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变

体制转变（精选12篇）

体制转变 篇1

学校体制是指组织和管理学校的方式。我国当前学校的举办主体主要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的举办主体及其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都对中小学具有领导、管理和指导权, 学校的内部管理机构没有什么决策权。学校体制的改革, 对于学校来说, 意味着学校主办者和行政主管部门和“邻里”关系与职能的归位;意味着学校内部组织运行方式、组织机构和职能的改革和归位, 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重建、组合和创新。

一、学校体制创新的发展方向

政府职能的宏观管理趋向和学校微观管理职能趋向, 是学校体制创新的基本趋势和方向,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结果。学校内部组织机构要向扁平化、专业化和综合化发展, 领导管理机制要民主化, 评价机制要能绩化、过程化和社会化。

1、学校外部决策管理机制的指导性和间接性

学校外部体制是关键的关键。只有政府转变政府职能, 才有利于扩大和完善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真正办成社会的学校, 才有利于学校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 进一步完善学校自我约束机制、自我发展机制, 有利于学校内部机制的搞活, 在竞争中发展自己, 真正实现学校和教师的经济社会价值。

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微观上要减弱对学校的干预, 但不是对学校宏观管理的削弱。对于学校来说, 尽量减少被动性行为, 增加主动性行为。思想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模式, 历史的余孽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 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领导和管理如果被这种思想影响势必制约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并表现为体制模式问题和内部运行机制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还是一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 必然存在不健全的市场体制。这种影响是连锁性的, 教育体制也必然是不健全、不成熟的。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 不利于现代学校管理制度的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分解政府职能, 使资产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分离开来, 敢于向学校管理者让渡更多的权利, 使其放心“经营”, 又能实行自我保护是一种有效办法。促进学校不断改进技术, 降低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开发和创造“新产品”, 和新的教育市场, 进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的教育技术创新和“产品”的创新, 推动学校主动性竞争和学校内部体制的创新。

2、学校经费体制的多样性与主导性

经费投入体制是学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结合各类型学校的特点, 给予相应的投入。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培养劳动力, 其中普通中小学是为高一级院校和技术含量低的行业输送中间产品和劳动力, 他们应该与高一级院校和企业建立一种利益关系, 进行纵向联合, 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扶持, 这是投资体制改革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由于普通中小学的社会经济效益是潜在的、不明显状的, 当地政府、企业的投资对于他们来说, 是属于消费性投资或者是捐助性投资, 因为人力资源在当前条件的影响下, 中间产品的就业方向和将来的效益性大小是不确定的。政府必须建立宏观投资体制, 即向高一级政府财政对学校的资金统筹过渡。政府对学校教育职能的弱化, 不等于不对学校进行投资或者减少投资, 而只是对部分职能予以下放给学校或者中间性组织, 或者进行宏观控制把该管好的事情管好。

3、学校领导管理机制:民主化

198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校长负责制、党组织监督和保证、教职工民主参与管理三方面统一是学校内部领导管理机制的基本框架。强化教职工民主参与管理是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对增强民主决策, 完善学校管理的约束机制, 实现民主决策, 加强学校政治文明建设, 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是校长负责制坚实的民主制基础: (1) 加强教职工民主参与管理的基本组织建设, 明确其法律地位, 而不只是群众性组织。 (2) 探索教职工民主参与管理灵活多样的形式、途径与方法。 (3) 加强教职工民主参与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民主管理网络, 拓宽民主管理渠道, 完善学校领导与教职工双方的自我约束的机制。

4、学校内部组织机构:扁平化、专业化和综合化

随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教育行政部门的权责逐步扩大, 其内部的机构设置也趋向专业化, 并且有膨胀的趋势, 原先的学校内设机构的职责主要是教育、教学管理和一般性服务工作, 专业化强度不高。这势必促使学校内部机构进行改革, 重新定位内部机构的设立与其间的权责关系。

教育思想与教育条件的不断完善, 更加关注每一个学习者的发展。教育体制与教育专业化的发展, 推进了学校教学与管理的专业化, 要求学校各项工作必须以专业化发展为基本原则。于是对学校固有的一个权威提出了挑战, 而学校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教育资源管理“公共化”又推动了学校管理专业化的进程。学校管理专业化与管理客体多元化要求学校有多个甚至是更多的各专业方向的权威。由此, 学校内部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与效能扁平化、综合化、专业化和学习型方向扩展。学校单元管理将成为学校内部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实质就是学校内设机构或自成系统独立组织的自我管理。学校的每一个班级、每一项工作 (德育、教学、安全、宣传、校园文化、档案等) 都是一个单元, 负责人对该单元进行决策和全方位设计, 充分发挥单元主体的聪明才智, 展现他们的智慧和风格, 目的就是要他们人人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权威。在一个单元中, 只有程序上的前后, 没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在单元管理模式的运作中, 更多的提倡和建立双向负责关系, 而不是一级对一级的上下级关系。

5、学校内部评价机制:能绩化、过程化和社会化

学校评价机制的实质还是人员业绩评价问题。学校内部管理评价制度是受基础教育总体评价制度和社会外在评价取向所制约, 但也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传统的学校内部管理评价以目标完成为取向, 对实现目标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投入成本顾及较少, 评价方式在性质上是自上而下地以他评为主的被动评价。素质教育改革要求学校内部管理评价要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变, 强调以动态的、发展的、积极的眼光关注评价对象的过程性和发展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中发[1999]9号) “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下达升学指标, 不得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的标准。鼓励社会各界、家长和学生以适当方式参与对学校工作的评价。”2002年12月27日, 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建立以学校自评为主, 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家长和社区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学校应对评价所涉及的各方面进行自我评估, 准确了解学校的发展状况, 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改进措施。评价学校应注重实证性的考察 (如现场观察、访谈、问卷、听课、座谈、分析学校的原始记录和档案等)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标准”。

目前中小学校普遍建立了学校办学水平自评制度, 对保证办学方向, 提高自我监督水平起到了明显作用。但是, 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学校自评制度过于笼统, 只是在学校有关文件中顺及提到,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 有制度, 无实施细则或实施方案;自评方式显得单一, 主要是学校行政的内部自评, 教师、学生、家庭和社区的参与度不够, 参与意识不强;评价标准过于单一, 有的学校仅限于教育教学内容的评价, 没有建立教师、学生和内部机构服务效能的标准等等。政府教育关注的视点将开始重视和构建家庭、社区教育体系, 对学校自身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因此该制度将越来越发挥其关键性的作用, 也将成为学校内部制度体系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制度之一。

二、校长角色的转变

转型期学校体制创新, 必然要求校长的角色必须得发生转变。

1、由依赖型向主动型转变

受计划经济社会惯性影响, 农村不少校长办学依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表现为依赖上级, 依赖教师, 缺乏校长的自主和主动。而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教师的标杆。校长不作为, 教师又怎能作为, 怎能办出优质教育?校长只有具备了自主观念和主动意识, 才能主动地研究自己、研究师生、研究环境、研究教育, 研究管理, 制订出适合本校实际的发展目标和措施。

强调“自主和主动”不是目无领导, 也不是追求权力, 而是倡导校长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对上级要求不盲目照搬, 更不能为达成上级要求而弄虚作假, 应结合本校实际, 有选择、有创造性地活用上级的要求, 使上级的要求真正能为本校服务, 能促进本校发展。同样, 强调“自主和主动”不是不依靠教师, 而是要求校长必须有提高教育质量的积极作为, 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例如, 现在不少年轻教师没有独立设计过教案、试卷和作业。难以准确地掌握教材的知识体系、重点和难点, 更不用说拓展、延伸和二度开发教材了。这就要求学校主动开展校本教研和培训, 低起点、严要求, 有系统地组织教师钻研课标、教材, 研究教法、学法, 为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助力。

校长由依赖型向主动型转变, 首先, 要有责任感, 做一名责任者。校长的责任是一所学校、千百名学生, 要时时事事对学校、对学生、对社会负责。校长要有尽责任的品质, 有落实责任的策略, 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其次, 要能勤业, 肯执著, 做一名勤劳者。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2、行政型向专业型转变

行政型管理讲求标准化。它对保证学校工作正常运行有积极作用, 但仅此难以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 使学校真正办出特色。而专业型管理则不同, 它能根据教育专业特点, 遵循教育规律, 注重及时将教育与管理的前沿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促进内涵发展, 提高办学质量和形成学校特色。因此, 校长必须由行政型向专业型转变, 在常规管理、行政管理、法治管理中着力渗透专业性因素。校长既要抓好行政管理, 确保学校秩序、条件、环境良好, 为提高质量创造条件, 更要立足专业要求, 以专业的素养引领教师专业成长、学生和谐发展、学校整体提高, 而不是和过去一样, 沉浸在维持运转、迎来送往的状态中。强调校长要向专业型转变, 不是说行政工作不重要, 而是要求校长要按专业特点和教育与管理的规律来实施领导与管理, 来应对行政性事务, 改善教学管理, 重视教研管理, 完善教师管理, 注重资源管理, 加强服务管理。

要实现向专业型的转变, 需要校长有专业的内在自觉, 提升专业能力, 勇于专业实践。转变观念, 改变作风, 用专业的品质和精神, 将学到的专业理念、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教育教学与管理实践中, 做到在学习中反思、实践, 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在反思、实践中提升自己。

3、由权力型向人格型转变

在现代学校里, 校长的威信已不是源于官位、权力, 而是源于思想、人格、能力等因素。而现实中因受行政化思想影响, 不少校长反而越来越崇拜权力和官位, 把“以严驭众”、行政命令作为管理的制胜法宝。这种依靠职务权力实施的管理, 其效果只在一时, 不能久远, 当然办不出和谐安定, 高质量、有特色、可持续发展的学校。因此, 校长要淡化权力观, 做教师的首席而不做教师的“首长”, 理解师生, 走进师生的心灵, 用人格力量, 用自己的管理与科研能力感召人、凝聚人、激励人、成就人。

摘要：教育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而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学校, 学校的体制创新体现着教育改革的成败。学校的体制创新是需要新型的校长来主导, 而校长的角色是要从过去的依赖型、行政型和权力型向主动型、专业型和人格型转变。本文主要探讨了新时期学校体制创新的发展方向和校长的角色转变。

关键词：学校,体制,创新,领导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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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转变 篇2

作者：王玉珍上传时间：2006-3-29

围绕以银行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商业银行要在管理体制、管理观念、运作方式、经营手段等都要进行转变和调整。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管理会计理念为思路、以预算管理为导向、以“垂直管理”和“双线负责”为手段、以财务决策为重点、以业务伙伴关系为基础，确保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一、由财务核算管理向财务预算管理转变

我国商业银行由于规模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股东收益最大化，所以在财务管理上以核算功能为主，财务核算属于事后反应，造成管理效率低下、资金控制失灵、预算控制体系下健全。这种财务机构臃肿，财务管理分散，财务业务不集成，监控机制不完善，以及中间环节过多造成的信息流不畅和资源浪费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财务管理职能的发挥。从微观上看，影响了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延误了决策；从宏观上看，严重影响了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甚至会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发展。随着银行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必须由财务核算向财务预算管理转变。财务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通过预算对财务要素进行有效的数据归集、分配和预算控制，可以更好进行财务分析和控制，评估机构、产品及客户的盈利能力，有效降低成本，提高财务竞争力。通过财务预算管理，确定和统一在全行范围内财务管理目标和控制的总体思路和措施，同时，在全行建立财务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对全行各级机构实施财务预算和控制的实际成效实行定期的信息反馈制度，并研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财务预算控制绩效评价体系。在实施财务预算和控制的业务流程再造中，对涉及财务预算和控制的各项业务流程进行梳理，优化整合现有财务体系，从根本上实现整体价值的提升。

二、由财务控制向财务决策转变

我国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以财务控制为主，侧重于成本的控制，而银行价值最大化则要求财务管理要侧重于财务决策，通过财务决策实现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实现财务管理目标。这就要求全面梳理、改造商业银行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经营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建立现代银行财务管理体系、完善财务资源，支持商业银行各项战略目标的实现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要营造现代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文化，建立起符合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管理理念和行为准则，在资源配置、绩效评价、投入产出分析等各项经营管理决策中落实价值创造的理念和要求，通过建立多维的绩效评价体系，提高全行员工参与价值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强化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与效益约束机制并完善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绩效评价机制，强调以经济资本约束风险资产总量的增加，促进资产结构的优化和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由分行式管理向“垂直管理”和“双线负责”转变

在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工作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预算管理三大部分中，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仅仅是财务会计职能。这与目前的分行式组织架构是分不开的，由于财务管理部门无论是组织架构、还是职能架构都受分行影响和领导，而我国商业银行分行本身的经营管理目标就不清晰，财务价值取向多元，财务管理方式多样，财务职能较松散，难以适应银行价值最大化的需要，有必要实行在组织架构上来实行“垂直管理”和“双线负责制”。各级分支机构的财务负责人分别由总部或者地区性总部的财务领导人垂直管理，实行业务上的专门领导，各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在本机构内部对日常的经营管理业务，实行双线负责制，一方面负责本机构内部所有的财务管理事务，协助本地机构负责人开展工作，参与本地机构的重要决策；另一方面，对上级财务领导人负责，贯彻总部或者地区性总部的有关政策，监督本机构的所有业务活动，保证其运行在可以控制和可行的范围之内，负有向上级财务领导人报告本机构重大财务事项和重要经营管理活动的责任。分支机构财务主管一般由上级财务领导人任命和考核，其升迁将部分参考当地机构负责人的意见；实行任期制，由总部在全行范围内统一调动和安排工作；薪酬由上级总部管理，而部分奖金由上级总部在与当地机构负责人协商后决定。财务主管对资金业务的管理重点，主要是资产负债结构管理、资金投入量管理、转移价格管理、流动性管理、资金产品盈利性管理以及内部风险管理等。商业银行财务部门对投资业务的管理，主要是从后台控制的角度切入，通过对产品盈利能力的分析、部门盈利能力的分析以及资金的投入量来加以评价和控制。商业银行的整体融资管理、股利分配管理等，一般由总部的财务部门负责。

四、由财务管理向业务伙伴转变

我国商业银行以财务控制为主要内容的财务管理，是以财务数据的核算和控制为主，因此，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操作上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和形象出现，导致财务管理与业务部门、总行与分行的矛盾加剧，而且演变成为效益与规模、利润与业务发展、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的矛盾。而在美国，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Financial manager should be business partner instead of bean counter”。是说财务经理应该成为业务伙伴而不是数据计算器。就是财务管理工作应该成为银行各项业务发展的良好伙伴，财务主管应该为各项业务的发展、新产品的推出提供财务上的支持和帮助，财务人员要能够通过数字发现问题，并对解决问题提供财务上的专业意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破除体制障碍 篇3

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会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在制订“九五”规划的时候，中央就已经开始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到了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仍在继续。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呢？

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障碍”。1992年，党在“十四大”召开时就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

政府支配资源首先体现在金融领域。我们的金融改革已经市场化多年，但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仍有很大的影响力。由于其他机制上的原因，政府部门对于支配信贷资源也有相当大的权力。

不仅如此，在城市化加速之后，政府手里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土地。目前，各级政府很容易用低价格把土地拿到手，转而又用这些土地换成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在现有体制下，各级政府用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的现象并不鲜见，GDP的增长则是他们政绩的主要表现。

其次，技术创新也遇到了困难。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自我创新能力不足，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到处都能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前沿。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依然非常困难，这其中的一项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很多技术有了发明却变不成产品，有了产品却又形不成产业，一些企业勉强在市场上站住了，却总是长不大。与之相对的则是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由于商品化和产业化不利，几年过去以后，原有技术已不再先进，沦为二流技术，造成了技术的浪费。此外，由于法治和司法的地方化，也使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就有了地方保护。

正是因为上述各种体制障碍，让我们在过去就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难以落到实处。好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再费力气，经济发展方式也转变不过来。

值得庆幸的是，“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

改革的任务庞大而艰巨，现在国有部门的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我认为，改革要有顶层设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在新的平台上又面临新的选择，这就需要由我们的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

从经济方面来说，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目标；二是财政体制的完善，如何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

更重要的是金融体系的建设。如何解决好我国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并存的问题是关键。在金融体系建设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问题，那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系和政府监管体制下，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

无论在哪个国家，小企业都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如果小企业没有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都会碰到很大障碍。所有这些问题的焦点，则在于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此外，所有改革的关键之处还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根据前几个五年规划的经验，我们一定要清晰地认识到全面改革势必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其中，主要阻力是两个：一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们会有惯性来阻碍改革；二是意识形态的阻力。我国长期受到前苏联过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有这种意识形态的阻碍，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受到影响。

体制转变 篇4

长期以来, 我国中央银行的职能受计划经济的制约, 难以有效地供应货币。要实现集约经营, 就必须充分地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作用, 转变对金融的宏观调控方式, 尤其是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施间接的调控和有效的监管, 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为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基础条件。

一、改革投资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这是在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条件下取得的, 这种成绩背后还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表现在投资体制上,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投资规模过大。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依靠投资规模的扩张来实现经济发展。国家每年在固定资产上投入大量资金, 只有部分资金发挥了效益, 很大部分被厂房、设备、库存商品等占用, 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2.投资结构不合理, 投资和效益不高。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 地方政府互相攀比, 注重扩大规模和发展速度, 近两年形成的“开发热”、“房地产热”等加剧了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造成投资结构扭曲。同时, 固定资产的投入产出比率低,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不断下降造成投资效益不高。

3.固定资产投资中“死滞”部分过大。与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工业系统因资产使用效率提高所增加的净产值占全部新增产值的“效益贡献率”仅为20%。

投资膨胀与物资短缺矛盾, 使整个经济发展总是处于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模式中不能自拔。鉴于上述原因,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上, 应尽快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并以此为原则, 认真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以改革投资体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

“完善政策性银行经营体制, 加快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 规范商业银行行为, 稳步发展城乡合作银行等。”这些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与投资体制的转换和新的投资机制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转变投资方式, 避免盲目投资和无效投资, 并且要通过银行企业双向的合力, 把投资引向最能产出效益的重点项目上, 以促进集约化的经济发展。

当然, 投资体制的改革, 必须把企业作为真正的投资主体。然而, 一切都需要金融配套改革, 因为金融改革是投资体制和机制转变的基石。

二、转变融资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和成熟。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 应充分发挥其作用。目前, 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高额负债, 这当中有各方面的原因, 但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融资质量不高也有一定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 企业内源融资率不能低于50%。外源融资的一般来自银行, 另一半应来自证券市场。但是有数据表明, 我国企业的内源融资率还不到20%, 在高达80%的外源资金中, 银行款又占90%以上。这是一个明显扭曲的资金来源结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和市场发育不成熟, 企业融资渠道狭窄, 无法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 只能过分依赖银行信贷间接融资, 从而减弱了企业集约化经营所必需的自身积累的能力。因此, 无论是从金融改革的要求, 还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而言, 必须通过发展证券, 特别资本市场各级拓宽股票和企业债券的直接融资数量, 有效引导居民金融资本投资于效益好、资信度高的企业和项目中去, 以提高企业集约化经营的积累能力。此外, 要加快促进金融市场的成熟, 把企业推向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这也有利于把有限的资金引向重点项目上去。

三、转变专业银行经营机制

1.要重组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首先, 要进一步强化国有商业银行总行管理调控职能。其次, 中央银行及国有资产管理局、审计署要对其所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以约束和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第三, 各国有商业银行要按区域中心开拓业务为前提设立支行。第四, 各国有商业银行集约经营应着眼于在各区域经济中心设立的城市分行。

2.清产核资, 促进集约经营在商业银行内部的实现。清产核资有利于将历史遗留问题与实行集约经营后出现的问题加以区分, 进而做到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专项处理, 对集约经营后出现的问题, 由经营者本身承担全部责任, 从而促进集约经营方式的真正落实。

3.要根据国际惯例, 依照《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要求, 改革和完善经营机制, 为实行集约经营奠定机制约束的基础。

4.建立新的银行决策机制、银行约束机制、银行动力机制、银行发展机制。

四、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制度创新的关系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 只有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才能端正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经营行为, 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环节。然而, 企业制度不能孤立进行, 它与金融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制度创新, 需要融资结构的改革, 需要对企业历史债务进行处理, 促进存量资产的流动与重组。总之, 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制度改革有着内在联系, 金融改革是转变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为此, 应着力做好几项工作:一是银行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参与清产核资, 帮助企业发行债务扩大直接融资份额;二是采取多种途径帮助企业解脱历史债务, 如将部分“拨改贷”改为“贷改拨”;三是建立市场型的信贷管理体制, 贷款投放取决于市场;四是银行要利用自身优势, 促进企业兼并产权转让等, 使存量资产得以流动;五是塑造银行企业之间的竞争选择关系、资金买卖和合作信用关系;六是帮助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展财务公司, 发挥其集中财力、发展重点、强化融资、金融纽带等项功能;七是提供多功能、综合性、国际化的配套金融服务, 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和成熟, 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 应充分发挥其作用。目前, 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高额负债, 其中有各方面的原因, 但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融资质量不高关系极大。政府应实施间接的调控和有效的监管, 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为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基础条件。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金融体制,经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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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转变 篇5

积极探索乡镇机构改革新路子

去年11月，我市被确定为全省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市，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政策精神，大胆探索、稳步推进全市乡镇机构改革，于今年6月基本完成了乡镇改革的一些实质性任务，为在全省全面铺开乡镇机构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下面，我分三个部分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作一简要汇报：

一、乡镇机构改革的做法

这次乡镇机构改革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困难多。我们作为全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市，在时间紧、任务重，没有成熟经验作参照的情况下，较好地完成了改革任务，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将这次乡镇机构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在突出位置，予以高度重视。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一把手亲自挂帅，按照“有情操作、允许探索、稳步推进”的原则，既切实抓好各项改革工作的落实，又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全市干部群众加快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为圆满完成全市的乡镇机构改革任务，提供了坚强保证。

二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改革家底。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情况明、底子清。我们曾先后五次组织召开大型座谈会，广泛听取基层和各界群众意见。又组织各方力量，对全市乡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行政事业机构编制及人员定编分流等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调查，并抽调专人，选择六个最具代表性的乡镇进行蹲点调研，研究解决问题，探索改革措施，全面掌握了全市132个乡镇的经济状况、机构设置、职责职能、人员编制、领导职数及经费渠道和使用等情况，为决策提供了详实依据。

三是突出重点环节，科学制定方案。为了圆满完成乡镇机构改革试点任务，我们把制定科学的改革方案作为这次改革的关键环节。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省里有关政策规定，参照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的经验做法，紧密结合长治的实际情况，经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制定了《长治市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实施意见》，对班子配备、乡镇撤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服务机制、考评体系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为各县市区分别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确定乡镇“三定”方案和事业单位“六定”方案，提供了政策依据。

四是严格程序标准，积极稳妥推进。为保证乡镇机构改革能够按要求、按步骤全面完成，我们坚持周密组织、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将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工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发动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成立组织领导机构，下发改革指导文件，开展宣传发动，进行调查摸底，做到底子清、情况明。第二阶段为方案制定阶段。这一阶段极为关键，要通过扎实过细的工作，做好方案，定好盘子，这是整个改革工作的总开关和牛鼻子。第三阶段为组织实施阶段。这一阶段是整个改革的攻坚阶段，包括乡镇领导班子配备、人员定编定岗和分流安置等重点环节。我们结合乡镇党委换届，对机构改革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全程指导，确保了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四阶段为总结验收阶段。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后，在各县市区总结自查的基础上，我们及时组织力量对全市的乡镇班子配备、人员定编定岗、编制证件发放、新机构运行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验收，确保了整个乡镇机构改革工作的圆满完成。

五是搞好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这次乡镇机构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反响大，加之我们又是全省唯一的试点市，在改革过程中，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充分运用各种新闻媒体、网络、简报、会议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积极引导广大乡镇干部识大体、顾大局，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去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自觉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较好地保证了干部的思想稳定，为顺利完成改革任务奠定了基础。

六是强化监督指导，确保任务完成。为了确保乡镇机构改革的工作进度和质量，我们加大了检查督促力度。在省编办先后三次对我市进行督查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在工作推进的每一个阶段，都要组织力量进行督促检查，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和纠正。市委书记郭海亮、市长杜善学、市委原副书记马联社，及其他每个市级包县领导，多次听取各县市区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亲自深入县市区和乡镇调研指导，保证了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市编办专门建立了督导检查责任制，及时总结指导全市的改革工作，并抽调专人组成检查指导、资料简报、方案审批三个工作组，对13个县市区乡镇机构改革工作实行包点联系，一包到底，直到改革工作完成，有力促进了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完成。

二、乡镇机构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是乡镇职能得到了有效转变。乡镇机构改革，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着眼于全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突出转变职能、强化服务这个中心环节，把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社会管理、搞好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稳定上，扭转了以往乡镇政府重事务轻服务、重税收轻发展、重人治轻法治、重干预轻引导的传统管理运作模式，提高了乡镇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和依法执政的水平。

二是领导班子扩大了交叉任职。为避免分工重叠，推诿扯皮，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我们在这次乡镇机构改革中扩大了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交叉任职，在全市132个乡镇全部实行了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一肩挑”。并将乡镇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职数严格控制在7—9名以内，领导班子交叉任职，使乡镇行政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得到进一步优化整合，工作责任更加明确，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行政效能显著提高。

三是从紧设置了党政机构。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和因地制宜的原则，采取两种模式从紧从严设置了乡镇党政内设机构。长子、平顺、沁县、沁源4个县全部撤销了原来的5个内设机构，只设了若干(一般为10个左右)工作岗位；其余的9个县市区均统一设置了3个综合办事机构，并且在乡镇与村之间没有设置任何中间层次的管理机构。

四是整合规范了事业单位。从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出发，我们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将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收归乡镇政府，将生产经营性的职能全部分离出去，推向市场，对公益性、服务性职能重新整合，在乡镇事业单位的改革上大大推进了一步。把动物防疫、农技推广等以公益性技术为主的机构纳入了县级职能部门的服务网络建设，根据服务对象和工作量的大小，按区域综合设置，其机构、人员及经费由县级职能部门统一管理；其它的中心站所全部整合为一个“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五是精简紧缩了人员编制。在改革中，我们大力精简了乡镇行政、事业编制。全市132个乡镇通过改革，行政编制由3422名精简为3065名，精简了357名，精简10.4％；事业编制由3030名精简为2632名，精简了398名，精简13.1％。两项合计精简编制达到755名，并且确保在5年内只减不增。从而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巩固了税费改革的成果。

六是配齐配强了领导班子。我们把这次乡镇机构改革与乡镇党委换届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动员，同步展开，于5月初按照新的体制和职数，配齐配强了乡镇领导班子。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班子结构得到整体优化，素质得到整体提升。

七是妥善做好人员定岗分流工作。在新核定的乡镇编制数额内，我们按照“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考试、考核等办法，进行了乡镇行政、事业人员的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定编到人。人员定岗后，上岗人员全部按照中央编办实名制管理的要求进行了实名公示，颁发了编制证。与此同时，我们采取年龄超限“切一批”，超编空编“调一批”，兴办实体“走一批”，充实基层“派一批”，身份不符“分一批”等办法，对全市需要分流的1400多名人员进行了分流安置，目前已分流人员1202人，待岗人员248人。武乡县将乡镇聘任制干部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妥善解决了这部分人员的分流问题；屯留县实施“放飞”工程，鼓励和引导乡镇干部创办、领办、帮办企业，效果非常明显。

八是提出了逐步建立“以钱养事”公益事业服务机制。按照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在这次乡镇机构改革中，我们提出了乡镇公益事业服务经费由政府提供，人员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单位由“养人”向“养事”转变的改革目标。政府对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经费补助不再按单位人数多少安排，而是按单位承办政府交办社会事务的多少给予专项补助，经费可实行大切块，可打破财政科目统筹使用，初步建立起政府“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公益事业服务新机制。

九是初步建立了科学的考评体系。为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建设，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对全市乡镇干部实行“两务”公开集体决策监督管理的办法》，进一步明确了乡镇干部应当履行的主要职责和党务、政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形式、时间等，对重大问题坚持集体讨论和集体决策，强化了对乡镇换届后新任领导干部的考核培训。并按照《公务员法》和有关规定，对干部实行了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增强考核的透明度，扩大乡村两级干部群众的知情权、表决权；对乡镇事业单位的考评机制，逐步由上级考核和内部考核为主转变为以农民和服务对象考核为主，将服务质量和效益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将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财政乡镇事业单位的投入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业绩紧密挂钩，按照事项多少定支出，考核结果定报酬，质量优劣定奖惩。

三、乡镇机构改革中的问题与思考

我市的这次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工作，虽然经过市县乡三级的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地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确保改革成果的巩固。

一是人员分流难的问题仍没有很好地解决。这次乡镇机构改革，我们虽然分流了1200多人，但分流的渠道还很狭窄，分流的办法也不是很多，大多数还是年龄切线离岗和内部的调整，真正分流出去，脱离财政供养的人不多，财政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人员分流难的问题，是历次机构改革的难点和热点，这次也不例外。这里既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干部观念的问题，还有改革成本的问题等等。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要有更加优惠的人员分流政策作保证，二要有一定的改革配套资金作后盾，三要有改革的大环境和过细的思想工作等，否则，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即便是现在解决了，也还会出现反复和反弹。

二是乡镇聘任制干部的分流安置问题。作为乡镇特定阶段的工作需要，乡镇聘干为乡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基层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由于身份问题没法解决，在这次改革中，这部分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明显地凸现出来。尽管在改革中，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武乡县将乡镇聘任制干部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黎城县在县直事业单位进行了安排，还有的县按正式干部进行离岗安置等，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分流安置政策规定，乡镇聘干的问题仍是改革的遗留问题，需要我们很好地关注和解决。

三是乡镇年轻干部的素质提高问题。这次乡镇机构改革和乡镇党委换届，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乡镇领导岗位，他们有活力、有干劲，文化程度高，但毕竟缺乏基层工作的经历，工作经验不足，需要很好地培训和锻炼。特别是在改革中，全市乡镇全部实行了书记、乡镇长“一肩挑”，强化对“一肩挑”后乡镇领导班子的培训和监督管理，将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之一。四是乡镇“以钱养事”公益事业服务机制的运行完善问题。在这次乡镇机构改革中，我们虽然提出了乡镇事业服务经费由政府提供，人员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单位由“养人”向“养事”转变的目标，但这还是一个需要逐步完善的改革举措，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和管理办法，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五是县乡事权的划分问题。这次改革，对县乡政府之间的事权和各自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划分。但同样存在如何操作和运行的问题?存在如何监督管理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六是乡镇空编补充人员的问题。由于多年来我们对行政人员控制较紧，乡镇人员特别是公务员空缺，空编、空岗现象较为严重，且在职在岗人员的年龄偏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镇工作。一方面是乡镇空编，一方面是大中专学生就业难，因此，我们建议今后乡镇空编补充人员要及时

跟上，采取公开择优的办法，优先录用大中专毕业生，以达到“双赢”的目标。

体制转变 篇6

摘要：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体制改革”是中国这类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制度创新，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其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从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角度对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五个理论流派的主要见解进行评述，以期对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有所启发。

关键词：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演化经济学；转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9）02-0044-05

Review of Classical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Reform

TANG Long1,2

(1. Economic Depart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42;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both a developing country and a transitional country. System reform i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socialist countries of planned economy like China. Although the classical theories developed und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ckgroun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annot directly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 and guide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researchs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lated ideas of some economic theory schools are illuminating toward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reviews the main ideas of Classical Neoclassicism Theory, Marxian Economic Schoo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School,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ransition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so as to expect that the research can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ransition.

Key words: system 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lassical Neoclassicism theor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ransition Economics; Marxism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体制改革”是像中国这类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制度创新。研究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在尊重社会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立足于实践层面或者说操作层面动态地研究制度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间的动态运行与调整机制。同样，尽管世界各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型的共性问题，但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然有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转型与发展两项艰巨的任务被历史偶然地结合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种特殊情况是先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所未遇到的。正因为如此，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背景下所产生和发展的经典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乏直接的、系统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不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基于制度主义视角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受到经典理论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其著作中所时常闪现出来的智慧之光，对于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存在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对一些主要的经典理论关于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的评析中，获取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注：体制改革在中国最早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层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最早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种不经意间的演化，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范围的扩大，改革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使中国的改革和改革理论得以避免了触及诸如姓“资”、姓“社”这类涉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层面的东西而有效地起步。也就是说，从实践中归纳出来改革理论以及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措施，借用对“经济体制”的涵义及范围的理解取得了观念上的合法性，并通过把改革和改革理论的性质与范围定位在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灵感。

一、新古典主义经典理论：无法解释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发展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发展的制度研究是薄弱的。在他们看来，“它所涉及的社会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制度不存在，一切都通过完善运转的市场发生。”[1]因此，社会生产体系的内在机制在其研究中往往以“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被抽象掉，成为未知的和不被考察的变量。建立在该学说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通常立足于增长要素法和增长格局法两类研究方法探讨经济发展。[2]这两类研究方法在分析经济发展时，通常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视为中性的，从而将其忽略。即使有一些经济发展模型也认识到了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但把制度变迁视为不依赖经济发展过程的外生变量，从而把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割断了。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的直接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舍弃的全部要素（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都包含在内，注重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动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发展研究框架从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演化入手，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规律性，从而找到了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的联接点。在他们的视野中，制度—经济发展的研究逻辑在于资本积累所促进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推动了技术变革（可近似地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看成技术进步），从而破坏了现有经济秩序的稳定，引起和激化了发挥新技术潜能与现在所有权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激进的制度变革为新技术潜能的发挥开辟道路。

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40年代,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如凡勃伦（Veblon,T.B.）、加尔布雷斯（Galbraith,J.K.）等人，就看到了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制度主义者无法给出制度对转变发展方式所起作用的精确的定量分析，且无法使其分析体系化，在当时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大行其道的理论界，选择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研究主题的兴趣受到了极大抑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使得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变得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为什么发展禀赋相似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像韩国和加纳，在经济发展绩效上相差如此巨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针对发展中国家十分复杂的制度背景，再次试图把制度变量引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定和无制度背景观。通过研究“生产的制度结构”，新制度主义者在经济发展与制度结构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与旧制度主义学者有所不同，他们在强调制度的同时，也不同意把制度分析变成一些枯燥、散乱的概念体系。在继承和运用新古典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运用制度分析将财产权、交易成本、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等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分析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视为新古典经济学沿着制度路径使其一般化，从而增强其现实性的过程。[4]

三、演化经济学: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主义视角在新时期的异化

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在演化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演化经济学脱胎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注：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的，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等价于演化经济学。凡勃伦深受当时达尔文革命的影响，他对前达尔文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至今看来仍是非常强有力的批判，强调经济学应以“制度”或“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般的也倾向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诞生并发展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现代演化经济学依然高度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演进—制度学派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之一。根据演进—制度学派的观点，如缺乏相应的制度转变作为支撑条件，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难以取得实效。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根植于一个既定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导致新的发展方式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张状态，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此看来，深刻地理解从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仔细思考从一种制度体系向另一种制度体系的变迁过程。[5]

尽管演化经济学也重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它还没有形成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统一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冠以“制度演化理论”名称的各种理论自身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甚至理论背后所反映的哲学基础都有不一致的地方。总的来看，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企业家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知识演化与制度演化的关系以及认知模式与制度之间的关系。[6]也有一些学者注重从特定角度提出制度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互推动机制。例如，道格拉斯·诺思将制度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看成是经济增长通往持续繁荣或者是持续贫困的重要原因。[7]又如，纳尔逊提出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协同演化是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8]一方面，物质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地起着领导性作用，社会技术的作用在于它确保物质技术的执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没有适当的制度，驱动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将不能以它们应有的方式出现和取得应有的效力。

与同样发源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有所不同，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构成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制度研究的有力补充，它不仅高度重视长期的制度演化过程研究，并更好地说明了经济系统创新的来源。

四、转轨经济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视角

经济发展方式蕴含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之中。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处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在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相互交织，互相推动。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效，必须深刻认识经济转轨的内在规律。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正好满足了上述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转轨经济学是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支撑。与先前的制度主义经济学相比，尽管转轨经济学研究的体系化还需进一步努力，但它吸纳和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更加专注于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及具体过程中所需解决的系列重大问题。[9]

由于“转轨”过程本身就包含体制转换，因此制度主义视角在转轨问题研究的工具箱中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甚至可大体代表当前主流转轨经济学的发展方向。[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旨在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对苏联、中东欧以及中国等经济转轨国家经济绩效的解释力降低后，制度因素被认为是解决或改善激励问题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转轨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在转轨经济学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以雅诺什·科尔内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根源于经济转轨国家内部长期形成的偏离命令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旧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及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体制性根源以及如何克服和使其逐步向新体制转变。学术界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式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内在联系的观点有着高度共识。然而，至今学术界对其具体的联系机制进行系统论述的研究文献却并不多见。幸运的是，些学者还是尝试性地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所存在的逻辑联系，李萍的博士论文就是其中较有见解的一例。(注：李萍在其博士论文中，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逻辑联系归纳为：第一，生产单位的非企业化运行管理方式产生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粗放型经济发展；第二，软预算约束导致经济行为主体更容易把精力集中于一些非经济目标，客观上造成了粗放型经济发展；第三，非货币化的行政交易规则人为地造成社会供求失衡，加剧了资源浪费和配置失衡；第四，信息不对称造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第五，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虚置导致激励机制缺乏，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缺乏内在动力。同时，她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归纳为：第一，市场经济体制可节约信息成本、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价格调整机制强化了市场激励机制，通过优化资源有效配置推动经济增长朝集约化方向发展；第三，利益驱动强化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第四，竞争机制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源配置动态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李萍得出结论，实现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根本上铲除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生存土壤，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转变（参见李萍的博士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分析》第4、5章）。)

五、发展经济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发展的视角

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是较发达国家、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理论工作者的热情关注，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还是兴起于“二战”以后，主要的研究视野集中于探索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过程。[11]

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涉及发展方式问题。从理论渊源及研究思路看，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工具之一。从理论渊源看，经济发展理论起源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运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它吸收了增长理论的一些原理，但更加强调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以及转变的途径和政策。[12]因此，制度视角当之无愧地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必不可少的方法。从研究思路看，“战后”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先后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个阶段。[13]在某种程度上，这三种研究思路是以指导和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并对当时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修正和补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主义色彩。例如，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研究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实现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及其所蕴含的理论创新可从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一词内涵的理论探讨过程中得到一些启迪。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展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义词，虽然经济发展主要用于贫穷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富余国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有关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既包含了人均产出的增加，也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14]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在尊重经济增长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推动作用。注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正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因为除了关心增长要素投入与要素利用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外，经济发展方式还从总需求结构上关心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以及从供给结构上关心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既然在结构主义的研究视野中对制度性因素的探讨必不可少，那么在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必须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也就会发挥重要作用了。

六、小结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基于制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把制度纳入对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使得所提出的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制度的宏观动态量化分析具有相当的难度，再加之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所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使得制度非均衡动态宏观经济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由于中国转轨与发展交织并行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复杂态势和路径的不确定性，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幸运的是，散见于一些经济理论流派中所使用的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的理论逻辑及所提及的观点，对于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是有很强的启发性。如何从中吸取营养、使之体系化，并建立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将成为致力于研究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工作者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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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转变 篇7

一、深化价格改革, 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难转变, 是因为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产品价格长期受国家管制, 严重偏低。地价低, 水价低, 能源包括电价低, 许多矿产品价低。大都与其价值严重背离, 造成人们在使用这些宝贵资源时, 大手大脚、毫不吝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立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必须积极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 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 节约利用资源, 提高效率。

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基础作用。在全面开展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基础上, 加快自然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彻底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 提高土地和资源产品的价格, 使其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 逐步建立起能够体现自然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在理顺各项资源产品价格中, 重点是调高能源价格, 逐步调整煤、天然气、电的价格。提高能源价格, 是降低能源消耗系数的有效途径。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涉及面广, 许多改革又必然涉及深层次和敏感问题, 要稳妥推进, 力争把改革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并取得预期的积极实效。

二、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制和提拔任用体制

长期以来, 我国往往将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标准, 导致地方政府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 大搞能耗高、物耗高的项目, 因为这样最容易拉动GDP。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着手改进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和考核标准。干部政绩不能只看GDP增速, 更要看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

一是采用绿色GDP标准。传统的GDP是以经济总量为尺度, 而不考虑环境因素。为实现生态环境优化, 有些国家开始采用绿色GDP标准, 其计算方法是:绿色GDP=现有GDP-自然部分虚数-人文部分虚数。应扣除的自然部分虚数包括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 自然资源退化与配比的不均衡, 生态环境质量退化所造成的损失, 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 资源稀缺性所引发的成本、物质、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带来的损失等。

二是将GDP转向NDP。NDP是经济学中常用的国内生产净值标志, 其计算方法是从GDP中扣除物耗、能耗、土地等资源的价值成本, 再减去环境恶化、自然资源退化及工伤事故等因素所造成的损失。笔者认为, 无论是绿色GDP, 还是用NDP代替GDP, 都可以试验采用, 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将会可能改善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 有利于改变对干部的激励政策, 从而优化激励机制, 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起鞭策促进作用。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完善财税政策

1.在预算改革方面, 应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统筹安排使用, 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真正实现预算的硬约束

城市政府的土地收入和一些收费与基金等预算外资金, 往往被地方政府用于搞开发区、市政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 造成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滥用浪费。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充当地方经济活动主角的不正常状况, 必须从财力上防止上述不规范的政府行为的发生。其中最关键的是预算改革, 应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统筹安排使用, 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真正实现预算的硬约束, 从而有效堵住地方政府乱建开发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乱铺摊子, 乱上项目的口子。

2.在税制改革方面, 必须尽快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税收体制

要逐步调整和完善资源税, 有利于抑制对矿产资源的乱采滥挖和掠夺性开采, 有利于保护矿产资源, 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统一企业所得税, 实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 开征燃油税, 将会有力促进汽油的节约使用, 提高对汽油等紧缺资源的有效利用。稳步推行物业税, 将能抑制对房地产的过度需求, 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 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取消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 以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 提高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

3.税制转移和补贴转移

一是税制转移。降低所得税、提高会破坏环境的种种行为的征税额, 以便市场反映真理, 已是经济学家普遍认识到的前景。其基本构想, 是建立一个能够将经济活动给社会间接造成的成本反映出来的税制体系。例如, 对烧煤这一活动所征收的税项中, 就应当包括与吸入被污染空气有关的保健费用的增加、酸雨造成损害以及影响气候的代价。

削减所得税, 减少的部分由向有害环境活动征税来弥补。已经有9个西欧国家开始了税制转移的过程, 这就是所谓“环境税制改革”。征税向环境方向转移, 通常会带来两方面的成效。由于所得税税项的降低, 会使向工薪收入部分征收的税额减少, 结果是劳力的成本降低。

二是补贴转移。其实, 不但税制需要转移, 补贴制度也需要转移。补贴并不是统统不对的。许多技术的出现、许多工业的形成, 都是政府进行补贴的结果。但为经济滑坡、气候改变等问题所困扰的我国, 不能再将鼓励多烧煤和多耗油的补贴视为合理举措。将补贴用于风力、太阳能、地热能等不危害或少危害气候的能源, 是使地球的气候实现稳定的关键。

当此我国经济面临麻烦、各级政府都为财政赤字困扰之际, 解决上述税制和补贴转移的问题, 迎来转移带来的两方面的好处, 这将有助于平衡收支、解救环境。税制和补贴转移无疑会既改进经济效益, 又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正可谓双赢局面。

四、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1.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

建立合理有效的产权制度, 着重落实“政资分离”和“政企分开”、消除政府机构对企业的不应有的干预, 切实保证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深化企业改革, 就要使长期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和常常受到歧视的民营企业, 都成为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经营决策权、自负盈亏和独立承担风险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并鼓励、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

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其固有的机制缺损,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浪费严重。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使国有资本更好地集中在能发挥自已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大企业中, 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中小企业逐步退出, 使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对于仍需国有经济控制的领域, 要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 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垄断行业的改革需加快推进, 积极引进竞争机制, 允许新的厂商参与竞争, 特别是非自然垄断性业务要放开。即使是自然垄断性业务, 有的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 即通过招标的形式, 在某些产业或业务领域 (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中让多家企业竞争独家经营权 (即特许经营权) 。这样, 就能使自然垄断性业务也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并增进效率。垄断国有企业资源节约的潜力巨大, 搞好垄断行业改革, 能大幅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达到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

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讲, 民营企业产权关系清晰、权责明确。政府应放宽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消除歧视民营经济的制度性障碍。这样, 不仅能释放民营经济自身的活力, 搞活市场, 更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完善生产要素产权制度

保证资本、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以完善生产要素产权制度。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创新, 一方面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可较好地抑制政府通过土地换资金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 促进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市场推动转变。

3.建立现代资源环境产权制度

我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得不到彻底根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资源环境产权不明晰, 资源环境使用实际上是低价或零价格使用, 过分背离资源价值。因此, 为了引导地方和企业自觉施行有利于环境资源的行为, 减轻经济发展对生产要素投入数量扩张的依赖, 促进环境与资源的合理利用, 必须明晰资源环境产权, 发挥产权内化外部性的功能, 给资源环境赋予价格, 建立有偿使用制度, 推动资源和环境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建立符合市场化改革要求、有约束力的现代资源和环境产权制度, 明确产权交易主体、产权交易规则和产权招标拍卖等制度, 将资源纳入市场体系, 受市场规则制约, 是达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环境得到有效保护重要途径。

摘要：本文论述了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指出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 最根本的是要继续深化改革, 以形成推动乃至于迫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分析了制度创新在深化价格改革、财税改革, 产权改革及干部绩效考核中的重要作用。对我国而言, 应从制度创新入手, 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证, 推动技术创新, 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增长方式,创新,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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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转变 篇8

1、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发展方式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1.1、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转型

社会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的变化过程, 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通常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因此, 社会的发展在促进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时, 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特征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1.2、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 社会的转型处于先锋地位, 在群众体育管理体制转变发展方式中它起着主导作用。首先, 社会的转型是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发展方式的转变重要的社会基础。其二, 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决定了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三, 社会经济转型指出了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的转变要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

1.3、社会转型对群众体育管理体制转变的影响

(1) 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的影响。

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随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建立和协会实体化的实施, 以及职业化运动的开展, , 采取了国家职能转变的渐进式的转移, 由重视体育的政治职能向重视体育的社会职能转变, 也就是说由重视政治功能转向重视竞技体育的经济功能和群众体育的社会功能。在方式上由微观、直接管理转向宏观和间接管理, 有计划管理向市场自主支配资源管理转变。

(2) 体育管理的法规和制度进一步完善。

通过近20年的改革, 从1995年《体育法》的颁布实施, 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以及《全民健身条例》等各个领域体育政策的不断出台, 使体育管理法规、制度不断完善, 体育管理行为不断得以规范, 体育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职责正一步步走向明晰, 责、权、利三者之间也得到了划分和有机的统一。

(3) 体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拓展扩充。

随着社会转型, 按照原来的平均主义和按部就班的运行方式和行政的强制管理已经不能更好的促进体育管理体制的运行。所以, 如果体育管理体制要保障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为国民经济服务, 就必须要融入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中去。因此, 体育管理体制从行政的管理方式转向以经济为主的管理, 在运行方式上融入了优胜劣汰的风险机制和相应的保险机制, 在运行模式上不断借鉴西方各体制优缺点, 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共同办体育的新体制。

2、体育管理体制与现行群众体育管理体制

体育管理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 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在现代社会, 体育管理体制决定了个体的分配比例, 社会团体和国家在体育权益领域和作用, 决定了他们的地位, 并提供相应的组织保障。在基于对客观规律的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状态变化和不同环境条件下, 我们必须更好地为促进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对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它是体育管理制度走向成熟和自我充实的必然过程。但目前, 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与社会相结合共同承办的体育管理体制的过渡期。

3、制约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因素

3.1、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

第一, 体育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经济体系在体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并具有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一样的社会性质;其二, 国家权力利益的分配决定着体育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和权限划分, 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着社会自然经济体系中体育管理体制和利益分配形式, 从而决定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第三, 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否和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相一致, 是衡量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标准。

3.2、体育管理体制类型的选择是由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的规模决定的

经济是体育发展的基础,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规模对体育管理体制的深刻影响。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体育投入的程度和规模决定了体育管理体制的状态是由政府主导, 社会主导型还是组合型;另一方面, 社会的体育投资和居民体育消费也会影响社会体育的发展程度;此外, 在体育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其独特的经济功能。因此, 当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规模小时, 在体育管理体制中政府往往占主导地位, 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福利, 强制性的发展体育运动;当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体育的经济功能将被放大,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快体育产业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及分配, 使体育管理体制形态侧重于由社会管理为主。

3.3、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受体育自身发展的影响

体育是没有阶级性的, 但体育管理是有阶级性的。当体育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 国家将赋予其政治形态, 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行政手段干预。无论是作为一种福利还是体育产业的发展, 任何方面的加强都会导致管理体制形式的变化。

4、社会转型中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整个体制改革的核心, 在当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体育的发展, 改革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4.1、国家整体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1) 调整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 放权简政。

首先上级应权力下放, 给予下级或地方更大的自主选者权, 以便能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其次, 在同等级的管理上应简政, 为社会组织和体育社团提供更加自由的空间, 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 是各社团组织能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经营运作。

(2) 更新机制, 改变管理模式。

作为国务院的下属机构, 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应按照国家体制改革的要求, 在运行机制上和国家整体运行机制保持一致, 坚持政事分开、政企分开, 引入竞争机制、组织机制、法律和市场机制。在管理的方式上, 通过体育和社会组织的直接管理和组织, 转化为通过制定宏观发展计划、法律法规、评估和经济的层面上来, 进一步弱化政府微观功能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3) 完善立法, 进行科学的决策。

对于间接管理体育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首先要加强行政立法, 国家体育协会规范其“管、办”的体育行为。其次, 应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对体育管理体制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建设, 以实现管理法制化的目标。最后, 体育行政部门应根据自己的优势, 加大体育科技发展的力度, 以体育发展战略、体育事务的监测、评估等中介组织为依托, 对体育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全面建设, 以提高其自由与科学的决策过程。

4.2、群众体育管理应进行的体制改革

(1) 国家投资和社会投资同步, 加强群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体育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国家投资的重点应在非盈利的公共福利和公共设施方面增加投资, 鼓励和引导社会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 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2) 健全群众体育管理体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的建设, 以保证各级各类组织和个人的积极参与。

(3) 促进群众体育组织网络建设。

利用社会组织结构的优势, 使社会体育活动延伸到城市的街头, 国家通过下放权力, 促进体育社团组织实体化。使各体育社团在地方积极发展各类形式的俱乐部, 将辐射面扩大到除高级社区、普通小区聚集地外, 更加注重流动人口体育活动的组织;鼓励和引导民间传统体育、民族体育的发展, 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体育组织。从而形成一个社会体育组织为骨干, 社会体育组织为补充的社会体育管理网络结构。

5、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 促进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的转型

体制转变 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商业展示,设计特点,设计方法

一、新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国内商业展示设计发展现状

我国自改革开放加入WTO开始, 市场结构已从“卖方”转向“买方”, 由“以商品兜售为目标”转向“以消费者取向为中心”阶段。在市场经济带动下国内商业活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 同时, 现代商业展示设计成为推广商业市场活动的重要媒介, 备受关注。各大城市陆续建设大型会展中心, 不断定期举办各类商业展示活动, 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宣传竞争的平台。现代商业展示作为大众信息传递的最佳媒介, 在人们审美要求的提高下已不再是早期简单的陈列展示, 而是要在短期内进行空间主题意境与视觉艺术的完美呈现, 将空间设计和商业传播组合为一体的综合性设计, 要以创意征服观众, 以信誉赢得客户, 通过展示为企业创造形象效应及经济效益。因此, 如何短时间迅速有效的完成好设计任务成为现在商业展示设计师的诉求目标。而关于设计中展位的确定, 展具的可拆卸、便捷性、安全性, 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新材料的选择、动态展示设计手段、功能空间划分、参观流线设计等成为现代商业展示设计研究的方向。

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下的现代商业展示设计的特点

现代商业展示设计在市场经济结构的转变下, 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特点, 展示空间的布局不再只是考虑陈列的形式和面积, 而是主要以参观者角度为考虑重点, 尽量满足人们行动自如的空间活动面积。主题性展示设计是参展商传递企业行销观念与目标中必须采用的重要策划设计环节, 在展示视觉外观上通常以夸张的艺术造型手法与醒目企业品牌色彩吸引人们的关注。在展示空间设计中以建立与特定参观群交流互动的目标, 呈现出各种交流空间形式, 如洽谈区, 演示区等。展示内容贴合参展企业展示活动目的, 以展品实物展示和宣传设计, 充分体现展品性能与参展商的服务质量, 展示空间氛围的营造与企业宣传手段, 给参观者明确的信息, 传达企业恰当的正面形象, 展示设计内容符合展示主题目标, 并能整合在企业行销理念中, 协助行销目标的推动及参展企业形象的建立。

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的现代商业展示设计方法

1. 营造展示空间设计的层次。

在二维、三维设计中必须先根据展示内容, 用空间分割手法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 以参观者心理需求及行为习惯来确定展品位置、道具布置、通道宽度、出入口设置等, 再通过不同材料和恰当的色调、独特的造型等, 对展示空间的地面、顶面、立面, 进行富有层次的装饰, 营造一个轻松且有视觉张力的空间。在四维展示空间设计时, 必须以二维、三维设计为基础, 结合时代特点利用各种动态技术手段、艺术形式, 创造与静态展示形式动静相宜的空间特色。而意境表达上, 要以参展商企业文化、标识、字体、色彩等, 结合展览主题考虑, 设计符合其要求的空间意境。

2. 利用展示设计的参观者心理、视觉感官。

参观者在展示空间中心理和视觉感官的好坏, 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展示信息的传达、展品销售情况、甚至是企业形象。因此, 设计中不能忽视参观者感受, 要以他们的需求为核心考虑, 如亲和力的服务宣传、人机的展示设施、洽谈区的安排等, 另外, 还须从参观者和参展方双重角度考虑设计的时效性, 营造轻松舒适且有艺术感的展示空间。这也是中国市场结构转变后出现以消费者为主的变化。

3. 突出展示设计创意的灵活多变性。

由于现在商业展示设计主要是短期展览, 要在每一期展示设计中吸引人的注目, 调动参观者情绪, 留住其脚步, 就要采用灵活多变的设计创意, 否则, 一尘不变作为卖方和买方, 都会产生视觉疲劳和心理厌倦抵触。因此, 在设计时可借用企业形象系统要素, 或者是季节、节庆日等作为创意点, 对展示设计中如色彩基调的变化、主题素材的变化、展柜展架陈列形式的调整等, 给参观者和员工一种常展常新的效果, 激发他们的感官和热情。

4. 开发展示设计的便携性、临时性、经济性。

商业展示设计大多是短期行为, 因此, 在激烈的竞争中, 应慎重考虑预算投资的额度, 如何运用这笔资金达到最佳设计效果等经济性考虑, 同时还要运用一些可变性高的便携性、临时性手段, 如便于拆卸、搬运、重组、相对牢固的展示构件、材料、展示道具等进行设计布展, 由于其可重复利用性, 针对展览改造会较方便容易, 还减少资金投入成本, 避免浪费, 同样达到展示的目的。这是现在技术手段成熟后必须坚持的一项设计原则。

四、结语

现代商业展示设计是一种空间结构与场地规划、商业传播相融合的艺术形象, 涉及到广泛领域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在市场经济结构的转变下, 现代商业展示设计的空前活跃也塑造着展示艺术形象的整体性、独特性, 正确认识商业展示设计中关联性问题是做设计的前提基础, 而快捷有效的商业展示设计手法是为商家创造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 同时也将成为现代商业展示设计研究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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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淳.展示设计[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0[4]朱淳.展示设计[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0

体制转变 篇10

农村经营体制转变

文件提出, 要围绕现代农业建设, 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 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达此目标, 一号文提出要鼓励农民通过互利互换的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的零碎化问题, 同时加大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着力培养一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

解决农村经营制度中个人经营分散与公司雇工经营不适合农业特性之间矛盾问题的措施之一是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引导财政投资项目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 推动国家补助项目形成的资产移交合作社管护, 在信用评定基础上对示范社开展联合授信, 有条件的地方给予贷款贴息, 把合作社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并作为单独纳税主体列入税务登记。

补偿资金不落实不得征地

一号文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严格保护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为此, 一是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将在5年内完成, 农村宅基地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也要尽快完成。

一号文提出要加快征地制度改革,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为此, 要加快修订土地管理法,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完善征地补偿办法, 合理确定补偿标准, 严格征地程序, 约束征地行为, 补偿资金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和实施征地。对于全国不少地方正在试验中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文件要求“严格规范”, 同时规范的还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对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 文件明确规定不得进入市场。

对于“人往何处去”的问题, 2013年一号文提出要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为此, 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 同时要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等基本权益, 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

补贴向主产区和新经营主体倾斜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是历年一号文的重点, 这次也不例外。文件提出将继续确保三农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较有新意的提法是, 统筹规划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分布, 重点支持重要农产品集散地、优势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 加强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建设, 适时推出市场波动剧烈的大宗农产品期货品种, 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农产品价格形成和交易中心。同时要加强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 健全覆盖农产品收集、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的物流体系。

在农业补贴方面, 未来结构将有所变化, 在继续加大补贴资金规模的同时, 新增补贴将主要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 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这也是与前述农业经营体制的转换相呼应的。同时, 一号文提出要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 适时启动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农产品临时收储。

另讯在2013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随即出台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发[2013]1号文件精神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见》, 文件围绕强农惠农, 就确保全省粮食生产十一连丰、力争实现十一连增, 全面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区,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转变生产经营方式, 提高经营集约化水平, 特别是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

体制转变 篇11

关键词: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教学模式;实践教学

在新形势下,公安院校面对前所未有的改革,只有大胆创新教学环节和教学手段,转变教学模式,才能从源头上提升公安民警的综合素质和战斗力。

一、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公安教育改革是集保障机制改革、院校管理体制改革、教育训练模式改革、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于一体的综合配套改革。

公安教育改革就是要努力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警察职业意识,为基层公安机关培养输送高素质的应用型、实战型专门人才。公安教育培养的重心由注重理论学习向注重能力培养转移。建立招生、培养、入警紧密衔接的招录培养体制,从根本上规范公安机关的育人用人机制。

二、培养对象的特点

2009年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进行了招录体制改革,首批试点班招生培养的对象是退役士兵和高校毕业生,还有部分本校毕业生。这些学员的最大特点就是个体差异较大。首先是学历差异:其中包括本、专科学历,研究生学历,而退伍士兵实际上就是一些受了军队的熏陶、有较强组织纪律观念的高中毕业生;其次是专业背景差异:既有文史类的,也有理工类的,而且还有具备了一定警务专业技能的警校毕业生,所涉专业达上百种。

三、对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教学模式的建议

(一)注重忠诚教育,强化作风养成教育

忠诚既是人民警察的政治本色,也是人民警察成就事业最优秀的美德。对于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试点班的学员们,作为未来的准警察,“忠诚教育”必不可少。学院应把学生的忠诚教育渗透于日常教育教学中,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铸就忠诚警魂为根本,以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忠诚教育为重点,努力做好试点班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政治上忠诚可靠的公安专门人才。同时,学院在日常管理中要围绕民警培训管理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始终坚持“从严治警,从严治校”方针,实行量化考核制度,以制度为保障,强化养成教育。

(二)研究培训对象,做到针对性教学

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学员们的学习经历和专业背景不同,而不同的专业背景更有利于提高学员的专业迁徙能力和对不同岗位的适应能力。教学上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特有的优势,做到针对性教学。一方面可以结合学员专业背景,例如刑事检验结合理化专业、法医结合医学专业、公安文书制作结合中文专业等等,把不同专业的特长应用迁徙到公安工作中去;另一方面,教师要细心了解学生,将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方式调整为“以学员为中心”的授课方式,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

(三)合理设置培训课程,强化实践教学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最终要指导实践。教学中,以实际训练为主的实践教学法,客观上起到强化学习动机的作用。对于公安院校的学生,这种实践教学尤为重要。因此,教师在对试点班的教学中,在教学内容安排上要减少课堂教学,增加模拟训练、技能训练等实践教学内容;在教学环节上要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积极开展教法创新,面向基层,面向实战,精讲多练;同时,在考核形式上也应改变理论考试所占比重,侧重技能考核。

(四)建设开放动态的师资队伍

开放动态的师资队伍是指,警校教师应下基层调研学习,也可聘任一线有经验的民警担任教官,以此来突出教学实用性和针对性,力求教学与实战部门一体化。通过教师与实战部门经常交流、深入公安一线进行调研或者把一线专家请过来这种方式,使教师在制订训练计划、设置教学内容上,充分调查研究民警需求,使教学训练进一步贴近公安工作实际。

公安民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对构建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提升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公安院校要进一步优化、完善教学模式和结构,在教学工作安排上,要紧密结合公安基层所需,针对学生特点制订教学计划;教学与实战部门之间要积极展开相互交流;同时,在对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要强化忠诚教育。总之就是要把职业精神培养、专业能力教育和警务技能训练贯穿培养工作的全过程,努力形成“教、学、练、战”一体化的、公安职业特色鲜明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体制转变 篇12

回顾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传统小农经济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 是几代农民和干部经过不懈努力取得的今天这样可喜成绩, 归纳起来可概括几个转变。

1 农民身份转变———形成初期小商品经济

1947年秋, 辽源解放了, 世世代代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土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农民, 自己生产、自由销售, 积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 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处是绿油油的庄稼和蔬菜, 一派丰收的景象。一直继续到1956年、全村农业收入达到50多万元。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2 管理模式的转变———形成了初期计划经济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全国各地农村先后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 农村形成了三级集体所有, 队为基础经营格局, 由初期的商品经济转化为初级的计划经济体制, 种什么、种多少都由集体单位说了算。这一时期, 经过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10年“文革”、批林批孔等各种经济活动和政治运动, 有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正面因素, 也有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反面因素, 整个20年经济发展相当缓慢, 农民生活虽有了一定改善, 但成效不大, 全村社会总收入170万元, 人均年收入200元左右。

3 经营方式的转变———形成了初期市场经济

20世纪70年代后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国工作重心转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由计划经济向初期市场经济的转变, 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经营方式, 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十年发展到1988年全村社会总收入达到3760万元, 人均收入850元。

4 思维方式的转变———形成现代管理理念

进入20世纪90年代, 特别是进入21世纪, 七一村村民及干部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 开始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他们深刻认识到农业面临收入与效益、供给与需求、生产与资源的矛盾, 面临人多地少严峻实际, 积极转变观念, 把发展高效农业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 积极发展高效农业。1997年以来, 建了800多栋日照温室, 总投资350万元, 成为国家级蔬菜生产基地, 全村社会总产值实现亿元以上。由于地处近郊区部分土地被占用。地少人多现象更加严重, 农村面临严重耕地不足, 农村劳动力转移迫在眉睫。村委会一班人, 首先, 狠抓劳动力培训, 经常举办培训班, 开设岗前教育职业培训、素质教育等课程。利用远程教育进行培训, 提高了村民创新能力, 提高整体素质。其次, 狠抓民营企业发展。由于地处近郊,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优势, 先后办起了建筑公司、木制品公司、酿酒业、建筑材料等多家企业, 企业初具规模, 效益较好。再次, 狠抓产品质量, 不断抓规模建设、不断抓产品创新, 提高乡镇民营企业产值。最后, 狠抓基础设施建设, 全村建了100多栋住宅楼。建了多栋日照温室、建立了灌溉设施和村级公路, 提高美化居住生活环境,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村委一班人用科学发展观引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绿色农业、集约农业、生态农业, 不断扩大食品加工、提高了农民收入, 提高了农民经济效益, 2012年全村实现全社会总产值7.2亿元。人均收入9500元, 进入小康水平, 现代农业雏形初步形成。

5 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就我市比较先进的七一村而言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还很小。过去农民是按劳力分得土地,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 虽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很难形成规模, 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的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还很不到位。这就造成生产很难形成规模, 也不能达到最佳效益。

(2) 区域布局不够合理, 没有形成农业产业带, 农产品产出率和商品率不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慢, 深度开发利用农产品不够。

(3) 农业科技创新还很不到位。蔬菜品种还很少, 其中几个品种占领了辽源市市场, 但还没有打入其他省、市市场。和山东寿光生产基地相比差距太远, 品种单一、规模小。农业生产者与科研机构联系较少, 科研经费不足, 政府支持也很不到位, 农民科研积极性不高。

(4)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还很不健全, 基本没有形成农村合作组织去协调指导农民发展经济。产、供、销一体化程度低。

6 建议

(1) 加快高效农业发展, 从我国国情出发, 立足资源优势和国际国内市场需求, 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上调整, 不断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 提高农业规模化组织程度,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走具有中国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之路。

(2) 确立农业发展主导产业, 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要立足本地农业资源,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要按照农业区域优势, 确立当地产业目标和主攻方向, 建设优势农业产业带, 提高农产品产出率和商品率。

(3)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大规模适时土地整治, 加快中、低产田改造, 提高耕地质量, 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 建成一批骨干企业, 建立农产品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等农业体系。

(4) 发展循环农业, 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农业。要开发利用农业资源,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深度开发利用农产品, 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综合发展种植、养殖及加工业, 提高农业整体产出率。要大力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 努力提高农业投入品的利用效率。

(5)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 大力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农业科技是发展高效农业的核心, 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 建立农业用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开发多功能、智能化经济型农业装备设施, 重点在田间作业, 作物栽培, 健康养殖精密加工储运保鲜等环节取得新进展, 要重点支持生物技术良种培育, 丰产增收, 栽培农业, 节水防灾减灾等新领域科技创新。

(6) 创新农业经营方式,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经营要努力实现两个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先进生产手段, 实现经营方式转变, 统一经营, 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 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式的转变。要加快综合配套, 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进一步确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公益性地位, 尽快普遍健全城乡和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 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

(7) 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要依法按照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转包出租或转让股份合作的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有条件的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摘要：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七一村的巨大变化, 是改革的春风带来的生机, 是新时代农民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带来的活力。经济的飞速发展, 居住环境的改观, 千栋日照温室兴建使这个村庄一派喜气盛世景象。

关键词：七一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