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保险体制（共8篇）
巨灾保险体制 篇1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巨灾风险的保障现状以及制约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因素，提出了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巨灾保险; 风险分散; 补偿机制。
1 我国巨灾风险保障的现状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和地理地质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我国的自然灾害种类多，包括干旱、洪涝、台风、地震、冰雹、冷冻、暴风雪、林火、病虫害、崩塌、滑坡、泥石流、风沙暴、风暴潮、海浪、海冰、赤潮等。其中，又以地震和洪涝灾害最为严重。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自 20 世纪以来，中国是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 54 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有 8 次发生在我国。据统计，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在 1000 亿元以上。例如 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 4. 3 亿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失踪 7844 人，紧急转移安置 1858. 4 万人次; 农作物受灾面积 3742. 6 万公顷，其中绝收面积 486. 3 万公顷;倒塌房屋 273. 3 万间，损坏房屋 670. 1 万间;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5339. 9 亿元。综合判断，2010 年是近20 年来仅次于 年的第二个重灾年份。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政府主导型巨灾风险管理模式，这种单一的政府财政补偿和救助巨灾风险损失的制度，很难应对自然灾害频发的形势和日益严峻的巨灾风险。事实上，由政府支出的救灾资金只是财政支出计划的一小部分，巨灾发生时，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来讲，政府救济资金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在一些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在巨灾赔付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保险赔偿通常能占到巨灾损失的 30% 到 40%。如美国 2010 年 5 月发生的严重风暴造成 25 亿美元损失，保险赔付 17. 5 亿美元，承担了 70% 的损失; 2010 年 9 月 4日发生的新西兰地震经济损失 37 亿美元，其中保险赔付就完成33 亿美元，承担了89. 19%的损失。我国保险业在灾害损失补偿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我国 2008 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8451亿元，获得来自保险业的赔付仅有 18. 06 亿元。这表明，我国保险业在巨灾损失补偿中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与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保险补偿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借鉴国外巨灾保险制度的先进经验，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巨灾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2 影响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因素。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自然灾害风险的管理工作，国家斥巨资进行减灾工程建设。但是，与工程性措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非工程性减灾措施方面，尤其是在针对灾害发生后的应对和恢复方面的措施如巨灾保险的发展则显得滞后和不足。影响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 1) 保险公司实力较弱。由于巨灾保险的高风险、高损失、高赔付不能给保险公司带来利润，巨灾保险一直被保险公司视为畏途。现阶段，我国保险公司的总体实力较弱，缺乏巨灾保险的数据库和费率厘定等技术，不利于在全国全面开展巨灾保险。
( 2) 社会公众和企业巨灾风险意识薄弱。由于我国的保险宣传力度和风险教育的缺乏，我国社会公众和企业对巨灾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巨灾的是否发生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意投保巨灾保险。
( 3) 公众对举国救助方式的依赖。我国虽然没有地震等巨灾险的保障体系，但在面对巨灾风险时，相应的安抚、救助也不少。在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这些灾害面前，我国采取的是举国救助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看，也很成功。这种救助方式传递了个人无须为风险操心的信息，这可能会让公众忽略对巨灾风险的预防。
3 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需注意的问题。
3.1 建立和健全巨灾保险制度的法律法规。
完善的巨灾法律法规是巨灾保险制度正常运作的基石，也是巨灾保险制度获得成功的保证。美国国会曾先后颁布一系列法令，以此来促进本国巨灾保险业的发展，比如 《联邦洪水保险法》 ( 1956) 、 《全国洪水保险法》( 1968) 、 《洪水灾害防御法》 ( 1973) 、 《洪水保险改革法》( 1994) 等。另外，在巨灾保险的实施上，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将之纳入强制保险范畴，以解决巨灾保险需求的不足。比如美国建立了洪水保险社区强制参加制度，即在美国的洪水保险体系中，国家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域的社区必须要参加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否则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可见，巨灾保险制度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其关键就是有比较完善的巨灾保险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保障。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专门的巨灾保险法律，虽然在 《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 国家颁布的 《防洪法》及 《防震减灾法》等法律也明确表示国家鼓励并扶持开展相关保险业务，但对如何建立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并没有做任何具体的规定。我国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巨灾保险法，用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保险人等主体在巨灾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对巨灾保险组织机构、运行方式、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政府作用、资金筹集方式、财税支持政策、赔款处理方式、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建设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巨灾保险体系，分散巨灾风险所带来的损失，保障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健康发展。
3.2 充分发挥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的作用。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政府都直接或间接介入巨灾保险市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一是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损减损措施来降低巨灾造成的损失，如改善环境，保持水土，提高建筑抗震等级来应对地震灾害等。二是出台相关政策进行适度引导和宣传，把巨灾保险与防灾、减灾的相关激励政策结合起来，形成巨灾保险与防灾、减灾良好互动的格局，以保证巨灾保险较高的参保率。三是政府应发挥强大的宏观操控能力，推动保险、气象、灾害、民政等单位的数据整合，建立科学化的巨灾风险分析评估平台，形成查询方便快捷、资料完备的数据库，为保险公司设计巨灾保险产品、制定合理的市场价格奠定坚实的基础。四是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巨灾保险实施给予财政补贴的政策，切实提高巨灾保险的覆盖面。比如直接补贴保险公司经营巨灾保险的经营费用，减小保险公司的运营风险; 减免保险公司与经营巨灾保险相关的税收; 对于积极开展巨灾保险业务的公司，在其开展其他保险业务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以险养险。
3.3 建立区域性巨灾保险制度。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种类多，各地经济发展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统一的巨灾保险制度标准。因此，我国可避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巨灾保险制度，对不同的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发展。政府可组织气象、地质等有关专家对全国各地区进行风险评估，将受到巨灾严重威胁的地区分别划入相应的巨灾区。例如，可以将河北、云南、四川、辽宁等省份划为地震区，将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划入洪涝区，将广东、福建、海南等省份划入台风区，依此开发相应的巨灾保险险种。以广东省为例，广东是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和重要的制造业及出口中心，国民生产总值 6800 多亿美元，但广东省又深受热带气旋侵袭，台风登陆频率高居全国之首。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1949—2008 年，在我国登陆的热带气旋中有将近40%在广东省首次登陆。这一数字几乎等于另外两个台风重灾区海南省和福建省的总和，每年当地政府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防灾减灾及灾后救赈。基于此，我国可考虑首先在广东建立区域性巨灾保险制度，同时由于广东省巨灾种类相对单一，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区域性台风保险险种。这样不仅可以造福广东本地，还可以在全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在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地逐步开展。
3.4 巨灾保险作为主险项下的附加险。
美国加州、我国台湾地区、法国、日本和新西兰，都把地震险设计为财产险的附加险。这是因为： 地震风险的巨灾性和偶发性不符合大数法则，若作为独立设计的主险会给保险公司的经营带来不确定性; 若地震保险设计为财产险的附加险，大量的财产险业务可以平衡地震险业务给保险公司带来的财务上的不稳定性，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财产险业务的获利来弥补地震险业务的部分亏损。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上地震保险的经验，采取强制附加险的方法。政策性巨灾保险可通过立法采用在主险项下自动附加的方式投保和承保。同时保险公司承保的巨灾保险也必须采用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统一条款和费率。
3.5 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
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我国也应建立起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一是积极运用再保险分散风险。目前，世界最大的巨灾再保险市场是美国、英国和日本，它们占到全球巨灾再保险市场份额的约 60%。我国应实行国家再保险和商业再保险相结合的保险方式，商业再保险公司对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额度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部分由财政承担，政府在巨灾保险的承保体系中承担的是最后再保险的职责。二是发行巨灾债券进一步分散风险。巨灾保险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保险公司承担风险的责任能力和赔付能力有限。在资本市场上以证券的方式筹集资金，可以分散化解巨灾损失，扩大资金来源，最大程度上分散巨灾风险，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从目前我国的情况看，资本市场尚不完善，市场透明度不高，因此商业保险公司直接发行巨灾债券的可行性不大。政府具有最高的信用等级和透明度，能大大降低巨灾债券的发行成本，可以考虑由政府发行巨灾债券。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完善，再实现由政府到商业保险公司直接发行巨灾债券的转换。三是买入股票对冲巨灾风险。保险公司可根据巨灾风险的种类买入相反方向头寸的股票。例如，当转移地震风险时，应购入在巨灾发生时会相应上涨的股票，如方便面、矿泉水企业的股票。当巨灾来临时，一方面保险公司面临大量的巨灾索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其在股市的投资收益来对冲赔付造成的损失风险。
巨灾保险体制 篇2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和地理地质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我国的自然灾害种类多, 包括干旱、洪涝、台风、地震、冰雹、冷冻、暴风雪、林火、病虫害、崩塌、滑坡、泥石流、风沙暴、风暴潮、海浪、海冰、赤潮等。其中, 又以地震和洪涝灾害最为严重。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 自20世纪以来, 中国是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54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有8次发生在我国。据统计,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在1000亿元以上。例如2010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4.3亿人次受灾, 因灾死亡失踪7844人, 紧急转移安置1858.4万人次;农作物受灾面积3742.6万公顷, 其中绝收面积486.3万公顷;倒塌房屋273.3万间, 损坏房屋670.1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339.9亿元。综合判断, 2010年是近20年来仅次于2008年的第二个重灾年份。目前, 我国实行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政府主导型巨灾风险管理模式, 这种单一的政府财政补偿和救助巨灾风险损失的制度, 很难应对自然灾害频发的形势和日益严峻的巨灾风险。事实上, 由政府支出的救灾资金只是财政支出计划的一小部分, 巨灾发生时, 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来讲, 政府救济资金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在一些发达国家, 保险公司在巨灾赔付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保险赔偿通常能占到巨灾损失的30%到40%。如美国2010年5月发生的严重风暴造成25亿美元损失, 保险赔付17.5亿美元, 承担了70%的损失;2010年9月4日发生的新西兰地震经济损失37亿美元, 其中保险赔付就完成33亿美元, 承担了89.19%的损失。我国保险业在灾害损失补偿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我国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 获得来自保险业的赔付仅有18.06亿元。这表明, 我国保险业在巨灾损失补偿中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与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 保险补偿只是杯水车薪。因此, 借鉴国外巨灾保险制度的先进经验, 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巨灾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2 影响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因素
近年来, 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自然灾害风险的管理工作, 国家斥巨资进行减灾工程建设。但是, 与工程性措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非工程性减灾措施方面, 尤其是在针对灾害发生后的应对和恢复方面的措施如巨灾保险的发展则显得滞后和不足。影响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1) 保险公司实力较弱。由于巨灾保险的高风险、高损失、高赔付不能给保险公司带来利润, 巨灾保险一直被保险公司视为畏途。现阶段, 我国保险公司的总体实力较弱, 缺乏巨灾保险的数据库和费率厘定等技术, 不利于在全国全面开展巨灾保险。
(2) 社会公众和企业巨灾风险意识薄弱。由于我国的保险宣传力度和风险教育的缺乏, 我国社会公众和企业对巨灾没有足够的认识, 对巨灾的是否发生存在侥幸心理, 不愿意投保巨灾保险。
(3) 公众对举国救助方式的依赖。我国虽然没有地震等巨灾险的保障体系, 但在面对巨灾风险时, 相应的安抚、救助也不少。在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这些灾害面前, 我国采取的是举国救助的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看, 也很成功。这种救助方式传递了个人无须为风险操心的信息, 这可能会让公众忽略对巨灾风险的预防。
3 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需注意的问题
3.1 建立和健全巨灾保险制度的法律法规
完善的巨灾法律法规是巨灾保险制度正常运作的基石, 也是巨灾保险制度获得成功的保证。美国国会曾先后颁布一系列法令, 以此来促进本国巨灾保险业的发展, 比如《联邦洪水保险法》 (1956) 、《全国洪水保险法》 (1968) 、《洪水灾害防御法》 (1973) 、《洪水保险改革法》 (1994) 等。另外, 在巨灾保险的实施上, 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将之纳入强制保险范畴, 以解决巨灾保险需求的不足。比如美国建立了洪水保险社区强制参加制度, 即在美国的洪水保险体系中, 国家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域的社区必须要参加国家洪水保险计划, 否则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可见, 巨灾保险制度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其关键就是有比较完善的巨灾保险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保障。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专门的巨灾保险法律, 虽然在《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 国家颁布的《防洪法》及《防震减灾法》等法律也明确表示国家鼓励并扶持开展相关保险业务, 但对如何建立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并没有做任何具体的规定。我国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制定巨灾保险法, 用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保险人等主体在巨灾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 对巨灾保险组织机构、运行方式、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政府作用、资金筹集方式、财税支持政策、赔款处理方式、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 建设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巨灾保险体系, 分散巨灾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保障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健康发展。
3.2 充分发挥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的作用
从国际经验来看, 很多国家政府都直接或间接介入巨灾保险市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 政府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一是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损减损措施来降低巨灾造成的损失, 如改善环境, 保持水土, 提高建筑抗震等级来应对地震灾害等。二是出台相关政策进行适度引导和宣传, 把巨灾保险与防灾、减灾的相关激励政策结合起来, 形成巨灾保险与防灾、减灾良好互动的格局, 以保证巨灾保险较高的参保率。三是政府应发挥强大的宏观操控能力, 推动保险、气象、灾害、民政等单位的数据整合, 建立科学化的巨灾风险分析评估平台, 形成查询方便快捷、资料完备的数据库, 为保险公司设计巨灾保险产品、制定合理的市场价格奠定坚实的基础。四是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巨灾保险实施给予财政补贴的政策, 切实提高巨灾保险的覆盖面。比如直接补贴保险公司经营巨灾保险的经营费用, 减小保险公司的运营风险;减免保险公司与经营巨灾保险相关的税收;对于积极开展巨灾保险业务的公司, 在其开展其他保险业务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鼓励以险养险。
3.3 建立区域性巨灾保险制度
我国幅员辽阔, 自然灾害种类多, 各地经济发展参差不齐, 难以形成统一的巨灾保险制度标准。因此, 我国可避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巨灾保险制度, 对不同的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发展。政府可组织气象、地质等有关专家对全国各地区进行风险评估, 将受到巨灾严重威胁的地区分别划入相应的巨灾区。例如, 可以将河北、云南、四川、辽宁等省份划为地震区, 将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划入洪涝区, 将广东、福建、海南等省份划入台风区, 依此开发相应的巨灾保险险种。以广东省为例, 广东是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和重要的制造业及出口中心, 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6800多亿美元, 但广东省又深受热带气旋侵袭, 台风登陆频率高居全国之首。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 1949—2008年, 在我国登陆的热带气旋中有将近40%在广东省首次登陆。这一数字几乎等于另外两个台风重灾区海南省和福建省的总和, 每年当地政府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防灾减灾及灾后救赈。基于此, 我国可考虑首先在广东建立区域性巨灾保险制度, 同时由于广东省巨灾种类相对单一, 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区域性台风保险险种。这样不仅可以造福广东本地, 还可以在全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有利于在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地逐步开展。
3.4 巨灾保险作为主险项下的附加险
美国加州、我国台湾地区、法国、日本和新西兰, 都把地震险设计为财产险的附加险。这是因为:地震风险的巨灾性和偶发性不符合大数法则, 若作为独立设计的主险会给保险公司的经营带来不确定性;若地震保险设计为财产险的附加险, 大量的财产险业务可以平衡地震险业务给保险公司带来的财务上的不稳定性,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财产险业务的获利来弥补地震险业务的部分亏损。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上地震保险的经验, 采取强制附加险的方法。政策性巨灾保险可通过立法采用在主险项下自动附加的方式投保和承保。同时保险公司承保的巨灾保险也必须采用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统一条款和费率。
3.5 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
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 我国也应建立起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一是积极运用再保险分散风险。目前, 世界最大的巨灾再保险市场是美国、英国和日本, 它们占到全球巨灾再保险市场份额的约60%。我国应实行国家再保险和商业再保险相结合的保险方式, 商业再保险公司对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额度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部分由财政承担, 政府在巨灾保险的承保体系中承担的是最后再保险的职责。二是发行巨灾债券进一步分散风险。巨灾保险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 保险公司承担风险的责任能力和赔付能力有限。在资本市场上以证券的方式筹集资金, 可以分散化解巨灾损失, 扩大资金来源, 最大程度上分散巨灾风险, 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从目前我国的情况看, 资本市场尚不完善, 市场透明度不高, 因此商业保险公司直接发行巨灾债券的可行性不大。政府具有最高的信用等级和透明度, 能大大降低巨灾债券的发行成本, 可以考虑由政府发行巨灾债券。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完善, 再实现由政府到商业保险公司直接发行巨灾债券的转换。三是买入股票对冲巨灾风险。保险公司可根据巨灾风险的种类买入相反方向头寸的股票。例如, 当转移地震风险时, 应购入在巨灾发生时会相应上涨的股票, 如方便面、矿泉水企业的股票。当巨灾来临时, 一方面保险公司面临大量的巨灾索赔,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其在股市的投资收益来对冲赔付造成的损失风险。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巨灾风险的保障现状以及制约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因素, 提出了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几点建议。
国外巨灾保险机制 篇3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巨灾风险概率存在着较大差别，各国巨灾风险管理水平和体系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通常来说，经济水平较高、巨灾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巨灾风险管理水平较高，例如，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风险管理体系相对比较完善。
美国：政府主导
作为各种自然灾害的重灾国之一，美国推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非盈利性的巨灾保险计划。有联邦政府巨灾保险项目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以及各州的巨灾保险项目，如加州地震局、佛罗里达州居民财产保险公社等，也有州政府的再保险项目，如佛罗里达飓风巨灾基金。政府参与巨灾保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以直接保险人的身份承保巨灾、有以再保险人的身份承担巨灾风险。大多数巨灾保险项目实施财政贴补的费率，并且享受联邦免税待遇。
美国的洪灾占全部自然灾害的90%，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国洪水保险法》，政府与民营保险公司合作，由民营保险公司销售洪水保险单，保险标的为加入洪水保险计划的社区住宅和商业财产，所收保险费全部建立洪水保险基金，洪水损失赔付和代理销售费用均出自洪水保险基金。洪水保险的风险实际上全部由联邦政府承担，保险公司的作用只是销售保单、理赔及垫付赔款，并由此获取一定的手续费收入。
日本：政企联手
在地震频发的日本，1966年就通过了《地震保险法》，该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建立地震保险体系。其灾后救助体系的特点是：以自助和政府救助为主、社会救助为辅，呈现出完整的灾后应对机制。参加地震保险、再保险公司对风险的分散、社会救助和政府直接救助构成了日本抗灾的四道防线。
在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方面，日本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保险公司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即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业务先由民间保险公司承保，然后再全部分给由日本各保险公司参股成立的地震再保险公司，该公司除自留一部分外，按各保险公司承保的财产保险的市场份额回分给各保险公司，超出再保险公司与直接承保限额的部分由国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
英国：商业运作
英国巨灾保险都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政府不参与其中。例如，政府财政不对洪水保险进行任何补贴，是非强制性的，投保人在保险市场中自由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政府的切入点主要是通过加大防洪投入力度，兴建洪水防御设施来降低洪水风险，使洪水风险具有了一定的可保性，使私人保险公司愿意承担洪水风险。英国再保险市场相当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所承保的巨灾风险责任直接在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转移风险责任，政府对巨灾保险再保险计划没有支持，但是巨灾保险参保率很高。
墨西哥：巨灾债券
过去10年间，墨西哥一直通过采用市场融资机制的自保基金为灾后恢复工作提供资金。2006年，墨西哥在世行技术援助支持下，成为全球第一个发行巨灾债券的主权国家。2009年10月，墨西哥发行了2.9亿美元巨灾债券。结果，三类特定风险——地震、太平洋飓风(两个地区)和大西洋飓风得到了三年期保险。巨灾债券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这为扩大投资者队伍以及降低保险费率都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世行官员认为，墨西哥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示范效应不可低估，这些国家可以向资本市场转移与极端天气相关的风险，以便管理财务的不稳定状况。
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评析 篇4
一、英国医疗保险体系的主要特点
英国医疗保险体系的主体，是根据1946年颁布的《国民健康服务法》建立的、以国家税收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英国也存在商业医疗保险，但规模不大，在英国医疗保险体系中仅起补充作用。英国医疗保险体系具有下述五大特点。
1.覆盖面广。英国医疗保险资金主要通过国家税收筹措，由政府财政承担绝大部分医疗费用。医疗对象就医时，基本上不需支付费用，因而英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亦称为全民医疗保险或国家医疗保险。
2.就原则而言具有非歧视性。英国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规定，无论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无论个人支付能力的大小，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全方位医疗服务。依据《国民健康服务法》建立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也声称其宗旨是提供全面的、基本上公平的服务，即主要视患者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根据其支付能力提供医疗服务。
3.基本上可以满足国民对医疗服务巨大的、多层次的需求。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主要通过公立医院和遍布全国的开业医生(又称全科医生)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公立医院由国家财政提供经费，其主要服务对象为危重病人；开业医生为自我雇佣者，英国医疗保险体系主要依靠这些在全国城乡开业的全科医生向广大非重症、急症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开业医生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后，可以向政府申请根据就诊人数和医疗工作量发放的津贴。
4.成本较低。就内部结构而言，英国的国民健康体系可分为供应方和购买方两大类。供应方由医院和制药公司构成，购买方由政府卫生主管当局和部分拥有医保资金支配权的全科医生构成；两者分别掌握医保资金总额的70%和30%。这些拥有医保资金支配权的全科医生，既是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者，又作为医疗转诊系统的购买者，代表病人向高层次医院购买专科医疗服务。与此同时，政府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则作为公众健康利益的代表，负责制订医疗服务的范围、内容、标准和费用水准，并依据这些指标与供应方签订购买计划。政府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积极介入、监控，将英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成本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1年，英国医疗保险的总支出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6%，人均医疗总支出为1992美元；而同年美国、德国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 13.9%、4887美元和10.7%、2808美元。
5.就医疗保险体系的整体供应能力和满足病人需要的主动性、积极性而言，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中，排在靠后的位置。政府介入到医疗保险的所有方面，是英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最大特点。政府的积极参与可以较好地保证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使公众能够享受具有普遍性的医疗服务；但与此同时，政府介入在客观上削弱了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面的调节作用，从而使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经常面临以下困难：(1)政府承担、控制绝大部分医疗费用，不仅造成公立医疗机构缺乏活力，设备。人手配置不足，医疗、医护人员效率低下等问题，而且可能降低医疗机构采用新技术、购买新设备的积极性。(2)近乎免费提供的医疗服务，可能导致公众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从而使排队就医成为公立医院司空见惯的经常现象。(3)部分收入较高的社会群体可能选择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以便避开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的公立医院。按照英国法律规定，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个人和企业可享受税赋减免优惠。因此，收入较高群体选择商业医疗保险可能
导致注入国家医疗保险的财政资金减少，不利于国家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二、英国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
为了解决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整体供应能力不足、医疗机构的效率不尽如人意、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待提高等问题，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即持续不断地进行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以1 999年通过的《健康法案》作为分水岭，英国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的“试验阶段”和进入21世纪后的“推进阶段”。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英国政府主要致力于增加医保资金投入，改善医保服务的供应效率。这一时期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1)通过加大对医疗保险体系的财政投入，使英国医疗保险开支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 990年的6%上升到2001年的7.6%。(2)将许多由政府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由国家财政负担其绝大部分开支的公立医院，转变为受地方市政当局监督、节制，拥有自主经营权的非盈利性公益机构。(3)允许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自由选择医院就诊。(4)提高医生收入，同时要求医生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督。(5)允许外国医药供应商进入英国药品市场竞争。
上述改革措施，主要由英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尝试推行。1999年《健康法案》经英国国会通过后，英国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即进入推进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合同管理方式，将身份为自我雇佣者的全科医生融入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之中，从而大大强化了全科医生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职能。如前所述，全科医生是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基础。进入21世纪后，英国医疗卫生主管当局大致按照每10万人口配置50名全科医生的比例，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拥有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初级医保团；全科医生则作为独立签约人被纳入所在地区的初级医保团。
全科医生加入初级医保团后，其原先拥有的资金控制资格即自动丧失。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全科医生集中精力发挥其医疗技术专长，同时也避免了全科医生为取得资金控制资格而相互间展开成本高昂的竞争。一般而言，全科医生的入团合同均含有报酬增长条款，即全科医生如能在签约后的3年内，按合同要求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便可望获得上限不超过50%的报酬增长。
初级医保团根据与当地医疗保险主管当局达成的责任协议书开展工作，其职责既包括向当地医疗主管部门提供购买药物和医疗服务方面的咨询，又包括拥有并经营管理被称为初级医保信托的社区医疗服务联合体，以及依法将初级医保信托的经营利润用于改善所在社区的医疗保健条件。不仅如此，政府卫生主管当局还将合同竞争方式引入医保信托的内部管理，即在医保信托内通过签约来选择医德好、技术高的医生承担难度较高的医疗业务。
英国政府卫生部将慢性病管理和国民自我保健也纳入了初级医保的范畴，并明确规定由全科医生和初级医保信托负责实施。
2.增强英国医疗保险体系提供非住院医疗服务的能力。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1)允许那些已改制成地方性公益机构，且拥有经营自主权的一流大医院筹集、吸纳私人资金，并给予这些大医院自主决定其医护人员报酬的权力。(2)在正式行使上述经营自主权之前，已
转制成地方性公益机构的一流大医院，必须接受并通过由美国凯瑟永久保险公司(Kalser Permanente)实施的医院管理技术培训。按照规定，医院管理技术培训必须始终处于据1999年《健康法案》设立的国民卫生督导员的监督之下，并得到由病人选举产生的医院理事会的最后认可。(3)与国际医保公司联合(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Corporations)签订价值为20亿英镑的合同，以充实英国的整体医疗能力。(4)加强对会诊医生的管理。英国政府医疗主管部门通过与会诊医生签订聘任合同，要求他们在开业经营时自觉接受政府更为严格的监管，同时又以其工资可望出现最大幅度为20%的增长作为交换。(5)为充分利用医疗资源，提高整个国民卫生系统的透明度，英国国民卫生系统拨出专款，计划在5年内建立起国民电子就诊预约系统。该系统建成后，需住院治疗的英国国民就可以对就诊医院和就诊时间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
3.加强对医护质量的检测、评估，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控。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政府医疗卫生主管当局负责建立由 50项监控指标构咸的医疗管理系统，并运用该系统检测国民能否获得公平、快捷、高效和优质的医疗服务。(2)组建其职责为认证公共医疗机构资格、分发医疗科研经费和评估由公众提出的医疗卫生改革建议的“医疗卫生发展署”。(3)责成“国民优质医疗研究所”制定并向公众广为宣传医疗就诊指南和转院治疗程序，并要求该机构大力表彰那些有事实证明确实提供了质优价廉服务的医疗机构。(4)所有医生和专业医务人员均有义务接受一年一度的业绩评估。(5)组建“健康改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为定期测评(三年一次)由上述各专门机构制定的医护质量指标，并监测政府医疗主管当局发布的特殊指令的落实状况。(6)上述所有措施都将成为正处于撰写过程中的“英国患者宪章”的组成部分。
三、英国的医疗保险改革绩效评析
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主要致力于增加医保资金投入，改善医保服务的供应效率。而21世纪初的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则希望通过“发展合作，鼓励竞争”，在“自上而下的、没有丝毫变通余地的指挥和控制”与“因任由公众免费享用而经常处于无序和供应不足状态的医保基础”之间，“探索出一条新路”。
与20世纪90年代的医疗保险体制相比，21世纪初的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包含了如下值得高度重视、合理借鉴的内涵。
1.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主要希望国家财政增加对医疗保险的投入，而21世纪的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则非常注重拓宽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和私营医疗机构进入大众医疗服务领域。据统计，到2005年底，英国约80%的私营诊疗中心开设了包括出具便民门诊处方到实施小型外科手术在内的非住院医疗服务。英国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格兰夏—史密斯—克林公司，则宣布将尽快成立以开展初级医疗服务为宗旨的国民疾病管理中心。
2.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主要通过对外开放本国药品市场以吸引外资，而21世纪的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则注重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及护理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21世纪初的英国医疗保险行业在对外开放市场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护理技术和管理技术，以弥补英国整体医疗资源的不足，实现了英国医疗资源总量的集约型增长。目前，不仅美国凯瑟永久保险公司进入英国以提供医护技术培训，而且美国联合医疗集团(United Heath Group)也表示了拥有英国20%的基层医疗市场的
意愿。
3.21世纪的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还尽力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整体医疗能力的集约型扩张。具体表现为：(1)高度重视社区初级医保团和初级医保信托的建设。(2)通过用合同管理取代事实上的身份管理，使全科医生成为英国基层医疗保健体系的中坚力量。在英国，全科医生在身份上属于自我雇佣的自由职业者，但同时他们又事实上受雇于政府医疗主管当局。因为全科医生不仅可以通过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后从政府主管部门获得津贴，而且还可能掌握、支配部分医保资金，从而代表病人成为高层次医疗服务的购买者。全科医生以独立签约人身份进入初级医保团，终结了全科医生在事实上受雇于国民健康服务体系，而在身份上又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的尴尬局面。这不仅有利于全科医生集中精力发挥其医疗技术专长，而且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全科医生为获取有利可图的医保资金支配权而展开的成本高昂的竞争。
然而，21世纪初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最终效果，尚取决于今后能否妥善解决以下问题。
1.改革势必使已转制成地方非盈利性公益机构的大医院与国内外同行就人才、资金和业务订单展开激烈竞争。但是，大医院管理层可能因医院经费仍由政府主管部门严格控制而无法轻装上阵，从而使得这些公益性质的大医院在同国内外私立医院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电子就诊预约系统投入使用后，公众在购买医护服务方面将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和自由度。但在病人自由选择权强化之时，病人评估医疗服务质量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在评估医疗服务质量标准尚不完善，以及全科医生和初级医保信托获准涉足慢性病治疗与管理的条件下，能够满足病人直观标准的医院和药品供应商在竞争中获胜的可能性很大。据英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了解英国医保委员会颁布的公益医院三星质量定级标准的公众，目前尚不足50%。因此，为方便公众进行选择，英国医疗主管当局似乎应该在对医院提供的就医指南进行审核、监督的同时，要求接受审核的医院明示其被准予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
3.尽管已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对医疗机构、医护质量的监控和检测，但英国医保监控体系的建设仍然是任重道远。英国国民审计署在不久前进行的医保质量调查表明：目前，诸如病人投诉、恶性医疗事故等问题已基本上能得到妥善处理，但对“病人和公众参与”、“医疗审计”与“按照条例实施医疗或护理”等关键环节的监督仍然急待加强。
然而，尽管英国的《患者宪章》中有许多关于病人就医权利。医疗质量和投诉管理方面的论述，但《患者宪章》迄今尚未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病人权利作出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任何关于病人权利的监督和保障机制的论述。’
4.英国医保体制改革的成效也取决于能否对初级医保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如前所述，在改革过程中，英国广泛组建了由约50名全科医生组成、负责所在社区所有医疗和保健事务的初级医保团。让初级医保团独家承担所在社区的初级医疗保健责任，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对高成本病人的歧视，但同时又可能使初级医保团在采购医疗服务时滥用其独家经营权，不以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作为取舍依据。
为防止这一倾向，英国医疗主管当局曾进行了多种尝试，如财务控制、利润留成以及由社区卫生委员会对医保团进行定期督察等，但效果均不甚理想。首先，医保团拥有近50余名开业医生，负责社区内所有防病、治病、转诊和医药采购事务，且拥有自主经营权，很难由
巨灾保险体制 篇5
【摘要】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涉及广大的城镇职工和农民(包括农民工)的利益调整问题。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不仅要兼顾城镇职工中的“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利益关系,而且还要统筹考虑农民(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没有财政体制相应的配套改革,难以保证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 财政体制,社会保险,问题,改革
早在1998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到2000年,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要基本实现统一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省级垂直管理。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健全省级养老保险调剂基金,在完善市级统筹的基础上,逐步实行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基金的基础部分全国统筹。从1998年国务院制订的目标来看,我国在2000年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任务根本没有完成,即便在时过7年的今天,离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目
标仍然相距甚远。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过低,管理分散,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共济功能。因此,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仍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就必然涉及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问题,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财政兜底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影响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而且还影响其税收结构的变化。因此,要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就需要对目前的财政体制进行配套的改革或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伴随着多方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遇到的各种阻力很大,并不能一挥而就。
首先,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也要把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社保“老人”、“中人”和“新人”纳入到新的社会保险体系之中,就必须兼顾这三类人的利益,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需要协调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社保“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利益关系。在不同经济体制环境下的就业人员,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一般将其分为三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并进入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称之为“老人”;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业,但加入过转轨时
期过渡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称之为“中人”;改革开放后就业,且进入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称之为“新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兼顾这三类人的利益,使大多数人能够承担社会保障改革的压力,同时也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原来,公务员、大学教职工、医生等的退休福利和医疗福利都是由各自所属的政府编制财政预算来保证的。要打破干部终身制,要让每一个层次和年龄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在合同期满辞职或辞退的时候,都能带走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保福利,就必须把他们也纳入到统一的社保体系之中。一方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每月必须从工资中交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另一方面,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必须像企业一样,为它们的员工交纳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险费。目前现任在岗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主要是“新人”和“中人”,他们已经被纳入到全新的社会保险体系之中。但对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而言,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退休社保待遇仍然直接由财政资金提供。一旦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由县市级提高到省级,把省县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社保“老人”、“中人”和“新人”都纳入到新社保体系之中,必然要由省市级财政每月划拨一笔资金到社保中心,即省市县财政支出结构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二,由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老人”和“中人”的历史欠账,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集中了未来社会保险的支
付风险,因此,必须建立社会保险预算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必要时则考虑适时开征补充的社会保障税。
城镇企业的“老人”和“中人”虽然已经纳入到新的社保体系,但这些城镇企业的“老职工”参保之前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对待,个人和企业都没有承担补缴养老保险费的义务,却同样计发养老金。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研究报告》表明:如果现行退休政策不变,养老保险的抚养比例将由2004年的36.75%上升到2033年的47.1%,我国养老基金缺口逐年增加,将从2004年缺口511亿元增加至2033年的4413亿元,总和高达82000亿元。
实行社会保险县市级统筹,虽然也会碰到对“老人”和“中人”的历史欠账问题,但各县市党委和政府负有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一方面会尽可能维持本地较低的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控制社保待遇的发放水平,另一方面本级财政也会加强支持。即使个别县市出现支付风险,也有省级社保中心或省财政的支持。虽然2004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975亿元,但几年来个人账户的记账额累计大约7000亿元,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并没有全部用于充实个人账户,只是部分用于做实个人账户,实际上个人账户一直几乎处于“空账”运转。就是把这些结存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部用于充实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也有4000亿元。
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投入,大约7000亿元的个人账户根本就是空账。
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犹如把数十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其风险比在一个篮子中放一个鸡蛋大得多。这些“老职工”为企业创造的利润在传统体制下都已经缴给了国家,现在这部分“亏空”由国家逐步地补充也是应该的。因此,必须建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要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当年财政支出的10%～20%用于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要求,及时按硬性指标拨付到位;并根据未来支付缺口情况,如有必要的话,可以考虑适时开征补充的社会保障税,以弥补社保人口结构变化而出现的社会保险金的不足。
我国财政体制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综合前面的分析,必然得出结论: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统筹由县市级提高到省级,再由省级提高到中央级,等于扩大了省市、中央的事权范围,就必然要对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做出相应的调整,加大省级、中央级财政收入比重。
第三,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采取完全积累制,将各社保机构收缴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基金纳入国家统一的农民工社会保险账户,实行集中管理;优先于城镇职工,建立中央统筹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体系。如果没有农民工 的社保问题,我国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体系实行省级统筹是比较理想的模式。理由如下:首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2004年,河南省人口达9717万人,德国8242万人,仅河南一个省的人口就比整个德国的人口还多;其次,我国城镇户籍的职工跨省流动往往能实行户籍转移,只要户籍迁移到新工作单位所在城市,这个职工以前的社保关系就能得到承认,而且允许及时接续;再次,由于我国存在对社保“老人”和“中人”的历史欠账问题,由省级统筹提高到中央统筹,必然大大集中了未来支付社保待遇的风险;第四,虽然社保统筹部分不转移,城镇职工跨省流动,也会导致不同省份之间社保基金分配的不公平,但可建立中央级的社保调剂基金,况且携户籍跨省流动的城镇职工的人员数据统计起来也比农民工的容易些;第五,实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省级统筹,有利于加强社保资金的监管,有利于防范社会保险基金被贪污、挪用以及违规投资于高风险行业。从这些意义来看,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由县市级提高到省级统筹,是十分紧要的;但城镇职工社保由省级统筹提高到中央统筹并不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可是,农民工跨省流动则不同,户籍一般不能转移,社会保险的统筹部分又不能转移,如果社会保险实行省级统筹,那么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就享受不到统筹部分,个人账户部分主要是自己交纳的,有些农民工就会放弃参保选择储蓄,现行的农民工社保制度就得不到广大农民工的拥护。
从提高社保统筹层次改革的进程来看,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任务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完成在全国实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任务估计还要5～10年时间,假如由省级统筹提高到中央统筹大概又要10年时间;现在跨省流动的农民工认为享受不到社保统筹部分,则对参保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很多农民工年轻时外出务工,到四五十岁以后就回乡务农。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当中一部分人可能参保累计时间达不到15年,即使参保累计时间满15年也不能享受统筹部分,如此一来,贻误一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事业。故从农民工社保的角度看,把社会保险统筹层次提高到中央级的改革任务非常紧迫。
如果社保统筹层次不能在10年内提高到中央级,笔者提议:优先于城镇职工,建立中央统筹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体系。鉴于农民工的人数众多,国家财力有限,农民工仍有土地保障,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适宜采取完全积累制。应尽快把各社保机构收缴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基金纳入国家统一的农民工社保账户,实行集中管理。以免各社保局收缴到的农民工的社保基金被挪用或因提高城镇职工社保待遇的发放水平被挤占,导致形成国家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新债务。凡是被地方政府挪用或挤占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必须由该地方财政弥补。
第四,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采取完全积累制,不
等于国家不承担对农民或农民工社会保险财政支持的责任,国家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实力情况,给予适当的支持,弥补“剪刀差”。
1991年民政部出台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实施到1998年陷入了困境,部分地区遵照国务院通知精神停办了新业务,并将农民交纳的保险费和累计的利息退还农民,仅上海、浙江、山东等地范围有所扩大。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公报,1998年,全国已有2123个县(市)和65%的乡(镇)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有8025万人;2004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378万人,全年共有205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总体而言,参保人数越来越少。其原因是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支持乏力,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扶持,缴费模式蜕变为商业保险模式,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选择建立中央统筹的农民工社保制度不失为农村社保扩面的突破口。农民工从户籍的角度来看就是农民;国家致力于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就是致力于解决一部分农民的社保问题。
虽然农民工社保最好采取完全积累制,但国家也该拿出一部分国有股减持的收益充实农民工的社保基金,或量力给予农民工社保财政支持,以弥补历史上的“剪刀差”。“剪刀差”是对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的概括,描述国家收
购价格和农产品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国家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使资源配臵向城市、工业倾斜。在社保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强调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老职工”对企业上缴利润所做的贡献,呼吁要偿还这些“老职工”的社保历史债务。而这些学者尽管也知道“剪刀差”,可就忽视要求国家通过社保弥补“剪刀差”——农民曾经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作的贡献。主要是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都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大多数社保学者对此想的不多。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股权分臵改革,国家正可以拿出一部分国有股减持的收益充实农民工的社保基金。当前,绝大多数农民工还不到养老年龄,等到农民工养老退休高峰时期,国家还要给予农民工社会保险适当的财政支持。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将会有更多农民加入到农民工的队伍。国家拿出适当财力支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是对顺应城市化历史潮流的农民给予的最好奖励。
巨灾保险体制 篇6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
前一时期，保险营销制度在促进保险业快速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进步，我国保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保险营销员管理的一些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管理粗放、大进大出、素质不高、关系不顺等问题比较突出。通过改革创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对保险业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防范保险市场系统性风险、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具有深远意义。经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现就做好改革完善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全行业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守法意识，高度重视改革完善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充分认识改革完善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注重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按照稳定队伍，提高素质，创新模式的总体要求扎实开展工作。
二、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依法理顺和明确与保险营销员的法律关系，减少与保险营销员的法律纠纷，切实维护保险营销员的合法权益。着力构建一个法律关系清晰、管理责任明确、权利义务对等、效率与公平兼顾、收入与业绩挂钩，基本保障健全、合法规范、渠道多元、充满活力的保险销售新体系，造就一支品行良好、素质较高、可持续发展的保险营销队伍。1
三、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应切实承担起本公司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责任，要从实际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兼顾、积极稳妥、务求实效，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公司领导机构，由营销员管理、财务、法律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工作机构，统筹本公司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结合公司实际，研究选择合法、有效的保险营销发展方式，制订改革方案，完善配套措施。
四、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要按照体制更顺、管控更严、素质更高、队伍更稳的发展方向，全面梳理本公司保险营销员管理情况，要切实转换经营理念，规范公司招聘行为。要缩减保险营销队伍组织管理层级，加强基层机构的管控和监察力度，从严约束和规范基层营销团队管理人员的行为。要逐步转变人力和规模考核导向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励考核向基层绩优人员，向业务质量倾斜。要加强保险营销队伍建设，加大对保险营销员的教育培训投入和力度，狠抓营销员队伍的诚信建设，提升保险营销员的综合素质。要改善保险营销员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提高保险营销员的职业归属感和公司认同感，促进保险营销队伍稳定发展。
五、鼓励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积极探索新的保险营销模式和营销渠道，逐步实现保险销售体系专业化和职业化。鼓励保险公司加强与保险中介机构合作，建立起稳定的专属代理关系和销售服务外包模式，通过专业保险中介渠道逐步分流销售职能，集中力量加强产品服务创新、风险管理、资金运用，走专业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六、鼓励保险公司投资设立专属保险代理机构或者保险销售公司。鼓励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资本投资设立大型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销售公司，加快市场化、规范化、职业化和国际化步伐，稳步提高承接保险销售职能的能力，为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更广阔的销售和服务平台。
七、各级保险监管部门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积极探索改革完善保险营销管理制度，认真研究制订相关政策制度并监督落实情况。要在现行法规框架内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政策支持，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支持有关部门
依法整顿市场秩序。对于符合现行法规制度，采取新的保险营销模式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在机构批设、产品创新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八、全行业要把保险营销队伍稳定问题摆在改革工作的突出位置，逐步推进各项改革进程。各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要高度关注保险营销队伍的潜藏风险，建立健全保险营销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理机制，对于风险苗头和问题要及时处理并向各级保险监管部门报告。
全行业要注意研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化解改革阻力，推动改革进程。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积极探索和总结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经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聚焦巨灾保险破题 篇7
编者按:当前, 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频发,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给各级政府财政造成巨大突发压力。8月13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俗称保险“新国十条”) 终于出炉。这是继2006年颁布“国十条”之后, 国务院再次以“顶层设计”的方式, 全面部署中国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国十条”亮点颇多, 而最令人振奋的无疑是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条款。巨灾保险的政策破题对于灾害频发的云南尤显重要, “新国十条”发布的时间点正值鲁甸“8·03”地震发生不久。因此, 加快巨灾保险的落地实施, 凝聚社会各方力量, 建立成熟管用、操作易行的巨灾保险体系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人民的殷切期望。
巨灾保险呼之欲出 篇8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着“社会稳定器”之称的保险业行动异常迅速。统计显示，国内各家保险公司共为地震灾区捐款超过两亿元，超过3500万元的捐款用于中小学重建、遗孤赡养等。
与保险业庞大的捐赠相比，灾后保险公司的赔付反倒略显单薄。据保监会最新统计，截至5月底，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10.3万件，被保险人死亡4614人，伤残2945人，接受医疗救助2839人，被保险房屋倒塌2.85万间，已付赔款1822万元，比5月18日增加359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与震灾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保险业目前的已赔付款项无疑是杯水车薪，这一方面是由于灾区各项重建工作正在恢复中，保险理赔尚未迎来高峰期。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国目前保险覆盖率过低、巨灾保险机制缺位的尴尬局面。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全球54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8个发生在中国，而这些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又多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及长江流域。
不仅如此，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间隔也变得愈来愈小，灾害造成的损失愈来愈大。据武汉大学保险经济学研究所所长魏华林教授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里，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冲击的灾害已有10次之多，包括1954年的气候异常、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91年的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与财富的聚集，巨灾所造成的损失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近10年来我国每年因地震、洪水、台风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基本维持在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年度灾害经济损失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灾损率）小于2％时，对国家经济产生的影响比较轻微，而大于5％时，对市场物价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则比较明显。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灾损率处于较高水平上。
巨灾保险尚不完善
虽然我国是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因灾造成的损失巨大，但相应的保险开发程度却很低，专门针对自然灾害的保险险种不多，如国际上广泛流行的地震保险、泛洪区的洪水保险、沿海线上的台风保险和农业保险等险种，有些长期缺失，有些时办时停。已有的自然灾害保险在其经营过程中，也因承保条件相对较高，理赔标准过于苛刻，客观上弱化了保险功能的发挥。
据了解，国际上成熟的巨灾保险体系基本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的抗灾应急机制;第二是保险业的经济补偿功能;第三是社会慈善等民间救助。政府应急一般在快速反应的层面，补偿最大的应该是第二层的保险补偿，民间救助只是起到补充的作用。
地震保险是巨灾保险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对于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弥补，特别是灾后恢复的经济保障体制建设方面还很不完善，国家财政救济和民间捐助仍然是一种主要方式，但由于规模有限，其对损害的补偿只能是小范围和低层次的。而从国外情况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保险业在损害补偿方面的作用却相当明显。发生巨灾后，保险赔款可承担30%以上的损失补偿，发达国家甚至可达60%、70%。例如，在199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地震后，保险业支付了折合人民币近1250亿元的赔款，保险赔付资金成为灾后经济复苏的强大动力。而在我国，年初雪灾过后，保险覆盖的损失不足1%，而此次震灾保险覆盖的损失更是微乎其微!
保险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虽然目前我国保险业提供的大多数保险产品的责任范围包括了地震险，如工程保险、船舶保险、飞机保险、货物运输保险以及各类人身保险，但市场覆盖面偏小，保障范围有限，企业各类财产和居民家庭财产则基本上缺乏地震保险。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庞继英在第三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上分析说，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以国家财政和社会捐赠为主导的灾后救济方式，保险保障的覆盖水平低。遭受自然灾害时，保险赔付占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仅约5％，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36％。在年初的南方雪灾中，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500多亿元，而保险业赔付只有数十亿元。造成巨灾保险不足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人民群众投保意识不强，逆选择现象比较明显，在巨灾保险的推进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立法支持。从国际巨灾保险的成功经验来看，为了确保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一定程度的强制保险，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规定。
二是由于巨灾的特点是发生时间无法预测、损失金额巨大，如果没有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保险公司仅靠自身有限的资本金，根本无法承担巨额的巨灾风险，因此不敢大力开展巨灾保险。
三是巨灾保险的开展离不开再保险的支持。但从国际巨灾保险的成功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没有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仅靠再保险公司自身的偿付能力，也无法完全解决巨灾保险的问题。
巨灾保险制度呼之欲出
近日，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在北京向媒体表示，目前，我国政府正在研究推出一种能够对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的新型保险产品，但目前尚未有新产品推出的时间表。事实上，早在年初的雪灾过后，保监会就表示要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魏华林教授指出，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对承保标的因灾害事故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保险补偿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填平原则，因而保险形式的补偿确定性要大于其他形式；财政补偿受国家财政实力的限制较大，国家财政对灾害的事后补偿总是有限的；社会捐助受外界文化因素影响较多，在数量上不可能有太大的突破。
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我国在加强灾害综合风险管理的同时，还需用行政或法律手段推进灾害保险，包括地震损失保险、雪灾损失保险、旱灾损失保险、洪灾损失保险、风灾损失保险等等，扩大保险补偿空间，提高灾害损失的保险补偿比例，使保险这一现代文明的风险管理机制惠及每一个可能遭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单位和个人。
但专家认为，应对巨灾造成的严重后果，仅靠商业保险公司的力量是远远解决不了问题的。魏华林教授说，许多自然灾害保险，如地震保险等，具有公益性质，属于准公共品险种，整个社会乃至国家都是这种保险的受益人。因此，无论从降低保险人及投保方负担的角度，还是从保障社会公益的立场，政府都应该承担起一定的扶持和援助发展的责任。
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巨灾保险制度，在设立巨灾损失补偿基金、再保险安排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同时通过资本市场提升保险业的巨灾承保能力，推出了巨灾债券等风险证券化产品。
一些海内外的风险管理专家认为，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进行巨灾风险管理的模式更符合我国国情。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京生说，本着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原则，我国可以选择对民生影响重大的家庭住房、财产、地震保险进行试点，在吸取国际巨灾保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以保障民生为出发点，提高巨灾保险的保险保障范围和水平，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循序渐进地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和体系。
巨灾保险基金也可以成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一个有效路径。所谓巨灾保险基金，就是把各保险公司收取的巨灾保费汇聚起来，实现逐年积累，专款专用。因为保险公司各自积累的准备金比较分散，很难形成有效的规模，在应对巨灾损失时无法实现资金在全国范围的统一协调使用。巨灾保险基金制度就是通过再保险的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巨灾保险基金，对巨灾保费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由专业再保险公司代为管理，统一安排国际再保险、运用风险证券化（如巨灾债券）等方式分散风险，实现成本收益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