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零服务承诺制度

四零服务承诺制度（通用6篇）

四零服务承诺制度 篇1

党员“四零”服务承诺制度

根据市委《全市党员干部作风整顿实施方案》和《全市各级机关“四零”承诺服务创建实施方案》文件的要求，按照《佳木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零”承诺服务创建实施方案》的具体安排，我单位现将为自主择业干部服务工作作出以下承诺。

一、做到服务受理零推诿。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等制度。

二、做到服务方式零距离。坚持经常保持与服务对象的密切联系，坚持电话、微信征求意见和建议，常发信息多方面联系的原则，做到时时撑握自主择业干部动态。

三、做到服务质量零差错。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办事，准确无误开展服务工作。加大工作人员岗前业务培训力度，业务骨干定期轮岗。定期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开展“常见问题交流会”，掌握对难点、热点、突发事项的处置规范，及时对存在的问题纠偏整改。

四、做到服务结果零投诉。建立投诉举报制度，畅通诉求通道无事当有事办，小事当大事办，所有投诉做到当场受理、当场解决。

四零服务承诺制度 篇2

结合之前“汛期气象服务会商”的成功经验, 在引入媒体策划服务新理念的基础上, 中心今年正式形成了《公共气象服务会商制度》, 并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机制开展。

制度规定每周周一举行服务会商例会, 遇到重大天气情况或者应急气象服务启动, 采取日报制。会商参与人员为各业务科室 (包括专业台、宣传中心、气信息中心、影视中心) 当日值班人员。此外, 中心另内设总编导、首席预报员、技术总监列席会议总把关。

2 公共气象服务会商的5个功能模块

2.1 热点分析

热点包括重大天气过程、社会热点、农事热点以及重要事件4大类。每次会商会都会对最近一段时间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最后形成一个服务重点, 中心对外服务都围绕这个重点统一口径, 打组合拳, 形成合力。此外, 中心今年还组织了气象防灾减灾、世界气象日、春运专题、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汛期暴雨服务、高考气象服务、中秋国庆气象服务等10多个服务专题, 并配套拟定了服务方案。自主策划外, 中心的记者与各大网络、报刊媒体记者保持密切联系, 在遵守气象部门信息发布制度的前提下, 最大可能与之合作, 借助公共媒体平台扩大气象信息覆盖面, 同时快速掌握舆论方向, 及时把握话语权, 引导公众及时获取正确信息, 趋利避害。

2.2 联动联防

服务不是闭门造车, 而是面对社会, 服务公众, 这需要我们不仅要了解百姓所需, 更要与社会互动, 与部门联动。为了更准确地使用预报信息, 提升气象服务的效益, 中心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服务会商会, 务求服务准确性。2012年中心与国土、水利、电力和农业部门的联合会商, 为水电部门联合调度, 大型水库蓄泄兼筹提供科学建议, 为后期用水高峰储备了宝贵的水资源。2012年全年统调水电电量达到260亿KW·h, 创历史新高。

2.3 舆情监督

会商会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舆情的监督, 对网络、报刊、影视各类媒体受众意见反馈、舆论氛围, 都可以通过会商进行交流, 确保汛期气象服务宣传导向正确, 统一口径, 快速反应、控制处理。

3 总结与评估

通过召开服务会商, 业务科室都会对上一周的服务情况进行小结, 突出亮点, 总结不足。积极开展气象开展服务效益调查工作, 将之作为公共气象服务反馈和服务总结的重要部分。开展了“气象灾害风险保险气象服务调研问卷调查”、“新媒体气象业务统计”、“气象服务效益评估”等。评估的问卷调查结束后, 通过会商, 各部门针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查找优势与不足, 并形成会议纪要为来年的公共气象服务工作决策和开展提供参考。

4 科普宣传

建立气象志愿者队伍是公共气象服务的重要议题之一, 也是气象科普宣传的重要手段, 通过会商制度, 把之前零散状态的气象科普串联起来, 而这个引线就是“气象志愿者”。热爱摄影的, 可以做一名天气拍客, 为气象部门提供精细化的原始数据;热爱数学物理的, 可以钻研数值预报和专家“叫板”;热心公益事业的, 可以成为一位传递者, 超前预警, 挽救宝贵的生命。中心将精心搜集来的气象服务案例做成课件到各个行业部门宣讲, 树立气象部门形象同时号召更多热爱气象的人加入到气象志愿者队伍中来。

5 创新服务方式为公共气象服务带来的显著成效

公共气象服务会商制度的建立明确了公共气象服务重点、服务要求, 进一步清晰岗位职责及公共气象服务各项业务流程, 强化了各项值班值守制度, 统一了对外服务口径, 提高了时效性、准确率, 进一步优化预警服务工作模式, 将气象服务与公众需求紧密挂钩, 全面提升了公共气象服务能力。2012年, 7月12~20日, 湖南省遭受连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 导致洪涝、江河库湖水位上涨, 城市内涝以及山洪地质灾害, 湖南省气象局全力做好应急气象服务, 为政府决策和灾区群众自救赢得了时间。省局启动应急后, 中心第一时间策划“2012年盛夏强降水气象服务专题”, 内容涵盖预警预报、气象服务、防汛动态、科普知识、灾情收集、服务反馈等各个方面, 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短信、微博等媒体和信息平台万箭齐发直击防汛抗灾前沿。12日晚到13日, 湖南卫视频道、湖南都市频道、湖南公共频道、中国气象频道节目全部发布了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对湘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做重点提示, 提醒相关单位科学安排调度, 确保水库运行安全。

6 结束语

正是有一套日臻成熟完善的公共气象服务流程和应急服务模式, 湖南省公共气象服务业务平台在全国公共气象服务业务平台观摩交流会上荣获公众气象服务组第1名, 公共气象服务产品共享数据库年初起投入业务运行, 得到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信息中心领导专家的高度好评, 通过省局组织的验收鉴定, 获得省局科技开发奖并推荐参评省政府科技进步奖。

参考文献

[1]矫梅燕在浙江检查指导公共气象服务工作[N].中国气象报, 2012-11-12.[1]矫梅燕在浙江检查指导公共气象服务工作[N].中国气象报, 2012-11-12.

四零服务承诺制度 篇3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决定了现阶段城乡司法建设难以坚持同一模式, 难以步调一致。针对农村地区落后的司法环境, 为了从整体上推进我国司法现代化的建设, 客观上需要创新符合“三农”实际的农村司法制度。所谓农村司法制度, 是与城市司法制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有关设置于农村地区的司法机关和其他司法机构或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权利义务、活动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1]。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 创新我国农村司法制度的必要性在于:

(一) 缓解农村司法资源紧张的需要

根据我国行政区划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每一个县 (自治县、旗) 都应设立一个主要面向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 (不妨称之为农村地区基层法院) ,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不像城市的基层法院, 它不仅司法辖区面积大、人口分布零散, 而且交通不太方便,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 这种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 从我国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上看,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人权、财权隶属于县级政府, 由于我国多数县级财力相对单薄, 这就影响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软件和硬件建设, 司法资源的供求矛盾也就显现出来。其中,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很难吸引和稳定优秀法律人才, 也很难有足够的物质资源保障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我国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症结所在。所以, 针对农村司法资源紧张的现状, 有必要通过增设一些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以及创新农村司法制度等, 缓解农村地区司法资源紧张的状况。

(二) 践行司法为民等司法方针、政策的需要

我国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强调和要求司法必须为人民服务。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 司法工作必须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 人民利益至上, 宪法法律至上”的司法方针。与此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也反复强调“人民法院为人民”, “人民法官为人民”等司法政策。为了更有效地将党和国家的司法方针和政策落到实处, 有必要立足农村司法环境, 本着司法资源向基层倾斜, 向公众均衡分配的总体要求, 按照为民、利民、惠民、便民等原则, 创新体现“三农”特色的农村司法制度, 为农民提供既便捷又优质的“司法产品”。

(三) 促进农村司法现代化的需要

实现法治现代化是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组成部分, 而司法现代化是法治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受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化影响, 农村地区的法治或司法环境明显劣势于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的法治或司法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换言之, 我国法治或司法现代化建设在农村和城市难以做到步调一致, 整齐划一。为此, 有必要在农村法治或司法现代化的建设中, 立足“三农”, 在坚持我国法治和司法统一性原则的基础上, 通过司法制度的创新, 快马加鞭地助推农村法治或司法现代化, 从整体上促进国家法治或司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二、服务“三农”司法制度的创新进路

(一) 建立农村巡回法庭

虽然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在一些乡镇已设立人民法庭, 但这些乡镇基本上都是经济较发达、交通也较为便捷的地区。司法为民的阳光并没有普照到一些偏远及经济落后的乡镇, 那里的村民仍然难以获得便捷的司法服务。一旦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地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消解, “民转刑”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久而久之, 法律或司法救济就容易被边缘化或异化, 这也正是一些农村地区法治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 在为法治落后的农村地区开发其他法治资源的同时, 建立农村巡回法庭是弥补农村地区司法资源不足的重要举措。

具体构想是:比照公安机关巡警组织的设置和运行, 在农村地区基层法院设立农村巡回法庭, 面向农村偏远地区、治安形势突出地区、社会纠纷多发、易发地区, 提供“送上门”的司法服务。农村巡回法庭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能够使司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需求, 使民众更好地接近正义[2]。巡回法庭的法官尽可能挑选一些办案经验较为丰富、司法能力较强的法官, 因为在巡回审判模式下, 法官深入基层乡村, 直面基层群众和发生纠纷的具体环境, 常常需要面对复杂的局面或突发性事件, 这就对办案法官的业务素质、工作能力及综合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3]。考虑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的有限性, 巡回法庭审理案件时尽可能采取人民陪审员的审判组织形式。针对农村人力司法资源紧张的实际, 人民陪审员可实行专职和兼职两种形式。专职人民陪审员可以从应届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大学生中选任。兼职人民陪审员可以从村民代表、县乡两级地方人大代表以及当地有良好社会影响和威望的村民中遴选。农村巡回法庭的组成、下乡开展活动等, 可以由法院立案庭根据案件性质、当事人情况、路途远近等作出初步的判断, 并由院长或分管院长作出最后决定。

(二) 建立农业仲裁庭

随着法治和市场经济在农村地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村民的法制意识也越来越强, 运用法律解决彼此的经济纠纷在一些农村地区也越来越受到青睐。鉴于农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单一的依靠诉讼手段解决纠纷并非能够满足公众的司法诉求, 为此, 可以考虑开发替代性的准司法资源。由于仲裁具有专业性、快捷性、终局性等优点, 可以考虑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先试点建立农业仲裁机构, 专门受理和裁决涉农经济合同纠纷。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司法负担, 也有利于有限的司法资源倾斜到更需要发挥作用的偏远地区。农业仲裁机构可以设在乡镇司法所, 这样可以避免过多设置司法或者准司法机构带来的机构重叠、职能交错的弊端, 而且也能够充分利用司法所现有资源。事实上, 在乡镇司法所设立农业仲裁庭也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经过司法部近些年开展的乡镇司法所组织建设, 基层司法行政组织建设已趋于成熟, 但一直以来司法所所承担的普法宣传、民事调解等职能因缺乏法律强制力, 使得司法所在一些地区形同虚设, 法治资源有闲置浪费之嫌。而一旦赋予司法所仲裁职能后, 按照《仲裁法》的规定, 它便依法具有了强制性的准司法的权力, 从而能够真正发挥农村法治服务功能[4]。

(三) 建立乡镇民事纠纷调解中心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对于民间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加以消解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就提出了“大调解”的司法政策。在农村地区, 民众自古以来就有依靠各种形式的调解化解矛盾的传统, 非法治的文化和资源较为丰富。现实中, 很多村民解决纠纷往往以管用实际为导向, 并不在意“法”与“非法”的秩序鉴别, 他们更习惯于游走于体制之内与体制之外这两种循环之间, 并不断徘徊相互映照, 以形成两条腿走路的争诉模式[5]。在传统调解文化底蕴深厚和现实和谐社会客观需求的双重背景下, 设立乡镇民事纠纷调解中心自然呼之欲出。

为有效地整合农村地区各种法治资源, 同时也为了有效协调解各种法律关系, 乡镇民事纠纷调解中心的成员单位应包括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单位, 同时还包括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村民代表等, 具体办事机构设在乡镇政府。理由是:首先, 乡镇政府能够在行政区域内协调好法庭、派出所、司法所、仲裁庭等司法或准司法机构、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其次, 我国从建国之初就在乡镇行政人员编制中设立了司法助理员一职, 乡镇政府已积累了处理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经验。为提高调解效果, 乡镇民事纠纷调解中心应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 对所主持调解的案件应当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及时、主动地进行司法确认, 尽可能地减少诉讼程序的启动, 减轻基层法院的司法负担[4]。

(四) 科学开发农村司法人力资源

农村司法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精通法律、熟悉业务、品行良好、热衷“三农”的司法或法律人才, 但是受农村较为艰困的工作环境影响,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队伍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而且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低于城市的基层法院。因此, 加快农村司法现代化建设, 除了需要进行司法组织体系创新外, 还应当创新农村地区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1. 建立初任法官在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任职的制度。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1999年、2004年和2009年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均提出建立法官逐级遴选的改革构想, 然而这一司法改革设想并没有得到强制性的践行。为此, 在立法机关将来修改《法官法》时, 有必要将初任法官只能从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农村地区任职写入立法, 并且根据目前城乡司法人力资源的分布不均衡的现状, 优先将初任法官配置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及其所属的乡镇法庭。为鼓励更多的优秀法律人才扎根农村, 可以借鉴选调优秀应届大学生担任村官的做法, 鼓励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地区的基层法院或乡镇法庭任职, 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人才奖励等。

2. 改革法官培训体制, 着力提升基层法官司法能力。

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官培训等级化较为明显, 农村地区的一线法官难以获得高质量的业务技能培训。为此, 应当从培训管理体制改革入手, 整合培训资源, 完善培训机制, 以提升农村地区基层司法人员的培训档次和质量。具体而言:第一, 整合由地方法院主管的省级和地 (市) 级法官培训机构, 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国家法官学院分院, 撤销原来的省级和地 (市) 级培训机构。第二, 在培训对象上, 规定国家法官学院分院承担除地方各级法院院长以外的其他所有司法人员的培训任务。通过这样的体制改革,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法官的培训档次也就提高了, 培训效果自然会有所提高。第三, 在培训机构的管理体制上, 实行垂直管理, 即国家法官学院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院归属最高人民法院管理, 并由国家法官学院具体承担地方各分院的培训业务管理。

3. 充实农村司法或法律服务人才。

在农村司法体系充实完善后, 基层司法人员的数量需求必然会有所增加。短期内遴选优秀法官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任职并不现实, 为此, 可以考虑每年从高等政法院校 (或法学院) 选派适量的法学专业优秀毕业生充实到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或其他法律服务机构, 担任法官助理、警察助理、专职人民调解员和村委会法律顾问等, 这些准司法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对于表现优秀的人员, 在今后的考研、考公务员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或照顾, 并对其在大学期间助学贷款给予减免。同时, 还可以规定这些准司法工作者在基层服务连续达一定年限的, 可以报省级主管部门批准, 转为正式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司法行政干部等[4]。

(五) 建立农村地区诉讼费用减免制度

在农村地区, 一些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发生纠纷时, 难以或者不愿意通过正当法律途径特别是司法救济路径来维权, 其重要原因除了难以及时、有效、便捷地获得司法救济外, 这与一些农民打不起官司有着直接的关系。为此, 应当通过国家诉讼费用收费制度的改革完善, 建立农村地区的诉讼费用减免制度, 司法所需费用统一纳入国家财政支付。其具体内容可以设计为:第一, 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受理的涉农民事和行政案件, 根据案件性质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可以收取低于国家规定标准50%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诉讼费用。第二, 如果通过降低一半的收费标准, 农民当事人仍然难以支付诉讼费用的, 可以持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困难证明, 请求法院免收诉讼费。

(六) 建立农村地区公益性法律援助制度

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维护合法权益, 不仅需要维权者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 也需要其具有的一定诉讼技能。事实上, 对于绝大多数当事人来说, 在诉讼中很难具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正因为如此,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建立了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 根据当事人的自愿或请求, 为其提供有偿和无偿法律服务。但是, 对于法律知识、诉讼能力、诉讼成本等普遍性较低的农村地区当事人来说, 司法制度在农村地区的有效实施特别需要法律援助度相配套。为此, 应当建立农村地区的公益性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在乡镇司法所, 通过配备专门法律服务者, 并设立法律援助专线电话, 为困难当事人提供快捷、无偿法律服务。具体而言, 如果农村地区当事人确因经济等原因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 可以持相关证明, 由乡镇公益性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提供包括代理诉讼、法律咨询等无偿法律服务。

三、结语

创新服务“三农”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农村法治建设的内在所需。鉴于我国农村司法环境的不利因素, 只有通过体现“三农”特点的司法制度创新, 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催化农村司法建设, 助推处于滞后状态的农村法治建设, 从而保证国家法治或司法现代化整体上得以实现。当然, 司法制度的创新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 它还涉及到司法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所以, 农村司法制度的创新和发展也需要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 例如,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实行农村基层法院审判管理体制的垂直化, 以避免地方司法保护或司法干预等;提高基层法院法官的物质待遇, 稳定基层司法队伍;加强国家对农村地区司法资源供给等。

参考文献

[1]谭世贵.我国农村司法制度的初步研究[J].法学杂志, 2009 (10) :17-23.

[2]左卫民.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J].现代法学, 2008 (6) :52-56.

[3]王宗冉.当前我国基层法院巡回审判存在的几个问题[J].法律适用, 2010 (8) :84.

[4][6][7]谭世贵.实现我国农村司法现代化的路径探索[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3) :52-58.

四零服务承诺制度 篇4

新农合 (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是由政府组织、引导, 支持农民自愿参加, 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筹资,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作为制度的末端执行者, 基层服务主体的界定应该为县级管理和经办人员, 乡镇政府、村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以及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护理人员。相应的, 该制度的服务对象是参保农民。

细化分析基层服务主体, 地方政府与基层医疗供方 (即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与乡镇定点医疗机构) 又属于甲乙双方的服务委托关系, 前者负责制定宣传新农合制度的基本政策、统筹补偿方案、基本用药 (诊疗) 目录的调整、诊疗行为的规范和监管等, 后者则负责向参保农民提供具体的医疗保障服务。所以对新农合制度基层服务能力和服务行为的关注, 包括上述两个主体。

新农合制度贯彻落实的效果如何, 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基层的地方政府与医疗供方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行为好坏决定的, 这对于树立农民对制度的信心、扩大制度覆盖面、推动我国的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事业向前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服务能力与服务行为评价

所谓社会评价, 是指一个事件发生后, 特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发生后, 大家议论一番、评价一番的社会现象, 社会评价会对该事件行与不行、好与坏, 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它会影响该事件是否能够成立, 如果能够成立, 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或困难等, 作出基本判断并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从契约论的角度来看, 新农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实际上在国家、农民、医疗供方之间形成一种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既然新农合是一种契约式的服务关系, 作为新农合制度的基层执行主体之一的地方政府制定实施方案、建立管理机构、明确主管和相关职能部门职责等方面就不能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否则就是一种“权力本位”, 而非“权利本位”。

考察另一服务主体, 基层医疗供方大多为乡 (镇) 卫生院, 实际情况表明它们很难满足农民患大病时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就全国而言, 乡 (镇) 卫生院基础设施落后, 技术人员少, 服务能力不强。在人才素质方面, 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 乡 (镇) 卫生院本科毕业生只占1.6%, 而且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西部地区的中坚力量是中专毕业生, 甚至是初中生或高中生。有学者从2006年安徽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对所有申报2007年新农合试点的32个县 (市、区) 的乡 (镇) 卫生院服务能力情况进行了一次针对138个卫生院的抽样调查, 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三缺:缺人才、缺设备、缺业务用房。

从农民对乡 (镇) 卫生院的主观感受来看, 农民的满意程度较低。原因之一是制度供给结构过于复杂, 与农民的制度需求不相适应。许多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调查结果都显示, 真正了解新农合政策的农民只占少数, 这一方面是由于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方法和手段不当造成的。

此外, 农村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条件、人员素质和医疗服务行为是影响其社会评价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三、改善基层服务能力和服务行为的途径

首先地方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农村卫生资源, 加快农村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重点加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建设, 逐步配套必要的医疗卫生设备, 同时还要严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严格医药费用控制管理。让农民群众不但有医疗保障制度可以看得起病, 而且还要通过改善基层卫生机构的就医条件、规范服务行为, 确保农民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二是增加农村卫生投入, 加大对农村卫生支持和扶贫力度, 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 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加强基层管理人员的培训是十分必要的。2009年卫办农卫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能力建设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重点针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工作人员开展培训, 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的管理能力, 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经办队伍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服务能力, 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四零服务承诺制度 篇5

根据Samuelson的定义, [1]只要是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即是公共物品, 然而随着外部因素的变化,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界限变得模糊, 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公共部门的低效率, 促使人们开始寻找市场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

Tollock[2]以药品开发研究为例说明私人供给某些公共物品的有效性, 相比政府财政的生产, 私人企业生产该物品可通过专利保护等将外部性很好地内部化, 从而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生产出更多的公共物品。实验经济学也从实证角度试图证明私人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可能性。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 有效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长期存在, 能否设计出一套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私人供给机制, 作为政府供给的有效补充, 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一、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及现状

1.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特征及分类

资料来源:林万龙:《农村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年。

按是否严格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布坎南对Samuelson的两分法进行了扩展, 他认为如果一个物品的总量等于每个消费者个人消费的量, 此即纯私人物品;如果一个物品的消费总量等于个人消费量的加总, 那它就是纯公共物品。按照可分与否的相对程度, 公共物品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指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 [1]私人物品则相反。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一种准公共物品, 准公共物品又可细分为资源类的准公共物品和“俱乐部”产品, 具体见表1。

农村公共物品, 即地处农村或者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蒋佳林认为, [3]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有三点。一是农村公共产品以准公共产品类的比例较大, 纯公共产品类的比例较小。在准公共产品类中又以资源类产品所占的比重较大, 俱乐部产品所占的比重较小。二是农村公共产品由于受地域的影响, 对集团外具有某种排他性。三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种类很少, 效用较低, 尤其是缺乏政府供给的纯公共产品和社会供给的俱乐部产品, 不能很好地满足日益扩大的农村私人产品的生产需求。

吴士健、薛兴利、左臣明认为, [4]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二是农村准公共产品应该按照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由政府和农民私人混合提供;三是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 可以考虑将农民组织起来, 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

根据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课题组的《农村公共卫生筹资政策研究报告》, 共有24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被筛选和分类 (如表2) , 其中有8项纯公共服务和16项准公共服务。

资料来源: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课题组:《农村公共卫生筹资政策研究报告》,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1年第8期。

按照表2的分类, 部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准公共物品, 尽管受益难以完全排他, 但这类物品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因而消费者针对这部分收益付费是可行的。如果实行部分收费, 政府对该类物品的供给所产生的外部效益给予服务或者补贴, 那么在理论上就存在着私人供给的可能性。

2.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现状

(1) 农村公共卫生供给主体。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有三个载体:卫生防疫站 (包括卫生监督所和疾控中心) 、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 (包括村卫生室) 。卫生防疫站提供纯公共卫生服务, 是全额预算管理单位;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 (包括村卫生室) 是差额预算管理单位, 提供部分纯公共卫生服务和准公共卫生服务。

根据浙江省卫生经济学会课题组的报告 (2004) , 被调研地区的卫生防疫站、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院基本能达到收支平衡, 但财政拨款占其收入份额普遍不足20%, 妇幼保健院仅为8.56%。政府财政拨款连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都无法保证, 为求盈利, 纯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被严重削弱, 有偿服务项目占据了主导。乡级防保机构本应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最关键环节, 却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从属于乡镇卫生院的尴尬的定位使其普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处在农村卫生服务一线的村卫生室多数由个人承包或个体经营, 趋利的本质也使其不情愿地承担起政府指派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 造成其服务质量不高。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在县乡村三级农村公共卫生网络中, 真正县乡直管的不多, 多数实行管理双轨制:业务由上级指导, 但无人权和财权, 不负责经费和工资;人事和经费由本级行政管理。管理职能和经费供给的错位是造成上述窘境的主要原因。

下文将详细分析目前农村公共卫生品的政府供给现状, 从实证角度考察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私人供给的可能性及意义。

(2) 政府卫生支出总量。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中, 用于衡量一国政府卫生财政支出总量的主要指标是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表3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我国的政府卫生总支出有了较大的提高, 从1978年的35.4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297.10亿元, 扣除价格因素, 年增长率在24.55%左右, 但政府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呈波动趋势。1978年其比重为0.97%, 于1981年达到最高值1.22%, 随后迅速下降, 至1995年时只有0.64%, 其后又有较稳定的回升, 到2007年升至0.92%, 但仍小于改革开放初年的0.97%。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也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1990年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07%, 至2002年时降至最低值4.12%, “非典”后政府加大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 卫生支出所占比例又呈逐步回升趋势。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年。注:①本表系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 2006年起包括城乡医疗救助经费。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编的《2007年世界卫生统计年鉴》整理获得。

与表4相比, 我国的政府卫生支出无论是占GDP的比重, 还是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都有一定的差距。

(3) 政府卫生支出结构。

政府卫生支出不仅总量不足, 而且在结构上也存在城乡不平等的问题。虽然城乡人均政府卫生支出都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但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现今中国的农村人口仍占56%左右 (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 , 但2007年, 政府投入城市的卫生费用为8754.53亿元, 投往农村的仅为2534.95亿元;城乡卫生经费的失衡导致了城乡人均卫生比例逐渐扩大, 至2007年, 该比例已扩至4.25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资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是用于评价卫生资源公平性的一个常用指标。分析表6可得出如此结论:城市明显优于地方 (县) ;乡镇居民所享有的卫生资源水平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城市相比差距更大;东部地区的卫生资源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二、农村公共卫生私人供给的理论分析

1.私人供给的可行性

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包括市场供给和志愿事业组织供给两种形式, 下文将逐一分析其相关特征。

(1) 市场供给的可行性分析。

只要公共物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就存在着市场自愿供给的动力。福利经济学家通常把政府制度作为一种外生变量, 忽略了交易成本的问题, 而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与市场制度一样应是内生变量。同时, 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中的个体, 其本身也应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 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寻租”行为。因此,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一个成本不菲的政治过程, “政府失灵”使政府失去了公共物品唯一提供者的合法依据。

如文前所述, 除去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物品外, 还存在着大量的准公共物品和俱乐部产品, 这些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私人物品的性质, 为其他主体通过市场机制供给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又由于部分成员对于公共物品需求具有超额性, 他们无法通过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满足, 进而诉诸市场交易, 通过“直接付费”的方式满足其超额公共需求。

在农村, 纯公共产品主要存在的形式为:江河治理、农村基础科学研究、农村环境保护等;农村的准公共产品涵盖了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卫生、农村义务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村水利灌溉系统、农村道路电网建设等。纯公共产品很少, 绝大多数公共产品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同时, 随着收入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 农民宁愿舍弃公共部门提供的低质量产品和服务, 转而花钱购买相关产品和服务, 这也为私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创造了需求基础。

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提供了可能。一是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 已经有相当一批有实力的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体具备公共物品提供的能力, 他们掌控的资金也在努力寻求稳妥的投资渠道;二是私人资本的扩大、更先进融资方式的出现, 使得某些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减弱, 这也为私人提供创造了条件。[5]

(2) 志愿事业组织供给的可行性分析。

上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 该理论认为, 自治型的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志愿事业组织成为继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个公共物品供给主体, 又被称为非营利的第三部门。

志愿事业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动力, 来自于志愿事业组织成员中的“公益人”行为倾向。志愿事业组织特有的文化塑造形成的“文化人”, 使得其成员为“有限理性人”, 具体表现为其成员在追求个人利益基础上自愿地为公益服务。组织成员加入志愿事业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自愿、自主和自发地追求公共利益, 他们的行为具有主观上的“利他”倾向。[6]

志愿事业组织的志愿事业作为一种中介角色, 能够有效地将捐赠行为转化为受赠者的所需求的劳务或产品。同时, 志愿事业组织普遍具有的利润不分配、自主治理和自愿参加的特征使其成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理想替代主体。

在我国农村, 大量的志愿事业组织很早就开始了它们的公益工作, 为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增进其福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私人供给的理论实现形式

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一般有几种形式。一是完全的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投资、生产和维护由私人单独完成, 私人通过向农民收费的方式收回成本进而创造利润。二是私人与政府的联合供给。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 私人和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此类形式是指农村公共产品可由私人部分提供, 也可由政府部分提供, 也可由政府对私人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补贴。其主要形式是股份制, 或由政府、集体、农户三方共同入股筹措资金, 或由集体和农户两方入股, 两种形式下都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负责。联合供给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是产权激励机制, 通过拍卖、租赁和承包的方式, 由农户、社团供给公共产品。通过明晰产权关系, 最大程度杜绝“搭便车”行为。

志愿事业组织提供公共物品也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由其自身性质决定的志愿机制;另一种是达成政府与企业组织的委托—代理机制以实现公共物品供给。通过志愿机制供给的公共物品通常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以社区内居民的需求为目标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同时, 社区内外的公益机构可以互通有无, 以提供其无法自愿自主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较高, 则政府可以与非政府组织达成委托—代理机制, 将某些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委托给非政府组织来完成。

三、农村公共卫生私人供给的制度设计

由于公共卫生品的特殊属性, 其投资、生产和维护完全由私人提供并向农民收取费用是不可行的。一方面, 私人经济体由于资金和可用资源的限制, 无法达到供给的规模经济水平, 进而会导致供给低效率;另一方面, 如果完全靠向农民收费抵补成本会违背公共产品的本质, 所以完全私人供给不适合农村公共卫生的提供。

志愿服务的公益性质使其成为政府供给公共卫生服务的良好补充, 但由于我国志愿事业组织起步较晚, 实力相比国外成熟运作的非政府组织薄弱, 所掌控资源也十分有限。虽然每年都有很多志愿团体深入农村开展免费医疗、健康知识普及等活动, 但其不能作为常设机构以替代政府的相关职能。

目前村级诊所包括的主体为:村卫生室、个人诊所、联办诊所以及卫生院的设点机构等。根据林万龙等人的调研, [7]村级诊所绝大多数 (占被调研诊所的87.2%) 为私人性质。村级诊所在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其所获的财政支持却非常有限。这也意味着村级诊所承担的公共卫生工作多数是低回报或者无回报的。中国的人情社会使其勉强承担着部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

不妨作这样的设计:村级诊所全部私有化, 现有的非私诊所可经私人承包或买断。同时, 须与政府签订协议, 由其履行部分公共卫生职能, 政府以合理的数额给予补贴和补助。

对于纯公共卫生服务 (表2所列的8项服务) , 可在软硬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村级诊所进行, 如急性传染病疫情监测及管理、环境卫生监测、工作场所劳动卫生监督监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健康教育和消毒、杀虫、灭鼠等。对于此类服务, 政府可在有效督导下按服务量或服务人群数给予相应补贴。

对于准公共卫生项目, 如四苗六病计划免疫接种、妇女孕产期保健、乙肝疫苗的免疫接种、儿童系统保健、碘缺乏病监测及干预、高氟病预防及宣传等, 可由部分政府补贴和部分村民交费的模式下由村级诊所提供, 但前提是加强硬件建设, 尤其是冷链设备的建设和维护。

村级诊所提供上述服务的同时, 应建立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模式:县一级卫生机构对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承担全面责任, 实行乡镇卫生院人员、业务、经费收归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垂直管理, 构建新的“县 (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8]县级财政也要根据确定的公共卫生项目, 计算出业务经费和人员经费, 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村级防保人员 (村级诊所所有人) 工资可不计, 但须按工作项目和服务人群数计算出经费数额, 纳入常规预算。

参考文献

[1]Samuelson, Paul 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es and Statistics, 1954, (36) .

[2]Tollock, Gordon.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roughPrivatization[J].Kyklos, 1996, (02) .

[3]蒋佳林.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4, (02) .

[4]吴士健, 薛兴利, 左臣明.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农业经济问题, 2002, (07) .

[5]古明加.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J].学术论坛, 2007, (01) .

[6]席恒.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研究[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7]林万龙等.农村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影响因素及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四零服务承诺制度 篇6

一、我国社会服务令制度的适用现状

社会服务令是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较为通行的惩治轻微犯罪的一种刑罚,为替代监禁的一项判刑选择。虽然,现代社会服务令制度源起英国,但随着非刑化和轻刑化成为当代世界刑罚改革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这一制度设立为重要的刑种或是处罚措施。

基于历史和法域的原因,我国香港地区继承了英国法的传统,社会服务令制度也当然的深受英国的影响。早在1981年,香港地区就开始研究社会服务令制度。1984年,香港正式通过《社会服务令条例》。经过近10年的实务论证后,于1992年在全港全面推行社会服务令制度。我国大陆地区于2001年开始社会服务令试点工作。2001年5月,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社会服务令制度的规定。同年6月,该检察院签发了大陆首个“社会服务令”。2002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的暂行规定》,这是法院系统第一次展开“社会服务令”试点工作。2003年9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对两名青少年颁布社会服务令。经过3年多的试点工作之后,社会服务令试点地区规模进一步扩大。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在社会服务令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出现了不规范、不统一的现象,2005年初,最高人民法院下文要求在现行法律未修改的情况下,暂停社会服务令的签发工作。时至2010年8月和2012年1月,深圳相继施行《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与《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在这两部特区法规中都有社会服务令的相关规定,深圳市也因此成为内地首个实施“社会服务”的城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以及我国以往的尝试有所不同,深圳市创新的将社会服务令制度的主导权赋予了公安机关,其在性质上不是一种刑罚,而是属于行政处罚。

二、后劳教时代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可行性

社会服务令制度作为行刑社会化、轻刑化趋势的产物,其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避免监禁刑交叉感染弊端以及使罪犯不受歧视而更好的融入社会,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再次发生等优越性也日益凸显。我国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是具有可行性的。

(一)社会服务令制度与劳动教养制度的共同性

虽然,社会服务令制度与劳动教养制度存在多方面差异,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为社会服务令制度填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而带来的社会管理空白提供了可能。首先,适用两者的目的具有共同性。无论是劳动教养制度,还是社会服务令制度,两者都希望通过一定的惩罚措施,对违法犯罪行为人产生心理上的威慑作用,使其在劳动中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悔悟过错,遵纪守法,不再危害社会。其次,适用的方式具有共同性。两者都适用参加劳动的方式惩罚和教育违法犯罪行为人,使其悔过自新,重回社会。再次,两者的适用对象有重合性,这表现在:第一,劳动教养制度适用的最低年龄为十六周岁,这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服务令制度相关规定是一致的,即两者都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第二,劳动教养制度主要适用于尚不够刑事处罚,而适用治安管理处罚又不足以达到惩罚目的的轻微犯罪行为人,社会服务令制度主要适用对象也是触犯轻罪的罪犯。

(二)对社区矫正的重视为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提供契机

现代刑罚理论以行刑社会化为主导思想,而社区矫正制度正是现代刑罚制度的重大变革成果之一。与传统监禁刑罚相对,社区矫正强调通过非监禁刑,将罪犯置于社区内,利用社区资源对其进行教育改造。西方国家首推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模式。在国外,各时期的不同学者分别从深化的复归理论、犯罪标签理论等不同角度给予社区矫正实践以理论支撑。由于长期受“重刑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社区矫正”这一名称我国过去并未使用,但在刑罚制度中,诸如管制、缓刑、假释等均包含了社区矫正的相关内容。200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谨慎地迈出了全国社区矫正试点的第一步。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2012年3月1日,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生效。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也反映了社区矫正制度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为引入作为社区矫正制度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社会服务令提供了重要契机。

三、构建本土化社会服务令制度的建议

目前,我国学界对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其性质却产生了争议。有些学者主张将社会服务令设置为惩罚轻微犯罪的刑罚措施,而有些学者则主张将社会服务令增设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笔者认为,虽然在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社会服务令制度的适用收效颇丰,但不可照搬全抄。由于我国犯罪立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规定模式,因此,与域外采用轻罪、重罪的法定分类不同,我国刑法并没有“轻罪”的内容。域外“轻罪”处罚的行为,在我国主要是由劳动教养和治安管理进行处罚。鉴于此,笔者赞同在治安管理处罚领域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更为适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该制度的本土化构建:

(一)修改和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

相较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对社会服务令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与之相关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实践领域又极其有限,因此,对社会服务令制度的立法必然不会一蹴而就。当前,应当通过修改和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法》来从立法上明文规定社会服务令制度,使其有法可依。具体而言,增设社会服务令为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系统规定社会服务令的执行主体、适用对象、被执行处罚人的权利与义务、适用的程序、服务工作的场所和内容、服务工作的时间、不履行或未按时履行社会服务令的惩治措施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等。

(二)明确执行主体

将社会服务令制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其在性质上当属一项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在我国,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治安管理处罚权,因此,与刑亊司法领域中由法院主导的社区矫正制度不同,公安机关是社会服务令制度在治安管理领域的当然执行主体。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执行主体有着其自身极大的优越性,一方面,其长期担负自由刑的监外执行、缓刑考察、强制治疗等工作职责,积累了宝贵的相关经验,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活动支系相较于司法机关更为发达,与基层社会组织的联系也更为密切,有着坚实的群众工作基础,它可以将社会服务令的执行与当前社区警务建设相结合,承担起感化、教育和改造轻微犯罪行为人的重任。

(三)确定适用对象

由于劳动教养制度与社会服务令制度在适用对象上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社会服务令制度的适用对象不宜全盘吸收劳动教养制度的适用对象。社会服务令制度应以如下人员作为主要适用对象:

1、未成年人。

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尚不构成刑事处罚且非初犯的未成年人可以适用劳动教养,但应当从严控制。那么,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对这部分未成年人该如何管理和矫正呢?笔者认为,基于未成年人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及抗挫折能力较差的身心特征,在对其处以其他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已经不能从根本上矫正他们违法犯罪心理的情形下,将他们置于适合的社会劳动场所,进行公益劳动,则有利于对其进行主流文化的引导,从而消除其再犯的可能。

2、部分原本适用劳动教养制度的成年违法行为人。

社会服务令制度并非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全替代品,其所适用的对象也不是劳动教养制度适用对象的整体移植,而是需要结合违法行为类型和情节、行为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现实客观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后决定。例如,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后又卖淫、嫖娼的人员以及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过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因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没有相应的法律措施对其进行规制,而这些类型的人员本身人身危险性并不大,因此,可以对其适用社会服务令。此外,在实践中,如果违法行为人家中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小孩,在进行综合评估后,认为适用社会服务令不致危害社会的,也可以对其适用社会服务令,责令其从事无偿劳动,这样既达到了教育矫治的目的,又彰显了处罚措施的人性化。

在确定适用对象时,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服务令的适用应当是在征得违法行为人本人同意后方才实施,否则教育感化的目的难以实现。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服务令适用对象和行政拘留适用对象在执行中的协调问题。首先,适用劳动教养的案件重于适用行政拘留的治安案件。因此,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如果一个比治安案件稍严重的案件其行为人只需要判社会服务令,而治安案件行为人则要被行政拘留,限制其人身自由,这是不合理的。为此,可以考虑在保持《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用社会服务时间折抵行政拘留的办法解决,即行政拘留的适用对象可以申请参加有关部门安排的社会服务,提供社会服务16小时折抵行政拘留一天。其次,对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依法应当给予并执行行政拘留的未成年人,理应变更为对其适用社会服务令。

(四)规定适用的工作时间

对于社会服务令的工作时间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在此,可以借鉴域外社会服务令制度的相关做法,即适用对象须在一年内,用业余时间完成40小时到240小时不等的社会劳动。适用时间的长短依据适用对象的行为危害程度而确定。

(五)规范适用的场所及工作内容

社会服务令的服务场所及工作内容由社会服务令执行小组组长根据违法行为情况、住所及家庭环境来决定。具体而言,其服务场所及工作内容包括:1、社会福利设施援助,如养老院、孤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帮助、照顾儿童、老人、残疾人、孤儿;2、公共设施援助,如为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设施提供维护、清洁、修缮工作;3、农场乡村援助,如帮助收获水果、水稻等。

(六)违反社会服务令承担的法律后果

在履行社会服务令期间,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参加劳动的,经查证属实,给予一次警告。如果行为人再次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劳动的,撤销社会服务令,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如果由他人代替完成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社会服务时间重新计算。

参考文献

[1]戴群策.关于我国刑法设置社会服务刑的立法构想[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2]胡人斌.社会服务令的本土化之路——兼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完善[J].公安学刊,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