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共8篇）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篇1
台湾的“日本情结”产生发展和启示
【摘要】台湾的日本情结深入台湾的政治文化和普通民众中，其根本既有“日据”时期日本实行皇民化政策的原因，也有两岸长期的隔离和台湾政治人物的推动导致对日本情结的加深。由于日本情结一定程度上成为“台独”分子的思想的形成渊源，解读和分析台湾的日本情结对大陆实行有效的对台政策有深刻的影响的作用。【关键词】台湾 日本情结 中日关系 对台政策
不久前的一部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引起了一定范围的争议，原因是电影中反映的许多日据时期台湾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深厚而真挚的感情令许多人感到反感。尤其是电影的最后一幕，台湾人民依依送别战败回日的日本军民的画面令许多台湾人和从小接受台湾在日本水深火热统治五十年的大陆人感到不解，直呼导演“媚日”。虽然这种指责导演“媚日”的说法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能否真正抛开民族主义情感看待台湾人心中的日本情结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台湾日据的历史，也为我们正确处理台湾问题，正确实行对台政策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参考。
一.台湾日本情结的表现
“情结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情结极可能是先天性的血缘遗传，也可能是后天性的文化熏陶，显然台湾人民的日本情结是由后天性文化熏陶而致。
台湾情结首先在战后台湾的政治人物中可以看出一斑，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中华民国的第八、九任“总统”李登辉在88年接替蒋经国上台后便迫不及待地展现出发展对日关系的态度。94年他在接待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时，更公然提出“自己在22岁以前是日本人”。2000年在臭名昭著的《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日本占领台湾充满了溢美之情。甚至不顾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他历任领导人也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亲日表现，蒋介石时期出于“反共”的需要和日本建立了亲密的外交关系，和日本吉田政府签订了非法的日蒋条约，在抗日战争硝烟还没散尽之时就暴露了他的媚日情结，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点问候的演说中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怨道。陈水扁上台后积极推动日台的实质发展。建立了“对日工作小组”、“台日友好协会”等一系列机构。由此可以看出战后的台湾或出于领导人个人情感因素，或出于所谓“国家利益”都对日本有着不同程度的好感，这也是大众日本情感在政治人物身上的投影。
其次在大量台湾的文化作品中可以看出或隐晦的日本情结。《经过》中岛的父亲是文物管理人，《练习曲》中沙鸳送走的日本人是教师，《海角七号》中写信的日本人同样是教师。他们的特殊职业似乎在暗示日本人来台湾似乎只为教化本地民众，殖民者的身份被披上了启蒙者的外衣。台湾电影中亲日的情结多是略显隐晦，多缅怀已逝的殖民时代，或歌颂当下台日的亲密关系，或推崇日本文化。
再者当今台湾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充斥着日本元素，比如大量使用的欧巴桑（老太太）、欧吉桑（老先生）等词，散落在台湾的大量日本建筑（包括原总督府改造的总统府）等。另外备受台湾人喜欢的棒球运动也是日本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当代大量年轻人喜欢日本流行文化、穿日本流行服饰、听日本流行歌曲，有调查显示，大量日本女生的心中首选旅游地为日本。在当今台湾社会不难看出日本情结已经深入人心，从上一代人因长期殖民后历经国民党统治所遗留的对日本眷恋性质的“日本情结”发展为现代年青人的对日本文化的推崇性质的“日本情结”。因而“日本情结”也已经不仅是阶段性的历史情感，而是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某种程度上的常态，这种令人不解的感情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产生和发展的？
二.台湾日本情结的产生和发展
无疑对日本的台湾情结的产生具有根源性和决定性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台五十年所推动的皇民化运动（不少人把皇民化运动的时期定义为抗战爆发后奴化运动，本文所认为的皇民化运动指的是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所进行的一系列将台湾人改造成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国家保有高度忠诚的运动的总称）。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从此开始了台湾的日据时代。为了巩固在台统治基础以及配合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日本在台湾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其内容包括：奴化教育；强化台湾学生进行日本的国民训练，丑化中国，消除学生对故国之情，提倡敬仰天皇，服从日本性的国民性格；使用日本姓名，从1940年起，将祖先留传的姓氏和父母定下的名字一律改为日本式的姓名；改变台湾人的宗教信仰，强制台湾人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鼓励参拜日本的神社等；生活的日本化，例如吃日本料理，穿日本和服，过日本节日等。在台湾人民的不屈抗争下，皇民化运动遭到了失败，但仍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破坏，尤其是这阶段出生的台湾人，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的殖民文化，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也遭到了永久性的改变，造成了对台湾社会难以估量的损失。这种皇民化教育也成为了后来台湾挥之不去的日本情结的罪魁祸首。
其次是国民党在台的治理导致了台湾人民的“选择性遗忘”。台湾著名的作家吴浊流所写的《亚细亚孤儿》中描写了一位台湾知识分子在台湾被日本人欺负，在中国又被歧视的故事。这正恰恰反映了当时台湾人的“弃儿”心态，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归还台湾，台湾社会箪食壶浆以迎梦想中的“国军”接台，由于国民党正酝酿与共产党的内战，接收台湾的军队让台湾人感到失望甚至称之为“乞丐兵”。台湾人民沉浸在重回祖国的喜悦之中，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批倒行逆施、搜刮台湾人民的贪官污吏，他们逐渐对国民党的部队由希望转为失望甚至绝望。岛内秩序混乱，物价飞涨，粮食奇缺，失业严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终于造成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加剧了台湾人和国民政府的矛盾，也埋下了日后台湾人和外省人心结的祸根。蒋介石来台后实行高压统治和白色恐怖，延续在大陆统治时所建立的密集的情治系统，实行党禁、报禁，也愈发加深了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排斥以及寻求台湾所谓的主体意识。在这种生活下，台湾人出现了所谓的“选择性遗忘”，他们将国民党接台后的种种不满转化为对于过去日本殖民时期生活的怀念，而有选择性地忘记了日本殖民时代所给他们带来的殖民化的痛苦，加之日本长期殖民思想的教育，在国民党来台后台湾人的这种“选择性遗忘”的情感在无形中加深了对日本的好感，加固了原有的日本情结。
第三是领导人的个人日本情结助长了台湾的日本情结。蒋介石本人是清代留学生中的一员，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度过了黄金岁月，对日本的土地和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对日本自然有自己的一份情感。二战后国民党当局与日本关系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蒋介石作为台湾独裁的第一政要人物，其身所有的日本情结，不但影响台湾的主导文化，也进而影响其主流和主题文化，上行下效，当权利支配的文化掺入亲日情绪后，社会流行的文化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继而日本在心中的优越性得以凸显。”
三.台湾日本情结在当代的影响
台湾的日本情结对两岸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台独”分子都有一个共性，那便是强烈的“日本情结”，值得一提的是陈水扁的“恩师”“台独”头目之一的黄信介，只因崇拜日本右翼首相岸信介甚至将名字改为黄信介，另外“台独”教父李登辉更是自称“二十岁以前是日本人”，云云，不甚可数。“台独”分子的日本情结也不难解释据上文所述，日本在割取台湾和澎湖列岛后，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实行皇民政策，造成了台湾一代人的日本情结进而加深了和祖国文化的分离。另外“台独”势力出于自身“独立”的需要急需与台湾渊源较深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这是“台独”分子日本情结另一重要原因。可以看出，台湾大众的日本情结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大陆文化的影响，也影响了两岸人民思想上的共识和统一，其极端表现浓缩于“台独”分子身上。可以说，台湾的日本情结尽管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但从思想于根本上上严重影响了两岸关系。
台湾的日本情结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日关系。由于日台历史上的特殊关系，两蒋时期，台日之间互动频繁，相互利用，制衡红色中国，目前在日本政界依然有着一群“台湾帮”支持民进党的相关立场影响岛内政局的稳定。中国反对外国干涉内政，尤其是台湾问题，亲台议员建议日本对华打“台湾民主”牌，支持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包括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
四.台湾日本情结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启示
首先必须充分理解台湾人民的亲日情结，灵活处理对台关系。台湾在日本殖民下五十年，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经济，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现代人接触的不少文献或出于广为流传的自传或回忆录，缺乏历史的严谨的考察，出于个人缅怀过去的原因，对于殖民时代的记载可能存在见树不见林的缺陷，有非本意上的亲日倾向。大陆无论是官方人员还是民众都需正确充分理解台湾人民的亲日情结，过分主观强调日本殖民对台湾的思想社会的残害不能正确把握台湾的社会心态，因而无法正确根据现实情况制定对台的政策。
其次紧跟时代大力弘扬中华文化，重新对年轻人建构台湾对日观念。蒋介石在战后出于反攻大陆以及个人日本情结的影响，对日本采取宽大的政策，建立起和日本特别亲密的外交关系。作为回报，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给予台湾许多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帮助更为突出，从1952年到2008年，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项目占外国对台湾直接投资项目的27.53%，位居第一；不仅在经济上促进了台湾的发展，也一步加强了台湾的日本情结。由于日本年轻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在台湾有巨大的受众面。据统计，台湾民众对日本感到亲近的年龄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十岁以下的族群，拥有大专学历的比例对日本感到亲近的比例愈高，而对日亲近和对大陆亲近在短时间内呈现此消彼长的现象，这也不难解释台湾新生代年轻人中亲大陆比例的缺少。因此，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在对台工作中显然是迫在眼前之事，台湾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发达的地区，对台文宣显然与对国内宣传有很大不同，因而应发展动漫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新兴文化，加强新兴文化竞争力，有针对性提升软实力，重新建构台湾年轻人对日和对大陆观念，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大业。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篇2
一、中与西
钢琴教学中，对于音乐作品要做到中外兼学，达到互动，融会贯通，这对钢琴演奏者来说，至关重要。
从教学现状来看，许多初学钢琴的学生认为，钢琴属于西洋乐器，所以外国作品优于中国作品。其实从第一首正式出版的中国作品赵元任1915年创作的《和平进行曲》，至今90多年的时间大约出版了千首以上的中国作品。这些作品，取材广泛，创作手法多样。作曲家在创作时抓紧钢琴的性能以及钢琴织体层次需要，努力探索民族和声，扎根民族民间音乐。结合中国民族风格和声，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如贺绿汀《牧童短笛》、丁善德《第一新疆舞曲》、《第二新疆舞曲》、陈培勋《卖杂货》、《旱天雷》、桑桐《内蒙民歌主题钢琴小曲七首》、汪立三《兰花花》、蒋祖馨《庙会》组曲、刘庄《钢琴变奏曲》、黄虎威钢琴组曲《巴蜀之画》、石夫《塔吉克舞曲》、储望华《翻身的日子》等等大量优秀的曲目，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外国作品优于中国作品。作为教师，必须正确引导学生的思想观念。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尊重和学习中外优秀音乐作品，掌握一定数量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和不同流派的钢琴作品，把握其技术和艺术风格。调整好中国作品好外国作品的比例关系，适时适当地做到中西兼顾。
二、严与活
“严”是指基本技术的训练必须要严格。基本功好比是一栋房子的地基，地基越牢固，越扎实，房子才够结实;所以基本技术的训练不得马虎。“活”是指训练好基本功，为的是用，而且要很好地灵活运用。在进行基本技术训练时，要求必须要严格。如弹奏音阶时，首先分手慢弹，先练左手，再练右手;待双手单独弹奏均匀准确后，再双手慢弹，速度可以放大四倍、八倍、十六倍等。这种“放大镜”式的练习方法才能使弹奏者在及其缓慢的速度中把音之间的相互关系理顺，才能使声音扎实、有力。然后逐渐将动作体系确定下来，通过速度不断加快，达到演奏速度，这种严格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使演奏达到更好的效果。各种技术训练都要达到规范化，使之具有科学性，通过长期的努力练习，再加上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使演奏更加成功。
有些学生能够把音阶、琶音、八度……基本技术练习弹奏得很轻松、也很好，但这一切却无法应用到演奏的作品之中。如果我们的基本技术训练只讲求规范化，不注重灵活运用，那我们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匠人，将永远无法成为大师。
实际上，音乐织体是非常丰富的，光靠一些规范化的演奏是不够的，比如音阶的组合形态会灵活多变，所以在演奏时必须注意基本技法的灵活运用。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者必须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善于灵活运用基本功的能力。
三、技与艺
技术服务于艺术，而卓绝的艺术表现同样需要纯属的技术。在钢琴教学与演奏中，技术训练与艺术表现永远无法分开，没有艺术表现的的技术不具任何意义。同样，没有纯熟的技巧作为基础，音乐中的情感就不可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演奏者首先要具备娴熟的技术，想象力的大门才会敞开，音乐才能在手指间自然流淌。所以在教学中要时时把握技与艺的辩证统一关系，注重技术训练与艺术表现完美结合、平衡发展的优良传统。
技与艺平衡发展的关系要始终贯穿在教学过程中，要使这两者完美结合，必须从平时训练抓起。第一，技巧的训练要规范化，具有科学性，要循序渐进。教师要为训练学生掌握某种技巧去选择相应的练习曲，同时选择结合贯穿某种技巧的生动的音乐曲目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各种技巧。第二，把练习曲当成乐曲弹是很有效的提高艺术表现的训练方法，如《车尔尼练习曲740》是以手指灵巧的技术练习为目的的，但对乐曲的表现及音乐理解训练涉及较少，这就要求教师善于寻找旋律线条，强调快速跑动的过程中要有表情地表现音乐。即使是专门训练技巧的练习曲，也要注重给予音乐性的处理，使练习曲更生动。另外，要通过音乐文献使学生掌握和运用技巧，让技巧充分为音乐表现而服务。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启发引导学生实现音乐表现的目标。比如，一首作品的主题、情绪的要求、声音的要求等等，怎样去划分句子，如何体现音乐内涵……通过这些要求与提示，学生应该明确自己要“练什么”、“怎么练”，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无论是“重技轻艺”还是“重艺轻技”都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规律，只有追求技术训练与艺术表现完美结合、平衡发展才能处于艺术领先地位。
四、张与弛
张是用力，弛是放松。张是在钢琴弹奏中的一种用力形式，张力运用有大有小，与演奏的音型和力度有密切关系;弛是针对在弹奏过程中多余或过度的肌肉紧张而言的，是一个相对概念。张与弛在钢琴弹奏中既矛盾又统一。
当手在做弹奏准备时，或需要手指关节、手指尖、臂等相关部位做出准备姿势，或需要保持手指触键时的牢固站立，或根据弹奏音型运用张力塑造某种手型，如弹奏和弦、八度等。尽管这些只是弹奏前的准备，但手已开始进入弹奏状态，已经开始用力，这种力就是运用手的张力。张力的运用需要适度，运用张力本身就是一种紧张，如果张力运用过度，手就会僵硬、酸痛。如完全放松不用张力，手就会无型、松懈，没有弹奏状态就会造成无法完成技巧或声音松散、无力。
所以，在弹奏中要做到有张有弛，准确把握张与弛的关系，是演奏成功不可缺少的。
五、松与通
松——“松下去”指放松要到指尖，弹奏要有下沉感，用力不要上提。通——“通上来”指弹奏不要浅，力量下沉后，顺势有个反作用力要通上来，逐渐扩大用力部位，做到由浅入深。松与通之间也是一种辨证关系。即：有松才有通，无松便无通。没有松与通弹奏中力的通道就不会存在。
松与通之间存在一个通道，来供内在力的运行。通道是从指尖到肩部位，这个通道必须要求力在其内畅通无阻，自然变化而不被察觉。在钢琴弹奏中，力的变化是无穷尽的。智利著名钢琴家阿劳曾说：“在实际的旋律中，绝对没有两个音是一样强的。”也就是说在弹奏中，曲谱里有多少音符就会有多少力的变化。正是因为有力这种力的通道存在，才会有力度的变化，才会有色彩斑斓的声音出现。
总之，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努力学习，充实提高自己。边教边学，教中学，学中教，走良性循环的路子。在教学中要因材施教，每学期开学前根据每位学生的程度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合理安排本学期学习任务，认真备课。要教学生，教师就必须走在前面，有些作品不一定是老师弹过的，这就需要老师与学生一起学习来提高水平。每学期期末考试时，也是一个较好的学习机会。比如，将其他教师的学生与自己的学生做对比，取长补短。从教学方法、考试曲目布置、作品处理等等方面进行研究思考，总结出可供自己学习的东西;又比如，有机会经常躯体演奏会，能够接触到非常广泛的曲目，不但可以充实到自己的教学中去，还能提高自己的鉴别和鉴赏的能力，提高对演奏质量更高标准的要求和感悟，提升自己对钢琴艺术的品味。还比如，积极获取与钢琴教学和欣赏有关的音响资料，认真学习欣赏，从中汲取精华;翻阅相关书籍杂志，进行学习、研究、总结，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将自己所学到的点点滴滴有效利用到教学中去。我真的感到学无止境，教亦无止境的真正涵义。所以，教学就是亦教亦学，教与学结合才能不断提高，才能使自己的教学水平更上一层新台阶。
参考文献
①但昭义.少儿钢琴教学与辅导〔M〕.北京.华乐出版社.1999.12.
②葛德月.朱工一钢琴教学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12.
③{俄}根·莫·齐平著.焦东建, 董茉莉译.音乐演奏艺术——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11.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篇3
一、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是由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引发的。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既是日本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并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战略的本国内政问题，又是日本是否服从国际判决、履行国际条约和遵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原则的国家诚信问题，更是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关乎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影响东亚稳定与和平的国际关系问题。
二、当前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呈逐渐恶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总的趋势是掩盖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和认罪；日本右翼团体和保守派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而日本大多数民众对日本侵华战争缺乏认识和反省，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所主导和右翼保守势力的鼓动所左右，成为其群众基础。致使日本社会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事件。
三、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表面看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有两大目标：其一是蓄意掩盖侵略战争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企图借此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以恢复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其二是通过拒不承认侵华罪行，破坏中日双边政治协定，来打压中国政府的威望，引领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确立其东亚领袖地位。
四、尽管日本政府信誓旦旦地表示日本不谋求军事大国，但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军事大国。只是由于其没有诚意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缺乏政治大国必备的负责精神、基本信誉和独立品格，因此不具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东亚领袖必备的资质。日本左翼进步力量也希望日本恢复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但是认为日本应该正视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求得受害国民众的宽宥，从而卸下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与邻国携手并进。
论买断式租赁关系中的法律问题 篇4
法律问题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尤其是沿海滩涂地区的海产品养殖业值得更是琳琅满目，生机勃勃，因此，在大连进行全域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更应注重对沿海养殖业的政策及司法导向，保护广大养殖业户的权益及积极性，扶持、引导海产品养殖业健康发展，为大连的经济腾飞添砖加瓦。
根据大连海事法院受理的一起海域使用权租赁纠纷案件，其中体现了大连沿海地区海参圈租赁交易的区域特点及交易习惯，涉及了城市化建设中对海域使用权开发利用所引发的补偿权认定及补偿款发放等问题。本文意在结合该实际案例，阐述海域使用权的“买断式租赁”法律关系及所包含的基本理论，以及该种“买断式租赁”属于大连沿海地区的被普遍认可的交易习惯，并由此认定海域征收补偿应归属于海参圈的最终使用权益人。
案例：某甲拥有某片滩涂的海域使用权，其将滩涂改造为海参圈后出租于乙，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截止到2020年，乙租赁期间可以对外转租。合同签订后，甲向乙一次性交付了海参圈，乙向甲一次性缴纳了全部的租金。
后，乙与丙签订转租合同，约定租期截止到2020年，丙租赁期间对外转租需经过乙的同意。合同签订后，乙向丙一次性交付了海参圈，丙向乙一次性缴纳了全部的租金。但此时的租金价格已远高于甲乙之间的 合同价格。
再后来，丙又就该海参圈与丁签订转租合同，约定租期截止到2020年。合同签订后，丙向丁一次性交付了海参圈，丁向丙一次性缴纳了全部的租金。但此时的租金价格又远高于乙丙之间的合同价格。
最后，政府对该片海域依法征收，与该海域的用益物权人甲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甲认可最后的承租人丁为实际经营者，享有领取补偿金的权利，丁领取后，乙遂起诉丙、丁及征收部门请求确认其有补偿权，请求征收部门支付补偿款。
虽然，乙主张其与丙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丙再对外转租的时需经过乙的批准，而丙转租给丁时并未经过乙的同意，所以，丙和丁之间的转租合同没有生效，补偿款应当给予乙方。但是笔者认为，基于该沿海地区的交易习惯，乙丙之间属于买断式租赁，乙不享有基于合同权利的被补偿权。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沿海地区海参圈租赁具有完全让渡使用权的特点。我们知道，租赁合同其本质是出租人让渡租赁物的使用权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作为对价的法律关系。而所谓转租，是指承租人将租赁物之全部或一部分复出租于第三人(次承租人)，供其使用、收益，第三人则支付租金，而承租人本身并不脱离原租赁关系之行为。正常情况下，如果出租人不允许转租，未经出租人同意或追认的转租行为属于违约，出租人可以解除与承租人的租赁合同，进而收回租赁物。
但是，本案的特点在于，以及大连沿海地区海参圈租赁交易的普遍特点是，出租人在出租海参圈的同时是一次性收取了目标海参圈未来租期的全部租金，也就是说，出租人在出租海参圈时的收益是一次性收取 完毕的，出租人对海参圈的剩余使用权益也相应的全部让渡给承租人，出租人此后不再参与海参圈任何投入、经营等行为。因此，就本案而言，虽不能说乙作为出租人退出了租赁关系，但可以说乙与丙之间的租赁收益已全部支付，租赁关系实际已经履行完毕。即使当丙再就案涉海参圈对外实施转租时，由于乙通过收取全部租金这一具体行为表明完全让渡了剩余年限的使用权，乙再对丙进行转租的限制已经没有所指向的客体，限制转租条款已经失效。
从收益结果来看，即使丙违反禁止转租的合同约定，那么乙也不会退还未来还没有实际发生的租金，其租金收益并不会丝毫减少，也不存在任何收益损失，同样可以说明双方的租赁关系中的使用权让渡及收益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笔者将此种就海参圈而反复发生的租赁及转租行为称之为“完结式租赁”或“买断式租赁”关系。
第二，上述区域性的交易特点，可以认定为大连沿海地区海参圈租赁的普遍交易习惯。
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人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之内容可以认定为交易习惯的规定。上述案件中海参圈的“买断式租赁”，即租金收益向承租人完全收取完毕，租赁物的使用权完全让渡给承租人的做法在大连沿海地区的海参养殖业来说是普遍、公知的做法，足以构成符合法律依据、约定俗成的“交易习惯”。正是基于这种普遍的交易习惯，才会有大连沿海地区建设过程中，对最终的海域使用人进行征收补偿的认定，因此，本案中的乙不应享有案涉海参圈的补偿权。
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实践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交易习惯是具有其存在的实际意义的，是符合地区特点及客观历史事实的延续，将“买断式租赁”认定为大连沿海地区海参圈租赁的普遍交易习惯，可以树立正确的司法导向，保护广大现在正在经营海参圈的养殖业主的权益，最终将保障大连沿海地区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篇5
浅析物探技术与传统勘探方法在解决工程地质问题中的关系
文章指出物探方法的特点是工作场地要求低、周期短、耗资小、效果直观,并论证在解决工程地质问题中物探技术与传统勘探方法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依靠、相互补充、不可分割.只有认清两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解决工程地质问题.
作 者：辛小春 张如满 栾明龙 XIN Xiao-chun ZHANG Ru-man LUAN Ming-long 作者单位：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100044 刊 名：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ISTIC PKU英文刊名：HYDROGEOLOGY & ENGINEERING GEOLOGY 年，卷(期)：2007 34(2) 分类号：P64 关键词：工程地质勘察 面波 瑞雷波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篇6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围绕台湾问题，中美两国的关系从五六十年代的敌视对抗，走到七八十年代的缓和合作，九十年代再次跌入低谷。台湾问题成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是中美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仍未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根本症结所在。
（一）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底，美国极不情愿地看到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已成强弩之末，国民党溃退台湾已成定局。为了据有台湾，在战略上掣肘新中国，美国政府于1948年末至1949年初开始考虑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开处理的问题。美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四套方案：一是设法阻止蒋介石迁台；二是在台湾培植亲美代蒋势力；三是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四是制造“联合国托管”案。但是，这些方案都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而落空。中美两国遂形成对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落到实处，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访问苏联。美国对此极为关注。12月29日，艾奇逊在白宫召开军政首脑会议，专门讨论中苏问题，认为当前最大问题是拉拢中国，以分裂中苏关系。至于台湾问题，由于蒋介石集团已腐败得不可救药，台湾陷落是早晚的事，美国不能因为援台而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引起中国对苏联的进一步靠
①拢，美国若这样作太不划算了。出于这一想法，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如下声明：“美国始终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ZZ2〗现在美国亦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ZZ2〗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咨询。”②
为了及时揭穿美国以台湾问题为诱饵来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1月19日毛泽东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谢谢上帝，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③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挫败了美国分裂中苏关系的阴谋。中美两国关系也随之更加恶化。
5月，以亲蒋反共著称的杜勒斯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来一项“激动人心”的转变，也就是说，要由原先“不干涉”立场转为所谓“中立化”立场，即“不允许福摩萨(即台湾)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允许它被用作对大陆作战的基地。”④“中立化”显然是欲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难关。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即宣布介入朝鲜内战。27日，杜鲁门发表如下声明：鉴于“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⑤
至此，杜勒斯的所谓“中立化”建议得到实施。这就意味着在6月27日以后，解放台湾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美国武装力量之间的较量了，国民党残匪反而退到了背后。所谓中立化，就是说不准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活动。在所谓中立化幌子下，美国于7月22日通知台湾，杜鲁门6月27日声明不适用于金门、马祖等近海岛屿，一旦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除台湾和澎湖列岛外，美国不参与保护国民党控制下的其他岛屿的行动⑥。美国此举极为险恶，即必要时可以放弃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以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将台湾分裂出去，制造两个中国。
美国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8月31日，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在苏联等国的支持下，联合国于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派代表参加该案讨论⑦。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发表长篇演说，驳斥了美国政府所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是欲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恼羞成怒，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对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实行冻结并管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28日，中国亦针锋相对地宣布，对美国在华的公私财产进行管制，公私存款一律冻结，随后，中国进而收管了美国在华的一切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至此，中美两国关系处于完全对立之中。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继续采取孤立、遏制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宣布解除其“中立化”，恢复台湾军队对大陆的行动自由，美国完全转向台湾蒋介石一边，台美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时期。美国除了给台湾大量的物资和贷款外，还以每年大约1亿美元的速度不断向台湾提供“经援”，这等于给“垂危病人注射了强心剂”，“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⑧。由此台湾增强了与大陆的抗衡能力，再加上抗美援朝，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已由东南转向东北，以及美国第七舰队对台湾海峡进一步封锁等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行动推迟了下来。
1954年8、9月份，中国多次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美台为了“保卫台湾”，双方于12月2日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一旦“缔约国之领土受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应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该“条约”无限期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条约第六条说：“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⑨。应当指出，这是继杜鲁门1950年6月27日声明后，美国又以“公开条约”的形式强调了其防守区不包括金门与马祖这两个岛屿。这充分说明，美国制造台独或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是由来已久并精心策划过的。12月8日，周恩来严正声明，蒋介石集团没有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⑩。为了打击美蒋联盟，1954年9月，我福建前线炮兵，奉中央军委命令炮击金门，严惩了美蒋军队。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又一举攻克浙东沿海江山岛，并迫使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空前尖锐对立时期。
1953年至1954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台湾当局在美国政府的输血打气下，不断地向金门、马祖增兵。为了惩罚国民党军骚扰破坏，同时打击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强调对中国的“警告”，并先后从美国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地向台湾海峡大量增兵，同时派驱逐舰加强对台湾海峡的巡逻。针对美国的行动，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措施，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对金门停止炮击一周，以便让国民党驻岛部队进行补给，但条件是美国军队不为国民党军队护航。10月13日，国防部又宣布停止炮击两周。由于美国仍坚持其顽固立场，继续为国民党军队护航，我军于杜勒斯访台的当天，即10月20日，恢复了对金门的炮击。从10月25日起，我前线部队执行“双日不打金门机场、码头和船只”的命令，只对守岛国民党军的炮兵阵地、观察所、雷达站等目标进行炮击。10月31日，我前线部队又奉命双日不进行炮击，采取半打半停的策略，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二次台海危机告一段落。
60年代初期，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又利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给年轻的共和国带来极其严重困难的时机，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从海上和空中窜犯大陆，挑起了第三次台海危机。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外交上正告美国政府：“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还击，击退了蒋军对大陆的窜扰和美国空军对我国的军事入侵，从而彻底地打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迷梦。第三次台海危机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最低谷”。
（二） 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给敌对的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成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契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以其杰出外交家敏锐的眼光捕捉住这一契机，亲手导演了一出“乒乓外交”：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当这一信息传到美国后，美国人立即加入到了“乒乓外交”的合奏中来。1971年3月，美国取消使用美护照到中国旅行的所有限制。4月，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总统访华铺路搭桥。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在举世瞩目下，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说：“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政府也在联合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对中国政府的声明表示基本赞同。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也是台湾问题逐步解决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根据其新亚洲政策和中美《上海公报》精神，开始调整对台关系。政治上逐步拉开与台的关系，军事上逐步减少对台军事援助和在台的军事人员及装备。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向国会作外交政策报告，他没有在中国一章中谈台湾问题，只在亚洲一章中提到“台湾人民”，而不是“中华民国”。这样，美中关系又靠近了一步。尽管如此，但因受美国内舆论和反华势力的束缚，尼克松始终没有决心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建交的障碍。
1977年，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内要求同中国建交的高涨呼声，卡特政府采取了在尽可能多的保持美台联系的条件下，接受中国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以尽快同中国建交的方针。1978年12月6日，中美双方在经过多轮双边会谈后，发表了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和声明。美国声明在1979年元旦结束美台外交关系，按公报规定终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余留美军人员。至此，卡特政府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中美建交公报》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台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全部解决。美国仍然坚持它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采取措施来保证他们所关心的台湾的“安全”。为了使这种特殊的美台关系符合美国的法律，卡特政府于1974年4月10日批准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称，鉴于美国已于1979年1月1日结束了与“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的政府关系，国会认为有必要制订本法，以帮助维护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并重申美国的政策是：继续与台湾保持密切的商务、文化关系；限定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为排除武力，“将通过和平方式”；向台湾继续提供武器装备；除“共同防御条约”外，与台湾的其他一大批“协定”、“条约”继续有效，等等。可以看出，《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也是日后中美双方发生冲突与纠纷的主要根源。
1981年里根上台，此届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是左右摇摆。一方面里根对中国政府表明要继续努力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又宣称要全面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包括在政府机关接待台湾在美机构的“官方来访者”和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此，中国政府对美国发出了一连串的批评和警告。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美国于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与中国一道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即“8.17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武器“无论在质量或数量上都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并保证“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8.17公报”消除了因美向台出售武器所具有的爆炸性，中美之间一度终止的战略对话和军事关系也重新得到了恢复。
1984年4月和1986年9月，邓小平两次向里根当局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解决台湾问题，并希望美国在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均遭到里根当局的拒绝。这样，中美关系在80年代经过前进、摩擦、危机、僵持后，步入到了90年代。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4卷，1975年版，第456～467页。
② 《新华月报》1958年2月号第576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第247页。
④⑥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33～335、349～351；391、395页注①；387页。
⑤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页。
⑦ 《当代中国外交》第69～70页。
⑧ 《建国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1页。
⑨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051～2053页。
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篇7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 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 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因此, 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 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和肯尼思·阿罗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六十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 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 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 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七十年代以后, 乔治·斯蒂格勒、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 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 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 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 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 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也是交易契约设计的最基本原因。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在信息经济学中, 一般将交易中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 而将不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人。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主要是人们知识水平高低不同和分工与专业化。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即代理人为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这种行为在理论上就称作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该理论认为, 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 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 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 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一理论为很多市场现象如股市沉浮、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商品促销、商品的市场占有等提供了解释, 并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
二、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的类型及表现
在医学诊疗过程中, 医患双方存在着医疗信息分布和掌握的不对称, 这是医疗市场的重要特征。医患关系就是处于信息劣势方的患者付费, 委托处于信息优势方的医生代理其诊疗措施, 并根据医方治疗态度和结果给予一定报酬作为代理成本。相对于患者而言, 医务人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由于医务人员对医疗信息具有垄断优势, 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现象。
(一) 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是指委托人无法识别潜在代理人的条件禀赋时, 越是劣质的代理人越容易成为现实的代理人, 最终导致劣者驱逐优者, 总体经营者素质、能力低下的现象。从理论上说, 医疗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应该程度较轻。因为医疗市场并非完全开放的市场, 医患双方均无法自主定价, 而且医院本身就是分级管理的, 并且医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定是各行业中最为规范的, 已经向患者传递了部分判断优劣的信息。但患者往往还是会逆向选择了医疗技术条件差、医疗费用高的医院。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会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在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有些医疗技术质量比较低的医院会通过虚假广告宣传等形式将其真实信息掩盖起来, 夸大宣传自己的医疗服务质量一流, 利用病人对医疗知识的缺乏及求医心切而上当受骗。加上医患关系的不和谐, 使得患者无法仅仅凭借医院分级作为识别医院优劣的手段。部分新闻媒体对非营利性医院医疗纠纷进行夸大、不客观的、甚至是失实地报道和对部分营利性医院医疗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认定不够, 加剧了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二)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代理人签订合约后采用隐藏行为, 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信息不对称, 给委托人带来损失。由于道德问题的产生具有可能性, 所以就有可能给医方带来应承担医疗道德责任的风险性, 如医生缺乏责任心所引发的医疗事故或由于医生滥用药物所引起的药源性疾病等。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具体的医患关系上, 一般患者缺乏医疗服务知识, 他无法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 需要接受什么治疗, 花多少钱才能治好, 从而也无法判断自己所接受的治疗是否是最恰当的治疗方法, 也无法判断自己支付的是否是合理的价格, 只能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一切听从医生的安排。同时, 患者对医生的专业特长、技术水平等缺乏了解, 不容易选择到自己满意的医生。再者,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对医院的管理信息、经营状况也缺乏必要的了解, 这就可能给乱收费行为以可乘之机, 而且不利于患者在选择医院时进行比较。所以, 在现实中, 医患关系的好坏是受医方道德风险影响的。
医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具体表现为:1、医生的“诱导需求”, 由于双方在医学知识信息上的不对称, 使医生处于指导甚至说了算的地位, 患者被动接受医生提出的医疗方案;2、由于长期处于信息的绝对优势, 使得医生养成了患者“求医”的思维定势, “以医为尊”, 对患者“生、冷、硬、顶”, 缺乏与患者沟通的意识和耐心;3、医生对患者的知情权尊重不够, 对于患方的咨询简单敷衍, 诊疗计划交代不清, 交代病情以后仅仅罗列出各种严重后果;4、在医疗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对患者采取“保护性医疗”, 即从自身安全出发, 应该采取的诊疗措施不采取, 或者采取了不应该采取的诊疗措施;5、发生医疗纠纷时, 对其他医生的错误“沉默共谋”, 维护医生整体利益, “同行庇护”。
患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具体表现为:1、隐瞒病史, 多见于医疗保险、交通意外等第三方付费的情况, 在牟取私利的同时, 有时也会影响诊疗结果;2、患者有可能在某方面不满意或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全盘否定医生的治疗效果, 以获取医院更多赔偿, 甚至敲诈勒索、冲砸医院、殴打医护人员。
三、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
医疗行业中产生医患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既有来自主观方面的, 也有来自客观方面的。主观方面由于医患双方获得的疾病、诊断、治疗等方面的信息不同所致, 而不同信息的获取又与双方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关, 实质上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医患双方获取信息能力的不对称性。客观方面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医方, 由于医学科学专业性非常强, 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专门学习和临床实践才能胜任工作;作为患方, 他们获取这些专业知识的机会成本太大, 不可能得到与医方对称的医学信息, 从而成为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就是说, 由于医疗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 医务人员拥有处方权和医疗技术的足够多的信息, 而患者不仅由于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医疗信息的能力有限, 而且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完全和不充分, 往往处于医疗信息的劣势地位, 这就决定了医患双方在信息占有上呈现不平等, 使患者无法与医务人员平起平坐。医患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医疗市场的低效率, 也决定了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客观地位的差异。
四、医患关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医患之间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 双方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患者的病情向尽可能好的方向发展。但是, 由于信息不对称, 当患方对医疗过程或结果不满意时, 极易发生医疗纠纷, 影响和谐医患关系。
(一) 医疗纠纷。
近年来, 医患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从大环境看, 医疗纠纷是国内医患长期不平等地位与今天社会开始普遍重视自身权益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不平等地位实质上来源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医疗纠纷的发生来看,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显然是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医生的“诱导需求”、服务态度恶劣、知情权尊重不够、盲目承诺等多是医疗纠纷的导火索;少数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是如今医疗纠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从医疗纠纷的发展来看, 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患方因而认为在“沉默共谋”、“父子鉴定”的情况下, 即使医院和医生确实有责任, 也可能难以讨回“公道”。同样, 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相当多的患方不能理性对待医疗结果。更有甚者, 由于长期弱势地位的心理作用和不恰当的媒体舆论导向, 部分患方错误认为“闹了就有理、大闹有大钱”, 冲砸医院、围攻医务人员, 进一步恶化了医患关系。从医疗纠纷的结局来看,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医疗纠纷, 例如服务态度问题, 自然可以在院方的调停之下平息。存在医疗过错的医疗纠纷, 可能有三种结局:通过医方解释后平息、院方给予经济赔偿 (“私了”) 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患方认为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虽然避免了“父子鉴定”、“儿子赛跑、老子裁判”的状况, 却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下“同行庇护”的嫌疑。对于医方而言, 相当多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很困难。另外, 医方与法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医方处于弱势, 有时法院可能使用《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判定医疗纠纷。因此, 医疗纠纷发生后, 医患双方共同选择“私了”较多, 即“法律规避”。就院方来说, 选择“法律规避”还有顾及名声和息事宁人的成分在内, 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患方“大闹有大钱”的心理。
(二) 卫生资源浪费。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及随之而来的医患冲突增加必然会降低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扭曲卫生资源的配置。例如, 医方出于“保护性医疗”而滥用抗生素、滥用昂贵检查, 以及医生的“诱导需求”等。解决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方法可以通过信号发送、信息甄别和激励约束等市场机制来规避道德风险, 提高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五、结论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存在的常态, 完全打破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格局是不可能的。但是, 如果医患双方能在诚信原则下进行充分交流, 双方释放最大信息量, 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 使医患双方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彼此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则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危害是完全可能的。
摘要：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 对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因素的产生原因、表现特征及危害做了阐述。
关键词：医患关系,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1]郑大喜.信息不对称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影响及对策:基于经济学的分析.卫生软科学, 2006.10.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中美贸易中的几大热点问题 篇8
2001年至2004年，美商在华实际投资179.9亿美元，占从1980年至2004年美商在华实际投资480.3亿美元的 37.5%。
这四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没有发生大的摩擦，而较小的摩擦接连不断，日益增多。如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等，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2003年5月22日的彩电案，涉案金额4.86亿美元。7月10日的聚乙烯购物袋案1.6亿美元，12月11日的木制卧室家俱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2004年1月21日的冷冻及罐装暖水虾案2.48亿美元。仅上述四大案件，涉案金额就高达18.94亿美元!另外，从2003年10月开始，美国对我国的纺织品和服装接二连三动用特殊保障措施，使其他对美国出口纺织品的国家与地区，坐收渔翁之利。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其中外贸出口尤为突出。2002年增长22.4%，2003年增长34.6%，2004年增长35.4%，达到5934亿美元。 2004年9月12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上，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商务部常务副部长杰弗里·加藤教授说：“没有人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看到如此迅速的发展，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几年里放慢速度，美国尚未做好适应这一现状的准备”。“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我们的国家恐怕难以适应”于是他断定中国和美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经济对抗。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世界能源和其它资源的需求，必将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发生争夺与摩擦，也会引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大了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需求，加剧了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摩擦与纠纷。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工业废气的高排放，从而加剧了对中国乃至世界环境的污染。必然增大中国与世界环境保护组织的摩擦。
面对这三大难题，只有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大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大力转变增长方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真正做到科教兴国，科技兴贸才是解决上述三大矛盾的根本途经，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布什总统连任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在保持比较平稳状态和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将进入“多事之秋”，冲突与摩擦会明显增多。
在未来几年中，中美经贸关系面临四大热点问题。
一、 保护知识产权—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最大的问题
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发生摩擦与纠纷由来已久，从1991年到1996年已经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1994～1995年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中，美方认为中国企业对美国光盘版权的侵权损害了美方15亿美元的经济利益。而2004年7月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发表讲话认为中国企业现在对美国企业是全面侵权，从光盘到伟哥，从版权到商标，从汽车零配件到小五金制品，以及轻工、纺织、机电产品等，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经济利益高达240亿美元。中国政府已决定从2004年9月开始，用一年的时间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保护中外的知识产权。但是这场斗争将是长期而且十分艰巨的。
2005年1月9日，美国商会披露将要开展一项“从未有过的”打击盗版犯罪的全球计划。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说盗版问题在中国已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人们可能无法分清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和冒牌汽车。法新社报道：因盗版而每年遭受高达2500亿美元损失的美国商界今年准备把打击盗版的矛头对准亚洲盗版商品的生产地，而中国首当其冲。今年1月11～12日，还有几天就离任的美国商务部长唐·埃文斯突然访问中国。行前1月9日他对记者说他想直接了解中国为履行加大知识产权法实施力度的承诺采取了那些措施，并表示在盗版者被处以严厉的惩罚之前美国将不会感到满意。埃文斯还说：“布什政府希望盗版者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等等，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采取这种措施”。由此看出，埃文斯此次访华是不请自到，兴师问罪来了！知识产权问题是中美经济关系中潜在的火山，2005年夏季很可能会发生中美知识产权摩擦的第四个回合的斗争。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
2004年9月9日，一些美国行业协会试图借大选之机迫使布什政府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他们声称：“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产业和工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他们要求布什政府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对中国进行惩罚。布什政府权衡利弊，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是希望人民币完全实行浮动汇率制并相应升值一直是布什政府的目标。2003年9月美国财长 约翰·斯诺为此事专程访华。2004年10月7日，布什总统给胡锦涛主席打电话再次对此事表示关注，11月20日，在智利APEC会议上布什总统会见胡主席时再次对人民币汇率表示关注。2004年10月13日，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三次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攻击布什总统不抓住时机压人民币升值。布什在大选中胜出，但并不占绝对优势，有48%的选民不支持他的国内外政策。在第二个任期内，布什总统不大可能不考虑这些意见，进而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促使人民币升值。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稳定的汇率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人民币即便大幅度升值也无助于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且还会直接打击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利益，增大美商在华投资的成本。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利于我国扩大出口，不利于我国吸引外资来华投资，也不利于我国吸引国际游客来华旅游，进而影响我国人民就业、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近来，由于美元利率不断上调和我国的通货膨胀，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缓解。我国可以考虑适当的时候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联系机制，改为与美元、欧元和日元三大重要货币加权平均的一揽子汇率联系机制，从而确保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实施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适度放宽，实行窄幅波动，如上下各浮动3个百分点，充其量不超过5个百分点。此外，我国也应高度重视调整国家外汇储备结构，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一个国家的汇率和货币政策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主权，不能以别国的意志为转移。汇率政策的制定要立足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外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按部就班，依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的需要去调整。
三、 纺织品设限与反设限的斗争
美国实行了长达40多年的纺织品贸易配额于今年1月1日全部取消了，这对中国纺织业来讲是难得的巨大历史机遇。多年以来，纺织业为我国外贸顺差立下了汗马功劳，2000～2004年的五年里纺织服装出口为3414亿美元，进口747亿美元，外贸顺差2667亿美元。年均533亿美元。2004年达到951亿美元，纺织业为全国提供了1500多万人的就业机会。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完全取消纺织品配额关系到近70万纺织业工人的就业。在中低档纺织服装产品方面，美国纺织业根本无法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竞争。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计算，中国纺织业工人（沿海地区）每小时的工资为半个美元，而美国纺织业工人每小时工资为18个美元，高于中国工人36倍。因此美国的纺织业必然要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这一“夕阳产业”。他们必将动用特殊保障措施、反倾销和技术贸易壁垒等手段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搞没有配额的配额。实际上中美之间关于纺织品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了。
2003年10月，美国商务部所属的行政机构—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简称CITA对中国出口的睡袍、针织品和胸衣实施特别保障措施，2004年10月22日，CITA又裁定对中国产的袜子实施过渡期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10月30日，CITA又受理了中国产的棉制裤子的设限申请，此外美国六家纺织业组织和一家劳工组织还递交了对中国产的衬衫、内衣、床单、长丝布、棉纱、人造纤维裤子等产品的设限申请。从2004年10月初到12月美国商务部在两个月内连续八次接纳针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特保申诉，这样发展下去其后果十分严重。只限制了中国纺织品，而其他国家坐享渔翁之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纺织业、商会、协会和政府就势在必争，而美国纺织业、协会和政府又势在必限。中美两国在纺织品贸易上的摩擦必然会加剧。幸好2004年12月1日美国纺织品服装零售商和进口商将美国商务部告上了法庭，起诉后者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设限，因为这违背了世贸组织自由贸易的原则，影响了美国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相对比较独立的纽约国际贸易法院做出了不利于美国商务部的裁决—暂时停止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纺织品设立限制。对于正在艰难抗争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的决策是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复杂斗争和平衡的过程。我们的企业在面对国外反倾销，特保措施的斗争中，除了要积极应诉，顽强抗争外，还要积极调动进口商，销售商和最终用户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利益关系来助我一臂之力，更好地维护我国企业和相关行业的利益。
中国入世后，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迅速增长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慌，也引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忧虑。2004年3月，50多个国家90多家组织在土耳其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世贸组织延长纺织品配额。其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国和印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支持“伊斯坦布尔宣言”的国家中，非洲就占了1/3，发展中国家占了一多半。虽然美国纺织业是始作俑者，他们唆使与我国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界对我国发难。16个宣言的发起国中有13个来自非洲，这13个国家大多数都是同我国友好的，有的甚至是我国“全天候”的朋友，如坦桑尼亚、赞比亚等。从客观上讲，这些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的恐惧与忧虑不无道理。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希望全世界纺织业共同繁荣，进而让全世界的消费者获益。中国主动采取措施，对纺织品出口采取自我调控。2005年12月12日，中国政府宣布从2005年1月1日起对部分纺织品采取从量征税方式加征出口关税。2005年2月6日，商务部又发布“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暂行办法”，规定自3月1日起，对列入“纺织品出口自动许可目录”的纺织品通过许可证实际出口自动许可管理。这就意味着国家对纺织品出口的管理正在逐步加强，尽量防止出现“井喷”现象。这样做既为了维护世界纺织业的共同繁荣也更为了维护我国纺织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有利于我国纺织业长期稳定的发展，也利于促进我国纺织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深加工、高附加值、上档次、创名牌。
四、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
30多年来，美国的外贸逆差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是大规模、最广泛的国际分工的必然产物，它并没有损害美国经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超级经济强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符合美国市场的需求，有利于美国广大的消费者，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是美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补充。贸易逆差是一种贸易行为，应从市场的需求去看。很难认为一个靠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日用消费品来换取少量高新科技设备的发展中国家具备了贸易优势。在中美经济贸易合作中，优势在美国一边。从1993年开始出现的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美国的贸易优势尚未发挥出来。放宽高科技出口管制是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捷径。2004年4月，美国副总统切尼访华允诺向中国出售四座大型核电站就是一个进步。但对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以及一些军民两用技术依然限制。这种作法首先是削弱了美国高科技在与西欧大企业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属于作茧自缚、目光短浅。
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70%来自三资企业。多年以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与地区把原来他们对美贸易顺差的产品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因此这些产品并非“Made in China”而是“Made in Asia”，所得到的外贸顺差为上述国家和地区所分享，而非中国所独有！另外，不少美资企业在华投资设厂，产品返销美国，赚的钱自然为美商所有，而账却记到了中国头上，算作中国对美国出口。因此美方每年公布的对华贸易巨额逆差对中国来讲却是“名不符实”。
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但应看到大多是两国某些产业部门经济利益的矛盾，不是国家的根本利害冲突，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的。过去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些摩擦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支流，不应当影响两国经贸合作的主流。两国之间随着经济领域合作的扩大，摩擦也必然会增多，这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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