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特征（共4篇）
转变特征 篇1
引言
明末清初政局动荡,资本主义因素显著成长,瓷业生产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官窑衰败,御厂良匠散入民间窑,其艺术风格摆脱官窑束缚而成为主流,获得自由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社会上层对细瓷的需求和对外贸易的刺激,民窑生产空前活跃。因而,从万历后期开始,经天启、崇祯到清代的顺治和康熙前期,被称作民窑青花瓷的“转变期”,即西方学者所称道的“the Transitional Period”。
“转变期”既是个时间概念,更是对一种风格的定位。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转变期青花瓷面貌独特,风格渐变,蕴涵着深厚的魅力,成为明清之际中国陶瓷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音符”。
转变期民窑青花瓷洁白细腻,青翠明艳,品味高雅,画质细腻,尤显文人士大夫情趣或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同期烧量极少的官窑瓷、民窑粗瓷和传统细瓷相比,转变期青花瓷在胎土用料、青花色泽及绘画风格等方面,有着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形成条件。
1 胎土用料
转变期青花瓷细洁致密,优美周正,质量精致上乘,较前期青花瓷有“峰回路转”之势,这与优质瓷土和二元配方的应用关系密切。
优质瓷土的采用,是转变期青花瓷优质的前提。“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以贡,谓之‘御土’。”(孔齐《至正直记》)元代至明代万历后期,优质瓷土一直为官方所垄断。而民窑所用瓷土,据元代蒋祈《陶记》载:“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所产已为次矣。比壬坑、高砂、马鞍山、磁山堂,厥土赤石,仅可为匣模。”入明后,民窑所用何土,万历之前没有文献记载。至万历三十二年,景德镇民窑已开始采用优质的高岭土。而此时官土麻仓土已经告竭,官窑所用优质瓷土转取自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梁山(高岭土产地)和祁门开化山。这时高岭土面临如过去麻仓土一样被定为官土的命运。据康熙《浮梁县志》“陶政、陶土”条记载:“万历三十二年(l604年),镇土牙(瓷土买卖的中间人)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括他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於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以此为转折点,景德镇制瓷业不但摆脱了原料危机,而且还获得了任意开采和使用优质高岭土的权利。
先进的原料配制工艺则是烧制优质瓷器的关键。有学者认为,二元配方工艺在元代已经出现,但最早见诸文献则是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梗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此时,胎土的练制采用了“水澄法”,所得制瓷原料相当精细,所制瓷胎在白度、硬度、粒度、吸水率、透光度等方面明显优于传统的仅以瓷石为原料的瓷胎。
2 青花色泽
转变期青花色泽青翠明艳,与后来的“康青”典型色“翠毛蓝”,均为中国陶瓷史上最上乘的青花呈色。此时青花敷染采用“分水”技法,色阶已达三个以上,作品层次感十分丰富,有的作品甚至有康青“五色青花”的效果。而此前的成化分水只能达到浓、淡两个色阶。
转变期青花色泽之上乘,主要源于选用优质钴料及改进原料制练工艺。景德镇窑在明正德后期到万历前期,凡上品青花,无论官窑民窑均选用从西域进口之回青,但到万历前期,由于商路不畅,胡商已不再贩回青往景德镇,即使官窑所用也“买之甚难”(《明实录·神宗实录》)。于是选用国产优质“土青”并改进其制练工艺。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上高诸邑为中,丰城诸处者为下也。”可见此时景德镇精品瓷选用的钴料是“浙料”。
当回青断绝来源后,浙料成为景德镇烧制精品青花的上选。由于瓷工们的聪明和智慧,转变期青花瓷烧造出了万历时所不见的“翠毛色”。这归功于他们对钴料提炼技术的改进。据嘉靖《江西大志·陶书》,此时加工青料采用物理方法—水选法,依靠“敲青”“淘青”二道工序。而转变期的青料加工则改用化学方法—火煅法。在低于熔点的温度下加热矿石,使其分解,并除去结晶水、二氧化硫等物质,使主要成分更易提取,纯度更高。(《天工开物·陶埏》)从水选到火煅,是一次工艺技术上的改革,这个改革过程显然完成于嘉靖以后到崇祯这一段时期,它是万历后期普遍使用浙料,能迅速提高发色质量的重要原因。
3 绘画风格
明末天启、崇祯对瓷器生产完全放任,清初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无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由于市场需求,民窑蓬勃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晚明的民窑艺人离开了长期依靠的官窑蓝本“官样”,向景德镇地区以外的其他艺术领域去寻求创作借鉴,当时江南和安徽新安地区,文人画家和版刻家合作,大量刻印各种画谱,对景德镇陶瓷艺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晚明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从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题材大为拓宽,技法更为丰富,绘风清新独特,体现出来的思想比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状态都呈自由倾向。
转变期首开青花山水画先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不但数量可观,而且艺术高超,为转变期瓷画的重轴戏。从天启初创时,青花山水画布局疏朗,减笔写意,形简神备,至崇祯以后,出现了大幅山水卷轴画,兼有题诗、署款和落章等,颇具文人士大夫情趣;还形成了转变期的独特画风(如括号云)。人物画一方面继承了小说戏曲题材传统,但更趋生活化(常以自然山水、庭院或园林作背景),追求人物的“趣”而非“真”;还有一些则表达了文人士大夫的人世情结(如“指日高升图”、“太白醉酒图”、“竹林七贤图”)。此时的花鸟画也被借物托志,或表文人喜好、赋予人格,或常题以诗句,明志抒怀。晚明时期,文人画家开始借形写意,用了了笔墨摹形状物,寄托逸趣;同时晚明上流社会的博古雅玩之风盛行,促使该绘画时尚应用于瓷画之上,这样转变期青花瓷器清供画也得以开始(如“四季清供”画四季应时瓜果等)。
另外,外销瓷中,西方绘画与工艺的纹饰、构图、景深、明暗以及更深层次的绘画观念(如主题绘画等因素),不知不觉就融入到转变期瓷绘风格中,也是造就转变期独特艺术成就的因素。明末清初,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销往海外的克拉克瓷,以开光图案为特征,具有东西合璧的风格,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较大的刺激和推到作用。
4 结语
转变期青花瓷,曾被中国学界遗忘,这段瓷史被西方学者率先发现并研究。随着学术研究的开展,专题展览的举办,公私藏家的收集,海外著作的译述以及收藏市场的追捧,转变期青花瓷器由零星闪现成为收藏新宠,瓷器研究、收藏的传统审美观、价值观亦因此而得到转变和发展。近年来,转变期青花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气质、精良的工艺质量而日益受到收藏家的重视和保护,其特征、形成条件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为世人了解。
摘要：从明万历后期到清初康熙早期,被东西方学者称作“转变期”。在这一政局动荡、官窑衰败时期,一代风格独特的优质青花瓷却在民窑中诞生。以特定社会为背景,从胎土用料、青花色泽及绘画风格等方面入手,分析转变期民窑青花瓷形成的条件和风格特征,以助于深入研究。
关键词：转变期,青花瓷,特征,成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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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未都.马未都说陶瓷[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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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小铨.过渡期青花瓷之概念与分期研究[J].荣宝斋,2004,(5)
外资在华并购的转变及特征 篇2
一、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转变
积极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 对外资的充分、有效利用, 不仅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 而且对我国的优化资源配置、升级产业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一直以来, 我国对于外来直接投资的利用, 因为受到我国相关政策、法令措施的限制多半以合资、合作的方式为主。如1979—1997年期间我国的外商投资方式表现为合资占比近50%, 合作占近20%, 独资占比不到30%。
2001年12月加入WTO之后, 中国逐步开始放松对于外资投资的管制, 减少相关领域的政府干预行为, 先后于2002年和2006年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一系列政策规定, 鼓励外商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投资。2006年当年的实际使用外资额中, 外资企业占比就已达到了73.4%, 合资占比22.8%, 合作占比下降到仅3%, 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占0.8%。尤其是2007年3月, 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 鉴于新税法取消了之前对外资企业实施近三十年的优惠税率, 对境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统一征收25%所得税率, 间接促使我国对外资的利用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外商对我国的投资方式从绿地投资为主转向为侧重于并购投资, 通过外资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数量和比重均有明显增加。
外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已成为近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 不可否认, 外资并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成功推动了我国企业的市场型转向, 而中国的继续对外开放又为外资的有效利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从而更加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仅以去年为例, 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负面效应继续扩散, 欧美日等传统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力明显乏力。在全球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的背景下,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在上年基础上再次增长, 实际吸收外资金额达到1160.11亿美元, 同比增长9.72%, 连续十九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然而外资并购在给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带来了新机遇的同时, 也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二、外资在华并购的新特征
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孙鹏在2007年中外企业集团国际年会上就曾经指出:“目前中国的外资并购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一是并购方式以股权并购为主, 并购对象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二是制造业外资并购在等全国外资并购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 并购投资主要投向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流通、服务行业;三是外资并购投资来源地主要是自由港和中国香港。”
(一) 并购方式以股权并购为主
总的看来, 外资对我国境内上市企业的并购方式可以分为三种:间接收购、直接收购和其他方式。
1. 间接收购。
即外资收购方通过购买上市公司的控股企业或者其掌握的股权从而达到实质上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 其购买方式一般是外资整体或部分买断上市公司的控股企业从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 也有外商通过与上市公司组建由外方控股的合资公司, 然后由合资公司反向收购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 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操作方式。这种收购方式的好处在于外资可以绕过收购上市公司股权所要面临的审批程序, 使得收购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可能。如2001年米其林即通过后一种方式对我国轮胎行业的龙头企业轮胎橡胶实现控股。
2. 直接收购。
即外商根据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定, 直接收购上市公司的部分股权, 达到参股或控股的目的, 根据收购采取的手段不同又可以分为协议收购、要约收购和增资式收购, 其中增资式收购是指外资企业一般先对国内企业实行参股, 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的资金实力不断增资提高持股比例直到最后实现控股。这种方式所遭遇的法律障碍较少, 容易执行, 因而成为近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实行并购时较常采取的方式。
3. 其它方式。
除上述的间接收购和直接收购外, 外资往往还采取诸如购买我国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良资产、融资参与管理者收购、托管加远期合约或期权等方式实现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收购。
(二) 并购行业以基础建设、流通和服务行业为主
目前外资在我国并购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重点鼓励的产业、市场前景广阔的基础工业或垄断性较强的行业。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 外资开始向我国基础建设、流通和服务性行业渗透。
1. 基础建设业。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突出, 一直以来国内制造业都是外商投资的重点行业。以汽车制造业为例, 目前我国国内轿车三大主力厂商一汽、东风、上汽及微型车五大主要厂商长安、天汽、昌河、柳微和哈飞均已引入外国合作者。建筑领域内的原材料制造行业则是我国外资并购的另一热门区域。以水泥业为例,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中国前5大水泥企业中, 除了浙江三狮外, 其他4家大型水泥企业海螺、华新、山水、亚泰, 均已被外资控有部分股权:2006年1月6日, 摩根士丹利旗下添惠亚洲有限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 分别买下海螺集团持有的海螺水泥10.51%和3.82%股权摩根士丹利添惠亚洲和国际金融公司还联合鼎晖中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美元并购山东水泥集团有限公司30%的股份;3月初, 瑞士Holchin宣布以1.25亿美元接下华新水泥为其定向增发的1.6亿股, Holchin在华新水泥的股权将由原来的26.1%增加到50.3%, 实现绝对控股;2006年10月17日, 爱尔兰CRH参股东北最大水泥集团亚泰集团26%的股份, 并拥有在3年后增至49%的选择权;2007年5月18日, 拉法基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控制四川双马89.72%股权。外资对我国水泥行业的垄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并且造成了我国能源与资源的外流。
2. 流通领域内的物流、零售商业等行业。
由于入世后我国许诺给予外资公司完全的分销和贸易权, 这将导致外企直接进入运输、批发和零售等领域, 而国内原本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的流通性行业体系格局将受到全面冲击。2004年12月11日我国取消了投资零售领域的地域、数量和股权比例限制, 2005年起商业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由于进入壁垒低, 国内的零售商业企业大多数量多而规模小, 具备了外资并购的优势, 可以预见零售业将成为我国外资并购的热点领域之一。同样, 在新兴的物流行业, 整个物流业的格局也会因外资进入而发生重大的变革。2005年12月11日起, 外资物流公司即可在华设立独资分公司, 中国物流业将直面世界物流业的挑战和竞争。2006年开年伊始, 物流业便硝烟四起, 荷兰TNT集团购买式兼并华宇物流, 美国Fed Ex收购了和大田合资的快递公司, 美国UPS同中外运协议分手转为独资。截止目前, 美国Fed Ex、美国UPS、德国DHL以及荷兰TNT四大外资快递巨头已占领了我国国际快递市场80%以上的份额。
3. 服务领域内的金融业、公用事业等行业。
入世前, 由于我国政策法规的限制, 外资金融企业极少能参股国内金融机构, 多数以独资分支机构的形式进入。入世后, 我国金融业逐步对外资开放。由于金融行业的利润空间巨大, 而国内产业的发展尚很幼稚, 因此, 近年来跨国公司频频对我国的各大金融服务机构出手。根据《2006年外商投资报告白皮书》的统计, 2005年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投资迅速上升:2005年, 中国新批设立合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共18家,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23.01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4772.07%, 金融业也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引资部门。此外, 受政策方面因素的积极影响, 公用事业领域也逐渐成为外资对我国企业进行并购的热门领域。以供水行业为例, 苏伊士集团、泰晤士水务、威立雅集团、柏林水务等世界四大水务集团已先后进入中国。
(三) 并购来源地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
截止目前, 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周边的国家及地区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在我国外资来源地中名列前茅。但是纵观我国吸收外资三十多年的历史, 不同区域的国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占比重有明显差异, 总体趋势是港澳地区所占份额逐步下降, 欧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逐步上升。具体表现如下:
1.20世纪90年代以前, 外商来华投资的主体是港澳台中小企业。1992年, 来自港澳地区的合同金额和实际金额分别占到71.45%和70.03%。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外商在我国投资环境逐渐改善, 再加上港澳台企业在内地投资成功呈现出的示范效应, 使得其后来自欧美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比重逐渐上升, 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和法国取代港澳台等成为我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国。
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来自亚洲国家的投资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 来自欧美的直接投资逐步上升。其中, 美、日、英、法、德、意、加等发达国家FDI的绝对量占中国的份额稳定在20%左右, 其余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FDI占中国的份额稳定在10%强。另一个明显趋势是, 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百慕大等若干“离岸金融中心”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就FDI实际使用额看, 2005-2006年, 英属维尔京群岛连续位居我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
三、结论
跨国并购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 也是一国的企业和国家经济走向全球舞台的必经之路。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总产业占中国行业总产值的比重有着上升的趋势, 并且并购行业相对集中, 主要是制造业, 包括轻工、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 及房地产业, 在某些行业, 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的比重已达到1/3, 由此可见外资并购在中国经济中份量之重, 它足以影响国家的市场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加上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时往往采用恶意的“斩首式收购”, 现实生活中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可见, 外资在华并购不能仅仅视为对我国国内市场的抢占行为, 它还往往使得我国国家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甚至会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因此, 加强对于引进外资的管理与监督水平, 以便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能够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吸收外资, 在扩大吸收外资规模的同时提高外资的利用质量, 使外资能“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外资利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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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特征 篇3
关键词：粒状贝氏体,连续冷却,电子探针,显微组织
近年来关于贝氏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等温和快速冷却转变贝氏体上[1,2,3,4,5],对于冷速≤0.015℃/s的低冷速下贝氏体的转变特征研究较少[6,7],而低冷速下组织的转变对于预硬型塑料模具钢等厚规格尺寸钢材具有更高的实际意义。低冷速下产生的组织通常会含有粒状贝氏体,20世纪50年代Habraken[8]首次在低碳钢和中碳钢中发现了粒状贝氏体的存在。国内外学者对粒状贝氏体组织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4,9]。方鸿生[10]等将此种组织分为粒状贝氏体和粒状组织,认为粒状贝氏体与粒状组织均由铁素体基体+岛状组织组成,粒状贝氏体为中温转变区形成的上贝氏体型铁素体,粒状组织为先共析温度区形成的等轴铁素体或魏氏组织铁素体,但未对组织形成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连续冷却尤其是慢冷速下,由于温度范围变化大,显微组织变化情况更为复杂,在一个相对恒定的转变温度范围内获得的组织差异很大,转变组织不易分类[4]。需要将贝氏体钢的连续冷却组织的形态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因此本工作研究了预硬型塑料模具钢缓慢冷却速率下组织的转变及其形貌特征,并分析了合金元素对组织转变的影响。
1 实验方法
实验钢采用20kg真空感应炉冶炼,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在1200℃下锻造成截面100mm×100mm的长方形坯料,然后将试样切成ϕ6mm×10mm的圆柱形,在北京科技大学高效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热膨胀仪上进行热模拟,分别在900,1000℃奥氏体化10min,为保证各组织转变温度在所需冷却速率范围内,以0.5℃/s冷却至730℃,然后以不同冷却速率冷却至200℃,再以0.5℃/s冷却至室温。机械抛光后用4%硝酸酒精溶液侵蚀,对组织进行金相观察和扫描电镜(SEM)、投射电镜(TEM)观察。用JEOL JXA-8100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EPMA)对不同组织区域进行定点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对实验用钢900℃奥氏体化后,冷速为0.1,0.05,0.015,0.01℃/s的试样光学显微组织如图1所示。0.1,0.05℃/s冷速下组织为马氏体组织,在冷速>0.05℃/s时未出现珠光体组织。相应的SEM照片如图2所示。在冷速≤0.015℃/s后组织变得复杂,出现珠光体,珠光体随着冷速的降低而增加。在光学显微镜下对组织观察发现,除含有部分珠光体外,其余贝氏体组织分为片状和成团的粒状两种形貌,片状区域的贝氏体类似于下贝氏体,在SEM下可观察到片状区域内部为细小的颗粒状组织。在片状区域和成团的粒状区域内都分布有少部分的珠光体,而粒状区域珠光体组织比片状区域内多。
对1000℃奥氏体化10min,0.01℃/s冷却后的金相组织进行观察,板条内部粒化特征更明显(图3)。
组织的不同必然在转变温度中有所体现,图1～3对应的组织转变温度如表2所示,其中Ts,Tf和ΔT分别为组织转变的起始温度,终了温度和转变温度差值;下角1,2为组织第一次和第二次转变。
可以看出,组织由马氏体逐渐转变为贝氏体,冷速≤0.015℃/s时开始产生珠光体。在1000℃奥氏体化较900℃奥氏体化,贝氏体转变温度升高,900℃奥氏体化随着冷速降低,组织转变温度也逐渐升高,但在0.01℃/s时,转变温度略有下降,这可能与0.01℃/s冷速时珠光体的产生有关。奥氏体化温度增加,相同冷速下,生成的珠光体减少。钢中合金元素对贝氏体起始转变温度Bs的影响可用以下经验公式表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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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体的产生除带走大量的碳外,也促使合金元素分布的不均匀,因此应为碳和合金元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而通过对不同冷速下组织及转变温度的对比,认为片层状组织转变温度较粒状组织转变温度低。
为方便金相组织观察,采用4%硝酸酒精溶液侵蚀后,将1%的偏重亚硫酸钠水溶液和过饱和苦味酸酒精溶液按照1∶1的比例配制,然后将用硝酸酒精侵蚀的试样置于偏重亚硫酸钠和苦味酸的溶液内进行侵蚀染色,得到彩色金相(图4)。可以看出,除了黑色的珠光体区域外,其余组织在色彩上有所区别。在硝酸酒精侵蚀时出现深色与浅色,深色处彩色金相为褐色,白色区域少,组织比较杂乱,已看不出片层状结构,从外型上看这些区域跟粒状贝氏体组织比较接近;浅色处彩色金相呈现青色,混合有较多白色区域,组织状态为片层状,从外形上看这些区域跟下贝氏体比较接近。而珠光体主要集中在褐色的粒状贝氏体区域。
对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组织进行扫描分析和透射分析,结果如图5,6所示,可以看出,在成团的粒状区域,颗粒分布较为杂乱。图4(b)的片层状结构在扫描照片下外观依然能够呈现规则的片状分布,但片状的区域内分布着细小弥散的颗粒,相对均匀有序,颗粒有序度差别不大。在投射电镜下,可观察到较为杂乱的区域内,颗粒分布、大小长短不一,尺寸差别较大。而在相对较为规则的区域内,颗粒大小差别较小且比较粗大,与片状区的主轴呈现约45～55°的取向排列。
不同冷却速率及组织对硬度也有一定影响。在不同区域分别选取不少于5个点对试样进行硬度测试,然后取各硬度平均值,900℃奥氏体化低冷速冷却时由于出现较多量的珠光体,对不同珠光体区也进行硬度测试。不同温度和冷速下硬度如表3所示,通过硬度比较可以看出,在冷速≥0.05℃/s时为马氏体组织,冷速≤0.015℃/s时为贝氏体。1000℃奥氏体化后的组织由于珠光体区面积太小,已不能得到珠光体区的硬度。可以看出,随着冷速降低,硬度降低,而提高保温温度后,硬度相应提高。一般情况下,组织转变温度越高,硬度越低。而在珠光体出现后,虽然其贝氏体转变温度低于1000℃奥氏体化所生成的贝氏体组织,但其硬度值更低,这除与保温温度有关外,也可能与珠光体的形成从组织中带走部分碳导致贝氏体内含碳量减少有一定关系。
低冷速下组织形态也不同于回火组织,对实验用钢900℃淬火,以冷速0.2℃/s冷却至室温,经500℃保温20min后,回火组织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回火组织由许多细长片状组织组成,上面分布有细小的粒状渗碳体,基体仍保持原组织形貌,分辨不出渗碳体颗粒,这与低冷速下的组织形态明显不同。
3 讨论
3.1 温度及冷速对组织转变的影响
在低冷速下粒状贝氏体组织与通常的贝氏体组织有所不同,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缓慢冷却条件下贝氏体并不是单一的组织,与文献[6]报道相一致。贝氏体显微组织在一个非常宽的冷却速率范围内得到,但由于温度范围变化大,且转变周期较长,显微组织变化情况变得复杂。在冷速≤0.015℃/s时,贝氏体组织部分为成团的粒状组织内部分布有小的颗粒状小岛,而另一部分为片状组织,类似于下贝氏体组织,但内部也分布有粒状小岛,这在光镜下不易于分辨,在SEM下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图5)。在珠光体周围,组织排列相对较为杂乱,在此区域内观察到的铁素体较多;在浅色区域内,组织在片状区域内排列有一定取向,内部分布有条形分布的粒状组织,而在此区域内观察到的铁素体较少,由此可确定,白色区域含有部分铁素体组织,但并非全部都是铁素体,尚有部分不同取向的粒状区域,由于取向不同在光镜下显示为白色。而铁素体较多区域,组织多呈不规则排列,珠光体也易在不规则排列区域出现。
不同温度下发生贝氏体转变时,随着冷速降低转变起始温度逐渐升高,转变终止温度也随之提高,而转变温度差值在冷速为0.05℃/s略有升高后,逐渐降低,转变温度差值ΔT分别为127,139,107,86℃(表2)。这与文献[6]所描述随着冷速降低,转变温度差值增大有所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冷速较慢,碳原子有充分的扩散周期而导致转变温度区间减少。转变产生的不同组织,较高温度下为粒状贝氏体,较低温度下为下贝氏体类型,然而由于在缓慢冷却条件下,在某一温度范围内时间较长,碳原子有充分的时间扩散,碳的浓度梯度及界面处碳浓度均较低,碳化物难于在界面处析出,浓缩成富碳的奥氏体岛而分布在贝氏体铁素体基体上,在继续冷却到室温的过程中,形成岛状结构,最终形成粒状贝氏体组织[7]。同时,由于转变温度较低,粒状组织呈现一定的取向分布。因而并非完全的下贝氏体转变,而是含有粒状贝氏体转变特征。
由于冷速较慢,碳化物可以充分扩散,因此在组织里面很难观察到残余奥氏体。残余奥氏体减少导致韧性较差,这与文献[6]的结果相一致,而文献[12]认为,在缓慢冷速下碳从铁素体/奥氏体界面快速扩散,阻碍了板条间渗碳体的形成,在残余奥氏体中增加的碳浓度稳定了奥氏体的形成。残余奥氏体夹杂导致粒状贝氏体形态的形成,与本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相反。
3.2 合金元素对组织转变的影响
贝氏体组织的转变状态除与温度及冷速有关外,与合金元素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了确定各元素对缓冷组织形成的影响,用4%硝酸酒精对试样进行微侵后放在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下观察,并在适当区域进行测定,测定误差范围≤5%。由于组织显示为在微小区域内的不均匀性,甚至在电子探针一个步长之内就出现不同的组织,通过电子探针线扫描观察难以将成分起伏与相应的组织对应,因此决定采用定点分析方法来测定。测试位置示意图如图8所示,测得主要元素的质量分数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珠光体及其附近区域的组织中合金元素含量普遍偏低,以珠光体区所取的点3与片状区域所取的点7为例,合金元素差值分别为:Si 0.074,Mo 0.098,Ni 0.254,Cr 0.32,Mn 0.463。就其量上来说,Mn的偏析程度最大。其次是Cr,Si和Mo最小。但由于合金含量不同,仅仅从元素含量的差值上还难以对比其影响作用的大小,因此以点3与点7合金元素比值作为对比,分别为:Mo 0.595,Si 0.688, Mn 0.762,Ni 0.771,Cr 0.889。排除实验误差,可见在这5种主要元素中Mo的偏析程度相对最大,且Mo在出现粒状区域的点2,4,5处的含量都偏低,在片状区域的点1,7处都偏高。因此可以认为Mo对珠光体组织抑制作用最大,其次为Si,而Cr的抑制作用最小。通过点1和点2的对比可知,Cr和Mn含量的差距较大,而点1和点2处都为贝氏体,也可以说明Cr和Mn对珠光体组织的形成影响较小。而点2与点3处成分更为接近,说明粒状贝氏体的成分更接近于珠光体。
由于成分分布不均匀,在低合金区,首先形成珠光体,当温度低于珠光体转变区时,在珠光体周围形成成分更接近珠光体的粒状贝氏体,在这些区域内,由于转变温度较高,粒状组织活性较大,因此分布较为杂乱(图3(b))。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下降,在更低温度下形成类似下贝氏体的片状的贝氏体。
4 结论
(1)珠光体的出现影响贝氏体转变温度。随着冷速降低,贝氏体转变温度升高。而相同冷速下若出现较多珠光体时,贝氏体转变温度略有下降。
(2)缓慢冷却条件下贝氏体并不是单一的组织,其组织不同于快冷条件下的组织,也不同于回火状态下的组织。贝氏体分为成团的粒状区域和片状区域两种不同形态,深色处白色区域少,组织比较杂乱,这些区域跟珠光体组织更接近;浅色处彩色金相呈现青色,白色区域多,组织状态为片层状,跟下贝氏体更接近。
(3)在缓慢冷却条件下,由于基体内部元素不均匀,抑制珠光体转变元素局部减少,促使珠光体产生。Mo对珠光体组织抑制作用最大,其次为Si,而Cr和Mn的影响最小。同时抑制珠光体形成元素也对粒状贝氏体的出现有一定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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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特征 篇4
IPO浪潮和周期性波动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在中国, IPO市场浪潮确实存在, 可被划分为三次高峰和三次低谷。同时, 我国IPO市场的“政策性”十分显著。由于市场不够完善, IPO数量、融资量等变量易受到政策和经济事件的影响而发生大幅度波动。然而, 准确把握IPO市场的波动特性, 是制定合理政策, 稳定市场的先决条件。这使得探究IPO时间序列的波动特性变得尤为重要。
自从Ibboston和Jaffe (1975) 首次提出了IPO市场的周期性以来, IPO市场的周期性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于IPO周期性波动产生的解释可分成两方面:从经典理论而言是公司需要资金进一步发展, 因此会根据市场环境和所能获取的信息进行择时, 由于对市场环境的判断相同, 或者由于学习效应, 出现了热销现象 (胡志强、王一竹, 2013) ;而从行为金融角度则是非理性投资者的出现, 使得公司受到投资者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在同一阶段大量进行IPO (邵新建等, 2010) 。
针对IPO时间序列的结构转变点, 最早由G.C.C how (1960) 提出, 他认为只要由分段回归而构造的F统计量超过了给定的临界值, 就认为发生了结构变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结构转变的经济计量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 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如已知和未知时点结构转变的检验和结构转变点估计与区间估计。
Perron (1989) 针对突变点已知的结构突变提出了三种模型:截距突变的“崩溃”模型A、斜率突变的“增长率”模型B、截距与斜率都有突变的模型C。Perron (1989) 等人对结构突变点未知的情况, 仍延续结构突变点已知的单位根检验的思路, 首先对数据进行退化趋势, 然后对所有可能的结构变化点重复上述外生结构突变点的检验步骤。
对于模型结构转变的稳定性检验, 除了C how检验, 方法还有很多:如C U SU M检验、C U SU M平方检验等。A ndrew s (1993) 对C how检验作进一步描述和研究, 修正C how检验分布临界值, 并给出了基于C how检验对未知转变点的检验方法;而B row n、D urbin和vans (1975) 提出的C U SU M检验和C U SU M平方检验, 可以识别时间序列波动路径中的内生结构转变点, 其中C U SU M检验方法主要是对均值参数稳定性进行检验, C U SU M平方检验则是检验方差稳定性。B londell et al. (2002) 使用了累计和途径C U SU M算法。这种算法可以简便、准确地探察到序列转换的变点, 并可适用于存在高度自相关性的金融时间序列, 不足之处在于, 他们只是做到了存在性的验证, 没有更进一步的划分。
Inclan和T iao (1994) 运用迭代累积平方和算法-IC SS算法构造检验结构突变的统计量。B ai (1994, 1997) 推导了结构转变点估计的渐近分布并给出如何估计它的置信区间。随后, B ai、Lum sdaine和Stock (1998) 将一元变量推广到具有同时刻结构转变的多元变量。
栾惠德 (2007) 系统总结了带有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的研究进展, 并对该问题最新的发展动向加以概括。王成勇 (2008) 总结了结构突变模型在估计和检验研究上的最新进展, 并提出了可行的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引入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性的影响, 对于研究经济变量的波动特性的至关重要。若在建模时没有考虑数据存在的结构突变, 将会导致预测失败。因此, 国内外学者在结构突变的理论不断发展基础上, 对其应用进行了拓展。M alik&H assan (2004) 、R apach&Strauss (2008) 等指出, 通过IC SS算法检测出的结构突变时点往往与一些重要经济冲击事件相关, 这些政策事件可能是波动出现结构突变的诱导因素。杨成 (2009) 通过修正IC SS算法检验, 可以发现我国证券市场波动存在明显的结构变化。将结构突变因素加入波动率模型进行比较后, 可以发现含结构突变的波动率模型能更准确地刻画波动率特征。姚宏伟, 蒲成毅 (2014) 基于1996年12月至2013年7月间的日度时间数据, 并加入异常值对方差的结构突变检测影响, 运用修正的IC SS算法发现沪深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分别出现了5次结构突变, 并且给出了与突变时点对应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
此外, 很多学者利用C how断点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波动路径和时间序列模型的结构转变点。例如:刘金全, 金春雨和郑挺国 (2006) 运用C how检验、C U SU M检验和C U SU M平方检验方法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变化路径, 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序列具有明显的结构转变特征。吴平勇, 李佳和唐勇华 (2007) 选取1994至2006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货币需求函数, 并利用C how检验验证了1998年为货币需求函数的结构转变点。
在上述文献中,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 对IPO周期现象做出了自己的研究。然而, 这些对于IPO周期性波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IPO周期的划分和成因。中国IPO市场最突出特点是发展速度快, 平均初始回报率高。中国IPO研究文献集中在收益率、滞后期、定价效率以及IPO周期等方面, 而研究IPO发行周期划分和时间序列结构转折点的则不多。对于中国IPO数量的周期性波动的研究, 应益荣、刘士杰 (2004) 采用相关分析, 实证检验了IPO热销的存在性问题, 指出中国股市的热销现象并不显著, 原因在于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仍存在行政性过度干预、典型的卖方市场和监管制度不完善等制约性的因素制约, 但在中国上市制度由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型之后, IPO热销现象逐渐形成 (董晓林、高君, 2008) 。
那么, IPO的波动性具有什么特征, 是否主要受到政策和经济因素影响?以该问题为核心, 本文结合结构突变的内生和外生检验方法, 采用修正的IC SS算法, 一方面探究IPO时间波动路径的结构突变特性, 确定发生突变的时间点;另一方面找出突变点对应的政策经济事件, 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本文在研究IPO时间序列的波动路径时, 加入对于结构性转变特征的研究。并且在研究结构性转变之前, 剔除异常值对于结构转变检验的影响。 (2) 本文选取IPO数量和IPO融资量作为变量, 不仅考虑到了首次公开发行公司数量的周期变化, 同时考虑了单个公司的融资量的大小的变化。 (3) 本文同时运用外生性和内生性结构性突变检验方法。先用修正的IC SS算法计算出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 再利用C how断点检验方法逐一确认。
本文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 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所在, 给出文章的总体思路。第二章文献综述, 介绍国内外IPO周期波动的研究理论, 以及结构突变检验的方法演进。第三章计量方法介绍。第四章实证分析。最后, 第五章研究结果及讨论, 总结研究结果, 并分析存在的不足和改进的方向。
二、结构突变检验方法
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可分为内生性检验和外生性检验两大类。在结构突变点已知的情况下, 针对时间序列的生成过程, 可以进行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 结构突变的协整检验。针对时间序列模型的稳定性, 可以运用C H O W检验、C U SU M检验和C U SU M平方检验等检验方法确定在已知点是否出现结构突变。
考虑到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较大, 数据较多, 且数据结构变化不够明显, 使用内生性检验效率较低。因此, 我们首先考虑外生性结构突变检验模型。根据M alik&H assan (2004) , R apach&Strauss (2008) 等指出的, 通过IC SS算法检测出的结构突变时点往往与一些重要经济冲击事件相关, 这些政策事件可能是波动出现结构突变的诱导因素。因此, 首先选取修正的IC SS算法计算IPO时间序列波动路径中的结构转变点。考虑到异常值的存在会影响IC SS算法的输出结果, 因此, 在计算之前, 我们首先提出数据波动路径中的异常值。
由于每一种检验方法有其局限性, 结合多种方法有利于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因此, 本文在修正的IC SS算法给出可能的结构突变点的基础上, 引入内生检验方法-C how断点检验。C how检验用于检验模型的稳定性, 若存在断点, 则模型不够稳定。此时, 断点前后拟合模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小于全样本拟合模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因此, 我们需要先建立回归模型。考虑到IPO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 我们选择自相关模型进行回归, 然后针对已知的断点进行C how检验。
(一) 修正的ICSS算法
目前, Sanso、A rago&C arrion (2004) 提出的修正IC SS算法下的结构突变检测方法在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该方法是在Inclan&T iao (1994) 的基础之上修正而来。Inclan&T iao (1994) 提出的检验统计量IT为:
其中, 表示能够最大化IT统计量的检测时点;et表示t时刻下资产的百分数收益率。假设et服从一个的独立同分布过程N~ (0, σ20) , 检验的原假设为et的无条件方差在k=1, 2, …, T时刻下为一常数;备则假设为et在某一时刻无条件方差发生结构突变。IT统计量可表示为其渐进分布服从一个布朗桥 (B row nian B ridge) , 且w (r) 为一个标准的布朗运动。有限样本下IT统计量的临界值可通过M onte C arlo模拟方法给出。A ndreou&G hysels (2002) 及Sanso、A rago&C arrion (2004) 指出, 当et服从一个非独立过程时IT统计量将被大幅高估, 从而倾向于过度拒绝原假设。Sanso、A rago&C arrion (2004) 进一步修正了这一假定, 允许et在原假设下服从一个G A R C H过程, 调整后的IT统计量 (简称A IT统计量) 为:
1-1-1 (m+1) -1是B atlett K ernel的窗。调整后的A IT统计量渐进分布supr|w· (r) |同样是一个的布朗桥, 有限样本的临界值也通过M onte C arlo模拟方法给出。
(二) Chow断点检验
在现实生活中, 有时会由于某些重大的政策和制度变化或偶发事件, 导致经济运行机制或行为改变。对于计量经济学研究工作来说, 这种情况表现为模型的参数发生改变。如果在样本资料所涉及的期间内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那么就有必要检验模型参数的稳定性。C how检验考虑样本是否包括了不同质的组, 即检验不同组间的参数是否相同。
C how转折点检验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如果确实存在结构变化, 那么分别对结构变化发生前和发生后的子样本数据做回归时得到的残差平方和要小于利用全部样本数据估计模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C how转折点检验方法存在一个问题, 若某个子样本包括的观察值太少, 那么可能无法用其估计子模型。此时可以考虑采用C how预测检验。
三、实证检验
本章将利用第2章介绍的模型, 选取变量, 进行实证分析。这里, 本文结合内生性结构突变检验—修正的IC SS算法, 以及外生性结构突变检验C how断点检验确定IPO数量和IPO融资量波动路径中的结构突变点, 检验步骤如下:
第一, 由于异常值的存在会影响IC SS算法的精确度, 因此, 本文首先剔除数据中的异常值, 异常值的计算由EV IEW S 6.0软件中的箱型图给出。
第二, 剔除异常值之后, 本文运用修正的IC SS算法计算出IPO数量和融资量波动路径中的突变点。修正的IC SS算法由G A U SS9.0实现。
第三, 在修正的IC SS算法给出的结构突变点的基础上, 运用外生性检验方法, 即C how断点检验进行逐一验证。
第四, 进行C how断点检验之前, 本文首先需要建立IPO数量和IPO融资量的自回归模型, 然后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行C how检验。如果C how断点检验给出的结论与修正的IC SS算法一致, 则确定该点为波动路径中的结构突变点。C how检验有EV IEW S6.0实现。
(一)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A股作为研究样本, 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同花顺i Find金融数据库。为了确保模型效果的可靠并反映出IPO市场的特征, 最终的研究样本确定为1994年1月至2012年10月间共计2370只首次发行A股。
G uo, B rooks and Sham i (2010) 在探测中国A股市场IPO热销冷发周期时将衡量IPO活动的指标分为四类:IPO数量、抑价、市场风险和市场条件。而邵新建、巫和懋、覃家琦和王道平 (2010) 在其对IPO周期的研究中认为使用IPO数量为指标会忽略融资规模差异, 故使用IPO融资量代替IPO数量为变量。因此本文选取IPO数量 (N t) 和IPO融资量 (V t) 作为变量, 结合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特性研究IPO周期和及其波动的结构突变特性。
(二) 结构突变检验
1. 初步确定结构突变点—修正的ICSS算法。
本文运用修正的IC SS算法, 分别对剔除异常点后的IPO数量、IPO融资量序列进行结构突变检验。修正的IC SS算法由G auss9.0软件实现。输出结果如下:
本文通过结构突变检验发现, IPO数量出现了4次结构突变现象, 将样本序列划分为5个不同的机制 (R egim e) 。分别为1997年7月、2004年5月、2009年9月以及2011年6月。IPO融资量总共出现了3次结构突变, 分别为2006年6月、2009年11月以及2011年10月。
2. 结构突变点检验—Chow检验。
为了对IC SS算法给出的时间突变点进行C how检验, 首先建立IPO数量N t的自回归模型, 根据N t的自相关图以及A IC和SC准则, 确定滞后阶数为3;其模型拟合结果如表4.7。由表2可以看出, N t的3阶滞后自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调整过后的拟合优度为0.635。同时, 变量的系数显著地不为零。
在上述N t的自回归模型基础上, 逐一对IC SS算法给出的结构突变点进行C how检验。对第42个样本数据, 即1997年7月前后的子样本数据做回归时得到的残差平方和, 显著地小于利用全部样本数据估计模型得到的残差平方。F统计量的伴随概率为0.0261, 小于置信水平0.05。因此, 拒绝1997年7月不是结构突变点的原假设。在时点1997年7月, 修正的IC SS算法以及C how检验的结论一致, 因此确定此点确实为一个结构突变点。
同理, 对第124、188、209个样本的C how检验。根据后两个时间点将总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后, 时间点后面的子样本所包含的样本量太小, 不足以估计子模型。因此, 这里我们选用C how预测检验验证这两个时间点是否为结构突变点。
检验结果表明, IPO数量的时间序列一共存在2次结构突变, 分别是1997年7月和2009年9月。同样地, 建立IPO融资量的自回归模型, 选取4作为滞后阶数。模型拟合结果如表3。
由表3可以看出,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687。变量的系数除了A R (2) 外, 均显著地不为零。在V t滞后4阶的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对IC SS给出的结构突变点进行C how检验。首先对第149样本 (即2006年6月) 作为结构突变点做C how检验, 其前后的子样本数据做回归时得到的残差平方和, 显著地小于利用全部样本数据估计模型得到的残差平方。F统计量的伴随概率为0.000, 小于置信水平0.05。因此, 拒绝2006年6月不是结构突变点的原假设。在时点2006年6月, IC SS算法以及C how检验的结论一致, 因此确定此点确实为一个结构突变点。同理, 运用C how检验, 对第184个样本 (2009年11月) 、第206个样本 (2011年10月) 是否为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根据这两个时间点将总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后, 时间点后面的子样本所包含的样本量太小, 不足以估计子模型。因此, 选用C how预测检验验证这两个时间点是否为结构突变点, C how检验结果拒绝2009年11月不为结构突变点, 而接受2011年10月不为结构突变点的原假设。综上IPO融资量时间序列存在两个结构突变点, 分别是2006年6月和2009年11月。
(三) 突变点对应的政策或经济事件
确定了IPO数量和IPO融资量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点后, 我们考虑这些突变点是否由政策和经济事件引发。因此, 我们在下表中列出了这些结构突变时点附近选取的一些重要经济冲击事件。
IPO数量的结构突变点为1997年7月和2009年9月。1997年7月2日, 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 东南亚金融危机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IPO从热销期转为冷销期。从1996年7月开始一直到1997年7月, 每月平均IPO数量为22个。然而1997年7月之后, 一直持续到2000年, 每月平均IPO数量仅有大约8个。另一个结构突变发生在2009年9月。从2009年开始, 我国的银行体系开始大规模开闸放水, 市场上充沛的流动性可以从“天量信贷”的数字中看到, 到了9月, 我国信贷水平已从一季度的4.58万亿涨到三季度的8.67万亿。
IPO融资量的结构突变点为2006年6月和2009年11月。2006年6月, 暂停了11个月的IPO重启。这一结构突变点不能归为政策或经济事件的冲击造成。另一个突变点是2009年11月。这一突变点可能由油价金价的飙升触发。2009年11月10日零时起, 根据国家发改委要求, 内地上调汽柴油零售价, 涨幅均为480元/吨。而黄金继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后, 国际金价又站上了1100美元/盎司的高位。另外, 10月底, 中国创业板大幕正式开启, 这也是造成11月发生结构突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文选取1994年1月至2012年10月的IPO数量和IPO融资量的月度数据, 运用修正的IC SS算法初步给出可能的结构突变点, 接着根据C how检验, 确定IC SS算法给出的点是否为结构突变点。根据上述检验过程, 得到以下结论:首先, 我国IPO数量以及IPO融资量的时间序列路径确实存在结构转变性质, 而且在历史时期均表现出两次明显的结构转变。这说明在某些经济或者政策因素的冲击下, IPO时间序列系统内某些经济参数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而发生了结构转变。
其次, 对于我国IPO数量的波动路径, 修正的IC SS算法给出了4个结构突变点, 进行C how断点检验发现, IPO数量的波动路径确实存在的结构突变有两次, 分别发生在1997年7月和2009年9月。同样的, 对于我国IPO融资量的波动路径, IPO融资量确实存在的结构突变有2次, 发生在2006年6月和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