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儿童

乞讨儿童（共11篇）

乞讨儿童 篇1

乞讨行为自古有之。由于乞讨原因多种多样, 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不一而足, 因而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国家也仍然存在这一现象。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 乞讨问题难以避免。为强化对残疾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 以在全社会形成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进行修正, 增设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很有必要也非常及时, 对于打击利用他人进行乞讨等犯罪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罪虽已实施一定时间, 但从理论、实践、立法等层面来看, 仍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因此, 本文拟对该罪的犯罪对象、客观行为等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对司法实践乃至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一、关于本罪的犯罪对象

刑法《修正案 (六) 》第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从该立法规定可以看出, 该罪的犯罪对象为残疾人和儿童。对此刑法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在如何界定残疾人的范围上则呈现不同看法。概括来说, 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对于非法组织14周岁以上的残疾人、儿童乞讨的, 应依照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治安违法行为处罚。从而将14周岁以上的残疾人排除在该罪的犯罪对象之外。第二种观点认为, 该罪的犯罪对象一般情况下是带有弱者特质的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他们的监护人。该观点一方面认为完全有行为能力的残疾人因不具有弱者特质而将其排除在该罪的犯罪对象之外, 另一方面又将该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他们的监护人。笔者认为, 该罪对象以通说观点较为合理。

乞讨是指向他人乞求、讨要一定利益的行为。乞讨一般具有下列特征:第一, 乞讨是一种无偿索取行为。第二, 乞讨是以哀求、乞求等方法打动他人, 以获取他人的同情和怜悯, 换取他人赠予一定利益的行为。第三, 乞讨一般索要的是经济利益, 不能是名誉、情感等。概括来说, 现实生活中的乞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卖艺式。 (2) 示残、示疾式。 (3) 示弱式。 (4) 特殊缘由式。 (5) 耍赖式。行乞者总是采取种各样的方法博取他人的同情和怜悯而获得施舍。残疾人利用其残疾特点、儿童利用其弱小需要他人、社会抚养、照顾特点来达到行乞目的。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弱者特质的特征, 因此, 也更能获得他人、社会的救助。因此, 残疾人有无行为能力并不改变其残疾特征, 而人们给予施舍并不是考虑其有无行为能力, 更主要的是考虑其残疾程度, 从而决定是否施舍及施舍程度。现实生活中有完全行为能力的重度肢体残疾者行乞比比皆是, 他们正是凭借自身的严重残疾来获得施舍。他们更容易被人操控、利用。因此, 那种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残疾人排除在该罪的犯罪对象之外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乞讨是一种行为, 如果行乞者为婴儿或年龄较小的幼儿等, 他是无法单独完成行乞行为的, 籍此组织者可能通过自身来帮助其完成行乞行为, 也可能通过控制其监护人来帮助其完成乞讨行为。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不宜将监护人视为该罪的犯罪对象。理由很简单, 如果组织者与监护人为同一行为人时, 那么他即是犯罪主体又是犯罪对象, 这岂不是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

至于有学者认为应将该罪的犯罪对象之一的未成年人扩大到年满14周岁以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 笔者认为也不妥当。虽然现实社会中不乏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被胁迫乞讨, 甚至成年人也有可能被胁迫乞讨, 但刑法是否就应将该罪的对象扩大到任何人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刑法是规定犯罪的法律, 是其他法的保护法, 是法律保护最后一道防线, 为了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保障性, 入罪行为应是非刑事法律调整不了或调整效果不好的行为。为减少刑法的打击面, 避免把矛盾扩大化, 该罪对象不宜过宽。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刑法将该罪的犯罪对象设置为残疾人和儿童是合理的。其中, 残疾人只要符合国家有关残疾人认定的法律法规如1990年《残疾人保障法》、1995年《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 (试用) 》等的规定即可。残疾人保障法第二条规定, 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 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 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不论哪种残疾、残疾程度如何以及残疾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儿童即所有不满14周岁的的未成年人, 不分性别、无论健康状况如何、也不论年龄大小。

二、关于本罪的客观方面

关于本罪客观方面学界争议的焦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组织对象的数量, 另一方面组织乞讨行为构成该罪是否以使用暴力、胁迫方法为必要条件, 即将该罪实行行为规定为复合行为是否合理。笔者下面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1. 组织对象的数量。

关于组织行为的对象数量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无数量要求, 即对象只有一人也可成立组织行为。一种观点认为有数量要求, 即控制3人以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行为。笔者认为要科学地解决该问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组织行为的内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撰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组织”一词有五种含义, 其中只有第一种含义是作动词使用的。其将“组织”一词解释为“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虽然该解释并没有提及组织人数或事物的数量, 但从该解释内容的逻辑结构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其对组织对象是有数量要求的, 因为如果数量为一, 就无所谓有分散的人或事物, 也就更谈不上它们之间形成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因此, 组织行为应有对象数量要求。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中的“组织”一词当然应当是作动词使用的, 毫无疑义, 该罪中的组织行为应有对象数量要求。紧接而来的问题是对象数量为多少合适呢?笔者认为, 单纯从组织行为本身来看, 2个以上就可以有目的、有系统、有秩序的结合起来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对象数量为2个以上即可。但是该罪中的组织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行为, 而是一种犯罪行为, 是一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我们应该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合理地评价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而不是简单的从对象数量等某一方面进行评价。要合理的确定本罪的对象数量除考虑组织行为本身的逻辑关系外, 还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从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名看, 涉及组织行为的罪名也不少, 如组织卖淫罪、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等, 刑法条文对组织对象数量亦未作规定, 往往是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解决。如组织卖淫罪的立法解释将其解释为3人以上 (包含本数) 。一些非组织性犯罪如偷越国 (边) 境罪等在认定其构成犯罪标准上, 如果单纯的以数量作为判断标准, 一般司法解释也将其界定在3个以上, 可见“3”是刑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在认定一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 从该罪设置的立法意图来看, 规定该罪的目的在于考虑到组织乞讨行为的规模性, 行为人操控残疾人、儿童比较多, 这种规模化的组织行为一方面严重侵犯了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 另一方面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此, 在构成组织行为的对象数量上, 笔者赞成多数学者观点, 认为应将本罪的组织对象限定在3人以上 (包含本数) 。

2. 组织乞讨行为构成该罪是否以使用暴力、胁迫方法为必要条件。

乞讨古已有之, 而且也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下去, 这是各国政府不容回避的现实, 对乞讨如何加以调整和控制, 历来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难题。在当今世界对于乞讨是否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乞讨权) 存在激烈争议的情况下, 禁止乞讨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 如何规范乞讨行为、保护行乞者合法权利是现行政府致力于解决的主要问题。行乞者自愿行乞本无可厚非, 但是一些人在扭曲的人生观、致富观的支配下, 把目光盯在了行乞者身上, 近几年来, 强迫、组织、利用行乞者特别是残疾人、未成年人行乞在全国大中城市盛行, 不仅严重地影响社会治安, 而且更损害了行乞者的身心健康, 刑法将这种强迫、组织乞讨行为纳入调整范围是合理的、必要的。然而, 根据前文对组织行为的文理解读, 刑法将使用暴力、胁迫方法作为组织乞讨行为构成犯罪的方法行为是存在不足的。

一方面, 根据前文的解读, 组织行为是指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形式对分散的人或事物加以编制使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的行为, 说明组织行为有对象数量要求, 在该罪的成立上笔者提出了达到3人以上认定标准, 从而将针对2人以下的行为排除在组织行为之外, 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故意且反复对1人或者2人实施该种行为, 将处罚无据。另一方面, 从组织行为实施的方式来看。如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中, 学者们将组织行为解释为召集多人为首发起或实施招募、雇用、拉拢、鼓动多人成立恐怖组织的行为。在组织卖淫罪中将组织行为解释为发起、建立卖淫集团或卖淫窝点, 将分散的卖淫行为进行集中和控制, 并在其中起组织作用的行为。结合“组织”的本义及我国刑法学界对组织犯罪中组织行为的理解, 笔者认为本罪中的组织行为则表现为行为人采取招募、雇用、强迫、引诱等手段, 将多个残疾人或儿童进行集中和控制从事乞讨的行为。从实施方式看, 本罪的组织行为即可以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违背他人意志来实施, 也可以在行乞者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如果以使用暴力、胁迫方法为必要条件, 显然将在行乞者同意下的组织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因为组织的规模性和侵害对象的特殊性, 我们的立法者不会也不应该认为这种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性, 且从罪名解释也可以看出, 将罪名解释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 其归属点在于对组织行为的处罚, 现将这种非暴力的组织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这应当是与立法者处罚有一定规模性的组织乞讨行为的立法初衷不相符合的。

另外, 以暴力、胁迫手段违背他人意志强迫其乞讨的, 因暴力、胁迫手段本身即会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健康、人格尊严等权利造成侵害,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但因其行为不具有组织性而将其排除在刑法规范之外, 这与刑法的保障功能不相符合。也许有人会说, 这种情况仍然可以置于刑法的规范之下, 如果造成伤害等, 根据刑法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等。如果持有这种想法, 那么刑法根本就不要规定那么多罪了, 像抗税罪、妨害公务罪等都可以取消, 因为在抗税、妨害公务过程中, 如果对税务人员、执行公务人员造成伤害的, 以故意伤害罪处罚即可。这种结论是荒谬的, 它是与罪刑法定原则、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与刑法精神相违背的, 刑法之所以规定诸多犯罪, 正是考虑了各罪的行为特性和行为人的主观要素等内容之不同。因此, 应当把以通过强迫他人行乞获取利益伤害他人与单纯的故意伤害他人区别开来。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该罪在客观方面不应将使用暴力、胁迫方法作为组织乞讨行为构成该罪的必要条件, 该罪在客观方面的规定是存在缺陷的, 应当进行修正。

三、关于本罪的立法建议

除在前文阐述该罪在客观方面的规定存在缺陷外, 还有以下几点原因认为该罪应当予以修正。

1. 关于本罪修改的原因。

(1) 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在我国, 为了防止公民和社会的权益被侵害, 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立法者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按照不同的内容和程度, 以正面保护或反面禁止的不同形式规定在不同的法律之中, 通过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进行调整。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 由两个以上的法律来调整, 在我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如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中的许多违法行为既由治安处罚法来调整也由刑法来调整, 人们并不感觉法律规定有何不妥, 只要合理处理法律之间的衔接, 正确理解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即可。

2005年8月28日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行为的违法性, 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从法律条文的表述来看比较抽象, 即没有情节上的限制, 也没有行为对象的限制, 且对手段的限制也较少。在2006年6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也将该种行为纳入调整范围, 并在行为手段、行为对象、行为方式上作了限制。但两法在衔接上不是很融洽, 没有表现出一种递进关系。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刑法在对卖淫行为进行规制时, 不仅保留了对原行为的处罚, 而且增加了对两种更为严重的行为即组织卖淫行为、强迫卖淫行为的处罚。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卖淫行为的处罚规定, 更能体现立法者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的把握, 但在该罪的规定上则有所欠缺, 也就是说, 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都构成违法, 那组织他人乞讨、强迫他人乞讨其社会危害性更大, 这种行为就应该纳入刑法范围。换言之, 刑法规定过严, 不利于保护功能之发挥。 (2) 与境外相关立法的接轨。在不少流浪乞讨较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 出于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对操纵、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人行乞的行为在刑法中大都规定了相应的罪名, 并予严厉的惩罚。如《法国刑法典》第227-20条规定:“直接挑动未成年人行乞的, 处2年监禁并科45000欧元罚金。如被挑动之未成年人年龄在15岁以下, 本条所指犯罪处3年监禁并科75000欧元罚金。”《意大利刑法典》第600条规定:“使他人处于使奴役状态或者与受奴役相类似地位的, 处以5年至15年有期徒刑。”其他如《德国刑法典》、《瑞士刑法典》等也对此有类似规定。

根据国外刑法对该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 可以看出它们无一把暴力、胁迫作为组织未成年人乞讨的必备手段, 如法国刑法典规定挑动未成年人乞讨, 就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 应受到严厉处罚, 更谈不上对未成年人施以暴力、胁迫其乞讨。鉴于此, 笔者认为, 我国刑法在设置该罪构成要件时, 不必也不应该将该罪客观行为规定为复合行为。

2. 保持我国刑法体例的一致性。

在我国刑法分则对组织、强迫行为规定的犯罪中, 除了该罪的规定外, 没有将强迫行为作为组织行为的手段行为规定的先例, 不论采用哪种规定方式, 均将两种行为视为并列的犯罪行为, 分别构成两种独立的犯罪, 处以相同或不同的刑法。如刑法第358条规定, “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 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这里有组织卖淫罪与强迫卖淫罪两个罪名并处以相同刑罚。刑法第333条规定, “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 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这里也有非法组织卖血罪与强迫卖血罪两个罪名, 且强迫卖血的处罚比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处罚要重。可见, 强迫行为有时比组织行为危害要严重, 因此, 刑法修正案采用如此规定模式与刑法典是相冲突的。

3. 关于本罪的立法建议。

由于引发乞讨的原因很多, 面对他人乞讨我们无需过分指责, 珍惜自己爱心即可。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 不惜损害残疾人、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强迫、组织、利用他们去乞讨, 他们所实施的这种行为因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应该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

综上所述, 笔者建议将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修改为二款, 罪名可设定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强迫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和利用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具体内容如下:

组织残疾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或者强迫残疾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以牟利为目的, 利用残疾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 情节严重的,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摘要：以我国犯罪概念为理论依据, 运用逻辑分析方法, 充分论证了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将犯罪对象界定为残疾人和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合理性以及在客观方面将暴力、胁迫方法规定为组织行为的手段行为的不合理之处, 建议将该罪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设置为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强迫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和利用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三种犯罪, 以更好地维护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犯罪对象,组织,组织行为,立法建议

参考文献

[1].付立忠.论刑法修正案 (六) 新增设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4)

[2].石经海.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若干问题.法学杂志, 2007 (1)

[3].吴邲光, 刘志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官, 2008 (3)

[4].康均心.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乞讨儿童 篇2

我见过无数的乞讨者

在某个大街，某个巷口

或者，某个拐角

他们，佝偻的老人，伤残的孩童

还有，抱着幼婴的妇人

你或许也见过

那是一双混浊的眼

饱经风霜

那是一双清澈的眼

无邪天真

那是一双呆滞的眼

幽怨无助

你或许也见过

那双伸向你的肮脏的颤巍巍的手

那根吃力挪动的残肢

那个蓬头垢面的妇女

你是伫足停留，还是绕道而过？

是谦卑地弯下高贵的腰，

还是冷冷地昂首离开？

我甚至害怕

因那超乎想象的凄惨场景

你瞧，你看

那残缺的碗里，几张碎钱，几枚硬币

他们是流动着的伤感

生活在人群的边缘

今天在这里，明天呢？只随遇而安

我无法预见

曾经在火车站候车室里遇见的小孩，

如今是否仍在人群中流浪？

当他与那位老者相遇，内心作何感想？

那位妇人呢？会不会更加哀伤？

为她那怀中安睡的孩子

生命本无贵贱，

却被浮世划分在不同区域

谁也不肯走进彼此的交集

我不敢再想象下去了

轻声地走到他们跟前

放进了几枚硬币

我希望用它来买通上帝

愿圣明仁慈的主保佑

这世上再无，乞讨之人

试析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保护 篇3

【 关键词 】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保护问题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流浪乞讨现象日益严重，甚至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社会进步的一大因素。流浪乞讨儿童作为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特殊群体，在保护他们生存权、健康权的同时，对于其受教育权的保护也不容忽视。据民政部门信息网络反馈的情况分析，截至2005年，中国约有25万的流浪乞讨儿童，据测算，进人救助网络的流浪乞讨人员中大约15万是流浪乞讨儿童。从城乡构成看，来自农村的占83%，来自城镇的占17%；从受教育程度看，文盲占20%，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5%，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5%；从年龄分布上看7岁以下的占10%，8-12岁的占23%，13-15岁的占63%，16-18岁的占4%。然而，当今我国对这一问题保护不足，不仅未形成完善、切实可行的立法体例，同时相关执法机关对于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也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便导致了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保护亟待进一步解决。

二、流浪乞讨而通过受教育权保护的必要性

从国际公约上看，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起便将教育权规定为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1款规定：“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儿童权利宣言》宣示：“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所受的教育至少在初级阶段应是免费的或义务性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规定，任何人不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出生，而受到任何以“取消或损害教育上的待遇平等”为目的的区别、排斥、限制或特惠。我国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签署、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1997年和2001年分别签署、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从国际法层面来看，受教育权的基本内涵是受教育者所享有的权利和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国际人权文件直接确认了教育受益权、教育自由权和教育平等权：教育受益权即要求国家为协助儿童的自由发展和健康成长而维持和发展一套教育系统的权利；教育自由权包括自由选择教育的权利和自由建立教育机构的权利；教育平等权即是不歧视与平等对待。国际条约将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加以明确规定，因此对于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亦是他们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受到政府乃至这个社会的保护。从国内立法上看，首先，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从其制定至今，对于受教育权的规定日益完善。从1954年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到现行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义务教育法》，对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接受义务教育不仅是作为适龄儿童的权利，更是国家、社会、家庭的义务。最后，自2007年6月起实施的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更明确将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加以规定：“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救助流浪乞讨儿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护送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到救助场所，由救助场所予以救助和妥善照顾，并及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领回。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作为流浪乞讨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理应对其予以保护。

三、现行权利保护的缺陷和不足

（一）立法层面：体系不完善，原则性过强，缺乏可操作性 随着流浪乞讨儿童的不断出现，不仅对市容市貌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也使不良风气蔓延，犯罪现象增多，严重威胁社会治安。但是我国目前对于这些流浪乞讨儿童的保护还仍停留在安全保障等物质方面，对于受教育权等精神性权利的保护还并未真正落实。究其根本，在于我国并没有相关完善立法体系，全面地对于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加以明确规制。仅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因原则性过强，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使其未能真正发挥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整个社会共同行动提供有益指导。

（二）执法层面：在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问题上政府职能缺位，相关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对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保护，救助站工作人员没有明确的思想指导实践，甚至有些救助中心根本没有意识到要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问题。同时，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的教育水平和业务素质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也没有受过正规培训，即使他们注意到要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但由于相关政府也未成立相关专门部门解决流浪乞讨儿童入学问题，所以造成了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问题投救无门的窘境；他们自己更是很难提出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团体层面：社会福利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其补充作用 保护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能要求，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然而，在我国各种社会福利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却很难找到一项专门针对于流浪乞讨儿童的相关社会组织或是福利帮扶基金。这种社会公众力量在这一方面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不能全方面的切实落到实处，单靠政府力量而忽略社会力量的难以真正解决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的问题。

四、完善流浪乞讨儿童教育权的保护的建议和措施

（一）立法方面

首先，加快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单行法规制定。虽然我国《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都规定了对儿童受教育权的保护，但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单行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流浪乞讨儿童不能和广大儿童群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情况下，相关立法部门应该在现行的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制度体系中增加保护其受教育权的内容，进一步明确政府、社会、家庭各方面的职责，明确社会（下接26页）（上接31页）各方在此问题上的权利义务，使各方面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在教育政策制定时应坚持平等的理念，秉承实现教育资源的扶贫济弱的倾向性理念，对流浪乞讨儿童给予特殊保护。针对流浪乞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很多方面与适龄未成年儿童有很大不同。因此就要求我们对于这部分儿童做出更多灵活的政策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与灵活性。

（二）执法方面

对于行政部门，不仅要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规定，而且要对强迫儿童乞讨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有些行政机关忽视对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保护，怠于行使行政权力，致使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儿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难以得到切实落实。对这种因为执法上的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而不能有效履行政府保障公平教育/保障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职能的情况，政府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区域的行政机关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当地流浪乞讨儿童的教育情况进行检查。

对于救助站，在救助流浪乞讨儿童的过程，也要注重对他们受教育权的相关保护。首先，救助站应当切实履行在救助流浪乞讨儿童中应当发挥的职责，同时配合政府等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不仅保证流浪乞讨儿童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问题，更应注重对他们进行精神性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理想，并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从源头上解决流浪乞讨问题。其次，注重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能力培训，素质教育，使之成为切实维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利的有力实施者。

（三）社会方面

应当构建多方式、多途径、全方位的保护流浪乞讨儿童教育权的社会救助体系。首先，相关福利机构应当逐步建立起与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权相关的专项基金。提高面向流浪乞讨儿童的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完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增加财政对流浪乞讨儿童教育的投入，逐步实现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流浪乞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关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因此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切实保护他们的受教育权。社会福利团体在这中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福利机构专项基金的建立，将有利于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对于政府的相关职能起到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其次，相关媒体应加大对于保护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的社会公益宣传力度，使全社会形成保护他们受教育权利的新风尚。广泛开展流浪乞讨儿童权利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流浪乞讨儿童权利尤其是流浪儿童受教育权的认识。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途径加强宣传对于流浪乞讨儿童受教育权保护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通过公益广告、爱心宣传等方式增强社会公众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

乞讨儿童 篇4

微博是2010年度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网络交流工具, 利用它, 网友可以随时发布自己的动态、感想以及刚刚拍摄到的照片等, 并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于建嵘之所以选择微博作为解救乞讨儿童的工具, 正是看准了微博随写随拍随发的功能优势及其强大的影响力。微博参与公众事件的讨论、解决已经不是第一次, 其早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引导舆论的助推器。

微博反馈及时有效, 将交流形式推向大众传播领域

“微型博客”比“正规博客”更具魅力。虽然微博的名字与博客紧密相联, 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从字数上来说, 传统的博客并没有字数上的限制, 但是微博之所以多了“微”字, 恰恰就是有了字数上的限制。以新浪微博为例, 每条微博最多140字。在微博的使用过程中你可以发现, 很多时候博主仅仅只写一句话, 而非长篇大论。 (1) 这样看来, 传统博客似乎可以承载更多的内容, 但是微博正是由于字数有限而独具优势:首先, 这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微博用户入门的门槛, 用不着也不允许用户对于所发内容精雕细琢, 只要能够把问题说清楚就行。在传统博客里, 那些文采较好, 文学功底较为深厚的人所写的东西显然更加吸引人, 但是这同时也将大量用户拒之门外。而微博正是避免了人们想写但又怕写不好的尴尬。其次, 字数的限制可以使得信息识别度较为清晰, 不会因为文字内容太多而将用户真正想说的话掩盖起来。再次, 短小的微博可以保证信息传播的及时。传统的博客由于篇幅普遍较长, 从写作到发送所需要的时间显然远远超过140字之内的微博。在字数的限制下, 微博在更多时候是标题新闻的概念, 少了杂乱、冗余的信息, 使得人们更容易得到丰富的资讯。 (2)

另外, 在传播的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受传者对于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解码过程。如果传播者传播的信息编码较为复杂, 受传者无法解码、无法识别, 也就无法获取信息的内容, 那么这一传播过程就是无效的、失败的。观察微博可以发现, 其内容多数是简短易懂的文字或是生动有趣的图片 (包括视频) 。这样的内容, 在信息的识别度上较高, 不会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 解码过程比较容易完成, 那么信息传播的效率也就相应比较高。可以这样说, 微博上的信息传播, 基本上不存在表达与理解上的障碍。

微博使受众可以对传播效果做出最及时并且有效的反馈。这次“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之所以以微博作为平台, 正是由于微博相较于传统媒体的一些独特优势:首先, 职业的媒体工作人员人数毕竟有限, 而且他们的工作范围不仅仅是“打拐”这一项。而微博的用户数量众多, 而且极广, 这些网友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微博发布相关线索。其次, 传统媒体, 例如电视台, 发现线索之后, 要经过拍摄、剪辑、审片、播出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环节才能与受众见面, 对于分秒必争的解救行动来说, 可谓“为时已晚”。微博媒体操作起来就要方便得多, 用户可以使用手机对于发现的线索进行第一时间的拍摄, 随后立刻发到微博上, 所需时间一分钟足矣。更为重要的是, 相关人员, 如警方, 可以对网友发布的信息做出最为及时的反馈行动, 而这种反馈行动在寻找被拐儿童的行动中是尤为关键的。如果说反馈行动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普通的新闻传播活动中曾被忽视的话, 那么对于类似的特殊事件, 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微博将公众聊天行为推向大众传播领域。公众的聊天行为原本只属于私人交流的范畴, 但是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和科技手段的进步, 这种原本私密的行为一步步走向了大众传播的领域。

在微博出现之前, 中国网络用户使用较多的交流工具是QQ。QQ与微博相比较, 虽然两者都有反馈及时的特点, 但从传播模式上看, 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QQ完成的传播一般来说是人际传播, 具体地说, QQ上的人际传播主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QQ群里参与对话的人比较多, 但是一个QQ群里的成员基本都是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或是共同的身份, 因此, QQ群里的传播是一种群体传播或组织传播, 换言之, 这个群体或组织之外的成员是无法参与其中的。但是, 微博则完全不同。在微博里, 只要对自己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关注”按钮, 就可以观看、评论以及转发这个用户的微博内容, 而不像QQ或QQ群那样, 需要得到对方个人或群体、组织的认可 (通过验证) 。这样一来, 微博用户可以轻松参与到其想参与的任何微博信息的传播之中, 并且其自身的微博也被别人无条件地享用。可以看到, 微博上的传播属于真正的大众传播范围。

在微博上, 用户可以完成日记式的自己表达, 与好友互致问候并发起或参与公众话题的讨论, 这无疑是将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五种基本的传播形式融为了一体。

微博的力量仍然处于不断提升之中, 新的微博功能陆续被开发出来。现在不少公众人物选择在微博上接受采访。

微博传播信息及时, 制造舆论能力巨大

微博真正满足了新闻及时性的要求。我们知道, 所谓“新闻”, 必须包含新鲜的内容, 也就是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传统媒介由于采访、编辑、审核等一系列过程的约束, 很难真正做到及时、迅速, 但是微博的出现弥补了这一遗憾。

微博用户有较大一部分使用手机作为登录微博的工具。也就是说, 微博这种媒体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不论何时何地, 用户都可以参与其中。再加上手机已经可将拍照、打字合为一体, 那么, 用户就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 用图片或文字的形式通过手机发送到微博上———从发现信息到发送信息, 所有中间环节都由用户一个人完成, 也就做到了真正的快速、及时。新闻的本质要求迅速, 而微博恰恰是目前唯一可以达到迅速这一要求的媒介工具, 新闻与微博之间有着一种遥相呼应的默契。

微博在舆论制造方面威力巨大。任何一种信息传播工具与手段都有着制造舆论、引导舆论、影响舆论的作用。与传统媒体相比, 微博的反馈及时、传播人数众多, 与QQ这样的聊天工具相比, 微博的受众面广、参与度高, 因此微博在舆论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从微博上获取信息, 其中甚至包括严肃的时政类信息。以2010年两会为例, 微博迅速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媒体人士与民众展开互动交流的新平台。 (3)

另外, 新浪微博上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第一, 用户只要在希望提到的人名字前面加上@符号, 对方就会被提示去关注这条内容;第二, 如果用户在话题性事件名称的前后打上#符号, 就可以特别引起同样关注这一事件的其他用户的注意。可以看到, 微博的这些功能使得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愿意参与的话题, 而这些话题凝聚起的微博内容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一定的舆论浪潮。

在传统媒介时代, 对于传播的效果, 拉扎斯菲尔德曾经得出结论, 认为媒体效果相对来说是有限的, 所以他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时代, 这个理论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主宰了美国传播学学者的思维。 (4) 笔者认为, 现在, 这种有限效果论仍然存在, 只是原因有所变化。现在有限效果论存在的理由是受众面对的信息来源太多, 各种说法不一的信息在受众心里所起的作用相互中和, 于是媒介的传播效果大大减弱。尤其如今微博盛行, 更多的人加入到信息发布、传播的队伍当中, 于是受众在信息的海洋里会有不知所措的感觉。

微博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在享受微博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必须意识到, 这一功能强大的新型媒介平台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 微博的用户门槛非常低, 甚至是零门槛, 因此很难保证微博用户, 也就是微博上信息的传播者素质。而且, 微博中并不存在传统媒介中较为严格的“把关人”制度, 传播内容得不到审核和控制。这样一来很有可能在微博上传播一些不当的内容, 甚至是虚假新闻、垃圾信息。这些信息在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的微博上可能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对此, 一方面值得引起微博媒体相关领导与工作人员的思考, 考虑在微博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进行不妨碍合理言论自由的适度“把关”;另一方面, 传统媒体应该积极配合微博等新媒体对于受众进行有效的引导, 使得受众参与到信息传播过程中时能够做到自觉维护, 促进网络环境的和谐与美好。

第二, 尽管微博给普通受众打开了一扇话语之门,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在微博中, 公众人物与普通受众在话语权利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新浪微博在首页会列出微博中人气最旺、受关注度最高的十位用户。截至2010年12月10日, 这十位用户分别是姚晨、小S、赵薇、蔡康永、谢娜、何炅、李冰冰、黄健翔、潘石屹以及陈坤。可以看到, 其中除了潘石屹是企业界精英以外, 其余九位都是演艺圈的明星。这些平时就掌握话语权的公众人物, 在微博上依然将话语权紧紧握在手中。当然, 目前很多演艺明星、公众人物越来越积极地加入到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中去, 以他们较为强大的影响力引导公众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此次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中, 王菲、韩红、郑渊洁等公众人物就纷纷参与其中, 号召大家为解救被拐儿童尽一份力。

第三, 以此次“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为例, 微博媒体的一些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 并引起了一些争议。不少网友认为, 为让父母辨识自己孩子所拍摄的照片一经发布到微博上, 不但会被好人看见, 也会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发现, 他们为了不落入法网, 或许会采取一些狗急跳墙的方式, 给那些孩子造成更多不必要的伤害。针对这一情况, 此次活动的发起人于建嵘已经作出回应, 他介绍说, 解救乞讨儿童研讨会决定建立数据库, 网友拍到乞讨儿童照片后, 可以发在自己的微博上, 也可以通过专用信箱转给“随手拍”。通过新浪的数据支持, 在转发这条消息时, 不会再转发照片。照片将直接进入数据库, 通过相关软件进行识别, 然后, 根据线索发给警方和寻找孩子的家长。 (5) 笔者认为, 微博相关工作人员应当进一步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另外, 热心于救助被拐儿童而在街头进行线索收集的网友是否可能遭受到犯罪分子的打击报复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笔者认为, 随着微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 其使用带来的类似问题仍将不断出现, 微博工作人员、微博用户以及相关学者必须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共同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这样才能使微博更好地成为服务于受众、服务于社会的有力媒体工具。

参考文献

①②刘霄:《微博的传播学特征与经济学思考》, 《新闻传播》, 2010 (6) 。

③杨晓茹:《传播学视域中的微博研究》, 《当代传播》, 2010 (2) 。

④E·M·罗杰斯[美]著, 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译文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53页。

乞讨 篇5

只有小蝴蝶苏琳在悠然自得地躺在树上垂着触须，铺开翅膀正在睡觉，小鸟果果看见了小蝴蝶苏琳说：“苏琳，快入冬了，要不你跟我一起储存过冬的食物吧!”苏琳说：“哎!这么好的阳光适合休息，你们忙什么呀!反正我不要去!”苏琳就这样一天一天浪费时间。

有一天，天上下起密密的雪花，入冬了!蜜蜂西朵正巧看见了苏琳说：“苏琳，你在干嘛呀?”苏琳说：“我好饿，你可以给我两罐蜂蜜吗?”西朵说：“可以呀，来，拿着!”两罐蜂蜜送到苏琳手中，边说：“谢谢你!”苏琳回到家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边说：“西朵的蜜真甜，可是一下子就吃完了。”她惭愧地脸红了，心想以前我真是错了，不劳动就没有食物，我以后要多劳动。

这是金丝雀姐姐艾丽看见了邻居苏琳，问：“苏琳你怎么了?”苏琳说：“我知道错了，如果我不休息，在劳动也不会饿肚子了。”“知错就改，真是一个好孩子!”金丝雀艾丽说。

为了帮苏琳，金丝雀艾丽飞向了蜜蜂大市场，那儿的蜜蜂最好吃，但也很贵。十分钟过去了它们俩来到火焰鸟明茜的蜜蜂店买了二十罐蜂蜜，总共一百二十花园币，真贵!苏琳说。

无法乞讨的爱 篇6

采访的当天，个子瘦小、戴着眼镜的夏海波在武汉汉口区的中山公园卖书。他没有合法证件，需要和城管们斗智斗勇。书卖得并不好，“史上最牛乞丐出书”的噱头，带来更多的是猎奇的目光而不是销售额。

跟乞讨时一样，夏海波只能柱着拐杖站着。以前即便是站着，也是乞讨；将来能不能堂堂正正地站下去，他不知道。在他点击率过万的博客里，他忽而对乞讨津津乐道，“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乞丐”；忽而又对乞讨生活心生自卑和厌倦，“毕竟乞讨者对社会全无贡献，是用屈辱和尊严换来的一点生存空间”。

而最矛盾的是如何面对家人。说起他曾经爱过的女孩，说起妈妈，他的眼圈红了，一度哽咽。

我成了乞丐

夏海波决定去乞讨。

他没跟女友小惠商量，右手柱了一根竹杖，左手提一只黑色编织袋，站在了大福源超市门口。2006年7月的武汉，太阳射得人睁不开眼睛，他心里发虚，死死捏着编织袋里的东西，一直徘徊。

他低着头。做一个连农村人都看不起的“讨米佬”，性烈如火的父亲知道后会不会打死他？妈妈又要为了他流多少泪？

念头起于前日。

中山公园的叶子像新洗的一样绿，他和小惠在公园门口听一个盲人拉二胡，盲人身上挂着一张纸板：老伴患癌症去世自己得了重病没有依靠卖艺为生。字写得并不好，但看上去很可怜，小惠拉着他胳膊说，我们给他五毛钱吧。

只有五毛，他们也拿不出更多。小惠扶着他一腐一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巷口的烧烤摊散发着浓厚的烟熏香。小惠走过的时候，无意地看了一眼，再看一眼。她那么爱吃羊肉串，可他连女友这么微薄的愿望都满足不了。

明天会怎么样呢？他会全身瘫痪吗？他比那个盲人还可悲，因为他甚至不会拉着二胡去乞讨。

就在那个晚上，乞讨，这两个从来没想过的字，在夏海波脑里反复挣扎。

不就是挂张牌子吗？人都快穷死了谁还顾得了尊严？夏海波站在超市门口，突然用力把牌子拿出来，闭着眼睛往脖子上一挂，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两个字：要饭！

有路人指指点点，他闭着眼睛不想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毕竟只有24岁，脸皮还没到百炼成钢的地步。人家问他话，他呆呆地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甚至不知道给自己准备一个装钱的道具。

酷热把人都要蒸干，终于下班时分，有个大姐骑着自行车经过，走了很远，又回头看他，最后转回来摸出十元钱塞在他手里。对着她的背影，夏海波深深躬身——他记得这个细节，2006年7月24日的下午6点，他正式沦为了一名乞丐。

当天晚上，他收起牌子回家，花了两块钱买了一个很小的西瓜。小惠很高兴，他骗她说是自己去发传单，赚了40元钱。

命运的转折

1999年夏海波是以全镇第一的分数，考上湖北省著名的天门高中。这在农村是件大事，村干部都挤在家里道喜，夏海波记得爸爸笑得嘴都合不拢。他是典型的农村男人，爱面子，脾气暴躁，两个儿子里只有夏海波能读书，让他门楣生光。尽管家里困难，他对小儿子还是宠爱的。

那年春天，夏海波就发现自己身体有些不对劲。早晨起来手脚都是僵的，要活动一下才能舒缓，蹲一会儿后得扶着东西才能站起来。慢慢地，上楼梯越来越吃力。那时他住校，经常因为手脚僵硬迟到。

多年以后夏海波无数次回想，如果那时就停学治疗，也许病情不会发展成后来那样。但他内心也知道，他的家庭环境，不会出现那个“如果”。

高二起，他开始发高烧，脚肿得像发面的馒头，弯腰连自己的鞋面都够不到。妈妈凑了钱带他去省城大医院看病，结果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学是不能上了，他变得完全没有力气，连门槛都跨不过去。瘦弱的母亲背着他一次次奔走在山路上，只要听说哪个地方能治这种病，她会借钱背着儿子去。

夏海波在家里躺了整整三年，昔日的同学大多已经考上大学飞出农门，而他最多的记忆是：吃了很多的药，受了很多的骗，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有一次，他拿着瓢捡地上没扫干净的豆子，可腿不行了，他怎么也够不到。父亲在他身后摇头叹气，说真的没用了。眼泪一下滑了出来。

贫穷带来很多悲怆的片断，多数跟他沉默勤劳的妈妈有关。这个为了救儿子尽了全力的母亲，曾在2002年冬天家里终于断药后，去武汉向媒体求助。为了节约30元的车费，她背着5个火烧馍，徒步走了400公里，渴了就向村民讨口水，困了就在路边睡一会，整整走了6天才到武汉。

报纸刊登了，好心人捐助了一万多元和药品，然而对于夏海波的病情，杯水车薪。他仍在家里温习功课，但他心里知道，学校，是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的腿里像灌了一层铅。

2003年春天，在和父亲的一场大吵后，夏海波离开了家。他说他要去长沙找笔友，妈妈给了他一个存折，上面是家里最后的三百块钱。

贫贱爱情百事哀

笔友就是小惠。

夏海波至今记得，小惠的第一封信用一个大信封装着，信里的第一句是“今天，我被幸福砸中了。”她是在《幸福》杂志上看到夏海波的一篇散文后来信的，当时，她还是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

年轻的爱情总是超越一切莫名萌芽。

他来到长沙，小惠接受了他。两个人租了一间小屋，在贫穷，病痛，和对小惠父母的隐瞒中，默默相爱。那段日子是夏海波“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小惠毕业后，再没有理由领取家里的零用钱，两个人来到武汉找工作，苦日子真正地到来。

2005年的整个冬天，夏海波的双腿都疼得不能走路，小惠背着他在大街小巷里穿梭，一个月两百元的单间，对他们来说都是天价。更多时候，他们交好了房租便交不起水电费，于是两人不停地在城市里像蚂蚁一样迁徒。尽管后来小惠在一家酒楼找到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每个月工资800元，但除了要给他治病还要负担房租生活。到了2006年4月，实在捉襟见肘了，三餐改为小顿，捡回来的小猫饿得皮包骨头。

夏海波真的觉得山穷水尽了。早年学过打字，可十指僵硬没有任何公司聘请他；发传单这样简单的工作，也因为腿脚不方便而被辞退；他甚至还想过拾矿泉瓶卖，可他连腰也弯不下去，要一点点把瓶子抠在脚缝里往上提，60岁的老太太也比他利落；武汉所有的旧同学，他已经把钱借遍了……

而小惠，她背着他去医院，走几步，歇一会。协和医院的台阶很高，她一步一步地，先自己上去，再把男友抱上去。

灰蒙的天空，漠然的红尘，冰冷的现实，孤苦伶仃中的情侣，有多么快乐，就有多么贫穷。

7月25日，夏海波拐着拐杖第二次站在了中山公园门口。有了昨天的经验，他在纸板上“技巧”地加了一句：救救我妈妈！这一天，他讨了97元。

然后就是第三天，第四天……半个月后的傍晚，当着小惠的面，那只捡来的小猫从床底下掏出了讨饭的牌子。他看着女孩的脸，从白到青，从青到白……

分手是夏海波提出来的。他说他要去北京讨饭。

他感觉得到自己的变化。乞讨成了一种习惯，自尊就在生活面前低头。每天站在街头，他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陌生人递过来的零钱，他知道计算人流量和躲开城管的方法，他和这个城市里的流浪汉和形形色色的乞讨者交朋友，互相讨论经验。

他决定做一个彻底的乞丐了。而小惠，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

史上最牛乞丐

夏海波爬上了北上的火车。

一个月后他站在西单讨饭，此时他的左盆骨已经扭曲变形，左股骨萎缩，双腿膝关节无法弯曲，乞讨时不能坐和跪，只能站着。他身上的挂着的牌子仍然写着“要饭”，旁边却配了英文：“BEG LIFE”。这是他的突发奇想，希望能够吸引到外国人的注意。

他太想赚钱了，在北京、广州、昆明、成都等十几个城市流浪时，他还坚持上网，在新浪开了博客，自己发明了一种网上乞讨，有次还真的收到了200美金的网上汇款。

妈妈来武汉找过他，流着泪说儿啊，跟我回家吧，家里总还有一口饭吃。他固执地甩开手，身体原本就不好的妈妈为了给他多挣点医药费，要在忙完了农活之后去镇上拾荒，凌晨才背着比她身体还高的蛇皮口袋回来。

眼泪只能淌在肚子里。一定要挣钱，不能再给家里添负担了。

2007年5月，夏海波戴着金边眼镜，扛着双语乞讨牌，靠在墙上翻阅一本泰戈尔《园丁集》的瞬间，被民间摄影者王浩峰注意到，为他拍摄了一组镜头，发布到网上。几天内各网站疯狂转载，夏海波被冠上了“史上最牛乞丐”的头衔。

夏海波成名了，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他所到之处必定有当地媒体的追风报道；他印名片，说英文，写博客，跟网友对辩；他收徒弟了，他又跟徒弟闹崩了；家里开始有记者出入，父亲蒙了，做梦也没想到儿子做乞丐也能出名；凤凰卫视请他录制一虎一席谈，在种种残疾人也能自力更生的事例后，他激动地表示今后不再乞讨，可是下了节目他就后悔了，他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

2008年9月，他终于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乞讨日记》，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圆了他的作家梦，可收益只有天知道；他仍然租最廉价的单间，仍然没有钱动手术，也没有条件静养，身体在不可阻挡地崩坏。

为了出书，他回到了武汉，那个他开始乞讨之路的地方。就在《家人》记者采访的当天，当地电视台也要给他录一期节目，让他重新挂回那个双语讨饭的牌子。

《乞讨日记》最终出版，他当然知道，出版商和读者都冲着“乞讨”而来。他那暴烈的父亲，在得知儿子出书之后终于流露出欣慰之情。这个时候，夏海波总算有点做儿子的尊严。世人皆可轻视自己，惟独亲人不可以；自己可以让全世界唾弃，惟独不能令亲人绝望。

有时候，夏海波会乐观地设想，以后能够靠文字养活自己。正因如此，他结交各种各样的人，对媒体采访来者不拒，以期对将来有所帮助。但清醒的时候，能不能就此告别乞讨生涯，自尊地生活，他却心里没底。

别样乞讨 篇7

老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抹起泪来:“那钱可是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呀, 现在, 钱被抢了, 叫我怎么办啊?”老人哭得很伤心很可怜, 人们见了都纷纷掏钱给老人。我也上前掏出两枚硬币给了老人。

很快, 老人身边就有了上百块钱。在大家的劝说下, 老人慢慢地捡起钱, 含着眼泪走了。

第二天, 我又遇见了这个老人, 他在菜市场买肉, 都已经称好肉了, 付钱的时候, 老人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 刚要递给老板, 谁知从一边钻出来一个孩子, 一把从老人手中夺过钱, 赶紧跑了。老人大叫:“抓住那个孩子, 他抢了我的钱!”抢了钱的孩子已经跑远了, 等人们反应过来, 已经迟了。

老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抹起泪来:“那钱可是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呀, 现在, 钱被抢了, 叫我怎么办呀?”老人哭得很伤心很可怜, 人们见了都纷纷掏钱来给老人。我没有给老人钱, 我觉得奇怪, 他昨天被抢了, 今天怎么还这么不小心, 又让人抢了?更让我奇怪的是, 今天抢老人钱的那个孩子, 就是昨天那个孩子, 这里面莫非有什么秘密?我决定弄个究竟。于是我悄悄地跟着老人。

走了两条街后, 抢老人钱的那个孩子出现了, 他和老人一见面, 两人都笑了起来。老人对孩子说:“今天又得了一百多块钱, 你这法子真灵, 比装残疾讨钱好多了!”

从“禁乞区”到“乞讨权” 篇8

行乞者也就是乞丐, 可以分为两大类三种人。

第一类是被动行乞者, 即因各种外部的客观原因, 比如如伤残等, 而逼不得已去行乞的人。

第二类是主动行乞者, 又包括了两种人。一种是故意行骗的“职业乞丐”。另一种也是主动行乞者, 但他们并非在诈骗, 而是把行乞作为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流浪艺术家”。由于这种“乞丐”人员数量较少, 所以暂且不谈这种行乞者, 而把重心放在前两种行乞者上。

既然各大城市设立禁乞区依据的是《救助管理办法》, 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救助管理办法》中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定义——“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 无亲友投靠, 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 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一类行乞者, 即因外部的客观的因素, 而不得不以乞讨度日的人。排除了那些以盈利为目的, 以欺诈为手段的职业行乞者。

有人认为, 设立禁讨区会危害行乞者的生存权。对这个问题笔者另有看法。生存权是指“人按其本质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享有的维持自己的生命的最起码的权利”。目前, 我国大部分, 即90%的流浪乞讨人员是将行乞作为一种盈利性的职业。他们的目标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填饱肚子了, 而是想要借乞讨发财。对这一部分人, 也就是大多数的乞丐来说, 不让他们在闹市区行乞, 根本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问题, 充其量只是让他们的钱包比原来瘪一点点罢了。对那些被迫行乞者, 也就是真正的乞丐而言, 自然会乐意接受国家的救助, 进入救济站, 也就不会有什么侵害生存权之说了。

二、行乞者之乞讨权

毋庸置疑, 人身自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有人认为“乞讨权”是一项可以从人身自由权中引申出来的权利。但是, 笔者认为“乞讨权”仅仅是一种自由而不是权利, 下面我们来论述二者之差别。

1.“乞讨权”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

这里指的权利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权利。到目前为止, 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中暂时还未出现过“乞讨权”这三个字。

2. 权利 (right) 具有正当性

从词源上看, 权利概念的出现与变迁都与“正当”“正义”相联系。当然, 从古至今对“正当”“正义”的理解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 权利的正当性体现在它是用以维护人性的。除了维护自己的人性, 也维护其它平等主体的人性。现在我们来看看所谓的乞讨权吧。首先,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能取得同等收入的情况下, 应该都不会选择去乞讨。因为“乞讨就是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换取别人的同情, 从而从别人那里无偿获得金钱, 或者物质的帮助”。在现实生活中, 乞讨者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都得解开自己的伤疤向无数人展示, 甚至有时还得采取“下跪”“磕头”等方式以期获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 进而获得金钱和物质的帮助。毫无疑问, 这种方式不但没有维护人性, 而且还极大地摧残了人性, 贬低了人格尊严。也就是说, “乞讨权”毫无正当性可言!

3. 权利必然与义务相对应

假设乞讨权是一种权利, 乞丐是权利的主体, 必然有一定的义务主体与之相对应。当有人向你乞讨时, 你不能拒绝他, 否则你就侵犯了他的权利, 很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此时你是这项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主体。这听起来的确十分荒唐可笑。而且, 常言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乞讨者虽然有请求他人予以施舍的自由, 但这种被请求, 是既可以同意的请求, 也可以是遭到拒绝的请求。而乞讨者无权对被请求人的拒绝行为, 寻求法定的救济途径”。也从侧面论证了乞讨权不是一项权利。

三、自由与秩序

如前所述, 乞讨权虽然不是一项权利, 但它毕竟也是人的一种自由。公民有权选择乞讨这种生活方式。那么设立“禁乞区”是不是侵犯了公民的这一自由呢?当然不是。“限制乞丐在当代西方也是一项明确的法律制度, 符合当代世界人权公约的基本原理, 更是实施社会救济制度的必然要求;现代法律虽然不会完全停止行乞, 但出于公共利益, 他人利益的考量, 必定限制行乞”。无论是自由还是权利都是有限度的。我们在行使权利, 享有自由时, 同样应该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在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地方设立“禁乞区”无疑是符合公众利益, 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

因此设立禁乞区是具有正当性的, 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考虑做出的选择。“如果不加限制, 城市街道可能被犯罪和乞讨等扰乱秩序的行为所主宰, 反而减少了公共空间的正当用途”。

四、流浪乞讨问题的解决之道

虽然政府设立“禁乞区”是正当的, 但这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方法,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 “流浪乞讨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悲剧, 无论这种悲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都是现代的福利国家, 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允许的”。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走出一条可行的解决之路呢?

首先, 应该加快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虽然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在不断增加, 但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却略有下降。应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 为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解决生活及其他急需帮助的问题。

其次, 应该为被动行乞者提供救助同时, 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渔”, 而不是“授之以鱼”。让行乞者能够自食其力。比起仅仅提供给他们衣食的救济更好。这么做既能照顾到被救济者的人格尊严, 也能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这就好比罗斯福新政时的“以工代赈”。

第三, 对于那些职业行乞者, 我们应该严加管理, 遏制住这种好逸恶劳的惰性风气和不顾廉耻的丑陋行径。不再让人们的善心付诸流水!

摘要：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 国务院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随后, 苏州、南京、北京等各大城市纷纷设立“禁乞区”, 引起了社会的激烈争论。有人认为, 这样的做法侵犯了乞丐的乞讨权乃至生存权, 有违宪的嫌疑。但笔者认为, 乞讨权并不是一项权利, 而仅仅是一种自由。当今社会乞丐越来越向职业化、组织化和犯罪化方向发展, 真正的乞丐越来越少。但无论真乞丐还是假乞丐, 他们都是现代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设立“禁乞区”只是一个临时性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 还必须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还要严惩职业乞丐, 反对这种好逸恶劳的做法。

关键词：乞讨权,生存权,权利与自由,自由与秩序

参考文献

[1]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

[2]林来梵.从宪法的规范到规范的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221.

[3]方乐.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乞讨权”[J].政治与法律, 2004 (04) .

[4]权利还是自由:对流浪乞讨的思考[EB/OL].法律教育网, 2005-5-10.

[6]郝铁川.限制乞丐乞讨行为是否合乎正义?.

对于乞讨权的浅要分析 篇9

一、乞讨权的法理讨论与法律依据

“乞讨权”是否是法定权利, 是否有法理依据事实上乞讨权这一说法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提法, 乞讨本身是否是一种权利, 这是乞讨权存在的前提。对于乞讨权的法理讨论, 首先应该考量它是否是法律所规定的一项权利, 其次, 它的权利内容是什么[1]。

(一) 乞讨权的生存权性质辨析

乞讨者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乞讨以求生存, 一些学者以此作为出发点提出, 乞讨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项支权利[2]。乞讨权是生存权的一项发展与支权利, 是乞讨权存在法律支持的一项重要观点。

我国《宪法》中没有生存权的定义, 但《宪法》保障人权, 而生存权无疑是人权的一项重要组成。我国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项公约, 将生存权表述成一项“公民获得相当水准的生活”的权利, 体现在具体制度上则是国家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障等相应保障制度给予公民生存保障。但生存权的这些权利内容并不能派生出一个行乞者有进行乞讨的权利。

由此笔者认为, 乞讨权是生存权支权利的理论并不充分, 乞讨权与生存权不应是种属关系, 乞讨权不由生存权派生而出, 两者之间是同一层级, 都由人权派生而出。乞讨权不是生存权的一种, 但是乞讨权本身具有生存权的性质。

(二) 乞讨权的言论自由性质辨析

在美国, 所谓的“行为”、“商业言论”、“标志性言论”等都曾被用于界定乞讨[3], 之所以有所分歧是在于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中“言论自由”的不同理解, 是否将乞讨权视为一项言论自由而予以法律上的保护。

将乞讨认定为一项言论, 但却未必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言论对象。所谓的“言论自由”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所发表的言论必然追求信息交流、提供有用的信息或是接受他人信息。有学者曾写文章讨论乞讨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并引用了美国阿尔莫案中审理法院的一段话:“对与发言、书写、出版或传递信息或观点自由没有必然联系的行为进行规范并不侵犯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乞讨和募捐并不必然包含信息或观点的交流, 因此, 为上述目的而接近他人不应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并且在文章中段这么说道“法院应当将毫无价值或具有很低价值的信息排除在第一修正案之外。”[4]笔者的理解是, “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言论是有限制, 美国宪法保护的是出版、发言、书写等以传递信息与观点为目的的表达行为, 并且这些信息与观点应具有一定传播价值。在这些法院的讨论中, 乞讨行为所传递的信息是无效用的信息或者根本没有传播信息, 但是否对乞讨进行言论自由范围内的保护仍然没有定论。尽管乞讨权在大部分的讨论之中都无法被证实是一项传播有效用信息的言论与行为, 并且处在一个争论的过程之中, 乞讨现象的存在却不容忽视, 并且在实际上美国也对乞讨行为施以保护。美国的许多关于乞讨权的诉讼中, 乞讨被通过以各种途径寻求法律保护。

(三) 乞讨权的权利层次

笔者认为, 在我国乞讨权的权利内容应当是分层次的。

第一层次是乞讨权根源性的内容, 行乞者乞讨的目的在于获得继续生存的条件, 因此笔者将生存权特性定性为乞讨权第一层的内容。生存权的内容以行乞者其能够进行乞讨为表现, 权利的主体是行乞者, 而客体则是政府。政府应当以作为的形式提供帮助, 保障行乞者的乞讨权利;以不作为的方式来限制政府对乞讨行为的规制。该第一层次作为乞讨权的根本是乞讨权必备的内容, 只有具备这些内容才有所谓的“乞讨权”。

第二层次是乞讨权的自由, 主要是指乞讨者自由行乞与妨碍他人自由之间的界限。乞讨需要有施舍者, 因此乞讨或多或少的将对施舍者造成一定干扰, 这也是许多外国法律中将“侵犯性乞讨”界定为违法的原因。乞讨权的自由应该是指在施舍者可接受范围之内, 行乞者才享受乞讨的自由。乞讨自由有界限, 但是这个自由的界限划定却难以定论, 这也是许多美国关于乞讨诉讼案件中争议的焦点。但在本文中不展开讨论, 笔者只描述乞讨权权利内容的轮廓。

第三层次是政府的救济。在我国2003年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明确了救助对象是包括在城市生活无着落乞讨者与流浪者, 但在该法与之后颁布的实施细则中, 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对乞讨现象实施救济的方式而不是对乞讨行为进行界定。在外国的诸多立法中也将乞讨与救济认为是同一项内容, 例如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这些立法不难看出乞讨权具有政府救济这一层次权利内容。

从权利与义务对应的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政府救济属于乞讨权的权利内容。乞讨者有权利进行乞讨, 必然对应着政府主体对乞讨者的乞讨权利进行保障, 除了采用不作为的形式 (指政府不对乞讨进行过多限制) 保障乞讨权、作为的形式 (主动立法划定乞讨区等行为) 保障乞讨权之外, 在乞讨者自身无法行使乞讨权的时候政府也应当保障乞讨者行乞权利, 这便是政府救济。政府救济是乞讨者的被动行乞, 在乞讨者无法乞讨导致无法继续生存的状况下, 由政府对其救济对其施舍。这也是政府保障乞讨权的必然义务。

二、对乞讨的规制

在中国主要由各级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乞讨进行规制, 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5]: (1) 政府对城市中的乞讨者采取容忍的态度; (2) 政府已经放弃了全面禁止乞讨; (3) 政府坚持对乞讨施加时间、地点或方式方面的限制, 并且认为侵犯性乞讨是违法的, 可以处以行政拘留。

在我国通常由各级行政机关自行设置禁讨区, 并实施相应的禁讨管制, 包括在一些重要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虽然由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进行管制, 但中央对乞讨管制确定了边界与方向。旧《收容遣送办法》废除, 《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 便是中央对待乞讨问题的方向转变。当初在对待乞讨者方式上有所不公造成孙志刚这样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 如今在《救助管理办法》中, 由收容遣送乞讨者转变为救助救济, 这是我国中央政府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地方各级政府对待乞讨问题也将由过去的禁止转变为救助。另外是否能将乞讨视为违法, 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也做出规定, 地方各级政府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对“侵犯性乞讨”进行处罚, 而不能超出“侵犯性乞讨”的范围对其他乞讨行为进行处罚。

在美国则与中国的情况不同, 中国未通过立法来对乞讨进行限制, 而美国各个州立法中或多或少提到了禁止乞讨或者是限制乞讨行为。我国有学者也专门研究过美国的禁讨立法[6]。根据该学者的统计, 目前美国大约有13个州在法律法规中明文禁止乞讨。其他州不禁止乞讨, 但授予地方政府有权予以禁止。由此也可看出在是否禁止乞讨的问题上我国与美国的最大分歧在于:是否通过立法对限制乞讨进行规定。这或许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从立法层面进行规制乞讨或许能更大程度的体现我国政府对乞讨问题的重视, 也为地方政府管理乞讨这样的社会现象提供更多的动力。美国对乞讨的限制具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设置“禁讨区”。大部分通过了禁止乞讨法的城市都采用了这种限制乞讨行为的措施, 具体的措施其实大同小异, 将特定区域划分为禁讨区, 在该区域内乞讨将被视为是违法行为:

禁止“攻击性乞讨”。指胁迫或以侵犯性姿态迫使他人施舍的行为, 具体的行为方式有尾随、侮辱性的言语攻击、不必要的肢体接触等。这种乞讨行为被视为是违法。

(一) 禁止“欺骗性乞讨”。

所谓的欺骗性乞讨是指假装肢体残障、为达到某个目的而乞讨但实际上达到乞讨目的之后依旧继续乞讨等, 散发出令人误导的信息从而达到诱使行人施舍的乞讨。值得一提的是, [7]在美国的孟菲斯市, 对儿童乞讨也做了一条规定:“故意将儿童暴露于危险的环境 (如寒冷、酷热等) 下, 以求获得他人施舍”也属于“欺骗性乞讨”。

(二) 对行乞者颁发乞讨证。

以许可的方式来限制乞讨是最近在美国逐渐蔓延开来的限制乞讨的方式。以官方许可的方式来限制乞讨人员人数, 无证乞讨将是违法行为。

(三) 对民众的教育。

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教育民众不要直接施舍乞讨者, 而是通过慈善机构捐助的形式来帮助乞讨者, 以减少街头行乞的人数。

三、构建我国乞讨者救助制度的启发

(一) 社会主义制度下乞讨权的福利性质

相比于美国对乞讨权认定为“言论自由”进行消极保护, 我国对于乞讨权应当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实施救助福利。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国情所决定的, 就像《宪法》中所说的, 虽然允许暂时的贫富差距, 但最终要走向共同富裕, 对于民众的基本生存却必然要解决。也因此我国对待乞讨者时应该采取主动救济, 就像在《城市生活无着落乞讨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所说的, 我国县级以上城市要根据需要建立救助站, 救助站的救助是一项社会救助措施, 救助所需的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以财政拨款维持救助站;而且, 对于有需要救助的人, 救助站有义务进行救助而不能拒绝。

主动对乞讨者进行救济是我国现实情况下“乞讨权”的真实含义:对乞讨者主动救济。

(二) 乞讨权的制度化措施应当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

乞讨一词在我国法律中只有在《救助管理办法》中出现, 但该法并不是一项针对乞讨的法律, 而是一部救济的法律。笔者认为, 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对乞讨权的相应事项进行规定。通过立法, 直接限制地方政府对乞讨权的管制范围与幅度。例如对禁止乞讨的时间地点等事项进行具体规定或幅度性的规定;再如对某种乞讨行为是否违法做出明确规定, 以减少社会上的违法乞讨行为;再如对乞讨人员进行分类, 针对不同年龄与身体健康情况划分乞讨人员, 不同乞讨人员采用不同的救助方案等。

以立法形式将乞讨权的相应内容制度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确定性。为政府、民众有一个明确的指引规定, 行乞行为自然会受到法律指引而规范。地方政府将不再以“公共利益”之类的模糊标准来实施救助与安置, 也更好的保障了乞讨者的人权。

(三) 社会救助与政府救助相结合

在美国, 社会救助是对乞讨权进行保障的重要渠道。各种慈善组织、救济院等机构都是救助乞讨者的重要组织。它们以社会资金或者企业资金作为运营来源, 以更专业的方式对乞讨者实施救济, 救济的辐射面虽然较小, 但更贴近乞讨者需要。相比政府救济则是大范围的辐射, 可能救助标准更低也更机械化一些。社会救助与政府救助相结合是我国构建乞讨权制度中的重要救助措施, 同时政府应当引导社会救助。

四、总结

乞讨权在我国仍然算是一个新颖的理论研究点, 但乞讨的现象存在却时间长久。要保障乞讨者的乞讨权, 最重要的意见是将其以立法形式确定, 对具体问题做出细则规定而不是使用模糊标准。此外, 社会救助的渠道也是保障乞讨权的重要方式, 国家应当承担对社会慈善机构的扶持与引导的责任, 并且对普通民众做普及型宣传。

摘要：乞讨权是否是法定权利, 以及它本身的权利性质与权能范围如何, 都需要进行分析。相比之外国诸多关于乞讨权的诉讼案件与乞讨立法, “乞讨”一词第一次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出现是在《城市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这部法律虽不是乞讨权的统一性规定, 但也为我国如何救助乞讨者规定做出了性质规定。

关键词：乞讨权,权利层次,禁讨立法

参考文献

[1]龙晟.“乞讨权”宪法迷思的破解[J].广西大学学报, 2008 (4) :55.

[2]周永坤.乞讨权及其滥用[J/OL].http://guyan.fyfz.cn/art/156915.htm, 2012-10-09.

[3]林彦.乞讨是言论自由吗-美国乞讨诉讼中的核心问题[J].清华法学, 2008 (5) :33.

[4]林彦.寻找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中美乞讨权比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9 (1) :21.

[5]高秦伟.论美国对乞讨行为的法律规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1) .

[6]梁茂春.美国城市限制流浪乞讨的措施及其启示[J].北京行政学院院报, 2011, (3) :98.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问题及对策研究 篇10

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现状

1、制度方面

首先,《办法》第二条明确指出对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的性质——临时性。一般救助站会提供十天的救助,该条一方面可以为更多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杜绝了部分人员好吃懒做滞留于救助站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也无法长期保障一些长期无收入来源、有缺陷人员、无能力进行劳动的人们的生活。

其次,由原先的强制收容遣返转变为如今的自愿受助、无偿受助原则,更加体现了对于人意愿的尊重,作为弱势群体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选择越发得到救助站的重视。在《办法》中还对受助人群做了界定,一定程度上更加清晰提供了界限,却也带来了救助对象甄别难、求助者中很多并非真正是生活无着人员,给救助站工作人员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再次,由《办法》可见,临时性、遣送办法等规定都导致救助过程事实上极其简单。“救助管理站的工作程序都为接收进站——采集信息——联系流出地政府或流浪人员家属——送其回家或让流出地政府接其回去”。该项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从本质上达到原有的政策目的,流浪人员可能在接受救助后返回流浪乞讨人群中;亦有部分人员如患有残疾、精神失常、遭遇拐卖等,可能无法正确提供其完整信息,无法顺利接回流出地。遣送办法上的漏洞给实践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救助可能很难真正改变现今状况,机械式的流浪者与救助站的交互活动亦无法达到最终效果。

2、流浪乞讨人员方面

流浪乞讨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他们学历普遍较低、来自于不完整家庭、有明显偏差行为表现、部分流浪乞讨人员有越轨行为,其存在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一定负面影响。流浪乞讨人员很少向救助站求助,更加愿意露宿街头。“据统计,很多救助管理站的床位闲置率达80% 以上,自愿接受救助的也不足15%,而占85% 的乞讨人员拒绝救助”。一方面制度“临时性”无法满足他们长期需求,另一方面,多数流浪乞讨人员已将其视为其维持生计的一种生活来源,不愿受救助浪费时间,更不愿遣送至流入地,其思想上出现了偏差,亟需进行一定程度的教育。对于一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群,例如青少年、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者等,他们往往没有一定的能力进入救助站,即使进入救助站也无法解决其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贫困、无能力的窘境。部分未成年流浪者是通过非法途径拐卖行乞,遭受管理他们的流浪者的控制、虐待,因为年纪偏小,对于自己的详细信息可能无法提供;一些老年人、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者也因为其自身缺陷限制,无法依靠自身能力生活。由此可见,救助站事实上无法真正满足流浪乞讨人员的需求,原本的遣送办法在实施上实际上也很难实施,另外,在增加了自愿原则后,多数人可能会离开救助站而其问题并未解决,重新开始自己的流浪生活。

3、救助站方面

首先,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性并不强。专业社会工作正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传入中国,经历了院系调整,于1987年得到恢复。然而社会对于该专业的认识却很粗浅,该专业的作用并未被充分认识到。专业人士的数量稀少,香港在1000人就有一人是社会工作者,大陆从事社会工作人员仅10万,该比例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尽管如今许多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生却可能因就业导向而放弃原专业的就业。种种原因导致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数量少,专业性弱。

其次,救助站所能提供的救助层次较低,并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数救助站依照《办法》的规定,进行简单的救助,“接受——救助——离开”救助层次无法真正解决救助者的问题,导致受助者返回原处,继续着原本的生活。在我看来,流浪乞讨者在救助过程中并不仅需要物质救助,更需要精神救济,而程序却趋向忽略这最为重要的一环。

二、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的建议及展望

首先,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大力宣传政策以促进其实施。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于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的规定。适度扩大救助对象范围,适当放宽救助期限,使得更多人能达到所规定的条件得到救助,用充分的时间尽量解决受助对象的问题;对于特殊人群的保护制定相关法规进行特殊保护与引导,注意各项政策、条例等与《办法》的衔接问题,防止对于特殊弱势群体的忽略。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政策指导,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大力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有效对弱势群体进行保障,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从根源上切断贫困人员的流浪念头。

其次,在救助过程中对受助者不再仅提供物质救助,而是物质与精神救助并举,且以精神救助为主。改变原本例行公事,不多过问受助者情况,对受助者进行心理疏导,进行更为人性化的服务,改变受助者原本的错误观念,引导受助者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另外,为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进行简单的培训,鼓励其通过劳动获取收入来源以维持生计。

再次,加大对于救助的投入,多方筹集救助资金,不断完善救助服务。各种救助服务都需要财力支撑,扩大资金筹集方式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同时更充足的资金能提供更为优质的救助服务;另外,建议将救助服务网络信息化,即将受助者于各个地区的信息集合成一个网络系统,鼓励各地区间合作,以便于信息的快速交互,提高救助效率,进而达到最终效果的优化。

最后,加强救助站与高校的对接工作,保证社区工作者的数量以及职业化、专业化。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拥有较专业的学生资源,建立对接关系,将惠及救助站与高校学生。为救助站补充了工作人员,为更多受助者提供救助服务,同时也给高校学生提供了学习的经历,为今后的就业提供了宝贵财富。

三、结语

城市的街景是她的一张名片,众多的流浪行乞人员将给城市形象带来不利影响。城市流浪行乞人员虽然曾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也颁布了相关行政法规,但是其仍存在一定缺陷。救助站的工作面临着众多挑战,同时也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对于维护城市稳定与优化城市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应磊.社会工作者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研究——以“程序指引”的救济理论为视角[J].学术研讨,2012(3).

[2]王世卿,徐从德.社会工作介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领域的实务探索[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2(19).

[3]王金祥,等著.谈谈实践救助管理制度中的突出问题[J].经济问题探索,2008(5).

乞讨儿童 篇11

一、凤阳花鼓的概况

“清水十分花鼓娘, 花腔巧调出凤阳”。凤阳花鼓始称“打花鼓”, 又称“花鼓小锣”、“双条鼓”, 是植根于安徽凤阳民间的戏曲艺术瑰宝, 有“凤阳一绝”和“东方芭蕾”之美称, 并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凤阳花鼓起源于元末明初, 已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 起初, 多用于民间农事联欢、喜事典贺和节会庆祝等活动, 表演者始为姑嫂 (或夫妻或兄妹) 二人, 一人击鼓一人敲锣, 对唱小调, 辅以舞蹈, 具有浓厚质朴的乡土气息。清朝乾隆年间, 二人演唱的凤阳花鼓被改编为六到八人甚至更多人表演的凤阳花鼓歌舞。凤阳花鼓通过种种渠道向全国各地传播的漫长过程中, 不断吸收各地歌舞曲艺素养, 丰富了其声腔并演变出多种歌舞形式, 但都以传统的花鼓调为基础。凤阳花鼓以曲调优美, 唱腔豁亮, 唱法比较自由, 重点词句可以重唱, 允许连说带唱, 即兴辅以舞蹈, 内容多为表现爱情故事或人们日常生活情感等种种优点及特点, 因此被全国各地各民族群众所喜爱, 所参与, 所推行, 其词谱、腔调、曲目和表演技巧差不多被各地所吸收、所借鉴、所移植、所演衍, 并滋生出多种花鼓艺术样式来。诚如戏曲研究专家许国红博士所说:“被誉为‘中华歌舞曲艺之母’的凤阳花鼓以安徽凤阳为中心, 流向四面八方, 形成一个庞大的传播网络。”

二、凤阳花鼓的传播

凤阳花鼓的产生、发展受其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它的传播也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播媒介等物质条件。

1、乞讨表演使凤阳花鼓得到广泛传播

元末明初, 凤阳一带的居民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出。到朱元璋自凤阳发家, 兴兵, 制胜, 兴邦之后, 自然不会忘记这块“兴邦”之“龙脉”, 在各方面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 以善待宗社乡民。朱元璋曾先后七次减免当地赋税, 并令李善长监督修建工程, 营造城郭宫殿, 把原来的旧城扩建为周围五十里规模, 号为中都。为了充实凤阳人口, 多次从江浙、陕西等地大量移民过去, 如此凤阳一带居民迅速增多, 而江南等地人口锐减。一方面, 对凤阳一带的农业、手工业、工商业有促进作用, 并繁荣了这一地区的音乐文化等;另一方面, 却造成了原来富足的江南等地因人力资源不足, 而缺乏继续发展的动力。而凤阳一带地区, 时日长久之后, 又因耕地不足且人口过于集中, 再加之自然资源遭受破坏而灾害不断。明初的“移民屯田”及“兴建中都”等政策逐渐给凤阳百姓带来背井离乡, 十年九荒等大规模的劳役之灾。这样, 凤阳一带原本密集的人口不得不散向全国各地, 以乞讨为生。灾民们拖儿带女, 乞讨非常艰难, 为了便于乞讨, 他们在乞讨时表演凤阳花鼓, 这样凤阳花鼓成了灾民们逃荒乞讨的谋生手段。有段凤阳花鼓的唱词, 道出了灾民们悲惨的生活境况:“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传说这首歌词是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凤阳之后传唱起来的, 含有动员贫苦农民揭竿而起的意思, 因而代代相传。

因为逃荒乞讨的灾民非常多, 分散的地区也特别广, 加之凤阳花鼓演唱简便, 这样使凤阳花鼓的传播速度很快, 传播的区域也很广, 甚至漂洋过海, 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明清时期, 由于凤阳一带是“三年恶水三年旱, 三年蝗虫灾不断”的常年灾区, 每年秋后都有成群结队的灾民外出卖唱乞讨。同时, 也有身背花鼓流落各地的职业艺人。清人赵翼《陔余从考》中《凤阳乞者》写到:江南诸郡, 每岁冬, 必有凤阳人来, 老幼男妇, 成行逐队, 散入村落间乞食, 至明春三月间始回。”

由于明代凤阳大地移民往来不定, 灾民络绎不绝, 不同地区民族的人既带来了不同的民歌曲调, 又带走了凤阳花鼓, 从而使凤阳花鼓传遍全国各地。清朝诗人太素生在沈阳目睹凤阳花鼓女演唱并未支赋诗曰:“新春又说唱秧歌, 妞妮争跨江北婆。谁是新人谁是客, 团团听打凤阳锣。”明末清初, 河北进士魏裔介曾在介绍凤阳歌舞演员的“秧歌行”写道:“凤阳妇女唱秧歌, 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 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褛帕在首, 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 今岁四洲决河口。父母生我安娇姿, 岁在深闺学络丝。织成合欢鸳鸯被, 嫁与轻薄年少儿。少年轻薄学纵博, 日日娼家醉乎乐。妆奁典尽鬻黄牛, 公头量, 齿已落, 我唱秧歌度歉年, 完却官租还种田, 南来北往如飞雁, 如此艰辛实可怜。”由此, 可见花鼓艺人的艰辛生活及凤阳花鼓传播的广泛。

演唱乞讨使凤阳花鼓得到广泛传播, 而且延续时间很长, 从明清时期到新中国成立, 甚至到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富裕起来, 无需乞讨为止。不过也正是因为凤阳花鼓曾是乞讨谋生的手段, 使得后来人们羞于表演凤阳花鼓, 这一曲种一度萧条沉寂。可以说, 因乞讨演唱使凤阳花鼓得到广泛的传播, 也因为凤阳花鼓曾是乞讨谋生的一种手段, 使其传播受到一定的阻碍, 可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2、娱乐使凤阳花鼓以多种形式传播

凤阳花鼓是一种曲艺艺术, 它最原始最主要的社会功能是娱乐, 给人们带来一定的艺术享受。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 多种传播工具的产生, 凤阳花鼓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的百代、大中华、胜利等唱片公司制作了大量唱片, 使凤阳花鼓广为流传, 1935年, 有安娥作词, 任光作曲的《新凤阳歌》作为电影《大路》插曲, 从此该曲风靡全国:“左手锣, 右手鼓, 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已不会唱, 单单唱歌凤阳歌……”这首歌自从金嗓子周旋演唱后, 开始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 瞿维先生的钢琴独奏曲《花鼓》就是以词曲作为素材之一进行改编的。自从凤阳花鼓首次在电影《大路》荧幕上出现后, 许多电影对它都有所表现, 如《拉郎配》、《鼓乡春晓》等。前几年根据余华小说《活着》改拍的电视剧《富贵》里有多次凤阳花鼓的表演, 这样, 凤阳花鼓进入电视剧之中, 通过电视得到广泛传播。2008年11月21日, 著名歌手周华健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 翻唱了凤阳花鼓, 对凤阳花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2008年9月24日, 中央电视台七套“乡土”栏目以《花鼓一家人》为题, 以凤阳县花鼓经营者章光顺一家与凤阳花鼓的情缘为主, 向观众介绍了其起源、表演形式和内容的发展演变, 对凤阳花鼓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近年来, 不少学者也对凤阳花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发现凤阳花鼓对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曲种、民歌都曾产生过影响。有人称, 东北二人转的娘家就是凤阳花鼓;京剧等剧种也源起其于凤阳花鼓;明史专家曲艺专家夏玉润经过考证, 发现广为传唱的民歌《茉莉花》出自凤阳花鼓。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属实, 但都有利地推动了凤阳花鼓的发展, 推动了凤阳花鼓的传播。

凤阳花鼓作为一种曲艺形式曾因灾民的乞讨演唱广为传播。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 凤阳花鼓的传播更为多样, 现场表演、电影、电视、网络, 开展凤阳花鼓节等多种传播形式, 使凤阳花鼓传播更为广泛, 其娱乐大众的社会的功能也得到提升。相信在现代传播手段下, 凤阳花鼓这朵民间奇葩会越开越艳。

摘要：凤阳花鼓曾因灾民乞讨时的表演而广为传播, 现在它已经变成一种娱乐方式。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多样化, 凤阳花鼓的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 其传播更为广泛, 影响更大。

关键词：凤阳花鼓,乞讨,娱乐,传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