“人民网”是《人民日报》建设的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上信息交互平台, 是大陆官方发布国家重要新闻、信息、解读政策法的权威媒体, 本文选取“人民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台湾2012选举辩论会报导的叙事修辞倾向性。

2012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辩论会共有三场, 分别在12月3日、10日、17日进行, 由于选举参选登记于2011年11月21日开始, 故本研究以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1月14日正式选举前, “人民网”台湾频道以“辩论”为关键词的所有报导作为第一次抽样样本 (因为报导中常常将“辩论会”称为“辩论”, 为避免遗漏样本, 故选择“辩论”作为索引词汇) 。经过分析和筛选, 相关报导共计78篇, 其中以“人民网”为电头的原创报导有21篇, 转载自中国台湾网的27篇, 中国新闻网28篇, 东南新闻网1篇, 《人民日报》1篇。本文选取以“人民网”为电头的全部文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但由于“人民网”转载部分的内容超过自己生产的新闻, 故本文将转载来源、数量和报导主题内容也做简单的分析, 作为整个研究的参考。

三、研究视角和方法

本文采取的话语研究是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发生的“话语转向”框架之下进行的, 这种转型基于这样的观点:“语言”不再只是工具性的, 它的语义和逻辑结构都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作用。20世纪初,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了能指/所指的概念, 并指出了二者的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 认为语言的意义依赖于符号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使得语言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 其后果是语言结构和形式在学理层面很难与实际使用层面联系起来。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 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才被结合起来, 布拉格学派反对将语言视为封闭的系统, 认为语言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随后, 语言学才强调要在日常使用中研究其用法及意义。

新闻与话语分析的结合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荷兰西方话语学分析代表人物凡·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英国语言学教授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共同关注了话语分析与新闻传播中语言使用产生的意义, 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将话语分析和新闻传播研究结合的视角。

新闻是一种叙事。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 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的一门边缘性学科”。[2]对于新闻叙事的研究其实是一种话语的分析。大众媒介话语分析是将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具有语言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两个向度, 可以将符号学作为一般理论背景, 以语义学、修辞学、语用学、叙事学、话语认知学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学科资源, 以修辞策略、语言行为、心理情境、叙事语法 (话语结构模式) 、话语组织机制等方面的分析为操作手段, 对传媒话语进行具体分析。[3]在新闻的报导虽强调中立客观, 但不可避免地使用修辞方法。Teun A.Van Dijk指出:“从方法论来说,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新闻修辞不仅限于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 相反, 它还包括为增加新闻报导的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性手段。修辞行为的基本条件不仅是要通过修辞手段生成意义、行使权力, 并且要通过修辞行为, 将修辞手段巧妙地掩盖起来, 使受众察觉不到修辞构思、修辞方法的存在, 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接受新闻文本及其中构筑的世界”。[4]在对新闻报导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 或多或少带有了批判方法的价值观念, Van Dijk[5]教授认为, 批判话语主要通过主题、宏观结构、局部言语措辞三个层面来显示权威性。

鉴于在新闻的生产报导中, 微观的结构措辞、宏观的社会认知以及意识形态常常有迭合之处, 故本不做非常详细的分类分析, 主要从报导主题、修辞学的言语使用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当然二者的界限并非绝对清晰, 每个编码指针也不一定都有对应的剖析。最后, 本文将使用综合的方法, 以下列要素为基本框架来阐释研究发现。

一般认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三种基本范式, 即实证研究、解释性研究和批评研究。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 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解释研究和批判研究的核心精神是对重新解读、理解文本。批判方法和非批判方法的不同, “不仅在于批判话语描绘了实践话语, 还在于其揭示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塑造话语, 揭示了话语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以及信仰体系的建构作用, 通常情况下, 这两方面对话语的参与者来说, 都不明显”。[6]本文将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收集文本, 结合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报导总体呈现的趋势, 并从修辞学的视角进行文本叙事方面的解释性、批判性研究, 分析对台选举辩论会的报导是如何结构的、对读者解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四、文本分析和研究发现

(一) 消息引用来源、主题分析和转载来源

在本部分分析中, “消息引用来源分析”是针对“人民网”原创报导的内容中, 引用其它媒体的报导进行二次加工的情况分析, 主题分析指的是“消息引用来源分析”中使用样本的主题, 而非全部文本的主题;“转载来源”是指“人民网”直接转载其它媒体的报导, 这一部分只简单分析报导的数目和报导主体的倾向。

1. 消息引用来源分析

样本的几乎所有报导几乎都不是自采新闻, 都以“人民网自写导语+据XXX报导”模式进行。但消息的引用作为新闻语篇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导者“通过有选择地援引不同利益集团的典型话语, 向读者再现和强化某种声音, 同时消减那些‘无关紧要’的声音, 并进一步选择自己需要的转述方式使意识形态通过引语的使用渗透到新闻话语中, 从而实现话语意义及意识形态的建构”。[7]具有党派倾向的媒体在报导时难免会突出所支持媒体的正面形象, 而减少对其负面新闻的报导。样本中, “据XXX报导”的引用情况如下:

从引用源的政治倾向和立场上看, “中国评论通讯社” (中评社) 是2005年5月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大中华地区第一家数字化网络通讯社, 是两岸关系新闻中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新闻媒体, 从其一贯报导的倾向来看, 具有明显的“泛蓝”性质;因此在“人民网”对台湾选举辩论会的报导中, 引用相对客观的媒体“中央社”的报导的比率为19%, 其余报导内容均引自“泛蓝”媒体, 占总比的81%, 没有将“亲绿”媒体作为消息源。同时, “人民网”在以国民党为报导主体的消息大多来自“中评社”, 以民进党为报导主体的消息多来自《联合报》, 而以亲民党为主体的消息则多来自《中国时报》。

2. 主题的倾向

“人民网”自身编辑的新闻虽不多, 但是相对而言比较完整, 观照了候选人辩论会前同幕僚训练、辩论会要点以及事后评价、民调结果等, 内容相对严肃, 唯一与辩论会主题内容无涉的新闻为《组图:李敖到场引骚动台选举参选人辩论会场抗议引尴尬》, 全文仅142字, 配发了李敖的图片, 并无太多渲染。

从数量上看, 以国民党为主题的报导占了总数的43%, 民进党为19%, 亲民党为14%, 其它内容指同时报导了三个党派或者与党派无关的内容, 占总数的24%。也就是说, 在出场频次上, 民进党与亲民党相当, 国民党则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在2012年的台湾选举中, 亲民党相对于其它二者而言明显势单力薄, 媒介对于它的关注度较小符合常理, 但民进党党作为最有可能夺取国民党政权的政党, 其报导频次却和亲民党相近, 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在样本中, 涉及国民党的新闻最多, 并且无负面报导, 受到受众的最多关注且形象也最好;涉及民进党的新闻虽只有19%, 但因为负面新闻却使总体印象下降;亲民党虽然报导最少, 但三篇全都是偏向正面的, 因此声音虽少但形象不差。研究中发现, “其它”这一类的报导中有两篇连胜文评价马英九的报导:《连胜文谈2012首场辩论:有参选人说话夸张, 没看下去》一文虽未指出是哪位参选人说话夸张, 但却明确赞扬了马英九;《中评社:连胜文首场辩论后站台挺马关键时刻展现情义》一文看似树立了连胜文的形象, 但言下之意更多的表达了连胜文不顾枪击案的阴影帮助马英九站台, 这虽与连胜文本身的政治立场有关, 但也凸显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情义等价值观念, 这两篇报导无疑都为国民党的形象加分。

(二) 文本话语修辞建构产生的倾向

1. 文本结构

样本中, 无论以哪一政党为主体的报导, 均以消息形式出现, 平均字数在560字左右, 几乎都为倒金字塔结构, 即以“标题+导语+主体+背景+结语”的模式进行报导。这种结构的特征使得读者只需看标题以及导语便能知晓全文的主要内容, 导语的内容概况了文章的主题, 读者在快速阅读之后不易有深刻思考, 这可能导致读者对于辩论会的关注只是浮光掠影的了解, 降低了读者对于辩论会的理解程度和兴趣程度。这与大陆官方将台湾视为一个“省份”, 不大面积宣传报导台湾选举的立场不谋而合。这种泛化的僵硬报导模式也使得读者只关注导语或者标题的内容, 从而忽略背景材料中的描述, 因此导语成了倾向性来源的最主要因素。

2. 视角呈现

在文学作品中, 叙述按视角可以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等, 而第三人称又分三种, 分别是全知视角、有限视角和客观视角。新闻报导出于其客观、真实、公正等要求, 只能是一种客观视角。这一视角的限制不等于新闻呈现出绝对的客观, 受众依旧可以通过对报导所选的事实 (保留哪些、删除哪些) 、视角的选择和内容的侧重点来感知它的倾向。同一事件的报导上, 媒体通过引导人们“看什么”、“怎么看”来显示倾向。

在本文选取的样本中, 同样是报导辩论三方是如何应对、准备辩论会的内容, 对国民党方面的报导主题更倾向突出马英九、吴敦义“强打政绩牌”、“凸现政策理念”、“回归政策讨论”、“以执政能力争取选民认同”的形象;而对民进党方面的报导主题则更倾向描述蔡英文、苏嘉全使用的辩论技巧和策略, 如:“蔡英文在首场辩论会‘尊宋打马’, 苏嘉全也将维持‘尊橘打蓝’的战术基调, 锁定“行政院长”吴敦义为主要攻防目标, 但目前没有安排‘分身’对打的练习。” (《苏嘉全为辩论特训幕僚评林瑞雄:比电磁波难料》) ;对于亲民党方面的报导则显得较为温和, 倾向塑造宋楚瑜“非常沈稳, 且蛮公道”、“马营正面看, 认为这是‘一场 (马宋) 温和理性对话’”的形象。在对三党派的报导侧重点看, 关于民进党的消息中“尊宋打马”、“尊橘打蓝”、“分身”对打练习等加上引号表示专有策略, 突出了其对于辩论技巧、策略的在意, 而对国民党、亲民党两方则更偏好报导他们对政策理念的诉求。

3. 话语策略

值得注意是, 由于“人民网”的报导并非自采而来, 大部分来自大陆境外的报导摘编使得其表述方式带有入乡随俗的意味。“构成转述话语最直接的语境, 它具有预示和支配该转述话语意义的功能, 它作为报导者转述话语时所使用的标记, 可以清晰地表露报导者对该话语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对于转述动词特别是其感情色彩的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很好地把握报导者的立场归属”。[8]按照常规, “人民网”作为一个严肃的权威媒体会把辩论会之前的准备称作“彩排”、“练习”或“模拟”这一类不带修辞色彩的词汇, 但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 报导中使用了许多隐约色彩的词句, 如:

幕僚准备秘密武器, 将找人模拟对手马英九、宋楚瑜, 让蔡英文实境操兵。

蔡英文的辩论准备小组也已进驻, 为苏嘉全提供火力支持。

这其实已经涉及了新闻话语的隐喻。“在日常媒体的报导中, 隐喻是从已知到达未知, 从而认识未知, 通向未知领域的桥梁。新闻制作者常使用隐喻, 借助自身熟悉和具体的概念来表达经济活动中某些抽象的概念。使新闻内容与意义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且在文字上更加简洁”。[9]最常见的是把灾难隐喻成战争, 如“众志成城抗击雪灾”、“电力公司打好防寒‘保卫战’”等, 因为隐喻的运用往往能影响人们的思维联系模式与言语表达, 从而“引发情绪, 传达感受, 达成共识”。显然, 一贯以严肃著称的“人民网”在报导上也受到了台湾媒体对于选举报导的影响, 也给受众传递出台湾选举是一场“战争”的印象, 竞选三方剑拔弩张, 排兵布阵讲究战略, 这能勾起大陆受众对于台湾民主选举的一种想象, 但同时也可能产生台湾政局混沌烟雾弥漫的感觉。

4. 措辞

新闻报导虽要求使用中立的言语, 但相似含义的不同措辞在语义和色彩上依旧会对报导主体产生感情上的倾向。这一部分本文选取分别对三个党派辩论会演练进行报导的消息作比较。如《幕僚实战模拟蔡宋轮番炮轰马英九深夜苦练辩论》、《蔡英文与幕僚秘密练功特赦扁列电视辩论必考题》和《2012首场电视辩论周六登场宋楚瑜与幕僚秘密演练》, 三个标题中分别使用了“轮番炮轰/苦练”、“秘密练功”以及“秘密演练”三组词, 然而“练功”、“演练”与“苦练”相比, 显然显示出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感, 再加上“轮番炮轰”一词, 马英九不善于辩论的形象就凸现出来了, 大有马英九再不好好练就要“受欺负”的感觉, 这种感觉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从其它内容的比较来看, 如《首场2012电视辩论将登场蓝营造马英九一鸣惊人氛围》一文中引用马吴总部发言人的话即引导受众认知他的观点, 强调了蔡、宋是辩论高手, “四两拨千斤”虽然是对蔡英文辩论技巧的肯定, 但在此处却与马英九辩论技巧的弱势形成对比, 原本褒义的词却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另外, 文中“一连3天利用早、晚上下班时间”、“8分钟”、“5分钟”、“52分钟”、“30分钟”等详细数据以及不间断的周密安排, 具备准确性、真实性, 加强了报导的可信度, 印证了马英九确实是在“苦练”, 这一消息的内容便与《幕僚实战模拟蔡宋轮番炮轰马英九深夜苦练辩论》形成互文, 加强了马英九不善花言巧语、诚恳应对的形象。

五、小结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人民网”台湾频道对2012年台湾选举辩论会的报导及其转载报导, 使用实证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方法对报导的数量、正负面倾向以及主题等方面进行分析, 发现样本中对于国民党的报导篇幅明显多于亲民党和民进党, 对马英九的报导比其它人更为形象、具象和生动;在报导辩论会内容的视角上, 倾向于报导国民党的诉求在于政策理念和政绩, 而对于亲民党的报导呈现给的受众的他们更善于使用辩论技巧以及攻防策略, 对于亲民党的报导最少, 但整体较为温和;从报导形式上看, 以简短消息为主, 形式单一、结构僵化, 多以导语+间接引语摘编方式进行组织。每篇文章的叙事声音和角度都较为单一, 内容的引用来源为“泛蓝”媒体;从语言措辞上看, 文本中使用的动词、形容词更倾向于将国民党描绘为亲和、勤奋、有凝聚力的形象, 而民进党一方则更为强势、自信, 关于亲民党的描述则显得中庸。从整体上, “人民网”的报导也将台湾选举隐喻为一种“战争”, 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 同时又产生了一种局面声音混杂的感觉。

新闻报导发展至今, 新闻媒体的新闻报导己经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隐形操作模式, 新闻报道中过于明显的非叙事性话语已然被大多数新闻生产者摒弃。但这不代表以真实、客观、公正为基本标准的媒体不会有其隐蔽的倾向, 一切新闻报导都不可避免的蕴含着主观上或者客观上、显著或者隐蔽、负面或者正面的倾向性。对于文本的叙事和修辞分析有助于我们透视理解这种倾向性的产生、运作机制, 从而也提醒新闻工作者规避新闻报道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性。

参考文献

[1]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19.

[2]何纯.新闻叙事学[M].湖南:岳麓书社, 2006:7.

[3]丁和根.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 (3) :37-42.

[4]范.戴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96.

[5]Teun A.Van Dijk.Discourse and Power[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8:109-110.

[6]Norman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 UK: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1993:12.

档案联合执法问题大辩论 篇3

都梁档案：档案联合执法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单位共同对应当贯彻实施《档案法》的单位和个人履行职责情况的检查。主要特点有五：一是检查主体的多样性，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外，还包括其他单位；二是检查对象的不确定性，检查对象可能是违法者，也可能不是违法者；三是检查内容是履行档案法规定职责的情况；四是不直接产生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法定后果；五是处理结果一般以通报的形式出现。档案联合执法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执法，是国家机关系统内部的一种管理形式，在今后一个时期将长期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全社会敬畏法律意识不强；二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权威性不高；三是很多时候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单独将行政处分的法律责任适用到位；四是实践证明，档案联合执法检查是推动档案工作的有效方式。

温东林：档案执法属于行政执法范畴，这点毋庸置疑。那么，“档案联合执法”中的“联合”机关、组织就必须是行政主体，也就是具有“联合”的法律依据和资格，我们就要明确行政主体这一法律概念。

首先，行政主体是依法享有公共行政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那些不具有行政职权的立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甚至企业、事业组织当然不能成为行政主体，也就不具有行政执法资格，当然，更别提还与行政机关“联合”执法了。

其次，判断机关、组织能不能“联合”，还要取决于是否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都知道，现在，“联合执法”进行处罚，都要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来告知被处罚单位组织个人的权责，那么，这些“联合”的“单位”就必须签字盖章，以便问责担责。但如果有些组织签了字甚至不签字，不担责，所谓的“联合执法”便不能成立！人大、纪委确实具有相应的监督检查职能，应严格依照监督检查的程序来监督执法，法律规定是事前、事后还是事中监督都应与执法分离，按程序来不能干涉，否则，岂不是大包大揽的“一条龙”？立法、执法、监督都干了，还要独立的执法机关干吗？于是，“联合”就显得可笑了。

最后，联合执法也应该有限度的存在，我认为，这属于“公务协作”的范畴，有法定公务协作规定的，严格依法执行，拒不履行的机关组织就要依法追究其责任。没有法律规定的，确属涉及相关权能重叠、配合需要的，也可以在各自的范围内按法律规定选择“自由的公务协作”。行政主体在行政职权领域也具有相当的自由选择权，可以体现在自由裁量的方面，也可体现在行政协作选择方面。

都梁档案：“档案联合执法”，我的理解是：档案领域和档案工作领域中联合起来执行档案法的行为。档案执法不单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有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单位具有执行档案法的职责。譬如，监察机关有权处理国家公职人员是否遵守档案法的行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其管辖的地域有权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否遵守档案法进行检查，其本质是执行档案法有关条文是否得以贯彻实施；各级人民政府对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是否遵守档案法行为进行检查并采取奖惩措施。

温东林：联合执法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合法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是不是人大有监督法律运行的权力，就可以和行政部门一起执法呢？“一起执法”要不要担责呢？担责如何“负责”呢？

都梁档案：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监察法》。联合执法的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将档案法执行到位。至于如何承担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属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的由其负责，属于其他部门主管的由其他部门负责。

温东林：联合执法无法律明文规定，以上列举的组织法属于“基本法”，太宽泛！对执法监督无法很具体适用，必须有相应配套的下位法才能实行，就像只有宪法没有下位法一样。《全国人大组织法》主要是对人大的组织、职责进行说明，如提出议案、审议议案、发出质询等，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注意是协助，也就是行政执法要向人大负责，并不是“联合”，地位不平等就叫指导，这在我国目前很常见。《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同理。国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要非说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工作部门和中央政府“联合”实在无必要，上下级是领导关系，检查法律政策执行无可厚非，但说“联合”就无逻辑了。

《行政监察法》（注意是“行政”），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显然，是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纠错，是政府的内部纠错机关。是要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如何既执法又监察？岂不是监察自己？

从法律出发，各部门都要各行其职但不是为了尽职就不按渠道程序来，指导协助不可看做联合，监察也不可看做联合，领导更无联合可言。所以，区别“联合执法”法律概念很重要，人大、政府、监察部门可以牵头，但不能参与“联合执法”。当前，出现的执法混乱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所致，但随着行政程序法、政府行政法的完善，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至于担责问题，都梁团队无法明确说明，我也无法说明。

关于档案执法，为何权威性不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和人大、法制办等机关的行为有关的！好似没有人大牵头、政府指示，还有所谓的“联合”，就无法施行。究其根源，还是借以上组织的“权威”，档案执法才能“理直气壮”。这是有问题的，好似长不大的孩子离不开母亲一样。如何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继续完善档案法规、规章的设定，对执法手段、措施、责任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定。其次，人大、政府一定要放手！对于妨害执法的、无视执法的单位组织要按法律程序进行监督、通报批评。

李正平：执法或叫“行政执法”，是指享有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为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而实施的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颁发许可证、执照，以及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因此，不能滥用“执法”一词。但档案行政检查与一般意义上的检查不是一回事，是一种执法。人大或其他享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机关要监督法律的实施，要看档案领域和档案工作领域中贯彻落实档案法有什么问题，这个检查说“明白”点，就是法律监督的检查。对这个检查，在检查中发现问题，最可能被质询的是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如发现问题，要责成档案执法部门处理。档案监管部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被监督的对象。也就是说，档案部门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档案局不去执行监督职责，是要被人大弄下课的。至于与其他机关，比如说，卫生局一起去其下属的单位检查档案工作，应这样理解：其下属单位是行政相对人，卫生局在这里也是被监督的对象，你要接受档案局对你下属单位档案工作的质询。《档案法》第七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当然，对比如城市建设管理部门，他们是档案专业主管机关，对城建档案有执法权，但同时规定，也要接受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指导，这种情况，与他们联合执法，我看是没问题的。

都梁档案：我方申明执法专指行政机关的执法，无法律规定。执法既然无法律明文规定，对其理解是学者的观点，无法律效力。

温东林：执法无法律依据还叫执法么？不仅《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还有《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当多的行政法律法规在制约着执法！我试问，联合执法（比如掺杂人大）处罚超出了职权界限，被检查的档案是不得归档的材料你归档了，企业事业组织的违法行为被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处罚款，但超出数额或者处罚错误的，当事方能不能提出行政复议？（如何向共同上级部门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法我看也遇到难题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可规定被告方都要出庭的！那人大、法制办能出庭么？他们能作为行政法诉讼的被告么？显然不能！档案执法当然不只是档案系统，也有相关部门，但相关部门不是所有部门。比如，对公安部的档案检查就可和消防部门、国家安全部门联合！

都梁档案：执法理论不能捆绑法律和执法实践，执法理论如果捆绑法律和执法实践，那就是法律和执法的指导思想，那是立法界和执法实践界的教条。试问当今中国哪位或哪些人的法律理论、档案理论有这样的权威和公信力！

李正平：你的这个观点很危险。我认识一上访者，他就是拿着法条直接来，根本不管事件引起的法律关系是否应适用此法律规范（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甚至可包含在不同法律中），每年，都去全国人大、最高法院上访。要知道，没法律理论，你把法条全背下来，也没用，因你根本不知道怎样适用。

都梁档案：《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该法条来看，档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不仅仅单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或单位联合执法哪一点不符合法律规定？

李正平：你误读了此条文。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等执法形式性质是不同的。行政处分是一种内部行为。你提到的行政执法没法律规定问题，其实是有的。一般意义上讲，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就叫“执法”，司法机关执行法律就叫“司法”。当然，广义讲，执法就是执行法律，就是适用法律，就是贯彻实施法律。档案行政执法的主体，比如，财政、城建等部门对其所属也是有执法权的。我们可联合这些有执法权的部门联合执法，但没执法权的就不行。

dzzsfyy：虽然所谓的“档案联合执法”声势很大，形式很热烈，但效果并不理想。从行政执法的概念来看，人大、法制办不是档案的法定执法主体，不能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和特定的事项进行处理并直接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为，开展的这种所谓的档案联合执法不是行政执法。从行政执法监督的概念来看，人大是权力机关，不属于行政系统，不是被检查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上级，这种所谓的联合执法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档案行政执法监督。

都梁档案：档案行政主管部门并不是档案执法唯一主体。“档案联合执法”与行政执法主体独立性并无冲突，行政执法主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档案联合执法与档案行政执法主体责任性并无冲突，行政执法主体各自对自己实施的行政行为承担后果。

dzzsfyy：档案行政主管部门并不是档案执法的唯一主体。但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常说常做的所谓“联合执法”，一般指的是档案行政监督检查，这个就有问题。只有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档案行政监督检查权。既然是“行政执法主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行政执法主体各自对自己实施的行政行为承担后果”，请问，为什么还要“档案联合执法”？

都梁档案：档案执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档案工作领域里的执法或理解为执行档案法，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二位要说的档案执法是不是专指档案行政处罚或主要指档案行政处罚？

李正平：你把执法当成了广义的，或贯彻实施档案法或法的实现。档案法还规定有政府的职责、档案人要有专业知识等很多内容。广义的执法，是所有公民都有的义务。说真的，档案执法还真不能完全理解成执行档案法。作为专业用语，档案执法只应当是贯彻实施档案法的一部分，其他还有人大的监督、政府几年报告要有内容和投入等、档案人要有专业知识、要宣传档案法、档案馆工作等。

都梁档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联合执法有依据。《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十五条规定：“携运禁止出境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出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可以并处罚款；并将没收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移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监察法》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履行下列职责：（一）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档案工作中不按规定依法向档案馆移交档案情况不是个案。现在假定某地级市有三个市政府组成部门（行政机关）不依法向市档案馆移交档案的行为。既是违法档案法的行为，也是违反监察法的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都可查处，最终可追究责任的机构是监察机关。

温东林：都梁档案提到的这个监察现象其实很有意思，不错！我来试分析下：其一，档案部门要求三个部门归档依法应归档的档案，这是一层法律关系，即档案部门要履行档案执法的行为。其二，三部门这种触犯了档案法的行为导致了违反监察法的后果，这又是一层法律关系，即监察部门要对三部门违反监察法规定的错误行为进行督促、纠错。两层关系能不能合起来进行，由第一层法律关系才导致了第二层法律关系的后果，如果第一层法律关系不存在，那第二层法律关系也无从谈起。这两种行为要分开！监察部门不仅对三部门履不履行档案法的行为要进行监督，还要对档案部门依法执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监督执法者和被监督者的这种结合不能叫做“联合”执法。（监察部门既对三部门执了法也对档案部门执了法，这种情况你看能“联合”么？）“联合执法”可以存在，但“联合”的对象一定要分清楚，不恰当的部门非要“联合”的话，我看“联合检查”有时也不错哦！

李正平：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保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监察机关在办理行政违纪案件时，可以提请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协助，这是没问题的。对按档案法应当给予处分的，还应建议处分。当然，档案行政处罚了的应通知相应有处分权的单位同时给予纪律处分。即使监察机关参与，角度也不一样，也不叫监察机关的档案执法。就是对同一档案违法行为同时处理，也是按各自职责执法，不叫“联合执法。”比如，一人犯了罪判了刑，要管他的人可多了，有的纪委要管、监察要管、人事部门要管，但不能说要管的此人是罪犯，这些部门的人就是联合执法（广义）。

都梁档案：对一违法行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执法主体都有执法职责的情况是存在的。执法工作的本质或者称之为保证法律的规定得到贯彻实施。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执法主体共同去执法符合立法和执法的精神。还是以我所举案例为例，当行政机关不按法律规定移交档案的违法情况发生，理论上，会发生四种情况：1.先有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查证违法事实，然后移交监察机关处理；2.监察机关直接查处而不用档案行政管理插手；3.监察机关和档案行政管理事先商定共同查处；4.监察机关和档案行政管理没有事先商定，同时，进驻该行政机关查出。当第三、第四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发生档案联合执法的情形。

温东林：我们认为，在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联合执法”的定义的前提下，只能有限度地“联合执法”，与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机构在法律框架内“联合”（档案法主体的规定我们本来就赞同，没有异议，所以不辩论），“联合”可以用，但是，莫乱用“联合执法”，实在不行，可以“联合检查”嘛！

都梁档案：我方认为：1.“档案联合执法”这一执法形式的产生基于《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和现实工作的需要，执法形式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2.以档案法为武器规范档案工作秩序并不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一家的事，事实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也无职权做到；3.“档案联合执法”的目的是要将违反档案法的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追究到位；4.“档案联合执法”中的执法，仅理解为档案行政处罚一种执法形式过于狭义，至少，还包括档案行政处分；5.“档案联合执法”如果理解为行政机关直接的组合，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司法机关不宜参与进来；6.“档案联合执法”的执法主体组合在各地存在差异，这是执法主体认识不同形成的，只要执法主体没有超越法律的权限行使职责，就是一种合法的组合。综上所述，“档案联合执法”或称之为“行政机关之间的档案联合执法”是合法的！以上观点也是档案工作一线同志们的理解。

温东林：1.关于观点“1”“2”，是档案执法的法律规定，辩论开始前，双方本来都没有异议，异议在“联合执法”的主体界限和执法的范围；2.关于观点“3”，是把法条换了一个说法而已，任何法律貌似都是要把责任追究到底的；3.关于观点“4”，我方从未把档案执法只定义在档案行政处罚一面，相反，还包括档案行政处分；4.关于观点“5”，你都说是行政机关的结合，当然，排除非行政机关；5.关于观点“6”，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条件的公务协作，这是属于行政权的合理合法的选择中的，至于差异，我想，很多地方的规章或者办法有违反上位法的情形，不能把法律观念的不强甚至错误当做“联合执法”的依据。综上所述，都梁团队列举的六条并不能成为观点的依据，但有些方面，都梁团队已经和我方达成了一致：1.“档案联合执法”主体有了共同认识，人大、法制办等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机构不能参与“联合执法”；2.“档案联合执法”确需按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在合法职权范围内相互协作，单靠档案部门无法尽善尽美；3.“档案联合执法”包括“联合执法”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各地方执法存在混乱，急切希望人大、国务院等具有法律解释权的组织部门出台解释或细则。

都梁档案：《档案法》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法范畴，主要调整档案行政管理关系；但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不足以实现《档案法》第一条的立法目的，于是，在《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给出了刑事责任；同时，《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直接给出了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查处违反档案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为，最后适用的法律责任有三种：1.刑事责任；2.行政责任；3.民事责任。与这三种责任相对应的三种法律关系，从此，反推上去，我方认为，档案执法存在三大法律关系。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没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档案法的行为，只有查的权力而没有处的权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主管我国档案事业的部门，在维护档案的完整和安全，维护档案工作秩序中处于核心地位，对此类违法行为不能放任，但是，自己本身又由于职权限制不能处理，联合执法是种可采取的补救措施。

dzzsfyy：这种说法是对《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的曲解，是明显对行政管理原则和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法体系不了解的典型表现。

都梁档案：《档案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第七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这两条都出现了“监督和指导”，这里的“监督和指导”并没有看到它们有什么不同，应为同一用语。譬如，某省国税局档案机构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管全省国税系统各单位的档案工作的部门对下属单位具有监督和指导的职责；而其下属单位所在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这些单位的档案工作也有监督和指导职责。省国税局档案机构和地级档案局一起去查处地级国税局的档案违法行为，并无不妥当。

dzzsfyy：《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之职责。这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依照《档案法》第七条的规定，履行“监督、指导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之职责是有区别的。

都梁档案：联合执法并非档案界的首创。《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可以采取例行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重大检查活动，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可以会同监察机关联合进行。”我方认为，在“档案行政执法”这一特定话题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仍与其他部门具有联合执法的法律基础和现实基础。判定档案执法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是档案行政执法，主要有两点，一、具体的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执法的概念；二、是否具有行政执法行为的特征。行政处罚是档案行政执法行为的典型代表，行政处罚已经立法并有明确的规定，为此，以行政处罚为例来观察行政执法行为的特征可以避免更多的歧义。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例，如查出的城建档案的违法行为，自己本身不能直接给予行政处罚，应当移送建设主管部门处理；如查出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自己无权进行行政处分，应当移送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将档案行政执法进行到完整的状态下，及与其他的部门发生职权竞合的情况下，联合进行档案行政执法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李正平：档案联合执法，大多是由于平时执法不力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或其他比较突出的问题，由档案局与其他不同职能的主体分别派出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执法队伍或机构，共同进行档案行政检查（多数称“行政执法检查”）、行政处罚等的联合执法。在实际中，有这样三种联合形式，要分清其是不是档案联合执法。一是与不履行档案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如人大、纪委、监察局等监督部门的联合检查。按法律监督理论，监督与被监督对象肯定不能联合执法。这些监督部门本身也没档案行政执法权，就算可以一起检查档案管理相对人档案工作的情况，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也是被质询或监督的对象，不能是档案联合执法。二是与不履行档案行政执法权的机关联合检查，如与教育局、卫生局等，对其下属机构展开的档案监督检查。与这些部门的联合也只能是联合监督检查，不是联合执法。因这些部门中的大多数没档案行政执法权，虽有监督指导权，但与执法是有区别的。三是与有档案行政执法权的机关联合执法。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档案执法权外，常见的还有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等，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等关于城建档案管理的法规和规章；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则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责会计档案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等等。”这是较严格意义上的档案联合执法。与这些部门的联合执法也是有分工的，如城建档案执法重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质量等的执法。同时，档案局对这些部门的档案工作有宏观上监督管理的权力，从这个角度看，这是既联合，又各司其责。

由此可见，前两种联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档案联合执法，但这不影响档案工作质量，各自履行好职能，只能促进档案工作的发展。第三种虽然是档案联合执法，但严格说来，也可能出现职责不清、责任互推等现象（如人大质询或上级档案部门执法检查城建档案工作出问题了，要追查监管职责，就可能出现扯皮现象），因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不宜过多介入，但应从宏观上监管好这些部门的档案管理。

辩论赛 三辩问题 篇4

二、请问您如何看待“赵薇军旗装事件”？

三、社会对小悦悦事件中18个冷漠路人的批判，唤醒了大众的关爱之心，造成了广泛影响。请问自我批判如何能实现这种广泛影响？

四、当我们出现错误时，别人的批判事实上往往能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看不到的问题，请问您如何解释？

五、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会常胜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六、如何理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台湾问题辩论 篇5

我方：反方。

论点：即台湾问题要用武力解决。论据：

一、台湾本来就是我们的，钓鱼岛也是我们的。双方争执本就不应该，日本态度嚣张，应该予以教训。二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积怨太深，已经到了不用武力几乎无法化解的地步，中日矛盾早晚要解决，不使用武力，只会一再拖延，长期拖延下去，不利的是我们。

三、我国国防和军事方面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完全可以借此大展身手，进行一场实力的考量。这也可以当作我们军队的实战锻炼。

四、战争能很快得到结果，我们胜利的可能性最大。短期讲，损失大。长远来看，统一了祖国，利于国内团结发展，也鼓舞人心。

五、古今中外，类凡大的战争，往往能改变国际格局。如果中日开战，那么势必形成两股势力，若我们胜利，我国国际地位、影响力都会上升。

论证：

一、我国最早的抵制日货运动是1908年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抵制日货运动最为轰轰烈烈。近几年来，各种大小的抵制日货运动也不断。

二、我国近些年拍了很多很多关于抗日的电视剧电影，我国人民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都很清晰。

三、日本教科书篡改史实，想抹掉那些罪恶，不想把那些告诉他们的下一代。

四、近些年也发生很多日本与中国暗地里的小较量。如撞船事件，日方对中国渔船船长的羁押一再拖延。

反驳正方：

一、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和平解决。你觉得日本人能把台湾双手奉上吗？我们觉得就算是不情愿地送上也不可能。

二、文字语言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应该用武力来解决，不是吗？

三、两国人民都彼此愤慨，互不退让，难道要一直僵持下去吗？

四、日本蛮不讲理，一直横，我们对不想讲理的讲理有用吗？

台湾问题辩论 篇6

—记涉外经济贸易系辩论赛决赛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更为了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涉外经济贸易系在三月份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体验活动。2012年4月19日中午，C座112举行了本次活动辩论赛的决赛，涉外经济贸易系办公室主任刘桂莉女士和我系各位辅导员老师出席了本次比赛。

经过层层筛选，本次比赛由前期获胜的随机应“辩”队和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队就“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这一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观众们被辩手缜密的思维和巧妙的回答所感染，不时的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选手们的妙语连珠把辩论的气氛不断升温。比赛的最大亮点是观众提问环节，辩手们面对一个个犀利的问题，做出了准确又不失逻辑的回答，辩论赛现场瞬间达到高潮。经过评委打分，随机应“辩”队以三分之利摘得桂冠。涉外系经济教研室副主任郭静对本次比赛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感谢所有辩手和观众的积极参与，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契机增加自己对经济的理解与认识，积极应对今后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本场辩论赛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辩论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大学生活，还增强了他们面对与处理问题的能力，更激发了同学们踊跃参加学校活动的热情。赛后同学们都表示今后会积极参加此类活动，在大学期间不断地锻炼自己，为涉外系与自己所在的班级争光添彩，努力做一位适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大学生。

涉外经济贸易系学生会

新闻部

历史上著名的辩论 篇7

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纷纷涌现，形成群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

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辩论

战国时期，赵国的公孙龙在《白马论》中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白马非马’。”意谓，“马”是指形体的概念，“白”是指颜色的概念，指形体的概念与指颜色的概念不同，所以“白马”不是“马”。为了证明这一命题，公孙龙还提出了另一论据：“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公孙龙虽然发现了“马”与“白马”，即“一般”与“个别”的差异，却夸大了这种差异，并割裂了种属概念之间的联系，把抽象与具体绝对对立起来，所以陷入了诡辩论。

赫胥黎和威尔伯福斯关于“进化论”的辩论

1860年6月30日，“进化论”大论战第一回合在牛津大学展开。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大肆攻击进化论，并谩骂进化论的支持者赫胥黎，问他，既然他相信人起源于猴子，那么跟猴子发生关系的，是他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赫胥黎说，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的问题，只是说人类是由类似猴子那样的远古时期的动物进化而来的。一个人有人猿为他的祖先，这并不是可羞耻的事。反倒是有些人，不学无术、信口雌黄，企图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煽动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见来压制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他宁愿要一只可怜的人猿做自己的祖先，也不要一个运用自己优厚的天赋和巨大的影响，却把嘲讽奚落带进庄严的科学讨论的人做祖先。

辩论出严密 篇8

即197×198-196×199

=7×8-6×9

=56-54

=2

不信的话,你们可以验算!

“啊?”师生既惊又疑。

“真能这样算吗?”“来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同学们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动手验证。有的用计算器,有的用两位数乘两位数来类比验证,也有的直接笔算这道题。不一会儿,大部分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伸出了大拇指,异口同声:“你真棒!”老师的表扬被一位爱思考的同学乙给打住了——“不对!不对!不信你们试试199×199-199×190,像甲那样算得81,而用乘法分配律算得1791,哈哈!差远了吧。”乙像打机关枪一样,一口气说到了这里。老师也不失时机地学着赵本山的样子说:“你太了不起了!你的思维好严谨!那就是说,不能这样简算哦!”“能!”“不能!”“能!”“不能!”……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争论分外激烈。老师解围道:找找两类题目各有什么共同点吧!也许能达成共识。学生思考、讨论、验证,最后一致认为,像甲那样简算的理由还需补充第三点:即被减数的两个因数的个位数字之和等于减数的两个因数的个位数字之和。真实辩论出严密啊!

注:解题原理

将190用字母A表示

197×198-196×199

=(A+7)×(A+8)-(A+6)×(A+9)

=A×A+A×(7+8)+7×8-[A×A+A×(6+9)+6×9]

=7×8-6×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