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

监察体制（共8篇）

监察体制 篇1

美国有50个州, 1个直辖特区 (首都所在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 5个岛屿自由邦和10多个其他远洋小岛组成。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每个州有较高的自治权。历史上安全生产监察工作是各州政府负责的, 但是,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 安全生产监察责任移至联邦政府。美国1970年颁布《职业安全与健康法》, 1977年颁布《矿山安全与健康法》, 美国劳工部依据这两部法, 分别成立了职业安全与健康局和矿山安全与健康局, 至今近40年来, 美国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体制和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体制相对稳定, 这对提高美国安全生产水平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安全生产监察体制主要有以下几项特点。

实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负责的监察体制

根据美国1970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法》, 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负责全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工作, 同时鼓励各州政府开展职业安全与健康自主监察。在《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实施当年即有7个州向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申请实施州政府自主监察, 并获得联邦授权。目前, 共有27个州政府获得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授权而实施州政府自主监察, 其余的州由联邦政府直接负责监察。对由联邦政府直接负责监察的州, 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实行垂直监察, 派出两级监察机构, 即10个区域办公室和90个分区办事处。对获得联邦授权的州, 州政府一般在州内设立监察分局, 也实行垂直监察。

获得授权的州政府具有充分的自主权

获得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授权的州政府具有充分的立法和执法自主权, 可以制定本州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律和法规, 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机构和人员配置, 并按照自身需要制定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政策、重点和计划。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对州的约束主要表现在, 州每年要向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上报当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工作方案, 并且获得其批准, 否则不能实施, 获得批准后可以获得50%~60%的联邦资金资助。此外, 州政府制定的法规、标准必须高于联邦;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有权撤销对州的授权。

矿山安全实行联邦与州政府平行监察的体制

美国对矿山安全给以高度关注, 在监察体制上实行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平行监察的体制。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代表联邦政府对全国矿山安全与健康实施监察, 在全国产煤地区设12个区域办公室及45个地区办公室, 约有1 000名煤矿安全与健康监察员;在全国金属非金属矿区设6个区域办公室及49个地区办公室, 共有金属非金属矿监察员310人。另一方面, 很多州政府都设立州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机构对本州的矿山安全与健康实施监察。州的监察机构与联邦监察机构相互独立, 平行监察, 很多矿山要同时面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双重监察。

重点行业领域实行重点监察

在美国, 一些事故高发或重大危害的行业领域在监察体制上会给以特别安排, 除矿山安全方面实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平行监察的体制外。建筑行业在美国是事故率最高的行业之一, 受到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的特别关注, 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专门设立建筑司, 这是该局内唯一以行业命名的司, 专司指导建筑行业的安全与健康监察。此外, 对危险品 (含危化品) 运输, 美国交通部下设管道与危险材料安全办公室, 该办公室下设油气管道安全办公室专门负责油气管道安全的监察工作。

强化对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的技术支撑和服务

为保证培养合格的监察员, 美国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局专门设立培训学院, 为所有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员提供专业的培训服务。任何人被选拔成为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员之前必须在培训学院接受培训并通过考试。为给监察员执法活动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设立辛辛那提技术中心, 专门为监察人员提供执法设备支持服务, 设立盐湖城技术中心为监察员提供现场风险评估与控制技术支持。

监察员录用条件严格

在美国, 要成为一名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员必需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在现场从事实际工作5年以上, 有丰富的矿山安全知识和经验, 个人品行信誉好。初选合格后, 要在国家矿业安全与健康学院经过专门培训, 经考试合格后, 还要再随同有经验的中高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员实习工作1年, 合格后方能正式获得代表政府的初级安全监察员的任命。美国还将监察员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专家级4个等级, 级别越高要求越高。

对交通、化工等重点领域建立独立的事故调查机构

自1974年美国交通安全委员会从交通部脱离成为独立的事故调查机构后, 建立独立的交通事故调查机构也成为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美国还把这种事故调查机制延伸到化工安全领域, 成立了化工安全委员会。这些事故调查机构的主席都由议会任命, 资金由国会直接拨款, 不受政府及其安全与健康监察机构的影响。事故调查机构偏重于技术调查, 发现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据此提出防范措施, 并向相关各方包括政府监察机构提出建议, 相关方必须对建议做出回应。

中介机构对提升职业安全与健康专业化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中介组织具有民间性、非赢利性、组织性、自治性、自愿性, 无论是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制定、企业安全管理、专业人员培养, 还是产品安全认证、风险评估等, 在美国中介机构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中介组织与政府职能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政府着重于通过立法和执法, 以及宣传和培训等活动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及安全基本技能。大量的专业化安全技术活动和人才培养主要是由中介机构来组织实施的。例如, 美国安全工程师协会是美国安全工程师的评定和管理机构, 培养了大量的安全工程师, 在安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监察体制 篇2

2015-04-14 10:21:53 《史学月刊》 贾玉英

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制在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重大变革。其变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唐宋监察制度的演变，而且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外学者对“唐宋变革”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关系变革、思想转型、文化差异等问题上（注：参见李华瑞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罗祎楠的《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很少探讨唐宋监察制度变革。从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研究成果看，唐宋监察制度的断代论著虽然不少（注： 徐连达、马长林：《唐代监察制度述论》，《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何汝泉：《唐前期的地方监察制度》，《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第8、9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邓小南：《略谈宋代对于地方官员政绩之考核机制的形成》，《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第239～2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胡沧泽：《唐代监察体制变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长江：《中晚唐监察体制与宦官专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中晚唐监察体制与政局》，《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但至今尚无唐宋地方监察制度变革的论文。本文参考现代政治学的体制概念，对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的进程、线索和主要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提出了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期分界线的看法。

一、变革之历程

（一）唐朝前期：使臣监察系统复杂多变

唐朝前期的地方监察体制主要由御史台出巡的监察御史和朝廷派出的监察使臣组成。监察御史“奉制巡按”，“持有制命”，[1]（卷六○）“掌分察巡按郡县”[2]（卷四四），代表朝廷意旨处理重大刑狱或贪赃案件，有极高的威望，正如监察御史韦思谦所说，“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3]（卷一一六）。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则天设置了左、右肃政台。左肃政台“专管在京百司及监军旅”。右肃政台“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僚”，[1]（卷六○）。“以澄郡县”。肃政台“每年春秋发使，春曰风俗，秋曰廉察”，用四十八条“以察州县”。延载年间以后，御史出使无定制，“奉敕乃巡，不每年出使也”。[4]（卷二四）

唐朝前期朝廷派往诸道的监察使臣，名称繁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自太宗贞观八年至睿宗景云二年为第一阶段，即十道巡察使阶段。贞观八年（634）正月，太宗“分遣萧瑀、李靖、杨恭仁、窦静、王珪、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弘智等，巡省天下”，“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1]（卷七七）贞观二十年（646）正月，太宗“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1]（卷七八）。龙朔三年（663）八月。唐高宗“遣按察大使于十道”[3]（卷三）。神龙二年（706）二月，唐中宗“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抚人，荐贤直狱，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进退之”。当时的易州刺史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等人“皆预焉”。[5]（卷二○八）“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唐中宗朝十道巡察使及判官、支使的设置，标志着唐代十道巡察体制的正式确立。

自睿宗景云二年至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为第二阶段，即十道按察使阶段。唐睿宗朝对地方监察使臣系统做了一些调整。景云二年（711）六月，睿宗在十道巡察使之外，“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只有“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睿宗以都督监察地方的做法，遭到了不少官员的非议。太子右庶子李景伯等人上疏反对说：“都督专杀生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睿宗罢都督监察之任，“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至此，十道按察使取代了十道巡察使的监察职能。开元年间，唐玄宗曾几次废置右御史台和十道按察使，调整地方监察体制。先天元年（712）二月，“废右御史台”。开元元年（713）九月，又“复置右御史台，督察诸州，罢诸道按察使”。[5]（卷二一○）翌年二月“复置十道按察使”。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罢十道按察使”。[5]（卷二一一）开元八年（720）五月，再次“置十道按察使”。开元十二年（724）五月，又“停诸道按察使”。[5]（卷二一二）开元十七年（729）五月，“复置十道及京都两畿按察使”[5]（卷二一二）。

自开元二十一年至天宝十四年为第三阶段，即十五道采访或观察使阶段。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2]（卷三八）。至此，十五道采访使制度正式取代了十道按察使制。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玄宗下令：“诸道采访使考课官人善绩，三年一奏，永为常式。”自此，诸道采访使掌握了地方官的考课之权。开元二十九年（741）七月，唐玄宗敕令采访使按察所部，“事须周细，不可匆遽，徒有往来”。之后，诸道采访使的权力越来越大。天宝九年（750）三月，玄宗下令限制诸道采访使的权力，云：“本置采访使，令举大纲。若大小必由一人，岂能兼理数郡，自今已后，采访使但察善恶，举其大纲。自余郡务有所奏请，并委郡守，不须干及。”[1]（卷七八）天宝末年，采访使兼任了黜陟使，权力进一步扩大。安史之乱爆发后，采访使监察体系逐渐破坏，唐朝的地方监察体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唐后期至五代：新的监察体制出现及演变

安史之乱以后，“人户凋耗，版图空虚”[3]（卷一四五），唐王朝财政困难，不得不改革赋役制度。伴随赋役制度的改革，地方监察体制除了御史出巡体系之外，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地方监察体系应运而生。

1.出使郎官的出现及其职能演变

自唐代宗朝始，出现了出使郎官访察地方的制度。大历六年（771）六月，代宗下诏云：

自今已后，所在不得闭籴及隔截榷税，如辄违犯，所由官节级科贬，仍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6]（卷**）

这是笔者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关于出使郎官监察地方之最早记载。唐德宗朝，连年灾荒，百姓缺衣少食，贞元六年（790）二月，德宗令地方官“赈赡优贷”以安天下，告诫“方镇牧守诚宜遵奉，如有违越，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访察以闻”。[6]（卷一五五）宪宗朝，针对节度使在辖区内擅加科率之状况，元和四年（809）闰三月，宪宗下令：“如刺史不承使牒，擅于部内科率者，先加惩责，仍委御史台、出使郎官、御史察访闻奏。”[1]（卷六八）朝廷虽然多次命令出使郎官、御史等访察“诸道违法征科及刑政冤滥”者，但出使郎官和御史“未尝举职”。元和七年（812）闰七月，宪宗再次下诏强调：“今后应出使郎官、御史所历州县，其长吏政俗，闾阎疾苦，水旱灾伤，并一一条录奏闻。”且强调出使郎官“宜委左右丞勾当”，“限朝见后五日内闻奏”，“如所奏不实，必议惩责”。[1]（卷六二）

唐穆宗、敬宗两朝，出使郎官监察的范围扩大到监察婚丧嫁娶等仪制和刑狱方面。长庆元年（821），穆宗令出使郎官和御史、诸道巡院等切加察访“天下州县”[7]（卷一○）。长庆三年（823）十二月，根据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的奏请，朝廷规定：“百姓等丧葬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勒禁”，如果地方官“不能节级惩责”，“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1]（卷三八）唐敬宗即位后，针对节度使以向皇帝进奉为名增加榷税及婚丧嫁娶僭越规制的状况，特下令：“天下常贡之外，更不得别有进献，纵节度观察使入朝，亦不得进奉，诸道监军自今后在本道并入奏，并不得进天下所贡奇绫异锦”；“丧葬嫁娶、车马衣服，事关制度不合逾越，委中书门下明立科条，颁示天下，有不守者，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严加访察，节级科处”。[6]（卷九○），宝历元年（825），唐敬宗令出使郎官和出巡御史严察地方刑狱，其诏书云；“天下诸州府县官吏，应行鞭捶，本罪不致死者，假以责情，致令殒毙”，“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访，仍具事由闻奏”。[7]（卷七○）

唐文宗朝，出使郎官对地方官几乎无所不察。太和三年（829），文宗令出使郎官和御史等严加察访州县官“不守朝章”者。同年十月，文宗又下令规定：“天下除两税外，辄不得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严加访察。”[7]（卷七一）“天下诸州府如有冤滞未申，宜委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察访闻奏。”[7]（卷一○）此令颁布之后，州县“或以督察不严，或以长吏更改，依前却置重困齐民”。太和七年（833）四月，根据御史台的奏请，文宗令擅自增加税率的州县官，限十日内，“具却置事由闻奏”，“出使郎官、御史令严加察访”。[1]（卷八四）开成元年（836）八月，文宗又下敕规定：刺史“如有贪残黩货，枉法受赃，冤诉不伸，拷笞无罪，有一于此，具状以闻，当加峻刑，投诸荒裔”，令出使郎官等“常加采访，具以事状奏申”。[1]（卷六八）武宗即位之初，地方“长吏不守法制，分外征求，致使力农之夫，转加困弊”。会昌元年（841）正月，武宗令“本道观察使每年秋成之时，具管内垦辟田地顷亩，及合征上供留州若使斛斗数，分折闻奏”。如果观察使“所奏数外有剩纳人户斛斗，刺史已下并节级重加惩贬”，令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1]（卷八四）宣宗朝，令出使郎官监察包括观察使、判官在内的地方官吏。大中三年（849）二月，宣宗敕旨：“诸州刺史到郡，有条流，须先申观察使，与本判官商量利害，皎然分明，即许施行；如本是前政利物徇公事，不得辄许移改，不存勾当，踵前因循，判官重加殿责，观察使听进止，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常切询访举察。”[1]（卷六九）咸通元年（860）十二月，唐懿宗令出使郎官和知弹御史等，监察地方官吏在征收赋税中不执行朝旨的“抵违”[6]（卷四八八）者。

唐后期以出使郎官察访地方，是赋役制度改革出台后新的监察举措，也是使臣监察体系被破坏后中央对地方监察体制的一种补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制止地方官擅加杂税、草菅人命、缓和社会矛盾等，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代后唐仍以出使郎官和御史监察地方。天成二年（927）六月，明宗重申唐穆宗长庆三年“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访”[8]（卷八）地方官的命令。

2.转运使与巡院的出现及其职能演变

唐代宗朝除了以出使郎官察访地方之外，还出现了转运使察访地方的新现象。永泰元年（765）十二月，代宗下敕：

如闻诸州承本道节度、观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户口凋弊，此后委转运使察访以闻。[2]（卷一一）

唐后期以转运使察访地方，开了北宋转运使监察府州军监制度之先河。

在赋役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转运使和度支使设在诸道的巡院也逐渐演变为地方监察体系。巡院设置于唐代宗广德初年。刘晏为户部尚书，“始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自古未之有也。自此，岁运米数千万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2]（卷四九）。之后，诸道逐渐设置了巡院。巡院设置之初，其主要职能是管理漕运事务，无监察之任。元和四年（809）十二月，根据御史中丞李夷简的请求，宪宗下敕：

远处州使，率情违法，台司无由尽知；转运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访察当道使司及州县，有两税外榷率及违格敕文法等事状报台司。[5]（卷二三四，注文）

自此，诸道盐铁、转运、度支巡院有了监察本道使臣和州县官的职能。翌年，宪宗再次下诏强调盐铁、转运、度支巡院的访察职能。

唐穆宗朝，诸道巡院的职能扩大到“察访天下州县”。唐敬宗即位后，继续令度支、盐铁巡院“切加察访”天下州县，[7]（卷一○）并规定“五年一定税，如有逃亡死损，州县须随事均补”，年终申报户部，“如有隐漏，委御史台及所在巡院察访闻奏”。[6]（卷四八八）唐文宗十分重视发挥巡院的监察作用。他在太和三年（829）的制书中强调：

天下除两税外，辄不得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仍令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严加访察。[7]（卷七一）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又下诏强调：“诸道方镇刺史等，有聚敛货财、潜行馈遗者”，委度支、盐铁分巡院与御史台“同为访察，不得容蔽”。[7]（卷二九）同年七月，唐文宗令度支、盐铁分巡院官，访察本道观察判官对刺史的考察举奏状，刺史序迁后，如果巡院官“访知所举不实，观察判官、分巡院官及知州上佐等，并停见任。一二年不得叙用”。自此，诸道巡院有了监督地方官考核、升迁的职能。开成元年（836）八月，唐文宗令巡院、出使郎官、御史等，访察刺史、县令、司牧，其间“如有贪残黩货，枉法受赃；冤诉不伸，拷笞无罪，有一于此，具状以闻”。[1]（卷六八）唐宣宗朝，奉命出使江淮的一些使臣，利用当地水、陆两路交通的特点，与随从分道而行，“或使头陆路，则随从船行；或使头乘舟，则随从登陆。一道券牒，两处祗供，害物扰人，为弊颇甚”。大中五年（851）七月，唐宣宗下敕：“自今已后，宜委诸道观察使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切加觉察，如有此色，即具名奏，当议惩殿”，如州县官妄有恭迎，将“节级科议，无容贷”。[1]（卷六一）

五代继承并发展了唐后期以来的转运使与巡院制度。后唐庄宗置租庸使以催征租税，当时的租庸使孔谦横行霸道。明宗李嗣源即位后，“诛租庸使孔谦而废其使职，以大臣一人判户部、度支、盐铁，号曰判三司”。长兴元年（930），明宗以张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9]（卷二六）与此同时，后唐明宗“罢巡院，置转运司”[10]（卷六）。自此，三司演变为主管中央财政的机构，而转运司则演变为掌管地方财政的机构。这一变革，奠定了北宋以转运司监察地方制度之基础。

唐宋之际巡院演变为转运司，和当时的财政体制改革密切相连，古代的史学家多重视财政体制变革的研究，而忽视与其相关的地方监察体制的变革过程。南宋人王应麟在总结唐宋财政体制变革时说：

唐刘晏为九使，财赋悉归于一，宋朝始分为二，而三司使居中，发运使居外，相为表里；祖宗外置转运司以漕一路之赋，内置三司使以总天下之财。[11]（卷一八六）

王应麟的话虽然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唐宋财政体制变革的线索，但疏忽了五代“罢巡院，置转运司”这一重要的地方监察变革过程，至今学术界也罕有提及。

（三）宋代：新的地方监察体制确立

赵宋王朝在防范藩镇割据的政治背景之下，完成了唐中期以来地方监察体制的变革过程，确立了二级监察体制，并强化了对地方监察官自身的监察体制。

1.通判监察体系之创置

宋代的府、州、军、监为同级地方机构。府、州基本因袭唐代。军在唐代“仅理兵戎”，入宋后演变为行政区。“监为物务，向不治民”，宋代也属行政单位。[12]（p70）建隆四年（963），宋太祖灭掉荆南和湖南割据政权以后，“始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13]（卷四）。乾德二年（964），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的四十三州均设置了通判。乾德三年北宋征服后蜀以后，在眉、梓等州也设置了通判。开宝四年（971），北宋灭掉南汉，在广州等地设置了通判。开宝八年（975）十二月，北宋征服南唐，在江浙地区设置了通判。其后，宋朝的其他统治区也都逐渐设置了通判。宋代设置通判的主要目的是监察和牵制州郡长官，通判与州郡长官纷争时便说：“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州郡长官“举动必为所制”，[13]（卷七）且“出则按县”[14]（职官四七之六七），强化了对州县的监察机制。

2.路级监察体制的创立与变革

宋代的路上承唐末五代的道，监察体制经历了由一元向多元的变革过程。转运司是北宋路级最早的监察机构。太祖朝的转运司尚无监察之任。宋太宗即位后下诏：“诸道转运使，各察举部内知州、通判、监临物务京朝官等。”[13]（卷一七）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太宗罢节度使领支郡制度以后，“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15]（卷六一），自此，转运司既有监察职能又有行政之权。宋真宗朝，路级监察体制又增置了提点刑狱司。景德四年（1007）七月，真宗诏令：诸路“官吏贪浊弛慢者”，提点刑狱“具名以闻”。[13]（卷六六）宋神宗朝，提举常平司也成为路级监察机构。熙宁三年（1070）七月，神宗下诏：“提举诸司库务司勾当公事官，不得擅诣诸司库务点检及取索文字，追呼公人，违者，提举司劾奏。”[13]（卷二一三）此外，宋代路级监察体制中某些时期还设走马承受作为皇帝的耳目。[16]（p397）

宋代的路虽然承袭唐朝的道，但监察体制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唐朝的道是朝廷定期或不定期派遣使臣的单一监察体制，而宋朝路级监察体制不仅有了固定的机构，而且由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多部门组成。

3.对地方监察官的自身监察体制逐渐强化

唐朝前期，出使地方的监察使臣主要接受御史台的监察。唐朝后期，地方监察体制处于变革之中，对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监察体系，尚无完备的监察体制。宋代强化了对地方监察官自身的监察体制。

其一，逐渐建立了以御史台为主的监察监司体制。自宋太宗朝始，朝廷以考课的方式“专察诸路监司，置簿于中书，以稽其要”[17]（卷三三七《范镇传附范祖禹传》）。元丰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始置六察司于御史台”[14]（职官一七之三五），“令御史分案诸路监司”[17]（卷一六《神宗三》），“以户案察转运、提举官，以刑案察提点刑狱”[14]（职官一七之九），与此同时，立郎官、御史按察诸路监司条规。哲宗元符元年（1098）二月，将出使郎官、御史按察诸路监司制改为察访制。[13]（卷四九四）

其二，创立了诸路监司互察法。崇宁五年（1106）六月，宋徽宗诏令“立诸路监司互察法，庇匿不举者罪之，仍令御史台纠劾”[17]（卷二○《徽宗二》）。南宋时，监司互察法更加制度化。宁宗朝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路监司违反互察法者，要严厉惩罚，如“犯赃私罪，庇匿不举者”，“以其罪罪之”。[18]（卷七《职制门四》）

其三，建立了同路监司之间及监司与其他机构之间的互察制。北宋逐渐设置了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公事等，统称监司，监司“法有互察之文”[14]（职官四五之五）。南宋时进一步规定：“监司违戾，令诸司互察、御史台弹劾。”[14]（食货三七之三六）把监司置于与同路其他机构的互察制度之中。

宋代对通判采用垂直监察体制，即以路级监司监察通判。北宋初年，对通判尚未有监督考课制度。太宗即位后下诏：“诸道转运使，各察举部内知州、通判。”[17]（卷一七）自此，诸路监司监察本部通判成为制度。

二、变革的主要线索和原因

（一）变革的主要线索

基于以上所述，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大体有以下几条线索：

第一，地方监察体制由朝廷派出型向地方固定型变革。唐前期的地方监察体系，无论是御史台派出的监察使臣，还是朝廷派出的巡察使、按察使、采访使等监察使臣，均为朝廷派出类型。安史之乱以后，地方监察体系既有中央派出类型的出使郎官，同时又增设了诸道巡院。五代罢巡院置转运司。北宋逐渐建立了转运司等地方型的路级监察系统，完成了唐中期以来地方监察体制由中央派出型向地方型的变革过程。

第二，地方监察体制由单一型向多层面、多元化变革。如上所述，唐朝前期的各类监察使臣，均属于中央派出的单一型监察体制。唐中期以后，地方监察体制除出巡御史、出使郎官、转运使等中央派出的使臣之外，在诸道逐渐设置了巡院，使地方监察体制向多元化、多层面变革。北宋不仅创置了监司（路级）和通判（府、州、军、监级）二级监察体制，而且监司逐渐由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多元构成，完成了地方监察体制由单一型向多层面、多元化的变革过程。

第三，地方监察体制由以“巡视按察”为主向“行政参与监察型”演变。唐前期，御史和巡察使、按察使、采访使等，均为“巡视按察”地方的使职。唐中期以后，伴随赋役制度改革，管理漕运的诸道巡院也有了监察本道官员的职能，自此，地方监察体制向“行政参与监察型”变革。北宋王朝建立后，逐渐赋予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通判等既有参与地方行政的权力，又有监察地方官的职能，完成了唐中期以来监察体制由以“巡视按察”为主向“行政参与监察型”的变革过程。这种“行政参与监察型”体制，虽然比“巡视按察”更有利于分割和监督地方官的权力，但同时也为地方监察官贪污受贿、勒索百姓埋下了隐患。

第四，对地方监察官自身的监察体制逐渐严密。唐代以御史台监察地方监察使臣，基本是单一的垂直型监察体制，不太严密。宋代在防范藩镇割据的政治背景之下，除了以御史台监察地方监察官之外，还创立了诸路监司互察法、同路监司互察法、监司与其他机构之间互察法等纵横交错的监察体制。

（二）变革的主要原因

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氛围中进行，其原因比较复杂。笔者仅提出几点初步看法。

其一，安史之乱是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的直接原因。

战争是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史之乱作为唐朝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划时代的战争，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大，地方监察体制当然也不能例外。安史之乱以前，唐王朝较重视对地方的监察，地方监察体制主要由出巡御史和采访使等监察使臣组成。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王朝当务之急是抗击叛军，淡化了对地方的监察。为了抗击叛军，唐王朝不仅在每道设置了节度使，而且把采访使对地方官的监督看做是“骚扰”。这一史实从唐肃宗罢采访使的诏书中可以看到：

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征发及文牒，兼使命来往，州县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骚扰。其采访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后当有处分。[1]（卷七八）

这里的“狂寇乱常”指的就是安史之乱扰乱了唐王朝的统治秩序，政治体制不能正常运转，为了取得州县官对朝廷抗击叛军的支持，罢去了采访使对州县的监察制度。

乾元元年（758）五月，唐肃宗改黜陟使为观察使。此后的观察使名义上虽然还有“察所部善恶”的权力，但实际上已经演变为道的行政长官，且由节度使兼任。如马端临曾云：

盖唐制一道兵政属之节度使，民事属之观察使，然节度多兼观察；又各道虽有度支、营田、招讨、经略等使，然亦多以节度使兼之，盖使名虽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15]（卷六一）

安史之乱以后，监察地方的职权被藩镇所取代，唐王朝不得不开辟监察地方的新途径，直接导致了唐宋地方监察体制的变革。

其二，唐后期赋役制度的改革是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的转折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9]（p71）。唐朝中期以来，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破坏，加之安史之乱骤然爆发，使国家的税收出现困难，财政问题越来越严重，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革赋役制度。伴随赋役制度改革，迫切需要建立适应新赋税制度的地方监察体制。唐代宗朝的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地方监察体系，就是在赋役制度改革中对地方官监察的新举措的产物。换言之，代宗朝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地方监察体系的出现，是唐宋地方监察体制由单一型向多层次、多元化变革的转折点。

其三，赵宋王朝厉行集权，加速了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的进程。

赵宋王朝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废墟上立国，为结束和防范藩镇割据局面的再现，采用了“通过分权而集权”、“相互牵制”等措施，而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也正是在赵宋王朝厉行集权的背景之下加速了进程，建立了新的体制。如通判的设置就是宋太祖统一南方之后，为防范藩镇割据局面再现，强化对府、州、军、监级官员监察机制的产物。[16]（p409）路级最早的监察机构转运司，则是在宋太宗“强干弱枝”、“罢节镇领支郡”[13]（卷一八）的背景下，完成了由转输军资向监察性质的变革。

体制是制度的核心。在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发展史上，无论秦朝的监御史、汉代的州刺史，还是唐朝前期的诸道巡按使、采访使、观察使等，均属于定期或不定期朝廷派遣使臣的单一型监察体制。中唐以后出使郎官、转运使、诸道巡院等多元地方监察体制的萌芽，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地方监察体制由单一型向多元化、多层面变革，宋朝完成了这一变革，元、明、清各朝基本延续和发展了多元化、多层面的地方监察体制。由此而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收稿日期】 2003-09-30

【参考文献】

[1]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 刘昫。旧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3] 欧阳修。新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4]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5]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6] 册府元龟[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 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 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 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王应麟。玉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解读 篇3

近日，北京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至此，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的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均已公开亮相，这表明中国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开启。

此前，中央高层便已着手规划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行政监察法修改工作，为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初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讲话中提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他还明确要求，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消息一出，引起舆论巨大关注，各大媒体均解读为中国监察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的标志，意义深远、重在“治本”。

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在京晋浙调研期间，王岐山强调，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要坚定“四个自信”。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决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实践探索的变革时期，凡是有利于党的领导的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主张，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王岐山指出，监察委员会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党委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纪委是专责，要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联系本地区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改革全面铺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实践基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

王岐山强调，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要聚焦试点方案确定的任务，把握好动态平衡，防止过犹不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最重大的举措。这还是由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并通过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最重大利好。

现状：反腐力量过于分散

反腐败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国的反腐败机构当中，不仅有纪检监察机构，也有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还有政府机构中的监督机构，比如审计部门。从机构的类别上来讲，各个力量分布于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和司法机关等不同性质机构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则谈道，事实上，反腐败力量的分散，在反腐中就需要部门间的沟通、协调、配合，就可能降低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效率。

另一个问题是，按照现行的《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并未被纳入监察范围，存在监督盲区，未能形成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系。

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建雄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监督空前加强，但对国家机器和公务人员的监督还不尽如人意。

吴建雄举了一组数据：2015年，全国查办的征地拆迁、医药卫生、生态环保、扶贫救灾等民生领域腐败犯罪案件涉案达32132人，其中非党人员占45%，“暴露出非党公务员的纪律约束存在空白地带”。

马怀德指出，监察机关还面临着人财物由地方政府控制、独立性不够，监察手段有限、偏重事后监督等问题，亟须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予以破解。

此前，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长赵中权也曾发文提出，根据中国反腐败需要，可考虑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的反腐败专门机構进行整合，成立相对独立的反腐专门机构。

以法律破解“同体监督”难题

《方案》明确提出设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这就意味着，今后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无不纳入到国家监察的视野之中。法律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

对反腐败资源力量进行有效整合是此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马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整合现有反腐资源力量是提升监察权威性、提高反腐效率的必然要求。

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监察委员会涉及人大，和纪委党内监察不同，纪委带有党纪党规性，而监察委员会则带有法律性。这样就破解了“同体监督”难题，成立监察委员会无疑全面提升了反腐机构的法律地位，更大程度上解决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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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八项规定，到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近四年的时间里，中国不断建章立制、立规明矩、固本培元，让反腐从治标向治本，步步走深入。期待试点省份能够以试点为契机，筑牢制度笼子，同时为其他省份做好借鉴从而实现顺利“拷贝”。

此外，试点过程中尝试的大监察体制，据信也会将法律的修改提上日程。

马怀德说，包括监察委的职能、法律定位等各方面都需要通过修法实现，涉及的法律包括行政监察法、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审计法等，而且修法中还会涉及到与其他法律的衔接，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马怀德认为，试点时间不会拖得很长，一两年内应该有初步的成果呈现。然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固化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增强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权威性

媒体评论员马浩亮认为，王岐山调研京晋浙在释放多重信号。首先，中央从全局层面加强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十八届六中全会部署从严治党时，将“国家监察机关”单列，而后中央明确在京、晋、浙三省市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三地此前均已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

选择这三地进行试点，具有深刻考量。在地域上，北京是首都和全国政治中心，山西在发生塌方式腐败后正在重建政治生态，浙江则是民营经济发达活跃的地区，选择三地进行试点，具有不同的风向标意义。

而王岐山此番首次以“中央深化國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亮相，标志该项工作在中央层面也有了宏观掌舵机构，有助于从全局把控、协调改革的进展。

其次，明确了未来新型监察机关的名称、职能和定位。目前体制下，监察机关归属政府序列，国务院组成部门中设监察部，地方一般设监察厅、监察局。按照王岐山在调研中所指出的，新的监察机关为“监察委员会”，定位是“反腐败机构”、“监督执法机关”。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监察”，而是“国家监察”，将政府系统的行政监察，与检察院系统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职能，有机整合。

可以预想的是，今后的国家机构体制应该是人大选举产生“一府一委两院”。监察委员会将独立于行政、司法系统之外，是平行的关系，提高了独立性。

再次，王岐山在调研中也明确了监察改革的路线图。一是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二是要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由于现行法律中并未有“国家监察”的内容，各级人大也没有选举产生监察会的职权。因此，要进行改革，需要全国人大做出有关决定方能实施，这也是依法治国的程序体现。

作为监察机关的重点环节，检察院系统的反贪部门将首选转入监察委员会。2015年底到2016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等合并组建升格为新的反贪总局。地方各级检察院也有类似改革。将这部分职能划入监察委员会，明确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将大大增强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权威性。

编辑/陈远鹏

监察体制 篇4

一、我国煤矿安全监察的基本内涵

煤矿安全是煤矿企业不容忽视的工作, 因此做好煤矿安全监察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的煤矿安全监察是指国家任命和指派有相应资质的安全监察机关和检查人员, 代表国家对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组织及工作人员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及其有关法规、条例和标准情况进行监督、纠正和惩戒, 以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

二、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目前存在的问题

科学的、可行性强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是管理和调节煤矿安全生产运行的指挥棒, 为煤矿安全生产提供制度保障。结合近些年来发生的特大重大矿难事件, 对我国现行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进行反思, 我国现行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 安全监察体制主体存在重复性

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是我国的煤矿安全监察体系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主要是由国家的煤矿安全监察与地方煤矿安全监察共同监管 (省、地市分别都设有安监局、煤监局、煤炭工业局, 县一级设有安监局、煤炭局) , 最后由企业的相关人员负责监管。国家的安全监察局与各个省的监察分局之间相互监察、相互监督, 若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 并及时下发整改通知。

这些部门分别依据《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的规定, 对煤矿业进行安全工作监察, 这种组织机构之间的重叠, 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协调, 难以形成合力, 容易产生职能交叉、权责不分明等问题。遇到煤矿事故问题, 机构之间相互指责, 相互推卸责任, 一旦发生重大的矿难, 整个地区甚至整个省所有的煤矿产业全部停业整顿, 此种治标不治本的安全管理模式, 起不到根治事故的效果。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100%的利润, 有人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为了300%的利润, 有人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上绞架的危险。”不少煤矿企业的老板会受到追求高额利润目标的驱使, 无视法律、漠视生命, 在整顿检查期间偷偷生产, 容易造成更多安全事故的发生。

另外, 组织机构不具有独立性, 国家安全监察局和地方政府对各地煤矿安全监察局进行双重领导和双重监督, 地方政府出于一些特殊的利益关系或者对局部利益的考虑, 会影响其在执法过程中的抉择, 进而影响执法的严肃性和结果的公正性。

(二) 我国煤矿安全监察立法上的缺失

虽然我国在煤矿安全立法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 但经过法律学者和广大群众几十年的努力, 从形式上, 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煤矿安全法律体系, 如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矿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 还包括一些地方性法规以及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总局和一些直属机构发布的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部门规章。但是, 由于多种原因, 这一法律体系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1. 立法指导思想较落后。

贯穿我国全部立法活动的基线和准则就是立法原则和立法指导思想。建国初期, 我国立法指导思想奉行“宜粗不宜细、原则化、概括化”,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全面建设, 使得政治, 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形成有法可依的局面。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过实践证明渐渐暴露出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滞后性, 相关法条之间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而煤矿安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 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因此, 在当前注重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势下, 我国在煤矿安全立法上需要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的立法指导思想。

2. 法律可操作性较弱。

部分法律的规定过于理想化和原则化, 不切合实际, 如《安全生产法》第90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服从管理, 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 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 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造成重大事故,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对于此处的重大事故如何界定, 对于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构成犯罪等问题, 没有一个统一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对于违反煤矿安全规定施行行政处罚的标准也不具体, 如《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37条规定“煤矿井下采掘作业, 未按照作业规程的规定管理顶帮, 露天未按照设计规定, 进行采剥作业, 对深部或临近井巷造成危害的, 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改正, 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关于未按照作业规定的顶帮现象, 不同面积的处罚如100平米和1平米是否相同?在现实中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存在着相当的难度, 难以把握处罚的尺度;煤矿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而我国的《矿山安全法》只有50条, 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只能依据劳动部的《实施条例》和各省的《实施办法》这些下位法, 当上位法与下位法出现冲突时, 知法和守法都难以适从。

3. 自由裁量空间较大。

对于煤矿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 由于对于罚金的具体数额规定不够详细、不够具体, 因此执法尺度不一致, 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违法行为相同但是处理结果却不相同, 造成执法的随意性, 影响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完善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措施

科学的煤矿安全监察体系是贯彻落实煤矿安全领域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是促使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措施。针对上面对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上的问题进行分析, 笔者对于完善我国煤矿安全监察体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措施。

(一) 健全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

1. 健全安全监管机构设置。

用委托代理的关系来对我国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进行诠释, 煤矿安全监察的委托人是国家安全监察局, 代理人是各类安全监察员, 顾客是煤矿。从委托人———代理人———顾客的关系上看, 不难看出, 存在着代理人过多的问题, 既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安监人员, 又有煤矿安全监察局的安监人员, 还有煤矿工业局的安检人员, 对于这种多重代理的现象产生出的职能交叉、监管缺位, 需要重新建立委托代理人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在煤矿安全问题上, 不管是国家安全监察还是地方安全监察,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煤矿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 都是在进行监督监察的工作, 区别就在于一个是重点检查、专项监察和定期监察, 一个是对日常的生产操作进行监察, 而对于煤矿安全生产的日常基本管理则是煤矿企业自身的工作。因此, 建议对监察资源进行整合, 撤销省、市、县的煤炭工业管理局, 将煤炭局的服务职能和提供生产技术指导的职能交由中介机构来进行有偿服务, 煤炭局原有的安全监察职能由煤矿安全监察局来完成, 进而将安全监察主体也进行整合。

2. 将现在的三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延伸到四级, 即设立县级

煤监局, 各级煤监局隶属于各级安监局, 统一在安监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这样对于煤矿安全的监察, 从中央、省、市、县只有一个监察部门, 建立起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安全监察机构, 可以避免因监察主体的重复而导致职能交叉、多重执法。

(二) 完善煤矿安全监察立法

1. 公民生命权入宪。

生命权是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的最根本的权利, 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理性和道德基础。对于生命权的价值,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个人会公然持否定的态度, 但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权、侵害生命权甚至剥夺生命权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在国家的立法体系、政策的制定, 法律制度的具体运行操作过程中应加强对人的尊严和生命权的价值进行关注。

我国现行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加强劳动保护, 改善劳动条件”, 是有关安全生产最高法律效力的规定, 但是这一规定只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使公民生命权这一至高无上的人权得到高度重视。安全法应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进一步加以明确, 从而使煤矿安全生产法在价值取向上以宪法为根据, 立法贯穿“以人为本”的理念, 将立法的核心放在保障公民生命权上来。

2. 提高煤矿安全监察法律的可操作性。

2000年以前, 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矿山安全法》和《煤炭法》, 确立了新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后, 当时的法律法规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没有统一标准的执法主体, 对于该种情况, 建议尽快修订上位法与下位法相矛盾的法律法规,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执法主体。如果出现矛盾, 根据《立法法》对各自效力的规定, 使煤矿安全监察法律、法规更具权威性、确定力和约束力。

3. 需要进一步细化有些条款的规定, 增强法律的操作性。

如在赔偿标准方面, 在2004年以前, 对于在煤矿安全事故中发生死亡的矿工, 赔偿标准国家规定为每人1-5万元;2004年, 山西省在连续发生两次矿难之后, 山西省政府出台政策“山西各类煤矿若违反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导致发生死亡事故者, 除依照有关法律严格追究矿主的责任外, 矿主对死亡职工的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二十万元人民币”。目前为止, 我国矿难死亡赔偿金额最高的是2009年平顶山的“9·8”矿难, 每人总额为40万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我国公民死亡赔偿一般按照死者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的20年计算。细心的人会发现, 赔偿金额与事故发生率和死亡人数之间, 存在着有一种奇怪的对应关系。赔偿金额的节节上涨, 所对应的, 是事故发生几率和死亡人数的渐次下降。提高赔偿金额并不是解决煤矿安全的所有问题, 但可以对矿主从经济上进行约束。因此建议, 国家有关部门可以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核定煤矿安全事故死亡赔偿标准, 用经济的手段约束煤矿安全生产。

摘要：近些年来, 矿难频繁发生, 煤矿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同时也暴露出我国现有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文章通过对煤矿安全监察的内涵进行阐释, 并对我国煤矿安全体制在煤矿安全监察主体和煤矿安全监察立法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提出完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几点措施以满足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

关键词：煤矿安全,安全监察,监察体制

参考文献

[1].幕庆国, 王端武, 王永生.现代煤矿安全监察体系概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2].杨利平, 赵彦文.浅析农民矿工的“权利贫困”.沈阳工程学院报, 2006 (7)

[3].杜来春, 蔡世明.提高煤矿安全监察水平的措施.江西煤炭科技, 2009 (3)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宣传报道资料 篇5

资 料 汇 编

中共台州市纪委宣传部

2017年7月 1

目 录

1、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纪实（上）……………1

2、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纪实（下）……………8

3、浙江首个地级市监察委员会班子产生………………………15

4、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18

5、浙江将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23

6、浙江日报：全省首个地市级监察委员会在台州挂牌成立…25

7、台州市监察委员会组建转隶大会召开………………………33

8、台州日报：为推动‚八八战略‛落地生根提供纪律保证…35

9、刘建超：以‚八八战略‛为指引努力建设清廉台州………37

10、市纪委纪检监察干部论坛开讲………………………………39

11、温岭市纪委监委启动新一轮纪检监察干部培训……………41 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纪实（上）

发布日期：2017-06-13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3月17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监委报送的对涉嫌贪污的余某进行调查的《立案审批表》，摆在了区委书记陈瑾的案头，等待她的签批。担任领导干部多年，陈瑾早已对签批习以为常。但这次，她却看了好几遍后，才郑重签下自己的姓名。

伴随这张特殊的《立案审批表》的签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的第一例留臵措施即将实施，这也标志着浙江改革试点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党中央把这项重大政治任务交给浙江，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大力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相互统一、同向发力，实现对党员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说，浙江一定努力向党中央交出一份高质量的答卷，努力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浙江素材和浙江经验。

扛起主体责任，凝聚改革强大合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目的是强化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设立监察委员会，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去年11月初，中办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 1 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试点工作要稳步推进、取得实效，全省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纪委负专责。‛从接到任务起，时任省委书记夏宝龙就一再强调，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各级党委坚决把主体责任扛起来。

浙江省委随即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时任省委书记夏宝龙担任组长，时任省委副书记袁家军，时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担任副组长，省人大常委会、省检察院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担任成员。

‚紧锣密鼓、昼夜兼程‛，这是浙江省委提出的工作要求。从省纪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人大法工委、省检察院等部门抽调25人集中办公，夜以继日，研究起草改革试点的‚浙江方案‛，明确改革举措、配套措施等，为有序推进改革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

推进过程中，省委主要领导靠前指挥，3次主持召开改革试点工作小组会议，3次省委常委会，1次市、县（市、区）委书记会议和1次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要求，一步步推动改革试点朝着正确方向前行。

按照省委部署，浙江省纪委细致谋划、扎实推进，与省人大常委会、省委组织部、省编办、省检察院等单位对接，两次召开 2 市、县（市、区）纪委书记会议，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

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落实。各市、县（市、区）党委切实担起主责，成立党委书记为组长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强化党委的统一领导。

建德市委把试点工作紧紧抓在手里，指导市纪委制定《试点期间相关部门工作职责》，把任务细化为33条具体事项，分解给人大、组织部、政法委、编办、检察院、财政、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明确完成时限。建德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章健梅记得，今年春节大年三十当天，他们还在向市委书记送签改革的相关文件。

诸暨市监委成立后办公场所紧张，市委当即决定，将原本给市农林局的一个办公场所优先提供监委。诸暨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叶伟明告诉记者，正是在市委的统筹下，改革试点工作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蹄疾步稳、有序推进。

全省各有关单位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积极配合开展试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沟通，并与省委组织部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专门制定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办法、副主任和委员任免办法，确保省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依照法定程序顺利产生。

‚不留任何余地，不打任何折扣。‛检察机关积极做好职能及人员划转的配合工作，省检察院检察长汪瀚要求各级检察院，3 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全心拥护改革，真正悟透改革，积极投身改革，全力推进改革。

‚党委牵头抓总、纪委主抓直管，各有关方面上下同欲、勠力同行，凝聚起了改革的强大合力。‛在浙江，这成为众多改革亲历者的共同感受。

抓住转隶这个重点，牢牢掌握主动权

‚1月底前完成省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2月底前完成县级组建工作，4月底前完成市级组建工作。‛1月11日至12日，浙江省纪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召开，明确了浙江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改革试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先试哪一招、后走哪一步，都得提前谋划、整体部署，把握时机、把好节奏；对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要仔细斟酌、反复考量，把工作想在前、谋在前、做在前，牢牢掌控主动权。

‚省级先行先试，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同时根据县级人代会先于市级人代会召开的实际，确定‘先县后市’推进试点工作。‛浙江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马光明告诉记者，对县级改革实行省、市分级审批把关，对各县（市、区）改革试点方案、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职数和人选，进行逐一审核。

撤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将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4 如何做好人员转隶，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是对试点地区的一次考验。

突出转隶这一工作重点，浙江严格把握界限，要求转隶部门及人员必须是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和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及人员；逐个审核拟划转人员的干部档案，并通过组织部门、驻检察院纪检组等多渠道了解情况，把好入口关，特别是政治关、廉洁关。

恰逢司法改革特别是员额制改革的特殊时期，做好转隶人员福利保障衔接事项，显得格外重要。经有关方面共同研究，浙江制定过渡工作方案，明确检察院划转人员的原有法律职务、司法辅助人员职务和工资福利待遇在过渡期内保持不变，工资福利的发放与保障由原渠道负责，遴选检察官职务以及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职务套改等工作继续按原计划进行，这给转隶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同时，浙江还对检察机关反贪反渎等部门中因各种原因不予转隶的人员，逐个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监察委员会组建之前妥善安排好岗位。

强化督导督查，推动改革落到实处

2月3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绍兴湿冷的空气中年味依然浓厚。刚到工作时间，绍兴市纪委就迎来一名特殊的访客——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王海超。当天，王海超带队来到绍兴，5 督查指导该市、县（市、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同一天，杭州等其他3个地区也迎来相同规格的工作组。

坚持跟踪督查抓落实，推动各项改革试点举措落到实处，这是浙江开展改革试点工作的一项原则。建立省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指导市、县（市、区）改革试点工作制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

浙江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叶怀贯清晰地记得，针对县级2月份召开人代会的实际，浙江省纪委在一个月内连续3次召开省纪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县（市、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力以赴做好督促和指导。

‚改革试点时间紧、任务重，只有盯住一个个重要节点、抓住一件件具体事项，才能早出成果、快见成效。‛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注重抓细抓小抓具体，注重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有力推动了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为推进市县改革试点工作，浙江省纪委专门制定市、县（市、区）监察委员会组建转隶工作程序，明确成立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制定实施方案、选举产生领导班子程序、人员转隶工作要求等事项，‚手册式‛指导各地改革工作。

‚改革试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手册式’指导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杭州市上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金晓东表示，他们‚照着做、跟着干‛，于2月13 6 日顺利完成区监委组建，15名转隶人员已经全部到位并开展工作。

浙江省纪委还建立每日工作情况一报制度，要求以市为单位按时汇总上报县（市、区）改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并对有关问题进行针对性指导。其间，他们及时下发转隶后有关工作衔接参考意见，实现了县级监察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

目前，浙江改革试点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至4月底已全部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组建工作，逐步构建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等部门共转隶1645名干部，充实到监察委员会中。‛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监察委员会完成组建后，将按照管理权限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履行公职的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做到无死角、全覆盖。

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纪实

（下）

发布日期：2017-06-14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对于浙江省杭州市市民而言，西湖区省府路8号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浙江省委、省政府、省纪委三家机关的牌子，悬挂在大院门口两侧，常常引来行人的注视。

从1月22日起，细心的市民发现，悬挂于此的牌子突然变成了四块，新增加的一块与其他三块并排悬挂、大小一致，‚浙江省监察委员会‛八个大字庄严神圣。

挂牌，只是改革试点工作的一个‚小目标‛。对如何形成有效运行机制的探索，浙江从未止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刘建超表示，要适应新体制要求，按照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深入思考、大胆实践，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逐个解决试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向党中央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推动全面融合，把反腐铁拳攥得更紧

3月29日，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干部李攀，在外地核查完线索后，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杭州。自从正式到监委上班后，这名从省检察院转隶过来的干部大部分时间在外出差。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省监委成立后不久便全面运转起来，不仅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主动出击，查找问题线索，还认真履行调查职责。目前案管部门已开具查询措施文书259份，8 询问措施文书266份，留臵令2份，谈话措施文书2份，讯问措施文书4份，查封措施文书2份，扣押措施文书9份，搜查措施文书7份，鉴定措施文书1份。

完成监察委员会组建只是改革试点工作的第一步，尽早实现监委正常高效运转才是关键。浙江坚持把‚全融合‛理念贯穿改革试点工作始终，不断深化机构、人员融合，使反腐败的铁拳攥得更紧、威力更大。

围绕机构设臵，浙江省监委与省纪委共同设立综合部门、信访部门、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案件审理部门、执纪监督部门和执纪审查部门，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在现有内设机构基础上，省纪委撤销预防腐败室，增设4个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

在人员配备上，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全融合要求，对原有纪检监察室人员和省检察院转隶人员作整合安排，重点加强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执纪审查部门和案件审理部门人员力量，把熟悉纪律审查和职务犯罪调查的业务骨干充实到执纪审查部门，把熟悉法律知识和诉讼业务的干部充实到案件审理室。

‚目前，包括从省检察院转隶过来的64名同志，省纪委、省监委机关涉及调整的123名同志已全部到位。‛省纪委组织部部长章建通说，执纪与执法碰撞的过程，也是融合的过程，‚力求每个业务部门既有纪委执纪审查的丰富经验，又有调查职务违法和犯罪的能力，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团队的化学效应，实现1+1＞2的目标。‛

2月8日至10日，春节假期后不到一周，省检察院转隶人员汇聚一堂，接受了为期3天的党的纪律检查业务集中培训。

‚以前，我们更多从法律角度考虑问题，处理的标准就是罪与非罪，而现在既要执法，又要执纪，不仅要关注职务犯罪，更要增强党章和党纪意识，抓大不放小，紧盯违纪行为。‛李攀告诉记者，这次业务培训非常及时，让他们对纪检工作有了一个初步认识，明确了今后工作的目标和重点。

‚业务培训是推进人员融合的重要基础，不仅检察院转隶人员需要学习党纪知识，原来纪委的同志也要学习法律知识。‛据了解，省监委今年将分期分批对全体干部进行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集中培训。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检察院转隶人员职务晋升渠道问题、原先纪委人员与检察院转隶人员待遇平衡问题等关系人员融合的问题，也亟须破解。

就此，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将积极争取探索建立监察官制度，将监察委员会全部内设机构工作人员纳入监察官的适用范围，建立与监察官等级序列配套的相关制度，推进监察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先行先试，探索监察权有效运行机制

3月17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的第一例监察留臵措施，经杭州市上城区委书记陈瑾签批后，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由于留臵对象余某并非党员且级别较低，陈瑾没有想到，省委专门作出指示，要求这起案件报她这个区委书记审批。但很快，她便明白了其中深意。

‚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陈瑾表示，这一要求不仅体现在各级党委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责无旁贷，更体现在各级党委将反腐败工作紧紧抓在手里的使命担当，‚监察委员会组建后，各级党委更要牢牢扛起主体责任，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的研究部署。‛

重点探索留臵措施的审批权限、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是中央交给改革试点地区的重要任务。

浙江制定《浙江省监察留臵措施操作指南》，明确留臵条件必须是已立案并且案件具有重大、复杂等四种情形，同时对留臵审批、备案、期限、被留臵人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

根据规定，凡采取留臵措施的，需监委领导人员集体研究、主任批准后报上一级监委批准，涉及同级党委管理对象的，还需报同级党委书记签批；凡使用、延长、解除留臵措施的，市县两级监察机关都需报省级监察机关备案，而省监委则需报中央纪委备案。

全程规范、程序到位，是浙江探索开展留臵措施的基本要求。上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金晓东说，实施第一例留臵措施中，他们对留臵宣布、留臵调查、留臵交接等整个执行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同时加强与留臵场所的对接沟通，就留 11 臵场所、人员安全、案件保密、同室人员等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加强对办案人员、留臵看押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确保留臵安全。

截至目前，省监委、杭州市上城区监委、舟山定海区监委、龙游县监委、海宁市监委先后对7起案件依法采取了留臵措施，工作进展顺利。其中，上城区监委于4月17日将关于余某的《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移送区检察院案管中心。4月20日，区检察院正式决定逮捕余某，其留臵措施自动解除，实现了监察程序和司法程序的衔接转换。

除了探索使用留臵措施，浙江还按照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改革要求，围绕业务运行、措施运用、线索交接、内外衔接等工作，初步建立起一套规范、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制度。

‚我们研究制定了《浙江省监察业务运行工作规程》，共计7章136条，涵盖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监督管理等内容。‛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基本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12项调查权和中央试点方案明确的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2项监察措施的使用程序和办法，为全省各级监委开展工作提供参考或借鉴。

改革试点中，浙江还把派驻机构工作纳入试点工作探索，在不改变派驻机构组织架构的前提下，对派驻机构人员力量进行统筹使用，形成监督合力。

‚负责执纪监督的纪检监察室在线索较多、力量不足时，可以把联系的派驻机构打通，统一调配力量；而当派驻机构遇到系 12 统性问题，监督力量不足时，也可向纪检监察室提出申请，由纪检监察室统筹其他派驻机构的力量予以支持。‛浙江省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陈灿解释说，调整后，派驻机构在履行原有职责的同时，履行省监察委员会赋予的部分职责，与省纪委、监委机关相关的纪检监察室共同对被监督单位开展日常监督。

强化监督制约，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从省检察院转隶后，张红联被安排到了第三纪检监察室。与‚老战友‛李攀相比，虽然同在纪检监察室，他们的工作却大不同。因为在监委内部，他们归属不同的职能部门——一个属于执纪监督部门，一个属于执纪审查部门。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规定，市地级以上纪委可以探索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部门分设。浙江把贯彻工作规则与监察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实现了省级监委执纪监督与执纪审查部门的分离。

‚改革后，浙江省纪委、监委共设13个纪检监察室，其中7个为执纪监督部门，6个为执纪审查部门。‛浙江省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郭卫东表示，执纪监督部门负责对省直单位和11个市的日常监督；执纪审查部门负责对违纪违法线索的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没有固定联系地区和单位，实行‚一事一交办‛‚一案一受理‛，防止被围猎。

权力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监察委员会是党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必须受到严格监督。将执纪监督与执纪审查部门分设，只是浙江建立健全监委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举措之一。

浙江省监委挂牌后不久，省纪委即对4位副书记的分工进行了调整。原本一名副书记分管信访室、案件监督管理室、案件审理室以及部分纪检监察室的格局被打破，信访、案件监督管理、执纪审查和案件审理分别由4位副书记分管，实现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浙江还重新设计了纪检和监察措施的使用审批程序，确保各项措施规范有序：对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采取措施，必须经监委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监委主任批准；对普通对象采取监察措施的，则按措施的重要性，设臵不同层次的审批程序。

郭卫东说：‚对于后者，如采取谈话、询问、查询等不涉及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时，授予监委分管领导审批的权限；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涉及财产权利的措施时，授予监委分管副主任审批的权限；采取搜查、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涉及人身权利的措施，必须经监委主任批准，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这种繁简分流的审批程序既规范了措施使用，又保障了工作效率。

为着力防控风险，浙江还注重强化对监察权行使全过程的监督，实现重要业务的全程留痕，制定出台《关于对说情、过问实行记录、报告制度》，避免因纪检监察干部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等行为，影响执纪审查或监察调查工作的正常开展。

‚全面从严治党，纪检监察机关首先要把自己摆进去，只有自身过硬，才能挺直腰杆去监督执纪问责。‛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健全监委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是贯彻落实监督 14 执纪工作规则的应有之义，也是以实际行动作出的郑重承诺，用铁一般的纪律，打造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纪检监察铁军。

浙江首个地级市监察委员会班子产生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4月1日上午，高票当选为浙江省台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胡海良，在现场462名人民代表的见证下，面向国徽进行了宣誓。

同日下午，台州市监察委员会3名副主任、3名委员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后，由市人大主任颁发了任命书。

4月7日，台州市委召开市监察委员会组建转隶大会，举行市监察委员会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台州市、县两级监委组建全面完成。

据了解，台州市是浙江省第一个选举产生监委主任，第一个挂牌成立，第一个合署办公，第一个按照新机制办公的地方。

自2016年12月份以来，台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省纪委关于监察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专门建立由市委书记王昌荣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纪委加强组织协调，各部门通力协作，确保规定动作一个不少，精而又精、细而又细地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到2月24日，9个县市区监察委员会已经先于市本级，全部完成挂牌和人员转隶工作。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台州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了市本级和9个县市区的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始终做到不走样、不变通、不放松，第一条经验就是各级领导重视。‛ 16 台州市纪委有关负责表示，省纪委对我们进行了精心指导，提出了具体操作实施的意见；市委和各县市区党委十分重视，市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市委书记王昌荣多次听取汇报，并就方案制定、编制划转、人员转隶等工作多次批示。

实施监察体制改革，部门协作怎么高效？人选提名怎么产生？选举任命怎么实施？作为浙江省第一个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地级市，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根据浙江省纪委有关要求，仔细梳理时间表和路线图，专门设计制作了改革任务表、日程式清单、选举任命流程图，明确到每个责任单位、每个时间节点。同时，严格提名程序和选举任命程序，确保整个过程严谨细致、平稳有序。

转隶工作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市县两级纪委加强前期调研摸底，精准掌握人员性质、年龄结构、学历职务、个性特点等方面基本信息，并通过个人填报、查阅档案等方法进行审查，严把人员入口关。另一方面‚一对一‛做好思想工作，加强提前沟通，消除思想顾虑，确保思想稳定，因人安排工作岗位，以实现人员‚相加‛后的思想‚相融‛，让涉及转隶人员安心、放心。

从9个县市区转隶一个多月运行情况看，各方反响良好，运行有序磨合，做到思想不乱、人心不散、工作不断，正努力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我们借监察体制改革的东风，加强纪检监察团队建设，打造纪检监察铁军队伍，引入裂变发展思维，不 17 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新台阶。‛椒江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李明国表示。

近日，玉环县纪委、监委对全县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了集中‚充电‛，为期三天的集中轮训班犹如春日里的一场‚及时雨‛，滋养了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的心田。这是台州市完成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后举办业务培训的其中一个例子，目前各地正在陆续组织开展。

为了更好地履行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能，台州市县两级纪委在加强能力素质建设、积极打造‚书香机关‛之际，健全学习载体和机制，引导全市140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抓紧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等党内法规和刑法、刑诉法等法律法规，努力让学习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更好地释放监察体制改革红利，使正在建设‚和合圣地‛的台州政治生态变得更加风清气正。

‚接下去，我们将按照要求先行探索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相融合的具体路径和办法，建立完善运行机制，为全国地市一级开展国家监察工作积累有益经验。‛台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胡海良充满信心地说。(上报省纪委宣传部综合材料）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发布日期：2017-07-13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试点三省市党委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试点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

试点地区省委（市委）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形成党委牵头抓总、纪委主抓直管、各相关领导机关和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

突出重点难点问题压力测试，坚持应试尽试，全面而又审慎地运用12项措施，尽可能把问题穷尽、让矛盾凸显，为改革全面铺开积累经验。

抓好试点，是改革破局开路的重要一招。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按照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提出的要求，试点三省市北京、山西、浙江着力推进改革，目前已全部完成省市县三级（北京为市区两级）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工作，进入积极探索发挥国家监察作用的阶段。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的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每次都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 19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要求，为改革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为保证改革有序顺利推进，中央成立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王岐山同志担任组长。他多次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并深入实地调研、召开有关座谈会，对深化改革提出具体要求、给予有力指导。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央纪委，及时对改革试点中有关事项和问题进行指导，督促改革蹄疾步稳展开，保证改革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落实党委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做好改革试点工作的关键所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试点三省市党委把做好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均担任当地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紧紧围绕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统筹谋划，把党的领导贯穿试点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在担起总责的同时，省委（市委）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敦促各级党委扛牢主责，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研究把关、亲自协调督办改革试点工作重要环节、重点事项，确保中央改革要求不折不扣得到贯彻执行。

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工作，需要各部门齐抓共管、发挥合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试点地区省委（市委）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形成党委牵头抓总、纪委主抓直管、各相关领导机关和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以山西为例，省人大常委会保障试点工作依法推进，确保按时依法产生监察委员会、选举任 20 命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省委政法委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指导检察机关配合做好职能划转工作，做好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衔接；省委组织部以及省编办、财政厅等有关部门主动配合，深入研究解决改革涉及的机构编制、干部配备、经费保障等问题；省检察院讲政治、顾大局，努力做好转隶人员思想工作，研究部署有关案件移送受理、审查办理等衔接机制。各方面共同努力，为改革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上下同欲者胜。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试点地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坚定不移、稳妥审慎地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努力按时并高质量地完成改革任务。2017年1月18日、1月20日，经由省（市）人大会议选举产生，山西省、北京市、浙江省监察委员会相继正式成立。4月底前，北京市各区监察委员会，山西、浙江两省的市、县监察委员会均宣告成立。6月底前，各级监察委员会相关转隶、组建工作全部完成。有媒体对此评论指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我们有了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过去分散在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能和力量，如今整合在一起、聚拢成拳。

成立监察委员会，仅是改革试点工作的第一步，实现正常运转、体现权威高效才是关键。

根据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改革要求和特点，各试点地区坚持把‚融合‛理念贯穿改革试点工作始终，不断深化机构、人员融合，使反腐败的铁拳攥得更紧、威力更大。如北京和浙江，围 21 绕机构设臵和人员配备，纪委与监委共同设立综合部门、信访部门、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案件审理部门、执纪监督部门和执纪审查部门，对原有纪委人员和检察院转隶人员整合安排进各部门，彼此融合、共同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与此同时，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抓手的思想融合紧紧跟上。据了解，试点三省市各级监委成立后，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都逐一与机关干部谈心谈话，并组织机关干部全员轮训，强化思想、作风和纪律教育，着力促进两支队伍思想作风上的深度融合，做到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行动上合拍，真正形成合力。

新机构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机制。为此，试点三省市十分注重建章立制，积极构建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在北京，围绕工作流程磨合，市纪委、市监委积极探索创新，建立健全纪委、监委履行职责的制度体系，目前已出台《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关于在查办党员和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实施办法（试行）》等17项制度。一项项制度建立起来，使纪委、监委履行纪检监察职责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纪委监督执纪问责与监委监督调查处臵的有序衔接、有机统一，也强化了对纪委、监委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提供借鉴，正是开展试点的价值所在。着眼使命担当，试点三省市突出重点难点问题压力测试，积极探索运用全国人大授权的留臵、搜查、调取等12项 22 措施。目前，北京市各级监委已对24人采取了留臵措施，其中1名涉案公职人员被通州区监委移送检察机关后依法提起公诉，6月12日已经法院宣判，衔接非常顺畅。山西省共办理留臵案件15件、留臵21人，浙江省共办理留臵案件15件、留臵17人。在这个过程中，各试点地区坚持应试尽试，全面而又审慎地运用12项措施，尽可能把问题穷尽、让矛盾凸显，在着力发挥国家监察作用的实践中，为改革全面铺开积累宝贵经验。

迈开步子、趟出路子，三省市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不断深入，向着加强党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目标积极迈进。

浙江将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发布日期：2016-11-08 信息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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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

《方案》要求，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试点地区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担当精神，密切联系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试点地区纪委要细致谋划、扎实推进，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试点地区要加强调查研究，审慎稳妥推进改革，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实现内涵发展，使改革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浙江日报：全省首个地市级监察委员会在台

州挂牌成立

发布日期：2017-06-22 信息来源：浙江日报

5月27日，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甬江派出所原流动人口协管员乌某、虞某等人滥用职权案宣判。这是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来，首例由监委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两个多月前的3月17日，杭州市上城区监委向区委书记报送了对涉嫌贪污罪的余某进行调查的《立案审批表》；签批完成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全国首例留臵措施正式实施。

这些破冰之举，都与一场正在浙江审慎推进的改革密切相关。2016年10月，中办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党中央把这项重大政治任务交给浙江，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大力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相互统一，同向发力，实现对党员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省委书记车俊说。

目前，全省已全部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组建工作，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省监委、杭州 26 市上城区监委、舟山市定海区监委、龙游县监委、海宁市监委、平湖市监委等先后对8起案件依法采取留臵措施。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刘建超表示，要适应新体制要求，按照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深入思考、大胆实践，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逐个解决试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向党中央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上率下，主体责任扛肩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接到改革试点任务以来，浙江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各级党委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省委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省委主要领导任组长，并提出‚紧锣密鼓、昼夜兼程‛的要求。

来自省纪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人大法工委、省检察院等部门的25人，被抽调集中办公，夜以继日地研究起草改革试点的‚浙江方案‛，明确改革举措和配套措施。

按省委部署，省纪委与省人大常委会、省委组织部、省编办、省检察院等单位对接，两次召开市、县（市、区）纪委书记会议，实施并落实试点方案。

今年1月22日，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正式组建。

以上率下，夯实责任。随着改革推进，各市、县（市、区）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强化党委统一领导。

4月7日，浙江首个地市级监察委员会在台州挂牌成立。为此，台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就方案制定、编制划转、人员转隶等作出具体指示。

建德市委指导市纪委制定《试点期间相关部门工作职责》，明确完成时限。‚农历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还在向市委书记送签改革的相关文件。‛建德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章健梅说。

党委牵头抓总、纪委主抓直管，各相关领导机关和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凝聚改革的强大合力。省人大常委会主动对接全国人大常委会，配合省委组织部等单位，制定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办法、副主任和委员任免办法，确保依法选举。

重督查，咬定改革不放松 改革，要的是决心和担当。

今年1月召开的省纪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明确了浙江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节点：1月底前完成省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2月底前完成县级组建工作，4月底前完成市级组建工作。

‚省级先行先试、带头示范，同时根据县级人代会先于市级人代会召开的实际，确定‘先县后市’的方针。‛省纪委、省监委负责人介绍，对县级改革实行省、市分级审批把关，逐一审核了89个县（市、区）改革试点方案、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职数和人选。

组建工作中撤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将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浙江严格把握界限，要求转隶部门及人员必须是检察机关涉改部门及人员；逐个审核拟划转人员的干部档案，把好入口关。

为推动改革举措落到实处，跟踪督查成为了浙江开展改革试点工作的一项原则。

今年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省纪委4位副书记分别带队前往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地，开始对11个市实地督导改革试点工作。省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指导市、县（市、区）的改革试点工作，已固化为制度。

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叶怀贯仍记得，为加强督查的针对性，省纪委曾在1个月内连续3次召开省纪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县（市、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随后，省纪委制定市、县（市、区）监察委员会组建转隶工作程序，明确成立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制定实施方案、选举产生领导班子程序、人员转隶工作要求等事项；建立每日工作情况一报制度，要求以市为单位按时汇总上报县（市、区）的改革试点进展情况及所遇问题，给予具体指导；下发转隶后有关工作衔接参考意见，实现了县级监察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

‚全省各级监委组建中，共从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等部门转隶1645名干部。‛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监察委员会正按照管理权限，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 29 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履行公职的人员依法实施监察，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正逐步构建。

“全融合”，实现1+1＞2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成立不久后，省监委便全面运转，不仅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主动查找问题线索；还认真履行调查职责。目前，案管部门已开具查询措施文书259份、询问措施文书266份、留臵令2份、谈话措施文书2份、讯问措施文书4份、查封措施文书2份、扣押措施文书9份、搜查措施文书7份、鉴定措施文书1份。

持续增长的数字背后，是浙江开展改革试点工作中秉持的‚全融合‛理念。

深化机构融合，省纪委、省监委共同设立综合、信访、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部门，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安排原有纪检监察室人员和省检察院转隶人员，重点加强案件监督管理、执纪审查和案件审理部门人员力量。

目前，从省检察院转隶的64名人员与省纪委、省监委机关涉及调整的123名人员已全部到位。‚融合后，力求每个业务部门既具备执纪审查的经验，又有调查职务违法和犯罪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团队优势，实现1+1＞2的目标。‛省纪委组织部部长章建通说。

作为推进人员融合的重要基础，业务培训早在年初启动。2月，省检察院转隶人员接受了为期3天的党的纪律检查业务集中培训。今年省监委还将分期分批对全体干部进行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集中培训。

‚全融合‛的理念，激发各地‚边转边融‛‚边干边融‛。舟山开展案例实务研讨、业务集中测试等岗位练兵活动；人员到位当天，温岭市监委就组织转隶人员集中登记已掌握线索，上交案管室；桐乡市采取点题教学、贴身帮带、个性定岗、激励考评等办法，实现人员素质全面提升。

监委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监督。为此，浙江把改革试点工作与贯彻《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相结合，实现省级监委执纪监督与执纪审查部门的分离。

‚改革后，省纪委、监委共设13个纪检监察室，其中7个执纪监督部门，6个执纪审查部门。‛省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郭卫东表示，执纪监督部门负责对省直单位和11个市的日常监督；执纪审查部门负责对违纪违法线索的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没有固定联系地区和单位，实行‚一事一交办‛‚一案一受理‛。

此外，浙江建立健全监委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由4名省纪委副书记分管信访、案件监督管理、执纪审查和案件审理；重新设计纪检和监察措施的使用审批程序；强化对监察权行使全过程的监督，实现重要业务全程留痕。

立规矩，让监察权“不任性”

重点探索留臵措施的审批权限、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是中央交给改革试点地区的重要任务。浙江在先行先试的探索中，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3月17日，杭州市上城区委书记陈瑾收到了一份《立案审批表》。尽管留臵对象余某不是党员且级别较低，但省委专门作出指示，要求这起案件报她这个‚一把手‛审批。‚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陈瑾认为。

浙江制定《浙江省监察留臵措施操作指南》，明确留臵条件必须是已立案且案件具有重大、复杂等4种情形，同时对留臵审批、备案、期限、被留臵人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

全程规范、程序到位，是探索开展留臵措施的基本要求。上城区监委在实施第一例留臵措施中，对整个执行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加强与留臵场所的对接沟通，加强对办案人员、留臵看押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确保留臵安全；4月20日，上城区检察院正式逮捕余某，其留臵措施自动解除，实现了监察程序和司法程序的衔接转换。金华市建设信息化系统，推进试点工作规范运行。

我省还初步建立起规范、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制度，研究制定《浙江省监察业务运行工作规程》，基本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12项调查权和中央试点方案明确的技术调查、限制出境 32 等两项监察措施的使用程序和办法，为全省各级监委开展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派驻机构工作也被纳入试点探索中，浙江在不改变派驻机构组织架构的前提下，统筹使用派驻力量，形成监督合力。‚线索较多、力量不足时，负责执纪监督的纪检监察室可以把所联系的派驻机构打通，统一调配力量；当派驻机构遇到系统性问题，监督力量不足时，也可向纪检监察室提出申请，由纪检监察室统筹其他派驻机构的力量，予以支持。‛省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陈灿说，调整后，派驻机构在履行原有职责的同时，也履行省监察委员会赋予的部分职责，与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相关的纪检监察室共同对被监督单位开展日常监督。

台州市监察委员会组建转隶大会召开

发布日期：2017-04-08 信息来源：台州清风网

4月7日，市委召开市监察委员会组建转隶大会，举行市监察委员会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全面完成组建，我市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市委书记、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王昌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兵、元茂荣、陈伟义、单坚、吕志良、伍建利、孔璋出席，胡海良主持会议并代表市监察委员会作了表态发言。

王昌荣强调，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昂扬的斗志、细致的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一步一个脚印按照既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推进改革试点工作，交出一份高质量的改革答卷，努力取得试点工作更大的成果，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台州经验。

王昌荣强调，市监察委员会要切实履行‚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职能，紧密联系实际，抓好学习培训，抓好工作衔接，促进人员融合，完善运行机制，从严加强队伍建设，34 加快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不断提升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水平，努力把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班子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市纪委宣传部）

台州日报：为推动“八八战略”

落地生根提供纪律保证

发布日期：2017-05-10

5月8日，市纪委召开县市区纪委书记工作例会，认真传达学习省委书记车俊在湖州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纪委和市委要求，开动脑筋下功夫，强化担当再加力，为进一步推动‚八八战略‛在台州落地生根提供纪律保证。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县（市、区）纪委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认真按照市五届一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抓工作思路清晰、举措有力，劲头很足、势头很好，各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抓得有成效，实现了开门红，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把握当前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坚持把‚八八战略‛作为指导工作的行动指南，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主线。今年是换届之年，各项工作都要建立在稳的基础之上。要切实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整合工作力量，加强反腐败工作。纪检监察干部要带头增强‚四个意识‛，真抓实干，埋头苦干。

会议要求，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三转‛，狠抓落实，全面做好市纪委全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继续推进监察体制改 36 革试点工作，坚持优势互补、各展所长，努力实现人员、工作、业务全融合。坚持 ‚两手抓‛，要认真抓好纪委班子建设，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增强团队的生机和活力，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铁军。要按照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要求，将工作精力转到做好监督执纪工作上来，正确处理党委中心工作和纪委重心工作的关系，服务中心要从监督执纪问责角度切入，以‚三转‛为边界，做纪委职责范围内的事，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要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统计指标体系，认真做好实践‚四种形态‛工作。要增强向上对表看齐意识，紧跟上级纪委工作步伐和节奏。

刘建超：以“八八战略”为指引努力

建设清廉台州

发布日期：2017-06-08 信息来源：台州日报

6月7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刘建超率省纪委调研组来我市调研工作, 并主持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汇报会。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王海超，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傅祖民等陪同调研。他强调，要自觉以‚八八战略‛为指引，强化‚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努力建设清廉台州，为台州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证。

市委书记王昌荣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市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元茂荣，市政协主席陈伟义等出席工作汇报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胡海良汇报了我市纪检监察工作情况。

刘建超充分肯定了我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等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他说，近年来，台州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抓经济转型升级，从严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体现了台州的力度、台州的活力和台州的硬气。今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是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之年。希望台州全市上下持续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 38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监督检查，不断取得‚五位一体‛发展新突破和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

刘建超强调，开好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迎接党的十九大，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要紧紧围绕服务、保障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这一主题主线，旗臶鲜明讲政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党的十九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紧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地方落地生根。要全面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不断创新细化举措，努力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台州经验。要切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打铁首先自身硬，挺直腰杆抓执纪执法，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台州执纪铁军。

王昌荣说，这次调研，是对我市纪检监察工作的全面检阅，也是对市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有力鞭策。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定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快推动台州赶超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市委秘书长周凌翔，市政府秘书长林金荣参加工作汇报会。

市纪委纪检监察干部论坛开讲

发布日期：2017-07-03 信息来源：市纪委宣传部

6月29日下午，市纪委、市监委举行合署办公后首次纪检监察干部论坛，这是根据市纪委、市监委工作安排和胡海良书记要求而安排的。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陈建斌、戴良杰，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郑尚会、管宏爽、项杰，以及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全体干部，市纪委派驻机构全体干部共160多人参加。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吴能将作了题为‚职务犯罪的法律运用问题‛的报告。论坛由市纪委常委应曙华主持。

吴能将从讲解职务犯罪的概念开始，分析了职务犯罪的构成特征，列举职务犯罪三大类55种具体表现，辨析职务犯罪和监察业务工作规程的关系。报告还对职务犯罪的立法沿革与现状进行认真地解读，并阐述了职务犯罪司法实务认定的相关情况。整个报告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引用法律法规，又结合经典案例；既是一次业务辅导，又是一场警示教育。与会的纪检监察干部都反映受益匪浅，纷纷表示今后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以适应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

据了解，为了办好纪检监察干部论坛，市纪委将根据不同主题陆续组织实施。今年以来，市纪委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安排，狠抓纪检监察业务 40 学习，不断促进全融合。目前，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干部业务学习做到‚曲不离口‛，业务技能做到‚拳不离手‛，更好地适应监察体制改革新变化、新要求、新情况，努力成为做好纪检工作的行家里手。

温岭市纪委监委启动新一轮纪检监察干部培

训

发布日期：2017-05-23 信息来源：温岭市纪委

5月22日，温岭市纪委监委开启新一轮的培训。此次培训对象涵盖市纪委监委转隶人员、镇（街道）、派驻机构部分新任职纪检监察干部等60余人，首批培训30人次。

温岭市纪委监委坚持把教育培训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持续推动力，为提升纪检监察干部业务素质，深入开展‚拉标杆、补短板、走前列‛专题活动，借助名校资源优势，‚走出去‛开展纪检综合业务培训。此次培训在三方面内容上加以注重，力求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一是注重实务培训。特邀省纪委原常委杨夏柏和中纪委监察部杭培中心主任助理黄克招授课培训。杨夏柏常委用全面的、辩证的观点，结合亲身经历、腐败案例和数据，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当前反腐倡廉的形势以及今后任务，让学员认清肩负的使命，增强了学员的责任感。

二是注重能力培养。培训中邀请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李华讲授《贪贿犯罪的现实状态和法律认定》、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研究员罗遂洪讲授《宏观经济形势解读》、杭州道策 42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旭东讲授《大数据时代的新思维》，让学员接触不同领域的学识，更新思维理念，提高综合素质。

三是注重心理健康。针对纪检干部工作任务重、压力大，重点关注干部们的心理健康调适，邀请浙江理工大经管学院副教授倪旭东讲授《纪检干部的心理健康调试与压力缓解》，讲授工作、生活中面对压力积极情绪的有效调控方式。

监察体制 篇6

摘要：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就是在企业内部开展监督工作，是确保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和经营快速发展的有力武器。本文对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建设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法和建议。

关键词：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纪检监督体制建设;思考

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就是在企业内部开展监督工作，是确保集团转型升级和经营快速发展的有力武器，是纪检监察部门履行好职责、发挥好作用的重要保证。近年来，集团总公司纪委通过开展警示教育、完善制度以及强化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工作，构建有建筑企业特点的纪检监察监督体制，履行纪检监察监督工作职能，使集团的纪检监察监督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

一、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建设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自身的运行发展体制和机制也处于不断的改革发展中。在这种大环境的不断变化下，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建立和完善与国有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纪检监察工作机制体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国有企业在纪检监察监督体制建设中，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围绕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目标，加强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警示教育和理论学习教育，着力强化党员干部的两种意识，即党员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和主动大胆监督他人的意识，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营造“人人接受监督，人人自觉监督”的氛围，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反腐败、自律意识得到提升。

（二）开展制度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制度防范体系

针对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三重一大”的决策，督促国有企业建立领导班子民主决策制度，严格管理审批程序和制度，落实“一岗双责”等。建立集体决策的各项工作制度，确保决策过程民主、公开。在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乃至党务方面实施“阳光工程”，推行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积极拓宽纪检监察监督工作的渠道，形成全民监督的工作格局

通过开展“廉政文化进企业”等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加强对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的监督意识、使命意识教育，增强主人翁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纪检监察监督力量得到加强。

（四）落实一岗双责，强化领导干部的监督责任和意识

通过党风廉政责任制的实行，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责任，特别是班子主要领导，不仅对企业的经济工作负总责，而且对反腐倡廉工作负总责，在组织领导上保证纪检监察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

二、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纪检监察监督工作的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扩大

经过纪检监察部门多年来的努力，纪检监察监督工作虽然已经覆盖了国有企业大部分的工作领域。但由于建筑企业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的行业特点，对一些工程项目的监督工作缺乏常态化的监管，形成纪检监察监督工作的漏洞，需要纪检监察部门更多的深入一线，通过开展“廉洁文化进工地”等群众性宣传活动，使纪检监察监督工作接地气、有内容，做到监督工作全覆盖。

（二）纪检监察监督工作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

纪检监察监督工作虽然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主要任务，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项需要全体人员参与的系统工程。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层管理干部、乃至基层的员工，都应该是纪检监察监督工作的参与者，通过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工作流程的完善，将国有企业的全部相关人员纳入这项工作中来，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在国有企业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有待进一步增强纪检监察监督工作的内容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每个方面的工作，都需要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但是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往往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即重经济效益、重是否盈利的结果，轻政治影响、轻管理流程的规范，导致纪检部门监督职能发挥不充分，乃至缺位，给企业监督工作带来漏洞。

三、对当前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监督体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有关工作的监督制度

企业可根据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要求和各自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制度。如“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重要部位（岗位）定期巡查汇报制度，小金库监管承诺制度等等，用人公开制度等等。对此类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落实情况进行定期的检查考核。

（二）班子成员之间互相监督

这是很必要的一项监督。（一些贪官在事后总是埋怨平时工作中无人提醒）。事实和现状告诉我们，这种方式很有效。原因在于班子成员平日接触多，互相了解，而且相互善意的提醒，能增进团结。方法可采用每年定期开展的民主生活会和领导班子述职述廉工作，私下谈心，主要领导谈话等，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充分发挥相互监督的优势，增强相互监督的实效性。班子成员之间知根知底，彼此对对方的权利运行过程的参与度和知情度比其他组织和监督主体要高，所以其监督效果也是其他监督方式无法比拟的。

（三）群众公开监督

一是建立听证机制，决策请群众参与;二是创新融入机制，会议让群众旁听;三是创新考核机制，成效由群众评价;四是畅通问询渠道，定期征询群众批评。

（四）畅通监督渠道，形成人人参与监督的工作体系

监察体制 篇7

一、目前纪检监察组织双重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

1. 职责划分不细致, 责任落实不到位

在双重领导体制下, 由于地方、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同时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 工作指导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工作责任安排存在不细致问题。就基层纪检监察组织而言, 容易将工作重点放在与本基层单位相关的部门中, 加强单位建设, 对党风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认为反腐败、党风廉政建设是纪委的工作。同时, 基层纪检监察还需对行政监察工作负责, 工作量大, 减弱了对岗位的监督力度, 影响监督的全面性。

2. 查案力度较弱, 监督受限

对于纪检监察部门而言, 查处要案、大案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务。然而, 在双重领导体制下, 在要案、大案查处过程中, 纪检监察部门需要将所要查处的案件上报给当地领导部门, 在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能立案调查。这样, 出于保护本地利益的目的, 一些地方领导本着“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原则, 减少案件查处。同时, 在同级党委委员违法违纪案件查处中, 需要通过同级党委会、上级检查委员会的比准[2]。而一些领导为了维护自身形象, 便会干涉、阻扰纪检监察组织的工作, 从而使纪检监察组织的办案力度大大减弱。此外, 在纪检监察部门的实际工作中, 还存在同级监督不力的问题, 同级之间的监督渠道缺少。

3. 自身监督不到位, 职责权利受限

维护党纪政纪是纪检监察组织的重要职能, 这样, 在对各种违纪违法行为查处、预防的过程中, 易忽视对自身的监督, 从而使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出现违纪行为, 影响工作的开展。作为监督者, 纪检监察机关掌握着监督权力, 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 自身监督的不重视、不到位便会滋生自身腐败, 影响党风建设。同时, 在上级纪委、同级党委领导下, 由于同级党委政府掌握着物力、财力、人力, 是领导主体, 从而减弱了纪委的工作职能, 职责权利受限。

二、改革纪检监察组织双重领导体制的措施

1. 强化纪检监察部门职能与责任

根据党章规定, 执行监督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主要职责。在监察中, 为了突出工作重点, 执行工作责任, 纪检监察部门应有效解决主业弱化、职能分散、查办案件受牵涉等问题, 强化办案, 强化工作职能与责任。在具体工作中, 纪检监察部门首先应转作风、转职能, 依据法律法规明确自身职能, 不断改进工作方式, 解决职能错位、越位等问题。其次, 加大查案力度, 严格按照法律、党章规定, 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以合理的工作方式, 强硬的手段, 树立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威, 加强案件查处力度[3]。此外, 在纪检过程中, 加强行政监督, 全面调查各部门的行政工作问题, 加强监督问责, 在责任制检查考核中纳入廉政建设内容, 通过督办廉政重点工作、开展部门成员廉政谈话等方式推动廉政建设。

2. 增加纪检监察派驻机构, 加强巡视工作

纪检监察组织向各地派驻检察机构, 通过派驻机构扩大监督范围, 扩宽权利监督领域。同时, 派驻机构加强自身的巡视工作, 加强对党政机关、企业单位的巡视监督, 全面了解地方党政工作状况, 及时发现违纪违法行为,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高检察工作效率。在目前的许多纪检监察机构中, 派驻纪检机构是工作的一部分, 派驻机构逐渐增加, 监督范围扩大。但是, 在派驻机构管理方面, 存在管理不到位、机构定位不准确、监督乏力等问题。因此, 提高派驻机构的工作效率, 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 统一管理派驻机构, 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地设置派驻机构。例如, 在中央实行“点派驻”的方式, 在省辖市实行点面结合的方式, 而分片派驻模式主要在县区一级地区实施。其次, 统一管理派驻机构的人财物, 扩展巡视范围, 使巡视全面覆盖地方、企事业单位, 并将巡视工作聚焦在反腐斗争、廉政建设方面, 全面检查党委书记干部、行政人员的违纪行为, 加强检查力度。

3. 加强纪检监督队伍建设

在反腐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 纪检监督队伍的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其监察职能的发挥, 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因此, 改革纪检监察组织体制, 提高工作质量, 需要纪检监察机构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提高队伍素质, 加强人员培养、学习, 加强自身素质建设[4]。例如, 纪检监督机构积极开展队伍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进行党政、党风学习, 组织思想交流会, 提高工作人员的抵御腐蚀能力, 依法执纪能力等。同时, 加强干部业务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 如组织协调能力、查办案件能力等, 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方式, 满足工作需要, 提高工作质量。

三、结束语

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目的是提高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能力、工作能力, 提高监督力度、监察质量。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中, 应结合目前双重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 稳步推进改革, 通过强化部门职责、扩宽监督范围、加强自身建设等途径整合监督资源, 提高监督效率, 从而更好地为我国党风廉政建设服务, 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程强, 刘慧娜.莱西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探索[J].机构与行政, 2011, (10) :22-23.

[2]刘诗林, 李辉.双重领导与多任务性:中国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监督困境的实证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 2014, 7 (3) :107-132.

[3]王敏.纪检监察系统派驻机构改革研究——以济南市历城区实践为例[D].山东大学, 2013.

监察体制 篇8

一、当前企业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在少数企业中, 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 监督部门处于可有可无地地位, 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或流于形式, 不能正常发挥监督职能作用, 其原因:一是少数企业党政领导对监督工作不重视, “一手硬、一手软”, 使纪检监察部门工作孤立无援, 硬不起来。二是有些领导自恃权利大、责任大、贡献大, 是特殊“公民”, 不要监督;有些领导干部本身就心术不正, 行为不端, 视监督如“芒刺在背”, 必余去之而后快, 想方设法排斥监督。三是纪检监察机构弱化, 每逢机构调整或机关减员, 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群部门, 导致人员不足, 甚至有些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归并至党群办公室, 致使纪检监察干部身兼数职、精力不济。四是有些纪检监察人员心存杂念、患得患失。监督领导怕受到打击报复, 监督其他人员又怕得罪人, 因而对违规违纪行为睁一眼、闭一眼, 不能正常履行监督职能。

二、腐败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

一些地方和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弱化, 封建特权思想、资产阶级价值观、道德观、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潮成为一种“时髦观念”侵入到我们一些意志薄弱者的头脑之中, 并产生消极腐败现象。其形式主要表现为:1、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 贪污受贿;2、公款吃喝玩乐, 奢侈浪费、腐化堕落。特别是在一些亏损企业, 企业本身经营就已十分困难, 职工工资尚无保障, 但领导依然手机随身、小车出入、吃喝玩乐;3、官僚主义、失职渎职;4、损公肥私, “富了方丈穷了庙”;5、任人唯亲、培植个人势力和关系网;6、吃、拿、卡、要, 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 搞行业不正之风;7、欺上瞒下、虚报浮夸, 骗取成绩和荣誉;8、滥用职权、盲目决策, 造成重大失误等等。

三、强化纪检监察监督保障职能, 为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保驾护航, 应着重作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思想教育, 解决企业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问题, 构筑抵御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

政治思想教育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基础工程, 是反对腐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措施。针对企业干部队伍的思想实际, 应从五个方面加强宣传教育。一是抓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学习和贯彻, 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明确前进方向, 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积极开展党风党纪教育, 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反对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时刻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 经受住“金钱、权利、美色”的考验, 自觉抵制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三是抓好艰苦奋斗教育,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树立“勤俭兴业”的观念, 反对享乐主义, 抵制铺张浪费、奢侈腐败之风;四是抓好法纪教育, 增强企业干部职工的法纪意识和自律自控能力, 做到自律、自省、自警、自励;五是通过宣传教育树立对监督工作的正确认识。

2、健全法规制度、促进廉政建设法制化

离开法制化、制度化管理, 廉政监督将无以为据, 处于“因人而治”的无序状态, 难以保证廉政监督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稳定性, 因而法规制度建设是企业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制度化建设中, 着重应抓好以下几项:

(1)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处理过程中, 只有通过集体讨论研究决定, 才能有效地实施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 防止因个人专权, 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

(2) 坚持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觉接受党内民主监督, 及时洗去身上的“尘埃”, 轻装前进。

(3) 坚持民主测评领导干部制度。俗话说“民心是杆秤”, 也是一面镜子。因此, 将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使得有腐败意识和行为的干部有所顾忌, 及早收手。

(4) 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反腐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融“责任、目标、监督、考核、追究”为一体, 对责任人有一定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特别是对企业党政“一把手”抓好本企业反腐倡廉工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5) 积极开展领导干部任期交流和重要部门岗位轮换制度。既有利于干部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也是廉政建设一项有效措施。

四、掌握政策界限、在实施监督中保护和支持改革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健全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管理体制正在变革,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 各地企业情况又有所不同, 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可能概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复杂现象。因此, 我们在依照政策法规实施监督时,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要以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热情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创造性突破, 保护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