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的另类解读（精选11篇）
学前教育的另类解读 篇1
值此岁末之际, 放眼望去这个生活了一年的城市, 有格外的感触
2013是颇值得回味的一年, 这一年房价再创新高, 普通民众谈“房”色变;这一年雾霾似乎到了极致, 苏子的山间之清风和江上之明月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这一年, 人们惊奇的发现原来有人可以在下水道里生活, 而且一呆就是三十年;这一年, 似乎还有些血腥, 城管用秤砣打死了小贩, 而一个曾经杀死城管的小贩也被判了死刑。也是这一年, 政府出台了很多新的规划, 比如以前的城市化不再被提起, 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
值此岁末之际, 放眼望去这个生活了一年的城市, 有格外的感触。
整齐划一的街道, 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便捷的交通, 鳞次栉比的商场, 琳琅满目的商品等等构成了现代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城市是如此的诱人, 以致于让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背井离乡;城市化又是如此的重要,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往往反映了这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高低。
的确, 城市真的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2010年, 历时半年的世博会刚刚落幕, 上海静安区一幢高层住宅楼便遭遇大火, 多个生命与巨额财产被火舌无情吞噬。2013年春季, 北京四环发生百余辆汽车追尾事故, 北京交警出动300多人, 光情理事故现场就用了整整一天。2013年11月22日凌晨3点, 位于黄岛区秦皇岛路与斋堂岛路交汇处, 中石化输油储运公司潍坊分公司输油管线破裂进而引发大爆炸, , 斋堂岛约1000平方米路面被原油污染, 部分原油沿着雨水管线进入胶州湾, 海面过油面积约3000平方米。此次事故共造成62人遇难, 医院共收治伤员136人。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各大城市雾霾严重, 清风明月蓝天白云成为奢望。
城市是如此的诱人, 以致于让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背井离乡;城市化又是如此的重要,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往往反映了这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高低
城市化进程在中国被畸形解读, 大家都在更多地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 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 导致“城市病”持续恶化。一些城市经营者、城市迷恋者, 一直将摩天大楼的流光溢彩, 当成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来炫耀。如此, 不仅使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住, 而且使广大农村衰败越来越严重。故此, 中国应当也能够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发展的道路, 而不应在现在的城市化歧途上越走越远。
城市化是一个被修饰与被美化的名词
《现代汉语词典》中载:城市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 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 把人口在2万以上的居民集中的地区称为城市。中国人口庞大, 诸多国际城市若依照“中国标准”, 只能被界定为小镇。城市已有数千年历史, 但是近现代城市化过程被打上了工业化的深刻烙印,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工业文明的产物。所谓城市化, 学界广泛引用日本学者的界定, 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人口、资源不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与此同时, 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不断向外扩散和渗透的过程。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具有明显优势:一是能够有效地利用土地等各项资源;二是能够较好克服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 拥有更好的教育、卫生和社会设施, 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三是单位面积能够承受大量的人口,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因此, 城市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 吸引着人口、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据统计, 20世纪50年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统计, 2008年全球城市人口达到33亿, 首次超过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 预计到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数量将达到50亿, 其中80%的居民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因此呼吁全世界都必须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作好准备。
城市化同样是一个社会矛盾积聚与激化的过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理想城市的人口规模限定为, 一个演说者的声音能覆盖的市民总数。这显示出人文主义者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使居民能倾听到彼此的呼吸。古代城市与工业革命后的近现代城市的性质显著不同:在古代社会, 农村中清晰的地缘、血缘关系以及简单的小农经济关系, 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也影响着城市生产与生活。然而, 在近现代城市, 社会原有的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 带有小农经济烙印的社会关系日益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代表商品经济价值观的新型社会关系。然而, 经济的纽带远比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薄弱, 现代城市的经济冲突、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所以, 现代城市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源头, 也是腐败、犯罪和堕落的温床。
一两个世纪之前, 人文主义者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的罪恶:破败不堪的房屋、血汗工厂、童工等一切肮脏的东西, 如查尔斯·狄更斯笔下伦敦的贫民窟, 维克多·雨果小说中描述的巴黎底层人民的生活, 以及美国记者雅各布·里斯笔下和镜头里“另一半美国人的生活”。这些阴暗的现实并没有成为人们遥远的记忆, 它依然是现在许多城市生活的生动写照。
近代以来, 经济的发展使得“效率、金钱”逐渐压倒一切, 功利主义超越人文主义。在他们眼中, 农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然而, 功利主义者虚伪之处在于, 他们一方面赞美城市, 宣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另一方面, 他们却纷纷选择在城郊居住, 或于繁华的闹市区占据大片绿地, 将自己的居所隐藏在花园或丛荫之中, 而且一有闲暇就去享受悠闲的乡村生活。
因而, 城市化本不应该被修饰, 也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要吸取精华, 摈弃糟粕, 建立真正的宜居城市。
西方的城市化道路
所有的鲜花中, 论及受欢迎程度莫过于玫瑰了, 它代表爱情, 一束玫瑰仿佛一个承诺, 给人以憧憬, 给人以希望, 然而玫瑰却是多刺的。手捧玫瑰, 稍有不慎往往会鲜血淋漓。现代哲学也告诉人们, 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比如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令人口与资源集中, 由此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 但也会生成巨大的破坏力。城市化之后, 不复鸟语花香, 没有清澈透明, 过渡的车水马龙总给人一种内心深处的压抑。然而, 长期以来, 在功利主义者的不断宣扬之下, 人们关注注得更多的是城市的有利方面, 而忽视城市的不利影响。
马克思认为:“城市本身体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 是资源的孤立和分散。”西方城市在规模不断扩张中, 终于恶化到“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由此导致日趋严重的“城市病”, 形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对立, 更为严重的是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 引起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 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城市化之后, 不复鸟语花香, 没有清澈透明, 过渡的车水马龙总给人一种内心深处的压抑
城乡“二元”对立与博弈的结局是, 农村城市化, 农民市民化, 城市不断向外拓展地盘, 向内席卷资源, 蚕食农村, 消灭农民。与此同时, 城市与市民在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洪流中, 被冲刷、打磨成为一个异质社会, 即城市各种族、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 这种状态在美国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具体地说, 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 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
在“马赛克”或曰“拼图”城市中, 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城市伤疤”——贫民窟的出现与扩散。在美国, 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 引起了后来的种族骚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黑人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 城市病日益严重, 从而使城市越来越不适宜居住, 生活优裕的白人不断从中心城区迁走, 由此出现了城市郊区化, 或逆城市化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 美国的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波士顿等诸多城市 (尤其是老市区)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现象。
城市越大, 人均负担就越重, 如此一来令政府不堪重负。1981-1982年, 纽约市区人均负担为2732美元, 而郊区则仅为1547美元。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较之拥有10万-25万人口的城市和2.5万之下人口的小镇, 其人均负担分别高出50%-100%。由此, 政府开支巨大, 入不敷出, 只好靠举债度日。上世纪70年代, 纽约市因债务太多宣布财政破产, 现如今, 作为汽车之都的匹兹堡也陷入了相同的窘境。此刻, 美国地方政府总负债高达2万亿美元, 2014年可能有50-100个城市宣告破产, 地方市政债券违约情况将会大量出现, 涉及金额可能高达上千亿美元, 并对总规模近3万亿美元的市政债券市场造成冲击。
在那些紧步发达国家后尘的发展中国家 (如印度、巴西与南非等) 中, 贫民窟已经成为诸多城市的顽疾, 生活环境脏乱差, 黄赌毒应有尽有。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的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5%。在诸多非洲与拉美国家, 城市建成区的70%-80%都是贫民窟。美国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走访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后这样写道:“达拉维出现在我们面前, 就像一个巨大的废物堆。”兰开斯特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中的地狱!”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 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国家, 然而新加坡只是“弹丸之国”, 其经验没有多大推广价值。因此, 对于诸多效法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败的。
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200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显然, 对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 这更多是一个愿景。据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报道, 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贫民窟中, 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1/6, 全球城市人口的1/3, 预计到2020年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中的人数将增至14亿。
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推进的, 为了给企业提供充裕的劳动力, 通过土地兼并 (最为野蛮的就是“圈地运动”) , 将农民驱赶到城市, 或通过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 将农民吸引到城市, 在城市中形成廉价劳动力“蓄水池”——贫民窟, 众多的“无业游民”由此成为任由资本宰割的羔羊。但是, 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依照统治者、资本所设计的路径发展, 城市的社会矛盾尖锐, 动荡加剧, 1789年法国大革命正是在这一经济与社会基础上发生的。如今, 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城市化, 进入后工业社会。但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矛盾, 一直在周期性潜滋暗长。在法国巴黎, 大规模骚乱在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发生。发起骚乱的群体多为穆斯林后裔, 失业和贫困如幽灵一般长期困扰着这一社会阶层。
西方的城市化模式, 在发达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则不断落入失败。美国环境政治学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埃尔.卡西奥拉博士指出, “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秩序都建立在对经济增长无限追求的基础上, 但是, 无限追求经济增长的后果却是非常危险的;从生态学角度来讲, 无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其短期内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长期来讲对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都会是非常严重的”。从环境角度看, 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基础是行不通的。如果全世界现有的63亿人——未来25年将达到80亿至100亿人——都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 那么经济增长的末日将更快到来。
中国城市化歧途——经营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大幕。2000年, 中共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城镇化”一词。之后,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 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6.22亿。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座。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 到2013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 真正迎来“城市中国”时代。
在西方, 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 这当中更多的出于“自发”、“市场化”的原因, 实现城市化用了三四百年, 矛盾逐渐积累, 也渐次释放。但是, 中国城市化“人为”因素异常突出, 城市化不只是一般地规划出来的、建设出来的, 更多的是“经营”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经营城市”, 城市化在“大道理”层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城市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发展, 而在“小算盘”方面则成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生财捷径。
为了经营好一个城市, 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够站得住脚的理论与思想, 比如宣称“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简单将“城市化”理解为, 把“农村人”转化为“城市人”, 农民变为市民, 如此就表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这种论断与表述非常浅薄, 经不起推敲。因为,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任何民族既立足在自己的经济实力里, 更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首先代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 正在“逆城市化”, 城市郊区化, 在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有关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与此同时, 日本的“一村一品”显示出农村的巨大生机与活力;法国的葡萄酒与香水产业的繁荣表明农业同样是高附加值产业, 是永不凋谢的朝阳产业。法国农业加工业是法国工业体系中最大的行业, 加工后的农产品一般增值1-2倍, 高的达十几倍。法国以不足30万平方公里的农业土地, 创造了世界第七的农业总产值。截止到2005年, 法国农业劳动力只有92万人, 仅占全国劳动就业人口的4%, 但其农业产出却占到欧盟的23%, 占到全球粮食产量的4%, 占到全球牛肉产量的4%、猪肉产量的3%、禽蛋产量的5%、牛奶产量的6%、葡萄酒产量的21%。自由发展, 没有人为的经营特色才是真正的城市化, 才能体现出宜居的特点。
在欧洲历史上, 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 城市兴则国家兴, 城市衰则国家衰, 城市亡则国家亡。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居住在城市, 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躲避战乱、瘟疫 (如黑死病) 、灾害往往是逃往城市, 而不是乡村, 这与中国恰恰相反。
在欧洲历史上, 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 城市兴则国家兴, 城市衰则国家衰, 城市亡则国家亡
西方的乡村以及相关产业 (农业) 并非是落后的标志, 与之相对应, 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古国, 中国的乡村更应如此。中国有数千年灿烂而辉煌的农业文明史, 乡村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数千年来, 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城, 商业经济中心在市, 军事国防中心在镇, 而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在农村。当城市被外族与反叛力量侵占时, 国家并不会灭亡, 因为农业支撑着国家命脉, 在农村潜藏着最庞大的力量, 是农民革命推动朝代更替变革。近代以来, 在城市与农村的“博弈”中, 农村并不处于劣势。农民进城往往将传统的宗法观念、风俗习惯、大家庭的生活方式, 以及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带入城市, 而近代城市中的市民意识、商品意识、法治意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却未能传播到乡村。直到新民主主义时期, “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政权”被证明是成功道路。所以, 在当今中国, 用本来就被反复证明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与政策, 来指导中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的实践, 注定要碰壁、要失败。
近现代以来, 农业文明即便被那些幼稚浅薄之辈百般诋毁,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 直至今天, 乡村所积淀与承载的传统文明, 无论是硬件 (各类建筑、历史与自然文化遗产) 还是软体 (淳朴民风、地缘血缘网络等) , 依旧远远高于当今中国的“四不像”城市文明。同样, 即便在功利主义者所竭尽颂扬的现代都市中, 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遗迹如北国的长城, 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广州的陈家祠, 漳州的土楼, 苏州的周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等, 依旧受到城市居民与人文学者的钟爱。
其实, 经营城市的理论思想能不能成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种理论下出台的政策, 也就是如何经营好土地, 实现相关政府与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因为“土生金”, 所以就有“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 新规划不仅是“纸上画画, 墙上挂挂”, 而是直接关系级差地租的产生, 关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新规划不管好坏, 建筑不管优劣, 也不管是否“吃祖宗饭, 断子孙路”, 只要产生级差地租, 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就行。
2001-2003年, 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 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9年达到1.5万亿元, 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在很多县市, 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超过50%, 有些甚至占80%以上。实际上, 土地出让后, 地方政府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 这些收入全部归地方支配。因此“土地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更是一些官员谋取私利的“终南捷径”。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 地方“事多钱少”, 因而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同流合污”的事实也被中央长期默许。“土地财政”直接导致楼价不断攀升, 中产阶层愈发望楼兴叹, “看来只有中彩票才能买得起房子了”。
正是本着要经营城市的理念,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 经营者往往不顾一切要把城市“做大做强”。目前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 183个城市要兴建“国际大都市”, 有三五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 (CBD) , 有十多个城市瞄准要建成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雄心勃勃的规划背后, 其实都有一个简单的“谋利”动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没有市场需求, 最终的级差地租与土地增值都将无法实现。于是, “城市经营者”不断地编制故事——“城市梦”,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引诱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广大乡村青年、高校毕业生来到城市, 成为房地产的需求者——购买者或租赁者。
城市经营者的基本套路是, 首先用各种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的土地, 截止到2009年, 失地农民多达4000万。然后, 通过廉价、放量供应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价格往往只有市场价格的1/5-1/3, 甚至更低) , 吸引各类资金尤其是外资, 为“城市梦”的追寻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 通过控制住房建设用地规模, 采用招拍挂的形式 (一些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哄抬地价) , 推高房地产与住房价格, 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如此, 中国的城市化被不断异化为房地产化, 异化为利益集团掠夺城市潜在中产阶层的过程。
歧途的城市化, 让矛盾更突出
前车之辙, 后车之鉴。后来者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是,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了西方的覆辙, 而且步入了利益集团铺就的歧途。
“城市病”集中爆发, 病情愈发严重。依据西方的经验, 城市发展不当势必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经济活力降低, 商务成本上升, 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丧失。中国因承袭西方城市化发展模式, 自然不能摆脱这一困境。国内媒体报道, 中国城市发展有“四大怪”, 即: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把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缺陷归结为:宜居土地和水资源稀缺, 人地矛盾尖锐;“候鸟式”农民工迁移规模巨大, 流向分布失调;能源存量结构失衡, 建筑能耗过快增长;机动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 城市蔓延趋势初显;城市化推动力失调, 污染排放失控;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城市风貌类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社会冲突增加和城市区域化加速来临, 城市间恶性竞争加剧。2010年10月,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了《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 认为六大“城市病”——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给中国城市的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中国城市面貌越来越洋, 本土灵魂越来越少。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 美国人简?雅各布斯坚信, 城市应该是自发生长起来的社区集合, 而不应该是一个纯粹的人工规划的工程。挪威建筑理论家诺博格·舒尔茨透视, 西方建筑“都是特定时期宗教和哲学主导思想的物质表现, 并因此成为表达和传载 (西方) 人对世界和自己的存在意义之理解的象征形式”。中国城市化的实质是照搬西方, 没有内涵, 缺乏自己传统底蕴。设计者与建筑师们挖空心思, 用“大尺度街区”设计与光怪陆离的“视觉震撼”感来修饰冷冰冰的混凝土丛林, 用万丈豪情矗立起一座座摩天高楼, 但是最终无法掩饰一个城市的内在的贫乏, 而贻笑大方, 见笑后人。
大众所关注到的“城市病”——噪音污染、光污染以及废弃物污染, 热岛效应, 交通堵塞等, 其实只是城市化的生理疾病, 是一种“皮肤病”。在“城市病”早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时, 中国的城市经营者认为, 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但是, 中国的城市似乎越来越“病入膏肓”, 甚至可能导致“偏瘫”。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 大多数垃圾只能被简易填埋, 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作为“首堵”的北京, 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2010年的5小时, 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以生长在“皇城根下”为傲的北京市民, 每天吸入的有害气体量相当于抽2-3支香烟产生的废气量。每个工作日, 应和着上班潮而出现的小汽车“潮汐”运动, 使这个古老而现代的都市近乎陷入瘫痪。
除了生理疾病外, 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患有越来越严重的心理疾病, 抑或精神病。在城市中, 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了, 但是心理距离却拉大了。人们正在成为行走于混凝土的丛林之中的苟且营生的经济动物。人心涣散, 社区解体。欺诈、偷盗、抢劫等等违法犯罪行为猖獗, 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对立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 而且存在于群体之间, 即市民与农民工之间, 不同阶层市民之间。人心不古, 世风日下, 早已成为广大市民的慨叹。。对越来越多的市民来说, 城市生活像极了“鸡肋”。
忽视、侵蚀、毁灭乡村与农业文明。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它表达一种对时间的敬意与敬畏。但是, 太多的中国城市是在几年间建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 相关地方政府部门、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 将古老的“五行说”之中的“土生金” (也就是土地的价值) 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原来推土机只是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林地;时下, 推土机已经驶入农村, 推平农民的宅基地。在安徽、山东等多个省份兴起的“灭村运动”, 将农民“请上楼”, 将农民人为升格为无就业途径、无收入来源、无基本保障的“三无”市民。
实际上, 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牺牲农村、农业、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30年前如此, 30年后亦然。户籍制度人为地垒砌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将共和国的公民分割成市民与村民。然后, 再采用各种手段 (机制化、政策化甚至法律化) , 将农村各种资源人为地调集到城市, 供市民廉价甚至免费享用。很多农民工选择城市其实多半是一种无奈——他们只是希望生活不要变得更糟糕。这是因为, 政府对农村发展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学校、医院等基本保障) 的长期漠视, 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 将广大农村青年、知识分子 (精英阶层) 以及闲置资金等诸多资源吸引、驱赶到城市。
农村投资的严重不足与城市投资的严重过剩交相辉映。经营城市的一个“杰出硕果”就是拉链工程层出不穷, “废物市民” (无所事事醉心于声色犬马、养猫遛狗族) 比比皆是。
加剧人与人、城与乡的对立。城市经营者实施的“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严重透支了未来收益。地方政府出让的用于各种用途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在40-70年不等, 土地出让时, 对按照年限累计的地租实行一次性收缴, 用于当期城市“形象工程”等各类支出, 表面上增加了当下财政收入, 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 “寅吃卯粮”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 造成现人与后人的对立。
中国的城市化的一个意外收获, 就是改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而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与“三元社会”, 即在市民与农民之间, 诞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 据国家统计局对31个省 (市区) 调查资料统计, 2009年中国农民工已达2.3亿人, 其中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约为1.5亿人。在城市中, 集中从事低工资、低待遇的脏活、累活、单调活或危险活。他们“候鸟式”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既非工非农, 非城非乡;又亦工亦农, 亦城亦乡。中国学者高明, 称之为“半城市化”或“准城市化”。说“半”仿佛是一个人一只脚迈出了门槛, 另一只脚仍然停留在门内。抑或处于“城市留不下”, 又“乡村回不得”的尴尬境地。
多年来, 一度无比骄傲与荣耀的市民, 被城市病折腾得越来越没有了脾气。但是, 无论如何, 相对于广大农村、农民, 中国的市民在骨子里依然还存在一丝优越感。他们可以随时在马路边找一个农民工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要好好读书, 出人头地, 否则“这个人就是明天的你”。
在西方以及后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 “贫民窟”的出现非常普遍。多年来, 中国则为自己没有这一“城市伤疤”而感到自豪。尽管没有贫民窟, 但是中国有棚户区, 有“城中村”, 有“胶囊公寓”, 有拥挤不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城市居住群体逐渐分流成三个层次, 即“天上人间”的富贵层、地表的普通市民层, 以及地下的农民工层。在诸多光鲜大楼的背后隐藏着“城中村”与“棚户小屋”。在被视为“城市毒瘤”的“城中村”里, 违法建筑私搭乱建、治安恶化、环境脏乱、消防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比比皆是, 不少村子成了黄赌毒的温床。
中国城市化没有产生“贫民窟”, 除了有强大、无坚不摧的“城市管理”力量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 中国农民工在农村有田地, 就业生活仍有很大伸缩性, 在城市失业可以回到农村, 拿起锄头, 重操旧业。农村的那一小块田地不仅是农民工眷恋的故土, 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讲述了“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的真实状况。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 在2006年农业税被全面取消后尽管有所改善, 但是“三农”的“苦、穷、险”并没有得到根本逆转。
如今已是2013年末, 城乡一体化已经悄然开始。然而, 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 资本下乡, 土地流转, 城市扩张, 农民纷纷失地, 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农民工、日趋严重的“城市病”……, 都在指向一个目标:新的2014, 新的城乡一体化策略下, 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前车之辙, 后车之鉴。后来者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是,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了西方的覆辙, 而且步入了利益集团铺就的歧途
学前教育的另类解读 篇2
第一次读到《斑羚飞渡》是在的《小小说选刊》上。后来这篇小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看中，入选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因为上课和听课的需要，又无数次研读了这篇颇能煽情的文章。但读的次数越多，越让我感到疑惑不解，怀疑这篇故事的真实性。
故事开头说“我们狩猎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戛洛山的伤心崖上”，“逼”在这里是“接近，靠近”的意思，证明猎人和斑羚群之间的距离应该十分接近，这从叙述者“我”可以看到斑羚面部表情：“斑羚们凝望着彩虹，有一头灰黑色的母斑羚举步向彩虹走去，神情飘渺，似乎已进入了某种幻觉状态”可以证明。甚至，叙事者“我”和猎人们应该离斑羚群很近，就像是站在了斑羚群旁边。如果这个情况属实，斑羚群“冷静选择”飞渡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存在的可能。试想，作者和猎手们是干什么来的？――打猎来的！一直就追着这群斑羚来到了悬崖。面对即将到手的猎物，他们为什么突然就不再猎杀斑羚了呢？是为了欣赏一幕老斑羚舍生救小斑羚的悲剧？还是动了隐恻之心？显然都不通情理。但是作者却安排了一个让斑羚群“冷静选择”的过程看，斑羚群显然没有受到作者和其他猎手的干扰，说明作者和其他猎手应该离着斑羚群还有一段距离。这岂不矛盾？小说的第三段和第四段也写道：
有一只老斑羚不知是老眼昏花没测准距离，还是故意要逞能，竟退后十几步一阵快速助跑奋力起跳，想跳过六米宽的山涧，结果在离对面山峰还有一米多的空中哀咩一声，像颗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好一会儿，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
过了一会儿，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眼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
一个“好一会儿”，一个“过了一会儿”两个时间用语，“老斑羚”“退后十几步”和助跑起跳，也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这让猎人和斑羚群之间的距离问题更加突现出来。还有“镰刀头羊”组织“斑羚群”飞渡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不提也罢！
还有，小说的后半部分这样写道：“我看得目瞪口呆，所有的猎人都看得目瞪口呆，连狗也惊讶地张大嘴，长长的舌头拖出嘴外，停止了吠叫。” 如果说作者和猎人们被这一悲壮举动所感动还有可能性的话，那么，作者笔下的猎狗也没有了“狗性”，也被斑羚的精神感动了，还会是猎狗？除非是我们城市里闲人们驯养的充物“吧儿狗”！虽然我不反对艺术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要超越于一般生活经验的说法，如果作者真的受感动了，并开始怜悯斑羚群，他和其他的猎手完全可以迅速离开斑羚群，解除对斑羚群的威胁，不再逼迫它们进行残酷的一救一以老救少的活动。相反，作者和其他猎手们把猫戏老鼠的游戏一直玩到了最后一只斑羚“壮烈牺牲”，然后还猫哭耗子加以“歌颂”！作者的残忍和伪善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
令人非常惊奇的是，文章中这群斑羚的头脑中有良好的奇偶数概念，这科学合理吗？甚至，这个斑羚群能够做到老少分队，调整比例，显然在进行比简单记数还要高级的思维活动，这在低级动物斑羚那里会有可能？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一般科学常识！还有，虽然动物研究者们得出结论认为，动物也有一定的利他行为，但是，从小说描写中可以看到，危难时刻的斑羚群的纪律性甚至比溃败中的军队的纪律要好得多，简直是训练有素，在危难中保持着集体性的沉着，而镰刀斑羚的“伟大”表现和“光辉”形象，就是放在我们人类最优秀的那一层次中，也是能令人高山仰止！有关“动物世界”的电视或电影画面我们大家应该都看到过，有这种可能吗？
另外，本文的语言也轻佻得到家，让我们体会到人性的虚假。试想，既然作为猎人的“我们”在捕杀斑羚，又怎么谈得上为被捕杀者感到“悲哀”“悲怆”和“更悲惨”呢？还摆出什么“让我震惊”的假惺惺！还有如比作“绚丽的彩虹”，“美丽的天桥”，“就像两艘宇宙飞船在空中完成了对接一样”，“在山涧上空画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弧线”啦；什么“高超的跳跃技艺”，“从容地走向死亡”，“消失在一片灿烂中”等等等等，越读越让人忍不住作呕。最最恶心的.是那句说什么在“咩咩”的音乐伴奏中，跳着一种叫做“回家”的舞蹈。如此丧失人性的文章，编者居然还其编入语文课本，是否也要我们学生学学作者和猎人们的凶残、伪善和丝毫忏悔之意的所谓“忏悔”。如此作假和漠视生命的文章竟然当作了好文章！
再则，作为文本叙述者的“我”的叙事视角又如何确定？因为依照作者开篇的叙述，那么，“我”应该在斑羚群的身后。但到了第二段，叙事者“我”的视角却变成了从空中俯瞰：“斑羚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一片惊慌，胡乱蹿跳。有一只老斑羚不知是老眼昏花没测准距离，还是故意要逞能，竟退后十几步一阵快速助跑奋力起跳，想跳过六米宽的山涧，结果在离对面山峰还有一米多的空中哀咩一声，像颗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好一会儿，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 一会儿，“我”又站站在了斑羚群的旁边。请看第三段：“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眼光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毫无疑问，这只公斑羚是这群斑羚的头羊，它头上的角像两把镰刀。镰刀头羊神态庄重地沿着悬崖巡视了一圈，抬头仰望雨后湛蓝的苍穹，悲哀地咩了数声，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叙事视角的混乱，后文尚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由此，读者也就不难得出正确结论了。
名作的“另类”解读 篇3
挪威著名画家爱德华·蒙克有一幅名画叫《码头女孩》，画面上有三位倚靠在岸边栏杆上的女子，水面倒映着岸上的建筑物，天空中有一个桃红色的小天体。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桃红色的小天体并没有在水面投下自己的影子。那么它是什么?月亮?太阳?抑或两者都不是，仅仅是画家添加上去的想象物?
对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来说，上述问胚既有趣又重要。奥尔森曾运用天文学的研究工具——星表、历法、异常复杂的计算以及用于对古代天空绘制星图的电脑程序，破解了不少有关文学、历史和艺术的奥秘。在奥尔森自己所定义的“法医天文学”领域，他堪称是领头人，而这个新奇但同时又颇富争议性的领域如今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关注。
为了破译《码头女孩》画中的奥秘，奥尔森及其研究伙伴——物理学家卢赛尔·达斯切专程来到挪威的阿斯加德斯特拉德，这座现在的度假名城正是蒙克在1998年夏季创作《码头女孩》的地方。在绘制了该地区的地图，并对一些旧明信片进行了研究后，两位专家确定了蒙克当时绘制《码头女孩》时所在的码头(该码头如今已拆除)，当时附近的建筑物的高度，以及蒙克当初绘画时可能站的位置。接着，他们开始追踪当时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运行路径。
两位专家最终做结论说，在蒙克画《码头女孩》的那个时段，落日并未出现，而月亮却悬挂在天空。至于月亮为何没有在水面上投下影子，其实并不是像一些艺术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蒙克故意不把月亮在水面的影子画上去，而完全是一个光学问题：从当时蒙克所在的位置，是看不见月亮在水中的影子的，因为有一排房屋把它给挡住了。 奥尔森怎么会想到用天文学手段来破解这样的艺术奥秘呢?今年61岁的奥尔森早就开始致力于探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如用电脑来模拟黑洞附近的辐射和星系的分布情况。换句话说，他把自己在实验室里的时间用于探索外面少有人理解的话题。20年前的一个夜晚，他跟妻子玛丽琳(一位英语教授)参加了一次学界聚会，在会上玛丽琳的一位同事提到了_一个问题：在英国作家乔叟所著《坎特伯雷故事集》一书的某些段落中充斥着一些天文学暗示，读起来十分困难。事实上，乔叟并非一般的天文爱好者，他写过—大篇有关星盘(一种用来计算恒星和行星位置的古代天文仪)的论文，并且在其所著《富兰克林的故事》一书的部分章节中用学术语言描写了对一次巨型潮汐的预测。奥尔森当即同意帮助破译这些深奥的段落。他事后说：“这一切改变了我的一生。”
奥尔森用电脑对当时月亮和太阳的位置进行了模拟，再结合乔叟的描写——“他在一星期多的时间里施以魔法，看起来岩石都不见了，他把海岸清理得干干净净”，奥尔森由此推测在1340年发生了一次大事件。那一年，太阳和月亮都到达了最靠近地球的位置，它们排成一线并造成日食。它们的引力共同导致了英国布列塔尼海岸出现异常高的海潮，这便是乔叟所描述的场面。
在奥尔森破译了“乔叟难题”后不久，一位历史教授、前海军军官詹姆斯·波霍向他提出了另一个难题。波霍一直在研究1943年11月盟军对太平洋塔瓦拉岛的突击事件，当时美国海军登陆船意外搁浅在一座离岸大约300米的珊瑚礁上，官兵们不得不面对敌人炮火下船涉水上岸。结果有超过1000人阵亡。波霍希望奥尔森能解释这当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奥尔森经过研究发现，1943年有两天月亮最远离地球，并且同时还处于两相阶段，因此导致海潮异常低，而使盟军遭受重创的这一事件正好发生在其中一天，难怪登陆船会搁浅在珊瑚礁上。后来，一位参加过此次战役的二战记者在塔瓦拉战役幸存者聚会上公布了奥尔森的研究成果，老兵们都对这一科学解释心存感激。
在研究塔瓦拉战役过程中，奥尔森遇到了另一个两栖登陆之谜。公元前55年。朱利叶斯·凯撒大将军率部入侵英国。据凯撒自己的记述，当时他看到在多佛海边的高崖上有很多敌人，于是下令部队在好几千米之外的地方登岸。那么，当时凯撒的部队登岸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儿呢?历史学家已经争议了好几百年。据相关的历史记载，好像是在东北方的某个地点。但矛盾的是，那天的海潮应该将凯撒的船只带往西南方而不是东北Wo
自从在20年前碰到这个难题后，奥尔森—直都在搜集有关的信息，其中包括一名罗马士兵对此次役的第一手记叙。2007年，奥尔森甚至亲自行船至这一地点以测试有关条件。他最终得出结论：凯撒等人的确是在历史记载的东北方向的那个地点(靠近当今的迪尔镇)登岸的；不过，登岸的时间并不是凯撒自己(或现存的凯撒“原文”抄本)所说的那一年的8月26日，而应该是8月22日或23日，这两天的海潮确实是流向东北方的。
至今，奥尔森已用“法医天文学”手段破解了大约50个诸如此类的奥秘。2008年8月，他把自己提出时‘凯撒登岸地点之谜”的“谜底”发表在著名的天文学刊物《天空与望远镜》上，诚邀天文学家和业余天文爱好者进行检验，结果至今尚无人对他的计算结果提出质疑。
奥尔森还调查了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军舰在二战末期沉没之谜。1945年7月30日，日军潜艇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了这艘重型巡洋舰，引发的爆炸造成了300名美军官兵的死亡。这艘军舰最终沉没于菲律宾海，900多名美军官兵掉落在鲨鱼频繁出没的海上。四天后仅有317人获救。美国海军当时指控这艘军舰的舰长查尔斯·B·麦克维玩忽职守，，导致官兵们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尽管其手下坚称他并无任何失职，日本潜艇指挥官也作证说“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根本难逃袭击，但麦克维仍然被军事法庭审判并最终降职。1968年。麦克维自杀身亡。直到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才为他洗清了罪名。
这桩悬案激起了奥尔森的兴趣。在阅读了那场悲剧幸存者的自述，研究了当时的天气条件，并分析了当时的天文数据之后，奥尔森得出结论：当日本潜艇出现时，“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正好位于月亮在海面投下的明亮光影上，从而使得远在十多千米外的日本潜艇能看见“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影子，但后者却看不见前者，这就注定了这场悲剧无可避免。
除了破解一些有关历史和绘画的奥秘之外，奥尔森还解开了一些有关摄影的谜题。例如，他在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艺术史与文学中的天文学》课程时，有学生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著名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是何时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中抓拍到其名作《月
亮与半穹顶》中的惊人场景的?尽管亚当斯对自己采用的快门速度等专业数据都有记录，他却很少记录自己的拍摄时间，这让艺术史学家们感到很为难。对于《月亮与半穹顶》，亚当斯只记录了它摄于1960年。
经过实地观察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的悬崖峭壁，同时分析这幅名作自身所提供的线索——地面上的雪量、月亮所处的相位，以及这座花岗石穹顶上阴影的深度，奥尔森和他的学生们最终做出判断：亚当斯是在当地时间1960年12月28日下午4时14分拍下《月亮与半穹顶》的。他们还预测，1994年12月13日下午4时05分，月亮和太阳将出现在这座公园上空几乎跟《月亮与半穹顶》中的月亮和太阳位置相同的地点。结果，数十名亚当斯摄影作品爱好者以及亚当斯的儿媳及孙子等人，那天都到该公园拍下了自己的《月亮与半穹顶》。
之后，奥尔森和他的另一组学生又注意到了亚当斯的另一幅名作《秋月》。这张约塞米蒂山谷的全景照在不同书籍中所标注的拍摄时间要么是1944年，要么是1948年。一位该公园骑警在2004年拍下的约塞米蒂山谷系列照片，帮助奥尔森等人确定了亚当斯当初拍摄《秋月》时所处的位置。气象记录和《秋月》中月亮的角度，有助于确定这张照片具体拍于哪一天。在进行黑白曝光之前大约两分半钟，亚当斯还拍摄过一幅同样场景(基于月亮的位置判断)的彩色照片，这张照片为确定当时太阳的位置和照片的拍摄时间提供了线索。奥尔森等人最终确定：《秋月》拍摄于1948年9月15日傍晚7时03分。
接下来，他们又做出预测：与《秋月》中几乎相同的光线和季节条件将在某个预定的时间出现。2005年9月15日傍晚6时52分，奥尔森和数百名亚当斯迷准时守候在亚当斯当年拍摄《秋月》时所在的地点，奥尔森的研究伙伴达斯切拍下了和亚当斯的《秋月》完全一样的照片。
艺术作品中的星空常引起奥尔森的注意，毕竟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常会思考如何辨认这是一些什么星星以及艺术家捕捉到它们时是在一天中的什么时段。奥尔森已经研究了绘画巨匠梵高的三幅作品，其中包括《夜白屋》。这是梵高于1890年7月29日自杀前几周在奥维镇创作的70多幅绘画作品之一。不过，奥尔森尚未就梵高的《星夜》这幅画发表过研究结果，他说要想辨认这幅画中的行星并不那么“简单”。
奥维镇是距离巴黎大约32千米的一个小镇，奥尔森和他的多名学生专程来到这里，经过一番仔细搜寻和比对，他们发现在很多旅游图册中都被指为《夜白屋》中的“白屋”的那座房屋实际上并非梵高的“白屋”，不仅窗户的数量和画中的不吻合，就连朝向也跟画中的不一样。那么，梵高的“白屋”究竟在哪里呢?奥尔森等人走遍了奥维镇的每一条街道，最后终于找到了它。根据天文学计算和天气记录，他们比较容易地推断出《夜白屋》中所画的那颗星星是金星，而在1890年6月16日日落时分，金星正好出现在这座白屋的上空。
1995年，奥尔森曾仔细探究过蒙克最著名的作品《尖叫》。1893年，大约就是在画这幅画的时候，蒙克自己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讲多年前他在日落时分的一次散步。当时他看见“燃烧的血之剑割开苍穹，天空变成猩红色，吐出烈焰之舌……我真的听见了一声很响的尖叫”(这段话的原文有多种版本)。那么，蒙克所描述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奥尔森找到了蒙克在这幅画的素描中所画的一条道路，素描中的细节(一座高崖，一条旁边有栏杆的道路，以及一个峡湾中的小岛)向奥尔森表明，蒙克当初画这幅画时一定是面朝西南方的。奥尔森认为，这幅画中的血红色天空并非什么暗喻，而是1883年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火山大爆发的结果，这次人爆发将大量气体和尘埃喷入大气层，导致全球天空变暗变红长达数月之久。
不过，一些蒙克学家质疑奥尔森对蒙克作品的“科学解读”。他们指出，蒙克很轻蔑现实主义，公开宣称他的创作目的是“画出灵魂的视觉”。实际上，“如果就连《尖叫》中所画的人物都不是哪个实实住在的特定人物，义怎么能断言画中的天空是真实的呢?”还有人指出，蒙克创作《尖叫》其实是在喀拉喀托火山大爆发10年之后，但这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蒙克记住了当时的场景，并在日后把它画了出来
尽管艺术界对奥尔森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他的科学依据却是很难质疑的，奥尔森坚称，他的发现不仅没有弱化蒙克等人的画作价值，实际上还提升了它们的价值至于蒙克等人究竟是如何抽象、曲折地反映现实，这其实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也有专家指出，一些艺术史学家或艺术鉴赏家一直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一些基本事实，例如蒙克等人都首先应该是自然世界的细心观察者，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升华出看似抽象的创作手法。而奥尔森等人对艺术作品所做的科学解读，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个基本事实。
目前，奥尔森正致力于分析其他三幅蒙克绘画中的天空。在此之后，他打算探索克劳德·莫奈的印象派名作《日出》上世纪70年代，一位印象派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幅作品中的日出是否有可能是日落?一位名叫塔克的美国学者在1984年尝试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参考了地图和莫奈创作这幅杰作时所在的法国港市勒阿弗尔的照片之后，塔克下结论说，莫奈所画的确为日出，但他同时电提出：“如果(奥尔森)能提出更科学的、天文学方面的解释，我将很高兴自己的观点得到修正。”
中国EMBA的另类解读 篇4
成功人士热衷EMBA
EMBA教育是一种立足商业实际、针对高端商务人士的能力提升课程。商界大佬们求学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希望增加知识储备，学习一些商企管理知识，使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目前中国200多家商学院中，具备EMBA办学资质的已超过60家，而各家学费也因名气、师资、生源等各有不同。如中国最著名的EMBA班是两所商学院——长江和中欧。这里更多的是商界大佬排排坐，富豪们在工作之余为自己充电，如最近老是出名的王石所读的长江商学院，“校友”便有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中欧商学院EMBA班的“学生”则包括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中国中化集团总裁刘德树、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张兴、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潘刚等，毕业时都能拿到国家承认的“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内EMBA学费大致在十几万元至60万元之间，并且逐年水涨船高。如长江商学院EMBA学费从2010年的58.8万元涨到2012年65.8万元;中欧商学院2011级EMBA课程的学费为45.8万元，2012级EMBA课程的学费为53.8万元;上海交大2012年春季EMBA也由去年秋季的45.8万元涨至53.8万元。虽然国内EMBA项目10年来遍地开花，而且花费不菲，但仍然供不应求。有调查机构估计，内地EMBA招生规模在每年1.5万人左右。截至今年，中国EMBA教育已累计培训6万余名各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除了商界大佬，更多的是商界高级管理人士，他们求学的目的似乎更明确，就是通过深造，来实现加薪晋级。根据《2012年EMBA排名》，全球93%的EMBA学生表示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依旧会念原来的EMBA课程。据统计，EMBA学员毕业3年后的薪资都有所提升：凯洛格-香港科大的毕业生薪资增幅42%，排名第四的清华INSEAD(欧洲工商管理学院)EMBA增幅57%，排名第七的中欧国际EMBA增幅74%，沃顿学员的上升幅度是60%。
社交也是生产力
俗话说，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在EMBA求学大军中，“别有用心”的人也大有人在，这些人读EMBA不是为学历，而是为了进入上层圈子，为自己搭建一个社交平台。业内人士曾做过一个估计，真正单纯为了学习知识去的不到30%，50%是奔着文凭去的，20%是奔着人脉关系去的。从入学“资格”看，什么样的人在“混”这个圈子，已经不言而喻。2010年，《福布斯》首次对中国商学院的EMBA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就读EMBA的学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占总人数的75%，企业主的比例为16.7%，政府官员的比例为8.3%。可以说，EMBA班是商人、政客、明星齐聚地，是权力、地位、荣誉的中心，这里混迹着行踪诡秘的政府官员、脑满肠肥的商人与大红大紫的明星大腕，很多人都看好的是EMBA班的人脉，因为人脉也可以转换成生产力。有媒体报道，长江商学院中草根民营企业主占到学员总数的70%，来的同学也不好好学习，有的是听不懂，一天到晚就是吃饭、喝酒、拉关系、找人脉，拓展人际关系和业务关系，在他们眼里，人脉比学习更重要。商学院似乎已经脱离教育本质, 变成一个社交平台。
事实上, 几乎每个EMBA班都会想方设法成立一个融资平台。有一些是大圈子, 还有一些是小圈子。读EMBA的同学, 社会地位比较相似, 都有各自不同的资源, 而且他们在投资理念、合作方式、资源整合的观念等方面更容易达成共识, 很容易有商业融合、实践的机会。在东部某大学EMBA项目班, 有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案例”:某楼盘开发商在该校读EMBA时, 把其中一个楼盘中的36套房子卖给了同学。这批房源推出之时, 单价已达到3万元/平方米。据传, 200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后, 蒙牛深陷被外资收购的危机, 正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的原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给同学们写信求救, 立刻得到了众多国内重量级企业家的支持和援助。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 将2亿元打到了牛根生基金会的账户上。俞敏洪二话没说, 火速送来5000万元。江南春也毫不犹豫拿出5000万元救急。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王玉锁等都打来电话, 表示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援助。牛根生一封信换来近10亿元人民币的支援。人脉立马变成生产力。
求知与“钓龟”内外兼修
近日, 有媒体报道, 范冰冰有意下一学年入读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消息披露后, 原本已经入读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纷纷主动要求留级, 以便和范同学同班。而在此之前, 地产大佬王石与80后女演员田朴珺在长江商学院认识后, 两人产生恋情, 王石已在年内办妥离婚手续, 并传说“净身出户”。在此次大亨+女星的绯闻中, 最有戏剧性的莫过于两人被爆相识于精英汇聚的商学院。事件女主角、演员田朴珺本是商学院求学大军的一员, 在那里她不仅收获了知识, 还收获了爱情。随后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也被网友踢爆婚外情, 对象为长江商学院EMBA学员俞扬。同是地产界大佬的任志强也没能幸免, 他被爆料的婚外情对象是长江商学院第九期学员白煜。美女读商学院可以嫁大款模式在圈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一次调查中, 64.71%的人认为EMBA课堂最易钓金龟婿。不少媒体调侃:商学院才是真正的好红娘, 它用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知识改变命运”。由此看来优秀的、独身的女青年要想嫁个好夫婿, 不但要相信爱情还要上过商学院。
与这些传闻遥相呼应的是木子美的一篇名为《EMBA的房卡故事》的专栏, 这位同样声名远播的女士一度想知道成功人士在哪里找到那种配得上他们身份的艳遇, 答案似乎是各种EMBA班。木子美分析在EMBA班的“女同学”由两种人构成, “一类是难觅意中人的企业女高管, 把EMBA当做高端社交场所, 顺便找到合作伙伴兼老公;一类则是时尚圈和娱乐圈美女, 上EMBA为钓‘金龟婿’, 哪个班贵就上哪个。”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EMBA班有“收房卡”的传统:“就是女同学在附近开好房, 领两张房卡, 塞一张给他。意即, 我住在某某酒店几号房, 欢迎光临。今天没空就明天再来。”看上谁, 就给谁塞房卡, 在某些EMBA班里已经形成风气。当然, 女明星想把自己好好嫁出去, 也无可厚非,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更何况这些女明星 (主要是三线女星) 拍戏又累又辛苦, 想成为一线女星, 既要靠演技也要靠机遇, 如果任由时光蹉跎, 青春就很容易失去, 还不如趁着红颜在, 凭借如花美貌, 通过豪华艳遇掳获富豪的心, 从此走上荣华富贵之路, 无疑是是女演员上位的最佳路径。
几首古诗的另类解读 篇5
关键词：杜甫 曹操 沈佺期 审美价值
本文解读几首诗歌，主要有杜甫的《石壕吏》《羌村三首·其二》《望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曹操的《苦寒行》《龟虽寿》，初唐诗人沈佺期的《杂诗·其三》。主要从他们的审美特点入手，为文本讲解提供一定的参考。
《石壕吏》：从诗中最后一句“独与老翁别”，可以看出，诗人杜甫对老翁是同情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老翁逾墙走”是老夫妻两人商量好的，意思是说，抓壮丁的看到家里只剩下老太婆，媳妇，和“乳下孙”，也许会放他们一马，但结果还是“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强迫人民服役的罪恶行径，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年代的悲惨遭遇”[1]。因此全诗的正常顺序是，老夫妻先商量，老妪出门接应，老妪被带走，天明留下老夫（他此刻心里在想什么就可想而知），所以老妪在向差役述说自己的苦难时，侧重了自己的不幸，希望唤起他们的同情。这首诗特点在矛盾双方对立的不平等，一方冷漠无情，一方想尽办法以引起同情。
《羌村三首·其二》：写杜甫晚年回家，被迫苟且偷生时的心乱如麻，“少欢趣”的心情。该诗的特点就是细节的真实。正是心乱如麻，所以对孩子缠身而不能静静的滤滤头绪的敏感；正是心乱如麻，所以心是灼热的，所以对北风的拂面是记忆深刻的；正是因为心乱如麻，所以，对酒是敏感的；正是因为心乱如麻，对眼前出现的景物或物体是专注的。这首诗的正常顺序应该是对娇儿的感觉，对北风的感觉，对树的回忆，以及对酒的期待。
《望岳》：这首诗表现了青年杜甫昂扬乐观的精神的。这种年轻人的朝气，对美好人生的向往的精神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面对“齐鲁青未了”的泰山，大刀阔斧，三下五除二地就勾勒出“一幅苍茫开阔的‘泰山图’”[2]，不是年轻人，很难有这等清新壮阔的胸襟；二，幻想登临高处“一览众山小”的气魄，既是写登临泰山的具体感觉，也是登临人生高处，睥睨世间的想象。另外，这首诗的“岱宗夫如何”的反问，是一个人面对庞大的没边际的事物的失语反应。表面上虽是一般修辞手法意义上的反问，而实质却是诗人杜甫面对泰山正常反应的真实书写。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写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消息后高兴的诗歌，这种高兴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喜极而泣；二、寻找知音；三、开心喝酒，想将喜悦深化和扩大；四、畅想回家的路线。这是一个人高兴时的四种表现，具有相当的概括性。这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哭泣，漫卷，喝酒，畅想回家路线，这些表现带有隐私性，和显得孩子气，甚至在古代那个社会都有点“丢人现脸”，诗人杜甫为什么将其写出？诗人将其写出，背后有一种小人物不能把握命运，一切听天由命的人生深味寄予其间。
《苦寒行》：这首诗歌的审美价值就在情感的深厚性上。因为深厚的情感具有集束性，和穿透力。能让普通人心中沉睡的体验苏醒，或原本飘忽不定的丝缕情感共振。曹操的《苦寒行》是记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的。“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是一个人陷入人生绝境的真实心理写照。这首诗深厚的情感产生于两个原因：一、曹操本人先天禀赋，曹操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心底仿佛一面牛皮做成的皮鼓，轻易不会被生活里的琐事、小事触动；二、曹操此次的遭遇是强大的，冷静的自然。两种力量的强强相遇，让曹操深感创业的艰难和自然的无情和力量。所以在吟咏和回味中透露出一种苦涩和悲凉的深沉情感。
《龟虽寿》：这首诗主要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对人生的“单纯的乐观”上。具体说：诗的“大意是说人寿有限而壮志无穷，但寿命长短不一定全由天定，人也有可努力处。”[3]这种单纯的乐观，是人在非常自信或开心时，所流露出的对人生的激情，生命力的洋溢和张扬。全诗的最后一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我们都知道，即使“养怡”，人远远追赶不上，神龟和腾蛇，更何况还是“老骥”还是“暮年”。该诗将相对人类已经非常长寿的动物贬低，将本来已经非常短命的事物夸大，充分表现出了诗人的乐观，一种“单纯的乐观”。人对人生的“单纯的乐观”是感人的，他是人的生命力在人生中短暂激扬和外泄。
沈佺期的《杂诗·其三》：这首诗歌的审美特点在诗人“局外人”式的洞察世事的自由和诙谐。具备“局外人”的条件有两个：一、诗人对社会和人的心理是通晓的，既深入体会过，品味过；二、又时常站在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当他再次遭遇类似的情景和类似的人性之后，一种既熟悉，又知晓的幽默感就会油然而生。总之，诗人与世界是隔开的，他总是一副流浪汉的欣赏的态度观看着人生中一幕幕的戏剧上演而后会心一笑。“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是诗人的猜想，他猜想这样的夜晚，一定是个不宁静的夜晚。
参考文献
[1]武汉大学中文系.新选唐诗三百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45.
[2]武汉大学中文系.新选唐诗三百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3.
[3]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98.
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另类解读 篇6
关键词：奥林匹克,另类,解读
1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西方化是最大的不公正
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凭借着庞大的媒介传播着西方体育的价值观念,呈现出一种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对世界各地的体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遴选制度、举办城市的选择、在内容和项目上的设置、比赛的规则等都存在着严重的排他利己性,这种帝国式的侵略已经深深地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发展。据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到2008年29届北京奥运会为止,有3届因战争未举行,其中有15届在欧洲举行,6届在美洲举行,2届在澳洲举行,在亚洲才举行3届,这意味着有23届是在西方国家举行,占92%;在悉尼奥运会上所设28个大项300个小项中,东方特色项目可谓凤毛麟角,仅有柔道、跆拳道等极个别的项目外,其余均为西方运动项目;参与奥运会的10651名运动员中,其中近一半的运动员来自欧洲(49.6%),发展中国家实际参与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奥林匹克决策层由西方人士主导,在国际奥委会当前的123名委员中,52.6%的委员来自欧美国家;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中,只有极少数人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数据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体育全球化只是单纯意义上的西方体育全球化,东方体育项目如果要进入奥运会,必须经过西方主义改良,经过西方认同,能否进入奥运会还不能最终确定,我们中国武术没有进入奥运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阶段奥委会的西方化现状是奥林匹克运动最大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已引起国际奥委会的高度重视。为了消除这种不公正,认同和团结世界各民族文化,奥林匹克发展的主要目标便是融合和吸纳多元文化。在2000年的论坛上讨论这一问题时,论坛呼吁国际奥委会防止文化的单一化。随后,旨在推动改革的“国际奥委会2000委员会”更是强调指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对普遍性的推崇绝不意味着标准化和现代化,或文化的单一化,更非欧洲化和西方化。”在考虑文化的多样性时,吸纳和融合东方文化应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使以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化,那就必然要使奥林匹克文化多元化,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然而,这一思想得到多年的论证后,最终验证:这只是某些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就连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并经过西方化的竞技武术的入奥之路也布满荆棘,充满坎坷,入奥问题遥遥无期。
2 奥林匹克运动的竞技性带给人终生的痛
在当今,竞技体育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竞赛水平日益精彩,我们不断地取得进步,不断地打破世界记录,人们不断地喝彩,我们被眼前的繁荣景象所迷惑,我们被奥林匹克运动所吸引。然而,在这种表象之下,你是否知道人们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种代价正在蚕食着竞技体育发展的生命线。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对理性的推崇又具体演化为对科学的迷信并进而演化为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迷信。表现出理性化、职业化、量化、记录化、参与机会平等、自由、科学化等现代性特征的奥林匹克运动,也以势不可挡的潮流成为世界体育的主体。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跑得越来越快,跳得越来越高,动作越来越难,最直接的导致便是退赛的越来越多,伤痛越来越多,不幸猝死的和终身瘫痪的也越来越多。
奥林匹克运动带给了运动员因竞技致伤致残永远的痛。飞人刘翔因不堪“阿喀琉斯之踵”的重负而伤别红色冠军跑道;桑兰等因竞技体操而落下终身轮椅;特殊项目对运动员的特殊要求致使许多运动员男性女性化或女性男性化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在他们退役之后将伴随他们终身;又或某某球员又因绿茵场经抢救无效而猝死等等。一个又一个不幸的报道总是时不时的出现,给竞技体育的发展蒙上了阴影。试问在远离投掷狩猎、茹毛饮血古代的今天,全球究竟有几人在为金牌而天天掷链球、练举重或投标枪等等而把自己的身体养的肥肥壮壮的,又有多少人为了竞技体育而保持瘦小体型因此挨饿呢?这些项目都是对身体的极度摧残,它违背了人体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为了某一特定的竞技项目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从而获得与竞技项目而相适应的身体条件。奥林匹克运动能否让运动员们自然生息,能否回归“公平竞争”、“人人平等”、“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在于参与”的最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呢?这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理想中最为朴素的思想之一,更是实现人的本质和尊严权利的途径之一。
3 奥林匹克运动的商业化给奥运会的公平、公正、合理等思想体系蒙上了阴影
当人类在竞技赛场上不断实现着光荣与梦想的同时,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和事件却总是纠缠着奥林匹克运动,如战争、宗教的毁灭与破坏、政治的阻扰、权力的斗争以及特权和腐败等都侵蚀着奥林匹克运动。同时,运动员在巨额的经济利益面前,兴奋剂和假球、黑哨,是体育运动竞技本质的异化,它给奥运会的公平、公正、合理等思想体系蒙上了阴影。
3.1 奥林匹克运动的兴奋剂是屡禁不止的丑闻
奥林匹克宪章中规定:“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思想内核是体现美、公平、公正、拚搏、团结、和谐与尊严的道德理念。“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最前沿最尖端的科学技术被应用于赛场的奥林匹克竞技场,它能辅助运动员一次次突破人体的极限,最终站到最高的领奖台。因此,运动员在道德、健康和金钱、名誉的天平上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兴奋剂,兴奋剂是商业化刺激的副产品,是攀附在奥运会上的一大毒瘤,是体育运动竞技本质的异化。兴奋剂的滥用,我们且不说它长期服药使得许多运动员在退役后饱受后遗症的折磨,其中大多数都患有肝脏和肾脏感染、生育障碍以及慢性疼痛;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性,蚕食了奥林匹克运动安身立命的基石。
充斥着兴奋剂的奥林匹克比赛,只有运动成绩的提高,而无体育运动的发展,必将使体育陷入无发展的虚假繁荣的泥坑,使奥林匹克运动运面临着毁灭。虽然各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了对兴奋剂的监测力度,但是,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在科技进步的掩护下,兴奋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伤害着人们的心灵,冲击着公平、公正、拚搏的道德伦理,追求一种虚伪、人性沦落、急功近利的人生价值,越来越多运动员在这种功利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价值取向影响下,迷失自我,道德失范,奥林匹克运动正面临着灵与肉的博弈。兴奋剂问题使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出现被异化的危险,如果人类无法控制兴奋剂这个恶魔,奥林匹克精神将被抛弃,奥林匹克运动将重蹈覆辙,走向衰败。这正如王岗教授所说的:兴奋剂不仅异化了服用者的肉体,更加麻木了他们的精神,它是一株妍丽的、有毒的花草,我们被它吸引了视线,我们迷失了自己,也最终辜负了体育。
3.2 腐败、黑哨、假球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隐性阻力
但随着奥林匹克商业化的过度发展,奥林匹克更像是个诱人的大蛋糕,成为一个谋取利益的工具。虽然,仍有许多人痴心不改地致力于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世界良好秩序的建构,但更多的人转向了对奥林匹克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的探求。奥林匹克运动上至国际奥委会,下至运动员,腐败问题都在侵蚀着奥林匹克事业。在著名的盐湖城丑闻中,涉嫌受贿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有24名之多。而詹宁斯在他的《五环贵族》一书中记载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活动,他指责一些委员“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收礼和乘飞机周游世界,他们夏季想去哪里度假,就把选票投到哪里”。他还指责某些委员在投票表决奥运会举办城市时,“明目张胆地受贿和搞欺诈”。此外,裁判员受贿的恶劣行径也在流行,导致一些素质不高、道德低下的裁判员“打黑分”的现象愈演愈烈,奥运赛场上假球、黑哨、赌球早已老生常谈。体育赛场上屡屡出现的违反体育道德的事情,无一不与过度的商业化和经济利益有关,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几场比赛和几个人,而是对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的玷污、亵渎和背叛,是对奥林匹克事业的致命打击。这些腐败行为不仅玷污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而且严重损害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和形象,限制了运动自身的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复归人类本真状态的一种方式曾如此地为人们所推崇,以至于人们将它作为高于社会现实的一种理想而孜孜以求。它纯洁、神圣、崇高的目标曾给人以期许—————奥林匹克要使人在存在论意义上成为其本身,并进而推动社会与人类的共同发展。但是,奥林匹克在其发展过程中,它运用一种商业或者就是商业化的方式来处理它的奥林匹克“财产”,他们把奥林匹克主义“出卖”给了媒介和商业利益。奥林匹克的过度商业化使奥运会这个人类的理想之舟有可能失去控制,从而成为了奥林匹克发展的隐性阻力,同时也因背离它的理想而失去它的纯洁性。如果这样,它存在的价值将引起人们的怀疑。
4 结语
诞生于西方文化襁褓中的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了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化体系,它表达了人们通过竞技运动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世界和平和各民族间的互相理解的渴望,对团结的向往,对体育道德的推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不公正和它的负面影响因素认识的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被穿上了商业化的外衣,在科技理性的牵引下离人性渐行渐远。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评估它的价值,重新阐释它对体育的影响,从而使体育更加贴近人性,更能表现出人类最原始、最本质的力量,人类自身的价值与尊严。通过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另类阐释为人类大众提供一种崭新的生活信念,回归体育本来的价值与精神。
参考文献
[1]王岗.奥林匹克运动的追求与武术进入奥运会[J].体育文化导刊,2004(12).
[2]苏新荣.奥运会过度商业化的弊端[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5(6).
[3]康戈武.中国武术实用大全[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65-66.
[4]王芳.药物的异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严峻挑战[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7(6).
[5]王岗,张大志.竞技体育悲剧意识的现代阐释[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2).
[6]孟凤芹.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J].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9).
学前教育的另类解读 篇7
一、对话与拆
在张大力的作品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对话》和《拆》这一系列作品, 也是让张大力享誉国际的代表作, 张大力也由这一系列作品逐步建立了他独特的艺术观念, 就是简单而充满力量, 与生活, 生存息息相关。
在如今这个消费时代, 中国传统的文人绘画精神受到很大冲击, 张大力一开始从事的水墨创作也遇到了瓶颈。他说“我开始认为。水墨, 还有那些在屋里想象的艺术, 跟当代艺术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脱离了你的环境与身体, 只是想象, 臆造了一个空间来表达自己的内心, 跟生活是脱离的, 没有力量。”于是, 张大力开始尝试一种已经在西方世界成功发展了很多年, 传达速度很快, 范围很大, 很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街头涂鸦。
街头涂鸦在西方社会多以被艺术家用来表现讽刺政治, 国家权力与社会现象的一种工具, 在初期具有一些地下和非法性质。张大力的图形简单而充满力量, 他以一个光头的人性用最简单的线条画在墙上, 沉默的人脸仿佛在对城市诉说着什么, 在一次完成作品后, 第二天他去看, 有人在他的作品旁边写了: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张大力觉得得到了回应, 也由此开始了“对话”。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 人们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而张大力用涂鸦表现了这一切, 街头涂鸦本身就是一些没有空间, 没有权利的人们“强行”地展示自己的想法, 后来张大力在作品中加入了两个重要的符号—“AK47”, “18K”。“AK47”是一种枪, 象征的是自由, 反抗, 还有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心里的暴力倾向。“18K”则表现了黄金的颜色, 象征这个高速发展的繁荣社会背后汹涌流淌的物欲。
张大力这一时期的作品几乎没有保存下来, 这就是他的“拆”的核心观念。城市要发展现代化, 要建高楼大厦, 那就只有把旧的拆掉, 可是我们拆掉的其实是历史, 是文化。张大力的作品记录了北京市变迁的历史。后来的一次创作中, 他突发奇想, 让工人在自己画的人头轮廓中凿空墙壁, 露出砖头, 泥土和瓦砾, 结果这次创作成了一个经典。张大力想表达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清晰明了, 在对话的人头轮廓中, 图过破碎的泥土瓦砾, 露出了高楼大厦和故宫的一角。即使是不懂艺术的人, 看一眼也会明白, 他深刻的表达了拆迁的过程及本质, 那就是矛盾和暴力, 现代社会对一些历史和文化近乎赤裸, 残忍地推倒, 毁灭。
二、种族与生存
进入21世纪, 张大力的创作思维逐渐发生了改变, 从环境的改变慢慢转移到了人的生存状况的改变。在艺术观念上, 他把自己归类于理性现实主义者, 他强调艺术家有责任与义务去教人们去了解现实, 批判现实, 而不是与世隔绝, 把自己抬高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凭想象去创作。这一时期张大力把在城市打工, 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作为创作对象, 他注意到, 虽然我们生活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这些社会的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于是便产生了《肉皮冻民工》, 《一百个中国人》这一系列作品。
人类的身体包含了许多不同层次, 不同角度的意义。一方面人的身体与其他动物一样, 由血肉骨头组成, 而且身体会产生各种需求, 这是身体所代表的自然性。另一方面由于“身体”作为“人”的载体, 在社会变革中直接经受了各种压力, 苦难甚至折磨摧残, 是政治, 意识形态, 历史的载体, 这表现了人的身体所具有的社会性。
张大力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以城市农民工作为载体, 《肉皮冻民工》触目惊心地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着, 为了随时都可能拿不到的工资做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张大力偶然一次发现这些工人喜欢买肉皮冻吃, 因为肉皮冻有肉的口感和味道, 而且很便宜, 所以经常去市场买肉皮冻吃。他立刻想到用人体当模子做人体肉皮冻, 作品《肉皮冻民工》以真人的头部做模子, 琥珀色的肉皮冻灌注而成, 作品达成的效果令人毛骨悚然, 表达了他对弱势群体的态度, 这些人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劳动力, 张大力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些被排除在城市生活外的人群找回一些话语权,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暴力因素, 农民工群体的贡献很大, 但却是一个最弱势的群体, 谁都可以过来冷眼相对, 妄加指责, 但是他们很少人会反抗, 因为可能因为反抗就会拿不到用血和汗换取的工资。这种精神的暴力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张大力正是用这样一种形象来警示世人在物质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的今天人们道德的堕落。对于这个特殊群体, 他说:“他们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迫, 处于生死之间。他们不缺乏粗俗的热情, 但却麻木着灵魂, 他们有在权力面前胆小怕事的聪明, 他们耐心地忍受歧视, 甘愿加重于自身的痛苦以换取一点点生活的欢乐和安宁。他们无法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他们别无选择”。不夸张地说张大力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和道德关怀, 这可能是现在每一个艺术家应具有的品德。
摘要：在如今中国当代艺术高度商业化的大氛围中, 张大力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艺术家, 他始终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抱着一颗关怀之心, 并且对中国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有着敏锐的反思, 他就保持了草根艺术家的血性, 对社会有着使命感和责任心, 他始终呼吁艺术家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 时时刻刻保持对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85后,当代艺术,对话,农民工
参考文献
[1]费大为.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1-01
[2]杜大恺.清华美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06-01
另类视角解读《阿Q正传》 篇8
通过人物心灵的异化、病态化倾向揭示社会病态的审美方式是《阿Q正传》非常显著的特征。作者通过此审美方式, 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 并揭示了悲剧主人公的内心真实和精神实质, 从而对异化的、病态化的、非理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对真实人自身的复归流露出热切的期盼。
阿Q的异化和病态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奴性”和“精神胜利法”上。这是社会对个人的异化, 是整体的人与个体的人的对立。鲁迅认为, 奴才兼有两重身份, 在主子面前是奴才, 而在地位比他低一等的奴才面前则又是主子。阿Q所处的恶劣环境和被压迫、被凌辱的屈辱地位, 造成了他病态的复杂性格, 这也是专制主义制度对下层人民造成的心理变态和人性异化, 实际上是奴性的典型表现。有人说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雇农典型, 也有人说鲁迅是在给剥削阶级画像, 还有人说鲁迅是要表现一种抽象的人类共性, 但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 其实鲁迅是想借阿Q这一能唤醒民众的形象来活画出国民的灵魂即奴性心理。
精神胜利法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病态心理, 是长久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沉淀中形成的扭曲的思维方式。与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相伴随的, 是他变形的精神状态。由于他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思维时而正常时而紊乱, 因而他的行为方式也就时而正常时而反常, 处于常规与荒唐之间。他的“精神胜利法”, 能使他在一瞬间转败为胜, 而且损失愈重, 忘却愈快, 胜利得也愈彻底。可以说除了“精神胜利法”阿Q一无所有, 他就这样在半清醒半糊涂、半是常人半是疯子的状态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成了专制主义制度下一个不值一提的牺牲品。他当然不是好人, 但也不是坏人, 他只是人生边角上一个苟且偷生、卑躬屈膝、凌弱畏强、想活得好一点的小丑而已。封建末世文化使人性异化至此, 真是可悲可叹。
二.表现策略:用喜剧形态调制成的一出人生悲剧
鲁迅曾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 消磨于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阿Q正传》是一部悲剧, 但作者却没有把它写得慷慨悲壮、庄重肃穆, 而是加入了冷嘲、调侃和揶揄, 使它带有浓郁的喜剧色彩。其中的奴性、专制主义、愚民等都是用滑稽幽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它是一部无事的悲剧, 无泪的悲剧, 是所谓“含泪的微笑”。以喜衬悲, 悲喜互渗, 反而使悲剧的意味变得更加强烈了。
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说过:“轻松的喜剧, 以人的缺点和可笑之处为对象;严肃的喜剧以人的责任和美德为对象”。从文本来看, 阿Q的自私、麻木、健忘、自欺欺人等特征正是从他的缺点和可笑之处来加以渲染的, 从这点来说, 它应当是轻松的喜剧。阿Q的悲剧虽有喜剧性, 但在嬉笑中又体现出作者的“精神痛苦”。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 则是以喜剧的外化包裹了悲剧的内核, 体现出的只是一出“生活的闹剧”。然而, 读《阿Q正传》, 读者的轻松和笑却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推移和发展, 慢慢变得沉重悲哀以至于不堪重负, 作者正是通过喜剧的表现方式化解了阿Q的整个人生悲剧。
构成喜剧性的客观原因在于形象本身所处的不协调状态, 表现在阿Q身上即既麻木又油滑, 既憨直又诡诈, 既可怜又可悲, 既可爱又可笑。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在他的“反败为胜”中充满喜剧意味。可以说, 没有喜剧效果, 就没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 作品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表现深度。“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精神病根之所在, 它本身就是悲剧与喜剧的混合物, 它是在无可奈何时的大彻大悟, 是在活不下去时的自信与勇气。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反抗方式, 但充满了奴性与消极;也是一种生存方式, 但充满了无奈与不得已。阿Q对于浸润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国民性根本无法超越, 当他好不容易做稳奴隶之时, 他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寻回扭曲和丧失的自我;当他做不得奴隶之时, 便只能从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消失了。
三.异化原因:儒释道三教压榨下的阴影原型
鲁迅对病态社会的反思, 来源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 他继承并超越了传统文化, 家庭由盛而陡衰的大变故发生在少年鲁迅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年龄阶段。从此这份早年体验就积淀在他的无意识心灵河床上, 决不放过任何参与他思考与创作的机会, 他立足于中西方两种文化基础之上,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这种情感态度, 集中体现在他对阿Q奴性人格及“精神胜利法”的描绘及批判上。阿Q就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积淀形成的奴性灵魂的代表;是专制、愚昧的封建末世文化对人性的异化。
走进《阿Q正传》的世界, 我们看到的不是儒家的温文尔雅而是一个缺乏仁爱、礼制灭欲的王国, 看到的更多是人性的冷漠无情, 人心的隔膜与自私;所谓的信佛也变异了, 不是被当成升官发财的手段, 便是被当成文饰门面的点缀;道士们也开始世俗化了, 不再潜心修道, 而是用民间信仰来诵经拜忏, 画符施术为业, 成了世俗社会上的宗教职业者。儒释道合力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心灵的束缚与毒化, 自然使中国缺少反抗之音, 而潜移默化下的中国社会, 则是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 愚昧麻木而不觉悟, 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变为猎奇取笑, 对别人的痛苦也只报以冷漠轻视, 甚至刻毒凶残。
“未庄”其实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缩影和象征, 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近代阴暗的缩影。在这里, 集中显现了人性之恶, 人性的异化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荣格曾定义的人类阴影原型此时被重新激活。它是最低的无意识自我中较黑暗的一面, 是人格中低劣的接近动物的一面, 是拖在人身后看不见的蜥蜴尾巴, 它可以在人格化的形式中被直接地体验到。阿Q也只有生活在未庄, 才是一个奴性十足、人性空前异化的阿Q。他几乎集结了所有人性之弱点, 有意思的是, 这些都与儒释道先哲们提醒人类自身存在的障碍不谋而合。撇开深刻的社会和阶级根源不论, 仅从人性的角度谈, 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最典型的“自矜”表现, 这使他永远生活在胜利的幻觉里, 这也是他聊以存活的本能生存智慧, 是他得以活下去的精神法宝。
四.面对异化的思考
中国尽管经历了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 但著名的阿Q精神胜利法, 如自欺欺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惰性、凌弱怕强等特征, 在社会主义的国民性中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鲁迅正是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显现出他睿智的理性精神和沉沦的忧患意识, 也正是通过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与变形的精神状态, 揭示了人性之恶, 并写出了世态炎凉, 人类的自私及惰性等本质。
人本身是向善的, 但积重难返的传统文化却造成了阿Q的病态异化, 阿Q在幽默滑稽中表现出恶的一面, 本身是牺牲品, 却不自知, 盲目乐观, 自欺欺人, 他的精神折射出人性的普遍弱点。叔本华的现代人本学告诉我们, 欲望与意志是人的本质, 是人的痛苦之源。欲望无穷, 追求无尽, 而满足则永远是暂时的、有限的。当欲望成为奢望时, 痛苦与困惑便伴随而来。正如恩格斯所说:“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 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 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 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阿Q正是找到了“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法宝才在现实的处境中得以苟且偷生。但“精神胜利法”却在缓解他的痛苦之时扭曲了他的灵魂;在释放了他被压抑的困惑并赢得了一时的欣慰之时加深了他心灵的暗影;同时也使他的灵魂更加扭曲变形。事实上, 《阿Q正传》书写的正是一个为污浊的外部世界所窒息而变形的个体生命, 作者用寓言化的书写方式揭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
作者通过常态下的变异, 写实中的荒诞, 塑造了阿Q这一异化病态化形象, 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痛彻反思, 也寄托了作者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阿Q的异化、病态化特征在当代人身上仍然普遍存在, 因此, 阿Q的出现, 不断提醒人们时刻反省并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弱点, 在确认和赞美良知的同时, 背负起精神的十字架时刻警醒并保持对罪恶和灾难的记忆。正因为恶不会永远消亡, 所以人类才更应当去寻求爱, 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态度更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姜异新.《阿Q正传》的深层文化意识[J].山东社会科学, 2000 (2) .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3]陈非.阿Q:人性丑陋的化身——《阿Q正传》新论[J]广西社会科学, 2006 (11) .
[4]温晓芳.鲁迅小说的悲剧意识解读[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4 (3) .
[5]袁俊华, 焦亚东.论阿Q悲剧的喜剧性[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社版) , 2000 (3) .
[6]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7]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8]鲁春梅.悲凉悲愤悲壮——鲁迅杂文悲剧心态解读[J]语文学刊 (高教版) , 2006 (5) .
学前教育的另类解读 篇9
《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的是, 1989年, 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 一位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后, 冲向他七岁儿子的学校, 坚持不懈地对倒塌的房屋进行挖掘, 历经38小时后, 终于营救出了自己的儿子及他的同学。
查阅对此文的解读的资料, 基本上都把主题解读为“亲情”或者“父爱”, 因为“亲情”“父爱”, 所以让年轻的父亲能坚持不懈, 成功营救自己的孩子及其他的孩子, 颂扬“亲情”“父爱”之伟大。
如果据此解读, 让人感到难堪的是, 最后有14位孩子在里面, 被一并解救出来。那么, 其他13位孩子的父亲就没有亲情, 没有父爱?从逻辑的角度来说, 父爱是一个集合性概念, 是所有雄性所具有的一种附带着强烈责任的情感, 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的责任, 在两代人相互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无利益交换的情感, 这个概念适用于一个群体。
我们看看其他父母的表现:“就在他清理挖掘时, 不断有孩子的父母急匆匆地赶来。看到这片废墟, 他们痛哭并大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哭喊过后, 便绝望地离开了。”这里面有一个词“绝望”, 这些父母是在绝望的情况下离开的, 并不是没有父爱或者没有亲情。可是, 我们把文本解读为父爱时, 指向的是“年轻的父亲”, 因为在文中, 他是成功者, 成功地发现了还有14名孩子活着。这样, 在逻辑上就存在着一个悖论, “年轻的父亲”是一个个体, 即逻辑上的“特指”, 用一个特指来肯定性地论证集合概念“父爱”时, 文中还存在着一个小的群体──13名其他孩子的父亲, 这13名孩子的父亲在当时没坚持挖掘, 让人感觉“年轻的父亲”比这13个孩子的父亲伟大, 即作为“特指”否定“泛指”, 通俗点就是“年轻的父亲”有着“父爱”, 其他的父亲没有;同理, 也不能在13位孩子的父亲缺席的情况下来用个例来证明集合性概念“父爱”的伟大。
用“父爱”或者“亲情”来解读文本, 则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面对这伟大的父爱或亲情, 救火队长是无情的, 警察是无情的, “人们都摇头叹息着走开了”中的“人们”是无情的。这里的“人们”在这场灾难中, 更多地表现为“人道主义精神”, 这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互相救助的一种无私的情感。“人道主义精神”, 在社会学上来说, 更具有社会属性, 更值得我们去弘扬, 特别是在危难之际, 人类需要那种超越亲情、超越种族、超越国界的援助。我们在生活中, 如果遇到落水儿童被父亲救起, 旁人只会感到庆幸与心安, 而被旁人救起, 则会受到民众的普遍赞扬。在肯定“亲情”或者“父爱”时, 让人们感觉在进行无偿援助时所显示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伟大, 显然不妥。
那本文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再细细读文本:“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不论发生了什么, 我总会跟你在一起!’”这里清晰地表达了年轻的父亲之所以展开营救, 是因为对儿子作出过承诺, 也正因为这个承诺, “他坚定地站起身”。同时, 文中有这样一句:“然而这位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儿子在等着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儿子对他的期待, 这种期待是建立在父亲对儿子的许诺之上的。在儿子被发现后, 儿子说:“不!爸爸。先让我的同学出去吧!我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 我不怕。不论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你总会跟我在一起。”儿子不怕, 他相信父亲会守候在他身边, 儿子对父亲的信任源于平时父亲对承诺的兑现。因此, 笔者个人认为, 应该把“承诺”作为本文思想内涵的教学目标, 用一句时髦的话“不抛弃, 不放弃”, 用一句我们的俗语“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用本文中的话“无论发生什么, 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这样解读, 笔者认为, 就不会有前面的感情和逻辑的冲突。
“承诺”, 是以口头形式对他人应承某个事务, 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 可以是丈夫对妻子的承诺, 可以是朋友对朋友的承诺, 也可以是父亲对儿子的承诺……而“亲情”, 特别是“父爱”“母爱”, 这是整个动物界都具备的, 或许上帝是为了让每个种族得以延续而存在于基因之中, 正如我们的课本中有《麻雀》《母爱》, 也有《斑羚飞渡》, 都讲述的是在动物身上展示的上一代对下一代无私的奉献。与“人道主义精神”相似, “承诺”也具备着社会属性, 是人在后天中不断受到教化与熏陶才形成的, 是一种责任, 在道德上具备一定的约束力。在《地震中的父与子》的教学中, 对学生进行“承诺”教育, 让学生懂得履行“承诺”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会赢得他人的信任, 这份信任在关键之时会闪烁奇迹的光芒。
对《丑小鸭》的另类解读 篇10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的开始我利用多媒体显示图片，把丑小鸭和白天鹅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对比，并提出问题：“丑小鸭是怎样变成白天鹅的？” 利用学生好奇的心理引出课文《丑小鸭》，激起他们阅读文本的兴趣。
为了让学生初步感知丑小鸭的形象，了解它的成长经历，可以让学生通过填表格的形式来解决这三个问题：丑小鸭在哪些地方流浪过？遭到了哪些歧视和打击？这些打击面前，丑小鸭抱什么态度和追求？
接着让学生举手对课文进行复述，并说说自己所了解的安徒生，安徒生是丹麦一个穷苦鞋匠的儿子，母亲是一个濒于讨饭境地的、靠为人洗衣过活的寡妇。安徒生小时不仅经常和饥饿打交道，还处处遭到人们的鄙视。但他却有一个当时被人认为与他出身不相称的、异想天开的志向——当一个艺术家，一个创造"美"的艺术家。为此，他在一般庸俗人的眼中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笑柄。但他一点也不感到气馁。最后靠坚强的意志成为全世界亿万儿童所喜爱的童话作家。他的童话作品成为人类永远享受不尽的精神财富和艺术宝藏。让学生结合安徒生的成长经历，明白这篇童话的自传色彩，丑小鸭就是他的真实艺术写照。
为了让学生深入了解丑小鸭这一典型形象可以让学生讨论回答：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可能会从两方面来回答，1.丑小鸭遇到打击和困难时，有坚强的意志。2.丑小鸭即使不被善良而又软弱的鸭妈妈赶走，就是在最初生活的地方，也会变成白天鹅，因为他本身就是只天鹅蛋。针对预设1可以让学生在文中找出相应的语句来分析。例如：1.我想我还是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好。2.我要飞向他们，飞向这些高贵的鸟儿……在冬天受苦要好得多。3.只要你是一只天鹅蛋，就算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4.他感到非常难为情……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让学生从文本富有哲理的语句逐步深入体会丑小鸭坚强的背后支撑着他的是身上那种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精神。针对预设2，可以从两方面引导，1.从丑入手，丑小鸭真的丑吗，鸡鸭觉得它丑是因为它又高又大，鸡嘲笑她无能是因为它不会下蛋，猫歧视它是因为它不会讨好主人，发出咪咪的叫声，迸出火花。丑小鸭之所以“丑”，是因为周围的人都是以他们的审美标准来评判它，所以它在世俗的偏见中就变成了丑陋的化身，在这个没有民主，追求低下，荒诞的世界里，从头到脚都和别人不一样的丑小鸭只能挨啄挨打，备受排挤。2.从逃入手，丑小鸭第一次从老太婆家逃走，离开相对“安逸”的生活，是因为它不想像鸡太太、猫绅士那样奴颜婢膝地生活，在生命与尊严之间它选择了尊严。第二次在大花园里，它宁肯冒着被弄死的危险，也要向天鹅——这些高贵的鸟儿飞去，在生命与美之间，它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美。丑小鸭就是在一次次的逃离中，一次次的选择中，最终发现了真正的自我，最终成就了自我，作者其实想告诉我们即使你有天鹅般美丽的外表，却没有天鹅苦难中追求梦想，幸福中怀有谦卑的高贵的灵魂，那么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白天鹅。
对于文章所表达的主旨可以让学生合作探究并思考发言：“同学们，丑小鸭给我们什么启示，在现实生活中你所知道的名人有谁和丑小鸭一样的经历呢？”这个问题可以让学生深入理解丑小鸭形象，并达成一些共识：1.能够勇敢地离开那个让它饱受欺凌的出生之地，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2.能够坚定地放弃暂时的相对温暖舒适的生活，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3.它对自己的认识发现过程说明，没有对美好境界理想生活的追求，不经历那么多的磨炼，就不会发现自己其实也可以成为生活的一个奇迹。为了鼓励学生进行体验性阅读和多角度理解，除了让学生从丑小鸭这个正面形象来解读文本，还可以让学生从周围的芸芸众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启示，丑小鸭从头到尾没犯过任何错误，没有得罪伤害过任何人，它是那么善良质朴和谦虚，即使变成了白天鹅，别人夸赞它，它都会难为情，就是拥有这么一颗美好心灵的人，却还要遭到周围人的排挤、嘲笑甚至羞辱。丑小鸭就代表了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一些没有靠山，无人认可、无人关爱的弱势群体，他们也许出生卑贱，他们也许屡受打击，但他们也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例如中国雨人周玮，他曾经被诊断为中度脑残，在学校倍受耻笑，但他在最强大脑上却能在一分钟的时间内完成16位数的14次开方，他的这次完美表现也给曾经轻视他的人完美的一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周炜这样的丑小鸭，我们能不能不要让自己的狭隘偏见让他们的才华埋没，能不能不要让自己的“自以为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宽容一些，去善待别人，那我们身边的这些弱势群体即使生活在尘埃里也能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学前教育的另类解读 篇11
一、教师权威的内涵界定
雅斯贝尔斯在他的《生存哲学》一书中给权威下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权威是这样一种真理形态, 在这种形态中, 真理既不仅仅是普遍知识, 也不仅仅是外来的命令和要求, 也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整体的概念, 而倒同时是它们三者。而且因此, 权威固然是外面来的要求和强制, 但它同时又是从内心里说的话。”[1]他强调, 权威是与真理相关联着的, 是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 而且在他看来, 权威的真实意义在于个人内在的精神力量, 而不仅仅是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的多寡, 抑或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正像他在《什么是教育》中说的那样:“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 一旦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消失, 外在的权威也随之逝去。”[2]雅斯贝尔斯不仅注重的是权威的精神性、内在性, 而且把权威置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当中去体认。他饱含哲理地说:“权威是随着历史而成长起来的。权威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的事情, 它只能从传承的深度去发现和更新自己的形象, 只能从当下的本源中去重新认识其不断变化的内容。”[2]权威具有历史性, 它有一个传承的过程。人们只有沉入历史性当中去, 在人类创造的优秀伟大而又经久不衰的文化遗产中陶冶自己、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在这种前提下, 教师的权威是不与专制、强权挂钩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教师的权威就是社会赋予教师管理、支配学生的一种正当的权力, 更不能滥用此权力去试图控制学生的思想与行为, 使学生像温顺的羔羊一般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和安排。雅斯贝尔斯在《生存哲学》中谈道:“当我只做到了不假思考的服从而不是对权威深深敬佩时, 它就成了假的。”[1]然则赫尔巴特认为, 学生的身心发展完全依赖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精心组织和对教学方式的精心选择, 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在学生心目中享有崇高的权威, 这是一个不需论证的教育前提。实际上,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教师本位主义异化的表现。荀况更甚, 他把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在教师与学生之间, 他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 主张“师云亦云” (《荀子·修身》) , 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 谓之畔;教而不称师, 谓之倍。倍畔之人, 明君不内, 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 (《荀子·大略》)
赫尔巴特与荀况都犯了绝对化的毛病, 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独创性, 教师高高在上, 学生只是教师的附庸, 没有任何独立与自由。师生之间存在着等级制度带来的严重裂痕, 因而也就无法达到心灵的交流与对话。显然, 这不是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灵魂”之教育。
二、教师权威必要性的体认
雅斯贝尔斯没有直接论证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 但他以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向我们阐释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他说, “没有权威, 团体生活、共同的精神、国民教育、军事秩序、国家与法律效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 权威的产生是必然的, 丧失权威就将导致人的贬值, 以及通过残酷的暴政实行强制秩序。”[2]人生于世, 必定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群体生活中, 为了人们正常生活的顺利有序进行, 必有一个大家都认可并自愿服从的社会准则或团体纪律, 这些准则和纪律已经赢得了人心, 人们无条件地自觉遵从, 把它们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标杆。这些就是雅氏所讲的权威, 它不带有强迫性, 也不是强行限制人们的自由;相反, 人们在这些权威中自由地抉择, 自由地生活。因此他指出:“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但是在团体中必有一个连系团体、大家所公认的权威存在, 单个人会无意识地追随权威, 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自由。”[2]它给人们的生活以真实性和绝对性的意义和价值。一旦脱离了权威, 或者超然于权威之外, 人们只能立足于虚无之境。“人只有选择自己所意愿的某种权威的自由, 也就是说, 他拥有选择其生活基础内涵的自由。”[2]
简而言之, 权威是客观存在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权威当中, “权威就像人们所呼吸的空气, 不可缺少”。[2]然而具体到学校教育场域中, 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又如何理解呢?
从宏观角度看, 教师权威是学校教学秩序得以保证的关键因素, 集中体现了学校教育的权威。学校作为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未来人的社会机构, 其所进行的这一特殊活动主要发生在师生之间。而教师权威的缺席会在师生之间无形地划出一道鸿沟, 使得教育教学的过程难以顺利进行, 教育教学的目的也难以圆满完成。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权威理论, 师生以学校为基地过着一种团体的教育生活, 在这种团体生活中, 必然会存在着某种权威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反之, 缺少这个权威就无法构成学校的团体生活, 更别谈教书育人了。这个权威正是集中体现学校教育权威的教师权威。而涂尔干所强调的教师权威主要是针对儿童教育, 而且其范围仅仅局限于道德教育。但从他的理论至少可以看出教师权威在基础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国教师权威的弱化主要也就表现在基础教育领域, 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们的警醒与重视。
从微观角度看, 教师作为课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必然借由一定的权威来实施教学, 且此权威不但不会影响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生的主体性的合理、全面的发挥。雅斯贝尔斯认为, 真正的权威在人的内心里, 是渗透到灵魂深处的。学生作为一个个体人, 其生命历程总是始于他们“生存的有限性”, 如若将这一有限性扩而大之、充而盈之, 则必须借助教师权威的力量。没有教师的细心引导、耐心讲解, 即便再勤勉聪颖的学生在其学业道路上也只能步履维艰, 事倍功半。这是由权威的历史性和传承性决定的, 每一个体都必须尊重这一规律和要求。
在当下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中, 教师的权威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人们对教师权威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众说纷纭。雅斯贝尔斯立足于存在主义哲学基础提出的权威观或许能给那些迷茫的人们以醍醐灌顶般的启示:本真的教师权威存在于学生的内心中。它与民主、自由相关, 而不意味着强权与专制;它具有历史生成性;它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 保证学校教育质量, 促进学生自由发展的必要手段。一句话, 中小学教师的权威不可丢, 而应加以保护和倡导。
参考文献
[1][4]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36,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