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乞讨

职业乞讨（精选12篇）

职业乞讨 篇1

传统意义上的乞讨是有些人为了生存向社会求助的最后手段。流浪乞讨人员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 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本身就是弱势群体, 理所应当得到政府的救助, 以保障他们的生存权。而职业乞讨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通病”, 这一弱势群体中并非都是困难群众, 其中绝大部分已经成为职业乞讨。近年来, 对受助人员的调查显示, 有30%以上的行乞者是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乞讨者。这些职业乞讨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 损害了市民利益, 影响了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 是构建和谐社会, 创建文明城市的不和谐因素。

一、职业乞讨人员形成的原因

流浪乞讨人员背井离乡外出流浪乞讨, 既有社会的原因, 也有个人的原因。

1. 社会因素。

(1) 就业难度大及生计所迫导致。大量农民和无业人员涌入城市, 由于无一技之长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一部分人为了生计逐渐演变成流浪乞讨人员。由于一些边远民族地区收入极低, 生活困难, 农民在城市流浪乞讨所得也比在当地收入高, 两相比较, 外出流浪乞讨便成为一些人的“理性”选择。 (2) 广大群众对职业乞讨的认识不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很多人不再愁于生计,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乐于助人。当碰到流浪乞讨人员, “由于社会公众无法严格识别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和职业乞讨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 在无意识中助长了职业乞讨的存在和形成。”出于同情, 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会给予帮助。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同时也强化了流浪乞讨人员的乞讨心理, 认为这样来钱快, 来钱容易。

2. 个体因素。

(1) 阿Q精神。阿Q精神使得多数流浪乞讨人员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合理化。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在外乞讨, 没有什么丢人的。 (2) 道德缺失。流浪乞讨人员多来自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由于能较为轻松、成功的乞讨, 大多数乞讨人员的亲朋好友也对此表示了支持, 流浪乞讨人员从中会获得较大的鼓励, 并不认为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是不正确的。因此, 大力弘扬进步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观, 树立自尊、自重、自强的生活价值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二、目前职业乞讨救助与管理面临的困境

《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 救助管理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有效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 救助管理工作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救助对象甄别难度大。

受助人员的真实身份很难核查, “有的求助对象故意编造虚假姓名, 隐瞒真实情况;有的装聋作哑, 拒绝回答工作人员的询问。”这就给救助管理工作者正确甄别救助对象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麻烦。

2. 自愿求助原则带来的尴尬处境。

新的救助管理制度设计主要面向非职业乞讨。职业乞丐是绝不会到救助站自愿求助的, 这样会自断生财之路, 救助工作者也不能把他们强制带离, 这样会违反有关政策规定。因此, 面对职业乞讨, 救助管理部门陷入无法管, 又不能不管的尴尬局面。这突显出目前的救助管理办法在救助对象上出现了目标与现实的偏离。“职业乞丐”所击中的正是我国救助制度的管理“软肋”。

3. 是否救助职业乞讨人员的两难境地。

作为政府救助管理流浪乞讨人员的专门机构, 在非职业乞丐和职业乞丐界限不易划清的情况下, 群众和社会认为只要街头存在流浪乞讨人员 (不管其是非职业乞丐还是职业乞丐) , 都应归政府设置的救助管理站管。今天, 作为有为政府和责任政府, 如果政府专设的救助管理站依照救助条件不管这些职业乞丐, 那么毫无疑问将被公众置于“不作为”的问责之下。

三、救助与管理职业乞讨人员的路径

依据现行法规政策, 从严格意义上讲, 职业乞讨不属于救助范畴。但从构建和谐社会、创建文明城市和政府管理职能要求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视角来看, 相关部门又必须认真面对这一现实, 创造性的开展救助管理工作, 对职业乞讨实施有效的救助与管理, 真正做到上为政府分忧, 下为百姓解愁。针对目前对流浪乞讨人员职业化的管理盲区, 结合实际情况,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探讨。

1. 树立以人为本的“主动救助与管理”理念。

“正确甄别救助对象———这是搞好救助管理工作的关键。”在新型救助管理办法下, 在明确救助需要救助的对象之后, 突出“人性化服务”的工作理念, 不仅为受助人员提供吃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 而且应为受助对象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浪流困难群众求助能力非常匮乏, 由于缺乏求援申告的能力或者对救助管理制度本身缺乏了解, 不知该如何解决切身困难。针对这种状况, 社会救助站应该打破原有被动等待的救助模式, 搭建主动救助平台, 设立专门的流动救助车, 车上备有食品、衣物等临时性救助物品及乘车凭证等。

2. 建立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

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与“管理”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大量职业乞丐的出现, 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 影响了城市环境, 成为城市管理中新的难题, 因此我们应建立政府、公安、城管、街道、社区等职能部门的协调管理机制, 促使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参与流浪乞讨人员的街头救助工作。“加之《救助管理办法》对公安、卫生、交通、铁道、城管等部门的职、责、权作了文字性的要求, 而对其在参与业务中的相关程序、职责和法律责任没有明文规定, 致使在具体业务中相互推诿扯皮, 甚至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主动救助尤其要积极争取政府高度重视和各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 “搞好救助管理工作仅靠民政一家可谓是‘势单力薄’, 救助管理亟待形成合力。”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是做好街头救助工作的前提。

3. 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是街头救助工作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社会救助工作通过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开展, 可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补充国家因财力原因导致的资助资金及服务的不足, 增强社会救助的整体经济实力, 扩充社会救助的覆盖面, 同时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发现病卧街头的危重病人、精神病人要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由卫生部门进行救治利用社区社工资源, 开展专业化救助。在今后的工作中, 积极引进专业社工来推进开展更加专业化的救助。新闻媒体要发挥广泛宣传作用, 建立街头宣传长效机制。可以定期在街头开展宣传活动, 大型节假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并把宣传活动深人到社区, 让市民知道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增多带来的危害, 呼吁市民不要在街头随意施舍, 把市民的行善引导至劝导、告知、护送流浪乞讨人员至救助管理站上来, 引导到为公安部门打击操纵者提供线索上来, 引导到向慈善机构捐赠上来。

4. 完善《救助管理办法》。

“2003年8月1日, 国务院颁布了《救助管理办法》并施行, 同时废止了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救助管理办法》对救助管理业务做了宏观的规定, 但是社会救助管理方面还存在死角, 《救助管理办法》对乞讨人员的骗助行为没有明文规定, 在救助业务的操作过程中, 救助人员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来支持。要明确职业乞讨的法律定位, 承认职业乞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予禁止, 但乞讨者实施的侵扰他人、扰乱秩序的行为应予以治理。只有将社会救助和社会管理紧密结合, 才可以维护好城市街头秩序。救助管理制度在社会管理、源头控制、社会参与、保障机制等方面还不够完善, 影响到救助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立法, 明确法律依据, 使救助管理制度的社会建设职能得以发挥, 形成与时俱进的、有中国特色的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制度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

5.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凡是不重视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障制度残缺的国家, 通常也是社会矛盾相对尖锐、社会排斥与社会对抗相对严重的国家。”因此, 从源头上, 各地必须切实负起责任, 加快社会救助制度建设, “非缴费型的社会救助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旨在解除国民生存危机, 保障国民的起码生活, 避免困难群体陷入绝境”。在城市中, 应当逐步给予符合相关条件的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 降低他们在城市就业的门槛。而当他们失业或陷于生活困境时, 应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的覆盖范围。“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流浪乞讨的现象。

摘要：职业乞讨人员的形成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 对于职业乞讨人员的自愿求助原则带来的尴尬处境, 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主动救助与管理”理念, 建立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 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完善《救助管理办法》,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从而有效地从源头上减少职业乞讨者的数量, 逐步缩小职业乞讨者的“市场”。

关键词：职业乞讨,救助,管理,路径

参考文献

[1]齐建辉.职业乞讨亟须治理[J].社会福利, 2009, (8) :54-55.

[2]周良才.当前我国救助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3, 31-32.

[3]郑功成.改革与发展战略 (救助与福利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4]吕鑫.论职业乞讨行为的制裁[J].浙江社会科学, 2011, (1) :60.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 (总论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职业乞讨 篇2

我见过无数的乞讨者

在某个大街，某个巷口

或者，某个拐角

他们，佝偻的老人，伤残的孩童

还有，抱着幼婴的妇人

你或许也见过

那是一双混浊的眼

饱经风霜

那是一双清澈的眼

无邪天真

那是一双呆滞的眼

幽怨无助

你或许也见过

那双伸向你的肮脏的颤巍巍的手

那根吃力挪动的残肢

那个蓬头垢面的妇女

你是伫足停留，还是绕道而过？

是谦卑地弯下高贵的腰，

还是冷冷地昂首离开？

我甚至害怕

因那超乎想象的凄惨场景

你瞧，你看

那残缺的碗里，几张碎钱，几枚硬币

他们是流动着的伤感

生活在人群的边缘

今天在这里，明天呢？只随遇而安

我无法预见

曾经在火车站候车室里遇见的小孩，

如今是否仍在人群中流浪？

当他与那位老者相遇，内心作何感想？

那位妇人呢？会不会更加哀伤？

为她那怀中安睡的孩子

生命本无贵贱，

却被浮世划分在不同区域

谁也不肯走进彼此的交集

我不敢再想象下去了

轻声地走到他们跟前

放进了几枚硬币

我希望用它来买通上帝

愿圣明仁慈的主保佑

这世上再无，乞讨之人

乞讨父与子 篇3

这是记者花了一个夏天跟踪拍摄的一对在杭乞讨的父子，父亲叫王四美，46岁，儿子王贺彬，7岁。

王四美的老家在安徽阜阳，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文化，加上身体虚弱多病，所以直到中年才娶了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女人做妻子。2006年，41岁的妻子生下了儿子王贺彬。

好景不长，生下孩子不久，王四美的妻子在河边洗衣服时精神病发作跌入河中，不幸身亡。家中也越来越穷，老王没有劳动能力，只好拉着板车带王贺彬出来乞讨。那是2006年，老王和小彬彬第一次来杭州。

据老王回忆，刚来杭州讨生的那几年，比现在要好。小彬彬的奶粉钱和尿布钱都是靠乞讨得来的，他们甚至很少饿肚子。

偶尔会有好心人打电话给救助站，而救助站则会将他们送回老家。一回到老家，他家的两亩旱地就又让老王发愁，种的东西根本不够吃，农村低保也一直没能申请下来，他所享受的只有一个名为“独生鼓励”的每年50元的补助。

虽然老王还没满50岁，但看上去苍老得已经像一个60岁的老人，他曾去医院诊断出高血压、颈椎腰椎病，下肢也有点瘸，走路非常不利索，干农活更是十分勉强。老王也想打工，但有什么企业会招聘像他这样低学历、低技术、体力活也干不了的中年人·

无奈之下，老王只能一再地回到杭州，重操乞讨旧业。

乞討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杭城酷热的夏天尤其难熬。

盛夏的杭州，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城市路面上都是滚烫的，老王和小彬彬坐在路边，不停扇着蒲扇，指望着路行施舍点零钱，或可买点冰水解暑。

这种季节，父子俩每天凌晨一两点才能睡着，早上五点多钟又会被扫大街的吵醒。

因为经常卧睡街头，老王得了很严重的肩周炎，每天都得用药。才46岁的老王，牙齿也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他胃也不好，每天只是喝点粥，吃很少一点米饭。很多好心人送的东西他都吃不了，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说起话来声音细小，有气无力。

虽然比起在老家吃低保，乞讨的收入要高很多，但对于两人来说，生活依然很紧张。其中，老王的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老王说，最好的时候，一晚上他们能讨个100元左右，不好的时候却只有30元左右。老王正在用的一种药，37元一盒，只能吃两天半，所以，一旦乞讨的收获欠佳，连解决药费都是一个问题。

老王和小彬彬乞讨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残破的被子、一条写了字的床单、各式各样的药、旧照片和一些杂物。父子俩每天的吃食是靠乞讨得来的钱买现成的，一般是一些干粮类的食物，很少开荤。有时候过路人可怜小彬彬，会给他一些好吃的，例如蛋挞，那个时候小彬彬会笑得合不拢嘴。

对父子俩来说，洗澡也是一种奢望。他们每天风餐露宿，身上总是脏兮兮的，实在太脏了老王就会带小彬彬在附近公厕的自来水龙头下简单冲一冲。

老王父子喜欢去西城广场一家喜士多店的门口乞讨，那里人多，收入可观。因为小彬彬年纪小，坐不住，他们俩白天不乞讨，晚上才会去“工作”。

西城广场附近的书店则是老王父子俩白天常去的地方，老王经常带小彬彬去那里看书，给他念一些简单的故事，教他认点字。再过一年就是该入学的年龄了，老王正想办法存点钱让孩子上学。

用老王的话说，小彬彬是“野惯了的孩子”。他几乎不识字，也没有朋友，只会一些简单的数学。父亲问他想不想读书，他回答说“想”，但又说也喜欢这样整天玩闹的生活。

老王说，夏天最难熬，他还能熬几个夏天他也不知道，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无力抚养这个孩子。他现在每天都在担心一件事情，当他撒手人寰之后这孩子该怎么生存·

职业乞讨 篇4

1 物理因素

1.1 锐器损伤

是导致护理人员发生血缘性传播疾病最危险的传播途径, 在临床救治工作中往往病人病情急, 伤势严重, 在抢救处置过程中很难避免被注射针和采血针刺伤, 就有可能会感染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如乙肝、丙肝和艾滋病等。统计《广州市流浪乞讨危重病人临时收治病区》从2004年4月至2008年8月有8名护士被头皮针, 采血针或收集医疗废物时被针刺伤, 而在收治的440例病人中肺结核20例, 乙型肝炎23例, 梅毒3例, 艾滋病9例。据报道, 只需0.004mL带有HBV的血液就足以使受伤者感染HBV;HBV污染的锐器刺伤受感染的比例为0.3%[1]。

1.2 电离辐射

随着影像学增强器的改进, 射线对人体的危害增大。护士经常护送或协助危重病人做B超、拍片透视等,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连带受到X线的辐射, 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造血功能低下、胎儿畸形、诱发肿瘤等。

1.3 噪声污染

救治流浪乞讨危重病人临时收治是各种危重病人, 抢救的场所, 噪声来源于病人的呻吟、各种抢救仪器的运转噪音。

2 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感染对医护人员造成最严重的威协。护士频繁接触病人, 病人具有传染性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呕吐物的喷溅不仅污染了环境又对工作人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极易造成自身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医护人员乙型肝炎的感染率比一般居民高3～6倍[2]。

3 化学因素

3.1 化学消毒剂的污染

过氧乙酸、戊二醛、含氯消毒液均为挥发性的化学灭菌剂, 常用于室内及一次性物品和各种器械的消毒, 对皮肤粘膜, 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 长期吸收可致中毒。有调查报道一次性医疗用品的广泛使用中环氧乙烷所致的空气污染通常不被人们所注意, 但长期通过皮肤和呼吸道进入人体, 对人体也会产生潜伏的危害。长期接触环氧乙烷的孕妇流产率高达16.7%, 在早孕期待接触危险性更大「2」。

3.2 汞污染

体温计、水银血压计破损时水银外漏, 汞蒸汽弥漫于空气中, 引起人体中毒。

4 生理及心理因素

危重区护士长期处于思想高度集中, 精神紧张, 劳动强度大, 经常因抢救危重病人加班加点, 易患溃疡病、偏头痛、慢性颈椎病、腰椎病等, 同时出现焦虑、烦躁等不良心理表现。流浪乞讨危重区是重要的抢救场所, 而患者是三无人员缺乏对医疗制度和抢救程序的了解, 普遍存在精神紧张和各种情绪化反应。甚至对医护人员工作不合作。由于有的病人文化程度不高, 方言繁多, 语言溝通障碍, 使医患交流不够, 患者往往会情绪暴躁, 迁怒于护士, 甚至发生过激行为, 而护士亦缺乏减轻心理压力的有效措施, 以至心理不平衡, 难以保持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5 防护

5.1 锐器损伤的防护

纠正导致护士遭受锐器伤害的危险行为, 加强针对防止锐器伤的特殊教育, 使护士能够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包括在急救中的各项治疗操作, 避免用双手将用过的针头套进针帽;静脉留置针用后要毁形处理, 正确放入专门的容器中;操作后自行戴手套持镊子整理用物, 以免他人在清理物品时被刺伤;不要徒手去处理破碎的玻璃, 打开玻璃安瓿时应使用棉球或纱布垫于安瓿与手指之间, 用力均匀适当;对不合作的病人在治疗时应有他人协助或按医嘱保护性约束病人。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发生锐器伤后应该立刻做好局部处理, 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伤口, 挤出伤口血液, 用0.25%的碘伏消毒伤口, 根据情况接种相应的疫苗。

5.2 血液和体液感染防护

护理人员在进行各项操作时要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隔离措施, 接触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被其污染的物品时必须戴手套, 脱去手套后立即洗手。要严格掌握手的消毒方法, 消毒手的常规要求是在各项操作前后采用肥皂水及流动水冲洗, 为了防止护理人员的工作服、脸部及眼睛有可能被污染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呕吐物喷溅时, 应当戴医用防护口罩、防护眼镜或穿隔离衣。医院最好为护理人员建立健康挡档案, 提供定期的体检, 对发生职业损伤者要及时救治。并为其接种疫苗。

5.3 化学消毒剂污染的防护

通过加强室内空气流通, 定时开窗换气, 完善排污系统;定期空气消毒, 要掌握好消毒剂的配制浓度, 现配现用, 改变以往“用量越多, 消毒效果越好”的错误观念, 以减少不必要的物质浪费和对人体的伤害。进行室内消毒时, 应该避免在室内操作。

5.4 电离辐射的防护

尽量避免X线照射, 在无法躲避时, 尽可能使身体不进入直射线中, 可穿戴防护衣帽, 妊娠期禁止与X线接触。

5.5 噪音的防护

加强病区管理和仪器的保养管理, 尽可能减少噪音。

5.6 身心健康的调节

护理人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外, 还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心态。 (1) 注意保持良好的操作姿势和习惯, 加强体格锻炼和自我修养; (2) 重视心理素质的健康, 保持精力集中和心情愉快; (3) 加强法律观念和服务意识, 积极主动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护患双方合法权益,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4) 掌握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的技巧, 尽力避免护理纠纷的发生; (5) 医院应根据技术要求、工作压力、工作风险等因素, 综合考虑人员的合理编制和岗位待遇, 并且强化安全措施以保证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尽管针对这些问题, 救治流浪乞讨危重病人的护士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但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临床护理技术规范》还未完善。职业安全是广大医护人员和政府关心的问题, 而救死扶伤医护人员的天职, 流浪乞讨危重病人已经是无金钱, 无家属, 无基本生活能力, 作为护士更清楚病人的生命至高无上。随着社会进步, 人们的健康意识普遍提高, 护士也应该关注爱护自己的健康, 转变观念, 提高安全防护意识, 根据现有的条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尽量将职业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1]戴青梅, 王立英, 刘素美, 等.医护人员职业性损伤的危险因素及防护对策[J].中华护理杂志, 2002, 37 (7) :532～533.

乞讨 篇5

只有小蝴蝶苏琳在悠然自得地躺在树上垂着触须，铺开翅膀正在睡觉，小鸟果果看见了小蝴蝶苏琳说：“苏琳，快入冬了，要不你跟我一起储存过冬的食物吧!”苏琳说：“哎!这么好的阳光适合休息，你们忙什么呀!反正我不要去!”苏琳就这样一天一天浪费时间。

有一天，天上下起密密的雪花，入冬了!蜜蜂西朵正巧看见了苏琳说：“苏琳，你在干嘛呀?”苏琳说：“我好饿，你可以给我两罐蜂蜜吗?”西朵说：“可以呀，来，拿着!”两罐蜂蜜送到苏琳手中，边说：“谢谢你!”苏琳回到家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边说：“西朵的蜜真甜，可是一下子就吃完了。”她惭愧地脸红了，心想以前我真是错了，不劳动就没有食物，我以后要多劳动。

这是金丝雀姐姐艾丽看见了邻居苏琳，问：“苏琳你怎么了?”苏琳说：“我知道错了，如果我不休息，在劳动也不会饿肚子了。”“知错就改，真是一个好孩子!”金丝雀艾丽说。

为了帮苏琳，金丝雀艾丽飞向了蜜蜂大市场，那儿的蜜蜂最好吃，但也很贵。十分钟过去了它们俩来到火焰鸟明茜的蜜蜂店买了二十罐蜂蜜，总共一百二十花园币，真贵!苏琳说。

我在“乞讨” 篇6

我和工程部的同事检查了公司的供水系统,发现是发电机散热功能出了毛病,导致动力不足,间接影响供水输送。我自告奋勇爬到发电机下面,经过一阵敲敲打打,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直累得汗流浃背,终于修好了发电机。

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我顾不得洗手就接电话,妻子在电话里说她、女儿和母亲已快到中山东凤,很快就到三乡了,要我务必抽时间到车站接她们。上个月,妻子生了一个千金,原本10月16日过来,她却临时改变主意,提前了几天。我一看时间快到了,胡乱擦了一把脸,顾不得全身的油渍和灰土,也来不及换衣服,打电话向领导请假后大步流星去赶公交车。

半小时后,我到了车站,妻子发来短信说路上大塞车,估计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到。我买了一份报纸想走进车站隔壁的一家大型超市,可到了门口,被保安一声喝住了:“干什么的?脏兮兮的,出去。”

我说:“进来吹吹空调,看看报纸。”

他仍然挡住了门口,不让我进去。我靠,狗眼看人低,不进就不进,我以后还不来呢。我折回车站转悠了一下,发现有一个绝佳的位置方便看报,我在地上垫了一张报纸开始看起新闻来,可是刚看了一会儿,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妻子这时又发来了短信:还在大塞车,估计要等一个小时才能疏通。

我回短信让她们不要着急,我可以乘此机会美美地打瞌睡。

别样乞讨 篇7

老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抹起泪来:“那钱可是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呀, 现在, 钱被抢了, 叫我怎么办啊?”老人哭得很伤心很可怜, 人们见了都纷纷掏钱给老人。我也上前掏出两枚硬币给了老人。

很快, 老人身边就有了上百块钱。在大家的劝说下, 老人慢慢地捡起钱, 含着眼泪走了。

第二天, 我又遇见了这个老人, 他在菜市场买肉, 都已经称好肉了, 付钱的时候, 老人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 刚要递给老板, 谁知从一边钻出来一个孩子, 一把从老人手中夺过钱, 赶紧跑了。老人大叫:“抓住那个孩子, 他抢了我的钱!”抢了钱的孩子已经跑远了, 等人们反应过来, 已经迟了。

老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抹起泪来:“那钱可是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呀, 现在, 钱被抢了, 叫我怎么办呀?”老人哭得很伤心很可怜, 人们见了都纷纷掏钱来给老人。我没有给老人钱, 我觉得奇怪, 他昨天被抢了, 今天怎么还这么不小心, 又让人抢了?更让我奇怪的是, 今天抢老人钱的那个孩子, 就是昨天那个孩子, 这里面莫非有什么秘密?我决定弄个究竟。于是我悄悄地跟着老人。

走了两条街后, 抢老人钱的那个孩子出现了, 他和老人一见面, 两人都笑了起来。老人对孩子说:“今天又得了一百多块钱, 你这法子真灵, 比装残疾讨钱好多了!”

从“禁乞区”到“乞讨权” 篇8

行乞者也就是乞丐, 可以分为两大类三种人。

第一类是被动行乞者, 即因各种外部的客观原因, 比如如伤残等, 而逼不得已去行乞的人。

第二类是主动行乞者, 又包括了两种人。一种是故意行骗的“职业乞丐”。另一种也是主动行乞者, 但他们并非在诈骗, 而是把行乞作为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流浪艺术家”。由于这种“乞丐”人员数量较少, 所以暂且不谈这种行乞者, 而把重心放在前两种行乞者上。

既然各大城市设立禁乞区依据的是《救助管理办法》, 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救助管理办法》中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定义——“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 无亲友投靠, 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 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一类行乞者, 即因外部的客观的因素, 而不得不以乞讨度日的人。排除了那些以盈利为目的, 以欺诈为手段的职业行乞者。

有人认为, 设立禁讨区会危害行乞者的生存权。对这个问题笔者另有看法。生存权是指“人按其本质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享有的维持自己的生命的最起码的权利”。目前, 我国大部分, 即90%的流浪乞讨人员是将行乞作为一种盈利性的职业。他们的目标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填饱肚子了, 而是想要借乞讨发财。对这一部分人, 也就是大多数的乞丐来说, 不让他们在闹市区行乞, 根本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问题, 充其量只是让他们的钱包比原来瘪一点点罢了。对那些被迫行乞者, 也就是真正的乞丐而言, 自然会乐意接受国家的救助, 进入救济站, 也就不会有什么侵害生存权之说了。

二、行乞者之乞讨权

毋庸置疑, 人身自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有人认为“乞讨权”是一项可以从人身自由权中引申出来的权利。但是, 笔者认为“乞讨权”仅仅是一种自由而不是权利, 下面我们来论述二者之差别。

1.“乞讨权”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

这里指的权利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权利。到目前为止, 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中暂时还未出现过“乞讨权”这三个字。

2. 权利 (right) 具有正当性

从词源上看, 权利概念的出现与变迁都与“正当”“正义”相联系。当然, 从古至今对“正当”“正义”的理解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 权利的正当性体现在它是用以维护人性的。除了维护自己的人性, 也维护其它平等主体的人性。现在我们来看看所谓的乞讨权吧。首先,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能取得同等收入的情况下, 应该都不会选择去乞讨。因为“乞讨就是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换取别人的同情, 从而从别人那里无偿获得金钱, 或者物质的帮助”。在现实生活中, 乞讨者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都得解开自己的伤疤向无数人展示, 甚至有时还得采取“下跪”“磕头”等方式以期获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 进而获得金钱和物质的帮助。毫无疑问, 这种方式不但没有维护人性, 而且还极大地摧残了人性, 贬低了人格尊严。也就是说, “乞讨权”毫无正当性可言!

3. 权利必然与义务相对应

假设乞讨权是一种权利, 乞丐是权利的主体, 必然有一定的义务主体与之相对应。当有人向你乞讨时, 你不能拒绝他, 否则你就侵犯了他的权利, 很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此时你是这项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主体。这听起来的确十分荒唐可笑。而且, 常言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乞讨者虽然有请求他人予以施舍的自由, 但这种被请求, 是既可以同意的请求, 也可以是遭到拒绝的请求。而乞讨者无权对被请求人的拒绝行为, 寻求法定的救济途径”。也从侧面论证了乞讨权不是一项权利。

三、自由与秩序

如前所述, 乞讨权虽然不是一项权利, 但它毕竟也是人的一种自由。公民有权选择乞讨这种生活方式。那么设立“禁乞区”是不是侵犯了公民的这一自由呢?当然不是。“限制乞丐在当代西方也是一项明确的法律制度, 符合当代世界人权公约的基本原理, 更是实施社会救济制度的必然要求;现代法律虽然不会完全停止行乞, 但出于公共利益, 他人利益的考量, 必定限制行乞”。无论是自由还是权利都是有限度的。我们在行使权利, 享有自由时, 同样应该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在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地方设立“禁乞区”无疑是符合公众利益, 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

因此设立禁乞区是具有正当性的, 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考虑做出的选择。“如果不加限制, 城市街道可能被犯罪和乞讨等扰乱秩序的行为所主宰, 反而减少了公共空间的正当用途”。

四、流浪乞讨问题的解决之道

虽然政府设立“禁乞区”是正当的, 但这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方法,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 “流浪乞讨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悲剧, 无论这种悲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都是现代的福利国家, 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允许的”。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走出一条可行的解决之路呢?

首先, 应该加快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虽然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在不断增加, 但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却略有下降。应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 为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解决生活及其他急需帮助的问题。

其次, 应该为被动行乞者提供救助同时, 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渔”, 而不是“授之以鱼”。让行乞者能够自食其力。比起仅仅提供给他们衣食的救济更好。这么做既能照顾到被救济者的人格尊严, 也能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这就好比罗斯福新政时的“以工代赈”。

第三, 对于那些职业行乞者, 我们应该严加管理, 遏制住这种好逸恶劳的惰性风气和不顾廉耻的丑陋行径。不再让人们的善心付诸流水!

摘要：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 国务院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随后, 苏州、南京、北京等各大城市纷纷设立“禁乞区”, 引起了社会的激烈争论。有人认为, 这样的做法侵犯了乞丐的乞讨权乃至生存权, 有违宪的嫌疑。但笔者认为, 乞讨权并不是一项权利, 而仅仅是一种自由。当今社会乞丐越来越向职业化、组织化和犯罪化方向发展, 真正的乞丐越来越少。但无论真乞丐还是假乞丐, 他们都是现代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设立“禁乞区”只是一个临时性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 还必须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还要严惩职业乞丐, 反对这种好逸恶劳的做法。

关键词：乞讨权,生存权,权利与自由,自由与秩序

参考文献

[1]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

[2]林来梵.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221.

[3]方乐.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乞讨权”[J].政治与法律, 2004 (04) .

[4]权利还是自由:对流浪乞讨的思考[EB/OL].法律教育网, 2005-5-10.

[6]郝铁川.限制乞丐乞讨行为是否合乎正义?.

对于乞讨权的浅要分析 篇9

一、乞讨权的法理讨论与法律依据

“乞讨权”是否是法定权利, 是否有法理依据事实上乞讨权这一说法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提法, 乞讨本身是否是一种权利, 这是乞讨权存在的前提。对于乞讨权的法理讨论, 首先应该考量它是否是法律所规定的一项权利, 其次, 它的权利内容是什么[1]。

(一) 乞讨权的生存权性质辨析

乞讨者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乞讨以求生存, 一些学者以此作为出发点提出, 乞讨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项支权利[2]。乞讨权是生存权的一项发展与支权利, 是乞讨权存在法律支持的一项重要观点。

我国《宪法》中没有生存权的定义, 但《宪法》保障人权, 而生存权无疑是人权的一项重要组成。我国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项公约, 将生存权表述成一项“公民获得相当水准的生活”的权利, 体现在具体制度上则是国家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障等相应保障制度给予公民生存保障。但生存权的这些权利内容并不能派生出一个行乞者有进行乞讨的权利。

由此笔者认为, 乞讨权是生存权支权利的理论并不充分, 乞讨权与生存权不应是种属关系, 乞讨权不由生存权派生而出, 两者之间是同一层级, 都由人权派生而出。乞讨权不是生存权的一种, 但是乞讨权本身具有生存权的性质。

(二) 乞讨权的言论自由性质辨析

在美国, 所谓的“行为”、“商业言论”、“标志性言论”等都曾被用于界定乞讨[3], 之所以有所分歧是在于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中“言论自由”的不同理解, 是否将乞讨权视为一项言论自由而予以法律上的保护。

将乞讨认定为一项言论, 但却未必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言论对象。所谓的“言论自由”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所发表的言论必然追求信息交流、提供有用的信息或是接受他人信息。有学者曾写文章讨论乞讨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并引用了美国阿尔莫案中审理法院的一段话:“对与发言、书写、出版或传递信息或观点自由没有必然联系的行为进行规范并不侵犯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乞讨和募捐并不必然包含信息或观点的交流, 因此, 为上述目的而接近他人不应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并且在文章中段这么说道“法院应当将毫无价值或具有很低价值的信息排除在第一修正案之外。”[4]笔者的理解是, “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言论是有限制, 美国宪法保护的是出版、发言、书写等以传递信息与观点为目的的表达行为, 并且这些信息与观点应具有一定传播价值。在这些法院的讨论中, 乞讨行为所传递的信息是无效用的信息或者根本没有传播信息, 但是否对乞讨进行言论自由范围内的保护仍然没有定论。尽管乞讨权在大部分的讨论之中都无法被证实是一项传播有效用信息的言论与行为, 并且处在一个争论的过程之中, 乞讨现象的存在却不容忽视, 并且在实际上美国也对乞讨行为施以保护。美国的许多关于乞讨权的诉讼中, 乞讨被通过以各种途径寻求法律保护。

(三) 乞讨权的权利层次

笔者认为, 在我国乞讨权的权利内容应当是分层次的。

第一层次是乞讨权根源性的内容, 行乞者乞讨的目的在于获得继续生存的条件, 因此笔者将生存权特性定性为乞讨权第一层的内容。生存权的内容以行乞者其能够进行乞讨为表现, 权利的主体是行乞者, 而客体则是政府。政府应当以作为的形式提供帮助, 保障行乞者的乞讨权利;以不作为的方式来限制政府对乞讨行为的规制。该第一层次作为乞讨权的根本是乞讨权必备的内容, 只有具备这些内容才有所谓的“乞讨权”。

第二层次是乞讨权的自由, 主要是指乞讨者自由行乞与妨碍他人自由之间的界限。乞讨需要有施舍者, 因此乞讨或多或少的将对施舍者造成一定干扰, 这也是许多外国法律中将“侵犯性乞讨”界定为违法的原因。乞讨权的自由应该是指在施舍者可接受范围之内, 行乞者才享受乞讨的自由。乞讨自由有界限, 但是这个自由的界限划定却难以定论, 这也是许多美国关于乞讨诉讼案件中争议的焦点。但在本文中不展开讨论, 笔者只描述乞讨权权利内容的轮廓。

第三层次是政府的救济。在我国2003年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明确了救助对象是包括在城市生活无着落乞讨者与流浪者, 但在该法与之后颁布的实施细则中, 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对乞讨现象实施救济的方式而不是对乞讨行为进行界定。在外国的诸多立法中也将乞讨与救济认为是同一项内容, 例如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这些立法不难看出乞讨权具有政府救济这一层次权利内容。

从权利与义务对应的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政府救济属于乞讨权的权利内容。乞讨者有权利进行乞讨, 必然对应着政府主体对乞讨者的乞讨权利进行保障, 除了采用不作为的形式 (指政府不对乞讨进行过多限制) 保障乞讨权、作为的形式 (主动立法划定乞讨区等行为) 保障乞讨权之外, 在乞讨者自身无法行使乞讨权的时候政府也应当保障乞讨者行乞权利, 这便是政府救济。政府救济是乞讨者的被动行乞, 在乞讨者无法乞讨导致无法继续生存的状况下, 由政府对其救济对其施舍。这也是政府保障乞讨权的必然义务。

二、对乞讨的规制

在中国主要由各级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乞讨进行规制, 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5]: (1) 政府对城市中的乞讨者采取容忍的态度; (2) 政府已经放弃了全面禁止乞讨; (3) 政府坚持对乞讨施加时间、地点或方式方面的限制, 并且认为侵犯性乞讨是违法的, 可以处以行政拘留。

在我国通常由各级行政机关自行设置禁讨区, 并实施相应的禁讨管制, 包括在一些重要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虽然由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进行管制, 但中央对乞讨管制确定了边界与方向。旧《收容遣送办法》废除, 《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 便是中央对待乞讨问题的方向转变。当初在对待乞讨者方式上有所不公造成孙志刚这样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 如今在《救助管理办法》中, 由收容遣送乞讨者转变为救助救济, 这是我国中央政府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地方各级政府对待乞讨问题也将由过去的禁止转变为救助。另外是否能将乞讨视为违法, 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也做出规定, 地方各级政府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对“侵犯性乞讨”进行处罚, 而不能超出“侵犯性乞讨”的范围对其他乞讨行为进行处罚。

在美国则与中国的情况不同, 中国未通过立法来对乞讨进行限制, 而美国各个州立法中或多或少提到了禁止乞讨或者是限制乞讨行为。我国有学者也专门研究过美国的禁讨立法[6]。根据该学者的统计, 目前美国大约有13个州在法律法规中明文禁止乞讨。其他州不禁止乞讨, 但授予地方政府有权予以禁止。由此也可看出在是否禁止乞讨的问题上我国与美国的最大分歧在于:是否通过立法对限制乞讨进行规定。这或许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从立法层面进行规制乞讨或许能更大程度的体现我国政府对乞讨问题的重视, 也为地方政府管理乞讨这样的社会现象提供更多的动力。美国对乞讨的限制具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设置“禁讨区”。大部分通过了禁止乞讨法的城市都采用了这种限制乞讨行为的措施, 具体的措施其实大同小异, 将特定区域划分为禁讨区, 在该区域内乞讨将被视为是违法行为:

禁止“攻击性乞讨”。指胁迫或以侵犯性姿态迫使他人施舍的行为, 具体的行为方式有尾随、侮辱性的言语攻击、不必要的肢体接触等。这种乞讨行为被视为是违法。

(一) 禁止“欺骗性乞讨”。

所谓的欺骗性乞讨是指假装肢体残障、为达到某个目的而乞讨但实际上达到乞讨目的之后依旧继续乞讨等, 散发出令人误导的信息从而达到诱使行人施舍的乞讨。值得一提的是, [7]在美国的孟菲斯市, 对儿童乞讨也做了一条规定:“故意将儿童暴露于危险的环境 (如寒冷、酷热等) 下, 以求获得他人施舍”也属于“欺骗性乞讨”。

(二) 对行乞者颁发乞讨证。

以许可的方式来限制乞讨是最近在美国逐渐蔓延开来的限制乞讨的方式。以官方许可的方式来限制乞讨人员人数, 无证乞讨将是违法行为。

(三) 对民众的教育。

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教育民众不要直接施舍乞讨者, 而是通过慈善机构捐助的形式来帮助乞讨者, 以减少街头行乞的人数。

三、构建我国乞讨者救助制度的启发

(一) 社会主义制度下乞讨权的福利性质

相比于美国对乞讨权认定为“言论自由”进行消极保护, 我国对于乞讨权应当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实施救助福利。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国情所决定的, 就像《宪法》中所说的, 虽然允许暂时的贫富差距, 但最终要走向共同富裕, 对于民众的基本生存却必然要解决。也因此我国对待乞讨者时应该采取主动救济, 就像在《城市生活无着落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所说的, 我国县级以上城市要根据需要建立救助站, 救助站的救助是一项社会救助措施, 救助所需的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以财政拨款维持救助站;而且, 对于有需要救助的人, 救助站有义务进行救助而不能拒绝。

主动对乞讨者进行救济是我国现实情况下“乞讨权”的真实含义:对乞讨者主动救济。

(二) 乞讨权的制度化措施应当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乞讨一词在我国法律中只有在《救助管理办法》中出现, 但该法并不是一项针对乞讨的法律, 而是一部救济的法律。笔者认为, 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对乞讨权的相应事项进行规定。通过立法, 直接限制地方政府对乞讨权的管制范围与幅度。例如对禁止乞讨的时间地点等事项进行具体规定或幅度性的规定;再如对某种乞讨行为是否违法做出明确规定, 以减少社会上的违法乞讨行为;再如对乞讨人员进行分类, 针对不同年龄与身体健康情况划分乞讨人员, 不同乞讨人员采用不同的救助方案等。

以立法形式将乞讨权的相应内容制度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确定性。为政府、民众有一个明确的指引规定, 行乞行为自然会受到法律指引而规范。地方政府将不再以“公共利益”之类的模糊标准来实施救助与安置, 也更好的保障了乞讨者的人权。

(三) 社会救助与政府救助相结合

在美国, 社会救助是对乞讨权进行保障的重要渠道。各种慈善组织、救济院等机构都是救助乞讨者的重要组织。它们以社会资金或者企业资金作为运营来源, 以更专业的方式对乞讨者实施救济, 救济的辐射面虽然较小, 但更贴近乞讨者需要。相比政府救济则是大范围的辐射, 可能救助标准更低也更机械化一些。社会救助与政府救助相结合是我国构建乞讨权制度中的重要救助措施, 同时政府应当引导社会救助。

四、总结

乞讨权在我国仍然算是一个新颖的理论研究点, 但乞讨的现象存在却时间长久。要保障乞讨者的乞讨权, 最重要的意见是将其以立法形式确定, 对具体问题做出细则规定而不是使用模糊标准。此外, 社会救助的渠道也是保障乞讨权的重要方式, 国家应当承担对社会慈善机构的扶持与引导的责任, 并且对普通民众做普及型宣传。

摘要：乞讨权是否是法定权利, 以及它本身的权利性质与权能范围如何, 都需要进行分析。相比之外国诸多关于乞讨权的诉讼案件与乞讨立法, “乞讨”一词第一次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出现是在《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这部法律虽不是乞讨权的统一性规定, 但也为我国如何救助乞讨者规定做出了性质规定。

关键词：乞讨权,权利层次,禁讨立法

参考文献

[1]龙晟.“乞讨权”宪法迷思的破解[J].广西大学学报, 2008 (4) :55.

[2]周永坤.乞讨权及其滥用[J/OL].http://guyan.fyfz.cn/art/156915.htm, 2012-10-09.

[3]林彦.乞讨是言论自由吗-美国乞讨诉讼中的核心问题[J].清华法学, 2008 (5) :33.

[4]林彦.寻找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中美乞讨权比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9 (1) :21.

[5]高秦伟.论美国对乞讨行为的法律规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1) .

[6]梁茂春.美国城市限制流浪乞讨的措施及其启示[J].北京行政学院院报, 2011, (3) :98.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问题及对策研究 篇10

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现状

1、制度方面

首先,《办法》第二条明确指出对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的性质——临时性。一般救助站会提供十天的救助,该条一方面可以为更多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杜绝了部分人员好吃懒做滞留于救助站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也无法长期保障一些长期无收入来源、有缺陷人员、无能力进行劳动的人们的生活。

其次,由原先的强制收容遣返转变为如今的自愿受助、无偿受助原则,更加体现了对于人意愿的尊重,作为弱势群体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选择越发得到救助站的重视。在《办法》中还对受助人群做了界定,一定程度上更加清晰提供了界限,却也带来了救助对象甄别难、求助者中很多并非真正是生活无着人员,给救助站工作人员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再次,由《办法》可见,临时性、遣送办法等规定都导致救助过程事实上极其简单。“救助管理站的工作程序都为接收进站——采集信息——联系流出地政府或流浪人员家属——送其回家或让流出地政府接其回去”。该项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从本质上达到原有的政策目的,流浪人员可能在接受救助后返回流浪乞讨人群中;亦有部分人员如患有残疾、精神失常、遭遇拐卖等,可能无法正确提供其完整信息,无法顺利接回流出地。遣送办法上的漏洞给实践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救助可能很难真正改变现今状况,机械式的流浪者与救助站的交互活动亦无法达到最终效果。

2、流浪乞讨人员方面

流浪乞讨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他们学历普遍较低、来自于不完整家庭、有明显偏差行为表现、部分流浪乞讨人员有越轨行为,其存在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一定负面影响。流浪乞讨人员很少向救助站求助,更加愿意露宿街头。“据统计,很多救助管理站的床位闲置率达80% 以上,自愿接受救助的也不足15%,而占85% 的乞讨人员拒绝救助”。一方面制度“临时性”无法满足他们长期需求,另一方面,多数流浪乞讨人员已将其视为其维持生计的一种生活来源,不愿受救助浪费时间,更不愿遣送至流入地,其思想上出现了偏差,亟需进行一定程度的教育。对于一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群,例如青少年、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者等,他们往往没有一定的能力进入救助站,即使进入救助站也无法解决其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贫困、无能力的窘境。部分未成年流浪者是通过非法途径拐卖行乞,遭受管理他们的流浪者的控制、虐待,因为年纪偏小,对于自己的详细信息可能无法提供;一些老年人、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者也因为其自身缺陷限制,无法依靠自身能力生活。由此可见,救助站事实上无法真正满足流浪乞讨人员的需求,原本的遣送办法在实施上实际上也很难实施,另外,在增加了自愿原则后,多数人可能会离开救助站而其问题并未解决,重新开始自己的流浪生活。

3、救助站方面

首先,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并不强。专业社会工作正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传入中国,经历了院系调整,于1987年得到恢复。然而社会对于该专业的认识却很粗浅,该专业的作用并未被充分认识到。专业人士的数量稀少,香港在1000人就有一人是社会工作者,大陆从事社会工作人员仅10万,该比例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尽管如今许多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生却可能因就业导向而放弃原专业的就业。种种原因导致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数量少,专业性弱。

其次,救助站所能提供的救助层次较低,并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数救助站依照《办法》的规定,进行简单的救助,“接受——救助——离开”救助层次无法真正解决救助者的问题,导致受助者返回原处,继续着原本的生活。在我看来,流浪乞讨者在救助过程中并不仅需要物质救助,更需要精神救济,而程序却趋向忽略这最为重要的一环。

二、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的建议及展望

首先,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大力宣传政策以促进其实施。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于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的规定。适度扩大救助对象范围,适当放宽救助期限,使得更多人能达到所规定的条件得到救助,用充分的时间尽量解决受助对象的问题;对于特殊人群的保护制定相关法规进行特殊保护与引导,注意各项政策、条例等与《办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对于特殊弱势群体的忽略。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政策指导,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大力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有效对弱势群体进行保障,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从根源上切断贫困人员的流浪念头。

其次,在救助过程中对受助者不再仅提供物质救助,而是物质与精神救助并举,且以精神救助为主。改变原本例行公事,不多过问受助者情况,对受助者进行心理疏导,进行更为人性化的服务,改变受助者原本的错误观念,引导受助者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另外,为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进行简单的培训,鼓励其通过劳动获取收入来源以维持生计。

再次,加大对于救助的投入,多方筹集救助资金,不断完善救助服务。各种救助服务都需要财力支撑,扩大资金筹集方式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更充足的资金能提供更为优质的救助服务;另外,建议将救助服务网络信息化,即将受助者于各个地区的信息集合成一个网络系统,鼓励各地区间合作,以便于信息的快速交互,提高救助效率,进而达到最终效果的优化。

最后,加强救助站与高校的对接工作,保证社区工作者的数量以及职业化、专业化。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拥有较专业的学生资源,建立对接关系,将惠及救助站与高校学生。为救助站补充了工作人员,为更多受助者提供救助服务,同时也给高校学生提供了学习的经历,为今后的就业提供了宝贵财富。

三、结语

城市的街景是她的一张名片,众多的流浪行乞人员将给城市形象带来不利影响。城市流浪行乞人员虽然曾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也颁布了相关行政法规,但是其仍存在一定缺陷。救助站的工作面临着众多挑战,同时也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对于维护城市稳定与优化城市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应磊.社会工作者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研究——以“程序指引”的救济理论为视角[J].学术研讨,2012(3).

[2]王世卿,徐从德.社会工作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领域的实务探索[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2(19).

[3]王金祥,等著.谈谈实践救助管理制度中的突出问题[J].经济问题探索,2008(5).

让孩子乞讨三天 篇11

“我在幼儿园里做‘乞丐’，”孩子神气地说，“因为我足够幸运。”

“是啊，他正在做‘乞丐’，”杰克笑着说，“这可是抽签抽出来的。”

“做乞丐？”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孩子上的是什么幼儿园啊？”

杰克笑着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幼儿园正在搞一个为期3天的“要饭”课，旨在让孩子们学会珍惜粮食，同情穷人。整个幼儿园里，只有少数几个孩子担任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其他的孩子都要去扮演穷人、乞丐和流浪汉，他们在这3天里得到的食物非常少，而且都很粗糙，这些孩子第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老师还在旁边进行解说：直到现在，美国还有100万无家可归者，而在全世界，还有2亿人靠乞讨为生。

“那些人很可怜，”杰克的儿子说，“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感受。”

“好儿子，”杰克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头，“这次‘忆苦饭’看来没白吃。”

虽然我觉得这种忆苦思甜对孩子来说是必要的，但还是感到残酷了些：要知道，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正是需要营养、长身体的时候，忆苦思甜，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耽误了孩子长身体，却是一辈子的大事。

然而，杰克却认为，3天的饥饿，不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损害，而一次这样的忆苦教育，却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同时也会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完成自己的理解。

杰克的儿子曾经参加过一个“体验饥饿”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大家首先进行抽签，如果抽到的签上面写着“15”这个数字，那么就意味着，他可以成为占世界15%的富人，吃的饭菜非常丰盛，还有专人服务。如果上面写着“25”，则意味着他是世界总人口中25%的“温饱型”，即可以吃到分量尚足的米饭、少量鱼和豆子。要是抽到“60”，那么他就代表占世界人口60%的“穷人”，只能吃少许没有放油的土豆，而且还得耐心地排队等候领取属于自家的那一份。参加完这个活动，杰克的儿子再也不在餐桌上挑三拣四了。而且，对自己的零食，也分外爱惜起来，能节省下来的就尽量节省下来，说是要留给那些还在挨饿的穷人们。原先他可不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样的零食，几乎都是吃一半扔一半。

“这是与众不同的饥饿疗法，”杰克说，“要让孩子明白，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小孩子的世界，本来就是简单的。”我对杰克的说法不敢苟同，“人为地复杂化，会不会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当然不会。”杰克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美国人对孩子的生日是非常重视的，通常会请亲朋好友和孩子的朋友在一起聚聚，准备美味可口的蛋糕和各种餐点，可是，我今天看到的情形却完全不同。餐台上摆着一个大纸板，纸板上写着“过个爷爷那个时代的生日”。餐台上的食物，显得简单而粗糙，饮料竟然也是最便宜的。

职业乞讨 篇12

一、当前阶段流浪乞讨群体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规定, 在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把在某市无固定居所, 无合法经济来源, 无正当职业的外来人界定为流浪者, 把以沿街乞讨的方式获取钱财物的人员界定为乞讨者。 (1) 由于社会观念的转变, 社会对乞讨者变得过于宽容, 流浪乞讨已不再是最低贱的行为, 文明社会呼吁尊重流浪乞讨者, 而流浪乞讨者自身也不再自卑, 甚至出现了乞讨者以高收入炫耀于人的社会异化现象。此外, 群体职业化也益发突出。不知何时起, 流浪乞讨变成了一种致富手段, 职业乞丐越来越多, 由于其具有迷惑性也让政府的管理与救助遭遇重重阻碍。而乞讨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后, 一些黑恶势力开始插手乞讨行业, 或者是乞丐里的精明强壮者不在满足于单打独斗的微薄收入, 而是想法设法的扩大收入, 于是他们开始组织和控制这些人员, 用暴力或者胁迫手段使他们成为自己赚钱的工具, 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危害颇大, 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我国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与救助制度所遭遇的困境

国务院于2003年6月20日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以下称《救助管理办法》) , 此办法在同年8月1日正式实施并生效。同时实行了20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同一时间被废止, 这意味着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时代的到来。《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 标志着我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进步、我国从管理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变, 体现了人人平等的人文主义精神, 也是对人权的保证, 然而, 随着时代的进步, 《救助管理方法》在新兴的社会现象面前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 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的治理手段才是当前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总的说来, 当前中国主要面临如下困境:

(一) 流浪乞讨人员对救助制度错误的认识

流浪乞讨群体基于其年龄、受教育程度及生活环境等自身缺陷, 多文化素养低、自我保护反应过度、求助意识不强, 他们对于政府的救助多抱着抵触及质疑心理, 觉得政府的救助就是把他们遣送回原籍, 甚至是限制他们的行为范围或者阻断他们的发财之路。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已经适应并喜欢上了流浪乞讨这种生活方式, 无论是基于长久养成的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错误心理, 还是基于他们自创的求取更多钱财的致富手段, 结果就是他们抵制政府的救助, 刻意躲避着政府救助行为。

(二) 社会其他成员的容忍和宽容行为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新时期的文明进步思想教导人们要学会尊重他人、懂得怜悯弱者, 也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 对于社会的不正当现象只是袖手旁观。于是, 面对乞讨者更多的人会出于礼节性的尊重或者同情心施舍几何;面对被恶势力控制的流浪乞讨儿童, 会叹息着撇下几块钱扬长而去;面对新颖的骗财行为, 如求取路费回家, 不加思索、轻易的相信。而上述种种类似的宽容和容忍行为正是流浪乞讨现象生生不息的培养基。

(三) 救助制度与安置制度的脱节

《救助办法》开宗明义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 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 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但这种救助制度是临时性的, 不具有安置功能, 该制度设计的初衷也只是临时救急, 当与其他安置制度脱节时, 该制度的效用只能算是半途而废。当受到救助的人返回家乡仍然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着落时, 自然还会再返回城市继续流浪乞讨。

(四) 救助站的异化发展

一种情况是救助站的弱化:《救助办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就是强调对受助者的服务职能, 而原有的强制措施和服从义务都被弱化, 甚至转化为受助者的权利。救助站被限定了各种权利和义务, 突出了服务的职能, 而弱化了管理的职能。由于管理职能弱化, 一部分强制权利的取消, 救助站也面临着棘手的处境:一部分不符合救助条件或者救助已完成的民众不愿意离开救助站, 从而出现了“赖站”“跑站”的现象。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 救助站的救助方式出现了扭曲, 救助站虐待、侮辱受助人员的新闻也被多次曝光, 这也导致了其他流浪乞讨者对救助站的恐惧厌恶心理。

三、完善中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构思

(一) 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

按照《救助管理办法》, 必须满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这四个条件才有资格成为受救助者。既然“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是造成一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形成的原因, 那么就应当从根源上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可行的对策便是废除苛刻繁琐的农村五保制度, 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体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已经实现在大部分城市和农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目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范围太小, 保障水平低。

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低保的受益群体范围。我国现行的低保制度的受益群体为“三无人员”, 即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的低保户。而这样模糊的规定致使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游离在该制度之外, 比如当前社会普遍的“事实孤儿” (2) 群体。这类群体他们有法律上和生物学上的父母, 但父母基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抚养他们, 他们常年和祖父辈生活在一起, 而祖父辈多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这类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多是不满足低保的标准, 但他们确实亟需帮助。还有另一种群体, 社会上称之为“蚁族”, 他们多居住在城镇最简陋的地方, 衣着褴褛, 不依靠乞讨而是靠捡拾垃圾维持生活需要, 他们的孩子由于户口或是经济原因多辍学跟着父母一起拾荒。社会上诸如此类的弱势群体比比皆是, 不胜枚举, 法律不是救苦救难的上帝, 但是越是堕落的地方越需要法律, 我们的法律对社会苍白阴暗面还是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因此, 无论城乡, 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群, 只要生活陷入困难都应被考虑到低保的救助范围之内。2、低保的运作程序。本文主张, 简化行政程序, 确立专门部门专项管理, 地方政府可以决定由其民政部门通过走访调查来登记城乡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群体, 或者由需要帮助的人主动申请, 再依据登记在册人员的实际情况给予不同的行政救助。因为人口的流动性等实际生活变动, 建议这种调查每年进行一次。3、低保资金的来源与管理。关于资金的来源, 当地政府应设立“专门账户”, 筹集该部分资金可以通过宣传工作吸纳社会捐款, 最主要的还是纳入政府年度预算决算开支之中, 具体的筹集方法留待政府具体探讨。而关于该部门资金的监管问题, 应实行完全的行政公开, 具体收支由相关部门制作成文件放置于民众可接触的地方, 如放置于行政大厅、市图书馆, 或展示于专门的网站。

(二) 明确流浪乞讨群体管理救助的实施细则

我国对流浪乞讨者救助的场所多是救助站, 但救助站却存在着两级异化现象, 一种是扮演“过于宽容的慈善家”, 滋生了“跑站”、“赖站”等恶意求助现象, 另一种则是扮演“冷漠的施舍者”, 侵犯了求助群体的尊严与人身利益。现实呼吁流浪乞讨群体管理救助实施细则的规范, 对求助主体的救助方式、救助范围都应明确规范, 以便实际操作。既要关注求助者的物质需要, 也要重视求助者的精神需求, 实施救助要尊重被救助者的意愿不能强行救助, 还要尊重被救助者的人格。

(三) 调动社会力量、多方联动

政府承担对流浪乞讨群体的救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政府的力量相对于整个社会方方面来说还是过于薄弱, 我国应借鉴国外实践,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因此, 在全面开展流浪乞丐的救助工作之前, 参酌西方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救助思路, 延伸流浪乞丐救助管理团队, 深化救助管理团队建设的内涵, 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个别群积极参与救援工作,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 实行公力救济与民间慈善相组合。另一方面, 建立城市救援小组, 组织志愿救援队、社区工作者等救援专业队伍。对于救援工作所需要的高素质专业人员, 可以考虑高等教育资源, 建立救援机构与高校的良性互动关系。目前, 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专业, 也意味着学校在这几个领域有足够的教师和一定规模的大学生, 这对于救助站专业人员素质的提高, 是一个宝贵的资源。 (3)

(四) 治标又治本, 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安置、就业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流浪乞讨问题还是要解决他们的安置、就业问题。由于这一群体的成员年龄、身体状况以及生活态度不同, 在考虑这一解决方案时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于年老多病、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应该考虑将其送进养老院, 对于养老院, 可以由当地政府支付该项费用或者在该区设置专门的养老院以专门接收该类群体。对于该群体中的青壮年成员, 对其进行登记在册, 利用社区掌握的资源以及当地制造业工厂提供的就业信息, 深度发掘适合他们的工作, 可以考虑一些对文化程度要求不高、技术含量低、工资较低的工作, 如物业公司、家政服务等。如果青壮年流浪乞讨者拒绝救助部门提供的工作可以对其提供其他类型的工作, 如果其多次拒绝工作就要考虑其是否有职业乞讨者的可能。通过细致的走访调查后发现其确有职业乞讨的行为, 交由有关部门对其作出一定的行政处罚。对于流浪乞讨群体中的未成年人, 政府民政部门经过审慎调查, 判断其是否为不法组织赚取暴利的工具, 如果是则须全力将其解救出来, 并将其护送回监护人身边, 没有监护人的送至孤儿院并妥善安排好被解救孩子的入学受教育问题, 此外这种情况下还需严惩不法组织者, 将其送交公安等有权机关。如若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没有被不法组织所控制, 则只需解决好这些孩子的安置问题即可。

参考文献

[1]马嘉鹤.浅析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J].西江月, 2003 (9) .

[2]于明潇.英国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政策[J].社会, 2004.

[3]汤秀娟.广州流浪乞讨人员生存状况调查[J].中国社会保障, 200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