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谱系

知识谱系（精选9篇）

知识谱系 篇1

以往分析国内档案学研究热点的文章并不少, 但大多是通过词频统计、文字描述和简单的表格列举等方法来进行的。本文旨在利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Ⅱ, 对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期形象地展示学科的结构与发展, 较全面地掌握国内档案学的研究现状, 对该领域开展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本研究以CSSCI数据库为数据源, 检索时间为1998—2010年, 在二级学科处选择“档案学”, 共检索到4269篇文献 (数据最后的更新时间为2011年8月30日) 。研究选择美国Drexel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陈超美博士用Java语言开发出来的软件CitespaceⅡ作为可视化分析工具, 将收集到的数据导入CitespaceⅡ软件中, 根据分析内容的不同, 选择相应的网络节点和术语类型。

一、档案学研究的热点分析

共词分析, 是一种文本内容分析技术。其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 以此为基础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 从而反映出这些词之间的亲疏关系, 按照这种“相关”和“相似”将一个学科内重要文献的关键词加以分类, 进而直观地显示该学科当前的研究热点[1]78。

1. 主要研究领域。

在CitespaceⅡ中, 网络节点选择Keyword, 利用CitespaceⅡ软件的聚类分析功能, 将关键词聚成了17个大类, 通过合并整理, 把国内档案学研究的17个大类划分了以下研究领域: (1) 档案学基础理论。主要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鉴定理论、全宗理论等一些国外成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此外, 在对国外经典理论再研究的基础上, 一些学者作了独立的思考, 因此, 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出现了新名词, 如档案二元结构说, 档案学本体论说, 文件运动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等。 (2) 档案管理。档案管理是档案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从微观上看, 档案管理泛指档案工作中的各项管理活动, 这方面主要探讨的是档案工作中的一些新思路和新方法, 其中企业档案管理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对知识管理的探讨逐渐增多;从宏观上看, 档案管理也指档案事业管理, 从“档案事业”这一关键词的共现轨迹来看, 关于档案事业的研究以2005年为分界点成“V”字形发展。而从研究主题来看, 无外乎“档案管理体制的创新”。 (3)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档案学一直强调的重点,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对档案利用和编研的研究逐渐减弱, 对档案数字化开发利用的研究逐渐升温。 (4) 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可以说是新时期档案学变革的显著标志, 发展势头迅猛。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对电子文件的定义、属性、特点的研究, 之后逐渐与保存、鉴定、归档等档案工作结合起来研究, 到最近开始对电子文件的元数据、管理系统设计、文件保护技术和整理技术等相关技术进行研究。这说明近年来, 国内电子文件的研究已基本形成了理论、技术与应用相结合的完整体系。 (5) 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成为研究重点, 与电子文件的研究过程相仿, 早期研究也集中在了定义、特点、性质和数字档案馆与传统档案馆的关系上, 关于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和技术研究偶有提及。但是, 这些研究中, 具有真正可操作性和实施性的文章以及技术解决类的文章很少。从2005年以后, 逐渐出现一些探讨怎样建设数字档案馆的文章, 主要围绕着政府信息公开和知识服务方向发展, 但从整体上看, 我国关于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与建设尚需要继续探讨。 (6) 档案鉴定。档案鉴定属于比较老的研究领域, 相关研究也只是侧重点不同, 包括以来源原则为中心的理论探讨、鉴定方法研究以及鉴定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研究。 (7) 档案保护。档案保护一直是档案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无论是传统时代对纸质档案的防虫防灾, 还是数字时代对电子文件安全的防范, 都要涉及保护技术。所以, 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在一个稳定上升的状况。 (8) 档案教育。档案教育关系到档案学研究力量的培养和稳定发展,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 对国内外档案教育现状的调研;其二, 对国内档案学教育改革的探讨。

2. 热点研究领域。

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 频次和中心性高的关键词代表着一段时间内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也就是研究的热点[2]62。对上述国内档案学主要研究领域进行提炼, 可以发现, 档案工作和档案学既属于高频词、关键词又具有高中心性, 其中档案学象征着理论研究, 而档案工作是实践研究的表征, 这也说明了档案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数字档案馆作为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是当今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它也是连接信息服务、知识服务、web服务等主题的关键中介。此外, 电子文件也具有较高的中心性, 而且近些年来在频次上也是一路攀高, 自然也是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3. 研究前沿。

CitespaceⅡ可以提取涌现的主题术语来探测一个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和突然变化, 通过动态网络聚合很好地解决了单纯依赖词频统计的缺陷。因此, 通过对国内档案学研究领域内文献关键词突现情况的探测, 可以展示其研究前沿主题。分析关键词受引轨迹可以发现, 档案工作是突现率最高的关键词, 在1999年达到了关注顶峰, 但是进入21世纪后受关注程度逐渐降低, 因此, 它属于趋弱型前沿主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 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相关的研究也是逐年增多。因此, 它们属于渐增型前沿主题。公共档案馆和档案信息化这两个研究主题是从2006年之后开始受到关注的, 其中档案信息化是档案管理模式从以档案实体为重心向以档案信息为重心转变过程的必然要求, 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也预见了档案信息化必然是档案学领域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公共档案馆在档案学变革的新时期中, 将承担着更多的社会服务职能, 如何转变角色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以及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 也成为国内学者普遍关注的研究前沿。

二、档案学研究的关键知识节点

在文献共被引网络的发展演进关系中, 通常会出现对研究领域起到转折作用的高中心度节点文献, 点的中心度是指其所在网络中通过该点的任意最短路径的条数, 是网络中节点在整个网络中所起连接作用大小的度量。因此, 在文献被引图谱中, 中心度大的节点相对容易成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3]12。为此, 网络节点选择Cited Reference, 运行CitespaceⅡ, 得到国内档案学研究领域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该文献集合也构成了国内档案学研究的支柱。

按照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大小, 排在首位的是吴宝康于1988年出版的专著《档案学概论》。该专著的共被引频次为65, 中心度为0.33, 是网络中最大的关键节点。从该篇文章的历年引文主题可知它是研究档案学理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该著作产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 代表着当时档案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是中国档案学理论逐渐趋于成熟、完备的标志, 而且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后续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4]64。

排在第二名的是伍振华于2000年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论文《再论档案的本质属性》。文章打破了对档案本质属性的传统认识, 提出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是“以备查考性”的新观点。作者认为原始记录性虽然是档案最重要的属性, 却不是所有档案文献共同具有的、区别于包括文件等在内的一切非档案文献的属性, 不宜简单地讲它是档案的本质属性, 而“以备查考性”相比于“原始记录性”而言, 其内涵更为丰富, 适用性也更加广泛而长远[5]13。

排在第三位的是冯惠玲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电子文件管理教程》。该书全面反映了电子文件管理领域最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思路, 相对成熟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以及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佳的实践经验, 不仅是一本总结性、归纳性的教材, 同时还是一部带有研究性、前瞻性的学术成果, 其内容既包括对已有理论和方法的重新梳理, 又包括对未知领域的初次探索, 对于尚处空白地带的一些问题, 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解释和阐述。

位居第四位的是周雪恒于1994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档案事业史》。该书采用了细水长流的历史思路, 上至夏王朝, 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时期, 前后共二十章, 一板一眼, 娓娓道来。在每一章中针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王朝的档案工作, 对历史背景、档案职官、管理制度、档案种类、档案库房建设、档案思想及现存状况等等诸多环节深思细理。同时, 作者采用对比的章节设置体系, 因而各个章节内容又极容易串联构想, 发人深省。不可否认, 这部书籍是研究中国档案史乃至政治制度史的经典论著。

居于第五位的是冯惠玲于1998年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论文《电子文件时代的新思维》。作者对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管理进行了前沿性探索, 从前端控制思想、新来源观、档案工作的合作圈、后保管模式和重塑档案职业形象五个方面探讨了电子文件时代档案管理所面临的转变、机遇以及挑战, 该文可谓新世纪国内档案学变革时期的指引文献, 为电子文件领域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6]45。

上述五篇文献构成了国内档案学研究的关键知识节点, 是国内档案学的发展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知识来源。

摘要：以CSSCI数据库中来源于档案学的4269条文献为研究对象, 利用CitespaceⅡ软件对相关引文数据和关键词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以知识图谱的方式, 梳理了近些年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前沿主题以及关键知识节点。

关键词：档案学,知识图谱,CitespaceⅡ,中国

参考文献

[1]姜春林等.经济学研究热点领域知识图谱:共词分析视角[J].情报杂志, 2008 (9) .

[2]赵蓉英, 王菊.国际信息检索模型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 2010 (18) .

[3]侯剑华, 张春博, 王续琨.国际科学技术政策关键节点文献演进的可视化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11) .

[4]陈贤华.建设档案学理论的重要成果[J].档案学通讯, 1989 (4) .

[5]伍振华.再论档案的本质属性[J].档案学通讯, 2000 (6) .

[6]冯惠玲.电子文件时代的新思维[J].档案学通讯, 1998 (6) .

知识谱系 篇2

2011103472 蔡少佳

尼采的道德批以“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为本,将道德的解构和精神的自我提升相结合,从而对于社会的道德的彻底抨击与否定,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偏激的思想,但是思想的进步总是会以这样的推动而发展。读这本书一直找不到老师所要求的为什么，直到读第三章时有了一些想法，下面我就通过禁欲主义对比尼采和叔本华的两种虚无来进行阐述。

对于其精神导师叔本华视作彻底解脱手段与终极奥义的禁欲主义，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的第三章进行了一次集中的详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该种“意志的自我取消①”的确是，而且还仍将是一种意志，即“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同为虚无主义者与意志哲学家，尼采与叔本华，这两个在思想上紧密相关的人，如若深究起来却有迥然不同的逻辑根基。叔本华是在严密的反理性论证之后将意志推向前台，认定这一杂乱无章、不可理喻、利己的冲动性的存在为唯一真实的“自在”之物，接着又通过批判意志本身、揭示其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邪恶的灾难性处境来证实生存毫无意义，进而走向被动的虚无主义，即穿越摩耶之幕，自觉自愿地对生存意志及其欲望进行残酷弃绝。而尼采论证虚无时首先批判的是意志之外的东西，束缚意志的障碍物，一直充当着彼岸世界最高价值的柏拉图主义和它所变体的基督教道德——它们给欧洲人带来了颓废主义与奴性，百害无利且在历史景观中死期已至——陈朽的价值体系被破除后，意志必将被解放，获得绝对的权力与自由，从骆驼变成狮子，再变成大地的新生儿②。这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最初便旨在为意志及其欲望卸下千年的重负，重寻狂欢的酒神。由此可见，两种虚无主义实质于起点处便已分道扬镳，它们各自来自于自身的贬抑与对枷锁的拆除，于是前者不可避免地带来绝望，后者却带来激烈的恐怖与狂喜，带来“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的、流亡于荒漠的“超人”时代。

如此我们便理解二人为何对禁欲主义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了。在此我要详谈的是尼采对于叔本华的禁欲主义，即哲学家的禁欲主义③的全面批判，叔本华哲学的最大逻辑漏洞，即为由人生的痛苦与邪恶直接推导出人生不值得经历，生存意志除自我取消之外别无出路。他如是描述生命：“任何人生彻底都是在欲求和达到欲求之间消逝的，愿望在其本性上便是痛苦，愿望的达到又很快产生饱和”，于是在灼烫的跑道上，生存意志被拘禁在疯狂之中，犹如永恒不幸的咒符，使人周而复始疲于奔命地重复着单调的循环。如果用叔本华深切倾慕的佛教语言来说，那便是人生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求不得、爱别离，六道轮回冥冥众生，无一不罹此难，无一不在微尘中。然而，“只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谬误，它就是，我们为了幸福而在此”。当幸福无以诉求，又有不道德的利己主义与非义不断因意志的生存需要而生，他便得出结论：“我们根本上是不应该存在的，为此我们停止存在”。

然而痛苦与不道德是否足以成功灭绝意志，走向禁欲主义的充分理由？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首先，道德这个无本体的概念，本来就并非一成不变的铁律。它是理性的或教义的，这个阶层或那个阶层的，唯独不是崇高不变的，尼采在反道德的同时，颂扬意志的强力，向往古老辉煌的荣光，“我们今天几乎不可能感受到产生‘风俗道德’的那些非凡的年代，那是在‘世界历史’之前，是真实的，定夺的历史，它确立了人类的性格，那时候，苦难、残酷、伪装、报复、拒绝理性总是被当作德行；反之，舒适、求知欲、平和、同情心却总是被看作危险；那时被人怜悯和劳动是耻辱，疯狂是神圣，而变化则总是被看成是不道德的，灾难的先兆。”于是道德在其基石初就已被解构。我们从这段话中，能轻而易举地看出尼采对原始自然的生存状态的热爱迷恋。生杀予夺、地覆天翻都是值得肯定和赞颂的，又遑论痛苦？尼采还彻悟过比“欲求和达到欲求”的无尽循环更加可怖而痛苦的东西，他将其称作“永恒复至”，又译为“永恒轮回”，被预言家、鹰和查拉图斯特拉本人屡次提及，因其晦暗的宿命色彩而成为尼采学说中最有神秘主义意味的内容。而就是在这样魔障般的冰冷无望面前，这样的“大痛苦”面前，他依然无畏，未曾放弃意志，并依然爱它。他在《权力意志》中写道：“肯定世界就是现今的样子，不打折扣，没有例外的选择——哲学要求永恒的循环——即同种事物连接的同种逻辑和非逻辑的永恒循环，这是一个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对生命抱狄俄尼索斯式的态度——我的公式就是热爱命运。”

热爱命运，这是对希求借禁欲主义来摆脱折磨的叔本华最为准确有力的回答：我们无需寻求摆脱。而更加深刻的是，我们亦无法寻求摆脱。叔本华指出的两条摆脱途径，审美同情与意志的自我取消，都在其可行性上被尼采进行了漂亮的驳斥。康德宣称，“美就是不含私利的享受”，叔本华则将其当作了意志的逃遁之所：“这是无痛的状态，伊壁鸠喜称其为极善和神的状态。在那一片刻我们摆脱了意志的悲惨压力，我们庆贺意志苦役的休息日，地狱车轮停止了转动„„”而尼采认为，叔本华的审美动机恰含巨大的私利，“是从最强烈、最个人的私利出发，从饱受折磨，要摆脱折磨的人的私利出发„„”至于意志的自我取消，更是与僧侣禁欲主义无异，都是与自身生存权利所共存亡的理想。该理想的作用，即是为生存提供一种唯一可能的意义，“人因此而得救，从此他不再是风中飘零的一叶，不再是荒唐戏、无意义的玩偶，他现在能够有某种追求了——至于他追求的内容、目的、方法是什么，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了。”至此，尼采揭示出无论审美同情抑或意志的自我取消，俱是仍然出自意志的要求，对此要求的执行即为对欲望的肯定与对欲望带来的苦难的延续。禁欲与纵欲由是陷入吊诡，将摆脱的希望彻底断绝。

叔本华曾用极富煽动性的笔调谈起他的禁欲主义理想最终可能达到的某种境界，将审美同情的一瞬的感受定格为永恒。“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的意志不只是在一些瞬间，如美感的享受，而是永远平静下来了，甚至完全寂灭，只剩下最后一点闪烁的微光维持着这躯壳并且还要和这躯壳同归于尽，这个人的一生必然是如何的幸福，一个这样的人，在和他自己的本性作过许多艰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完全胜利了，他所剩下的就只是一个纯认识着的东西了，就只是反映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了。”然而这种蛊惑人心的、梦幻般空灵静美的图景还是被尼采毫不留情的击碎了，因为这与他热爱命运的公式是背道而驰的。真正的热爱，应当是用全部的器官、智能与欲望去热爱。在尼采的观念里，我们从来不需要执念于解释和找寻一个单纯的出路，而是去经历，去爱，去超越，去战斗，带着伟大健康的身体永不枯竭的激情，他笔触犀利地写道：“哲学家先生们，让我们从现在起更注意提防那种设计了一个‘纯粹、无欲、无痛、无时的认知主体’的危险的古老的观念虚构，让我们提防那些诸如‘纯粹理性’、‘绝对智慧’、‘认知身体’的一类的自相矛盾的概念的触角，这些虚构和概念总是要求一只常人无法想象的眼睛，完全没有方向感，没有主动性和解释力，可是没有这种看就无所谓之‘看见’，因此，这些对眼睛的要求都是荒谬的要求。世上只有观念的看，只有理念的认知，我们越是允许更多的对于事物的情感暴露，我们越是善于让更多的眼睛去看同一事物，我们关于此事物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越加全面。但是如果要削除意志，扼制、甚至排除情感——假若这是可能的话——什么？这难道不意味着阉割智能吗？”这段文字强调了没有情感、意志参与的认知便不可能是全面的认知，这是对叔本华禁欲主义理想的回敬，也是对健全生命本能——尼采本人理想——的赞颂，两种虚无主义的本质不同越发明确地呈现出来了：尼采追求的是热爱痛苦的、强健的超人；叔本华追求的是摆脱痛苦的、被去势的人，他依然志在彼岸世界，回眸此岸，皆为空无。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尼采对西方道德传统的批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对道德的非道德化追求, 更在于他对道德的历史批判指向道德的现代历史维度, 第一次诊断出现代道德观中的病症: 虚无主义即对贵族的、强健的、丰盈的生命的否定, 并试图以古典虚无主义即对现存最高价值的重估开创新的道德生活。这种作为命运的虚无主义不是“无” 而是一种包容超越的肯定, 因为它是超越虚无主义的意志,在对现存的合理性和权威性的批判中走向对自身的颠倒, 并生长出新的未来道德图景。

注：①出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四卷。

②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论三种变形》。

“崆峒笑谈”传承谱系 篇3

第一代:

杨生瑞:男,汉族,文化程度不详,出生于1889年,家族传承,学艺于光绪年间,草峰镇杏林村人;张有禄:男,汉族,文化程度不详,出生于1909年,家族传承,学艺于宣统年间,草峰镇盘龙村人;董正杰:男,汉族,文化程度不详,出生于1910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20年代,崆峒镇韩家沟人;马耀禄:男,汉族,文化程度不详,出生于1910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20年代,崆峒区柳湖乡人;胡秀忠:男,汉族,文化程度不详,出生于1910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20年代,崆峒区花所乡人;

第二代:

张明珍:男,汉族,私塾文化程度,出生于1915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30年代,草峰镇徐庄村人;王天喜:男,汉族,文化程度不详,出生于1918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30年代,白水镇马莲村人;杨万邦:男,汉族,无文化程度,出生于1920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30年代,草峰镇草滩村人;陶杰:男,汉族,无文化程度,出生于1929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40年代,崆峒区柳湖乡人;薛维英:男,汉族,私塾文化程度,生于1934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40年代,崆峒区白水镇人;石崇: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36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40年代,四十铺镇吴岳村人;

第三代:

张作贤;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37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50年代,草峰镇徐庄村人;丁世禄: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40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50年代,草峰镇丁寨村人;朱良熙: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43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50年代,崆峒镇韩家沟人;何旭东,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43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50年代,草峰镇余寨村人;邓玉琴:女,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43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50年代,草峰镇盘龙村人;赵玉东: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44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50年代,草峰镇盘龙村人;

第四代:

王元: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47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60年代,白水镇打虎村人;张翠琴:女,汉族,无文化程度,生于1947年,师传,学艺于上世纪60年代,白水镇马莲村人;山宝龙: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48年,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60年代,草峰镇余寨村人;吕国栋: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48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62年,草峰镇盘龙村人;吕世彩: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50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63年,草峰镇盘龙村人;邓香琴:女,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50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64年,草峰镇徐庄村人;郭忠元: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52年,师传,学艺于1964年,柳湖乡土坝村人;程万杰: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53年,师传,学艺于1965年,白水镇马莲村人;石成生: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56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66年,四十铺镇吴岳村人;

第五代:

雷城: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69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86年,草峰镇张寨村人;刘志孝: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69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86年,草峰镇安家村人;杨金梅:女,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66年,师传,学艺于1988年,四十铺镇吴岳村人;段彩虹:女,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69年,师传,学艺于1988年,白水镇打虎村人;安少波: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70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89年,草峰镇安家村人;丁桂芳:女,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71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89年,草峰镇十庄村人;刘小艳:女,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74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89年,草峰镇丁寨村人;赵鹏虎: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生于1973年,家族传承,学艺于1994年,草峰镇赵家村人;张永和: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72年,师传,学艺于1998年,四十里铺镇七府村人;

代表性传承人

身为民间艺人,在笑谈戏剧目搜集整理、传承演唱活动中,有所作为,贡献突出,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

张作贤:男,汉族,生于1937年,初中文化程度,家族传承,学艺于上世纪50年代,草峰镇徐庄村人,第三代传承人之一。

思想的谱系读后感 篇4

那《思想的谱系》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名之为“谱系”？在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称“本书是一部有关当代思潮史的著作。可以把它看作一份对于特殊知识景观的全景指南。本书所关注的这些思想家和作家们，分属于政治领域中的左、中、右三派，虽然一直以来这些派别之间的定位和边界比较模糊，但他们显然仍坚守着各自的阵地。这正是标题所提及的谱系。”纵览全书，佩里·安德森结合著作文本，较全面地考察了西方20世纪主要的右翼、中间派和左翼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对各种思想之间复杂的关系，同异，发生和转换的原因进行描摹和分析，几乎是全景式、又颇具细节感地呈现出西方当代思想领域的各种鲜明冲突和微妙变化。谱系学研究的特色十分鲜明。

坦白地说，《思想的谱系》是一本比较难读的书，说它难读，并不是说它有多么晦涩难懂，事实上恰恰相反，该书的语言十分流畅、思路清晰、布局合理。在每一篇文章的开头，作者佩里·安德森就可以用三言两语引人入胜，然后又会不着痕迹地进行过渡，到结尾处又会高度总结，整篇文章深入浅出，所以每一篇看下来都会觉得很有趣、很有吸引力。但是它又确实很难读。这是因为该书包容了太多的内容，光看看这书里评论的这些人的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容量有多大：奥克肖特、施米特、哈耶克、约翰·罗尔斯、哈贝马斯、诺贝尔托·博比奥、爱德华·汤谱森、霍布斯鲍姆，甚至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略萨。这些人里的很多人都被当今的大学者、大作家视为精神导师或学术领袖。而即使是对这些人

不甚了解的人来说，他们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而这些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本书里，而且这本书还对这些名字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深入的分析，换句话说，你可以在一本书里了解这么多的大师的生命历程、生活轨迹、思想观点、学术成就及所属阵营，那么这本书有多难啃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全书是在一个最根本的比较基础上展开的，即所有纳入考察视野的思想家及其著作，都“分属政治领域中的左、中、右三派”，“政治”是安德森的谱系分析的基础，安德森所以在该书《前言》中说：“作为全书红线的政治谱系，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的话题范围。”在此基础上，全书的四个构成部分，“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文债”，实质上都是基于“政治”的话题而展开。第一部分考察的是右翼思想家及其文献，第二部分考察的是温和左翼的政治哲学家及其著作，第三部分考察的是左翼思想家及其著作，这三部分大体上分属左、中、右三个阵营，第四部分对《伦敦书评》的描述以及关于安德森父亲在中国的一段历史的记录，并没有离开政治的背景。因此，所谓“思想谱系”，在这本书里，即是“政治思想谱系”。在此基础上，安德森比较分属不同阵营的思想家们与政治有关的思想，如右翼思想家奥克肖特、施米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自由派阵营中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以及左翼阵营中的人物如历史学家汤普森、布伦纳和霍布斯鲍姆，古典学者廷帕纳罗、社会学家瑟伯恩和小说家马尔克斯等。

本书中佩里.安德森将马尔克斯与略萨放在一起，从两人的自传《为小说而生》和《水中鱼》入手，对两人做了全面的对比评价。两位作家早年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回忆录也同样以悲剧收尾，因为在他们了解到国内某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后很快都离开了他们的母国，再也没有回国定居。马尔克斯对祖国有一种“永恒不变的爱”，而在略萨那里，他与自己出生的国家的关系总是“紧张而模糊不清”。在写作上，略萨的大部分著作是以秘鲁的现实生活为背景，而马尔克斯，没有一部重要的小说是反映他在其中成长为一名作家的时代，他要进入“魔幻”才能将实力尽情地展现出来。在政治色彩上，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朋友，而略萨则是撒切尔夫人的粉丝，他们代表的普通左翼和自由的右翼。

政治及思想界左翼与右翼的对立由来已久。我们通常将激进的、革命的定义为左派，而将保守的、温和的定义为右派。然而随着形势发展的不同，左翼与右

翼所蕴含的具体内容经常地变换，有时甚至相互对换。而且时至今日，从和谐的观点出发，左与右的对立日益被淡化、忽略甚至遭到拒斥。这即是诺贝尔托.博比奥的《左翼与右翼》的出发点。他认为，左右的区分仍然是有意义的，自由不是左翼与右翼的分水岭，左与右之间的差别在于对待平等的不同态度。——“一边是那些认为人的平等多于不平等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认为人的不平等多于平等的人。”这是左翼与右翼之间永恒的、根本的对立。左翼相信大多数的不平等是社会性的并且可以消除，右翼则认为大多数的不平等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对左翼而言，平等是一种理想；对右翼则不是。佩里.安德森从来也不讳言自己的左翼立场。英国新左派的主要阵地就是由佩里主持的《新左翼评论》，正是佩里成为新左派的核心人物后，他开始撰写一系列论战文章，想重拾新左派的信心，收回新左派的阵地，重新使新左派发挥现实的作用。了解这些背景才能明白佩里在《思想的谱系》一中并非简单地对左右中三派人物作出“批判性的赞赏”这一姿态，而是通过这种书评和人物评论的方式找寻一种新的经验。

佩里在书的第十三章“被征服的左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中引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惊世名言”显得意味深长：“胜利的一方的历史学家总喜欢根据长期的事后的目的论来解释短期的胜利。失败的一方则不是。他们最主要的体验是：凡事总有意料不到和超出计划的时候。他们更希望弄清楚为什么意外会发生„„从短时间来看，历史也许是由胜利者来书写。但从长时间看，人们从历史解释中得到的收获都来自失败者。”被征服并非意味着被打败，我们总能从失败者中汲取经验，从而可以翻土重来。这种想法对这位新左派思想家来说，与其说是鼓励，倒不如说是自我安慰。正如无论从距离我们较为遥远的国际形势，还是从我们身边发生的左右之争来看，左派的发展都不容乐观。用哈贝马斯评价中国新左派的那个八卦段子来看，如果中国新左派有这种为极权和专制服务的倾向，自然会不得人心。根据佩里的说法，在那些发展资本主义体制比较完备国家，比如美国，左翼和右翼的区分在公开话语和大众话语中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市场，最多在学术文献中保留着有限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个国家两个政党之间的差异极小，不时互换的准确反映”。换句话说，只有左翼和右翼不但要互相斗争，同样是互相依附才能生存，但是现在的情势来看，左右之间已经悬殊立显，他们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最终会在一种苦苦寻求得来的的共识中烟消云散。

本书收编的文章有11 篇来自《伦敦书评》和《新左翼评论》，所以，这部作品大致可以视作一部评论集。与另一部著作《交锋地带》中带有赞赏性的批判态度相比，本书中的佩里笔锋愈加犀利，文笔之辛辣、批判之彻底，足以让对手胆寒、令读者大快朵颐。佩里已在书中预设了“任何复杂的观念都已在制造这些念的特定作者的详尽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研究”，易言之，作品中的观点能够完整地反映作者的思想，所以对作品的评价和批判就是对作者本人的思想的评价和批评。然而，佩里基本不对对手作品的内容进行概述（霍布斯鲍姆的《趣味横生的时代》除外），理论体系的欠缺和不足（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也不是关注的重点，他直接从对方的结论或者论证逻辑入手，展开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驳。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哈耶克，费迪南德·芒特、加顿·阿什，这些在西方学界响当当的右翼人物均被他批判得体无完肤；至于罗尔斯、哈贝马斯、博比奥三位政治哲学的领军人物，佩里对他们不敢触碰现实，仅仅知道用构造的理论去规范事实、谋求所谓的“共识”和“价值”的迁就型举措痛加鞑伐；即使是同道如爱德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他也对他们在资本主义胜利面前或“被征服”或“在想象力中培养幻觉”的表现予以讥讽和抨击，毫不留情。尽管作者在书中低调地说，“论述别人的文章经常会暗中提出论述者本人的观点”，但总体来看，这本集子由书评变成了论战檄文，继而成为佩里直抒胸臆、表达自我观点的场所。因而，与其说《思想的谱系》大致勾勒了西方从右到左的思想景观，还不如说是佩里个人思想自画像的直接展示。顺带说一句，我对于作者在其父亲的回忆录中表现出的非批判立场感到诧异。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佩里将把持中国海关50 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以及梅乐和、詹姆士·安德森等人描写成为了旧中国的税收而奔走劳顿、殚尽竭力的国际主义者，作为对这段历史略知一二的中国人，我委实难以接受。在这个资本逻辑主宰一切、生活被商品全面殖民的时代，总有些人不愿被主流社会所收编，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置身于假面舞会之外，坚持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不知变通而直面残酷的世事人生，纵这种坚持毫无胜算可言，也至死不悔。可正是这种坚守为世界拒绝沉沦带来一丝希望。佩里·安德森就是这样的守望者，而且一守就是半个多世纪，怎能不让人景仰和钦佩。

安德森卓越的比较分析能力，使这一部关于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谱系的描述与分析极为精彩，引人入胜。译著既忠实于原著，又尽量照顾了中文

高盛全球“圈钱”的四重谱系 篇5

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撕开了高盛们的神秘面纱, 暴露了高盛们赚钱并不是那么阳光, 揭露出高盛们为了赚钱竟然可以不择手段。

高盛是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投资银行, 是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

而美国当地时间2010年4月16日, 身为全球最具声望的国际投行, 高盛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涉嫌欺诈而起诉。消息一出, 全球哗然。

在全球范围内, 高盛都将它成功的秘诀归结为独到的经营管理, 事实上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高盛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圈钱”技术。

当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意志。而金融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分析高盛“圈钱”的技术及其盈利模式对中国金融变革促进自主创新有着莫大的警示意义。

正如美国《滚石》杂志记者玛特·泰比所说, 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其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中的某些人不得不接受游戏规则。也许我们无法阻止这一切, 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包装企业上市赢得超额利润

透过高盛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家以经营本票发家的企业, 不断花样翻新地实施对赌协议乃至包装企业上市赢得超额利润是其基本的业务。这也是高盛全球圈钱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精心布局, 在瞒天过海的同时, 为第二步更大的盈利设下一个个精心的“圈套”。

大萧条之后的65年, 高盛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成为美国证券承销业的龙头老大。在西德尼·韦恩伯格的领导下, 高盛开辟了IPO业务的新纪元, 使它成为公司集资的基本手段。

在这场投机中, 高盛最为疯狂。1996年, 他们把一个不知名的、财务记录很差的小公司包装上市, 那个公司叫做“Yahoo!”——当然, 那一次他们的运气不错。随后高盛被尊为“网络股IPO之王”。1997年他们操作了24家公司上市, 其中的三分之一在IPO时还在亏损。1999年, 高盛操作了47家IPO。2000年的前4个月, 他们又把18家公司操作上市, 其中有14家亏损。作为IPO大师, 高盛在本领域的利润远远高于同行, 在泡沫鼎盛时期的1999年, 高盛的IPO新股价格平均增长了281%, 而同期华尔街的平均水平仅仅是181%。

在中国高盛俨然扮演着融资上帝的角色, 制定着自己才玩得起的游戏规则。曾经一手创建太子奶的李途纯在与高盛的对赌中就输得很惨。

2006年11月, 英联投资与太子奶集团合资成立离岸公司中国太子奶 (开曼) 控股有限公司, 注资4 000万美元, 同时其他两大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高盛分别注资1800万美元和1 500万美元。在高盛、英联以及摩根士丹利联合注资太子奶集团7 300万美元之际, 实质上已暗含对赌协议。据公开信息显示, 在双方最终7 300万美元融资协议条款中, 暗藏如下内容:在收到7 300万美元注资后的前3年, 如果太子奶集团业绩增长超过50%, 就可调整 (降低) 对方股权;如完不成30%的业绩增长, 太子奶集团董事长李途纯将会失去控股权。

而在当时, 太子奶连续10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00%, 确实给了李途纯很大的底气。但是李途纯以赌徒的心态与国外私募基金对赌, 筹资到手后又盲目激进, 先后在湖北、江苏昆山、四川成都等地投入15亿元建设生产基地, 市场战线也随之越拉越广, 其间, 遭国家宏观调控和银根紧缩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再加上三聚氰胺事件爆发, 太子奶受累行业低迷, 李途纯的做大谋略和上市梦遭到了毁灭性的重挫, 从而使得企业控制权易主。

所谓赌博, 两方必有一方失败。但是, 在高盛的对赌游戏中, 即使对方赢, 自己也不吃亏。

2008年高盛以3 655万美元入股雷士照明。募资中, 雷士照明高盛订立了一系列上市前的投资方案, 并策略性地进行了收购, 包括收购世通 (及其子公司) 以及上海阿卡得等资产。

一步一步做市场始终不是软银赛富和高盛所期望的。作为财务投资者, 两者始终没有表示过“让雷士照明尽快上市”的强烈意愿, 于是, 一系列“对赌协议”出台, 包括每年的业绩指标、奖金、转让限制、优先购买权和共售权、赎回权等等。赎回权协议主要包括, 如果雷士照明未能在2011年8月1日前上市, 软银赛富有权要求公司赎回投资股份, 一旦软银赛富进行赎回, 高盛也有权要求赎回, 并支付投资累计利息。

在过去的几年里, 这些条款让雷士照明感到了压力, 但最终每年的考核指标都完成了, 而且雷士照明还提前一年完成了上市, 避免了启动赎回条款。雷士照明赌赢了。而高盛们则在股市获利回吐套得相当的利润。

高盛在中国最受争议的一项投资就是西部矿业。人们的争议在于, 高盛到底赚了多少?高盛与前股东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2006年7月, 高盛以9 600万元人民币投资西部矿业, 受让东风实业所持西部矿业10%的股份。一年后, 西部矿业上市, 高盛不断减持套现, 这笔投资市值达到70多亿元人民币, 回报率为96.97倍。高盛大规模减持之时, 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A股市场雪崩, 西部矿业股价亦从历史最高价68.5元跌至5.30元。很多人认为高盛是在割肉。

事实上, 高盛持股西部矿业1.923亿股的全部投资成本只有9 610万元, 以减持市值和持股成本计算, 仅西部矿业5%股权减持就已全部回收投资, 高盛取得了投资回报高达974.3%的惊人暴利, 而此时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却是伤痕累累、哀鸿遍野。

正如玛特·泰比描述的那样, 高盛的游戏非常简单, 把一个西瓜用丝带包装好, 从50层楼的窗户扔下来, 同时让人竞标, 在落地之前它就是一个市值不断飙升的赌注, 只要在西瓜摔烂之前撤回你的资金, 你就赢了。

看上去赚钱很容易, 但大部分投资者不知道的是, 投行已经悄悄改动了游戏的规则。

他们往往进行双重标准的交易:一部分人, 是他们的局内人, 知道股票实际的价值;另外一部分人, 则是盲目追高的外围投资者, 最终为游戏制定者埋单。

正是高盛的这些行为, 把互联网泡沫转化为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仅纳斯达克就损失了5万亿美元的市值。

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谋求暴利

“贪婪是好的, 贪婪是正确的。”当华尔街巨头高盛集团爆出金融衍生品交易欺诈丑闻, 人们不由得相信, 这句台词的确是对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恰如其分的诠释。

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谋求暴利是高盛第二步棋, 并为第三步更大的盈利设下又一个精心的“圈套”。

自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指控高盛涉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欺诈投资者, “金融危机不倒翁”便陷入了创建141年以来的最大考验。5月5日, 惠誉国际评级将高盛的评级前景下调至负面, 这是该公司传出丑闻来首次遭遇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此前, 金融衍生品一直以天使般的面孔出现, 如今投资者才见识了其狰狞面目。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 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合约, 该合约的价值取决于一项或多项背景资产或指数的价值”。在过去的几十年, 金融衍生品作为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催化剂, 着实促进了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繁荣。但随着国际金融资本不断疯狂追逐利润, 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 表面上看投资风险被无限分散, 实际上隐蔽的风险越来越大, 以至有些衍生品的资质已无法从实判断。买家看到的, 只是投行在合约中提供的虚拟数字, 一旦其中某个链条断裂, 投资者巨额财富瞬间蒸发得无影无踪, 衍生合约即刻变成废纸。

调查显示2006年末, 高盛获悉美国保尔森对冲基金预期有123只抵押证券将贬值, 遂联手多家投行, 由高盛出面发行一种紧贴这123只抵押证券价值的新债务抵押证券 (CDO) , 以供保尔森基金购买相对应的信用违约掉期合同 (CDS) , 达到作空市场的目的。

高盛请来“独立的第三方”ACA资产管理公司, 设计了一款名为Abacus的债务抵押证券, 据悉保尔森参与了发行。这款由高盛蓄意炮制的Abacus债务抵押证券, 最终由不知情的德国工业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悉数买下。

2008年1月, 正如保尔森基金预期, Abacus债务抵押证券中99%被调低评级, 市场价格闻风下跌, 苏格兰皇家银行当即损失8.41亿美元, 德国工业银行损失1.5亿美元, 美国国际集团因在Abacus合约中与高盛对赌, 导致巨额亏损。高盛因销售这一产品获利1 500万美元, 保尔森基金更是如愿以偿大赚10亿美元。4月26日,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莱维表示, “仅2007年, 高盛通过做空数种抵押贷款担保债务凭证, 赚得约37亿美元利润。”

1990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中信泰富向来以实业投资为立命之本, 金融危机爆发前却鬼使神差地把手伸向金融衍生品, 不曾想第一次和“天使”过手就“走了麦城”, 成为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外汇衍生品投资中最早曝出亏损的最大一单。

中信泰富购买的“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 其英文原名是Accumulated target knock-out forward contracts。此产品的原理可理解为:中信泰富向对手方购买一个澳元兑美元的看涨期权、或者卖出两个看跌期权, 行权价格都是0.87美元。当澳元汇率高于0.87美元时, 中信泰富以低于市场价的0.87美元每天买入1个单位外汇而获利;但当汇率下降到0.87美元以下时, 则中信泰富必须每天以0.87美元的高价买入2个单位外汇。合约同时规定, 当每份合约达到规定利润上限时, 合约自动终止。即便合约期间澳元出现大幅升值, 过低的合约终止价格使中信泰富“套期保值”相当有限;但如果澳元持续走软, 理论上中信泰富将会有无限的亏损空间。这单合约让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多头上。许多业内人士对中信泰富签下这样的合约深表费解。

合约开始执行的2008年7月, 澳元对美元价格稳定在0.90以上, 看上去似乎是个好买卖。但到了八月,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变, 澳元兑美元掉头向下, 继而在10月出现暴跌……中信泰富巨额亏损就此酿成。按当时外汇报价, 其公允价值的损失已达147亿港元。

此事一经曝光, 中信泰富17名董事被香港证监会调查, 公司主席荣智健、总经理范鸿龄被迫辞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博士在就此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此合约应定性为“恶性的投机赌博”。

控制行业定价权做空行业

在过去25年里, 华尔街制造了一系列的丑闻, 能忽悠出去的东西也没剩下啥了。垃圾债券、IPO、次级房贷以及其他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产品在公众心目中都成了诈骗的陷阱。信贷市场正陷入危机当中, 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所谓“房地产永不下跌”的神话造成的泡沫经济也跟着破灭, 逼得华尔街不得不去找一个新的圈套诱人上钩。

这时, 华尔街第三步棋及时出手, 在制造出更大危机的同时, 也赚得流油。

既然老百姓不愿意把钱投到任何感觉不靠谱的领域, 那么华尔街这次就把赌局设在了老百姓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商品市场领域:粮食、咖啡、可可、小麦, 更重要的是能源商品, 特别是石油。美元贬值、信贷和地产危机, 这一切都造成所谓“飞向商品实物”的局面。石油期货价格像坐了火箭一样向上攀升, 从2007年中的60美元一桶飙升到2008年夏天的峰值147美元一桶。

在那个总统选战如火如荼的时期, 对于油价攀升到4.11美元一加仑的合理解释是“全球石油供应问题”。但是全球石油供应紧张是在撒谎, 虽说全球石油供应最终会耗尽, 但是短期石油供应量其实在增加。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报告, 在石油价格达到峰值的前6个月, 世界原油供应量从每天8 524万桶上升到8 607万桶, 而同期世界原油需求量则从每天8 682万桶降低到每天8 607万桶。也就是说不仅短期原油供应量上升, 而且需求量在下降, 这种情况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理论, 本应该带来原油价格的下跌。

那么, 什么导致了油价的飙升呢?

实质上, 高盛把一个平静的原油市场搞成了一个大赌场——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暴涨。

当然, 高盛有同伙, 大宗实物商品市场上还有其他玩家。但根本原因是, 有实力的几个大玩家决定竭尽全力把一度稳定的大宗实物商品市场搞成一个投机的赌场。高盛通过说服养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机构投资人投资原油期货, 也就是在固定的某一天可以以固定的价格购买原油。这种做法一举将严格按照供需情况定价的原油从实实在在的商品变成了一个像股票一样可以投机的东西。投机到实物商品市场的热钱从130亿美元增长到3170亿美元, 增长了2 300%。到2008年, 平均一桶原油在最终储运和消费掉以前要倒手27次。

在半公开的政府豁免权武装下, 高盛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赌场的首席设计师。高盛商品指数跟踪24种主要商品价格, 其中原油价格的权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成为各种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人进行大规模长期赌博的主要场所。

价格上涨的不是真实石油消费, 而是纸面石油交易。当华尔街通过宣扬石油将无限上升的神话而实现当下的盈利时, 这就重复了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

在2008的夏天, 石油商品的“西瓜”以相同的痛苦方式砸在人行道上, 原油期货价格从147美元一桶暴跌到33美元, 造成了巨量的财富损失。老百姓再次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投在石油期货市场里的养老基金被洗劫一空, 当泡沫破裂时, 加州公务员养老系统有11亿美元陷在了里面。

三种赚钱方式优化组合赚取更多利润

高盛进入中国几年之后, 中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 人们开始质疑利润高涨的高盛的“伪善”。

实质上高盛不但对中国的欺诈胜过其他国家的客户, 而且手段更加诡异狡诈, 是包装上市、创新金融衍生品、控制行业的组合。高盛在中国赚钱的行业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并且如入无人之境:上海的房地产成为其猎物;与包括太子奶、深南电、国航及东航的对赌协议让其赚了个满盘金;入住中国肉制品企业的双汇使其大赚特赚;入股工行4年赚120亿美元, 翻番至近4.65倍;充当多家中国公司IPO (首次公开募股) 的承销商并从中收获巨利是令高盛最心动的交易。过去的10年中, 由高盛主导的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有中国移动通信、中国石油、中国银行 (香港) 、平安保险、中兴通讯等。而另一单IPO承销项目——中国农业银行H股IPO也被高盛收入囊中。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 如日产向东风汽车投资10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向北汽投资11亿美元;TCL与汤姆逊成立中国合资企业;汇丰银行收购中国交通银行20%股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等。在中国, 高盛已经无处不在。

高盛为了达到占领中国、获取暴利的目的, 手段之狡诈令人吃惊。例如:我们熟悉的高盛以最低价入股中国银行的事件, 就手段耍尽, 如同欺诈。在中国国有银行2004年改制的时候, 高盛相继发表报告, 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 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 是亚洲之最糟糕者。并且声言, 中国四大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但结果是高盛等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 仅在工商银行上市, 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4年获利近120亿美元。一边唱衰, 一边暗地里购买其股份, 与美国司法部门正在调查的欺诈行为如出一辙。

在中国房地产领域、资本市场里, 高盛利用其强大实力和国际地位, 利用其所谓的国际认可的研发能力, 在中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大肆赚取“黑心钱”。当他们伺机进入一个行业时, 就大肆唱衰该行业, 使其价格走向低位, 然后, 趁低价买入。当其达到其盈利目标, 伺机出货时, 就大肆唱多, 然后, 大肆卖出。中国的矿业、食品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航空业、石油业等都遭遇过高盛使出的手段。

值得警惕的是如高盛一样的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 研究能力惊人, 信息采集、处理、分析的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对于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机构的游说下, 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于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而企业海外融资必须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 (包括投资咨询、审计、评级等) 进行全面、彻底的“家底盘查”。凡是经过外资中介机构周密服务的, 都近乎无秘密可言。

高盛之所以在中国大发横财并且如入无人之境, 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 对高盛等世界性大公司曾经出现过盲目崇拜和盲目信任。高盛发布的报告, 中国一些企业、投资者甚至政府管理部门视为珍宝、确信无疑;高盛想进入中国, 中国求之不得, 有求必应、有需必给, 这是原因之一。不断吹起的引资热与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融合一起发酵后, 高盛什么条件都敢答应, 卖掉企业、出售矿山都敢为之, 这是高盛在中国大地能够轻易得逞的重要原因。高盛为了进入中国甚至控制中国, 深知必须培养了解中国的人才, 几年来高盛雇佣了许多对中国各个方面十分熟悉的中国留学人员。这些人对中国无论是法律法规、人文环境、行政司法状况还是各种潜规则与白道黑道都了如指掌。高盛高薪聘请这些人才为其进入中国开路。这是原因之三。原因之四, 中国在监管上特别是监管海外企业上的松懈、纵容, 使得高盛们得以在中国大赚特赚, 这必须引起国人的严重关注。

分析高盛“圈钱”的技术及其盈利模式对中国金融变革促进自主创新有着莫大的警示意义。

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谋求暴利是高盛第二步棋, 并为第三步更大的盈利设下又一个精心的“圈套”。

校长专业伦理的谱系分析 篇6

1.1 校长职业的角色定位

在我国对校长作为一种职业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对校长职业发展的未来走向,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分歧主要表现在校长职业发展的未来方向是职业化还是专业化,当然也有折衷的观点:校长职业化即校长专业化。

在本人看来,专业是职业的高级发展阶段,是职业分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指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职业。职业要发展成为专业,必须达到和符合专业标准。从校长职业发展的趋势来看,专业化的观点是更合理的选择。

在对校长专业化的探讨中,我国学者们观点较多地集中在强调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化意识等内容,而关于伦理基础方面的研究较少。我国原国家教委于1991年颁发的《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行)》以及1999年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仍然属于部门规章,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外,就再没有校长自身专业伦理方面的内容了。

1.2 校长专业伦理研究的逻辑设计

第一,校长是一种职业,职业是要向前发展的,而职业发展的结果是专业化。校长职业的发展遵从这一规律。第二,职业在向专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形成自己的专业伦理思想与伦理规范体系。这种专业伦理思想与规范体系进而成为一个专业成熟的标志。第三,专业伦理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普通伦理思想的支撑,但又不是普通伦理思想在专业实践中的简单运用,因此,借鉴与发展一般伦理思想成为专业伦理思想形成的指导思想。基于此,本文中校长专业伦理思想的形成借鉴与吸收普通伦理学中目的论与义务论的思想精华。第四,校长专业伦理是指导校长专业实践行为的价值观,而校长的专业实践集中表现为决策。如何进行伦理决策便成为专业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五,校长专业伦理如果不能转化为校长自身的德性,那么它便只能是一纸空文,如何提高校长专业伦理造诣,造就德性校长便成为本研究的根本落脚点。

2 校长专业伦理谱系略图

2.1 西方的观点

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对校长专业伦理的研究也把重点放在领导伦理方面。在教育领域,对校长的领导伦理的关注发韧于20世纪50~70年代西方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两位著名人物格里菲斯(Daniel E.Griffiths)和格林菲尔德(Thomas Barr Greenfield)之间对教育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争论。格里菲斯作为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去价值”或“价值中立”,而格林菲尔德则认为,学校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秩序,它要为那些重要的价值服务。刻意追求所谓普适性的、客观的和科学的真理,不但追求不到,反而会造成无力处理组织生活中的另一些重要方面,如道德、义务、责任感等价值问题。20世纪50年代之前如果说对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称之为逻辑实证范式的话(其研究重点是把科学管理思想引入到教育管理之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并持续至今的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范式更是把教育管理直接当成一种道德科学。格林菲尔德认为,学校管理者是“价值观的代表,他们既是价值观的创造者,又是价值观的主人”。批判范式据此提出,如果把组织看作是争夺价值观的战场,而不是具体化的结构,领导的角色就是在白热化的战斗中提出价值观。作为这一范式的倡导者之一的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的福斯特教授(William Foster)在其代表作《范式与承诺——教育管理的新方法》(Paradigms and promises:New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86)中也提出,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门道德科学,把改革教育和教育管理实践作为批判研究的旨趣。他指出,伦理的思考是教育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因此也必须是教育管理培养方案的首要内容。福斯特指出:“领导从总体上必须保持一种趋向民主价值观的伦理关照,它必须历史地与伦理的意义相关联,作为一种对社区良好生活的追求……这里的伦理不仅仅指个体的行为,而是指一种更加综合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社区如何共同生活。”自此以后,对学校领导的研究转向关注伦理道德在领导理论中的作用。托马斯·J·萨乔万尼所著的《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成为这一转向的典范之作。在该书中,萨乔万尼强调学校领导的权威除了科层制权威,心理权威之外,更注重学校领导的道德权威,对学校的领导也注重学校共同体的共同体价值观。另外他的《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戏》更是把学校视为一种道德共同体,强调关系的重要性,这儿的关系主要是指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此外,加拿大著名学者迈克尔·富兰对此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所著的《学校领导的道德使命》也是探讨道德对学校领导的意义和对教育及社会的重大作用。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西方许多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校长专业伦理规范体系。如英国教师培训署于1998年颁行《国家校长标准》以及《国家校长职务专业资格》,并获得英国议会通过,《国家校长标准》随即被确定为校长行动的依据和培训的指南,其中就有明确的伦理要求。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者资格认证协会(ISLLC)的校长标准中也有明确的伦理要求。

2.2 我国目前的现状

在国内,关于教育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伦理、教师伦理等方面,如檀传宝著的《教师伦理学专题》、胡斌武著的《教学伦理探究》、孙彩平著的《教育的伦理精神》等。而关于学校领导的伦理研究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2003年全国教育管理学科学术委员会暨全国教育管理协作研究学术年会提出,在教育管理研究中要做到“事实与价值”的整合,确立教育管理研究的“伦理视角”等,初步确立了领导伦理研究的发展取向和路径。因而对校长专业伦理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应历史之运而生。2008年韩少华先生的《专业伦理:校长专业发展的应然内涵》开校长专业伦理研究之先河。然而国内大多数学者虽然都认为校长专业化必须有专业伦理规范,但论述略嫌简单。如有人认为,校长专业伦理是校长专业精神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校长应具备如下专业伦理:“履行校长职责和法律义务;遵守职业伦理规范;有明确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品德高尚,为他人树立行为典范;具有民主精神和亲和力,谦逊待人;全心全意为学校和学校成员谋发展;公正廉洁;承受压力,勇于应对挑战”。因此,加强对我国校长专业伦理的研究就纳入学人的视野,成为校长专业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

3 研究价值与意义

3.1 理论价值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改变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薄弱状况,目前我国对校长专业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作为专业标志专业伦理却鲜有涉及。特别是校长专业伦理问题,更是少有涉及。因此,为校长专业发展探询科学的伦理基础,并据此提示校长专业的基本道义精神和应遵循的伦理价值准则,从而使校长专业实践活动更规范、更有章可循地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从而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丰富和完善起来。

本研究作为“校长专业发展”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目前有关校长专业发展研究的丰富和发展。校长专业伦理是校长专业发展论题中的应有之义,本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校长专业发展的内涵,并为校长专业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正如“聚集并探索确立合理的教育管理价值观导向是教育管理伦理研究深入、有效的重要保证。合理的价值观基础不仅使教育管理伦理研究保持正确的方向……而且能够保证研究的过程不偏离,更重要的是研究的结论可靠、有效、有意义”。对校长专业伦理做系统深入的学理探讨,无疑对提升我国校长管理理论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3.2 实践价值

理论与实践正如钱币的正反面一样,永远缠绕着而共同存在。校长专业伦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实践性理论。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有目的性活动,在人类的发展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尽管“在一切领域中,伦理精神总是作为体现人类活动的价值目的性和行为合理性的人文精神的结构,但教育领域中,伦理精神却具有比其他领域更为重要的人文意义。可以说,伦理精神,是教育人文精神的核心。”而“缺乏伦理精神,教育就会模糊甚至丧失自己的人文使命从而使教育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有证据和论据表明,教育管理基于不同的‘重要教育’价值。以价值为基础的、伦理和道德性的教育管理体现在广泛教育领导中”。正是基于此,加强对学校领导——校长的专业伦理研究是完成“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教育看来是使人类朝向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迈进必不可少的王牌……是一种促进更和谐、更可靠的人类发展的一种主要手段”这一使命的重要保证。本研究对规范校长专业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有效地促进校长专业自主和专业自律提供了法律之外的合理性依据,使校长能够更好地关注学生的发展。通过研究确立的专业伦理规范为校长专业从业人员在遇到伦理困境时提供指南,使专业人员和睦相处,防止因为内部摩擦而造成内耗。同时,对校长人员的选拔和工作的评价提供伦理上的标准。专业伦理的确立也有利于校长专业的从业者更好地行使专业自主权而免于来自非专业人士的批评。

平的契合点——校长专业伦理研究”

参考文献

[1]Greenfield,T.B.(1986).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cience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Interchange,Vol.17,No.2.

[2]Foster,W.(1989).Toward a Critical Practice of Leadership,In John Smith(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Philadelphia:Falmer Press.

[3]褚宏启.中国教育管理评论(第三卷)[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275.

[4]郅庭瑾.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研究现状与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07(12).

[5]樊浩,田海平等.教育伦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6.

植物谱系地理数据分析方法 篇7

关键词：谱系地理,植物,数据分析,方法

谱系地理学,是通过比较一个地区中多个共同分布的类群的谱系地理格局,来揭示这个地区生物区系在地质历史组合中模糊的隔离分化事件,进而分析评价这一地区的生物地理格局以及构成这一格局的地质历史过程。基因是遗传信息的载体,通过复制将遗传信息传给下一代,DAN序列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进化演变过程和巨大的信息量等优势,而在复制过程中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或者随机的差异会导致基因序列发生变化。通过研究不同居群内和居群间的植物的DAN序列的差异度、突变率、遗传多样性等追踪基因流的变化方向来推断物种的进化方向,进而推断期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是谱系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谱系地理学研究前期工作主要有:野外采样,DAN提取,PCR扩增获得目的片段,核基因的单克隆制备,测序等。后期主要是用相关统计分析软件对测序所获得数据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针对后期数据分析做简单介绍。

一、查看峰形图———chromas 1.62<Technelysium Pty Australia>

测序回来拿到的序列一般先进行峰形图的查看,峰形图各峰单一明晰且没有重复序列视为良好。

二、序列拼接软件———contig Express 6.0.620.0<Infor Max,Inc.,USA>

一般为确保测序结果的准确性,做正反向引物的双向测序,通过双向的序列进行拼接,获得最终序列,序列拼接时遵循双空位切掉,根据好的改错的原则对序列进行适当的人工修改。

三、序列比对———Clustal

将contig Express拼接好的序列以Fasta文件格式复制并粘贴到记事本中,对于有些方向倒置的序列,可用Edit Seq进行调整,所有序列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到TXT文档中,保存。将上述TXT文档输入Clustal X中进行比对,名称程序自动输出两个文件,aln格式和dnd格式,根据自己所需要的长度在另存为中设置所需要的碱基位点区间,并修改文件名称,以防与软件自动输出的aln文件混淆;dnd格式是Clustal X自动建立的NJ树,可以忽略,aln文件可以用于后续MEGA4.0<Tamura et al.,2007>构建NJ树。Clustal X比对结果还可以保存另外几个格式,其中phy格式可以用于后续核苷酸多态性分析。

四、Dna SP分析

DNASP软件是一个分析DAN序列多态性和单倍型的实用软件,它可用于分析单倍型的种类和数量,计算单倍型多样性(Hd)与核苷酸多样性(π)和某一时间点的多态性的Tajima中性检验(Tajima 1989)及Fu&Li检验(Fu and Li,1993;FU,1997)。同时由于群体遗传结构上,群体大小的变化会通过DAN序列数据的检测得到变化的痕迹,序列失配分布(Roger and Harpending,1992)提供了可推测动态时间的方法。

失配分布(Mismatch Distribution)是用来检测居群是否发生扩张的一种方法,它是用来检测观察居群的失配分布曲线和理论居群的失配分布曲线的偏离度的,若居群处于扩张状态或者经历瓶颈效应的情况会导致失配分布呈单峰分布,则r值偏低,若居群处于动态平衡或者处于缓慢的衰退状态,则失配分布为双峰或者多峰,则r值偏高。

五、遗传多样性分析———Arlequin v3.0

Arlequin v3.0<Fluxus Technology Ltd>是一款集合了多种功能功能的遗传学分析软件,包括分子多态性、错配分布、遗传距离估计以及分子差异度分析(AMOVA),同时,Arlequin v3.0也可以计算Tajima中性检验及及Fu&Li检验。

六、构建网络图———Nexwork

Nexwork4.600<Fluxus Technology Ltd>这种网络图可以包含所有最简约的树,而且可显示序列的信息(如同质性位点的位置、突变热点以及分辨单倍型类型等)在聚类节点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的单倍型就越相近,因此,分析单倍型网络图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各个单倍型之间的亲缘关系远近。

七、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一)NJ树的构建

相邻链接法(Neighbor Joining NJ)是Saitou和Nei 1987基于最小进化原理提出的,NJ法并不检验有可能的拓扑结构,但在每一个阶段都要应用最小进化原理,软件MEGA4.0可以构建NJ树。

(二)MP树的构建

最大简约法(Maximum parsimony,MP),是一种常用于系统发生学计算的构树算法,利用简约信息位点(Parsimony Informative site),对给定分类单元所有可能的树进行比较,选择其中长度最小、代价最小的树作为最终的系统发生树(杨子恒,2008)。

(三)ML树

最早利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来构建系统发育树的是Cavalli-sforza和Edwards(1967)。在ML法中,以一个特定的替代模型分析既定的一组数据,使获得的每一个拓扑结构的似然率均最大,再找出最大似然率最大的拓扑结构选为最终树(Nei and Kumar著,吕宝忠等译,2002)。相对于MP树,ML树建树速度最快。

参考文献

[1]Avise J.C.The history and purview of phylogeography:a personal reflection[J].MEcology,1998,7:317-319.

知识谱系 篇8

至少在笔者看来, 答案是肯定的。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 我们大致可以综括出这样一条粗略但却不失明晰的历史线脉:从19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向北京看齐, 再到上世纪后期迄今全球资本时代的西化风潮——这就是中国山寨建筑的历史谱系所在。

60年的城市化运动史, 山寨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直尾随着中国城市和城市建筑的建设进程不曾离去。今天, 我们唯有正视它, 才能真正想办法去解决它。本文即从这三个历史阶段入手, 试着去为读者归纳这段不那么痛快, 然而却须得面对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作家铁凝在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中, 这样描述主人公安德烈所在的城市:“这座城市和棉花有着亲密的关系。……从50年代开始, 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 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说它一口气, 仅用此形容神速。好比我们形容那些身大力不亏的强壮妇女, 说她们一口气生了多少个孩子。这些纺织厂, 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 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很快的, 这些纺织厂和由它们派生出的生活区就占据了这城市近一半的面积。如今, 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 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 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 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比方说每一片生活区内整洁规矩的绿地花园;比方说与花园们相匹配的职工俱乐部。在每一个俱乐部屋顶上, 都竖着两个相隔很远的龙飞凤舞的红色大字:舞——会。”

如同“安德烈”这个后来被认为“很苏修”的名字, 在中国各地拔地而起的众多苏式建筑基本上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 它们或直接出自于援华的苏联建筑师们的手笔, 或是中国人民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山寨成果。当时, 新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一五”期间, 由苏联老大哥援建156个工业建设项目。铁凝小说中所写到的纺织厂应该就是这156个援建项目中的一个。

当时, 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援建项目多涉及城市标志性建筑, 再加上“向老大哥学习”的社会政治语境, 苏联风格建筑成为主流。各地纷纷建造起模仿苏联风格的建筑, 包括省级政府机关以及50年代院系调整后新建的大学的主楼等。这些仿苏式建筑, 有些可能采用了苏联方面留下的图纸, 比如因刀郎那首唱遍大江南北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那句歌词而再次进入人们视野的“八楼”, 也就是新疆昆仑宾馆, 和北京前门饭店 (前苏联援建项目) 用的就是同一张图纸;有些则是借鉴了苏联建筑的风格, 比如清华大学的主楼, 传说是莫斯科大学的再版。

今日翻阅中国的城市版图, 我们仍能看到一些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所熟识无比的“苏联记忆”。比如上文提到的“八楼”, 叫它“八楼”是因为它是当时新疆最高的建筑, 就好比后来广州人把广东国际大酒店称为“63层”。而对于北京人来说, 类似的记忆是由北展、“老莫” (莫斯科餐厅) 所牵引的。北展原名“苏联展览馆”, 它由苏联中央设计院设计, 1954年建成, 建成后举办的第一个展览就是“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北展曾经是北京最高的建筑, 它的大尖顶、红五星已经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尤其是塔尖上那个巨大的红五星, 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照亮前路的灯塔”。

至于附属于北展的“老莫”就更不用多说了, 我们已经在王朔的小说、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感受到“老莫”的气派和辉煌。在那个年代, 能到“老莫”去吃饭就是一种范儿, 而男生追女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请女生在“老莫”吃一顿饭, 哪怕因此花掉半年的生活费也觉得值。现在的“老莫”, 干脆用叶京一部电视剧的名字作为广告语——“梦开始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即使在北京, 三四层高的楼房也可享有“大楼”之誉。从而, 高大厚重的苏式建筑出现在其中, 便自然有了一种鹤立鸡群式的注目感。苏式建筑遍地开花, 它在沈阳、洛阳、石家庄、兰州、乌鲁木齐等北方城市随处可见, 甚至远在农村的供销社, 也采取仿苏式风格, 而且门梁上方都有个红五星。这些带着浓重苏俄风格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建筑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它们的冷峻和单调, 它们突兀地嵌入到中国城市圆融谦和的传统肌理中, 与以往的城市建筑主体四合院、胡同、庙场等夹杂相处, 在革命时代人们的想象中, 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革命生活的现实城市场域。它们形成了新中国城市史的重要记忆之一, 同时, 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植下了山寨建筑的谱系基因。

向北京看齐, 向权力看齐

很显然, 不同于此文前后两个阶段的是, 这里要说的这个阶段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所以如若我们要以“阶段”去表述它, 或竟不如以一种山寨建筑的山寨倾向去表述它。作为一种山寨倾向, 它在形态上表现出对国家权力中心城市北京的极度膜拜和跟风, 其实质则是“向权力看齐”的权力欲望驱使下的变态式权力表达诉求——这一诉求的变态在于, 除了权力, 建筑的其他表达和功能诉求皆可抛却一边。通过权力这种强势性的单向表达, 建筑主体 (地方主政者) 在建筑中获得了他的“权力中心”的想象, 从而获得某种个人权力欲的虚拟实现的满足感——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此阶段的山寨建筑, 也适用于其他山寨建筑, 甚或也适用于今日在城建进程中随处可见的很多一味求高求大的政府建筑。

如果硬要给这一阶段 (或这一倾向风行的周期) 以一个时间的界定, 我们大致可以把时间确定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今。我们在上文提到的诸多地方城市的苏式建筑, 其实可以看作五六十年代苏式建筑风行之时, 地方城市对首都北京山寨苏联之后的又一轮二重山寨。北京向老大哥学习, 地方城市虽说没有苏联专家, 主政者或不曾到过苏联考察, 但是老大哥学不到, 老二的总可以学的。北京成为政府建筑的风向标, 在行政权力的保驾护航下, “向北京看齐”的山寨建筑风潮一直风行到今天。

推之于具体的建筑风格, 最初也就是在1950至1960年代时期, “向北京看齐”的山寨风潮体现出两种风格内容, 其一是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民族形式”;其二就是上文提到的以苏式风格为主的“红色建筑”。在政治决定性的时代语境中, 这两种风格又同时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民族”、“革命”、“阶级”的浪漫外衣下, 皆包裹着红色乌托邦时代的人们对于权力的想象和表达。除这两个风格外, 其他的建筑, 如“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平顶屋等, 都一律被杜绝。

1953年, “民族形式”的倡导者、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访苏归国。他提出, 是否包含民族形式, 是阶级立场问题。建筑, 应以民族特性的形式与“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展开斗争。他还说:“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 帮助他们前进。”于是, 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而大屋顶, 则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类。那些铺设着琉璃瓦、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 看上去雄伟壮观——这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另外, 这种风格也在老大哥那里得到了肯定——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内容, 民族形式”的建筑方针, 这无疑为梁思成等中国建筑师在当时的红色革命主旋律下倡行民族建筑提供了一种“合法”的理论解释。而由此也可反观出, 所谓的“民族形式”, 最终也还是要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建筑;从根本上, 它最终都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就算是这样半遮半掩的民族路线也好景不长。1954年底, 赫鲁晓夫上台, 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被否定;而在中国, “民族形式”也被官方定义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 苏式建筑全面兴起并一直延续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76年, 毛泽东逝世, 天安门广场上建起的毛主席纪念堂, 这座纪念堂平面布局严谨而对称, 有着强烈的中心感。底部的台阶, 选用了红军长征时经过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红色花岗岩, 象征着“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毛主席纪念堂以句号的方式, 成为中国建筑“红色时代”的正式终结。

紧跟着, 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中国建筑也正式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真正到来。

改革开放至今:向着多种可能性的山寨狂飙

这是经济建设的三十多年, 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运动狂飙突进的三十多年。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 中国被纳入全球经济政治体系, 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的参与者——直至最后到现如今的主力推动者。经济建设被提上台面, 在新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地压倒政治生活, 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建筑的刚性政治要求也被撤销。然而, 行政权力的表达并没有因此在城市建筑中消失, 一些领导的个人意愿, 还是往往成为城市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建筑师开始涉及城市的设计程序, 然而官方建筑体现的却多是领导们的审美。领导存在于时代的审美中, 建筑师们也学会了怎么样与他们相处——他们知道领导喜欢什么, 很简单, 看看北京是什么样的, 照抄过来就是了。

于是, 我们在上文说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始的“向北京看齐”的山寨倾向得以在这个时代继续, 我们也将要在本段对它继续进行叙述——

比如宁夏银川市的“南城楼”, 这座古代建筑在翻修之后变成了“天安门”——同样大红色的墙身, 在毛泽东画像的两侧分别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而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也曾建造“天安门”, 在那里, 城楼、金水桥与华表, 一应俱全。在此之外, “天安门”还出现在了河南夏邑曹集乡、华西村, 以及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

事实上, 各地对北京的模仿并未止于天安门, “鸟巢”也在山西省境内出现。在沈阳、山东等地也出现了长安街两端的彩灯——它中部断开, 像一对张开的翅膀, 很好辨认。兰州的东方红广场上, 也矗立起56个“民族团结柱”。它们与曾经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极为相似, 一样的大红色的柱身, 两端金黄, 撑住天空。

另外, 对国外政府建筑、名胜、名地的山寨模仿也在兴起。如各地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的“白宫”, 出现在各种广场或园区里的“艾菲尔铁塔”、“金字塔”等等。这些山寨行为已经超越了“向北京看齐”, 它们是全球化在中国的影响的结果, 然而其内涵里起决定作用的, 还是那种为我们所熟知的某种长久隐藏着的权力和物质的欲望。

这是山寨建筑得以命名的时代, 同时也是此一建筑汹涌出现的时代。全球化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 是一出可以不计成果的纵情欢歌。在经济的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 跨国资本用廉价劳动力及奢侈品为当下中国的权贵们构建了一副蔚为可观的盛世图景, 而山寨建筑的权力表达也因此被赋予了某种“山寨式”全球化色彩——这或许正是此一阶段的山寨建筑的真实起因所在。也就是说, 这些建筑的山寨的动机, 其根本还是权力表达的诉求, 然而它们的途径已经不单是通过“向北京看齐”, 还可以通过“向美国看齐”——为什么有了“天安门”还要造“白宫”?要知道这世界权力最大的, 是美国总统。

至此为止, 我们已经大致回溯了整个中国的建筑史, 及其内里一直存在着的某种山寨问题或现象, 同时也对所谓的山寨建筑的谱系作了一番梳理。综而观之, 山寨建筑或建筑的山寨倾向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存在, 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在我们的历史中长久存在并一直沿延至今的现代性焦虑的问题。

知识谱系 篇9

20世纪末当后现代主义的大师们追醉心于搬用教条式的历史语汇并超时空拼贴时, 一种新的边缘性实践 --- 景观都市主义 (Landscapeurbanism) 应运而生。自1997年瓦尔德海姆 (CharlesWaldheim) 合成“景观都市主义”以来, 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十分丰富多样, 本研究的关注点是从错综复杂的景观都市主义谱系与流派中厘出其发展的结构和方向。

2.景观都市主义概念的引入

景观都市主义的涌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年代的伦敦阿基格拉姆小组 (Archigram) [1], 但迄今为止“景观都市主义”最广泛被引用的定义是CharlesWaldheim在《景观都市主义》一书的描述:“景观都市主义展现了当前一种对学科的重新定位。其中, 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由此, 通过跨越多门学科的界限, 景观不仅成为洞悉当代城市的透镜, 也成为重新建造当代城市的媒介。” [2]

从定义中我们即可得出:景观都市主义将历史上被作为景观设计学来描述的各种方法植入到城市研究中, 通过图形图像技术和建立操作模型来考察当代都市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从而构建动态的都市空间形态。一般认为, Ren Koolhass的维莱特公园投标方案是景观都市主义比较早的案例[3], 近年来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包括诸多来自建筑学、城市设计学和景观设计学的设计师和研究机构。

3.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观点

作为当前设计领域新兴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景观都市主义不仅是建筑和城市设计学的华丽转身, 更是景观设计学的自我革新。景观都市主义把“景观”作为当代都市研究的一种水平表面模型, 强调景观是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载体, 所有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都是景观的延续。James Corner把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归纳为4个主题, 即生态与城市过程 (ecological and urban processes over time) 、水平表面的分阶 (the staging of horizontal surfaces) 、操作或工作方法 (the operational or working method) 、想象力 (imaginary) [4], 最具代表性。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

系统。当代都市系统是集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为一体的、无法用线性的模型来描述的有机结构。景观都市主义着力开发基于信息技术的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 将动态的都市空间、技术和工艺的限制、连续的过程和逻辑性纳入到一个自由和审慎的操作系统中[5]。

跨界。景观都市主义综合了景观设计学、建筑学和城市设计学, 并融入环境工程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 致力于构建跨学科的设计方法和技术。

动态。景观是一个动态和非线性变化的过程。景观都市主义试图突破基于封闭环境创造出来的纯粹、协调的景观意向和关于构图均衡的教条, 创造出不确定的、流动的空间形态。

基础设施。景观都市主义探索在城市景观领域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寻找契合点, 将基础设施的运行和自然生态过程、城市公共生活需求相结合, 围绕城市发展、城市公共政策、城市规划设计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拓新的实践领域[6]。

数据。以MVRDV的“数据景观 (Datascape) ”为代表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过程进一步印证了当代景观所呈现的动态性和自组织性, 以及景观系统的可操作性[7]。

4.景观都市主义的谱系

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体系非常复杂, 按照其发展方向大致分为三个阵营:一是“批判的地域主义 (Critical-regionalism) ”, 认为景观迫切需要保护地域文化, 以抵制全球化时代的技术普世化 (universalisingtechnology) ;二是“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t) ”, 该流派清晰描述了北美城市发展的轨迹, 提出当代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新模型;以AA景观都市主义研究课程及其相关实践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t) ”思想受到后结构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 形成一套明显区别于前两大阵营的第三种立场。

4.1批判的地域主义

伴随现代主义的盛行, 城市变得千篇一律, 地方性和历史特色濒于消亡。1981年, 亚历山大·楚尼斯 (Alexander Tzonis) 和里安·勒菲夫尔 (LianeLefaivre) 提出“批判的地域主义”, 用以批判二战后欧洲的建筑实践[8]。而“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广泛传播, 则归功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1983年的著名论文“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个要点 (Toward a Critical Regionalism:Six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9]。弗兰姆普敦主张用“抵抗性 (resistance) ”来缓冲全球化和文化趋同的冲击, 并认为景观作为“补救性”措施可以在对人造世界的破坏性改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在2004年接受的采访中强调:“所有关于可持续性的问题, 以及近来出现的更为综合的学科, 都包含在了伦敦建筑联盟的景观都市主义课程中。” [10]

“批判的地域主义”呈现明显的反现代主义的倾向, 强调多元文化、地理、气候和材料, 以及对人文主义和现象学的深入研究。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Modern Architect:A Critical History) 》一书中, 弗兰姆普敦进一步指出:“批判的地域主义”并不是指那种在特定气候、文化、神话和工艺的综合反应下产生的乡土建筑, 它反映了一种寻求某种形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意愿, 以及对“文化差异”的主张[1]。批判的地域主义偶尔插入一些乡土因素, 但通常从地形因素和其后条件开始, 把光线视为表达容量和构筑价值的主要介质。在建筑学领域, 批判的地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已十分完善, 代表建筑师包括阿尔托 (Hugo Alvar Herik Aalto) 、博塔 (Mario Botta) 、西扎 (Alvaro Siza) 、伍重 (Jorn Utzon) 、尼迈耶 (Oscar Niemeryer) 、斯卡帕 (Carlo Scarpa) 、安藤忠雄、隈研吾 (Kengo Kuma) 、卡拉特拉瓦 (Santiago Calatrava) 等。

来源:http://places.designobserver.com/feature/water-front/10227/

来源:http://www.fieldoperations.net/

批判的地域主义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主要阵营在欧洲, 相关设计与研究人员包括马洛特 (Sebatien Marot) 、凯利·香农 (Kely Shannon) 、西八 (WEST 8) , 彼特·拉兹 (Peter Latz) 、琼罗·伊格 (Joan Roig) 等。这种边缘性的实践大多集中在后工业 (后农业) 的棕地和地形含糊的缝隙地带, 并表现为对生态学的偏爱[11]。以德国鲁尔地区为例, 该地区曾经是欧洲的钢铁和煤炭中心。1989年开始、为期10年的国际建筑展 (IBA) , 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修复环境和刺激经济复兴。以北杜伊斯堡公园为代表, 设计师不仅关注工业遗产的循环利用 (recycling landscape) , 并促进新的植物和生态系统在粉煤灰和矿渣堆的基础上蓬勃生长 (图1) 。

基础设施景观 (Landscape of Infrastructure) 不仅是对传统基础设施单一功能性的反思, 并致力于将城市基础设施作为首要的规范秩序, 从而形成城市形态、发展和演变的框架。以法国的高铁和巴塞罗那的二环路为例, 在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多学科团队的努力下, 市政工程和景观相结合产生出新的城市休闲内容和开放空间 (图2) 。

4.2北美的“后福特主义”

根据《寻找底特律 (Stalking Detroit) ) 》一书中AA DRL的帕特里克·舒马赫 (Patrick Schumacher) 和克利斯汀·罗格纳 (Christian Rogner) 所写的“后福特 (After Ford) ”[12], 福特主义经济规则和现代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流水线生产的发明和应用, 对应的是工业城市的发展, 以柯布西耶的著作《走向新建筑》为标志;第二阶段是传统工业城市的解体和“机器城市 (City as machine) ”的形成, 快速工业化系统导致大量的巨型工业复合体;第三阶段是福特生产模式全球化, 这种传播建立了后现代的开放、分散、自由组织的“矩阵 (Matrix) ”模型。

然而, 后福特时代的城市水平向扩张和和某些经济生产部门的终结, 使得追随福特主义的后工业城市遗留了大量废弃的建筑、设施、土地和废弃物。底特律就是一个以福特主义为组织模型、在后福特时代产生诸多问题的样本城市之一。在可预见的未来, 逆工业化和城市扩张仍将持续, 从而使空间的留白充斥整个城市化地区。

后福特主义景观都市主义的城市定位正是源于上述北美的城市发展轨迹。瓦尔海德姆提出, 后福特时代的城市土地的解放可分为4个阶段:“错位Dislocation) ” (服务中断) , “擦除 (Erasure) ” (通过播种来去除和重启生态过程) 、“吸收 (Absorb) ” (森林、沼泽和溪流的生态重建) 和“渗透 (Infiltration) ” (景观渗入村庄式的异质空间) [13]。詹姆斯·科纳 (James Corner) 提出“景观化 (Landscaping) ”的解决途径, 他认为:城市空间的留白是依据工业逻辑而生成的“作品”, 是“不确定的保留地”;随着城市逐步融入到景观, 它们将成为城市未来演化过程的重要部分。

后福特主义的景观都市主义侧重于生态学的研究如何与创造性实践相结合。科纳认为, 生态学和创造性演变之间的相似性预示着景观设计学的另一个方向, 即关于人们如何生活, 关于如何与土地、自然和场所紧密联系的各种约定习俗都将受到挑战, 而人们对生活的多元追求通过创造而重新得到释放[14]。与传统城市景观设计的单一目标或程序化的形态策略不同, 景观都市主义的探索从对“表象和对含义的关注”转移到形成的过程、栖居的动态和演变的微妙, 并包括更多组织和战略上的技巧, 更多功能和度量的实践。

作为景观都市主义主流的后福特主义, 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理论家。除瓦尔海德姆、科纳及其场域操作工作室 (Field Operation) 外, 还包括阿兰·伯格 (Alan Berger) 、朱莉娅·泽涅克 (Julia Czerniak) 、格雷厄姆·谢恩 (Grahame Shane) 、伊丽莎白·莫索普 (Elizabeth Mossop) 、克瑞斯·里德 (Chris Reed) 及Stoss工作室等。后福特主义的景观都市主义影响最为广泛, 在北美最著名的设计项目包括纽约曼哈顿的“高线” (Highline) (图3) 、清泉垃圾填埋场公园 ( Fresh Kli s Park) (图4) 等。近年来, 随着科纳及其场域操作工作室首次在中国赢得深圳前海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图5) , 标志着景观都市主义理论逐步中国开花结果。

4.3 AA的后结构主义

AA景观都市主义课程始于2000年, 第一任导师为塞罗·纳杰教授 (Ciro Najle) , 2004年出版了《景观都市主义 (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Machinic Landscape) 》一书[15]。2004年伊娃·卡斯特罗 (Eva Casto) 接任以及随后阿尔弗莱多拉米雷 (Alfredo Ramirez) 任导师并延续至今, 2014年出版了《重要的领域 (CRITICAL TERRITORIES: FROM ACADEMIA TO PRAXIS) 》[16]。同时, AA景观都市主义课程导师以Ground Lab为平台, 致力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社会化实践。随着AA原主席默森·莫斯塔法维 (Mohsen Mostafavi) 、塞罗以及其它一些教员出走哈佛大学, AA景观都市主义逐步占领教育的高地。笔者有幸曾于2004-2005年在AA接受景观都市主义课程的训练, 以及随后作为合伙人之一与其它导师参与Ground Lab的项目实践。

AA景观都市主义的教学和实践之所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 是与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和吉尔·德 勒兹 (Gilles Deleuze) 等所建立的后结构哲学体系和图解概念分不开的[17]。福柯认为:“图解是一种函数关系, 是从具体用途中抽象出来的关系”。在《福柯》中, 德勒兹进一步解释了福柯的图解概念, 认为图解是一部抽象机器 (abstract machine) , 包含可述的功能及事物的定义, 以及产生出不同的可见形式[18]。德勒兹哲学理论中的“褶子理论”、“游牧政治学”、“块茎思维”和“生成”等概念, 为AA后结构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AA的后结构主义重申建筑及其形态的重要角色, 大致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系统研究, 从微观层面研究原型 (Prototype) 的生成、复制、演化 (Evolution) 、增殖 (Proliferation) 和异化 (alienation) , 并通过模型制作和规则制定获得材料特性、建造技术、管理策略和参数化的结构逻辑;其次, 场地的分析图解包括动态模型和过程图解, 涵盖地质水文、物质能量流动、地表径流、土壤侵蚀沉积、土地利用变化、交通、人口和迁移过程、污水和固体废物排放等的分层模拟, 以展示场地的不均衡、妥协和协调机制;第三, 网络都市主义发展原型的增殖逻辑和异化过程, 并在反馈的基础上探索可行的机制, 使得展开的策略不断被评估并最终形成综合规划。

来源: Groundlab提供

AA的后结构主义框架较早地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都市状况研究的范畴, 更像是从建筑学的角度研究城市景观, 在某种层面上更贴近建筑师库哈斯的“先锋派”实践。近年来, AA更是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墨西哥、斯里兰卡、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发展中国家。从2005年AA与北京大学共同参与的马岗城市发展研究开始 (图6) , Groundlab赢得了中国举行的一系列设计竞赛, 包括“厚土 (Deep Ground) ” (深圳龙岗城市规划国际竞赛第一名, 图7) 、“流动的花园 (Flowing Gardens) ” (西安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 Groundlab Plasma Studio和LAUR STUDIO联合设计, 图8) 等。“流动的花园”生成于从主入口向温室延伸的主轴线, 从东西两边的山丘间经过, 同时延伸出许多蜿蜒的小径, 创造出一个相互交融的交通和雨水流线系统。场地的雨水在流动的过程中通过低维护的植物群落得到净化, 从而建立一个整合的园艺学技术体系。

来源:Groundlab提供

5.结论

景观都市主义在西方国家萌芽, 并逐步延伸到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快速扩张的发展中国家, 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谱适应性, 已被认为是近年来城市研究与设计实践领域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其研究的内容从刚开始无所不包到逐步集中到若干核心区域, 形成了多学科的理论框架;在操作层面, 景观都市主义开发了新的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 为当代城市研究开拓了新的行动领域。批判的地域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大阵营也随着学科的交流与实践慢慢走向融合。

今天, 中国面临的城市问题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一方面, 我国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 却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环境、土地等问题等;另一方面, 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逐步显现出来的各种城市病, 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如何避免城市快速扩张而避免西方国家城市化历程中的错误, 也许景观都市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方向。

来源:Groundlab提供

摘要：景观都市主义的涌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六十年代的伦敦阿基格拉姆小组, 但成为设计学理论与实践的焦点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景观都市主义将历史上被作为景观设计学来描述的各种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植入到城市研究中, 以考察当代都市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由于关注点不同, 景观都市主义大致分为批判的地域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方向, 并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而有逐步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