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精选8篇）
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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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初探
熊晓峰
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生效。《救助办法》的制定是一个进步，使一些确因生活困难而流浪的乞讨人员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因种种原因，在执行中却遭遇了一系列难题。一些大中城市繁华路段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大增，与现代化大城市发展不相适应，影响城市形象，影响市容，又严重危害城市社会治安秩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了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有必要对城市日益增多的乞丐进行管理和控制。问题是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究竟该怎么进行管理?对于拒绝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管理中缺乏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如何对流浪乞讨者进行管理，这已成为全国各城市的一大难题，亟待从政策上、法律上和管理上加以解决。
我们看到，从去年12月份开始，全国很多地方相继设了“禁讨区”，合肥市等地还通过报纸发表《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劝导市民不要直接向乞讨者施舍。在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限制乞讨的规定措施后，对于乞讨是否一种权利、限制乞讨是否侵犯人权议论纷纷，对于流浪、乞讨是否属于人权，是否只有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才属于人权，宪法未规定的不属于人权等等展开了讨论，这些问题已超越了单纯的法律层面，不是本文所能探讨的。但对于流浪、乞讨是否属于一种权利，实质上已不是一个问题。国务院颁布的《救助办法》明确了对于此类人员是自愿救助，虽没有在文字上明确地指出来，但其所隐含的意义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流浪、乞讨不是犯罪、流浪乞讨行为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既然法律法规不禁止，实际上就是默认了此类行为的存在的合法性。
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实现小政府、大社会，通俗地说就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所谓该不该由政府管，也就是脱离了政府的监管是否还能自行正常运转。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认识到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不宜过多地介入，而实际中对于社会事务总还认为离了自己不行，热衷于设立各种各样的机构、办公室加强管理，实践证明，机构的增加、人员的膨胀并不带来所预期的理想效果，甚
至起了反作用，就拿收容遣送办法来说，本来是针对盲流的，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异变，甚至成了创收的工具与手段，直至产生了孙志刚事件。我们返过头来再说，即便以收容遣送办法这样简便的程序、严厉的手段都没有杜绝流浪、乞讨现象，反倒愈演愈烈，现在我们又怎么能期望在所划定的区域内能杜绝流浪、乞讨行为呢?从广州等地的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这些人或者跟你打游击，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你总不能每天24小时都蹲在这里吧，或者干脆就不理踩你，你又能奈我何，反正你又还能强制把我拖走，也难怪会有人提议要恢复强制手段了。现在的职业乞讨人员，肯定不是“生活无着”的，他们当然不会“自愿地”接受“救助管理”，因为这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而需要救助的，要不就是并不承认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要不就是救助管理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反而使他们受到束缚。还有一部分人，譬如走失的精神病人、痴呆老人，以及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都是没有行为能力或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他们又怎能“自愿地”接受救助呢?所以，呼吁市民不要施舍是不解决问题的。同样，这些地方出台的限乞规定可能会同禁放鞭炮的规定一样最终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对于这个人群的救助是当务之急，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就是这样一个转变的开始。它是一个更加有人文关怀的制度。它意味着对于流浪乞讨、无业人员不再以清理为目标，而是以救助为原则。对于目前出现的问题，也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城市管理必须以人性化管理、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时候，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城市管理与被管理者始终是一对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首要的是要依法进行管理，重要的是要体现人文关怀、文明形象。国家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由原来的遣送改为救助，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社会进步和法制的完善，而且也体现了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人格尊重。转变城市管理观念，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这部分人群的存在。首先要解决的是出于形象考虑还是基于人道主义。我们不能认为，城市中出现乞丐，出现外来的无业人员，就一定要清理收容，以维护城市秩序。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办法，解决的也只是表面问题。
转变城市管理观念的根本一点就是以人为本，在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城市管理的同时充分显示对人的尊重。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引发了无数的证明与反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虽不能认定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至少说明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都存在着乞讨的现象。甚至在美国等一些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度里，也存在一个文化乞丐沿街乞讨的现象。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而千百年来的乞丐文化也同样源远流长，民间对于乞讨现象大多数还是能够接受的。流浪、乞讨的历史非常漫长，要考证其起源几乎不可能，“嗟来之食”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之时这种现象已较常见。流浪乞讨虽然始终是一种边缘行为，但没有哪个社会明确宣布其为非法;在社会危机时期，比如大灾之年，它更是正常社会体制的必要补充，中国古代正史中就多有“流民就食”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大量聚集常常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历朝历代都较重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但官府不直接出面，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管理，我们在《三言两拍》中常见的团头即是乞丐头，他要向官府负责，担负起管理乞丐的职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行使民间组织的自治职能。新中国建立以后，流浪乞讨和卖淫嫖娼之类“丑恶的社会现象”一起被消灭，“收容遣送”应运而生，“收容遣送”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那时候，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把你拧在哪里是不准随便挪动的。但即便在严格限制人员流动的年代，也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流浪、乞讨人员从未真正杜绝过，还有的基层组织出具介绍信为外出流浪、乞讨提供证明。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对人口的流动迁徙逐渐开禁以后，这项制度就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普遍推行了“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了身份证制度，废除了商品粮制度，阻止农民流动迁徙的制度性障碍已经越来越弱。如果说在城里还有许多使他们难以安身立命的条条框框，但在农村已经没有任何阻止他们外出的有组织的力量。《收容遣送办法》是1982年基于当时的国情而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对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这项制度在保护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权益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容遣送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实际的需要，再加上一些地方违规操作，将适用对象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扩大到“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收容遣送制度已经蜕变成一
项无效的制度。在民政部门内部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笑话：执行遣送任务的人还没有回来，被遣送的人倒先回来了——前者坐火车，后者坐飞机。现在废除这项制度，正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做法，符合我国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国情，是法制上的进步。
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很复杂，应该区别对待，对于那些真正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政府给予帮助、关爱是必须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与爱护。只要不扰乱别人的生活，合法的乞讨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人只能依靠乞讨谋生。我们必须尊重并保障他们乞讨的权利。乞讨者中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我们抨击的是一些不文明的乞讨者，相当多的人之所以对乞讨现象反感，并不是因为乞讨行为本身，而是由于种种不当甚至违法乞讨现象的存在。设立禁讨区的一刀切做法虽然在禁讨区内对这些现象可能会起到遏制作用，但同时却也侵犯了那些文明乞讨者的正当权利。
但是，城市中，有些所谓的流浪乞讨人员并不是真正的流浪乞儿，明明有生活能力，不自食其力，如果给了他们方便、照顾，会不会养成他们的依赖思想，因而不思进取，造成社会的不良风气?我们可以看看国际经验。譬如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大批的农民沦为“流浪汉”，英国政府把他们关进“习艺所”，在酷刑威逼下进行强迫劳动。这种政策受到了人权卫士们的强烈批评，这导致了以后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逐渐减退的“济贫法”和“新济贫法”的相继出台，最终在上个世纪中期演变为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但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不养懒汉”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不变的。在当代失业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的限制条件在一些方面可能更严于中国的低保制度。
救助站的目标本来就应该是救急不救穷的，国外称之为“中途宿舍”。因此，救助站不能将“乞讨者”养起来，哪怕他们怎么“自愿”也不行。但是，把他们“遣送”(或“护送”、“劝说”等等)回家也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任何人或者社会组织能够限制他们的再次出外乞讨。再者，“收容”起来强迫劳动更不可行，这恐怕会造成新的“孙志刚事件”。救助制度本身有一定的短处：它规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10天，同时规定将流浪乞讨人员送回原籍。这原本没
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具体到流浪乞食者的情况，这样的规定却显得无力。因为它无法解决流浪乞讨群体长期的困顿，对于原本就是在老家呆不下去了的他们而言，送其回原籍只能是一次毫无现实意义的“旅行”。而另一方面，一个充分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尚未成型。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给予是一种最直接、成本也最低的施助方式。应该看到，那些真正的乞丐能放下尊严前来进行乞讨，一是因为穷困或碰到了灾难，二是从侧面反映出了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一个状况。在他们不强行索取，影响交通、影响路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他们的乞讨行为应视为他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他有乞讨的权利。
对于流浪、乞讨人员主要来源的农村来说，缺的是使农民在遭遇任何社会经济风险时都能有最起码的生存保障的国家承诺，也就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除了那些实际上是靠“诈骗”在攫取城里人财物的职业乞丐以外，真正生活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残疾人就不会再与他们混在一起。从国外(境外)——譬如英国、加拿大、日本、香港等等——传递回来的相关信息表明，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乃是使乞讨现象大幅度减少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目前还做不到，但是，香港的例子告诉我们，他们类似于我们的低保制度的“综援”制度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目前而言，我们首先要坚决依法查处强讨恶要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坚决查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各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对在公共场所或交通工具上强讨恶要、纠缠行人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组织、指使、教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或者残疾人实施强讨恶要等行为的，予以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以乞讨为掩护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对纠集乞讨人员在公共场所实施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的犯罪团伙，坚持露头就打，重点打击组织策划者和犯罪团伙骨干，严防其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
其次，对于拐卖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拐骗、租借儿童，压榨少年儿童乞讨牟利的;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组织、参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乞讨团伙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再次，医疗单位对送来救治的属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和传染病人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其病情基本稳定后，应告知或护送其前往本市民政部门救助机构求助。民政部门对属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情况的流浪乞讨人员，应积极查找并通知其亲属、所在单位接回。对无法找到其亲属、所在单位或其亲属、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应通知其户籍或住所所在地民政部门接回。须跨省接领的，应向省民政部门报告，由省民政部门按规定办理。
最后，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未满16周岁的流浪乞讨人员，直接送民政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或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收容抚养。对智障人员和无危害社会治安行为且非患危重疾病的精神病人，一律送救护站。对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精神病人，直接送至定点医院治疗。
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 篇2
一、当前流浪乞讨救助管理领域的不足
第一, 救助主体单一、救助层次较低。目前, 民政部门是主管部门甚至是唯一救助主体。公安、城管部门仅是配合民政部门开展工作, 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告知和劝说。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 我国基本民生保障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新变化, 从“强制收容”到“自愿救助”, 救助管理模式已发生制度性转变。救助管理是一项临时性救助工作, 传统救助方式以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医为主, 难以有效满足社会救助对象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无法有效化解因社会救助对象心理、行为偏差引发的个体和社会问题。
第二,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与服务机构数量及能力不足。救助管理工作人员缺少社会工作专业素质要求, 无法满足受助对象个性化需求。当前, 社会工作介入救助管理领域工作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通过公开招聘引进社会工作人才在救助站提供各项服务;二是救助管理站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独立自主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服务。在大政府、小社会的背景下, 民间机构介入救助管理领域若没有政府的支持, 介入空间明显不足。虽然社会工作在近几年发展迅速, 但是介入社会救助领域的社会工作机构数量仍屈指可数。
第三, 救助对象受益范围小。在实地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 救助对象主要来自其他机构转介或是救助对象主动求助。其中, 绝大部分救助者为公安或其他救助站转介而来, 自己主动求助的人员在救助人员中所占的比例特别低。家里走失、务工不着、被偷盗、投亲不着、被骗等是临时有困难, 流浪乞讨的人却很少自愿寻求救助。此外, 受助人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 影响了受助者了解救助政策和选择求助。与主动求助不同的是, 真正生活困难的人员或职业乞讨人员则拒绝到救助站接受救助, 他们较多地选择长期在外流浪。究其原因, 主要是救助站是一个短期性的临时救助, 不能解决后续生计问题。救助者主动求助比例很低, 救助对象受益范围狭小, 直接影响了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
二、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优势
Solomon首先提出增能的概念并把增能注入了社会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 增能已成为社会工作领域提倡的重要价值观念和工作模式之一。增能是个人在与他人及环境的积极互动过程中, 获得更大的对生活空间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 以及促进环境资源和机会的运用, 以进一步帮助个人获得更多能力的过程。增能理论作为社会工作较为重要的理论, 强调服务对象自身能力及价值的体现。增能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理念人性化、服务手法专业化、服务内容个别化, 使得其在救助管理领域有着广阔的施展空间。
首先, 理念人性化。社会工作以“平等”“尊重”作为价值指引, 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值得尊重的。“以人为本”价值观更注重救助对象本身权利、能力、优势, 使服务过程更凸显人性关怀。社会工作提倡以“优势视角”看待服务对象, 注重评估、挖掘、培育和激发受助对象的潜能, 增强其自我能力。
其次, 服务手法专业化。受过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 遵循一套科学的助人程序采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等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为救助对象提供物质帮助、心理疏导、精神慰藉等专业性服务。服务人员专业化、服务手法专业化将有利助推救助管理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发展。
最后, 服务个别化。每个救助对象的问题和需求都存在差异, 比如,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患疾病者和正常人、不同文化层次的救助对象需求均有不同。社会工作者需要遵循个别化的价值理念, 链接资源为救助对象提供个别化、有针对性的服务, 满足救助对象多样化的需求。
三、基于增能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探讨
社会工作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领域, 用专业的方法为受助者提供人性化增能服务。通过介入, 填补临时救助安置工作中的空白, 探索出有效的工作模式, 造福救助站站内的受助对象, 减少服务对象反复流浪的几率, 促进社会和谐。本文从流浪乞讨人员能力提升及社会支持网络构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流浪乞讨人员能力提升服务
增能理论认为, 每个人都不缺少能力, 个人的能力可以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服务对象是有能力、有价值的。服务对象的能力不是助人者给予的, 而是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通过共同的活动帮助服务对象去除环境的压制和无力感, 使他们获得能力, 并能正常发挥社会功能。在救助管理机构开展的社会直接服务工作, 体现在外展服务及站内服务、返乡安置跟踪服务。
一是开展外展服务。外展服务是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社会服务的重要方法。考虑到某些流浪乞讨人员不了解或不愿意主动到救助管理站寻求帮助, 社工要走出救助站, 走近流浪乞讨人员, 与他们交往, 向他们提供服务, 以使其走出边缘状态。外展服务主要体现在街头救助中。通过外展, 社工及时发现求助对象, 告知救助政策, 对于不愿意接受救助的人员予以引导, 鼓励其接受救助站服务。
二是开展站内能力提升服务。对进入救助站的受助对象, 社工可在思想和行为矫治、继续教育、就业技能培训三方面帮助救助对象提升回归主流社会的能力。 (1) 思想和行为矫治。流浪乞讨人员在流浪中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 甚至有些犯罪行为。社工应在救助对象入站时进行心理健康评估, 对有心理辅导需要的救助对象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辅导、对于有偏差行为的受助对象则应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 通过艺术治疗、音乐治疗等方式促使其改变偏差思想和行为。服务中, 社工应积极采用接纳、同感等价值理念和技巧, 同时运用优势视角发现救助对象身上的优点。此外, 组织受助人员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 以建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2) 继续教育。绝大部分救助对象法律意识淡薄、容易被人诱骗从事非法活动。社工可整合资源为救助对象开展普法宣传、禁毒宣传和防传销、防被骗等主题讲座, 发放相关宣传手册, 帮助受助人员了解有关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知识。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驻站日常教育、艺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替代教育专项服务, 以提高其思想认识, 增强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 预防未成年人再次流浪, 切实满足他们的多元化需求。 (3) 就业技能培训。生存力是救助对象回归主流社会最主要的能力。社会工作在介入过程中务必要重视救助对象就业技能的提升。可探索“社工+救助管理站+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三方共同培养模式, 或对接爱心企业建立救助站技能培训基地, 整合企业、学校资源为受助者开设手工技能培训、厨师培训、家政服务等较为简单的技能课程。在提升受助对象就业能力的同时, 鼓励和推荐流浪乞讨人员到相关单位就业。
三是返家安置及跟踪回访。由社工协助受助对象制定返家安置服务方案, 链接资源帮助受助对象成功返家。在救助对象返家后对其生活状况进行访问, 了解回归后的生活现状, 协助解决生计、子女教育问题, 巩固其融入主流社会的效果。
2. 社会支持网络构建
增能理论认为, 个人的无力感是由于环境的排挤和压迫而产生的, 社会环境中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障碍, 使人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 但是这种障碍是可以改变的。为流浪乞讨人员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回归主流社会。
一是整合志愿力量开展志愿者服务。社工可招募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到救助站为流浪乞讨人员开展志愿服务。例如, 招募爱心理发师为救助站受助对象爱心理发, 整合社会爱心企业捐赠爱心衣物, 充分调动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夜间安保人员等热心群众及社会组织、居 (村) 委会等基层组织积极性, 鼓励其做好发现、报告、引导和应急服务。同时, 也可以动员依托高校资源建立志愿者联盟。利用高校资源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中。
二是进行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及互助氛围营造。社工通过传统媒介 (发放宣传单页、册子等) 、新媒体 (微信公众号、网站等) 进行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和咨询, 倡导人人参与社会救助服务。此外, 在流浪乞讨人员较为集中区设立关爱文化墙, 引导媒体和公众客观理性认识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形成良好的人人互助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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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 篇3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并提出要“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使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无后顾之忧。”毋庸置疑，构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建设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是解决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问题的根本之策，但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努力。
一、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现状及原因简析
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2条规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可见，现有部门规章中界定了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概念，即非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依据规定，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依法不享有政府救助的权利。
（一）时间空间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大量存在
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是伴随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加快调整，在社会竞争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出现的。从时间上看，大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以说，我国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具体原因是：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大学招生扩招以后，广大农村及偏远地区没有学历及一技之长者就业压力不断加剧；二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区域性和城乡之间的严重失衡，导致落后地区的生活压力逐渐增大；三是家庭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和收入甚微之间的矛盾加剧；四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五是受流浪乞讨的“成本低、收益快、风险小”的特点吸引，这也和农村求职者在城市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及欠薪事件多发等因素有关。
根据媒体报道和实践观察得知，现阶段，我国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普遍和大量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尤以大城市最多，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混迹于非职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大军中，两者之间很难判别。
（二）年龄文化上：分布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分布各个年龄段，其中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在这个群体中，少年和青壮年数量较少，原因是作为人本有的尊严、具有就业能力及长远发展需求等。一般来说，妇女儿童和老人就业能力较低，尤其是身患疾病或残疾者，就业难度加大。从年龄上分析此类人走上职业化乞讨的原因主要跟个人正常就业能力相关，而正常就业能力和受文化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根据南京市公安局城市管理警察支队2009年对本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统计显示：文盲占78%，小学文化占16%，初中以上文化占6%。不难看出，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从而导致其就业能力较低和尊严意识淡漠，伴随生活压力加剧，逐步走上职业化乞讨道路。
（三）形式态度上：个人和团体、合法和违法并存，均拒绝政府救助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职业化形式上主要体现为个人和团体、合法和违法并存。流浪乞讨的个体伴随“乞讨行业”的竞争加剧，为了博得“执业”中的一席之地，个体逐步向团体合作化发展。团体形式依据主体自由度可分为自发组织型和被人控制型，显然，后者违法，甚至涉嫌犯罪，两者共同的特点是基本拒绝政府救助。据报道，在天津市各大繁华地段、路口，一度销声匿迹的乞讨人员又多了起来，并频频对司机和行人“伸手”。这些流浪乞讨人员每日的“收入”能达到近百元，而对于正常渠道的救助，他们全部予以拒绝。天津出现的“蓝围巾”职业乞讨团曾轰动一时。各种形式的职业化流浪乞讨的主要目的不是引起政府注意而获得社会救助，而是获取直接的经济收入。
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往往采取拦路、拦车、抱住行人腿、不停下跪作揖等形式迫使市民施舍，给正常的城市发展和市民出行带来不良影响；另外，由于居无定所，随意躺卧、随地大小便、随时走动等行为特点，极易被犯罪分子或不良势力利用，这将给城市公共卫生、环境综合治理及公共安全等带来潜在威胁。针对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现状及影响，全国各地都已经或正在积极探索管理的有效机制，但成效甚微。
二、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困境分析
（一）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法定权利自由
人权是指由共同人性所决定的，所有人民拥有的享受自由、尊严之生活的权利[1]。法定权利自由是对人之自然权利自由的国家确认和保护，有利于促进保障和实现。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法定权利自由主要包括：（1）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在内的人权保障。《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2）获得国家和社会物质帮助的权利。《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3）正当民事活动的法律保护权利。《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4）生命健康权。《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5）其他特殊群体的法定权利。主要是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专项法律赋予的特定人群的权利。除此以外，从法治角度看，有别于公权力的“法无授权即禁止”，私权利的“法无禁止即自由”即是乞讨者选择现有生活方式的法理依据。
（二）针对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法定依据
管理的意义基于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关注和保障秩序是法律的价值所在。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原理决定了权利主体对法律秩序的遵守和服从，具体要求就是履行和权利相对应的法定义务。
针对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法定依据主要是宪法法律的规定。综合起来，大概包括以下内容：（1）权利行使底线。《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2）公民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义务。《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对扰乱社会秩序的几种行为制定了罚则。（3）公民有劳动的义务。《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4）打击乞讨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宪法》第28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值得说明的是，城市管理的依据和管理对象的义务（或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并不完全吻合和对应，这中间需要理性辨别。对管理者而言，权力的优势和负面特性极易造成对被管理者的侵害，所以，管理者的执法行为需要法律的授权，即依法管理。
（三）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困境分析
针对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冲突，即管理对象的权利和管理依据、城市发展之间存有冲突。在面对法律权利冲突时，依据法理，我们必须对权利进行科学理性的甄别和判断。
首先，管理对象的权利和管理依据之间的冲突。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权利属于私权利，而管理依据主要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的权利。在法治社会，不能简单笼统地说个人权利应当让位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由它安排所形成的结构应该符合正义原则。”回顾历史，假借社会公益和公共秩序而侵害民众权利的事件并不新鲜，良好的社会秩序当是权力权利良性互动的结果，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万不能因为少数流浪乞讨人员的职业化倾向或行为而忽视社会公益的真正内涵。当然，也不能因为个人权利保护而损害公共利益。
其次，管理对象的权利和城市发展存有冲突。众所周知，城市发展关乎民众的方方面面，其根本的目的是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而保障体现之一是维护城市良好的公共秩序，针对职业流浪乞讨人员而言，其权利的行使无疑给城市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比如带来社会治安隐患、影响市容市貌或破坏城市环境等。毋庸置疑，依据《宪法》第33条：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流浪乞讨人员在行使权利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应当履行的宪法法律规定的义务，那就是“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不仅给城市管理者带来困惑，更给城市发展和民众权利良性互动带来法理隐忧。
第三，流浪乞讨人员的职业化取向甄别和治理困境。在衡量以上两种冲突之后，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分清和甄别流浪乞讨人员是否属于职业性，对非职业性流浪乞讨人员，就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管理的依据和城市发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在法律位阶上当让位于公民的“生存权”。由此看来，对当下某些城市向市民发出的《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呼吁广大市民不要直接向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施舍金钱，避免爱心被不法分子利用，应当让爱心真正温暖那些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防止职业流浪乞讨人员“阴谋得逞”，但是对流浪乞讨人员“一刀切”的做法欠妥，不仅侵犯了非职业化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利，也妨碍了市民行善的权利和自由。
三、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的出路探讨
伴随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城市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针对当前存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的职业化严重等突出问题，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从解决非职业化流浪乞讨者着手，逐步减少乞讨者群体数量，为走出职业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困境营造条件，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解决之道。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社会救助制度
可以说，针对这一困扰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我国自上而下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思路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但是宥于国情，相关的规定存在操作性较差及没有针对职业乞讨人员如何处理的法律漏洞问题，根本之策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真正使中央精神和国家意志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使需要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合法权利得以保障和实现。这对于减少非职业化流浪乞讨人员数量、营造劳动致富的社会氛围和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等意义重大。比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对受助人员的违法行为，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受助人员违规违纪情节严重的，或者发现受助人员有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报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但在实践操作中，如何界定违法行为，应当如何制止，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等等，都亟待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二）建立健全甄别机制，依法打击违法行为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当前违法乞讨行为主要体现在：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和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对此类流浪乞讨人员，在充分调查取证基础上，坚决予以依法惩处，尤其是对组织、胁迫和利用他人乞讨者依法从重处罚，以及时解救被困人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呼吁：救助被拐儿童应该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如果看到路边有行乞的孩子，大家一定不要忙着慷慨解囊，而是必须报警，让公安部门来调查孩子的身世、背景。让孩子尽早的回家。当务之急是探索制定流浪乞讨人员分类管理救助的办法，为各地管理和救助提供法律依据。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施舍者不受欺骗的施舍自由，另一方面也间接保障了非职业乞讨人员的乞讨自由。
（三）加大宣传力度，倡导勤劳致富的社会氛围
倡导勤劳致富的社会氛围，本意在于鼓励人与人之间进行正常的交往和评价，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目标。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广泛宣传“职业乞讨可耻、勤奋劳动光荣”的风尚，同时民政部门加大劝诫和思想教育说服工作，让有劳动能力的职业乞讨者回乡劳动或寻找工作。宣传不是目的，宣传是为了让正常人回归理性的生活常态，为了让好心人的慈心善举真正发挥作用并逐步发展壮大。
（四）发挥社会力量，促进安居乐业
解决就业是解决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治理困境的根本性举措，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促进职业流浪乞讨人员就业上具有诸多优势，一方面是具有较丰富的培训教育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是具有较为完备的监督机制和灵活的运转机制。同时，政府应当做好配套服务，因为依据《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社会力量的承担意味着在促进职业流浪乞讨人员受教育权利保护上对国家责任的一种分担，政府一方面制定相应的促进和保护政策措施；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引导和奖励此类行为，以形成有力的社会救助之社会支持系统工程。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导致流浪乞讨人员职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这直接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不高。社会公正是普适的社会价值。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告诉人们，社会公正体现为两条“正义原则”：其一，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平等的保护；其二，社会中的“最不利者”的利益应当得到最大程度的增进——所谓“最不利者”就是身处社会阶层低端的社会群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弱势群体”。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曾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现阶段，如何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人们生活在比太阳更大光辉的公平正义生活环境中，人人享有均等的机会、权利、条件和资源等，相信流浪乞讨人员的职业化数量或倾向将大幅降低。
四、结束语
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告诉我们，思维方式要不断与时俱进，以适应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流浪乞讨者享有的自由权不应当被随意剥夺，哪怕是为了公共利益，因为这是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社会救助作为兜底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伴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健全完善，绝不能因为一些人的拒绝而放慢步伐，因为这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流浪乞讨者的尊严在于尊重其主观意愿，社会救助的理想在于社会没有需要救助的对象。政策设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今天社会救助的困境：“救助—政府义务—被拒绝，不救助—政府不作为—权利损害”。可见，合理的政府处于救与不救的中间阶段，即以被救助者为主导，社会救助的大门随时向社会敞开，需要即救，不需要就时刻准备。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政府对“发展”和“人”的理解认识逐步清晰和深刻，“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已渐渐成为执政者的思维方向和行动目标。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关心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还要关注其尊严；我们不仅要使所定政策合乎法理，更要尽政府和社会所能，为尊严的活着和活着的尊严提供每个人应有的宽容。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2001：15.
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 篇4
管理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维护受助人员合法权益，保障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救助，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阿坝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或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和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以下简称流浪乞讨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实行属地管理原则、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原则、临时性救助原则、对救助对象依法界定原则。本级政府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急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
第四条 救助工作成员单位由县民政局、县公，安局、县，卫计局、发改局、县财政局、县教育局、县司法局、县人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城管局、县编办、县综治办、县残联、县妇联、团县委、县民族宗教局、县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乡镇（场）等部门配合，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救助工作。
第二章救助方式
第五条 公安机关和其它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站；对突发急病人员，应当立即通知急救机构进行救治。
第六条 xxxx各村（社区）兼职网格员对沿街乞讨情况进行巡查监视，凡遇到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由兼职网格员及时上报县民政部门（救助管理站），由县民政局（救助管理站）会同相关部门实施救助。
第七条 符合救助条件的，在核实其原籍地址后，由救助站提供返回住所地的车票及临时食宿；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查实籍贯的精神病和痴、呆、傻以及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由救助站通知其家属领回，无法联系家属、家属不能或拒绝领回的，由救助站联系流出地民政部门并安排接送返回；对查不出原籍的精神病及痴、呆、傻人员，由民政部门提出安臵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给予安臵。救助对象在受助过程中因病救治无效而死亡的，救助站应及时函告其家属来料理后事，无法查明身份、无法联系家属、家属不能或拒绝前来料理后事、接到通知两周后未前来料理后事的，救助站会同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条 流浪乞讨人员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疑似传染病人、危重病人或有明显外伤人员的，救助站应当联系定点协议医疗急救机构或安排工作人员将其送医救治、诊断。
第九条 流浪乞讨人员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臵。
第十条 对因偶遇被抢、失窃、务工不着、无亲友投靠而食宿等发生临时性困难的，可在查明情况、履行必要手续的前提下，由救助站核实后给予救助。发现受助人员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立即终止救助，情节严重的，报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第十一条 流浪乞讨人员为疑似吸毒人员或疑似在逃人员的，救助站应当报请公安机关处臵。
第十二条 救助站应当对公安机关护送来站的被拐卖受害人实施救助。
第十三条 流浪乞讨人员应当向救助站说明求助原因和需求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无法出示身份证件的，应当如实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件号、户籍地等基本信息。救助站应通过公安机关核实求助人员身份信息。
第十四条 流浪乞讨人员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不能提供个人信息的，救助站应当先行救助。
第十五条 流浪乞讨人员有携带未成年人流浪乞讨行为，或疑似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救助站应当及时报请公安机关调查。
第十六条 流浪乞讨人员为疑似境外人员的，救助站应当及时报请公安机关确认求助人员身份。属于非法入境、居留的，应当将其交由公安机关处臵。属于合法入境、居留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外办、港澳办或台办通报，并可受当地外办、港澳办或台办的委托提供临时服务。
第十七条 救助站应当留存求助人员指纹和电子照片，将安全检查、证件材料、检视询问等情况录入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求助登记表》。
第十八条 在安全检查登记中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救助站应当向求助人员解释不予救助的原因，并出具《不予救助通知书》。
（一）拒不配合安全检查：
（二）拒不遵守物品管理规定；
（三）自身有能力解决食宿；
（四）索要现金，拒不接受其他救助方式：
（五）拒不提供或拒不如实提供个人信息：
（六）其他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情形。
第三章工作制度
第十九条 建立我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形成“政府主导、民政局牵头、各部门配合、救助管理机构落实”的工作机制。
第二十条 联席会议由以下部门组成：县民政局、县公安局、县对政局、县城市管理局一县卫计局、县民族宗教局、县发改局、一县-教育局、县司法局、县入：社局、县交通运输一局、县城管局、县编办、县综治办、县残联、县妇联、团县委、县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乡（镇）场。
第二十一条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能：
（一）掌握、了解辖区内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情况和动态，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工作意见。
（二）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相关措施。
（三）组织临时联合执法队伍，对县内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导、救助。
第二十二条
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因工作需要按照县领导批示可以临时召集会议。会议由召集人召集，联席会议成员及相关人员参加。
第二十三条 联席会议定期向县政府汇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等。
第二十四条 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记录会议议定事项，经联席会议召集人同意后，印发贯彻落实。会议决定事项，按照部门职能，分工负责落实。
第四章 部门职责
第二十五条 民政局要切实履行牵头部门的职责，加强街头救助，延伸救助服务，做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宣传教育及劝导工作；做好街头流浪人员的返乡护送、安臵工作，1窘助未成年人田归家庭。负责指导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督促相关部门履行各自的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做好救助工作。督促救助管理站加强日常管理、确保有人员、有经费、有场地。负责制定救助措施和规章制度，确保救助管理工作正常开展。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巡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应当告知、引导其向县民政局求助，对其中的未成年人、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应当引导、护送到县救助管理站进行救助；依法处臵流浪乞讨人员强讨恶要、危害交通安全、滋扰他人、扰乱公共秩序人员的违法行为；要加大对拐卖、拐骗、胁迫、诱骗、组织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配合做好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工作；综合运用公安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和向社会发布寻亲公告等方式，积极查找流浪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在打拐过程中被解救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婴幼儿，按规定为期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对危重病人、传染病人、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积极配合卫生部门送定点医院进行救治，并协助民政、卫计等部门做 好街头救助和管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县财政局落实流浪乞讨人员和未成年救助保护工作经费，将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年救助工作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同时依法对救助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八条 县城市管，理局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处理街头流浪乞讨人员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行为。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应当告知、引导其向县救助管理站求助；对其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应当引导、护送到县救助站接受救助；对占道（卧地）乞讨行为应当予以劝往或护送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发现有强讨恶要、扰乱社会秩序或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嫌疑的，及时通报公安部门；发现危重病人、精神病人，应当送当地卫生部门确定的定点医疗机构救助，并告知当地民政部门。
第二十九条 县卫计局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做好对流浪乞讨人员中为重病人、传染病人、精神病人的收治工作，并协助民政、公安、城管等部门做好街头救助工作，设臵定点医院要开通绿色通道、确保救治及时。指导救助管理机构做好疾病预防、救治、康复等知识的培训工作。危重病人、传染病人，护送至定点协议医院给予必要的基本医疗救治；弃婴（0-1岁）和幼儿（p6岁）需经定点医院检查，排除传染性疾病后护送到县救助站。危重病人、传染病人及精神病人护送至定点医院待病情基本稳定后，由卫计局通知医院出具病情证明，救治费用由救助管理机构解决，救助管理机构负责救助对象的返乡事宜。不符合救助条件的，由公安机关查找、联系其家属或单位，并通知其家属接回或护送回原籍，医疗费用由其家属予以支付。
第三十条 县民族宗教局协助救助管理机构做好辖区内宗教教职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第三十一条 县残联对流浪乞讨残疾人员进行身份排查残疾确认。对拐骗、胁迫利用未成年残疾儿童乞讨、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通知公安、城管等部门，配合其做好解救、管理工作。将本县已返乡就学就读的流浪残疾未成年人纳入“扶残助学项目”和“康复救助项目’’资助范围；指导当地救助保护机构对流浪残疾人或流浪未成年人进行康复训练。
第三十二条 县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督促各餐馆茶楼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导，对需要救助人员及时联系流浪乞讨救助站进行救助。
第三十三条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流浪乞讨人员返乡回原籍工作，为受助人员返乡提供便利。第三十四条 县教育局指导救助保护机构帮助流浪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对沾染不良恶习的，要通过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矫治不良习惯，纠正行为偏差；对本地在校生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配合相关部门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解释教育；根据学生特点和需要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学生掌握就业技能，促进稳定就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教育资助和特别关怀；建立适龄儿童辍学，失学信息通报制度，指导学校做好劝学、返学工作。
第三十五条 县人社局加强对救助保护机构的职业培训，提高救助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救助保护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倾斜政策。
第三十六条 县编办负责加强救助保护机构建设，合理配备人员编制。
第三十七条 县综治办要把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纳入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内容；对因失职、渎职发生流浪未成年人致使的暴力恐怖、涉枪、涉爆、涉黑恶、涉毒、色情等严重案件，或影响经济秩序、治安稳定等重大事件的，纳入综治目标考核。
第三十八条 县发改局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设施建设进行统筹规划，按照分级管理原则予以支持，做好项目审批和核准，在政策上给予倾斜。第三十九条 县司法局要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对流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十条 县妇联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纳入儿童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加强监测评估，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第四十一条 团县委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相关工作，要组织青年志愿者和热心公益人士，参与对流浪乞讨人员和流浪未成年人的救助、劝导、教育、服务安臵等工作。
第四十二条 各乡镇网格员一经发现区域内流浪乞讨情况要立即报各乡镇政府，各乡镇政府要指派专人负责，并及时上报县级相关部门。同时网格管理人员要做好宣传和劝解工作。
第四十三条 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发放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机制宣传册、电视台等平台播放宣传救助影片、张贴宣传海报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向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从根源上消除沿街乞讨的现象。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xxxx民政局负责解释
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 篇5
中新网7月21日电中国民政部今天通过官方网站，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实施细则》明确了《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救助对 中新网7月21日电中国民政部今天通过官方网站，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实施细则》明确了《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救助对象，是指那些“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实施细则》特别指出，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上述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实施细则》还对救助方式、救助内容、救助期限，以及如何处理受助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等都做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实施细则》将在8月1日起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一条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第二条《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第三条流浪乞讨人员向救助站求助时，应当如实提供本人的下列情况：姓名、年龄、性别、居民身份证或者能够证明身份的其他证件、本人户口所在地、住所地；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流浪乞讨的原因、时间、经过；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亲戚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随身物品的情况。第四条救助站应当向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告知救助对象的范围和实施救助的内容，询问与求助需求有关的情况，并对其个人情况予以登记。第五条救助站对属于救助对象的，应当及时安排救助；不属于救助对象的，不予救助并告知其理由。对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情况的，救助站应当先提供救助，再查明情况。对拒不如实提供个人情况的，不予救助。第六条受助人员不得携带危险物品进入救助站，随身携带的物品，除生活必需品外，由救助站保管，待该受助人员离站时归还。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制定救助站受助人员的作息、卫生、学习等制度。受助人员应当遵守救助站的规章制度。第八条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食物和住处，应当能够满足受助人员的基本健康和安全需要。受助人员食宿定额定量的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商财政部门具体规定。第九条受助人员在站内突发急病的，救助站应当及时送医疗机构治疗。救助站发现受助人员在站内患传染病或者为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救助站应当送当地具有传染病收治条件的医疗机构治疗，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采取必要的消毒隔离措施。第十条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提供的有关情况，及时与受助人员的家属以及受助人员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乡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该地的公安、民政部门取得联系，核实情况。救助站发现受助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个人情况的，应当终止救助。第十一条受助人员返回常住户口所在地、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时没有交通费的，由救助站发给乘车凭证，铁道、公路、水运等运输单位验证后准予搭乘相应的公共交通工具。救助站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受助人员的亲属及前往地的有关组织、所在单位。第十二条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情况确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上级民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三条对受助人员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人，救助站应当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接回；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省内的由流入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跨省的由流入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第十四条对无法查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但可以查明其户口所在地、住所地的受助残疾人、未成年人及其他行动不便的人，省内的由流入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户口所在地、住所地安置；跨省的由流入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户口所在地、住所地安置。第十五条对因年老、年幼或者残疾无法认知自己行为、无表达能力，因而无法查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也无法查明其户口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由救助站上级民政主管部门提出安置方案，报同级人民政
府给予安置。第十六条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的，应当事先告知，救助站不得限制。未成年人及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离开救助站，须经救助站同意。受助人员擅自离开救助站的，视同放弃救助，救助站应当终止救助。第十七条救助站已经实施救助或者救助期满，受助人员应当离开救助站。对无正当理由不愿离站的受助人员，救助站应当终止救助。第十八条受助人员户口所在地、住所地的乡级、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返回的受助人员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避免其再次外出流浪乞讨；对遗弃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监护人，责令其履行抚养、赡养义务；对确实无家可归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应当给予安置。第十九条受助人员在救助站期间应当遵纪守法，不得辱骂、殴打救助站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受助人员，不得破坏救助设施，不得毁坏、盗窃公私财物，不得无理取闹、扰乱救助工作秩序。对受助人员的违法行为，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受助人员违规违纪情节严重的，或者发现受助人员有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报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第二十条救助站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安全责任制、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规章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救助站应当将受助人员入站、离站、获得救助等情况如实记载，制作档案妥善保管。第二十一条救助站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救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违反规定的，由该救助站的上级民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救助站的领导和监督管理，履行以下职责：监督救助站落实救助措施和规章制度；指导检查救助工作情况；对救助站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调查、处理救助站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问题；帮助救助站解决困难，提供工作条件。第二十三条救助站的上级民政主管部门不及时受理救助对象举报，不及时责令救助站履行职责，或者对应当安置的受助人员不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安置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二十四条本实施细则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信息 篇6
入冬以来，为使辖区流浪乞讨人员平安温暖过冬，区委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
一是区政府分管领导主持召开两次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和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会议，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要求各街道、区城管执法局各执法中队，全面开展巡查工作，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人。切实做好救助工作。
二是各街道办事处成立救助工作小分队，由分管领导任队长，社会事务科科长任副队长，配备必要的设备，每日上街巡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能护送的护送，需救助的救助，根据不同对象分类救助。
三是区民政局成立救助工作小组，由分管局长任组长，社会事务科科长任副组长，负责购买必要的救助物品，定期上街巡查，督促各街道做好救助工作。
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 篇7
1 物理因素
1.1 锐器损伤
是导致护理人员发生血缘性传播疾病最危险的传播途径, 在临床救治工作中往往病人病情急, 伤势严重, 在抢救处置过程中很难避免被注射针和采血针刺伤, 就有可能会感染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如乙肝、丙肝和艾滋病等。统计《广州市流浪乞讨危重病人临时收治病区》从2004年4月至2008年8月有8名护士被头皮针, 采血针或收集医疗废物时被针刺伤, 而在收治的440例病人中肺结核20例, 乙型肝炎23例, 梅毒3例, 艾滋病9例。据报道, 只需0.004mL带有HBV的血液就足以使受伤者感染HBV;HBV污染的锐器刺伤受感染的比例为0.3%[1]。
1.2 电离辐射
随着影像学增强器的改进, 射线对人体的危害增大。护士经常护送或协助危重病人做B超、拍片透视等,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连带受到X线的辐射, 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造血功能低下、胎儿畸形、诱发肿瘤等。
1.3 噪声污染
救治流浪乞讨危重病人临时收治是各种危重病人, 抢救的场所, 噪声来源于病人的呻吟、各种抢救仪器的运转噪音。
2 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感染对医护人员造成最严重的威协。护士频繁接触病人, 病人具有传染性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呕吐物的喷溅不仅污染了环境又对工作人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极易造成自身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医护人员乙型肝炎的感染率比一般居民高3～6倍[2]。
3 化学因素
3.1 化学消毒剂的污染
过氧乙酸、戊二醛、含氯消毒液均为挥发性的化学灭菌剂, 常用于室内及一次性物品和各种器械的消毒, 对皮肤粘膜, 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长期吸收可致中毒。有调查报道一次性医疗用品的广泛使用中环氧乙烷所致的空气污染通常不被人们所注意, 但长期通过皮肤和呼吸道进入人体, 对人体也会产生潜伏的危害。长期接触环氧乙烷的孕妇流产率高达16.7%, 在早孕期待接触危险性更大「2」。
3.2 汞污染
体温计、水银血压计破损时水银外漏, 汞蒸汽弥漫于空气中, 引起人体中毒。
4 生理及心理因素
危重区护士长期处于思想高度集中, 精神紧张, 劳动强度大, 经常因抢救危重病人加班加点, 易患溃疡病、偏头痛、慢性颈椎病、腰椎病等, 同时出现焦虑、烦躁等不良心理表现。流浪乞讨危重区是重要的抢救场所, 而患者是三无人员缺乏对医疗制度和抢救程序的了解, 普遍存在精神紧张和各种情绪化反应。甚至对医护人员工作不合作。由于有的病人文化程度不高, 方言繁多, 语言溝通障碍, 使医患交流不够, 患者往往会情绪暴躁, 迁怒于护士, 甚至发生过激行为, 而护士亦缺乏减轻心理压力的有效措施, 以至心理不平衡, 难以保持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5 防护
5.1 锐器损伤的防护
纠正导致护士遭受锐器伤害的危险行为, 加强针对防止锐器伤的特殊教育, 使护士能够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包括在急救中的各项治疗操作, 避免用双手将用过的针头套进针帽;静脉留置针用后要毁形处理, 正确放入专门的容器中;操作后自行戴手套持镊子整理用物, 以免他人在清理物品时被刺伤;不要徒手去处理破碎的玻璃, 打开玻璃安瓿时应使用棉球或纱布垫于安瓿与手指之间, 用力均匀适当;对不合作的病人在治疗时应有他人协助或按医嘱保护性约束病人。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发生锐器伤后应该立刻做好局部处理, 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伤口, 挤出伤口血液, 用0.25%的碘伏消毒伤口, 根据情况接种相应的疫苗。
5.2 血液和体液感染防护
护理人员在进行各项操作时要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隔离措施, 接触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被其污染的物品时必须戴手套, 脱去手套后立即洗手。要严格掌握手的消毒方法, 消毒手的常规要求是在各项操作前后采用肥皂水及流动水冲洗, 为了防止护理人员的工作服、脸部及眼睛有可能被污染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呕吐物喷溅时, 应当戴医用防护口罩、防护眼镜或穿隔离衣。医院最好为护理人员建立健康挡档案, 提供定期的体检, 对发生职业损伤者要及时救治。并为其接种疫苗。
5.3 化学消毒剂污染的防护
通过加强室内空气流通, 定时开窗换气, 完善排污系统;定期空气消毒, 要掌握好消毒剂的配制浓度, 现配现用, 改变以往“用量越多, 消毒效果越好”的错误观念, 以减少不必要的物质浪费和对人体的伤害。进行室内消毒时, 应该避免在室内操作。
5.4 电离辐射的防护
尽量避免X线照射, 在无法躲避时, 尽可能使身体不进入直射线中, 可穿戴防护衣帽, 妊娠期禁止与X线接触。
5.5 噪音的防护
加强病区管理和仪器的保养管理, 尽可能减少噪音。
5.6 身心健康的调节
护理人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外, 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心态。 (1) 注意保持良好的操作姿势和习惯, 加强体格锻炼和自我修养; (2) 重视心理素质的健康, 保持精力集中和心情愉快; (3) 加强法律观念和服务意识, 积极主动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护患双方合法权益,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4) 掌握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的技巧, 尽力避免护理纠纷的发生; (5) 医院应根据技术要求、工作压力、工作风险等因素, 综合考虑人员的合理编制和岗位待遇, 并且强化安全措施以保证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尽管针对这些问题, 救治流浪乞讨危重病人的护士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但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临床护理技术规范》还未完善。职业安全是广大医护人员和政府关心的问题, 而救死扶伤医护人员的天职, 流浪乞讨危重病人已经是无金钱, 无家属, 无基本生活能力, 作为护士更清楚病人的生命至高无上。随着社会进步, 人们的健康意识普遍提高, 护士也应该关注爱护自己的健康, 转变观念, 提高安全防护意识, 根据现有的条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尽量将职业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1]戴青梅, 王立英, 刘素美, 等.医护人员职业性损伤的危险因素及防护对策[J].中华护理杂志, 2002, 37 (7) :532～533.
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 篇8
根据威廉·N·邓恩的公共政策系统理论，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系统阐述应对新形势下城市流浪乞讨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救助管理办法》的立法及配套法律建设
(一)适当放宽救助对象的条件。如外出偶遇突发事件的危难群众，应当列为救助对象，这样可以使救助站起到既救贫也救急的作用，更能彰显政府的温暖。
(二)对接送受助人员的责任与费用问题，应做进一步明确。如果受助人员、亲属或监护人能接的，其费用由亲属或监护人承担；亲属和监护人没有能力接的，由流出地的相应民政部门前来接人。费用按本省规定执行；如果流出地相应民政部门不能前来接人，流入地民政部门可派人将受助人员护送回流出地省级民政部门，受助人员返程费用和护送民政部门人员发生的往返差旅费用，全部由流出地省级民政部门承担。
(三)要加强检查落实，督促各地加紧协调，尽快建立完善由民政、公安、城管、财政、卫生、交通等部门各司其职、互相支持、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落实经费渠道和危重病人救治指定医院，使救助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
(四)对影响城市环境的、以乞讨为生财之道的各种流浪乞讨现象以及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各种违法行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尽快建立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便于公安、城管等部门管理、打击和取缔。
(五)对在城市流浪乞讨的精神病人和痴呆傻人员，由公安部门负责分别送往事业拨款的精神病院、敬老院和儿童福利院，并不得拒收。对不抚养老年人、未成年人的，分别由公安、民政等管理部门协助，交由法律援助中心代为起诉，由法定责任的抚养人承担对被抚养人的义务。
(六)应加快立法步骤，制定一部《社会救助法》。迄今为止，中央政府还没有颁布一部全面规范社会救助的条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是没有颁行有关社会救助的专门法律。实践中所依据的有关社会救助的规范性文件又散见于各个行政规章及行政政策中，缺乏系统的指导作用。立法机关待条件成熟时，应尽可能地颁布一部名为《社会救助法》的法律，以规范全国的社会救助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建立健全杜会救助体系
(一)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照城市社会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使整个社会的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建立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降低贫困人口数量；建立和完善妇女、儿童、老人福利制度和残疾人福利制度，推进社会福利进程，逐步将社会保险网络覆盖到整个城镇居民。
(二)改革灾害应急救助制度
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遭受各类灾害致贫后外出流浪乞讨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改革和完善灾害应急救助制度。首先，要建立救灾工作分级管理、救灾资金分级负担、救灾经费专户管理的救灾工作管理体制；其次，要努力形成科学的监测评估、有力的综合协调、广泛的社会参与、较强的救助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灾害应急救助工作体系；再次，要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减灾救灾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减灾立法进程。同时按照国家的减灾规划，编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综合减灾规划，做到防、抗、救相结合，以防灾减灾为主。
(三)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一是以整村推进扶贫和移民搬迁扶贫为平台，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整村推进扶贫即强化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而移民搬迁扶贫则是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贫困群众的生存发展环境，解决深山区、库区、地质灾害区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的重要途径。二是以产业化扶贫为重点，加快贫困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一方面贫困地区应继续把发展种养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应积极推进当地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有特色的区域性主导产业。三是以劳动力转移及技术培训为手段，切实提高贫困群众的素质。重点在发达地区和省内工业园区建立稳定的劳力接收基地，使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力能够顺利转移。有条件的进城务工农民甚至可转变为城镇居民。
(四)建立健全杜会救助服务网络
一般说来，社会救助网络主要由贫困监测网络、救助管理网络和配套服务网络三个部分组成。贫困监测网络的功能主要在于能够预知贫困发生、反映贫困现状、提供救助状况及其效果。救助管理网络的建设则要通过加强基层力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改进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来完善。配套服务网络则是前两个网络的补充，如老年人、残疾人、孤残儿童服务网络和优抚安置服务网络、婚丧服务网络等。通过将分散的服务实体与落实各项救助制度相联结，并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形成较为完善的服务网络。
三、政府主导、社会辅助的综合治理模式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1.扩大救助管理政策的公众认知度
一是通过热线答复，印发宣传资料、提案汇报等形式，积极宣传《救助管理办法》，使各级党组织、广大市民逐步了解适合给予救助的条件、对象、服务内容，让各界力量联手起来支持并参与到救助工作中来。二是救助工作人员岗位前移，经常走上街头，对市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主动寻访，为他们提供食品、衣物，劝导他们到救助站接受救助。三是完善救助咨询和监督网络，在位于市中心的社区设立救助咨询点，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印有救助站方位图、地址和联系电话的救助引导卡。四是创新宣传手段，发挥舆论的导向功能，营造良好氛围。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通过电视访谈、专题报道、对救助实例进行全程追踪报道等方式介绍救助管理工作职能，大力宣传救助管理工作，扩大社会影响。
2.分类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①救助管理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在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或外地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因为遭遇不测事件，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自愿向救助站求助的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部分人应得到及时、全面的救助。②对于流落街头的精神病人、老年痴呆症患者等无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离家出走的无完全行为能力的儿童，应该用“善意的强制”使他们得到救助。③对职业乞讨者要加强流出户籍所在地的安置工作'开辟、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④对于利用老年人、残疾人、少年儿童进行乞讨或者以乞讨为掩护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则需依法严惩。
3.加强部门合作，协调救助，通力管理
民政部门作为救助制度的执法主体，具体负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并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公安、城管部门在执行职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有告知、引导、护送的义务；城管部门在履行城市环境管理的职责时，有权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管理，在有地方政府规章和规定的前提下，对限制乞讨区域的流浪乞讨人员予以劝诫、限制。同时，公安部门对城市流浪乞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行使治安管理权限和刑事
侦查权限；卫生医疗机构对突发急病的受助人员有救治义务；交通、铁道部门应当对返回户口所在地、住所地的受助人员凭救助站发给的车船凭证准予搭乘相应的公共交通工具；财政部门要将救助经费列入每年预算，加大政府救助资金投入和管理力度，建立稳定增长的救助资金筹措机制；审计部门有必要对救助工作进行审计监督，督促救助工作公正透明。
在各部门的职责和义务中，民政部门的职责无疑是最主要的。因此有必要加强不同地区政府的民政部门间的交流与协作，以推动救助工作的最终落实。要加强民政救助信息网络建设，加快信息网络的数据采集、录入及软件开发调试等工作，建立一个功能齐全、覆盖面广、信息共享度高、规范透明的民政救助信息网络，实现救助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工作效率和救助效能。其最终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安置问题，还要结合民政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民政部门内部机构间也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增强履职能力。
4.增进社会的辅助救助
(1)大力推进社会化救助
一方面建立救助管理站、区市县、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四级救助管理社会化工作网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区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上的作用。另一方面，成立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公益性民间组织以社会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组织义工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帮助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承接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可协调政府、市场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在提供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等方面，则通过自律、志愿服务等予以实现。
通过上述对社会参与力量的整合，使其成为救助管理队伍的有效补充：一是解决了街头劝导救助不及时、不到位的问题；二是填补了节假日、早晚间等救助时间上的“空白”以及街头巷尾、山洞偏厦等纠正空间上的“盲点”；三是解决了宣传不到位的问题。有助于市民了解救助政策，提高他们甄别真假乞丐的鉴别力；四是发挥一线基层部门管理优势，对辖区内外流浪乞讨人员及本辖区内易流浪、走失人员和问题家庭实行群助群治。
(二)探索安置流浪乞讨人员的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