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

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精选3篇）

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 篇1

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孔子”这个名字已经很熟悉了，长大以后上学也学了不少孔子的思想及理论，如关于“仁、礼、义、志、信、勇、文、行、信、忠、孝、节”等这些理论。从那开始，对孔子的思想及理论产生了好感。不仅有我，还有我的很多同学及家人都对孔子思想有感兴趣，人们都很热情接受他的思想。我现在工作的地方也是在越南的一个大城市、工业城市―“边和市”（同奈省），此地方有一个是越南南方的最大的孔子庙，叫做“文庙”。以前刚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里祭祀的是孔子，文庙的建筑跟中国的一些寺庙的建筑一样，更奇怪的是同奈省所有的学士每次毕业要戴毕业帽的时候一定要到这里来，尤其是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后来，经过了解我才知道因为这里有祭祀“孔子”。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圣人之一，这个是没有人能否认的。那么孔子在别的国家的老百姓心中呢？地位是否同样的重要？他到底有什么让人那么敬佩、那么爱慕？笔者通过了解知道西方也有不少人认识他这个名字，不过没亚洲尤其是东亚这块，受了那么大的影响，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但在这些国家之中，越南是受到最大的影响，也可以说孔子在越南是受最大的欢迎。至今，孔子的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已经广播全国，末人不知。

在越南只要经过小学培训人人都认识甚至熟悉孔子这个名字，他不是越南人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知道呢？谁都知道孔子是中国的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越南人，尤其是影响到中国和越南的知识份子。有很多知识分子一出口就讲孔子话，说任何理论都以孔子思想为主。非知识分子也能背不少孔子的论语如：“尊师重道”、“一个字也是老师，半个字也是老师„”、“敬老长寿”、“敬老爱幼”、“孝敬父母”等。总之，孔子的思想及理论已经渗入了大部分越南人的血里，好像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东西似的。

因为时间和些主观原因的关系，所以本文章只概括一些主要的内容如：儒家进入越南的过程、发展；儒家在越南老百姓的心中之位置（针对日常生活的简单理论）。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关于孔子儒家在越南传播的一些有用的知识。

I、孔子儒家进入越南的过程及发展

1、儒家通过汉字进入越南

1.1、儒家进入越南初期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但是在这些国家之中，越南还是受到最大的影响的。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把孔子思想传入越南的是以下三位中国学者：一是西汉末东汉初的任延。他在汉哀帝时“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后来光武帝刘秀派他前往九真任太守。任延在越南任职期间，兴办教育，大力推行儒学，可以说是传播孔子学说的先驱。二是与任延同期的锡光也是孔子思想在越南早期传播者。在任延、锡光之后，还有三国的士燮。士燮早年潜心研究《左氏春秋》和《尚书》，在他任交州太守的四十多年中，坚持用儒家思想治理社会，移风易俗，对孔子思观在越南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经过上述几位中国学者的努力，孔子学说在越南扎下根来。后来，不但有中国学者继续在越南推行孔子思想，而且在越南本土出现了儒学思想家。如出生于中国的张汉超，毕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儒家思想，“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由于他在弘扬儒家学说方面的突出成就，死后被赐“从祀孔子庙庭”。此外，还有越南本土出生的学者朱安、胡季聱、吴士连等，分别成为陈朝、胡朝和后黎朝时期重要的儒家思想代表。一种异域文化要进入本土，除了有赖于学者大力倡导和推行，统治阶级的大力扶助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说到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不能不提及几位皇帝和政治家。如李朝皇帝李日尊，于1070年下令在首都升龙修文庙，并为孔子塑像，这是越南官方首次全面提倡把儒教作为国教，自此，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之后，陈朝的开国皇帝陈嚏，也是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坚定推行者。他即位后，先后重修国子监，立国学院，“塑孔子、周公、亚圣、画七十二贤像奉事”，“诏天下儒士诣国学院，讲四书、六经”，把儒学作为皇室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推行以儒学为标准的开科取士制度。有了前代统治阶级推行儒学的坚实基础，到黎朝，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正式成为越南的统治思想。特别值得一提是，在圣宗皇帝黎灏统治期间，越南首置五经博士，在政治、经济和伦理教化方南，全面推行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被官方独尊。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越南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潘佩珠，认为孔子思想比佛教、基督教更合理。

到公元19世纪的阮朝前期,儒学在越南的发展已登峰造极。阮朝儒风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更为重视系统的儒学教育，除设立国子监外，还对从王室子弟到乡村儿童的教育都制定了统一的学规、教材、规定凡人民子弟，七八岁就要上学，先读《忠经》、《孝经》、《小学》、《四书》，再读《五经》，并大量印行儒家经典著作，供全国百姓学习。二是完全以儒学为指导，颁国策，订风俗。嘉隆十一年颁行的国策内容是：敬天、法祖、亲亲、体臣、求贤、审官、勤政、爱民、重农、崇俭、礼乐、教化、制民、慎刑、财赋、法度、崇文、奋武、广言路、固封守、抚边、柔运。风俗十条内容为:淳人伦、正心术、务本业、尚节俭、厚风俗、训子弟、崇正学、戒淫恶、慎守法、广善行。以上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之精髓。三是改变过去儒、道、佛三教并试的做法，科举考试“唯儒一家，别无他教”，并在考试中引入八股制。四是进一步抬高孔子的地位，在全国各大城镇都建造了文庙，每年春秋定期举行祭祀，阮朝历代君主。亲自参加，仪式颇为隆重。因此可以说，阮朝前期是越南儒风最盛的时期。只是到了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越南条约》，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越南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断裂，越南儒学才逐渐衰落。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越南，孔子儒学的发展更广泛。

1.2、古代越南人通过汉字认识儒家

历史上,中越两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越南北邻中国，地理上的天然联系使越南从很早就开始接受中国文化。古代越南的文字是汉字。从秦汉开始，汉字就传入越南，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中叶以前，汉字一直是越南通用的官方文字。各级政府的文件告示，文人学者的诗文著述，乃至平民百姓的日用文书，一般都使用汉字书写。汉字是儒家经典的载体，与儒学（儒教）同步传入越南，所以汉字被越南人称为“儒字”。现在在越南很多老人一看见汉字就说是“儒字”，人们慢慢也习惯了这个说法，同时也接受了。

自汉代至唐代数百年间，越南陆续出现了一些笃学明经的儒生士子，他们的汉文水平可与中原文人并驾齐驱，不分轩轾。唐代的姜公辅、姜公复兄弟以及廖有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三人先后考中“进士”，在朝为官，而且都有诗文传世。姜公辅曾担任唐德宗的宰相，有“唐朝名相”的美誉。后被贬福建泉州，卒于该地，葬九日山，称“姜相墓”。生活在中国的姜公辅后裔，每年清明节都聚集九日山给其先祖扫墓。在姜公辅故乡越南安定县，则建有“状元祠”，姜氏后裔每年也都在那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姜公辅所撰作品大部亡佚，遗存至今的只有一赋一策，即《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两篇。前者系文学作品，辞藻华丽，摇曳多姿；后者乃政论文章，旁征博引，雄辩滔滔。廖有方与柳宗元交好，柳宗元曾赞叹廖有方“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可见其汉字造诣之深。其后越南人文蔚起，甲科相踵，仿佛邹鲁之邦，汉字在当地的传播与影响日益广泛深入。

越南各个朝代的史学、文学、哲学以及宗教著作，绝大多数用汉文写成，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历代用汉文撰写的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书、大越史略、越史通鉴纲目、历朝宪章类志、大南实录等典籍，均中规中矩，粲然成章，堪称佳作，传之永久，成为后人研究越南历史的必读文献

在越南语言文字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一种叫做“字喃”（也叫“喃字”）的土俗字。从16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越南传教。他们学会了越南语，并用拉丁字母记录越语的读音，以后又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越语新文字的通行，在形式上扫去了汉文的痕迹，但实际上越语中有60%以上的词汇来自汉语。这类词汇，叫做汉语借词。有许多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的古汉语词汇，却仍然保留在越语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越南最古老的照片 — 儒家刚进入越南的时候)3

现在在越南，汉字到处皆有。越南从2006年在一些初中学就开始普及汉字教学，扩大汉语范围在全国。其一，为了跟上全国经济发展程度；其二，维持汉语言就学家队伍，因为越难以前的文学包括小说、诗歌和很多关于历史、政治、法律、文化等都是用汉字记录的，所以没有会汉字的人才是没办法研究和继承这些的。

河内和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两个城市。河内为越南首都，也是越南“政治城市”，胡志明市为越南最大的城市，也是越南“经济城市”。你只要到了这两个城市就可以了解越南的整个经济、政治及文化情况。汉字从很早以前就出现在越南，因此现在在河内、胡志明市和些大城市街头到处都可以看见汉字，很多店铺会同时用越南语、英语和汉语同时标注，也随处可见。

汉字在越南当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非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以往遗留下来的儒、佛、道寺庙宫观，里里外外的楹联牌匾，几乎都用汉字书写。即使是新近修建的庙宇，也是如此。在越南全国范围内，人们在举行婚庆典礼的时候，都要张贴红色的“喜喜”字。每年春节，也有贴汉字对联的习俗，每年过年之前有不少老人写汉字书法挣钱，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挣钱的方式。各家的墙上还贴着汉字如“福、绿、寿”、“年年有余”、“招财进宝”、“进财进禄”、“恭祝新春”等。越南人还有一个习惯是送年历，每张年历上都标记汉字，都是双语，越南语和汉语。中秋节处处都有月饼，月饼上都加上汉字，灯笼更不能少，看见越南人过中秋节的气氛可能有人不敢相信这是越南，而认为是中国。各地商店酒家，常常可以看到“福禄寿喜”、“招财进宝”、“如意吉祥”等汉字条幅。贾家门口都贴着“出入平安”等，不少日用品和食品，例如名闻遐迩的越南绿豆饼、椰子糖、咖啡的外包装，也加注汉字，以至于有些顾客误以为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因此，会

讲汉语、会写汉字的人，在社会上很受人们的尊重。现在在大城市里边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使用汉语在各地方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拉丁化越南文从诞生到今天，仅有300余年的历史，成为国家正式文字也不过60余年，而越南历史上使用汉字，则长达两千年之久。这说明汉字在越南的存在与发展是有很长的悠久历史，说明越南人已经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影响，同时也讲清儒教在越南的重要的地位。

河内有座“汉喃研究所”，是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的机构。这里有

大量儒学的线装书，被视作国宝。研究所利用这些汉文书的第一手资料，培养出一些精通儒学的研究生。再现出中越友谊和儒家思想在越南广泛地传播的史实。在越南，凡祭祀祖先、祭告神灵时必用儒字。带儒字的纸不能包东西，更不能乱扔或扔到地上，这样是表示不尊重神灵，也是不尊重你在祭祀的神。甚至他们把相信儒学说作崇奉“良教”，因为儒家思想能叫人变好。孔子的儒教已经变成越南学生不能或少的一门课，包括越南所有的学生。

2、中国和越南当时的儒家的不同点：

越南的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儒教化。然而,经过传播、整合、重构的越南儒学已不再是中国儒教文化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总的来看，儒家文化在越南的整合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整合，使越南形成了一种在内涵和形式上既属于儒家文化圈，又具有越南特色的古代文化。首先，作为儒家文化传播载体的汉字，成为越南沿用两千多年的官方文字，越南学者用汉字撰写了大量的哲学、宗教、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故汉字又被越南史学家誉为“越南的文化宝库”。汉字在越南吸收以儒学为主的古代中国文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儒家经典就是用汉字写的“四书”、“五经”。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汉字的使用日趋广泛。而且，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确立，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必须学习、掌握汉字。当时因为有了喃字，所以越南传播儒家主要用喃字的。

当时科举制传入越南后逐渐演变为一种应用范围极广的考试方法，其不同于中国科举制“唯儒生是考”的重要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试。儒、佛、道三教并试反映出佛教、道教在古代越南政治、精神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越南封建统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相当重视和宽容，这一点与中国一向以儒教为政治、社会的领导中心和精神号召的情形不尽相同。尤其是佛教在越南的影响极为深远，越南立国初期的丁、前黎和李三朝更是仰仗佛教的支持得以执政，形成“帝与僧共天下”的局面。在越南，即使在儒学地位大大提高之后，对佛教也还是表示了相当大的敬意。在越南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封建社会曾多次出现的“灭佛”举动。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越南人最根本的宗教就是佛教”。而儒学在越南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和统治纲领发挥作用的。

II、孔子儒家在越南的传播情况

1、儒家直接影响到越南各地人的心

许多孔子书翻译成越文都受到越南人的欢迎，并把它当成人生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一本书。《孔子论语》、《孔子之教训》、《孔子之故事》、《孔子儒教》等，在越南各地书

店都可以看到，而且，销售也很好的。虽然没有专门学孔子的一门课，也没有论语课，但是在其他课里边已经包含着孔子和儒家的理论了，如：“道德学”、“培训公民”等（小学、初中学生之教程）、“科学社会主义”（中专、大专、大学等之教程）。此外，还有课外的一门课叫做“国防教育”，老师讲课的时候用不少孔子之国防、军对理论来讲，以前越南军队也运用过的一些有效的理论，因此，可以说越南人应用孔子儒家理论不仅在日常生活，而各领域都有。

(孔子的故事)（孔 子 论 语)

（儒教大纲—书面上的图片是河内首都的孔子庙）越南人从小就受到儒家的培训，从小到大都在儒家思想长大，养成了一个好秉性，在生活上已经学会并运用很好儒家思想。人们比较讲究：忠，孝，礼，义，节这些思想。“忠”，现阶段的表现就是忠于国家，忠于集体，忠于单位，忠于家庭。也就是爱国主义，热爱集

体，热爱家庭，热爱工作等具体表现。从古代到现在，越南人都实现的很好，经过多次被很多强国来侵略，越南人都很坚强的为祖国战斗，保卫祖国人民的和平、独立、自由，不少战士因保卫祖国牺牲自己都不悔。越南胡志明主席有一句名言：“忠于国、孝于民、准备好精神为祖国牺牲”,我全国人人都熟这句话。那种美好的精神不仅在战争时段，而且还一直延长到现代的社会。在集体单位、家庭里边也都很讲究“忠”的精神；“孝”，现阶段突出表现为尊老爱幼。这是我们越南民族的优良传统。只有充分认识到老一辈人对我们生活的巨大贡献，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而这也使我们自己对今后的老年生活放心的最大的心理保障，因此意义重大。特别是家里，最喜欢讲“孝”这个字，小孩对父母、对长辈要孝敬、要听话。我小时天天都听爸妈这么讲，同学和朋友们也跟我一样；“礼”，现阶段表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突出表现在请文明，懂礼貌，树社会新风上。这一点与古代的“礼”的含义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义”，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建设诚信社会的问题上。对家人，对朋友，对社会，对国家都要讲究一个诚信的问题。建设诚信社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至关重要；“节”，主要表现为“节气”。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不能做违反原则的事情。要经得住考验，不能因为受到各种诱惑而放弃做人的原则与尊严。孔子作为多少年来古老越南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越南传统文化的支柱。越南当今的社会很多人在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总把夫子的话挂在嘴边，孔子的思想已沉淀为越南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越南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

除了上面所述之外，越南人对孔子思想最受到欢迎的是孔子的“仁”和“礼”。对越南人来说，“仁”首先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为人道德，人情、仁义、爱人、知人等这些道理从小就从孔子论语学会的。

孔子的“仁”的思想给我留下最大的印象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论语》中“仁者爱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所以，“仁政”成为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为政以德，取信于民，勤政爱民，节用恤民，与民共忧等，都可以说是施行仁政的最基本的要求；“礼”的含义是很广大的，除了上面所讲的含义之外，礼的中心含义不仅包括“礼品”、“礼仪”等内容，而且更广泛地指一整套维系国家、社会正常秩序的礼法制度及其观念。毫无疑问，以“仁”、“礼”为中心内容的孔子思想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

要互相克制、谅解、妥协和互相关怀、亲善、友持、照顾，以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

越南人特别喜欢讲“仁”和“礼”这两个字。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仁”的出现，连法律上，虽然有法律的规定，但是人家也不忘了提到“仁”，“法律也要有人情”„„是越南人经常是用来说的。越南人更重视“礼”，包括“礼仪”和“礼品”。家里家外、学校、单位、公共场所等都要有“礼”。夫妻、父子、后辈和长辈、领导和下级等都有“礼”，上下协和，互相尊重，上说下听接受，祖宗留下来的礼仪是不能不遵守的。越南人也比较注重“礼品”，一般去探亲人，看朋友都要带着礼品，看病人也要有礼品，看领导更加讲究。越南人认为，从礼品可以看得出来对方的诚意，不是讲礼品的价值，而是说人的情谊，心里是否有别人。越南人送礼时也经常说“礼轻情重”，主要是大家都有心意，礼物也只是代替人的心声而已。礼品少是没关系，但是没有礼品是不可以。

尊老敬长的合理性和孔子的孝悌思想。尊敬老人的品德和行为，在世界各个国家中是长期存在着，是极为宝贵的。歧视和虐待老人，不仅使生产和社会工作受到损失，而且会使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甚至能形成社会危机。所以尊老敬长是一种值得各个时代重视的品德。孔子以其完整的道德体系和其他思想，曾长期赢得了社会的信任。从很小爸妈就教小孩子要尊重父母、尊重家里的长辈，不能孽待他们，那样是缺德的行为。不仅是个人，国家政府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每年都有不少给老人的福利制度，如：建设老人院，退休金补贴、老人免费学习培训中心、老人免费车卡等。

（认人的七个方法‘仁、信、智、礼、义’‘越南书法’ — 孔子‘KHONG TU’）9

2、孔子形象在越南的实际情况

越南人，从很小读小学就开始学孔子思想了。开始都是让学生先学会“礼”这个字。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礼”这个字？因为“礼”在越南确实很重要。在家里跟出外边一样都要做好“礼”。越南大部分的小学学校里，除了胡志明主席教的五条教训之外，经常有这么一个口号：“先学‘礼’后学‘文’”，每个学生一进学校门都可以看到这个口号。像中国一样，“礼”早就变成越南的宗法分封与专制集权农耕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越南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礼”一方面促进了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也促进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形成了越南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老爱幼、团结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但同时又形成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这种通过修身、齐家而形成的道德修养和家庭伦理，逐渐积淀成越南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

(本人在越南边和市同奈省的孔子庙—“文庙” — 孔子象背后的)10

越南首都河内有座很大的孔庙，这座国家级的孔庙是该国尊孔崇儒的象征。越南河内文庙也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孔子文庙如出一辙。文庙现有建筑大部分是17世纪李朝建造，占地260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飞檐高耸的文庙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典型的东方庙宇风格。紧靠大门是一副长达38字的汉字对联，两边精美的雕花石柱上写着又一副汉字对联。

大门正中上方，“文庙门”三个汉字，醒目而庄重。跨入文庙门，其背面还有两副汉字对联，中间的一副因年代久远，个别字已模糊不清。文庙大门内，豁然眼前的是一片如茵的绿草地，其间，一条稍显弯曲的砖路把游人引人第二道门——大中门。举目望去，在一片绿色草地的那边，巍然耸立着奎文阁。奎文阁不仅建造精巧，匠心独具，而且正处于文庙的中心，使人们仿佛觉得，一颗奎星正冉冉升起，放射出熠熠的光芒，照耀着文坛。奎文阁同遥遥相对的大成门之间，一方明净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这就是有名的天光井。天光井东西两侧，整齐地排列着82块进士碑，每侧为41块。一只只活灵活现的石龟昂着头，驮着这一块块雕工精细的进士碑，颇有西安碑林的风范。第一块进士碑已经被驮了500多年，这以后，每一次进土考试，便树起一块石碑。公元1484年，以重视文学著称的黎圣宗下令在文庙——国子监树碑，记载从黎圣宗大宝三年（公元1142年）起考中的进士名单。所以越南民间常用这样的话鼓励子弟用功读书：“金榜石碑，千秋永存。” 从大宝三年到公元1779年的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按黎朝的制度应进行110多次考试，但由于战乱，现在河内文庙只存有这82块进士碑。每块碑上部标有科举考试的时间，碑文的撰写者、书写者、雕刻者以及考取的进士名单。每一块碑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集书法艺术、龙凤花草人物等雕刻艺术于一碑，令后人赞叹不已

河内最有名的寺庙就是供奉孔老夫子的文庙。一般中国的著名寺庙名字听起来都或深邃、或缥缈，反正是仙气十足，像什么“灵隐寺”、“华严寺”、“潭柘寺”等等。文庙在河内一条并不僻静的街上，像一座孤岛一样被数条繁华街道包围着，傍晚下班的时候，外面摩托车群疾驰而过，里面是时间定格在几百年前的庙宇和参天古树，形成强烈的反差。说起文庙的建筑，除了越南风格的大门和靠近门口略带柬埔寨风格的水池外，基本承袭了中国的风格。

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兼有国学堂的职能。

（河内首都孔子庙）

（河内文庙“碑林”）越南还有许多孔庙，如北部的谅山、中部的顺化、南部的西贡（胡志明市）、边和市的文庙等。北部海阳省锦样县有座茅田孔庙，战争中遭摧毁。战后不久，百姓自发捐资建成，人们在这里举行祭孔活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南部偏僻的边和县也有孔庙、文津渡，许多关帝庙、海神娘娘庙中也供奉孔子。南部大城市胡志明市有孔子路、孔子大道。由民间集资树立的孔子雕像，居于大道正中。在越南各地还有为历代大儒修的纪念祠庙，如阮秉谦祠等。

（同奈省边和市文庙 — 孔子象）

3、越南人接受孔子儒思想实际状况

由于越南封建王朝实施“教化”政策,儒家伦理深入民间,在尊崇儒学的社会风气熏陶下,普通老百姓虽没有条件学习儒家经典,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儒家文化在民间已成为风俗习惯的一部分。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在越南没有那样的一种定位，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越南认识特别重视孔子思想及理

论，同时也学会运用了不少。在各个方面都看见孔子再生的出现，特别是教育领域，从小学就开始讲孔子道理，怎么做人？做人要注意哪些？要有什么品德等。

3.1、儒家思想在越南经营行业中

除了校园里，孔子在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力堪称无出其右：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单位创办的《孔子研究》、《孔子与中国》刊物发行遍及世界各地；由国家旅游局举办的国际孔子文化节盛况一年超过一年，包括多位国际知名文化大师、中国政府高官、外国使节在内的贵宾都曾到会参与；以弘扬孔子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有关孔子的各类网站达100多家；孔子故里曲阜“三孔”，已经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无以数计的单位、企业把孔子的思想言论，框裱挂墙，作为公民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市民素质、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教材，供人学习、体会„„

在经济领域，孔子的许多思想被人们广泛提倡、运用。生产企业讲究依靠产品质量打市场，正如孔子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要求员工们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正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企业讲究诚信经营，孔子有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其实，除了思想上的借鉴、运用以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人们对孔子的崇拜更是无处不在

3.2、在实际生活里

不仅在书、理论上或者在人的思想里，孔子的儒家思想还直接影响到越南人实际生活。人们都把孔子作为自己的祖先、是一位神、渊博的神，可以帮助人们在何方都能成功。这不是迷信，而是已经变成了越南人的一种美好的习惯，一种尊重神灵的美感。

每年春节，一般，国家机关、单位都会派一些代表来文庙烧香、祭祀孔子。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吟诗是越南一项很普遍的文化活动，它以其独持的魅力吸引着男女老少各阶层人士。演员声情并茂地吟唱，伴之以悠扬激越的琴声，真可谓美妙绝伦，虽不敢说袅袅佳音，绕梁三日，但也确实震撼。得不少知音恍入诗境，如痴如醉，乐而忘返。这几天文庙周围的老百姓也一起过来参加活动，烧香、拍照等，气氛特热闹。隔壁省没有文庙也一起过来参加活动。一般，文庙的建筑都很好看、外边的风景也很美，刚好引出人们的旅游兴趣。

越南人对孔子的印象都很好，跟中国人一样的敬仰他，相信孔子能像佛祖观音菩萨一样保佑他们，尤其是一些准备有孩子去考试的家长和学生，他们都很相信孔子的。每次这样他们都得来孔子庙，给孔子烧香、祈祷，甚至有的学生还拿着书到孔子庙复习，希望孔子能看见他的认真、他对学习的诚心诚意，保佑他能够容易过考官。这种思想早就渗入了越南学生的头脑里，因此，让他们更敬仰孔子，喜欢说孔子话，谈孔子道理，广泛运用孔子思想在实际生活。

III、结语

在整个亚洲，只有越南文化跟中国文化是最相近的。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也许内容上不相同，但形式上是相同的。尤其是从孔子思想进入了越南之后，连思想都被同化了。现在除了中国，儒家在越南算是发展最强的。

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可以说是渊远流长，从越南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看，可以说，越南从它的地理位置来看，它的地理位置是处于一个交通的要处，所以是一个各种文化的汇聚地，最早的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就开始影响到这个地方，后来还有西方文化的影响越南的文化，实际上应该说越南人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当中创造的，但是也是在他固有文化，就是当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与外来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它今天具有特色的越南文化。我感觉就是说，其中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就是越南文化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就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就越南来说，包括中国周边这些国家，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我觉得越南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早也最深的一个国家。还有，影响到越南最深的还是儒家，孔子的道理、思想和伦理。在越南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见孔子儒家的思想已经渗入了越南人的生活，当今也是，将来更不会消失的，因为其思想早就被越南人很愿意的接受及欢迎了。

【参考文献】

[1] 何成轩.儒学与现代社会:沈阳出版社,2001 [2] http://read1/gdwx/k/kongzi/001/001.htm [4] http:///kongzi/kzsp.asp

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 篇2

北属时期在越南的史书上是指, 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设置南海郡开始, 到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独立的封建王国——大瞿越国为止。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后, 开始独立管理越南地区, 当时叫瓯雒。从那时开始, 儒家思想已经传到了越南, 史书上记载:“ (赵佗) 武功慑乎蚕丛, 文教振乎象郡, 以诗书而化训国俗, 以仁义而固结人心。”赵佗已经用中国的诗书和儒家的仁义思想来教化越南民众了, 只不过规模可能还不是太大。《资治通鉴》上说, 陆贾前来招降赵佗时, 赵佗是披着头发, 随意地坐着。陆贾看到之后, 指责赵佗忘记了祖宗的文化和教育。赵佗才惭愧地纠正自己的态度。可见, 虽然赵佗统治带来了一些儒家思想和中原文化, 但是限于自身的条件, 当时的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范围还比较小, 程度也比较低。但是, 赵佗的统治已经为将来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前111年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定了赵建德的反抗, 将南越正式纳入汉朝的行政管理范围, 并由汉朝政府派遣官员管理南越地区。从此, 越南北部正式归入中国政治版图, 在汉政府的直接统治下, 汉朝的儒学官员将纯正的儒家文化带到了越南。

到了东汉, 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形式正式变成了以学校教育为主。《三国志》记载:“锡光为交趾, 任延为九真太守, 乃教其耕犁, 使之冠履, 为设谋官, 使之聘娶。建立学校, 导之礼义。由此以降, 四百余年, 颇有类似。”可见, 锡光、任延, 将儒家文化的全部内容都带到了越南。如果说, 在赵佗、西汉时期, 孔子思想的传播还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理念和精神的话, 那么到了锡光、任延时期, 孔子思想的传播已经形成了一套从学校到社会, 从形式到理念的完整传播体系。

公元186年, 士燮担任了交趾太守, 在任四十多年。越南史书记载:“我国通诗书, 习礼乐, 为文献之邦, 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 而有以远及于后代, 岂不盛哉。”士燮将锡光的政策贯彻到了更将深远的程度, 在他的长期任职中, 将儒家政策系统、持久地融入到了当地文化。可以说, 士燮是越南北属时期, 在儒家思想方面对越南影响最大的一位太守, 因此, 越南人民称他为“士王”、“越南先儒”, 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公元679年, 唐朝政府在越南地区设置安南都护府, 下令当地官员向京城推荐人才。从此, 越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交往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二、独立时期的传播情况

从公元938年开始到1009为止, 越南地区在正式独立之前, 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这70年的时间里, 越南地区政权更迭频繁, 直到1010年李公蕴建立了李朝, 迁都升龙城, 即今天的河内, 越南地区才重新恢复了社会秩序, 并且正式进入到稳定的独立时期。

公元1070年, 李圣宗下令修建文庙, 塑孔子像和周公、四配像, 四时祭祀。这是越南首次通过修建文庙来祭拜孔子及其弟子。

公元1075年, 仁宗下诏举行科举考试, 分明经、博学、试儒学, 三场考试。这是越南独立之后首次进行的科举考试。

公元1076年, 仁宗又下令建立国子监, 专供皇子和高级官员学习儒家经典。公元1086年又成立了翰林院。

公元1226年, 陈煚即皇帝位, 建立陈朝。虽然越南朝代更迭了, 但是一贯的儒家思想治国的政策却没有发生改变, 反而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在陈朝, 科举考试被更加看重。

公元1232年, 陈太宗考察太学生, 并仿效宋朝的科举评定方法, 将殿试合格者分成三甲, 按成绩高低录取人才。并创建国子院, 重修国子监。

公元1247年, 陈朝政府采取了更大比例录取的科举考试, 给予考试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称号, 一切都向宋朝看齐。并且将科举考试确定为七年举行一次。

公元1251年, 陈太宗亲撰铭文给他的皇子们, 教导他们要“忠孝和逊, 温良恭俭”。从陈朝皇帝的这个举动可以看出, 孔子思想在越南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政策了, 而是真真正正的融入到了越南人民的血液之中, 包括我们的皇帝。

公元1253年, 陈朝建立国学院, 并延续李朝的措施, 修建文庙, 塑孔子、周公、四配像, 画七十二贤图, 定期祭祀。同年, 陈太宗诏谕全国学者前往升龙城国子院, 讲习“四书”和“六经”。

公元1256年, 陈朝分别在升龙城和清化寨、义安寨举行科举考试, 考试状元分为京状元和寨状元。

在陈朝皇帝的大力推广下, 儒家思想比李朝有了更加深入的传播。在这样的气氛下, 越南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儒, 如:黎文休、黎括、张汉超等, 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士。此时的越南可谓“人才彬彬称盛”。黎文休在陈太宗的指示下体例仿照《春秋》, 编纂了越南的最早的一部通史《大越史记》。

公元1417年, 从交趾地区选送贡生进国子监学习。这是中原政府首次从越南地区选取贡生进国子监。第二年, 明朝又在交趾五县开设儒学学校。公元1419年, 明政府派人到越南颁布官方的“四书五经”及其他儒家经典。

公元1428年, 黎利称帝, 建立黎朝。黎利没有改变明朝的教育政策, 依然延续着儒家思想统治国家的政策, 制定礼乐, 创办学校, 开设科举, 祭祀孔子。儒学风气在越南越来越强劲。

到了黎朝后期, 政府更是将儒学推广的力度提升到了最大, 颁布了许多教化普通百姓的儒学读本和礼义条规。如公元1663年, 黎玄宗颁布《教民四十七条》, 内容都是劝导人们要忠孝、和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公元1720年, 黎裕宗颁行《教化十条》, 内容依然是礼义忠信、勤劳节俭。

黎朝后期尤为突出的是, 皇帝为了推行儒家思想, 采取了限制佛教、道教等各种宗教发展的措施。自此, 从越南独立初期的“崇佛抑儒”政策, 转变为了“崇儒抑佛”的政策。在这样的风气下, 越南也产生了许多儒学大家。如, 阮荐撰写了《平吴大诰》, 进士吴士连用汉文撰写了《大越史记全书》, 黎贵惇更是三元及第, 著有《四书略解》、《书经演义》、《群书考辨》等书。

公元1802年, 阮福映称帝, 定都顺化, 建立阮朝, 并接受清嘉庆帝赐予的“越南”国名。阮朝皇帝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力度可谓有增无减。除了在京城建立文庙之外, 阮朝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地兴建文庙, 并定期祭祀。此外, 还大量印刷发行儒家典籍, 经常颁布教化民众的儒家训条。公元1809年, 宋朝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传到了越南, 嘉隆帝下令大量印行, 供越南读书人学习。

公元1885年, 中法两国签订《越南条约》, 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越南儒学开始渐渐衰落。如今, 通过越南各地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庙, 仍然可以感受到当时儒家思想盛行时情况。

三、结语

早在公元前214, 越南就与中国有了政治上的联系。从此, 中国的孔子思想开始传入并影响越南。虽然今天的越南社会不像封建时代的越南, 但孔子思想对越南民族主流文化的塑造和越南人民的生活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 孔子思想还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摘要：越南因为在历史上很早就跟中国有联系, 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也比较早地传到了越南。可以说, 越南是中国国外, 最早接受中国思想的国家, 也是接受程度最深的国家。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情况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北属时期和独立时期。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播,越南

参考文献

[1]黎松.越鉴通考总论[M].胡志明:胡志明社会与人文大学, 2001.

[2]司马光.资治通鉴[M].河内:文化出版社, 1993.

[3]黎僖.大越史记全书[M].河内:河内出版社, 1999.

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 篇3

篇一：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 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

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篇二：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 《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 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

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篇三：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

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我们高尚的道德素养，增长我们的知识学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