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信息披露论文

医疗信息披露论文（精选7篇）

医疗信息披露论文 篇1

摘要：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披露理论工具分析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包括: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供给诱导需求现象严重;医患双方利益不一致;医患双方道德风险并存;逆向选择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下降等。结合医疗信息披露的现状探讨基于医患纠纷管理需求的医疗信息披露对策:落实信息披露责任;建设医患互评披露平台;披露违规行为,杜绝违规收益;引入竞争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建构信息披露的导向性文化。

关键词：医疗信息披露,医患纠纷,成因,对策

近年来,医患纠纷的数量急剧增长,舆论导向片面化,医患冲突激烈化,患方诉求功利化,使得医患纠纷日益演化成社会性事件,备受人们关注。针对医患纠纷的研究,现有的文献主要从法律视角[1]、社会视角[2]及医院质量管理视角[3]等展开论述,然而医患纠纷的递增,除法律框架本身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与医疗行业监管体系、医院治理密切相关。本文从医疗信息披露的视角来分析医患纠纷的发生原因,并结合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医患纠纷的防范措施,旨在通过更好地发挥医疗信息披露的作用,促进医患之间的信息公平,协调医患利益诉求,规避道德风险,防止出现逆向选择,进而有效防范和处理医患纠纷,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顺利开展。

1 医疗信息披露视角下的医患纠纷成因分析

医疗信息披露,是指医疗机构依照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披露与医疗活动的利益相关者有关的所有医疗信息,并允许利益相关者充分利用医院所提供的这些信息维护自身的权益[4]。

目前,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结合医院实际运行情况,医院信息披露主要从医疗信息披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信息披露评价指标的构建和对医疗信息披露制度的探讨等几个方面展开。但对于如何用医疗信息披露分析医疗服务市场中具体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医疗信息披露的角度,找出导致医患纠纷的成因,分析如下:

1.1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供给诱导需求现象严重

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指互动双方中一方拥有另一方想知道却不知道的信息[5]。这种现象在医疗服务市场表现的尤为明显,医方和患方各自掌握着自己的信息。一方面,80%的医疗信息由医院所有,而且这些医疗信息是患方想知道却不知道的,医方称为信息优势方,患方称为信息劣势方。另一方面,患者对其自身的信息,如自身的健康状况、既往病史、家族有无遗传病等方面的信息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医患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而医疗服务市场相对于一般的商品市场,其特殊性主要在于医疗行业的高技术壁垒、高不确定性和高信息不对称。目前,我国各医院对药品价格、社区服务和医疗服务价格的披露比率只有8.3%、11.7%和18.3%[6]。医方完全有能力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对患者实施价格歧视,使得医疗服务的价格不仅取决于患者的病情,而且取决于患者的支付能力[7],使得部分人群尤其是贫困人群看不起病、买不起药,失去了医疗服务应有的公益性和公平性。而较高的医疗花费使得患方对于医方抱有更高的期望,如果一旦出现病情恶化,或家属死亡等情况,较大的心理落差常常使得患方失去理智,将所有责任都归到医务人员一方,引发医患纠纷。

1.2 委托代理关系下医患双方利益不一致

委托代理是指特定主体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委托其他人从事某种活动,并相应赋予代理人一定决策权的契约关系[8]。信息经济学认为,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是导致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原因,也是激发委托代理冲突的重要导火索。医疗服务市场中,当患者来到医院付款拿到挂号单时,便与医生建立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也宣告成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希望代理人依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行为,但是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或者即使能够观测其行为,也不能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与监督,只能依靠观测一些其他的由随机性不确定因素决定的变量[9],如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最终诊疗效果等,据此很难对医方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而且我国的信息披露平台还不健全,卫生部门对医疗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与监管不到位,没有形成公正合理的考评机制。医方代理风险的存在造成患方对医方的不信任,当发生不良效果时,根据“深口袋”理论,委托方基于代理方高额利润回报假设,片面否认医生的治疗效果,向医方索要高额赔偿费,甚至为出一己私愤,出手打骂或杀害医务人员,激化医患矛盾。

1.3医患双方道德风险并存,增加医患纠纷风险发生概率

道德风险亦称“败德行为”,是指代理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隐藏自己所知的信息,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10]。简而言之就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水准降低而引发的风险[11]。医疗服务市场中,作为患方代理人的医生很有可能会利用自身的信息和知识优势,或利用患方无法对其行为进行观测和监督的空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不利于患者的败德行为,如乱开大处方、让患者做大检查、故意提高药价、延长患者住院时间等。而医院现行的医疗信息披露,并没有将医生的道德风险引发的行为包括在披露范围内,从而使得医务人员存在侥幸心理,过度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将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置于不顾。相反医院对于此类有损医院形象的信息,大多采取隐瞒和内部解决的方式,外部公众大多不为知晓,对于那些受此类医务人员所害的患者及其家属则会产生不公平感,满意度降低;同样,患者一方也存在道德风险:过度消费、隐瞒病史、发生医疗纠纷时隐瞒疗效、否定医生的治疗效果等。医患双方道德风险的存在,加上医院的不作为往往会增加医患纠纷风险发生的概率。

1.4 逆向选择下的“柠檬”市场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下降

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12]。“柠檬”系指有缺陷的旧货、次货,已成为经济学家理论词汇中的一个著名的隐喻[13]。在医疗服务市场中,一方面,患方搜寻充分信息的成本较高,很难对各家医院进行比较,以至于患者无论大病小病,都会挤向大医院,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被门诊患者缠身,无法专攻疑难杂症,既浪费医疗资源又降低了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使得医生们因害怕引发医患纠纷,而倾向于选择病情较轻的患者、选择医疗风险小但效果相对较差的治疗方案,Institute of Medicine(2001)认为医生在医疗决策中墨守成规,并且不积极采用能够提高医疗质量及患者健康的新方法和新技术[14];或者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多开检查,以规避医疗风险,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医疗费用,进一步加剧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目前医院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披露少之又少,患方无法根据医院所披露的医院概况、科室导航、专家风采、医院新闻、健康教育和就医指南[9]等信息对医院进行合理的评价,无法给予医院合理的报酬,从而只能按照均价来支付,导致医疗服务质量高的医院降低质量,最终造成整个医疗行业的服务质量下降。随着医疗服务质量的降低,患者满意度也会逐渐下降,增加了医患纠纷的发生概率。

2 医疗信息披露对抑制医患纠纷的作用分析

首先,医疗信息披露能够缓解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医患之间的互信,是解决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最为有效方法。它将患者想知道的医院收费情况、诊疗水平、就医流程和医生对诊疗方案的选择、用药、手术风险及治疗效果等信息经不同的途径向患方进行披露,并使得患方在信任医生的基础上将自身的信息主动告知医生,能够缓解医患对于彼此的信息劣势局面。

其次,医疗信息披露可使医患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更加和谐。签订契约前,患方可通过比较各家医院披露的信息,选择最合适的代理方;签订契约后,患方也可通过治疗过程中医方向患方披露的信息对医方进行监督,从而决定自己对医方的态度和满意度的评价。

再次,医疗信息披露可有效防范医患双方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前提条件是信息不对称,当信息不对称得以缓解的情况下,医方的信息优势减少,患方对医方的监督增强,从而有效遏制医方的败德行为;随着医方服务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增强,患方的道德风险也自然消失。

最后,医疗信息披露可防止逆向选择,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若患方获取较为充分的医疗信息,便可理性就医,并根据所得信息对医方进行客观的评价,给予合理的报酬,防止优质的服务退出市场;同时医方在和谐的医患环境中,也不必畏首畏尾,可全心全意为患方服务,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

3 医疗信息披露视角下的医患纠纷对策分析

3.1 落实信息披露责任,缓解信息不对称

喻小勇等[15]指出医患关系中依法应予公开的信息若不能切实、有效地公开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是引发医患纠纷的关键因素。医患信息公平的主要责任在医院,医方有责任强化自身的信息主体意识,弱化自身的信息优势,将患方缺乏的医疗信息尽可能以患方能够理解的方式通过多种形式传达给患方[16]。目前,医院对患者公开的信息见表1。

在现有的信息披露框架下,首先应对药品价格、社区和医疗服务价格等这些患方较为关心的信息进一步明晰并予以公开,使得患方能够对各家医院的价格进行比较,合理选择医院;并使得各家医院之间形成竞争,防止某家医院恶意抬高药价,诱导患方过度支付诊疗费用。其次,要合理选择公开方式,利用电视、网络、新闻媒体等方式向患方披露相关信息,增加患方对于医疗信息的知晓率和利用度,帮助患方理解信息披露的重要作用,从而积极配合医方的诊疗,早日恢复健康。

3.2 建设医患互评披露平台,协调医患利益冲突

医患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可细分为患方与医生、医院与医生和患方与医院三种。患方委托医生帮助他们治疗疾病,恢复健康;委托医院对医生进行监督;医院委托医生治病救人,维护医院的声誉。相对患方而言,医院对医生进行监督的成本较低,医院作为患方的代理人有责任协助患方对医生的行为进行观测和监督。这样,患方和医院就存在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患方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健康,医生作为双重代理人的身份,主要职责也是帮助患方恢复健康,所以患方和医生之间也存在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患方除了委托医院对医生进行监督之外,还可通过医院建设的医患互评披露平台对医生进行满意度评价。平台中需设立医务人员信誉账户,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评价直接影响其绩效工资和晋升资格评定。对于评价状况较差的医生,医院及卫生部门要进行调查,发现确是医务人员过错的,要给予严厉处罚[17]。

3.3 披露违规行为,杜绝违规收益,扼制道德败坏

防范医方道德风险的措施主要在于做好对院内职工的信息披露。除披露职工权益相关事项、人事管理有关事项外,还应向全院职工定期披露不同病区甚至不同诊疗小组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医疗安全信息、诊疗患者的满意度[13]及医德医风建设等信息,既可加强对医务人员的监督,防止出现违规行为,杜绝违规收益,又能够起到警示和激励作用,使得医务人员注重自身道德的遵守和社会责任的履行并增加对医院的归属感。而患方的道德风险同样可以通过提高医方的道德水平来规避,若患方存在过度消费的倾向,医方是很容易辨别出来并加以扼制的;若医方能够全心全意为患方服务,并通过院方披露的信息,让患方了解医方诊疗的整个过程,患方便无法否认医方的努力,无法将疾病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不良后果归责于医方,从而能够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3.4 引入竞争机制,完善信息披露,保障服务质量

逆向选择下的“柠檬”市场现象使得医疗服务水平高的医院希望通过更多的信息披露,让患方了解各家医院,按服务质量进行划分,从而区分报酬区间。Kenneth[18]提到:“全社会都期望,医生看重地是正确的传达信息,而不是取悦顾客。”那么对于医方来讲,向患方披露更的医疗信息除包括服务价格及收费信息、服务告知类信息、维权方式信息外,更重要的是要将诊疗过程信息,如疾病治疗方案、用药目的、药物副作用、注意事项及手术风险等信息,充分告知患者,使信息披露具有针对性,更好地发挥信息披露的作用。

此外,还需要将医院的信息披露系统与上级主管部门相连接[19],既有助于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又有利于上级主管部门信息披露工作的开展,将各家医院的信息披露质量给予公布,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医疗信息,促使医院之间形成竞争机制,各医院会自动提高服务质量,合理规定医疗服务价格,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有效处置医患纠纷事件,形成良好的医患诊疗环境。

3.5 建构信息披露的导向性文化

社会公众的过高期望和发生医患纠纷时的过度指责,往往给医院和医生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医方除披露医院的一些基本情况外(医院概况、医院环境、医疗服务、行风建设等),还应将医院管理的各方面信息披露给公众,如医疗质量、人力资源管理、医院文化和医院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能使得社会公众对医院有更加详细的了解,既了解医院好的一面,又知道了医院对于不良事件的处理机制和方法,明确医院的态度,给患方很大的心理安慰,增加患方对医院的信任。

医疗信息披露的不足或低效率都有可能增加医患纠纷的发生概率,因此医院应该重视对医疗信息的披露,并且要将医疗信息披露制度与整个医院的管理系统相结合,建构有利于缓解医患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的医疗信息披露导向性医院文化,使得医疗信息披露渗透于医院的医疗、人事、公关、后勤、科研、教学等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报送及披露医院的各项信息,并定期对整个披露过程进行评价,真正发挥医疗信息披露的作用,有效预防医患纠纷的发生,从而促进整个医疗服务市场的和谐。

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获得良好医疗效果的基础,有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20]。而医患纠纷是破坏和谐医患关系的主要原因,本文站在医疗信息披露的角度分析医患纠纷的产生原因,分析医疗信息披露对于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作用,最后从医疗信息披露的视角提出防范医患纠纷的对策。随着信息建设的逐步发展,“互联网+”进入医疗领域,医疗行业也亟需与时俱进。医院及监管机构均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为防范医患纠纷,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而努力。

医院医疗赔款的会计处理与披露 篇2

医疗服务具有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 临床医疗尤其如此。因为临床医疗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医疗事故, 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医疗纠纷问题。近年来, 由医患矛盾激化而引发的医疗纠纷不断增多, 巨额医疗赔款作为一种特殊的重大经济事项, 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医院的经营管理活动中, 并对医院财务成果以及管理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因此, 真实、公允地核算医院的医疗赔款非常重要。

一、公立医院医疗赔款会计核算现状

目前, 我国公立医院执行的是《医院会计制度》, 与《企业会计制度》相比, 《医院会计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 如“或有事项”在《医院会计制度》中就没有得到体现, 多数医院对医疗纠纷引起的未决诉讼、未决仲裁等可能形成的巨额赔偿, 不作“或有负债”处理, 只在赔款支付时, 借记“医疗支出”或“其他支出”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直接将赔款额记入本期“医疗支出”科目;或是将巨额医疗赔款分解, 每月借记“医疗支出”科目, 贷记“预提费用”科目。

可见, 现行《医院会计制度》对医疗赔款的账务处理违背了会计核算的稳健性原则, 同时也不利于反映医院当期成本支出, 间接增加了医院的财务风险, 因此现阶段有必要对公立医院医疗赔款的会计核算予以规范。

二、医疗赔款采用或有负债核算的设想

1. 或有负债概念。

或有负债, 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 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 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计量。对医疗纠纷引起的未决诉讼、未决仲裁等可能形成的巨额赔偿, 当医院无法判断未来要承担的赔偿金额, 该现时义务 (赔偿) 不能可靠计量时, 便形成医院的或有负债事项。如果该现时义务 (赔偿) 能可靠计量, 很可能导致医院经济利益流出时, 可以作为“预计负债”确认和计量。

2. 医疗赔款作为或有负债的确认与计量。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的规定, 医疗纠纷引起的未决诉讼、未决仲裁等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1) 该义务是医院承担的现时义务, 即医院没有其他现实选择, 只能履行该义务; (2)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或卫生资源流出医院, “很可能”指可能性为“大于50%但小于或等于95%”; (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在实际工作中准确地计量或有负债有一定的难度, 笔者认为, 可参考或有事项会计准则, 对医疗纠纷引起的未决诉讼损失可由医疗纠纷处理专家组提供“最佳估计数”作为依据进行计量。但专家组提供的“最佳估计数”须在可控的范围内, 且必须向医院财务部门提供客观计算方法和依据。

3. 医疗赔款作为预计负债的账务处理。

医疗纠纷引起的未决诉讼、未决仲裁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时, 医院可参考或有事项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设置“预计负债”账户, 根据专家组提供的“最佳估计数”做如下账务处理:

(1) 确认预计负债时, 作会计分录:

借:管理费用

贷:预计负债

(2) 实际发生时, 作会计分录:

借:预计负债

贷:银行存款

(3) 冲销预计负债时, 作会计分录:

借:预计负债

贷:管理费用

三、医疗赔款作为预计负债的列报与披露

公立医院可参考或有事项会计准则, 医疗纠纷引起的未决诉讼、未决仲裁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时, 应在资产负债表“预计负债”栏单列反映, 相对应的“管理费用”在收支总表中按比例分摊到“医疗支出”和“药品支出”, 及时准确列报。

医疗信息披露论文 篇3

会计信息披露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运用披露的会计信息, 投资者不仅能够监督其投入资本的运用, 而且能够评价其投入资本的回报。外部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 是事前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公司管理层显然比外部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公司现在和未来投资的预期盈利方面的信息, 这一信息不对称, 给外部投资者评估企业未来获利能力造成了很大困难。如果外部投资者无法评估企业未来获利能力, 他们就有可能在公司未来实际获利能力高时低估企业价值, 而在公司未来获利能力低时高估企业价值, 这样就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其次, 是事后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导致公司的所有者对公司经营没有完全的决策权。为了解决代理问题, 在契约合同中会明确或隐含地包括一些会计信息, 如投资方向, 投资决策和投资回报率, 公司所有者在事后对这些会计信息进行评价。当他们能充分信赖这些会计信息时, 他们对事前投资报酬率的要求就会相应降低。公司并不总会自愿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资本市场就会强制要求公司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目前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主要有两种, 即: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在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环境下, 关于这两种信息披露机制的利弊、成本效益以及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本文就这两种信息披露机制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述。

二、自愿信息披露研究

(一) 自愿信息披露的动机

自愿信息披露的动机, 目前学术研究主要提出了三类动机, 资本市场交易动机, 管理层股权激励动机和用以解释不佳的股价表现。 (1) 资本市场交易因素。资本市场因素, 是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最重要的因素。Meyers和Majluf (1984) 最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当管理层认为外部投资者越是高估公司的价值时, 越会有动机去发行股票。Korajczyk et al. (1991) 将他们的研究扩展到更多期间, 发现公司更倾向于在包含更多好消息的盈利报告公布后发行股票, 这说明公司披露好的信息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起到正向作用。Lang和Lundholm (1993) 研究发现, 分析师对信息披露政策的评级, 发行股票的公司比未发行股票的公司评级更高。在2000年的研究中他们又发现, 在股票发行的前六个月, 公司大幅度增加了对外的信息披露。类似的, Healy et al. (1999) 研究发现, 对于发行公共债券的公司, 分析师对它的信息披露政策的评级也较高。以上研究表明公司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债券, 会增加对外的信息披露。当公司有新的投资机会时, 公司对资金的需求会增加。然而, 新的投资机会又可能带来内部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更多的信息不对称。所以, 我们很难分辨增加的信息不对称或者其他因素会不会影响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决策。所以在检验公司融资决策, 信息披露和资本市场的反应的关系时, 研究者应该控制那些会影响公司融资决策的外生变量。 (2) 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因素。股权激励计划是公司给予管理层一定的股权, 以达到提高管理层积极性和努力程度的作用。Noe (1999) 研究发现, 在好消息公布后, 股价上升, 管理层倾向于高价卖出的公司股票来获利, 而在坏消息公布后, 股价下跌, 管理层倾向于低价购进公司的股票。Cheng and Lo (2006) 发现, 当公司内部人士购买更多的股票时, 外部投资者会认为未来有更多的坏消息, 这会降低公司的股价。Aboody和Kasznik (2000) 认为, 管理层选择自愿信息披露的时机, 是为了更大限度地获得股票期权奖励的益处。Nagar et al. (2003) 发现, 当CEO的利益对股价变动的敏感性越高, 分析师评价的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也越高。由此看来, 由于管理层持有部分股权, 所以他们会更多地选择进行自愿信息披露, 并且选择好自愿信息披露的时机, 以实现自身股权收益的最大化。然而, 由于股价表现的好坏与管理层的离职的可能性紧密相连, 所以管理层还可能会利用自愿信息披露来“解释”不佳的股价。然而关于管理层对职业生涯的担忧对自愿信息披露的影响, 我们目前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二) 制度因素在自愿信息披露中的作用

发达的资本市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股东诉讼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 这两种制度对自愿信息披露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股东诉讼制度与自愿信息披露。Skinner (1994) 研究表明, 在给予管理层不对称的激励, 以使他们及时公布坏消息的情况下, 在会亏损的时期而非会盈利的时期, 管理层更可能公布非精确的内部预测报告。Francis et al. (1994) 研究发现, 收益的大幅下降并不足以引起股东诉讼, 尽早披露亏损信息并不能遏制股东诉讼, 而较晚披露亏损信息也未必一定引起股东诉讼。Baginski et al. (2002) 选择了股东诉讼发生较少的加拿大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 他们发现加拿大公司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盈利预测, 不论它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表明在股东诉讼发生较少的环境里, 公司更愿意进行自愿信息披露。与此相一致, Rogers和Van Buskirk (2009) 研究发现, 在发生集体诉讼后, 公司会减少对外的信息披露。但是Lowry (2009) 指出, Rogers和Van Buskirk的研究所采用的样本都是被控诉的公司, 这一研究结论并不能推广到那些未被控诉的公司。Skinner (1997) 的研究没有发现管理层预测的披露会增加撤诉的可能性, 但是证明了及时的信息披露降低了公司的诉讼成本。Field et al. (2005) 研究了信息披露与诉讼的因果关系, 他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信息披露会引起诉讼, 相反, 某些信息的披露反而遏制了某些类型的诉讼。 (2) 公司治理机制与自愿信息披露。围绕公司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还是补充这一问题,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ens (2002) 选取了FASB要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前 (1990-1993年) 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发现自愿信息披露程度与股东的监督作用呈正相关关系, 他们指出股东的监督与信息披露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而非相互替代关系。Bushman et al. (2004) 在研究中假设, 公司对投资者的有限透明将增加公司治理的需求, 以减少代理成本, 尤其是道德风险成本。他们发现所有权集中程度, 董事及高管的股权激励程度和外部董事的声誉与盈余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成反比, 而所有权集中程度和董事股权激励程度与公司的复杂性成正比。然而董事会的大小和内部董事的比例与盈余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司的复杂程度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关系。Fan and Wong (2002) 运用东亚7个主要经济体的97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盈余的信息含量与所有权结构的关系。他们认为, 所有权集中和交叉控股引起了内部控制人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当外部投资者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人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信息披露时, 他们会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表明, 所有权集中会导致了盈余信息含量的降低。Francis et al. (2005) 比较了双重和单一所有权结构公司中的盈余和股利的信息量, 结果显示盈余包含的信息量较少, 而双重所有权结构公司的股利包含的信息量较多。作者对这一结论作出的解释是, 在对经营成果的衡量中, 双重所有权结构在降低盈余信息可靠性的同时增强了股利信息的有用性。Healy et al. (1999) 和Bushee and Noe (2000) 研究表明, 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增多会导致信息披露的增多, 这可能是由于机构投资者给管理层施加压力导致的。与此相反, Bushee et al. (2003) 研究发现拥有更多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更不愿意召开公开的电话会议, 也就是说, 拥有更多消息和更强分析能力的机构投资者更不愿意进行自愿的信息披露。Ajinkya et al. (2005) 研究发现管理层预测的公布频率和实现的概率与外部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百分比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外部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高的公司所作出的未来盈利预测更加准确。Karamanou and Vafeas (2005) 发现拥有更好的治理机制的公司更倾向与披露管理层预测, 特别是不好的预测披露的可能性更大。这一证据表明, 更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会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尤其是当股东面临遭受损失风险的时候。Ali et al. (2007) 研究发现由创始人家族控制的企业会公布更加高质量的盈余公告, 在面临坏消息时更有可能对投资者提出警告, 但是对他们的公司治理情况披露得较少。同时, 他们发现, 家族企业会吸引更多分析师, 并且分析师提供的分析报告更具信息含量。同样Chen et al. (2008) 指出, 家族企业提供的盈利预测和电话会议较少, 但提出的盈利警示更多。在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披露研究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生性问题。公司的信息披露环境, 公司治理机制和观察结果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使得在他们之间很难建立因果关系, 并且很难确定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 自愿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

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是信息披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前人研究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方法有:AIMR排名法, 自构指标法, 报告盈余性质分析法。早期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中, 众多学者采用了AIMR排名法。但是Healy和Palepu (2001) 指出, AIMR排名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们认为评级机构只对美国规模较大的公司进行了排名, 数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他们仅仅依据公司经营业绩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进行评定, 这样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在1997年AIMR停止了对信息披露的评级, 这一方法便停止使用了。Botosan (1997) 在研究中最先采用了自构的指标来衡量信息披露的质量, 之后Francis et al. (2008) 和Shalev (2009) 也采用了这一方法进行衡量。但是, 由于指标的构建带有研究者较强的自主判断性, 所以其研究结果较难被复制和广泛运用。这种方法要耗费大量的劳力进行信息的收集, 所以仅仅适用在一些较简单的样本中使用。AIMR排名法和自构指标法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它们衡量信息披露的质量都同时包括了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 所以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单独衡量自愿信息披露的质量。近期, 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采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衡量信息披露的质量, 即对报告盈余的性质进行分析。Dechow和Dichev (2002) 用公司的现金流量和应计项目的相关程度来衡量应计项目质量, 然后用应计质量来代表整体信息的质量, 这样就衡量出了整体信息的质量。虽然Dechow和Dichev模型衡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方法在衡量盈余质量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Wysocki (2009) 的研究证实了Dechow和Dichev模型在区分操纵盈余和真实盈余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他对Dechow和Dichev模型进行了修正, 以获取公司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更多的相关性。现有文献表明, 衡量信息披露质量具有一定的难度, 现有的衡量方法存在着种种问题。其中最大问题是不能较好将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分开衡量, 希望以后的学者能够探究出更好的方法, 以能区分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 分别衡量二者的质量。

综合以上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由于分析方法的不完全适当, 自愿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 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在分析中并没有完整地包括自愿信息披露的所有成本和收益。其次,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关于计量的问题, 对于如何衡量信息披露质量, 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较适宜的方法。未来的研究, 应该关注如何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衡量信息披露的质量, 成本和收益, 并且寻求途径将自愿信息披露与强制信息披露更好地分开来进行分析。

三、强制信息披露研究

(一) 强制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

(1) 财务外部效应。当一个公司的信息披露不仅包括了本公司的财务信息, 还包括了其他公司的财务信息时, 我们就说这个公司的信息披露具有财务外部效应。公司在进行信息披露时, 很容易忽略披露的信息中包含的与其他公司相关的信息, 这种无意识披露所带来的积极的财务外部效应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福利。 (2) 真实的外部效应。当一个公司的信息披露影响到其他公司的真实决策时, 我们就说这个公司的信息披露具有真实的外部效应。Pae (2000) 研究发现, 公司对未来盈利预测的披露, 会影响其竞争对手作出进入或退出这一市场的决定。同时, Hughes (2002) 的研究也表明, 公司披露其未来盈利预测, 会影响其竞争对手的产量决策。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可以使得其他公司作出更好的决策, 那么强制性地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3) 代理理论。Holmstrom (1979) 年研究表明, 披露与经营相关的信息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这使得公司所有者能与代理人签订更有效的契约或能更好地监督代理人。因此, 信息披露就应该成为契约中规定的一部分, 并且强制信息披露的规定是一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信息披露方式。Shleifer和Wolfenzon (2002) 指出强制信息披露对于新进入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很多与代理理论有关的研究指出更多的信息披露能降低代理成本, 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强制信息披露一定合理有效。原因如下:第一当代理人重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时, 这种资源利用带来的只是社会福利的转移。第二, 当代理人放弃了可盈利的投资机会时, 其竞争对手会抓住这一机会。为了从代理理论角度支持强制信息披露规定, 研究者需要证明公司所有者不能进行强制信息披露规定而监管机构能够做到, 并且降低代理成本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4) 规模经济。共同会计准则可以通过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使得信息披露更具有效用。这可能使得投资者对单个公司经营的评估变得更加准确, 并且使得投资者在评估信息时产生规模经济效益。Mahoney (1995) 指出, 只要公司间的最佳信息披露水平基本相近, 强制信息披露规定就可以带来整体市场中资本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虽然支持进行强制信息披露的理由有以上四点, 但是还不能完全充分证明应该进行强制信息披露, 因为公开信息的增加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如强制信息披露会降低风险分散的可能性, 同时披露成本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此外, 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增多会减少其他市场参与者提供的信息, 这样会导致整体市场价格信息量的减少。

(二) 2000年公平信息披露法规

Bushee et al. (2004) 研究发现, 当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行以后, 公司并没有减少信息披露, 一些公司反而还增加了信息披露。与此相反的是, Wang (2007)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行以后, 代理成本较低的公司或专有成本较高的公司减少了盈余指导的发布。Kothari et al. (2009) 研究表明,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以后, 相对于好消息来说, 公司坏消息的发布量减少了。Gintschel and Markov (2004) 研究发现,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后, 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对股价的影响程度明显降低, 这表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改变了分析师预测所包含的信息含量。Mohanram and Sunder (2006) 研究发现, 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前夕, 个人分析师减少了一些经常涉及的股票, 而增加了一些以前不常涉及的股票的分析。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之前, 大的经纪公司的证券分析师, 可能与其所分析的公司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 能得到较多的内幕消息, 使其分析结果较为准确。然而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以后, 这些分析师的分析结果的准确程度却降低了。这表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对于营造了一个较为公平的信息披露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是否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这一问题, 也有着不同的研究结论。较早的研究, 如Eleswarapu et al. (2004) 得出的结论是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减少了股票的买卖价差。但是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如Sidhuet al. (2008) 研究表明,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导致买卖价差的逆向选择成分增加。Sidhuet al. (2008) 研究发现,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阻止了公司信息向资本市场的流动, 这导致那些内幕信息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 这样就会增加股票的买卖价差。他们的发现意味着,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并没有带来信息不对称成本的减少, 反而导致成本增加。Jorion et al. (2005) 对那些可以免于遵守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信用评级机构和必须遵守信息披露法规的证券分析师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在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以后, 相对于盈利预测, 信用评级结果可能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含量。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改变了内幕消息的传播途径。Francis et al. (2005) 采用了在美国进行交易但是免于受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约束的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对公开信息和分析师信息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 不是公平信息披露法规, 而是同期的其他事件, 对公开信息的有效性产生了影响。但是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对分析师信息的影响更加明显。所以得出结论,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并没有对公开信息产生作用, 仅对分析师信息产生了作用。Duarte et al. (2008) 研究发现, 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之后, AMEX和NYSE的公司的资本成本并没有发生该改变, 而NASDAQ公司的资本成本有小幅的增加。与此相反, Chen et al. (2010) 研究表明, 对美国公司来说, 在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实施之后, 股权资本成本有所降低。并且这一现象在大中型公司中较为明显, 而小公司中表现不明显。总之, 以上研究表明, 公平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 可能增加了信息披露环境的公平性, 减少了分析师获得内幕消息的可能性。然而, 在同一时期, 证券市场也存在着其他的一些变革, 如投资银行之间的兼并和收购。我们无法排除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因此无法清晰地辨别所得出的结论, 确是信息披露法规的实施导致, 还是由于其他变革因素导致。

(三) 2002年奥克斯-塞班斯法案

随着一系列失败的公司治理案件的出现, 人们意识到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30日通过了《奥克斯———塞班斯法案》, 美国希望通过这一法案的实施, 能够加强对公司治理的监督, 能够更好地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能够为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带来较大的改善。Zhang (2007) 研究发现, 在塞班斯法案可能通过的一段时期内公司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呈现负值。与此相反, Jain and Rezaee (2006) 研究发现, 当一些相关信息表明塞班斯法案可能获得通过时, 公司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呈现正值, 而当一些相关信息表明塞班斯法案不能获得通过时, 公司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呈现负值。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投资者认为塞班斯法案的通过带来的好处大于其可能造成的损失。还有学者发现, 在塞班斯法案通过前一段时间, 投资者对那些更符合塞班斯法案的公司的市场反应更为积极。Li et al. (2008) 研究了塞班斯法案通过前夕相关消息对股价的影响, 研究发现股价的波动与对塞班斯法案通过有利的消息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盈余管理程度也与该消息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的研究表明塞班斯法案能够约束盈余管理, 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别是对那些过去经常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Cohen et al. (2008) 研究发现, 从1987年到塞班斯法案通过的2002年,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逐年增多, 但是到2002年塞班斯法案通过后,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大幅度减少, 而真实盈余管理在塞班斯法案通过后大幅度增加。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在塞班斯法案通过后, 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发生了转变, 由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公平信息披露法规和奥克斯-塞班斯法案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 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者都同时强调了这些法规的实施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 并且尝试采用多种不同方法, 来分析强制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然而强制信息披露的研究仍然还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为何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还需要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什么原因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市场失灵, 从而必须采取强制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法规相关的收益和成本是指的什么, 分别应该怎样测算?在什么情况下相应的成本会超过带来的收益?

四、结语

通过对自愿信息披露与强制信息披露这两种不同机制的研究评述, 发现这两种信息披露机制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市场对信息的需求, 但是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目前信息披露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考虑不同披露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政策和强制信息披露政策之间的关系, 相关研究还较少, 对如何分别衡量自愿信息披露和强制信息披露的效果, 也尚未寻找到满意的方法。以后对这方面的研究应结合对企业、管理层、监管者、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Myers, S., Majluf, N.S., Corporate f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2]Cohen, D., Dey, A., Lys., T., Real and accruals-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and post-Sarbanes-Oxley era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3]Pae, S.,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effciency, and signal informativenes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2.

[4]Holmstrom, B.,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医疗信息披露论文 篇4

一、作者简介与文献结构

(一) 作者简介

保罗·M·希利 (Paul M.Healy) , 哈佛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司披露政策及其对资本成本影响、并购的有效性、盈余管理和管理层报酬研究, 会计著作杰出贡献奖和魏尔德曼奖得主。他的研究成果在《会计评论》, 《会计学及经济学杂志》, 《会计研究》, 《金融分析家》, 《哈佛商业评论》以及《金融经济学》上发表。克里舍·G·佩普 (Krishna G.Palepu) , 哈佛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司并购战略有效性、公司融资选择和投资者沟通程序研究, 美国会计协会会计著作杰出贡献奖和魏尔德曼奖得主。他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新兴市场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全球化的问题, 以及公司治理问题。

(二) 文献结构

《述评》以回顾资本市场大环境下有关信息披露监管、信息中介和公司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的文献为主体, 并指出一些关键的研究问题, 为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 也为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指明了方向。如图1所示, 本文的结构主要包括简介、信息披露问题研究、财务报告决策研究、这两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结论与启示这五部分。

(一) 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

(1) 信息披露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一是信息问题。信息或“柠檬”问题源于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异和相互冲突的动机, 其有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丧失 (Akerlof, 1970) 。现在有些著名的解决“柠檬”问题的方法:一种是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签订最理想合同, 刺激企业家完全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 (Kreps, 1990) ;第二种可能的方法是通过监管要求管理层完全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另外, 信息媒介如金融分析师和评级机构可通过分析和加工私有信息以披露公司管理层独有的信息。虽然如此, 仍然有很多经济和制度性的因素决定了合同签订、监督管理和信息媒介是否能够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因此, 有关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集中关注于这些因素的截面变化以及它们的经济后果。二是代理问题。代理问题产生于投资者投资于企业之后基本上不积极的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另一方面, 企业家可以通过发行具有更优先偿还权的债务来侵占投资者的利益 (Smith和Warner, 1979) 。代理问题也有几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签订的最佳合同;第二种减少代理问题的机制是董事会;另外, 信息媒介通过分析私有信息来揭露管理层滥用公司资源的行为;公司控制权市场, 包括敌意收购的威胁和代理人之间的竞争, 也能够减轻公司内部人和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同样有很多经济和制度因素决定了贷了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减轻和缓和, 信息和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为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研究者提出大量重要的研究问题。针对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监管在减轻信息和代理问题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审计师和信息媒介对增加管理层信息披露的可信性和新信息提供的有效程度;影响管理层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的因素;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2) 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监管规定。第一, 针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规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了资本市场的信息和代理问题。Leftwich (1980) , Watts和Zimmerman (1986) 和Beaver (1998) 指出, 若把会计信息当作一种公共商品来看待, 搭便车的现象将导致经济运转过程中会计信息的供给不足。信息披露监管的目的在于财富再分配, 而不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Posner (1974) 指出监管者更可能被他们监管的人打败。对信息披露来说, 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及其是否能够通过监管来纠正都是实证研究的问题。第二, 有关财务报告决策的监管。会计准则约束了公司管理层在准备财务报表时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研究大部分关注于会计准则是否为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增加价值。之前大量研究认为, 受到监管的财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相关性的信息, 会计数字的信息含量随着公司和国家的特征呈现系统性的变化。但是最近几篇研究文章指出, 在过去20年中出现了会计盈余和其他财务报表项目的价值相关性下降的现象。会计研究的另一个分支是检验根据新公布的财务报告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述评》指出了四个值得进行研究的有关会计准则制定的领域。一是现有的会计准则是否提供了及时的信息, 或者只是对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予以确认;二是如果能够检验所有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的话, 评估准则制定者正在考虑的关于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好处的研究应该更有可能提供有意义的证据;三是在会计准则制定上, 在未来可供研究的领域是探索哪些类别的会计准则有可能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最有用;四是未来有关准则制定的研究也可以探索跨国之间最优的会计准则。

(3) 审计师和中介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作用。第一, 审计师。审计师为投资者提供有关企业财务报表是否遵从公认会计准则的独立保证。股价会对盈余公告作出反映的事实显示, 投资者认为会计信息是可靠的。研究显示, 资金提供者要求把企业雇用独立审计师作为融资条件之一, 这表明资金提供者认为审计师能够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但可获得的证据表明, 审计意见并不能给资本市场传递及时的信号。第二, 中介机构。有关中介机构价值的研究大部分关注于金融分析师。学术研究关注分析师提供的两种主要指标的信息含量, 即盈余预测和购买或持有或出售的投资建议。这类研究表明金融分析师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价值。最近有关金融分析师动机的研究指出, 分析师有动机提高乐观的盈余预测和投资建议。有关分析师专长作用的研究发现经验、所述的经纪公司和所跟踪的公司或行业等可能会影响他们倾向的因素。同时, 对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决策和分析师是否跟踪该公司的决策之间存在的任何相关关系的检验发现, 公开的信息自愿披露既降低了分析师的成本, 也有可能降低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此外还有对其他中介机构如商业记者和债券评价机构的研究。审计意见的价值引发了另外一些研究问题:审计师为审计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如何影响审计师感知上和事实上的独立性以及他们审计的财务报告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审计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 这些变化对审计失误和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有什么影响;哪些因素会影响国家之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这些问题仍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 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决策

(1)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文献。基于市场是半强式有效、订立和强制执行合约的成本是显著的、监管过程中会产生政治成本的假设,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管理层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动机。这类文献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检验当存在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时, 合同订立和政治上的考虑在解释管理层会计政策的选择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 使用会计方法增加盈余的公司规模较小, 负债水平相对较高, 而企业应计项目的计提似乎受到薪酬合约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仍将会计方法和信息披露政策的选择作为合约签订过程的一部分。而虽然研究发现了一些有关企业会计决策的经验规律, 但对如何解释此类证据仍不清楚。

(2)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一是资本市场交易假说。Healy和Palepu (1993, 1995) 提出, 对于预期将要公开发行债券或股票, 或通过股权交易去收购其他公司的公司管理层来说, 投资者对其认同很重要。于是管理层通过增加自愿的信息披露以降低信息风险来降低他们的资本成本。Lang和Lundholm (1993) 的研究显示, 分析师对现在或将来发行新证券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评级更高, 这些公司在发股前的六个月显著增加了信息披露, 尤其是那些公司自身更有判断力的信息披露。Healy et al. (1999a) 发现, 公司在分析师提高对其信息披露评级后公开发行债券的频率异乎寻常的高。二是公司控制权竞争假说。De Angelo (1988) 发现, 为了争取董事会席位而发动代理权之争的股东, 经常把低迷的经营业绩作为要求管理层下台的理由。Brennan (1999) 研究发现, 在收购竞价期间, 目标公司更有可能公布管理层的盈余预测。三是股权激励假说。公司管理层同时通过很多基于股权的奖励计划直接获得报酬。相关研究认为, 管理层预测的发布和公司股票内部持有人的交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股票期权存续期间, 企业会推迟利好消息的公布而提前公布利空消息, 情况突然好转的公司其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报酬有风险时更有可能发布盈余预测。四是法律诉讼成本假说。股东诉讼威胁可能鼓励公司管理层增加自愿的信息披露, 也可能减少管理层信息披露的动机。Skinner (1994, 1997) 发现, 有利空消息的公司提前发布低迷盈利表现信息的可能性是那些有利好消息的公司的两倍多, 此外, 有亏损消息的公司更有可能被起诉。经验研究证据同时表明, 法律诉讼风险并不仅仅与利空消息的公司有关, 同样也涉及那些有利好消息的公司。五是管理层信号传递假说。Trueman (1986) 指出, 管理者有动机自愿发布盈余预测以反映它们的类别。目前还没有支持或反驳这一假说的研究证据。六是产权成本假说。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决策受信息披露可能会损害它们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一顾虑的影响, 公司有动机不去披露那些有损于他们竞争地位的消息。Hays和Lundholm (1996) 认为, 产权成本导致公司只有当他的各业务部门经营业绩相似时才提供各部门的财务数据。否则就有动机通过只报告总体经营业绩而免于让竞争者知道其部门间的业绩差异。Piotroski (1999a) 推断盈利能力下降和在各行业间盈利能力波动小的公司更有可能增加对其部门经营状况的信息披露, 这和产权成本假说一致。产权成本假说还可能会延伸到包括信息披露的其他外部性。

(3) 自愿信息披露的可信度。有两种可能的机制能够提高自愿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一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可以为管理层信息披露的质量提供担保;二是可以根据监管要求的财务报告本身推断之前的自愿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大部分有关自愿信息披露可信度的研究证据关注于管理层预测的准确度及其对股价的影响, 结果表明管理层预测和经审计的财务信息具有可比的可信度。也有证据表明, 投资者认为管理层预测提供了可信赖的新信息是合理的。对那些预测的准确度的检验表明, 它们比同一时期的分析师预测准确得多, 同时也是无偏的;此外, 金融分析师似乎根据管理层预测的信息修正他们的预测结果。其他证据显示自愿信息披露相比于强制的财务报表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更显著;还有证据支持了处于财务危机中的企业的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下降。

(4) 有关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的局限性。自愿信息披露的程度难以计量。使用管理层预测作为自愿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虽然存在计量精确以及明确的信息披露时点的优点, 但局限在于其准确度能够被外部投资者通过实际的盈利结果很容易的加以验证。而AIMR数据库虽然提供了一个比管理层预测更一般的自愿信息披露的计量指标, 但AIMR评审团的分析师们是否认真的评级、如何选择公司进行评级以及评级的偏差等, 这些问题仍不清楚。同样, 构建的信息披露计量指标由于需要作者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 且他们容易忽略公司与分析师的会议、电话会议等其他渠道的信息披露的缘故, 也不足以广泛应用。

(三) 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1) 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文献。大部分有关其他会计准则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研究都只发现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因素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 有关公司的会计方法变更的研究显示, 在宣布会计方法变更时的股票收益率及其对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的考虑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发现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 会计政策没有显著的股东财富效应;第二, 对于很多被研究的事件来说, 很难计量它们的股价效应;第三种解释认为, 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的考虑在解释会计政策变更时的财富效应在经济上是不重要的。

(2)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很多研究都检验了自愿信息披露的经济影响, 对公司来说, 进行广泛自愿的自愿信息披露可能有以下三种资本市场效应。第一, 股票流动性的提高。自愿信息披露能够降低有消息和没消息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Healy et al. (1999a) 发现公司在增加信息披露的同时, 其股价也出现了与当前盈余业绩无关的显著上涨, 公司的信息披露战略会影响股价对信息作出反应的速度。此外, Welker (1995) 发现, 分析师对公司信息披露的评级与股票买卖价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 资本成本降低。信息披露程度高的公司, 它们的信息风险因此降低, 其资本成本有可能低于那些信息披露程度低和信息风险高的公司。Piotroski (1999b) 发现额外提供与分部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司, 同期内资本市场对于它们的盈利估值会增加。这与公司的资本成本更低一致。第三, 信息调节增加。如果管理层的私有信息没有通过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得到充分的披露, 自愿的信息披露能够降低分析师获取信息的成本, 因而增加他们的信息供给。Lang和Lundholm (1993) 发现, 信息披露更充分的公司, 分析师对其跟踪度越高, 分析师的预测之间的离差越小, 分析师的预测修正也越少。Francis et al. (1998) 发现, 举行电话会议的公司的分析师跟踪度会有所提高。

(3) 自愿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影响研究的局限性。潜在的内生性是上述研究中最严重的问题。资本市场变量和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由公司的业绩引起的, 而不是信息披露本身。更一般的, 信息披露的改变不可能是随机事件, 它们有可能是与公司的经营和治理状况的变化共生的。

三、《述评》主要结论及启示

(一) 《述评》主要结论

一是受监管的财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信息含量的大小随企业及其所处经济体的特征而呈现出系统性差异;二是金融分析师通过他们对企业财务报告决策的分析、对未来的盈余预测和买入或卖出的投资建议, 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价值;三是审计服务存在市场驱动的需求;四是金融分析师和审计师都不是完美的中介, 部分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冲突的;五是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与他们对合约签订、政治成本和资本市场的考虑相联系;六是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其股价表现、买卖价差、分析师跟踪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有关。

(二) 经济环境变革中新的研究方向

一是迅猛的技术革新。近20年来在诸多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技术革新, 但其经济影响并没有及时、普遍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研究发现, 财务报表项目价值相关性的降低可以部分的用技术革新的增加来解释。而一些非财务业绩指标, 如市场总体规模和市场渗透度, 和股价的相关性比财务报表信息更显著。二是网络组织。组织形式的变革同样显著的影响了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性质。通过模糊企业的边界, 它们对实体计量的概念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于准则制定者来说, 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三是审计事务所和金融分析师商业模式的变化。审计事务所越来越依赖管理咨询业务, 而不是审计业务。同样, 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资助证券研究的资金减少, 金融分析师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承销业务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趋势可能会加剧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 因此引出了对信息媒体的作用的质疑。四是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产生了对财务报告全球化的呼声。尽管如此, 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似乎并不能很好的及时反映这些变化汇总许多变化的经济意义。因此, 未来信息披露的一个研究机会就是探索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如何作出调整, 以适应商业和资本市场环境的变革。

(三) 我国的研究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是资本市场运行有效性的基本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汪炜, 蒋高峰 (2004) 研究显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程小可等 (2004) 根据随机抽选的100个沪市公司样本, 证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呈逐年缩短的趋势, 且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越晚;年报披露及时性与盈余消息类型密切相关;盈余披露及时性显著影响了盈余市场反应系数。刘立国, 杜莹 (2003) 的研究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方面, 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论建议要解决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应该从完善公司治理入手。朱晓婷, 杨世忠 (2006) 依据中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2004年年报数据的研究发现:早披露年报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晚披露公司, 从而得出了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的肯定结论。张宗新等 (2007) 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代理变量, 证明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内在关联性, 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 其市场表现和财务绩效也都较佳。其它研究结论也都认同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弱势有效阶段,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信息披露制度亟待完善。

尽管如此, 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如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评价指数设置、披露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完善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对策等。

参考文献

[1]程小可、王化成、刘雪辉:《年度盈余披露的及时性与市场反应——来自沪市的证据》, 《审计研究》2004年第2期。

[2]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3]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市场》, 《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4]朱晓婷、杨世忠:《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分析——给予2002-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11期。

[5]Lang, M., Lundholm, R.Cross-sectional determinants of analysis ratings of corporate disclosur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3.

[6]Leftwich, R..Market failure fallacies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0.

[7]Kreps, D..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1990.

[8]Beaver, W..Financial reporting:an accounting revolution.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8.

[9]Paul M.Healy, Krishna G.Palepu.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

医疗信息披露论文 篇5

随着机构投资者队伍的不断壮大，我国投资者的决策日益理性化，因此公众对上市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的公正性、完整性、及时性、有效性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正逐渐转变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认识，开始意识到建立和完善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是提高上市公司信誉形象、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投资者投资信心、降低融资成本等的重要举措。因此从信息的需求者与供给者两方面都提出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要求。

如今网络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改变着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网络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和传播的方式、途径和方法。从信息披露的方式来看，上市公司自建网站进行信息披露并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强制规定的，属于相关监管部门的推荐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网站信息披露是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一种方式，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具有创新意义。

2003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中首次引入自愿性信息披露这一概念后，引发我国管理学界、社会学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这份指引中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指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各种活动和方式自愿地披露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规定应披露信息以外的相关信息。而后2005年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自愿性信息披露日益成为我国财会界的重点研究课题。

二、评价指标及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早在1999年海德林(Hedlin)将上市公司网站中的投资者关系版块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网络存在阶段，公司利用网站提供一般性的公司背景信息;第二阶段公司开始利用互联网向投资者提供更加有使用价值的信息;第三阶段公司则可以利用互联网的特有的技术优势与投资者进行直接沟通。而后著名学者格林(Jorn Geerlings)等在2003年对此进行了更进一步细化。这对后期关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起了指导性作用，较多的研究都是在这三个阶段上进一步细化得出的。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种相对综合直观的、数量化的研究指标体系，用以评价和对比中国上市公司与美国100强公司的网站信息披露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表2和表3。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统计，过程全部采用手工处理。通过巨潮资讯网、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和上市公司年报等方式方法找到上市公司的网站，然后登录其网站，根据其网站的设计和信息的披露对照评价指标进行统计。

中国样本公司的选取。本文中以全部上证A股公司为研究总体，共2348家。剔除A股、B股同时上市以及ST、*ST公司后，选取样本公司2 080家。剔除原因为A、B股同时上市的公司，其信息的披露不仅仅受到我国法律法规的影响与约束，还受到国外法律法规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其信息的披露不能完全反应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现状，故将其剔除。鉴于ST和*ST股票的特殊状况，为防止其信息披露水平不能反应正常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本文中也将其剔除。由于样本的数据量过大，考虑到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在操作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1, 21, 41, 61·····)选取其中104家公司。

美国样本公司的选取。在本文的研究中认为，既然要进行对比借鉴，就应当选取相对优秀的公司来对比，以达到最优的借鉴效果。因此本文选取2011年《财富》杂志评选出的美国本土前100强公司。

本次调查网上观测和测试时间是2011年10月30日～11月30日，之前之后的情况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本文的研究仅限于此。

三、中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对比分析

首先本文统计了所选取样本公司的网站可进入性及是否有投资者关系频道。在统计中，把没有网站或者网站不可访问无法读取数据的，归为一类，将其称之为网站信息不可获取的一类。将有投资者关系及类似频道的网站，统一暂归为设置了投资者关系或类似频道。而没有这些频道的，或者有相关频道但频道内无内容的归为无投资者关系频道或内容无法获取。

在这样的基础下，中国104家公司，美国100家公司的网站状况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的网站建设仍然很不健全。在调查中，美国所有的样本公司都有网站，且网站都可以进入，而且99%的网站都设有投资者关系相关频道，而中国约有85%的公司网站可以顺利进入，而且有近1/4的公司没有投资者关系或者类似的相关频道。由此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对网站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一）对网站技术支持水平的统计分析

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下，进而对网站可获取且设置了投资者关系或相关频道的样本公司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本文首先对网站技术性支持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其统计结果见表2。

从整体上可以看到中美上市公司在网站信息披露的技术性支持水平上有着较大的差距：

1.在线交流

中国上市公司中仅有62%设有投资者在线交流，而在这其中，部分公司仅仅是设计了在线交流，但企业并未参与其中或者很少参与其中。相比之下，美国近82%的上市公司设立了在线交流，86.87%的公司网站都提供常见问题答疑，而且只要设置了在线交流的公司，企业都参与其中，方便了投资者详细的了解企业状况，实现互动交流。

2.定制服务

中国上市公司网站中仅有不到5%设置了公司信息的定制服务，而美国有近66%的公司都设有RSS定制，并与此同时，他们还提供了转发、分享、email等选项直接将信息分享的途径，这样可以方便投资者浏览信息，掌握投资公司的信息，保护自己的利益。

3.联系方式

在本文的统计中，负责人联系方式方面，不是简单的统计是否公布了董事会秘书，证券代表的联系方式，而是统计了投资者管理版块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在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到中国仅有25%的公司公布了在线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这些联系方式包括在线QQ、邮箱、电话等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中国的上市公司大多只提供了一种，且以提供邮箱方式为主。而在美国82.83%的公司都公布了在线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而且其提供的联系方式往往不止一种，多数包括电话、邮箱等两种。这样进一步方便了投资者进行咨询，以对公司进行直接的了解。

4.在线财务分析工具

从表2可以看到65.66%的美国公司网站均提供了在线财务分析工具，而在本文所统计的样本中没有一家中国上市公司提供此服务。

5.相关链接

中美公司网站相比之下，我国上市公司网站建设在相关链接方面令人满意。我国上市公司中71%的公司网站都有相关网站的链接，这其中一半以上的公司都链接到了证券交易所、国资委网站，还有一部分链接到分公司网站、行业网站等，方便了投资者或者潜在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状况。而美国公司仅有不到一半的公司建立了网站外部链接。

（二）信息披露内容指标的统计分析

本文对网站的信息披露内容的各项指标体系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网站信息披露内容的丰富程度远低于美国公司网站。本文仅就较明显的股票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分析。

1.股票信息披露

关于股票价格、分红等信息，美国超过90%的公司都会进行披露，而且不仅仅披露当前市场信息，还包括多年来的历史状况，最长远的历史甚至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中国80%的上市公司会公布股价信息，其中大部分仅仅公布了当前的市场信息，一般仅以一个趋势图说明。而关于股票的分红、配股、送股等信息，仅有43%的公司披露，这非常不利于投资者做出关于股票的判断。即使在当前股票价格信息的公布上，中美公司仍然存在较大的区别，美国公司在公布当前股票价格时一般会注明有15分钟或者20分钟的延迟，而中国上市公司网站在说明这方面的信息时，仅仅是简单的放一张图片在网站中，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而关于股票分析的信息，中国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网站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而美国公司不同，通常都会在投资者关系版块中，单列一项关于股票分析的栏目，并且都列明信息来源及分析师联系方式等。方便用户了解股票信息，并且帮助其判断这些信息的可靠性。

2.强制性信息披露

在强制性信息披露方面，中美也存在较大差别。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要求上市公司进行披露的信息，虽然没有强制要求披露在公司网站上，但作为基本公司信息，理应进行一定的披露。美国公司全部进行了披露，中国上市公司在其网站进行披露的比例虽然达到了80%以上，但是与美国相比差距还较大。充分说明，网站信息披露的质量不仅受技术或者市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本身的主观意识。美国公司的网站不仅仅披露了当年度的信息，还披露了这些报告的历史档案：例如约翰·洛克菲勒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其历史信息可以追溯到近20年前;又如雪佛龙公司，它是由雪佛龙石油公司与德士古石油公司在2001年10月9日合并称为“雪佛龙———德士古公司”, 2005年5月9日雪佛龙德士古宣布，更名为“雪佛龙公司”而来，而在其网站关于强制性披露的信息的披露甚至都包括着合并之前两家各自的报告，可见美国公司关于强制披露的信息公布的重视程度之高。相比之下，中国很多上市公司都没有涉及到历史信息，即使涉及到，最多的也仅有最近5～6年的信息，当然这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市场尚不成熟有关。

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而关于公司的基本情况信息中，公司简介和公司产品与服务、公司新闻等的说明方面差别并不大，而在公司文化、公司战略规划、运营数据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尤其是公司的社会责任。虽然证监会与原国家经贸委、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均颁布文件，指出上市公司应当关注社会责任方面信息的发布，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就目前统计来看，仅有大概16.5%的上市公司在网站上披露了此方面的信息，而其中大多数上市公司仅仅是将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放在网上而已，或者仅仅是简单的公布了公司的几件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而已，很不规范。相比较之下，美国上市公司虽然很少有将社会责任报告放在网站上的，但是多数都设立了社会责任版块，里面分社区建设、环境、安全、员工等多方面进行信息的披露，十分详细，且更新十分及时。

四、结论

虽然上市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中是否发布、何时发布、发布何种信息属自愿行为，但就目前的统计结果来看，从基础的网站建设到信息发布、投资者交流的技术性支持水平再到发布信息的内容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在这方面的意识较之于美国公司而言有着较大的差距。

本文以网站信息的披露为视角研究中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差别，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在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一差异的产生原因，并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尤其是网站信息披露水平，真正实现信息的披露为投资者服务，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摘要：本文根据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 分析得出中美两国上市公司网站信息自愿性披露评价体系, 包括基础应用、技术性支持水平、信息披露内容3方面共计33项指标。根据该指标体系对104家中国上市公司和100家美国上市公司网站进行调查统计, 经过分析得出中国在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相较于美国上市公司而言有着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自愿性信息披露,中美比较,投资者关系管理,股票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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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dlin, P..The Internet as a vehicle for investor relations:the Swedish case[J]The EuropeanAccounting Review, (1999) 8 (2) :37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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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玲.预测性财务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D]西部财会.2009 (, 3) ::32-33

[7]梁爽.基于代理理论的会计信息披露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1, (6) .

[8]马玉珍袁翠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研究[C]中国会计学会2011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

[9]齐萱宋金凤林颖松刘婷.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国际比较与借鉴[J]公司治理评论.2010, (3) .

医疗信息披露论文 篇6

1 我国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1.1 强制披露存在问题分析

企业信息强制性披露存在的问题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引起企业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进一步改进与优化完善, 企业被强制披露的信息内容与范围越来越大, 企业信息的公开度大幅提升[4]。但是, 强制披露可能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信息披露成本偏高。由于我国对企业信息披露缺乏一整套系统的明确的法律法规, 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界定不明确, 导致企业进行信息披露所承担的有形成本与无形成本普遍较高。学者研究表明, 企业信息披露成本在逐年增大, 而且信息披露费用极为高昂, 近年来, 信息披露费用在210万元~1000万元区间的企业就高达33家。

第二, 信息披露的监管成本偏高。我国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法律法规详细而且复杂, 仅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则就高达计38项。当企业信息披露出现违规操作时, 监管部门需要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进行调查取证, 企业责任追究困难重重, 资金耗费巨大。因此, 信息披露的监管成本偏高直接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

第三, 强制披露内容存在过量和不足。根据我国信息披露制度规定, 企业信息强制性披露内容应当包括公司股票和股东信息。但是, 市场调查发现, 强制披露内容存在过量和不足。中小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把股东数量和内部股东持股情况作为商业机密, 以免对其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1.2 自愿披露存在问题分析

第一, 自愿披露的成本效益较低。企业自愿披露信息所引起的效益主要包括提升企业的市场诚信度, 优化融资环境, 改善企业与投资者的关系以及降低企业诉讼风险。但自愿披露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 对外公布的信息可能会暴露企业的劣势所在, 造成企业商业机密外泄, 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与诉讼, 产生一定的商业纠纷。

第二, 成本效益判断难以量化。由于企业信息披露的成本效益难以量化, 企业管理者需要凭借以往的经验进行主观的判断, 甚至要选择性地处理将要披露的信息, 以免引起商业纠纷,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这个工作的难度比较大, 需要管理者具备一定的经验与能力。

2 两种信息披露方式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2.1 信息内容合理分派

合理分配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的信息, 是两种信息披露制度均衡运用的重要途径。虽然企业信息在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选择上没有具体的量化的标准, 但企业信息披露在两者之间的合理分派依旧具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信息的特征判断是信息内容选择披露方式的最理想途径。依据信息的可观测性和可核实性差别比较, 来选择信息的披露方式;二是否采取强制披露取决于信息是否能够进行有效地监控和执行;三是选择披露方式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效益。如果信息披露收益明显低于成本, 主要是涉及企业内部机密的信息, 由企业自身来决定是否披露该信息[5]。

2.2 两种信息披露制度应各有侧重

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制度各有侧重, 两者可以实现功能互补。由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主要依据企业的市场经营需要, 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则受到法律法规的强制力约束, 因此应该发挥其各自的优势, 相辅相成。

2.3 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平衡发展

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之间实现平衡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综合考虑投资者利益和企业利益。实现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制度共存互补的同时, 要分清楚两者的主次地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成熟阶段, 企业信息披露应该主要采取强制披露方式, 自愿披露作为次要手段。但是, 两种信息披露制度的设计要均衡进行, 不可偏颇, 自愿性信息披露依然要受到重视, 提升企业自愿披露信息的积极性。两种披露方式的平衡发展有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维护。

3 结论

我国企业信息披露问题直接关系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因此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应该得到进一步提高。现阶段我国企业信息自愿披露与强制性披露所存在的问题应该得到政府和企业自身的重视, 积极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企业信息内容合理分派, 两种信息披露制度平衡发展, 我国企业信息披露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进与优化。但由于本文所涉及的知识面有限和考虑问题的角度限制, 并没有完全从根源上解决该问题, 我国企业信息强制性披露与自愿披露所存在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徐明磊.论会计信息强制披露的适度性原则[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1) .

[2]季荣花, 王金龙.企业强制与自愿信息披露的协调利用[J].价值工程, 201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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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宽云.美国的自愿披露研究[J].上海会计, 2003:48-49.

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篇7

一、企业单位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研究

(一)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目的存在不明确情况

通常企业单位的经营者往往就是投资者, 即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同一的,所以不需向股东报送会计报表,只需向税务部门、贷款银行定期报送月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经过审计的年报。 税务部门所关注的是各项应纳税额,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关注的是注册资本,而且其需要的会计信息相对较少, 这种制度使企业管理当局容易忽视对外提供会计报表的重要性,导致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完整。

(二)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存在欠规范情况

我国会计法规对企业单位的会计核算进行了简化。 这将会导致会计核算的不规范。 此外,由于企业单位财会人员业务水平有限,企业单位的业务不稳定,企业损益在时间序列分布上往往不平衡,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的限制,使得披露出来的信息参差不齐,口径不一致,导致会计信息可比性较差。

(三)会计信息不真实的情况存在

会计信息存在披露不真实的情况, 是现代企业会计工作中存在问题中危害最突出的一种,经营管理人员在利益驱动下,会安排会计工作人员披露不真实的会计统计信息, 造成了财务管理的不真实现象的发生,误导了投资人的利益和投资方向,影响了企业的正面形象和信誉。 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表现形式是虚假的会计报告, 虚假的项目价值统计或不披露有重大价值的信息。

(四)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相关性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领导者更重视局部经济效益情况,在会计信息统计披露中,主要依据是历史数据信息,对于信息的是否可靠,成为是否为会计信息统计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主要依据。 缺乏相关的联系。 目前企业在做账过程中主要采用手工方式或者财务管理软件, 对于企业的特殊业务无法进行正常的信息统计和核算, 财务部门之间使用的财务软件也各不相同,在信息交流和传输中造成不统一情况的发生,对于各个财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一致性造成的被动影响。

(五)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合理

现行企业单位会计信息披露基于历史数据, 不能满足复杂的经济变化的需要,也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信息披露的客观要求。 企业单位会计业务的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单位的会计信息披露不应局限于传统会计报表的固定格式,而是应该围绕自身特点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进行会计科目的适当增减和合并, 以充分合理地反映中企业单位会计的特殊事项。

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措施

(一)外部审计方面

首先要完善审计制度和审计程序。 完善审计制度,需要立法部门将审计目标和会计目标、法律法规结合起来,使三者在统一整体中共存, 且互不冲突。 除此之外,审计制度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国际上的惯例接轨,使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同步发展。 其次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和道德水平。 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就必须完善注册会计师的通过考试,而且考试的内容应更注重对应试人员综合能力的考核; 在通过考试并成为注册会计师后应加强对其培训。

(二)政府监督方面

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规。 国家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应从整体考虑,兼顾大局,使监管的整体作用发挥到最大,为企业单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加快和企业单位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要围绕企业单位的特点制定一些适合企业单位的会计披露政策。 适当借鉴国际经验,通过立法明确会计主体的法律责任,加大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违纪、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其次是要强化监管人员素质。 选拔人才时应任人为贤,在从业期间应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岗后培训和过程监控。

(三)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方面

首先要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 通过制定合理的程序来组织企业的生产管理工作,使不同岗位之间互相牵制,合理分工,突破企业单位所有者一人控制企业日工作的管理模式,以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 同时要改进企业的人才选拔制度。 企业单位多数是家族企业,在选用人员的时候就要改变企业任人唯亲的观念,选择真正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 其次是要不断提高财会工作人员素质。 要抓好会计人员素质的建设先要对企业单位贯彻财政部要求的会计人员必须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岗的管理制度; 对在岗会计人员制定业务能力考核的制度, 实行优用劣汰制,提高财会队伍业务水平;培养复合型财会管理人才,使会计人员既懂会计知识,又能掌握现代化计算机技术在会计中的运用。 其三是要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 企业单位应围绕《会计法》《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会计制度,设置必要的账簿,编制会计凭证,并且定期编制财务报表。 会计制度要能准确、全面地体现企业经营成果,准确记录企业单位资产存量、现金流量情况,为银行、金融公司和其他债权人提供有关财务状况、资信等级的报告,同时能够准确地向政府的相关机构和税务机关提交各种报表和纳税申报资料。

三、结束语

综上,笔者主要分析了当前企业单位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工作实际谈了如何加以改正。 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真正做到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化、透明化、公正化和充分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希望本文所谈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单位会计信息披露的高质量提升。

摘要：在本文中探讨当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自身工作谈一谈相关解决措施。

关键词：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措施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振林,王德广;浅谈人民银行会计信息质量保障机制建设[J].财政监督,2012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