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比较

体制比较（共12篇）

体制比较 篇1

摘要：比较福利体制框架改变了以往福利体制研究以发达国家为导向的视角,在原有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福利体制的类别,即(类)发达国家福利体制、非正式保障体制和不保障体制。比较福利体制框架为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福利体制提供了模板,也为研究正在成长中的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模板应用与研究要紧跟全球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并要注重新的参与者的作用以及本国自身社会、政治、金融、经济等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福利体制,非正式保障,不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视野转向了中国。中国福利体制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与主流的福利国家之间的不同在哪?这些问题无一不吸引着大批西方学者的兴趣。随着西方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本文将对比较福利体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简要概括,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比较福利体制框架进行分析,最后对比较福利体制研究对中国福利体制研究的影响进行讨论。

一、比较福利体制框架的主要内容

Gough et al(2004)在福利体制三分法的基础上,根据九大标准对国家福利体制进行重新分类。九大标准是指:支配性生产方式;主要社会关系;主要生存资源;主要政治动员的形式;国家形式;制度;福利结果;路径依赖的发展;社会政策的本质。Wood和Gough(2006)认为他们的新分类标准能有效地避免福利国家三分法的局限性。例如,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国家三分法(见表1)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发达国家进行了分类比较:即社会政策在被研究国家的影响力;福利多元;去商品化指数;社会分层化指数。但以上这四个因素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相互之间常常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使得一些国家不能非常明确地被归于某种特定的类别(Art and Gelissen,2002)。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Esping-Andersen,1990.)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Ian Holliday,2000.)

针对这一缺陷,并且结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福利体制的一些特点,Gough et al(2004)在Esping-Andersen的发达国家福利体制分类上新增了三个新的福利体制类别:类似发达国家(Proto-welfare regime)、非正式保障福利体制(Informal security regime)和不保障体制(Insecurity regime)。对于东亚地区,Gough等人直接采用了Ian Holliday(2000)的生产型福利体制(见表2)的概念,但中国被排除在了东亚生产型福利体制之外(见图1)。

类似福利国家体制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福利体制发展逐渐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水平非常接近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和一些东欧国家(Sharkh&Gough,2010;Gough,2013)。非正式保障体制是指人们不同程度地依赖社区、社会和家庭关系来满足自身福利要求的制度安排。这些关系大多是等级制的、不对称的。非正式保障体制是有一定问题存在的。例如对那些经济基础薄弱的群众,这种制度安排只能给这些弱势群体换来短期的救助,并不能从根源上改变他们的现状。同时,由于接受了这种短期的救助,他们将在未来更为弱势,并且对国家或者整个社会的救济产生更多的依赖,底层的庇护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Sharkh&Gough,2010;Gough,2013)。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Gough et al(2004).)

不保障体制(insecurity)是指,那些国家对社会福利总体不保障,仅仅对紧急事件有一些非正规的常态机制去缓解,但不会去修正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体制。这种体制常见于那些国外势力与脆弱的国内势力相勾结,不断制造争端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不保障体制甚至没有国家界限。无法预见的动荡环境不仅破坏了稳定的庇护主义模式和社区中非正式的权利,也破坏了家庭应对机制(Gough et al,2004;Wood&Gough,2006)。同时,不保障体制使得整个社会除少数精英以外的绝大多数人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保障、弱势,还有生存历经磨难。

综上,比较性理论框架分类总结如表3所示。

二、比较福利体制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影响

中国福利体制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其历史的特殊性,中国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有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独特的历史轨迹让中国的发展轨迹显得尤为独特。同时,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社会很早就有了社会福利的思想,甚至是一些制度。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福利体制的建设,中国的起步远远晚于其他国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加剧———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许多西方国家曾有过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城市病等);另一方面,也和西方国家一起面临一样的新挑战(经济增长变缓、人口老龄化等)。这些新老问题交织在一块,加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历史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以至于中国的福利制度所产生的福利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新老问题的交织以及政治制度的不同不仅增加了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研究的复杂性,也增加了中国案例在理论研究时的不确定性。这也就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许多西方学者在对待中国问题时会显得尤为谨慎、小心。

(注:资料来源:Wood和Gough,2006.)

Gough(2013)等人对待中国的福利体制的研究同样十分慎重。为了增强研究的可行度,Gough(2013)等人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他们选取福利制度和福利效果作为两个变量对福利体制分类。同时,Gough等人选取医疗和教育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领域,用65个国家和地区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检验。具体而言,他们从八个方面着手:即从人均补助水平与国民收入的比重;工人补助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医疗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社会捐赠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初中学生入学率以及女学生的比重;儿童疫苗接种率;人均寿命;以及15—24岁年轻人的文盲率来分析各国的福利效果(见表4)。在这种计算标准下,中国被归入了B类别。所谓B类别,又称为成功的非正式保障体制。成功的非正式保障体制具体指的是,那些以很少的投入取得了较好的福利效果,但又离真正的福利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的国家和地区。本文主要选取了A、B两个类别,A类指的是发达国家或者与发达国家福利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Gough(2013).)

Gough等人的这种定义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成功地肯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福利成果。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中国在民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医疗保障领域,目前中国有三种医疗保险,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至少有12.3亿人参加了其中一种医疗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92.5%。2010年覆盖率更是突破了94%。同时,近年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险的支出总额也在逐年提高。为了降低人民医疗成本,政府鼓励兴办私立医院,以求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然而,医疗领域的挑战仍然存在。首先,虽然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领域的绝对主力,但其公益性明显不足。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等问题仍然较为严重(Wong,2015)。其次,由于经济双轨制、户籍制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体系相对独立,没有形成合力。农民进城务工无法享受城市医疗福利;同时由于补助水平较低,农村医疗保险的抗风险能力仍有待提高。最后,初级医疗机构的使用率仍有待提高。由于初级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导致许多群众一旦生病就往大医院就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相比于许多老牌福利国家而言,中国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结论和启示

Gough(1979)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社会福利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其本人及同事在福利体制分类学上也做了不少的创新工作,较之于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体制分类学的思想,Gough把视野放大到了全球层面———不仅对发达国家进行研究,而且把视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上。这说明Gough的比较福利体制研究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准确地把握了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考虑了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福利建设的影响。当然,Gough的比较福利体制分类学仍有一些局限性。例如,Gough等人的研究更多的是在Esping-Andersen和Ian Holliday的研究的基础上再增加三个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类。事实上,对于Esping-Andersen和Ian Holliday的批评声仍不绝于耳。这也就意味着Gough等人不可能完全保证自己的框架不受前人局限性的影响。这也使得比较福利体制框架的矛盾性依然存在。一方面,Gough等人认为东亚各国属于生产型福利体制,但另一方面仍不可避免地将许多东亚国家如韩国归入非正式保障体制内。换言之,Gough等人没有说清楚新分类是否包含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老的分类。

然而瑕不掩瑜,Gough(2001;2004)的福利体制分类学的研究对于我国社会政策以及社会福利体制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启示。首先,比较福利体制框架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福利体制提供了模板。尤其是对于研究拉美和非洲地区提供了切入点。其次,要将福利体制研究看作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特定时间段一个国家社会政策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博弈的结果。福利体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会根据不同时期国内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这也说明在研究单个国家时一定要注意其特殊性。再次,全球化的影响下,对单一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进行研究时,绝对不可以忽视新的参与者的作用,尤其是国家组织、跨国公司的作用。最后,社会政策研究不可以仅考虑传统社会政策领域———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等政策对国家福利体制的影响,还应该对其他政策对社会福利发展的影响进行评估。尤其要对那些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之策诸如金融政策、经济政策对民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体制比较 篇2

摘要：我国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税体制，但还有许多地方要完善。日本亦属于集权型的国家，但其分税制财政建设十分完善。通过对中日财政体制的共同特征、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及转移支付体系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比较财政；财政体制；分税制；中国日本

一、财政体制的共同特征

虽然目前阶段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尚在进行之中，仍然不够完善，与日本相比，差距很大，但至少在运行模式上两者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

1.中央政府掌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日本财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政府掌握全国财政收入的2/3 左右。我国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因此，分税制改革后各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我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在60%左右。

2.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了合理的事权分工和规范的财政分配制度。凡是涉及整个国家利益，需要全国统一行动才能实现的政府职能都划为中央政府职能；不涉及全局性的事业，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有利于提高政府活动效率的职能划归地方政府。以此为基础，明确划分了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范围，即支出负担与事权分工相对应，虽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责任与可运用的财政收入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但随着我国财政改革的深入，这一问题会得到解决。

3.中央对地方实行的财政补助制度。中央通过补助制度，一方面调节了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财政资源分配，有利于中央财政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有利于协调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资源再分配，对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

日本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结合型财政体制。日本财政体制的明显特征是：收入上集权、支出上分权。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央预算集中的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0%以上，实际支出则不到40%；相反，地方预算收入占预算总收入的40%左右，而实际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60%以上。中央政府集中大部分收入并控制税收管理权限，体现了集权，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政府安排着大部分财政支出，体现了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我国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中央集中过多，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够。随着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有所改善，但地方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权限仍然有限，同时还存在地方之间的不平衡，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严重受阻。

三、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的比较

1.税收收入的分配

日本的共享税式分税制。即除划定中央税和地方税之外，还设臵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税种。目前，日本共有58 种税，其中国税26 种，都道府县税15 种，市町村税17 种。中央和地方收入分布格局大体保持在2/3 和1/3 之间。为了确保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和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日本政府间税收权限划分实行中央集权制。目前，我国地方税收收入分配权尚未专门制定基本法律制度，中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分配按税种来划分的。在国务院1993 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的行政法规中，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大类。国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大体保持在70%左右。中央与地方的这种税收收入分配格局，使地方税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

2.各级政府的主体税种

日本每一级政府都以两种税为主体税种。中央财政的主体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都道府县的主体税种是事业税和居民税，市町村的主体税种是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我国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车辆购臵税、关税，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四、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体系

1.在日本的税收收入结构中，中央税收收入大约是地方税收入的两倍。这样单靠地方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需要。地方税收入与地方政府支出之间的差额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加以弥补。以税收划转为主要形式的财政补助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日本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规模更大，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更

强。1990 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金额为318 590 亿日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9.6%。目前，日本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形式包括：交付地方税、国库支出金和让与地方税，其中前两种是基本形式。

2.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原财政包干体制中的转移支付因素、分税制中的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同时并存，双轨运行。但是，我国现阶段仍需注意以下问题：（1）目前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还是很小，为了更好地取得省区之间横向平衡，转移支付体系应从“收入返还”调整为以均等化拨款为基础的转移支付体系；（2）加大过渡期转移支付力度，明确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3）财政转移支付要在广度上、深度上落实好，同降低税收负担结合起来。

五、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的几点经验

日本财政体制的运行机制表明，其所实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实现了其预期目的，一方面根据事权合理地配臵了财权，使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达到了基本统一，另一方面，在确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规模和保障宏观调控有效实施的同时，维护了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种规范化的分配制度。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

1.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实行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是指财权相对集中，事权相对分散。就财政体制来说，包括以下三方面：（1）重大的财政方针政策、国家预算法规、重要规章制度等必须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在中央

统一规定的范围内，地方有权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安排自己的财政收支；（2）中央的事权主要是承担一些事关全局的重要事务，政府职能范围内的其他一些具体活动，包括大量社会发展事务，则应由地方承担；（3）在不影响地方财政增收积极性的前提下，中央要掌握主要财源，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2.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实行共享税式分税制，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1）我国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决定了我国分税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税源分享形式；（2）我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以流转税为主体，地方税收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彻底的分税制；（3）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税源分布极不平衡，一些地区财政收入能力与其财政支出需要差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彻底的分税制，只能导致一部分地区过分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不利于扩大地方自主权，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因此，在我国推行分税制，在划分中央税、地方税的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设臵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一些税源增长快、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3.建立以平衡补助为主体的财政补助制度，促进各地区间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如何从财政体制上有效地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日本的经验表明，建立规范的、明晰的转移支付体系，是中央政府调节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看，那些需要财政补助的地区往往连最基本的财政需要都无力满足。如何保证全国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需要，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文主张建立一种以平衡补助为主的转移支付体系。

参考文献：

[1] 吴俊培．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J]．经济研究，1994，（4）．

[2] 黄肖广．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配关系中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6，（12）．

[3] 周宇宏，孙士和．日本财政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2003，（88）．

[4] 宫岛洋，神野直彦．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中日比较[J]．管理世界，1994，（4）．

[5] 吴昊．日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J]．现代日本经济，1996，（2）．

中西方行政监督体制的比较 篇3

中西方行政监督体制的内涵比较

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内涵。在我国，对公共行政权利的监督被约定俗成的称作行政监督，是指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政党、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公民、新闻舆论等多种政治力量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所实施的监察和督导。严格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行过程中遵纪守法、认真执法和履行公务，做到确实保证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

西方行政监督体制的内涵。西方学者对于行政监督体制的含义与中国学者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西方学者主要从三权分立的角度来理解行政监督体制的含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来组建国家的管理机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

中西方行政监督体制主要特点比较

由于中西方行政监督体制的历史背景和含义都有所不同，其主要内容和分类也都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也体现了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其行政监督体制的差异性。为了更好地行使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监督体制就需要适应一个国家的国情，只有适应本国国情才能使行政监督体制发挥最大的效用。

行政监督体制的特点

中国行政监督体制的特点

行政监督体制作为现代过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监督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全民性。行政监督在法律形式上具有全民性，所有公民都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反映自己的要求并对政府的工作及政府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公民拥有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等权利。

广泛性。行政监督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各项决定及日常事务的处理，对每一个公务行为进行监督，做到有政府行为就有监督。

多样性。行政监督的主体有很多，监督方式多样化，每个监督主体都有一种监督方式。每一种监督方式又有多个监督手段，通过各种各样的监督手段对行政管理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及时性。行政监督在政府的管理过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旦运用行政权力的时候，就会伴随着行政监督，行政监督的存在也是经常性的，不会只是临时性的存在、出现。

法制性。行政监督是依法监督，是国家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监督活动都是依照法律进行，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法制监督。

强制性。行政监督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督，可依照法律采取强制手段，不以被监督者的意愿为转移。

公开性。行政监督必须要公之于众，保证行政监督的公开透明，适应民主政治的要求，跟好地行使民众监督的权力。

限制性。监督主体进行监督时需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监督，不能肆意扩大自己的权力也不能任意使用权力，监督主体也需要受其他监督者的监督。

西方行政监督体制的特点

西方的行政监督体制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不断完善，以权力相互制衡为基础，三权分立学说为理论，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利益集团、在野党、反对党的监督。随着资产阶级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西方国家出现很多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向政府提出要求，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又和在野党、反对党有一定的联系，为各取所需，他们会时刻监督政府，对执政党政府产生强有力的约束。

监督对象直指最高领导人。在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他们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而这三者之中，行政机构的权力最容易形成独裁与专制，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最大，掌握的资源最多，所以，立法、司法机关要对行政最高领导人总统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监察机构独立性强。西方国家的监督机关权力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直接对最高行政首长或议会负责。行政监督是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所以，要给予行政监察机构很大的独立性和主动权，这样才能使行政监督具有威慑性。

监督法制完备。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加推动了行政监督体制的发展，而西方各国都很注重行政监督的法制建设，只有行政监督的法制化，使行政监督内容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行政监督才更具有效能。

舆论监督得力。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舆论监督对行政监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新闻媒体往往能与掌握政治权力的三个部门抗衡，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监督。

官员的职业伦理意识较强。西方国家为控制政府官员越轨，建立了有形的监督网络机制，提高政府官员的认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断增强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在行政人员的内心里设置了一道无形的道德防线，加强官员的职业操守。

中西方行政监督体制的比较对中国的启发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行政监察工作要有新的路，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反腐倡廉工作要取得实质性突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行政监督的工作要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之处，取长补短，结合本国国情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在西方国家，形成了内部与外部两套监督体系，使整个政府都处于严密的监督下，对于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完善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完善行政监督体制过程中明确改革的目标，兼顾公正和效率。行政监督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受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影响。要使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更加完善就必须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注重公平公正，依照法律行使行政权力，维护我国公民的利益。

对于我国来说，要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权力要受到人民的制约，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行政监督体制的完善提供坚强的后盾。

社会新闻媒体的监督要有一定的限度。由于目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运用各种媒介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交流，新闻媒体更是如此，但也因网络信息的过于发达，使得许多媒体滥用自己的监督权力，上传许多公民个人的隐私信息，使得许多公民不敢在公共场合公开谈论自己对政治的见解，不仅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也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公民的基本权益遭受到侵害，同时也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所以，新闻媒体的监督要有一定的限度，正确运用网络媒介行使监督的权力，在监督政府机关及国家公务员权力运用的情况下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

防止监督权力的滥用。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的反腐力度不断加大，而与此同时伴随的是行政监督权力也在不断加大，监督权力的扩大也会导致监督权力的滥用，对此，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一定要正确行使行政监督权力。首先，除了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也要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行政监督的效率；其次，不仅要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还要加强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使国家机关权力受到全方位的监督；最后要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有效地防止国家行政机关监督权力的滥用。

加强法律建设、健全法律体系是保障行政监督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西方国家的行政监督体制较中国完善其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关于行政监督的法律还有很多空缺，加强行政监督的立法，是进一步完备行政监督体制的重要任务，有关行政监督的法律、法规、条例等更加完备，监督会更有效的被执行，因此健全法律体系是行政监督体制完善的前提条件。

中日财政体制比较研究 篇4

虽然目前阶段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尚在进行之中, 仍然不够完善, 与日本相比, 差距很大, 但至少在运行模式上两者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

1.中央政府掌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日本财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中央政府掌握全国财政收入的2/3左右。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 因此, 分税制改革后各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我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在60%左右。

2.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了合理的事权分工和规范的财政分配制度。凡是涉及整个国家利益, 需要全国统一行动才能实现的政府职能都划为中央政府职能;不涉及全局性的事业, 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 有利于提高政府活动效率的职能划归地方政府。以此为基础, 明确划分了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范围, 即支出负担与事权分工相对应, 虽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责任与可运用的财政收入存在不匹配的问题, 但随着我国财政改革的深入, 这一问题会得到解决。

3.中央对地方实行的财政补助制度。中央通过补助制度, 一方面调节了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财政资源分配, 有利于中央财政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 有利于协调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资源再分配, 对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

日本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结合型财政体制。日本财政体制的明显特征是:收入上集权、支出上分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央预算集中的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0%以上, 实际支出则不到40%;相反, 地方预算收入占预算总收入的40%左右, 而实际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60%以上。中央政府集中大部分收入并控制税收管理权限, 体现了集权, 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政府安排着大部分财政支出, 体现了分权, 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我国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财政实行统收统支, 中央集中过多, 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够。随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所改善, 但地方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权限仍然有限, 同时还存在地方之间的不平衡, 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严重受阻。

三、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的比较

1.税收收入的分配

日本的共享税式分税制。即除划定中央税和地方税之外, 还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税种。目前, 日本共有58种税, 其中国税26种, 都道府县税15种, 市町村税17种。中央和地方收入分布格局大体保持在2/3和1/3之间。为了确保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和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间税收权限划分实行中央集权制。

目前, 我国地方税收收入分配权尚未专门制定基本法律制度, 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分配按税种来划分的。在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的行政法规中, 按税种明确划分了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大类。国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大体保持在70%左右。中央与地方的这种税收收入分配格局, 使地方税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

2.各级政府的主体税种

日本每一级政府都以两种税为主体税种。中央财政的主体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 都道府县的主体税种是事业税和居民税, 市町村的主体税种是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

我国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 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四、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体系

1.在日本的税收收入结构中, 中央税收收入大约是地方税收入的两倍。这样单靠地方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需要。地方税收入与地方政府支出之间的差额由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加以弥补。

以税收划转为主要形式的财政补助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 日本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规模更大,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更强。1990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金额为318 590亿日元,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9.6%。目前, 日本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形式包括:交付地方税、国库支出金和让与地方税, 其中前两种是基本形式。

2.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原财政包干体制中的转移支付因素、分税制中的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同时并存, 双轨运行。但是, 我国现阶段仍需注意以下问题: (1) 目前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还是很小, 为了更好地取得省区之间横向平衡, 转移支付体系应从“收入返还”调整为以均等化拨款为基础的转移支付体系; (2) 加大过渡期转移支付力度, 明确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 (3) 财政转移支付要在广度上、深度上落实好, 同降低税收负担结合起来。

五、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的几点经验

日本财政体制的运行机制表明, 其所实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实现了其预期目的, 一方面根据事权合理地配置了财权, 使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达到了基本统一, 另一方面, 在确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规模和保障宏观调控有效实施的同时, 维护了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是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种规范化的分配制度。因此,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值得借鉴的经验:

1.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 实行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 是指财权相对集中, 事权相对分散。就财政体制来说, 包括以下三方面: (1) 重大的财政方针政策、国家预算法规、重要规章制度等必须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 在中央统一规定的范围内, 地方有权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制定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安排自己的财政收支; (2) 中央的事权主要是承担一些事关全局的重要事务, 政府职能范围内的其他一些具体活动, 包括大量社会发展事务, 则应由地方承担; (3) 在不影响地方财政增收积极性的前提下, 中央要掌握主要财源, 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2.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 合理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实行共享税式分税制, 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1) 我国社会主义管理制度, 决定了我国分税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税源分享形式; (2) 我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以流转税为主体, 地方税收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彻底的分税制; (3)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 税源分布极不平衡, 一些地区财政收入能力与其财政支出需要差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 实行彻底的分税制, 只能导致一部分地区过分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 不利于扩大地方自主权, 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因此, 在我国推行分税制, 在划分中央税、地方税的改革过程中, 必须考虑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将一些税源增长快、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有利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3.建立以平衡补助为主体的财政补助制度, 促进各地区间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如何从财政体制上有效地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 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日本的经验表明, 建立规范的、明晰的转移支付体系, 是中央政府调节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 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看, 那些需要财政补助的地区往往连最基本的财政需要都无力满足。如何保证全国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需要, 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 本文主张建立一种以平衡补助为主的转移支付体系。

参考文献

[1]吴俊培.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J].经济研究, 1994, (4) .

[2]黄肖广.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配关系中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 2006, (12) .

[3]周宇宏, 孙士和.日本财政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 2003, (88) .

[4]宫岛洋, 神野直彦.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中日比较[J].管理世界, 1994, (4) .

[5]吴昊.日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J].现代日本经济, 1996, (2) .

21世纪中外行政体制的比较 篇5

系别: 电信系

班级: 电子政务

学号：200992101023

姓名：马康铭

老师指导：李喻

行政体制自国家产生以来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不断地升华，进入21世纪，人类的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行政体制也有新的变化，我们今天就拿中国，美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行政体制的阐述与比较，来理解世界主要的几种行政体制的之间的异同，更好的体会其中的区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它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止了中国可能走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利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国务院秘书长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国务院设立办公厅，由秘书长领导。

中国省级行政单位是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域，目前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目前，我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省——是中国国家地方一级行政区域。始于元朝。至今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目前共23个省区，自治区——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建立的相当于省的行政区域。直辖市——即中央直辖市，由国务院直接管辖。是人口比较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大城市。特别行政区——为“一国两制”的实施，宪法第三十一条专门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属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省级行政单位下面为市级行政单位，中国目前有市级行政单位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18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县级行政单位是中国地方二级行政区域，是地方政权的基础。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工农区、林区等县——作为中国基础行政区域，始于春秋时代。秦统一六国后确立了郡县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县下辖乡、镇。自治县——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县级行政区域。旗·自治旗——旗是中国相当于县一级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聚居的行政区域。旗原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自治旗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内另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相当于自治县的行政区域。特区——是工矿企业特别集中的县一级行政区划。林区——是县一级行政区划。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行政体制的特点，自上而下，上到国务院，下至村委会，统一的领导核心，各级行政单位之间有这密切的联系，一级管理一级，行政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县处级、乡科级。从而形成了我国基本的行政体制。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美国所创立的行政体制确实在全世界有典范意义的，美国的行政体制为典型的联邦制，其特点在于：国家具有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各联邦组成单位也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些机关与中央机关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基本法律，在此前提下和范围内，各联邦组成单位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国民既有联邦国籍又有联邦成员的国籍:联邦是国际政治的主体，外交权属于中央政府，但在宪法的范围内，联邦成员也可以有一定的对外交往独立性。以美国为例由五十个州和一个联邦直辖特区组成的宪政联邦共和制国家，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相互制约。比如各州都拥有很高的自主权，如立法权，州的权利（联邦不具备）：调控州内贸易

制定地方性法规

管理结婚和离婚 设立选区以及 公共教育体制，联邦与州在各自范围内享有最高权利，联邦不能任命州政府官员，考核其施政。三权分立的意义：避免独裁者的产生，三权分立体制，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思想，美国第一级行政区划为州，正确来说，州并不是国家下设的区划，而是由这些州联合组成国家，因为美国为联邦制，跟其它联邦制国家一样，其一级行政区拥有很大的主权。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多项裁定，各州与中央联邦政府均有司法主权，但中央联邦政府受到美国宪法的约束，而各州则有相当大的司法主权，但前提是不违反两项原则：

一、其主权不能凌驾于中央联邦政府及美国宪法；

二、其自行制定的州宪法权限不能超过国家整体主权。

各州行政区划多分为州直属及地方所属，而在层级方面有三级区划也有二级区划。州直属的机构如统计局、监理所及公共卫生所等单位，地方政府则为郡，相当于部份国家的县，通常各郡会在下设不同层级的区划，在中西部最常见的是设镇区。在某些州，如在密歇根州，其州立大学拥有一定自治权限，有时州立大学获得的自治权过于夸张，使得其地位在行政与立法方面相当于一个郡，甚至于超过。在某些州，市独立于乡镇，且有时也独立于郡，如弗吉尼亚全部为市。市是半自治体，其本质类似古时的城市国家架构。今天，美国共分10大地区、50个州和1个直辖特区，共有3042个县或郡。

日本这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上拥有者举足轻重的作用，回顾点近现代历史，在无论在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的角色，还是在60年代末资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崛起，到现在满街道的丰田车，佳能相机。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名族，当然我们今天是以行政体制的角度来带领大家看的，明治维新结束了黑暗的幕府统治，明治维新使日本改变了封建落后状况，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行政体制是君主立宪政体,日本现在的行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也是明治维新时确立的。日本的政治体制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天皇为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也采取三权分立的体制，国会，参议院，众议院，最高裁判所，日本为君主立宪国，宪法订明“主权在民”，而天皇则为“日本国及人民团结的象征”。如同世界上多数君主立宪制度，天皇没有政治实权，但备受民众敬重。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宪法没有赋予君主任何权力的君主制国家。主要原因是日本二战战败国，和平宪法所规定的。日本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立法权归两院制国会；司法权归裁判所，即法院；行政权归内阁、地方公共团体及中央省厅。日本全国分为47个一级行政区：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二府（大阪府、京都府）、四十三县。部份市因人口较多，在当地影响较大，而被指定为政令指定都市、中核市、特例市。都道府县下的行政区划为市町村，此外还有郡、支厅、区、特别区等行政单位。府相当于中国的中央部门，而县则相当中国的省级单位。日本全国还大概分成几个大的地区，如“关东”、“东北”、“信越”、“北陆”等，东京属于“关东”地区，新澙县则属于“信越”地区。这几个地区中还有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这是日本的行政区划，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日本的首相更换的频率是十分的大，这和其政治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日本有五大党派，彼此各有主张，首相在某个方面处理不好，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触犯某集团利益，招致反对声浪。日本是个尚武的国家，相信武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其柔道功夫，世界一流，因此政界人士在发生争执时，哪怕面对全国观众，多次动粗打架，一展柔道功夫，以示对国粹未敢忘怀。因此，日本首相心理压力较大，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首相总是紧绷着脸的原因了。本质问题是因为日本首相不是由全民直接选取产生，而是由政党提名国会参议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而言，国会中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一职，民众支持率太低，这直接影响到政党的席位，首相就不得不辞职，再加上日本现在情况不太好，失去的十年在向二十年发展，首相上台短时间无法改变现状。民众的期望值和忍耐度太低所导致 在了解了中美日三国的行政体制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不难得出三国在行政体制上的差异 首先从社会制度上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日的社会制度则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这是本质上的区别，我国的最高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利机关，美日则同为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但是美国是联邦制，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在二战以前日本天皇享有最高的权利，二战后天皇作为国家象征保留了下来。美日都有国会 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相互的制衡。中国的是国家主席，有最高人大选出。只是个国家机构，代表整个国家，一般兼任军委主席，那就有这很大的权利了，国务院总理主要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美国总统作为国家的领导人，4年一届任期，由两党通过全国大选出来，还兼任这武装部队总司令，不对国会负责，日本则是首相，与美国的不同的是，日本首相事是由各党派共同的选出，谁出了问题，就得下台。类似“轮流坐庄”。也是日本影响日本经济外交的一个因素，美国的国务卿类似于我国的国务院总理，我国国务院下设各个部委，美国也是如此，日本的的中央下设12个省，和中美的不同，日本叫**大臣。中国是省县乡的三级行政体制，都必须严格服从级别进行行政管理，统一在中央的领导下，而美国则是州—郡（县）的行政体制，州有很大的权利，如一定的外交独立性，这点是中国的省所不具备的，日本是市—县乡的三级，这里和中国的区别是市相当于中央的部委，先则相当于中国国的省。中国的人大代表相当于美国日本的议员，但是本质是不同的，中国的人大代表是各级人大通过群众选举出来，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美日的议员则是代表着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最大的不同。地方的行政上，都是层层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如美国的市长同总统一样，都需要竞选，这是烧钱的政治，而我的干部提拔则主要看官员的资历，政绩。美国知名影星阿诺德.施瓦星格从政当选加州州长，在这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我们则基本可能看到那个中国艺人出道后，直接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

体制比较 篇6

摘要 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一向是各国金融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中美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我国可以借鉴的基本结论。

关键词 金融体制 金融市场 中美比较

一、相关概念

金融体制，也即是使用分业制还是混业制的问题。分业制，又称职能分工型金融体制，是指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基本制度。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法律限定金融机构必须分门别类，各有专司。采取分业制经营模式的国家以英国、日本为代表。混业制，又称混合经营型或全能型金融体制，是指银行可以经营一切金融业务，包括各种期限、种类的存款、贷款，以及全面的证券业务和信托业务等等。采取全能型金融体制的国家以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为代表。

二、中美金融体制的比较

金融体制既是各国金融业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对此我们进行如下对比：

1.美国

美国采用的是全能型金融体制。在1985 年通过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即1970 年的修正案中，美国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存在，此后一些法案也逐步放松了对银行经营业务的限制。但是在银行业与保险业的分业问题上意见仍难统一，以至于分业壁垒延续下来。1998 年花旗集团与旅行者集团的重组兼并案引发了对金融体制做出根本性改革的强烈呼声。1999年11 月12 日，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生效。它标志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结束和美国正式走上金融体系全能化道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美国金融经营体制终于走上了全能化的道路。

2.中国

70 年代末中国进行了一次金融体制改革。为了改变我国金融业机构单一、业务范围狭窄、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不高的状况，改革后的80 年代以及90 年代初，我国逐步探索、形成了全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1986 年重新组建的交通银行基本上是一个全能银行。从1985 年开始，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较快，其中主要是信托投资公司有了较快发展。1986 年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专业银行将其信托业务转移给信托投资公司。而在实际上，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往往都靠挂在某一国有专业银行之下，或者与那些银行有密切关系。1992 年全国经济气氛再度高涨，融资热再度升温，各家专业银行，甚至人民银行地方分行均开始介入股票、房地产、保险等非银行业务，形成了全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

三、中美金融市场的比较

比较中美金融市场，我们可以发现一下几点：

第一，两类金融模式的市场信息透明度截然不同。在美国的市场主导型模式中，以极为严格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为依托的市场透明度是确保参与者信心和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在中国的银行主导的模式中，更多地为了限制市场竞争、确保其垄断地位，当有关联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来监督企业经理层决策时，它们不会把企业的真实情况和决策过程明示给公众，进而大量的信息是机构或企业的“私有信息”，金融体系的透明度极低。

第二，两类金融模式的企业融资渠道不同。鉴于信息透明度的巨大差异，在中国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中，资本主要是在一系列有关联的企业和机构之间周转，而在美国以市场体系为主的国家，企业通常是从外部人那里筹集资金并提供相应的回报。

第三，两类金融模式的信贷定价理念不同。在美国的市场主导型模式中，借贷双方的资本成本主要由市场决定，或者说与风险直接对应，但在中国的银行主导型模式中，资金成本的决定就非常复杂，一般并不是单个项目的风险所决定，而是由借貸双方基于一种信贷关系长期“锁定”之后的跨期权衡。

第四，对于贷款人而言，两类金融模式的收益担保机制不同。在美国的市场型模式中，收益担保依赖于法律以及法官公正、迅速执行，而在中国的银行主导型模式中，贷款人或通过企业所有权，或通过垄断地位来确保可以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

四、结语

我国金融经营体制必须走全能化道路。而要由分业制顺利过渡到混业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不能盲目求变。应该根据具体形势，寻求适当时机，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主体经济行为逐步规范化、金融安全网络比较健全的情况下转轨；其次是要循序渐进。要注意改革的力度，符合我国国情和金融市场可以接受的程度，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要想做到循序渐进，可以通过选择试点、逐步推广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使银行逐步介入证券业等方法。

从中美金融市场的比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功能理论角度还是现实经济效应着眼，美国金融市场都应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成熟和有效的金融模式之一，但美国这种模式的演变却带有极为浓重的美国色彩，很难为其他国家所复制。同时，鉴于两者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未来的中国金融市场结构不可能与美国完全一致，中国未来的金融市场结构必定表现出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吴燕.美国银行体制的基本特点.广东金融.1999(5).

[2]张长弓,李庆文.从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看全球银行体制的变迁.南方金融.2000(4).

中越会计信息管理体制比较 篇7

在我国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 越南有着重要的地位, 它是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三国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 而且我国到越南投资的企业也逐渐增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中, 可以预测, 未来越南将会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战略合作伙伴, 而要真正实现中越两国资本的自由流动必然要求两国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否则, 两国会计标准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将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有用性, 会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产生误导, 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 为了提高两国的会计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 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 有必要对中越两国各自会计信息体制进行比较分析, 以便在区域范围内进行会计协调。笔者认为, 会计信息体制的基本框架应以证券监管体制为基础, 涵盖会计信息披露立法以及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两个层次的基本内容, 具体可以从以下三部分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越证券监管体制比较

近年来, 随着股份经济的发展, 各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规范化进程明显加快, 上市公司及时有效地披露使用者决策所需要的会计信息, 是确保证券市场能够有效运行并使利益相关者权益得到维护的一项基本要求, 而具有完善的会计信息规范监管体制并得到有效实施, 是其所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证。尽管世界各国均以美国的制度框架为典范加以效仿, 但其具体构成内容又因受不同证券监管体制的影响而有所区别。目前, 证券监管体制主要有三种不同模式:一是集中立法型模式, 该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专门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 设立专门的全国性证券监管机构来实现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二是自律型模式, 该模式是指政府较少对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地干预, 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证券交易所及券商协会等组织实施自律管理;三是中间型模式, 该模式是介于以上两种模式之间的一种监管模式, 即强调集中统一的立法模式, 同时它也注重自律约束。我国和越南基本都属于了集中立法型的监管模式。不同政治、经济与法律环境决定了不同的证券监管体制, 不同的证券监管体制构成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监管体制的基础, 从而也就决定了其内部架构, 进而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立法以及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两个层次的内容。

二、中越会计信息披露立法比较

(一) 越南会计信息披露的立法

在证券立法方面, 越南1999年颁布的《企业法》为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奠定了基础。《企业法》允许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 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债券, 明确规定了股票的分类、特点及性质, 上市公司对库存股票的买卖与比例等。在现阶段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难以立即制定出台《证券法》的情况下, 为保障证券市场的启动和运行, 越南政府于1998年7月颁布了关于证券与证券市场的第48号决定 (以下简称为政府第48号决定) 。与此同时, 政府总理颁布了关于成立胡志明市、河内两个证券交易中心的第127号决定、外国投资者参与越南证券市场的第139号决定等相关法规。政府第48号决定是目前越南关于证券与证券市场的最高法规, 它建立在现行有关法律的基础上, 适应了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 为证券从发行到交易的各种活动提供了法规依据。2000年7月, 越南政府又颁布了关于在证券领域的违法活动的行政处罚的第22号决定。越南国家证券委员会也会同财政部颁布了各种有关的实施细则。至今, 经过越南国家政券委员会成立四年来的努力, 已颁布了近30个有关证券与证券市场的法规文件, 为证券市场的启动和运作初步建立了一个法律框架。此外, 越南政府还准备在条件成熟时为场外交易市场立法, 为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股份公司的股票能合法流通创造了条件。

(二) 我国会计信息披露的立法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股票交易市场以来, 就十分重视信息披露法律规范的建设。在规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证券立法方面, 我国在借鉴各国做法的基础上加以融合, 主要遵循《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等法律规范。关于证券信息披露制度的立法, 最早的法律条文是《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 (1990年11月17) 第39条和第42条、《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1991年6月15日) 第43条, 而正式立法则始于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条例不仅明确了发行股票应披露的文件 (第13条至第16条) , 而且专设第六章特别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第57条至67条) 。1993年6月, 我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试行) 》, 对我国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必须公开披露的信息内容、标准、披露方式及时间做了详细规定, 该细则成为规范信息披露的“蓝本”。同时我国证监会还制定了各种信息披露文件规范的格式与内容, 自1993年始, 陆续颁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共21项。1993年底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设专章对公司会计核算、利润分配和会计信息披露做出了明确的规范。该法分别于1999年12月和2004年8月作出修正, 并于2005年10月27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十八次会议通过新《公司法》, 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199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证券法》只适用于上市公司, 它规范了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 在较大程度上改进了《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规范的不足。2006年1月1日新修订的《证券法》正式实施, 该法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等方面的信息披露和会计信息披露作了更为全面的规范。

除上述基本证券立法之外, 我国还分别就会计规范和审计规范制定了《会计法》和《注册会计师法》。自2000年7月1日施行的新《会计法》具体规范了会计行为, 从源头上保证了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 使会计人员在披露会计信息时有法可依, 同时明确了单位责任人、会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而《注册会计师法》用以指导和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业,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使注册会计师在保证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作用加大。2000年6月, 我国又颁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对会计报告的编制与披露做出详细的规范。2006年12月13日颁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修订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的正式实施, 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颁布与实施则是在部门规章层面上细化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我国现已基本形成一套以《会计法》为核心, 以《公司法》和《证券法》为两翼, 以《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为主体, 包括首次披露、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其他披露等行政法规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规范体系。

三、中越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比较

(一) 越南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越南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追求共同富裕,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时, 国家也在对市场活动进行调控, 力求实现总量平衡, 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合理。基于这种要求, 企业财务信息的提供便具有层次性, 即最先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此外,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越南还未形成发达的证券市场, 大量的投资行为以直接投资为主, 会计系统以委托人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向其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并更偏向于以受托责任作为会计目标。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尚未完全适合其财务报表的发展需要。越南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主要包括:完整性、客观性、及时性、可理解性及可比性。相比之下, 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主要要求方面, 越南会计准则没有强调相关性, 即为了使信息有用, 信息必须与使用者的决策需要相关。这与越南没有制定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相一致。越南会计信息披露更多地强调了可理解性、可比性, 即保证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要易于理解和相互比较。对会计信息完整性、客观性、及时性的要求, 体现了越南对会计信息真实的重视, 而越南陆续出台的会计准则也使得整个国家的会计信息规范体系愈加完善, 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二) 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在我国, 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 直至2007年还并存着指导性很强的《企业会计制度》。基本准则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各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报告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而具体规范上市公司会计实务的相关制度规则是2001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 以及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会计制度的某些补偿规定。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在2006年修订的基本准则中有专门的规定, 在其第3章中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有具体规定, 它规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 是使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等使用者决策有用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其主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等。该规定中强调了决策有用性这一目标, 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 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做出评价或者预测。同时规定, 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和可比性是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要求, 是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应具备的基本质量特征;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和及时性是会计信息的次级质量要求, 是对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和可比性等首要质量要求的补充与完善。尤其是在对某些特殊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时, 需要根据这些质量要求来把握其会计处理原则。另外, 及时性也是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制约因素, 企业需要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以确定信息及时披露的时间。到目前为止, 财政部已经发布了38项具体准则, 对规范上市公司会计实务, 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 越南的会计信息管理体制与我国是相似的。在证券监管体制和会计信息披露法律规范建设方面, 我国和越南都处在发展阶段, 两国均在趋同于国际会计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但也必须承认, 两国的相关法律规范在制定与实施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 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对信息质量要求上, 我国已由受托责任转变为以决策有用性为目标, 而越南仍是受托责任观, 同时我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具体披露要求较越南更具体全面。这些差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是由于两国的所处的环境不同而造成的。会计信息管理体制是会计工作长期实践的产物, 具有较强的历史渊源, 它深受各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习俗, 教育水平、价值观念等的影响, 形成了世界各国迥然不同的体制。会计信息管理体制必然是国家化的, 越南和我国目前的会计信息管理体制恰恰使得两国能够更好地把握和参与会计标准国际协调的进程, 通过对两国的会计信息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分析也将促进彼此的会计向更成熟的阶段发展。

参考文献

[1]洪平译:《关于会计、统计、税的法律文本》, 越南财政出版社2003年版。

[2]越南财政部审计和会计制度司编写洪平译:《企业会计长培训教材》, 越南财政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

[3]黄德汉:《基于中国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准则模式抉择》,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4]李家瑗:《越南会计法律法规初探》,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中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比较 篇8

近几年来, 地沟油、劣质奶粉、毒豆芽、毒酒、苏丹红、红心鸭蛋、染色馒头、瘦肉精、黑粉条等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表明, 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1.食品安全立法存在漏洞

我国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 主要分为国家制定和各部委制定的两大部分。同时, 各地方政府也配套出台了许多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但众多的法律法规、规章办法之间却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 甚至在权力配置上出现了重叠交叉以及模糊不清的现象。这是一种赋予许多部门以执法权力的制度, 而这种制度导致各监管机构的职责交叉, 各部门的食品监管力量并没有全面沟通和协调, 并且在总体上出现了食品监管执法资源的重置和浪费。

2.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清, 监管效率低

由于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诸多环节, 任何一家监管部门都难以单独承担安全监管的重责大任。在“一个部门管不了”的情况下, 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被迫选择了多家部门分段监管的思路。然而, 这些监管部门之间既有监管重复, 也有监管盲区。由于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各部门的职权, 各监管部门在机构改革中往往想为本部门争取更多的部门利益, 导致食品监管过程中有利争着抢、无利没人管的局面。

3.国家尚未建立起权威性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

我国食品检测机构设置过于分散, 缺乏权威的综合协调机构。而过于分散的机构设置导致了政出多门, 部门立法, 各自执法、重复执法的现象比较严重。这样的机构设置不仅给不法分子生产加工劣质食品以可乘之机, 也给市场监管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4.社会组织机构参与不够

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监管体制制约了社会监督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府监管问题, 还需要消费者、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在内的社会力量发挥一定的作用。对于消费者而言, 作为食品安全的直接受益者, 应该具有监管积极性,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投诉回应机制, 往往在多次向相关监管部门投诉无果后, 无奈放弃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权利。上述问题, 是现实中频频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根本症结所在。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能单单依靠政府的监管, 还要积极发挥社会的作用。在发达国家, 行业参与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但是, 目前在我国这几个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国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1.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及立法经验

美国联邦法律法规具有覆盖全面、内容具体的特点。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类, 综合性法律, 如《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美国有关食品安全法令均是以《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为核心, 它为食品安全的管理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框架, 赋予了相关方相应的职责与权限。第二类, 针对不同产品制订的法律, 如《联邦肉品检查法》等。第三类, 针对食品流通环节制订的法律, 如《食品运输卫生法》等。第四类, 与生产投入相关的法律, 如针对农药的《食品质量保护法》。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特点是:将政府的监管职能与企业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紧密结合, 做到“分工明确、权责并重、疏而不漏”, 相对独立的各个监管环节, 杜绝了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弊端, 公开透明的监管程序有效杜绝了腐败及玩忽职守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互不干涉、互相监督的作用。同时发动食品安全相关各方的力量, 提高各方发现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的能力。

2.德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及立法经验

德国的食品安全法律, 既有综合性法律, 又有具体性法律。二者互相补充。德国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有4部, 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食品卫生管理条例》、《HACCP方案》、《指导性政策》。这四部法律是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支柱。

在德国, 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检验检测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企业自我检测;第二层次是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完全独立的中介检测机构;第三层次是政府检验检测机构。全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以检验检测为基础, 检验标准和操作规范统一。中介检测机构独立于企业和监管部门之外, 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 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准确和公正。

2002年, 德国议会批准建立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办公室和联邦危险性评估研究所。这两个新机构都隶属于消费者保护、食品及农业部。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办公室, 是一个协调机构, 负责指导食品安全危险性管理, 并承担德国与欧盟委员会的联系点的工作。此外, 其职责还包括在联邦层面协调食品安全监督和制定一般管理规定, 指导联邦州级实施国家食品安全法律。而联邦州政府继续承担履行食品安全法律和对地方政府开展的食品检查进行监督。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建议

1.健全食品安全法律和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体系

(1)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目前, 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部门包括卫生、农业、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商务等都在根据各自业务的需要而制定一些法规。这些法规的实施的确对加强各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协调, 不同部门的法规存在明显的不一致、甚至冲突, 而且进一步强化了重复监管。因此, 有必要通过加强协调提高一致性。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强化综合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作用。各部门在颁布法规之前, 必须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该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讨论, 在达成一致意见后颁布部门法规。

(2) 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体系。目前, 卫生、农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等部门都在发布食品安全信息。由于各部门发布的信息不一致, 导致消费者无所适从。比较好的办法是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统一组织信息收集、筛选、分析和发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各部门的业务分工与各部门进行协调。各部门的信息应当统一汇集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经过审核和协调以后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发布。并且各部门要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沟通, 强化信息公开体系, 做到信息透明化。

2.建立分工明确、协调统一的管理模式

《食品安全法》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主体作了明确的规定, 肯定了卫生、农业、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其进步意义不容质疑。但是, 该规定原则性较强, 可操作性较低。我国应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部门大体不作变动, 而主抓监管职责的细化和落实以及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具体工作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坚持和完善分段监管的模式, 落实各阶段责任部门的具体职责;二是要注意使各监管阶段的工作完整流畅, 改变当前各阶段负责部门相互缺乏沟通的局面, 使分段监管的模式在整体上符合全程监管的理念。但是,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职责划分不应该仅停留在原则性和大体性的层面上, 而应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 综合考虑, 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的, 要坚决予以支持和改进, 以确保相应监管工作的顺畅和效果。

3.建立统一、高效的食品安全检测体系

(1) 整合现有检验检测机构。为建立高效权威的食品安全检验监测体系, 必须对我国现有官方检验监测机构进行整合。在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监测网络、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 通过条块结合的方式实现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中央各部门机构之间、针对国内和进出口食品安全检验检疫机构之间的有效配合。针对目前多部门分割的实际情况, 作为负责我国食品安全体系协调管理工作的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 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就检验检测体系的分工进行协调。

(2) 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的能力建设。根据入世承诺, 2004年以后检验检测市场将逐步开放, 我国检验检测机构将面临挑战, 需要一批高水平的质检技术机构携手联合, 发挥龙头作用, 提高与国外检测机构的竞争能力。可以使我国的食品安全顺利的出口。

(3) 加强企业食品安全的自我检验检测。一个高效的食品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应该做到政府监测、中介组织监测和企业监测相结合。我国现有的检验监测体系以政府机构为主, 今后应注意加强企业自检和中介组织监测。以行、商监测为代表的中介组织监测既可以对食品企业进行监督, 也可以对政府的检验监测机构进行监督并提供建议。企业食品安全的自我检测检验则对从源头上保证食品的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食品行业中介检验检测体系的基础力量。

4.发挥行业组织、消费者协会与媒体的作用

中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篇9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以国家包揽办学和政府直接管理高等学校为主要特征。1993年11月, 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务院1994年8月发布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则提出, 在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上, 打破政府统一包办高等学校的统一模式, 实行以政府办学为主,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 逐步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 以省级政府为主, 改变高等学校条块分割状况[1]。为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 高等学校缴费上学制度开始执行, 毕业生就业制度向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方向发展。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逐步完善,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当前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国家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 而2010年的目标是“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2]。

1986年越共“六大”确立了越南经济革新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的实质是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由半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1991年6月召开的越共“七大”肯定了“六大”的决议, 并进一步提出了从根本上革新计划经济机制、由集中的计划模式向市场调节的计划模式转变的问题, 按照市场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商品

[2][3]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

[4]于丹.于丹论语感悟[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经济。在“革新教育思维”的基础上, 越南高等教育提出了教育发展计划, 强调高等教育要同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紧密结合;扩大规模, 培养形式多样化;改善高校办学条件, 实行管理部门的分级化和民主化。同时, 提出了四个指导思想, 为高等教育改革确定了方向: (1) 高等教育不仅仅依靠国家拨款, 还要依靠其他经济来源。经费来源可以是经营生产的企业、经济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 也可以是学生的学费和学杂费, 以及校办产业和学校的社会服务收入等。 (2) 高等学校可以按照国家的培养计划指标, 并根据社会的多种需求和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订货单”等, 自己确定培养计划。 (3) 改变按照行政体制包揽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做法, 毕业生可以在多成分的经济中自主择业。国家的用人单位将通过精选方式选拔人才[3]。

一、办学体制比较

在办学体制上, 中国打破了由国家包揽举办高等学校的旧格局, 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 社会各界和公民个人依法积极办学的新局面。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布局为:普通高等学校1041所;成人高等学校772所;各类民办高校1320所, 其中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等学校43所, 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370余所, 其它高等教育机构900多个。

越南的情况相似。上世纪80年代末, 越南高等教育传统的国家包办的体制被打破。90年代, 越南加快了对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基本方向是[4]: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合理分配大学的权限与责任, 逐步形成国家宏观管理与高校自主办学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同时提出改变原有高等教育由国家统包的旧格局, 实施“国家和人民一起办教育”的方针。在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同时, 调动社会投资办学的积极性, 形成全民办学新格局。越南到2000年时, 非公办高等院校有22所, 其中私立高等院校17所, 半私立高等院校5所。1994至1995年一年的时间里, 有7所民办大学获准建立, 分别为:东方大学、东都大学、维新大学、外语与计算机应用大学、文朗大学、工业技术大学和兴旺大学, 分布在河内、胡志明市和岘港3地。另外, 胡志明市和河内市的两所开放大学也属于非公办性质。

二、管理体制比较

在管理体制上, 中国以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关系为改革的核心。自1992年12月起全国上下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方针, 针对高等教育原有的管理体制存

[5]董秀英, 孙玉娟.现代化与个人自觉意识[J].求是学刊, 1997, (1) :19-22.

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及特点

陈丽娟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广东广州

摘要: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让人们在现实层面深刻地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威力。本文回顾了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 分析了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 希望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养分。

关键词:日本职业教育发展进程发展特点

日本堪称世界上职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现代职业教育始于明治维新时期, 从出现最早的近代职业教育学校到将其正式纳入学制系统, 使职业教育制度得到确立, 日本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短短的30余年, 日本职业教育迅速从落后的学徒制发展成为先进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并为社会提供了各级各类技术、在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截至2000年11月, 全国共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62个国务院部门 (单位) 参与了改革, 涉及全国高校923所。至今, 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以地方统筹管理为主的新体制框架基本形成:在全国1018所普通高校中, 122所高校由教育部和少数中央部委管理, 896所由地方政府管理或以地方为主管理。此外, 也理顺了学校、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政府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5]。

1976年全国统一后, 越南沿用了北方高等教育的体制, 高等教育管理高度集权, 政府是高等教育唯一的、合法的举办者和投入者。90年代后越南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政府转变职能, 由对学校直接的行政控制转变为宏观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协调和筹措经费等, 目标是形成政府宏观管理与院校自主办学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专科学校 (主要是师范学院) 则在省政府的管辖之下。就机构层面来说, 大学越来越自治, 特别是两所国立大学, 扩大学校的自主权, 转变政府职能, 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国家给予大学更大的权力。中央政府将原先掌握的对初级师范学院和专科学校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各个省级政府。

三、投资体制比较

在投资体制方面, 中国改变了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的旧体制, 建立了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 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新体制, 鼓励社会向高校投资、捐资。改革后的中国高校经费来源已经表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 (1) 国家财政拨款, 是高等学校教育事业费的主要来源 (《高等教育法》有关规定保证国家举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 ; (2) 学费收入, 实行学生缴费上学以来, 学费收入在学校经费来源中所占份额逐步上升, 并成为第二大来源渠道; (3) 学校基金,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国高校逐步建立了学校基金 (主要包括校办工厂利润、其他校办企业利

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力, 使日本的经济在战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让人们在现实层面深刻地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威力。回顾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 思考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 可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汲取有益的养分。

一、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

日本职业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明治维新时期 (1853—1911年) , 是日本职业教育的发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2—1945年, 日本职业教育在波动中迅速发展成长;二战后 (1945年至今) , 则是日本职业教育获得根本性改造和完善的时期。

润、委培培训净收入、教育服务净收入、科技服务净收入、后勤服务净收入、其他净收入等) ; (4) 社会捐款 (包括厂矿企业事业的捐款,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捐款, 校友会捐款集资, 校董会筹集资金等) 。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教发展的需要, 越南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也进行了改革[6]。1993年, 越共第四次会议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 认为“教育和培养是首要国策”, “必须把教育投资看成是发展的、投资的主要方向”, “在过去的许多年, 教育投资主要是投给社会福利”, “高等教育均由国家包揽下来”, “现在教育投资是为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发展社会而投资”。因此决定,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由政府单一投入逐步向多元化投入方向转变”, “在财政支出中逐步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越共中央提出:从越南的实际情况出发, 根据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今后几年, 本国的教育投资要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利用民间投资、社会企事业单位集资、学校办产业、收取学费、国际组织援助, 包括国外贷款来发展越南的高等教育。

摘要：中国与越南两国在历史发展、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对两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三个方面进行了相似和差异比较。

关键词：中国,越南,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2][5]袁振国.中国民办教育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越南]Dangbalam.越南的高等教育[J].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2001, (1) .

[4]刘稚.东南亚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145.

中英高校资产经营体制比较与启示 篇10

一、我国高校资产经营现状

随着教育部对高校资产经营的规范与管理,全国许多高校均开设了校办企业,近一半高校设立了资产经营公司。根据教育部科技司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校办产业统计分析报告》,以2012年数据为样本,分别按专设资产经营公司的运作体制和未设资产公司的体制两个视角,在数量上对企业数量、资产总额、收入、利润等方面进行比较,在质量上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角度进行比较,以反映我国不同体制下高校资产经营的效果。

(一)普通高校校办企业与高校资产公司数据比较

教育部在统计2012年度高校校办企业数据时,有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未报送数据)的489所普通高校参加统计工作,涉及企业共计3478个(其中,一级企业1751个,占50.35%;二级企业1727个,占49.65%)。

(1)全国普通高校校办企业分类。按资产公司数量统计,全国参加统计的489所高校中,有222所高校设立了资产公司,占45.40%;按科技企业统计,在全国参加统计的3478个企业中,科技企业988个,占全国高校上报企业总数的28.41%;按企业类型统计,1751个一级企业中,上市公司6个,占0.34%,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866个,占49.46%;1727个二级企业中,上市公司24个,占1.39%,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238个,占13.78%。

(2)资产状况。2012年年末全国高校校办产业资产总额3190.26亿元,负债1902.73亿元,所有者权益1287.53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9.64%;而高校资产公司资产总额为2651.87亿元,占全国83.12%,负债为1602.50亿元,占全国84.22%,高校资产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0.43%。

(3)收入总额。2012年度全国高校校办产业收入总额为2086.07亿元,比2011年增长11.63%;设立资产公司高校的收入总额为1758.48亿元,占全国84.30%,比2011年增长10.86%。

(4)利润总额。2012年度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实现利润总额为108.44亿元,比2011年度增长8.64%;高校资产公司利润总额为84.30亿元,占全国77.74%,比2011年度增长4.98%。

(5)净利润情况。2012年度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共实现净利润87.57亿元,比2011年度增长6.68%;高校资产公司净利润为67.35亿元,占全国76.91%,比2011年度增长2.05%。

(二)高校校办企业资产经营质量分析

从填报数据的489所高校来看,校办企业共有3478个,其中一、二级企业基本各近一半。在一、二级企业中分别只有0.34%、1.39%的企业上市。整体数量较少,一级企业中上市比例更低,这可能是因为一级规模较大,资产价值较高,因盈利质量融资能力相对有限。从企业性质来分析,一级企业中国有企业占49.46%;二级企业中国有企业仅占13.78%,比例较低,从改制角度分析,民营企业倾向于在二级企业进行混合经营,这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意见逐步深入现象基本相符,同时也有些一级企业涉及了特殊领域,暂不对外开放混合经营。再从控股情况来看,一级企业的控股企业和按权益法核算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共占比88.30%,而二级企业只有72.9%,二级企业中控股比例明显低于一级企业,原因是一级企业规模大,其他资本为资金量有限,难以达到控股的目的,加上高校资产属于国有资产,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在改制中特别谨慎。

(1)偿债能力分析。在全国范围来看,2012年年末全国高校校办产业资产负债率为59.64%,与2011年度的59.18%相比,略有上升;从资产公司的角度来看,222家资产公司同年的资产负债率为60.43%,比校办企业高出0.79个百分点。因为资产公司属于高校的经营实体,在承担社会责任之外,更多的考虑盈利水平,在其从事日常经常和投资业务中,对外融资的需求要比非资产公司大。

(2)盈利能力分析。全国校办企业,从相对指标分析,2008至2012年五年间,销售净利率分别为3.31%、4.20%、4.91%、4.39%、4.20%。从校办企业为学校所做贡献来看,2012年度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归属于学校方股东的净利润为40.92亿元,占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共实现净利润的46.73%,其中支付给学校方股东的利润或股利为12.81亿元;再看资产公司,全国统计高校489所,设立资产公司的222所,不到一半,而这些高校资产公司收入总额占全国高校校办产业收入总额高达84.30%,实现利润总额占77.74%,实现净利润占76.91%,资产公司归属于学校方股东的净利润占68.77%,资产公司已支付给学校方股东的利润或股利占56.67%。

二、英国高校资产经营体制———以帝国理工学院为例

帝国理工学院(以下简称“帝国理工”)是一所享誉全球的世界顶尖高等学府,在2015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英国第四、世界第八。帝国理工下设四个学院,即自然科学、工学、医学和商学院将其使命确立为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成为世界领先的高校。

(一)帝国理工资产经营组织及管理体制

英国研究型大学特别注重“学研产”,通过技术转移中心或咨询公司为载体。帝国理工这样的世界顶级大学,更加注重教师科研成果的转化,从政府公共服务和企业个体活动层面促进技术、市场和资本有机联系,在技术创新链各个环节均可以服务连接,促进知识转移和成果转化。政府积极推动多元化的学研产合作政策方案,建立产业界及学术界之间交流渠道,鼓励大学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帝国理工创办了两家大学公司即帝国创新集团和帝国咨询公司来处理技术许可、咨询和合同研究等问题,实现产业对科研的反哺。

(1)帝国创新集团。帝国创新成立于1986年,原是帝国理工大学的技术转化办公室,由学校注资而成立,随着融资成本的不断增加,帝国理工所占股份不断下降,学校只是按照公司章程派遣两名董事参与公司管理,获取相应股权的回报,放手公司按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公司化的方式管理。帝国创新集团2006年在伦敦上市。帝国理工是帝国创新的一大股东,签订技术输送合同,独家代表帝国理工经营知识产权。英国法规明确规定:帝国理工(而不是学生)拥有员工的知识产权。此外,帝国理工颁布奖励发明者的政策:拥有初创公司50%资产,拥有50%专利授权收入。帝国创新公司既是学校产学研的结合体,又是学校与企业联合的窗口。目前帝国创新拥有550项专利,155家初创公司,10亿英镑为投资组合中的公司融资,176家经营的专利授权,还包含多于100个资助的已在概念上证实的项目。

帝国创新的运作体系是一个已经证实的商业体制。在科研阶段:一是为帝国理工大学提供技术转化服务,帮助建立商业知识产权出租,接触到最优秀的科研,包含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二是靠近先进科研机构:剑桥巴布拉罕研究所、CRI。在孵化阶段:一是在“金色三角”范围内投资或者建立初创公司组成公司,二是确定投资,三是招聘经理人。产值:提供专业知识支持投资组合中的公司成长,以确保持续的融资轮为投资组合中的公司吸引联合投资人,并且投资不受资本推出时间表的影响。从帝国创新运行效果来看,主要得益于科技成果转化,最重要的是,大学知识变成资本在帝国理工展现得淋漓尽致,英国许多高校都有专门负责将学校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公司,但帝国理工建立的“帝国创新”是第一个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此类公司。

(2)帝国咨询公司。帝国咨询属于英国领先的学术咨询服务、拥有500多名员工、年营业额1500万英镑,是帝国理工全资的附属公司。帝国咨询由帝国理工投资,全部归帝国理工所有,是英国领先的、最大的由大学所有的咨询公司。帝国咨询的体制是,首先确立任务:通过提供各种商业机制帮助学院;通过提供与学术任务相符的专家咨询服务,借此增加效益;通过协助客户获得帝国理工世界领先的专家意见和资源来满足客户解决问题和创新的需求;为咨询人员谈判关于商业条款的内容,保护咨询人员利益。在咨询公司的帮助下,帝国理工教师做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比如: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防止医疗感染的方法,对世界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重新设计位于伦敦的千年桥提供建议;为英国国家粮食局开发工具测量生物燃料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等等。帝国咨询通过运作证实:咨询工作可以增进科研合作,也可以提高技术转化的效率。教师有好的科研成果,要得出迅速而实际的结果和回报,需要向咨询公司进行咨询,找到最合适的买家或合作机构。所以,通过咨询而进行技术转化,能够拓展教师的科研能力,加强与他人合作,转化教师科研成果,扩大教师影响力甚至国际声望。

(二)帝国理工资产经营有效运作的主要措施

帝国理工通过将科技转化为知识来扩大科技的影响力,以及更好地整合和利用资源形成一个高效组织;通过扩展研究和外部参与来进行知识转化从而来扩大影响。

(1)帝国理工知识转化机制。帝国理工建立的各具特色的技术转化模式,具有全球示范性。帝国理工建立多维度知识转化机制,在研究、教学和企业中都融入知识转化。帝国理工坚持寻求学术兴趣和商业需求间的共鸣,只有找到学术和商业之间共同点,企业和学院才能实现双赢。建立校内转化培育机制。一是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各类基金帮助大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现实社会,帮助跨学科研究和外延活动,弥补研究成果与应用之间的鸿沟,支持小规模知识转化和商业化项目,资助学科与商业团体的互动;二是在教学中融入知识转化的途径,如为工学和医学本科生提供商业、管理、创新和实习项目,帮助硕士生理解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三是在企业家融入知识转化;四是进行国际化的知识转化。重视成果转化,建立有效转化机制。帝国理工十分重视加强与业界的联系,实行深度的产学研合作,建立起通过公司采用市场化运作实现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有效的技术转化机制。

(2)创新科研支持体系。帝国理工有完善的科研支持体系,为教学科研人员的项目申请、经费使用、项目实施和成果管理提供周到的服务和有效的管理,给研究人员以行政支持。科研支持体系分为3个层级,科系、学院和学校都有科研服务团队。科系负责为学术和科研人员提供第一线服务,主要负责制定经费申请书的初始阶段,并进行常规财务管理;学院科研服务团队实行全程运营服务,覆盖科研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在经费到位前后均有相应专业化服务;学校设有科研办公室,分运营与保证、系统与信息、合同与知识产权四个部门,为由校外资金支持的研究项目组合提供专家指导和建议;实现全校科研行政工作连贯性,确保实现机构治理的权责一致;负责发展和维护学校支持科研管理工作的IT系统成为帝国理工的核心需求与行业需求之间对接平台。

(3)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帝国理工成立了四个国际性的跨学科学院,即能源未来实验室、全球健康创新学院、气候变化学院、安全科技学院。他们主要通过跨学科研究,解决政府、商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学院与政府、公共部门联系广泛,为政府决策做出了贡献。在全英国大学中,帝国理工专利最多,初创公司最多,科研在政府领域、社会、科研领域发挥着巨大影响。在帝国理工能感触到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碳捕捉实验室、机器人心脏手术研究等,都代表着科技发展的前沿。

三、高校资产经营体制思考

(一)高校资产经营体制的转变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的资产经营主体是高校成立的资产经营公司,作为以人才培养为主的高校而言,现有的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对资产经营缺乏市场化的经营领导和团队,同时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科研,还要去经营企业,这对高校人才素质要求非常高。而帝国理工初创成立的帝国创新集团,学校只占有限的股份,并联合其他名校以及社会公司参股经营,这样既让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同时将牛津、剑桥等名校联合起来,集中各自的科技成果,以创新集团为纽带,可以让创新集团做大做强,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影响,最后走向上市之路,同时体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效。这种资产经营体制对我国高校校办企业的全资控股方式具有借鉴价值。

(二)研究型顶尖大学对应用研究的重视

作为世界顶尖大学之一,只专注于科学、工学、医学和商学的教育、科研和成果转化,学校使命是代表和产生四个学科领域世界级学识,并进行教育与研究,特别注重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工业、商业和卫生领域的运用,并将科研重点放在解决全球面临的四大挑战应用研究问题上。帝国理工在2012-2013年度研究收入达3.3亿英镑,占总学校收入的40%。一般认为,类似于帝国理工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肯定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可是实际看来,他们虽然以创新为主旨,但目标是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给经济社会、就业与创业等方面所带来很大影响。

(三)关于高校资产经营体制思考

我国高校校办企业中有近一半高校设立了资产经营公司,但资产公司实现利润总额、净利润占全国高校校办产业的比例均在70%以上;资产公司归属于学校方股东的净利润和已支付给学校方股东的利润占全国高校校办产业的比例也在60%左右。无论从比较哪一组数据,相比没有设立资产公司高校而言,设立资产公司高校的资产经营效率明显要高,这就说明资产公司这一经营运作体制更加有效。我国高校设立资产公司与帝国理工设立的创新集团体制相比,我国高校资产公司存在问题很明显:(1)从公司管理上分析,一是我国高校缺乏专门企业经营人才,尤其缺少职业经理人或企业家,二是高校属于国有事业单位,市场机制不灵活,薪酬体制不健全,三是高校资产公司由高校独资经营而绝对控股,治理结构不健全等等。而帝国创新集团中帝国理工只占20%的股份,完全按市场化运作,并且吸收了其他名校以及社会机构参与,是一家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市场化公司。当然,在我国高校资产经营公司也有少许公司化企业存在。(2)从科技企业分析,我国2012年上报数据中,科技企业只有988家,占全国高校上报企业总数的28.41%。这说明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有限,与帝国理工以创新理念来办校的宗旨相比,尚有一定差距,科技含量低影响了高校资产经营的效率。(3)从企业上市数据来看,全国参加统计的3478家企业中,一级企业1751家,上市公司只占一级企业的0.34%;二级企业1727家,上市公司也只占二级企业的1.39%。上市公司相比国外较少,说明公司规范、治理、市场开发、科技创新以及融资能力等有一定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李滟:《论高校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有效结合》,《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许志昂、马路达:《高校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产权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体制比较 篇11

【关键词】中美竞技体育体制；形成背景；比较

1中美政治经济特点对竞技体育的影响的比较

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几乎代替了整个体育的内容，为赶超型发展阶段。举国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相似性，是经济体制影响竞技体育的体现。1978年后我过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竞技体育也逐渐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改变。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是典型的分权制国家，三权分立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则。在竞技体育上，美国奥委会、美国单项体育联合会、美国大学生联合会三个组织构成，三个组织各有一定的权力，相互之间又互相制约，这和美国的政治结构颇为相似。三权分立的管理体制在竞技体育事业中体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2中美文化特点对竞技体育的影响的比较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属于多元文化，形成了提倡竞争，注重个人奋斗，勤奋务实和平等的精神，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文化个性不断得到完善和强化，美国的价值核心是个人主义、价值追求是个人利益，审美观是外形的健与美。中国起源于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农耕社会，价值核心是集体主义，价值追求讲究“中庸”，道义。审美观是内在美。

3中美两国竞技体育发展动因

美国竞技体育来源于群众体育，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本身对于体育的诉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市场化的不断完善，竞技体育表演服务成为了一种商品，职业竞技体育开始出现。职业竞技体育和学校竞技体育是美国竞技体育的两大组成部分。美国的文化传统促使了群众关注竞争，关注体育，国家和社会组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体育需要，体育的发展动力是自下而上的，是和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相适应的。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动因来源于政治的需要，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建国之初，我国的政治体制刚刚建设，国际地位地下，急需改变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竞技体育由于其量化的速度、理想的角逐和国际性比赛的世界平台，使竞技体育成为我国展现民族精神的窗口。而这一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发展已经相对成熟西方竞技体育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我国的竞技体育要想在世界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必须实现赶超型发展。社会历史和政治色彩的影响，导致了中国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基本性质和走向。

4中美竞技体育体制形成背景的比较

美国的竞技体育发展起源于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美国政府几乎不直接给竞技体育拨款，竞技体育也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这种情况下，美国竞技体育依然世界领先，这和美国竞技体育的高度职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运作是分不开的，美国体育产业是美国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美国竞技体育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市场运作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可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的竞技体育产生有着浓厚的政治因素，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竞技体育肩负了更加浓厚的政治色彩，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在西方竞技体育强大的冲击下发生变迁的，其动力是来自于民族的自强意识。

显而易见，美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程是由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而引起的，它更具有自然发展状态下的和谐性，它的每一个历史的发展都是前一阶段社会文化系统中已经具备的潜能的进一步发挥，即使它的偶然性变化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的因素，因而我们认为它是一种顺向性的发展过程[2]。而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程，其原因并不仅仅在其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即使这种内部的矛盾运动，而是由于西方文化和竞技体育的撞击而大大强化的。它更依赖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西方竞技体育在中国土地上的传播、渗透所提供的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1]秦椿林.张春萍.再论“举国体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4）.

医疗保险费征收体制与绩效比较 篇12

关键词：征收体制,医疗保险,基金征收绩效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体制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敏感问题和关键环节,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特别是业界争论的焦点,亟待解决。本文以辽宁医疗保险为背景,就医疗保险基金征缴体制和绩效问题进行探讨。

1 保费征缴体制背景及现状

1.1 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情况

目前辽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全省形成了包括大额医疗费用商业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大病救助在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省辖14个市全部实现市级统筹。近年来,全省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迅速扩大,截至2011年底参保人数达到2120万人。医疗保险基金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1年底当期收支总额达到470亿元。医疗保险保障水平逐年稳步提高,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75%和70%以上。

1.2 医疗保险费征缴体制现状

1986年社会保险制度实施时,辽宁省社会保险费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2000年4月,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从7月1日起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但由于受社会保险政策复杂性和不同群体征缴难度差异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实际上并未完全并轨,形成了目前的地税与社保经办机构两个部门分别征收和共同征收的二元征缴体制,而且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由地税和社保经办机构分别征收,地税部门负责征收城镇单位职工医疗保险费,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征收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保险费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铁岭和葫芦岛市采用这种模式。第二种,地税部门委托社保经办机构征收,阜新和盘锦市采用这种模式。第三种,完全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鞍山、抚顺、本溪、辽阳、朝阳和省本级采用这种模式。

1.3 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对于以收定支、自求平衡的医疗保险来说,保费征缴对于制度的运行至关重要。辽宁是老工业基地,历史上产业工人队伍庞大,退休人员数量多,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的在职退休比逐年提高,2011年达到2.01:1,负担系数为50%,比2006年增加10%,年均增加2%,国家平均在职退休比为2.99:1,负担系数为33%,辽宁较全国平均高出17%;医疗保险享受待遇人数逐年上升,2011年达到1159万人,比2006年增加469万人,年均增加93.8万人;当期支出总额逐年攀升,2011年达到228.6亿元,比2006年增加162亿元,年均增加32.4亿元。以上因素造成医疗保险保障压力巨大,基金负担沉重,目前已有部分城市当期医保基金出现赤字。

规避基金风险、实现基金平衡是当前辽宁医疗保险面临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措并举。但基金征缴是源头,在自求平衡的医疗保险体系内,关键是要把解决征缴体制问题摆在首要位置来研究,探索建立提高征缴绩效、促进制度良性运行的长效机制。

2 保费征缴绩效对比分析

2.1 历年医疗保险费征缴情况对比分析

近年来,各级地税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密切配合,建立了扩面征缴联动机制。2011年,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20.1万人,比2006年增加1160.8万人。其中,城镇职工1499.4万人,城镇居民620.7万人,分别比2006年增加540.1万人和620.7万人。2011年,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率达到98%,比2006年增加1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年,医疗保险费征缴收入达到252.7亿元,比2006年增加163.3亿元,年均增加32.7亿元。

2.2 各征缴部门征缴情况对比分析

目前,实行地税部门征收的地区(包括地税、社保机构共同征收地区)有7个,实行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地区(包括地税、社保机构共同征收地区和地税部门委托社保征收地区)有8个。地税部门征收地区2011年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率达到96%,比2006年提高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4个百分点;征缴收入161.7亿元,比2006年提高107.4亿元,年均提高21.5亿元。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地区2011年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率达到99.3%,比2006年提高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基金征缴收入67.2亿元,比2006年提高41.2亿元,年均提高8.24亿元。

2.3 各征缴部门征缴效果对比分析

近年来,地税部门依托地方税征收体系,坚持税费并举的原则,加大医疗保险费行政征收力度,在单位保费征收方面成绩显著,但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体制不顺,各级地方政府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而地税部门实行本系统省内垂直管理,在征收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职责不清、地方政令不畅等问题;二是特殊群体征缴难度大,当前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参保群体复杂程度明显加剧,地税部门对于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镇未就业居民、农民工、大中小学生及学龄前婴幼儿医疗保险费的征收存在一定难度,这也是造成医疗保险费征缴二元体制及其各种模式的根本原因。

医疗保险费征收是医疗保险管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与参保登记、缴费基数核定、个人账户管理、待遇支付结算等环节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因此,社保经办机构征收保费,能保证制度的完整性和体系的严密性,使参保、缴费与享受待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能对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履行缴费义务有很强的制约性,而且对维护参保人员的权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尤其是在解决无单位群体参保方面具有明显的职能优势。

在实际工作中,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地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并且依靠劳动保障监察和社会保险稽核提升行政征收强制力,依托经办大厅以及银行、街道、社区等广泛的外延服务平台提供方便快捷的缴费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以上分析显示,辽宁现行征缴体制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和缴费率同步增长,征缴收入呈现连续上升势头。但在医疗保险二元征缴体制的各种模式下,社保经办机构实际征收的地区要多于地税部门征收的地区,地税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征缴能力基本相当,社保经办机构略占优势。

3 提高征缴绩效水平的建议

保费征缴是保证医疗保险制度稳健运行的根本前提。基于以上分析,现从如何完善征缴体制和在现行体制内如何提高征缴绩效提出两方面建议。

3.1 完善医疗保险费征缴体制

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医保费征缴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事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以来,各项配套法规、规章将会陆续出台,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征缴问题。因此,理顺征缴体制是国家不容回避、必须触碰的重大问题。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不是简单、孤立的收费,而是与制度的各个环节紧密联系,牵一发动全身。社会保险费由谁负责征收不是取决于哪个部门或机构的特殊权力,而是取决于谁能保证医疗保险制度整体运行达到最优效果。针对目前二元征收体制格局,国家应当根据社会保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理性思考,尽快决策,切实维护社会保险制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统一性。因此,建议尽早进行顶层设计,抓紧完善医疗保险费征缴体制,明确征缴主体,我们倾向于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医疗保险费。同时,无论由谁来征收保费,都要在明确征收主体的同时,进一步理顺管理职能,明确法律责任,建立依法征收、依法缴费的征缴机制。

3.2 在现行体制下提升征缴绩效

提高征缴绩效水平是系统工程,非单纯依靠征缴本身能够解决和考量,需要社保部门拿出一系列措施来推动。

3.2.1 加大扩面缴费力度。

遵循“大数法则”,只有足够大的覆盖面才能保证足够多的资金来源,从而有效分散和化解制度运行风险。目前,医疗保险未保、漏报、断保现象严重,其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郑秉文认为,“一个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强制力如何,而在于吸引力如何。制度如果没有吸引力,就是让公安局来征都没有用”。下一步应在提高政策吸引力方面下功夫,比如根据基金支付能力提高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把基金结余控制在合理范围;全面实现一卡通,实行医疗保险费自动续缴,针对不同群体制定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的参保缴费办法,等等。通过强化政策激励,引导各类群体自觉、积极、长期地参保缴费。

3.2.2 提升基金筹集管理使用效率。

提高征缴绩效,必须提升基金管理和使用的整体效率。一是在现行征缴体制框架内,通过明确征缴责任、加强绩效考核、强化部门配合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征缴力度,保证费源稳定并逐步扩大。二是加强对征缴和支付的稽核监管,推动医疗保险付费制度改革,努力寻求提高基金使用效益与降低基金风险的平衡点,建立基金支付预警机制。三是提高医疗保险统筹层次,在完善市级统筹的基础上逐步向省级统筹过渡,增强基金的统筹调剂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四是健全公共财政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五是研究医疗保险基金增值办法,探索将历史结余的医疗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家法律或政策允许的投资渠道,实现最大程度的保值增值。

3.2.3 健全管理服务体系。

医疗保险费征缴绩效需要社会的评价,而社会评价来自于外在的感受。因此,必须加强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体系建设。要以信息化为支撑,着力创建服务方式多样化、管理服务一体化的经办管理服务新格局,提供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一是扩大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网点,拓展银行、邮局、街道、社区等外延服务网点,使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窗口离群众最近。打破行政区划或隶属管理的限制,实现任何一个服务窗口都可以受理同一统筹地区不同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参保人员的社保业务。二是实行综合柜员制,引入自助式服务模式,推行网上医保业务,使参保人员通过柜台、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随时随地办理参保缴费业务。三是提高各级医疗保险窗口的服务水平,推动标准化建设,树立一致的服务形象,打造优良的服务品牌,提高参保人员对医疗保险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参考文献

[1]高培勇.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2]郑秉文.费改税不符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战略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V(5):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