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精选12篇）
乾嘉学派 篇1
南斯拉夫是1929年至前2003年建立于南欧巴尔干半岛上的数个国家的总称。说起前南斯拉夫二战时期的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 我想众多的中国观众, 特别中老年观众, 依然会怦然心动。40多年前, 前南斯拉夫人民在总统铁托的领导下, 在抗击德寇的过程中所向披靡, 以这些丰富生动的素材摄制得前南斯拉夫影片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殊不知, 除了电影, 热爱艺术的南斯拉夫人在动画上同样也享誉世界。“萨格勒布学派”是发源于前南斯拉夫的著名的动画学派, “萨格勒布”即南斯拉夫解体后解体后的国家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学派”这个概念是由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 (Georges Sadoul) 在他的著作《世界电影史》中首次提出的, 他这样描述“萨格勒布学派”:“从1955年起, 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市有一个崭新的学派推出了几位杰出的动画家, 他们有的受‘美国联合动画制片公司’的影响, 有的受西方某些绘画风格的影响, 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拥有极其独特, 无比吸引人的想象力”。“萨格勒布学派”缘起于1920年, 正式发展始于195年, 1953-1954年开始至1964-1965年结束的10年时期是其辉煌时期, 之后“萨格勒布学派”由于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并于1991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期间共出品了600多部具有独特风格的动画电影, 获得了超过400个国际奖项。今天的萨格勒布所属的国家克罗地亚已经不再把动画作为主要发展产业, “萨格勒布学派”的曾经辉煌被人们慢慢的遗忘了, 本文把“萨格勒布学派的发展史”分为五个阶段, 以期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鲜为人知的动画学派。
一、“萨格勒布学派”兴起时期 (1929~1936年)
“萨格勒布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 受过苏联培训、参与过苏联影片的创作的波兰人Sergei Tagatz来到南斯拉夫后, 制作了很多以动画形式表现的广告、商标、故事片的预告片以及科教片。之后从柏林移居南斯拉夫的犹太人Maar兄弟为躲避纳粹, 变卖资产, 到萨格勒布开了一家电影公司——马尔汤影片公司, 为南斯拉夫动画带了活力, 该公司一直生意兴隆, 直到1936年广告片衰微后才宣告结束。[1]
二、“萨格勒布学派”发展时期 (1950~1952年)
1941年四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期间的南斯拉夫无条件地禁止任何形式的动画创作。1950年, 讽刺周刊《Kerempuh》的漫画家Vladimir Delac, Borivoj Dovnikovic等人开始制作克罗地亚隶属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第一部独立动画电影。南斯拉夫第一部动画电影《大会》创作于二战后的1949年。《大会》尽情嘲讽了苏联新闻部长针对“铁托民族主义”的不悦, 纪念南斯拉夫的脱离苏联阵营成为名的嘲讽动画经典。在此成功的基础上, 1951年, 克罗地亚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动画电影公司杜加电影公司 (也叫做彩虹电影公司) 。Kerempuh的成员聚集到了杜加电影公司并被吸收, 培养了100多名新的动画工作者, 他们一口气生产出5部黑白的动画, 这是克罗地亚持续地专门生产动画电影的开始。然而不幸的是, 1952年因为经济的大倒退, 动画业已如奢侈品般不合时宜, 杜加电影公司被取消了。之后, 杜加公司被腾空用作他用, 前南斯拉夫动画业陷入沉寂。此时, 一位喜爱动画的营造建筑师Nikola Kostelac适时出现了, 他挽救了一批散落在“杜加电影公司”的分镜头稿, 把这些资料带到“左拉电影公司” (Zora Film) 就这样, 前“杜加电影公司”的几位员工受邀回到岗位上。当时Kostelac, Aleksandar Marks等人就窝在Kostelac的公寓一角创作, 摄影机、设备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 他们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摸索出了一套绘制、着色的程序, 制作了南斯拉夫第一部彩色卡通片——《ittle Red Riding Hood》, 可惜并未与世人见面。
三、“萨格勒布学派”10年辉煌期 (1953~1963年)
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 由于南斯拉夫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经济取得大幅进展, 曾在“杜加电影公司”受过培训的员工们开始心急于回到动画。当时萨格勒布新开了一家英语书店, 这些工作人员接触到美国联合制片公司 (UPA) 介绍和Bob Cannon的书《Gerald Mc Boing Boing》, 他们开始急于知道那些美丽的动画是如何做出的。受这些新思想的启迪, 一群资深漫画家开始制作他们自己的广告影片。1953~1963年是南斯拉夫经济大发展的十年。1953年, 克罗地亚工会的电影工作者建立了一个电影公司——萨格勒布电影公司。1954–1955年间, 他们共制作了十三部广告影片, 长度不等, 从30秒到一分钟, 其中十一部是彩色影片。
1956年,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动画部成立了。公司在政府强大的资金后盾支持下, 吸收了很多原来“彩虹电影公司”的动画师。同时, 一大批年轻人才也慕名而来, 萨格勒布这个城市成为南斯拉夫动画制作中心,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也成为一个品牌开始大量制作动画片。他们夜以继日地制作出得《Playful Robot》在Pula电影节中还是赢得了大奖,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进而建立了萨格勒布动画片厂。[2]萨格勒布动画片厂的最初两年是朝气蓬勃的, 制片经理给予不同创作部门足够的空间, 并鼓励竞争。但不久动画部门宣布解散, 整个机构被并入萨格勒布电影制片厂。1958年的春天, 南斯拉夫卡通艺术家们在奥伯豪森收获了他们的第一次成功。他们继而加入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特殊的动画电影计划, 在戛纳电影节的帮助下, 他们重拾广告片, 也正是此时, 历史学家Georges Sadoul提出了“萨格勒布学派”说法。
1962年由萨格勒布电影公司出品的动画片《代用品》获得了第34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萨格勒布学派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从此, 萨格勒布动画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和灵魂, 它开始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国际动画舞台上, 这群工作在同一个电影制片厂、对同一种媒体有着相似的理解、作品风格相近的电影人将自己鲜活跳跃的艺术灵魂注入到每一部作品当中, 他们制作的动画片受到了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代用品》之后, 《A Game》《Tup Tup》《Dream Doll》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提名。1963年, 南斯拉夫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个阶段的南斯拉夫动画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幽默题材、现实题材、和实验动画。
四、“萨格勒布学派”动荡时期 (60-70年代)
60年代中后期开始, 南斯拉夫政治和经济的波动, 使得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动画受到了影响。1964年, 片场的危机也逐渐过去了, 制片厂开始倾向于喜剧动画的创作, 萨格勒布动画中的故事性开始减弱。这段时期涌现了不少极具趣味性的作品, 如Dovnikovic的《without Title》、Zaninovic的《The Trumpet》等。值得注意的是, 1965年是整个南斯拉夫电影史上极具突破性的一年。Mimica在《Prometheus》中使用了电影语言刺穿了官僚主义。Serbie Aleksandar Petrovic在《Three》中阐述了战争主题, 说明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困境。Purisa Djordjevic的《Girl》用梦魇和现实展现了党派间的争斗。1966年, 人们流行读卡夫卡的作品。萨格勒布的动画此时出现了许多类似题材的动画。Mark和Justrisa的《Fly》寻求的是一种人与宇宙的平衡。其中, 苍蝇越长越大, 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的恐怖场景使它成为萨格勒布学派最值得纪念的动画。
1968年, 这种无叙事性的风气最后止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意外事件, 即“布拉格之春”事件,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南斯拉夫外有苏联强权政治威胁, 内有尖锐的民族矛盾, 使得萨格勒布动画也开始将视野转向政治事件。Draigc的《Passing Days》是对隐私侵犯的强烈抨击。Grgic和Stalter的《Scabies》证明了巨人式的镇压背后的可怕后果。这些卡通片中的奇迹是他们展示的一件事, 但是却代表了一类现象, 展现了南斯拉夫人民面对自由的反应。这些动画绝不是一种娱乐性的产物, 他们包裹这一种对强权政治坚决抵抗的信念。他们开始实行一种联合生产制度, 即卡通片在做出来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的市场购买, 除此之外, 工作室在自己制作一些广告片。《Professor Balthasar》系列是最成功的销售案例之一。1972年, 政府为落实文化复苏政策, 当年的动画片产量略有回升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1974年, 动画片的创作遭到了大规模的干预与控制, 艺术家与政府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 动画片的生产数量明显下降。南斯拉夫动画创作的中心由萨格勒布转移到了斯科普里 (Skopje, 南斯拉夫东南部城市) 、卢尔布雅那 (Ljubljana, 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 和诺维萨德 (Novi Sad) 。萨格勒布在南斯拉夫动画领域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
五、“萨格勒布学派”衰落时期 (1980~1991年) 及今天的“萨格勒布学派”
1980年5月4日, 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人民的领袖铁托逝世, 经济危机爆发, 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3]1982年, 与艺术有关的活动被迫停滞, 当年第五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的大奖赛冠军空缺。1990年到1995年之间, 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因民族对立引发战争。1991年, 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两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 南斯拉夫的动画制作也随即全部停止。10年的动荡, 民不聊生, 很多艺术家开始到国外寻求发展和稳定的环境。曾经辉煌的萨格勒布动画也很快地衰落了。
1995年, 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进行重组, 但是克罗地亚独立以后,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萨格勒布电影公司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公司管理方式迥然不同, 新的萨格勒布电影公司负责制作生产和发行电影于一身, 而动画只是公司的一个小的方向。设有一个总经理 (Dragan Svaco) 和一个艺术总监 (Josko Marusic) 。艺术家们不再像社会主义时期一样可以不考虑影片的商业价值和市场, 如今公司根据动画创作者所参与影片的预算支付相应的报酬。同时, 创作者们还能从影片的赢利中获得20%的分红。新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许更有利于公司在当今全球性的商业竞争中生存, 但同时也意味着曾经以追求动画艺术性而著称的萨格勒布学派精神最终要成为历史了。
萨格勒布动画电影的新一代人中, 仍旧有很多导演、动画师为萨格勒布学派增添着国际声誉, 他们仍旧恪守着萨格勒布动画最初的艺术信仰, 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期待萨格勒布学派会再次收获一个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杜·伏科蒂克.《动画电影剧作》世界电影, 1987.6, 第72页.
[2]薛燕平.《主流动画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7, 第1版.
[3]孔寒冰.《东欧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乾嘉学派 篇2
(1)国势学派为统计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起了一个至今仍为世界公认的名词“统计学”(statistics)，并提出了至今仍为统计学者所采用的一些术语，如“统计数字资料”、“数字对比”等。国势学派建立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显著事项”，它事实上是建立统计指标和使统计对象数量化的重要前提；
(2)国势学派在研究各国的显著事项时，主要是系统地运用对比的方法来研究各国实力和强弱，统计图表实际上也是“对比”思想的形象化的产物。
政治算术学派对统计学的贡献：
（1）格朗特对统计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若干统计方法的提出。
（2）配第的贡献则在于把统计方法引入到比人口统计更为宽广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并对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性质上的阐述。配第认为所使用的“计量”方法是很不寻常的方法，赋予了统计学发展史的一个全新的思路，即实证的思路，而实证的结果则通过数字的形式给予表述。配第初步构建了政治算术学派的理论体系，为近代统计学奠定了初步基础。因此，19世纪中叶的克尼斯、瓦格纳就声称政治算术才是“真正的统计学”。
概率论早期的代表人物对统计学的贡献
1、费马与帕斯卡在统计方面的贡献：一起奠定了概率论的理论基础，为概率统计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两人被誉为概率论的创立者。
2、雅各布·贝努里的大数定理雅各布·贝努里是 “大数定律”的最早揭示者。雅各布在数量统计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他创立了大数定理中最早的一个定理——伯努利大数定理；证明了大数定理的局部情况，对概率论及其在统计学，特别是抽样法的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雅各布的巨著《推测法》，是概率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3、亚伯拉罕·得·莫瓦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论题上：（1）概率加法与乘法运算的一般法则；（2）二项分布法则；（3）概率母函数；（4）关于赌徒破产持续时间问题的新的与一般解答；（5）二项分布的极限形式。
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的较量 篇3
【关键词】自然法学派 实证法学派 期待可能性 实质正义
一、影片所反映的问题
从控辩双方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对法官执行自己国家的不正义的法律时判决其有罪是否符合公平与正义?二是国际法庭是否对个人有管辖权?三是法律是否应该溯及既往?因为在大多数的国家刑法是不溯及既往的,如果要对战犯进行审判,在其实行行为之前应该有法律认定其为犯罪。而在1945年8月8日,在新成立的联合国的影响下,美苏英法四国签署了“伦敦四国协定”,一致决定建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战争罪犯。但审判德国纳粹领导人仍然难以找到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依据伦敦协定审判战争罪犯可能引起这样的说法,即认为本法律是一个新的法律,而被告进行为本法律所谴责为犯罪的各项活动时,这一法律尚未生效。上述问题之所以存在则是由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共存所造成的。
在法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主要有两大学派的对立: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虽然自然法学派经历了古代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近代自然法学派和现代自然法学派,其内容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其基本主张还是相同的。
自然法学派基本主张是:自然法的本质就是正确的理性;自然法是正义的基础,凡是正义的才是善的和理性的,正确的理性指明了善与恶,规定了正当的行为与非正当行为的界限,因而为正义奠定了基础,作为人类行为规则的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即正确的理性。因而非正义的法律是无效的,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自然法是唯一绝对有效的法律,它高于人定法,人定法不得违背自然法,否则将不是法律,即“恶法非法”。
实证法学派则认为只有实证法才是法律,所谓实证法,就是国家确立的法律规范。基于这个观点,被统治者认可的现行制定法、程序和习惯才是有效的法律,而一般的或普遍的法律原则、概念和理论等应然层面上的东西,则毫无实际的法律效力。纳粹分子正是运用了这种理论创造了“恶法亦法”的论断。
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如果根据不同的法学派则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从自然法观念来看,当纳粹德国制定的实定法违反了自然法上的正义、公正等价值和原则时,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应坚决拒绝这些恶法的执行,否则就是不义。因此对这些法官进行判决有罪便是符合公平正义的。既然自然法是永恒存在的,就不存在所谓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管辖权的问题了。相反,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除了实定法本身外,并不存在符合所谓正义原则的自然法,正义意味着忠实地履行实定法。进而,纽伦堡法庭根本没有案件管辖权。
由此可见,根据不同的法律哲学理念对本案可做出完全相反的两种判决。显然海伍德法官坚持自然法的观念对被告进行审判;而恩斯特•简宁认为国际法庭对其没有管辖权显然是坚持了实证主义法学的观念。当然对于本案自然法学战胜了实证法学。其实在法学流派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法学一般是占据上风的。但笔者认为,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都有其缺点:自然法学过于抽象,缺乏灵活性,属于形而上学,与现实联系较少;而实证主义则过于追求形式和表象,完全否认价值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两者相结合,这样便是使具体与抽象、概括与具体相结合,对于解决法律问题大有裨益!
二、关于影片中法律问题中的思考
1、有无期待可能性
影片结束,对于被告都做出了判决,我们暂且不管判的是轻是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判决时是否应考虑当时法官的处境,也可以说有否期待可能性使法官不去执行这种不义之法。那些被纳粹适用为法律的不义之法,法官去执行它,等待他的将是国际法庭的审判,要么对这些法律拒绝采用,那他将沦为德国法制下的罪人。笔者不禁去想我们是否对法官施加了太大压力?
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它们分别占据道德标尺的两端,以一个看不见的指针为界。在富勒看来,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它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为出发点。而义务的道德则以人类所能达至的最低点为出发点的。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至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原则。如果有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上取得成就,人们就会称赞他;如果失败了,人们不会谴责他,而只是感到惋惜。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了義务的道德,就必定会受到谴责与惩罚。因此我们不能随便移动道德标尺上的指针,而应为两者确定合适的位置。因此在德国法官当时的处境下我们是否应强加给他们一种愿望的道德而要求他们不应去执行国家的法律呢?是否因为他们是法官就应该使他们的义务增加到这种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应该对法官提出这么高的标准。
2、如何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
纽伦堡审判很显然是运用了自然法学理论,但同时也进一步推动自然法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自然法的思想是制定符合理性的正义法律,那么制定出正义的法律之后呢?如果正义的法律得不到正义的执行其结果还是非正义。这就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避免有法不依和随意改变法律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于保障实质正义的有效方法是发挥程序的价值。在法律的确立、实行及变更程序上确实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具体来说,首先加强民主,让人民参与立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严格遵守程序,树立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公民人权的基本理念。
这部影片堪称经典,它不仅记录了历史,封存了人们对于那段恐怖而黑暗的时代的记忆,同时又让人们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去审慎那段历史。纽伦堡审判不仅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且对于法律学术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志明.《法律与权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
[2]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6页.
作者简介:
乾嘉学派 篇4
关键词：描写语言学,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差异
自20世纪以来, 对语言各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新的语言学流派涌现出来, 相应地也形成了一系列的语言学理论。这个时期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等。其中, 结构主义又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本文主要是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着手, 对该学派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与布拉格和伦敦学派之间的差异做一个必要的论述。
1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描写语言学, 也被称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是上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占主要地位的一个语言学流派。这一流派的创立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印第安语土著语言的一项长期调查。当时人们发现, 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正在迅速消亡, 应该让语言学家在这些语言消失之前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系统地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便促成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诞生。
在对印第安语的长期研究和调查中, 语言学家萨丕尔和鲍阿斯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先驱。鲍阿斯, 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创始人, 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的专门教育, 也正是得益于这一点, 他才没有受到欧洲语言学传统的束缚。他提出, 描写一种语言应该根据它自己的结构, 而不是其他语言的结构和框架。语言学家应该从被调查的语言事实出发去看待自己调查的对象, 要对语言做客观的描写。鲍阿斯大胆主张重新探讨描写语言的新方法, 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共同编写了《美州印第安语手册》, 在这本书中, 鲍阿斯描绘了描写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本书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也是鲍阿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萨丕尔则在实践中特别注意对语言结构的描写, 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详细论述了语言的定义、成分、语法过程和结构分类, 探索了语言的历史演变、语言与文化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等。
随后,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提出了语言的“刺激——反应”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等概念, 以及直接成分分析法等等, 最终奠定了他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的地位。《语言论》一书的出版发行也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此后, 一大批美国语言学家, 如哈里斯和霍凯特等, 对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最终使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除了时代背景的需求以外, 这一学派的产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就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 它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和语言的分析方法上, 都为描写语言学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2 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差异
2.1 产生背景
1926年, 捷克的语言学家马泰休斯号召了一批在语言研究上志同道合的学者,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成立了一个语言学会, 并在1952 年以地址命名该学会, 称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捷克语言学家, 以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为代表, 主要受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一支是俄罗斯语言学家, 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为代表, 受俄罗斯语言学的影响。因此, 布拉格学派是一群有着共同思想的学者带着目的, 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
与布拉格学派相比,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创立则是由一定的外界偶然性因素催生出来的。正如在描写语言学形成背景中所提到的那样,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来源于19 世纪末美国的描写人类学。欧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陆以后, 当地土著居民被迫到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生活, 土著人口急剧减少, 他们的语言文化也就可能逐渐消亡。为了保留这些快要消亡的语言和文化, 人类学家开始记录原始土著居民的语言。描写语言学就是从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生长发育起来的。因此, 虽说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实践基础, 但它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 其产生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2.2 发展方式
布拉格学派是语言学家自发地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语言学会, 所以其发展形式也有很强的系统性, 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主要是在美国语言学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成立了以布龙菲尔德为发起人的“美国语言学会”, 但是该学会是由美国各流派的语言学家共同组成的, 并不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专门学会。事实上,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学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师生授受关系, 前代学者对后代学者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无意识的。但是, 后来的很多语言学研究者都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力要甚于布拉格学派。
2.3 学派思想
两个学派虽然都属于结构主义学派, 但是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布拉格学派在用结构分析语言的同时, 十分重视语言的功能, 所以布拉格语言学派, 也被称为功能学派。而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也就少不了对语义的重视, 例如, 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的音位学研究。音位是能够分辨词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与研究语音自然属性的语音学相比, 音位学研究的是语音的社会属性。此外, 布拉格学派还认为, 应该以语言功能作为主要依据, 来描写语言的特点、确定和划分语言的类别与结构、解释语言的变化规律等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则主张从形式的角度研究语言, 不注重语言的语义和功能。虽然, 美国描写语言学在语言形式描写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 描写语言学者过于强调客观性、经验性和可验证性, 把意义置于不适当的次要地位, 不涉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也否定语义在句法描写中的作用。
3 伦敦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差异
3.1 产生背景
美国描写语言学是人类学家为了记录即将消失的印地安土著语言而产生的, 因此有着客观性、实用性和科学性等特点, 遵从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而伦敦语言学家的研究则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英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的语言与文化, 研究目的是让语言在新的文明条件下成为有效的交际工具。
3.2 研究方法
伦敦学派的句法研究通常被称为系统语法, 主张把非语言因素纳入语言研究, 对语境进行分类并分析其构成, 它的特点是注意选择关系, 根据语言的内部规则和语言所在的社会因素, 来选择词句和说话方式。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具有普遍性的, 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也就是说, 他们更重视语言的共性研究。他们注重语言本身的描写, 注重形式的分析, 强调对句法结构进行层次分析, 以布龙菲尔德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为代表。
3.3 学派思想
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 弗斯, 对语义学的定义就完全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 他认为语义学是对出现在典型语言环境中的话语进行分类的问题。这或多或少是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言环境观点的影响。总之, 他们非常重视语义, 而且主张语义不仅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还应包括语境的意义。伦敦学派以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研究重点, 主张从社会角度去考察语言, 并首次把语义纳入语境中进行研究, 这对语用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些主张与纯结构主义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具有根本区别, 这种区别类似于描写语言学与布拉格学派的思想差异。
4 结论
通过以上对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产生和发展历程的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以其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 20世纪的语言学都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们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是, 与其他两个学派——布拉格学派与伦敦学派对比,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产生背景、发展方式、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学派思想等仍有所不同。一方面, 美国描写语言学在某些语言分析的问题上更加客观, 更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 就理论上而言, 美国描写语言学过分重视形式, 而轻视了语言的意义, 同样显示出了其片面性。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即它们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之, 我们应该全面地、公正地评价美国描写语言学, 去粗取精, 力争推动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平.句法分析: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到转換生成语法学派[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 (4) :1.
[2]陈平.描写与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 1 (987) :1.
[3]陈霞.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与伦敦学派的比较[J].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4 (6) :26-29.
[4]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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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菊媛.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比较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 2013 (48) :136-137.
[8]吴琦.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伦敦语言学派之比较分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8 (9) :54.
[9]熊兵.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回顾与反思[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8) :50-53.
精神分析学派综述 篇5
摘要：一名精神病医生从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发展了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同时也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这位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及他的学生为早期精神分析学说做出了杰出贡献，后很多学者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非常独到和深入的发展。同时精神分析学派从两次大的转变中实现了创立和发展。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派、心理病理学、普通心理学、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以探寻和挖掘前人从未企及的人类心灵深处的潜意识问题,精神分析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尽管精神分析运动在不断发展, 但其最核心的观念始终未变, 即: 我们的大多数精神生活是潜意识的, 潜意识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构成了心理的基础;同时, 各种精神分析理论都关注个体的心理发展, 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关于心理发展的图景, 构成了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主要内容。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创立与发展依赖于两次大的转变, 一是从心理病理学到普通心理学的转变, 二是从成人精神分析向儿童精神分析的转变。
一、从心理病理学到普通心理学
弗洛伊德在精神疾病的诊治过程中, 十分注重追溯个体各种精神症状的早期起源, 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论述儿童心理发展的, 被称为“儿童心理性欲发展理论”。因此, 弗洛伊德本人也被看作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当然, 弗洛伊德的发展心理学是心理病理取向的, 从哈特曼开始才转向普通心理学, 使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一)精神分析从心理病理学向普通心理学的转向
在弗洛伊德时代, 精神分析主要是研究心理病理学问题的。正是在病人那里, 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的世界。但是由于他只埋头研究病态心理, 因而不能解决病态心理与普通心理之间的矛盾。只分析病人, 而不观察正常人, 必然导致强调冲突与防御, 忽视正常人的适应能力。因此,发展精神分析的主要任务还是在于揭示自我的适应性。
其实, 自我心理学的萌芽还是始于弗洛伊德本人, 他在其理论中曾反复论述自我具有外部和内部客体关系的双重任务, 既可把自我看作是一种外在的适应机能, 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人格的一种内在的统量。他在 1923年出版的《自我与伊底》一书中提出了结构理论, 1926年出版的《压抑、症状和焦虑》修正了最初的焦虑理论, 可视为现代自我心理学的思想萌芽。随后安娜·弗洛伊德 1936年出版的《自我与防御机制》一书总结和扩展了其父亲对自我防御机制的研究并确立了自我心理学在精神分析中的合法地位, 直至 1939年哈特曼出版了革命性的著作《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 标志着自我心理学的建立。哈特曼既澄清了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关于自我心理学的一些模糊思想, 又把精神析中一些命题的表述恰当地纳入了普通心理学的范畴, 从而推动了精神分析从心理病理学向普通心理学的发展, 将精神分析从仅研究心理病理扩展为正常的发展心理学。后来的自我心理学家斯皮茨、玛勒、雅可布森和埃里克森等人均从外部适应机能这一任务去探索正常儿童的自我发展过程。
(二)普通心理学视野中的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
哈特曼提出的基本理论包括:(1)提出了人类适应的概念, 使精神分析从对完全内部冲突的病体心理的分析走向对外部适应的正常心理的分析;(2)修改了弗洛伊德关于自我起源与发展的思想, 假设新生儿天生具有未分化的基质, 自我与伊底由此而分化;(3)假设了在冲突领域之外发展起来的初级自主性的装置, 这一假设使精神分析进入研究正常行为的领域, 由此精神分析成为一门正常发展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4)引入了一般可期待环境的概念。哈特曼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自我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安娜·弗洛伊德, 都强调自我与伊底的冲突和防御, 而哈特曼则认为应该扩大精神分析的研究任务, 也就是研究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 , 他将这一概念纳入精神分析体系, 扩大了精神分析的范围, 引起了精神分析的实质性变化。
从弗洛伊德到哈特曼, 我们能看到精神分析的心理发展理论的发展轨迹,但直到哈特曼才明确、自觉地把发生、发展的研究当作精神分析的一项任务。
二、从成人精神分析到儿童精神分析
(一)作为成人精神分析之延伸的儿童精神分析
儿童精神分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08年弗洛伊德对小汉斯的治疗, 这是第一个对儿童进行分析治疗的案例, 但是弗洛伊德对此案例的评述显示出他并未意识到这一事件在儿童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意义。但是, 这第一次对儿童的分析提供了儿童精神分析诞生的确凿证据。正如克莱因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所写的: 当弗洛伊德开始分析小汉斯时, 这破天荒的儿童分析, 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发展有两个举足轻重的贡献。第一, 对于这名五岁以下儿童的成功分析,显示精神分析方式可被运用在很小的小孩身上;第二, 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毋庸置疑可以藉由分析儿童本身, 求证当时佛洛伊德在成人身上所发现, 且一直被质疑的婴儿期本能倾向。另外, 小汉斯的案例让我们引颈期盼, 分析小小孩将比分析成人更能帮助我们更深入、正确地获知儿童心智世界的运作模式, 它同时协使我们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有重要及基本的贡献。
1925年, 晚年的弗洛伊德公开认可了克莱因和自己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精神分析方面做出的贡献, 并于 1933年指出, 儿童精神分析为精神分析做出了贡献, 儿童是适合分析的, 分析的结果是彻底而持久的。并且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摩西与一神教》中, 他宣称: 儿童精神生活的分析性研究正在提供一种意想不到的财富, 以填补我们对生命最早期知识的缺口。儿童精神分析学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合法地位逐渐被确立起来。
(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儿童精神分析
1.儿童精神分析学的开始
自从弗洛伊德于 1905年出版了《性学三论》一书, 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就开始热衷于对幼儿性欲的探讨, 多以自己家庭中的幼儿为例进行热烈的讨论。在此初始发展阶段, 亚伯拉罕和赫米内·胡格·赫尔姆斯是两个重要人物, 为儿童分析后来的发展做出了开启性的重要贡献。
亚伯拉罕对儿童精神分析学早期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 他扩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阶段理论, 进一步细分了口欲期、肛欲期和生殖欲器期。亚伯拉罕是第一位关注性格形成和早期母子关系, 即婴儿与母亲乳房关系的精神分析师。赫米内·胡格·赫尔姆斯是儿童分析的先驱者。她一生坚持儿童精神分析的研究, 是第一个对儿童实施分析治疗的人, 她对儿童性欲和教育持大胆的观点, 但又严格坚持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 将儿童分析的理论建立在婴儿性欲理论的基础之上, 又被称为弗洛伊德的忠实门徒。
2.儿童精神分析学的形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奠基人物安娜·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分别从自我心理学的视角和客体关系的视角分别开始了儿童精神分析的研究。
安娜·弗洛伊德学派和克莱因学派的两条路线差异很大，争论愈演愈烈, 直到1945年的辩论式大讨论。论战的结果不但并未使对立的观点趋于统一, 反而使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原本存在的分歧公开化,导致学会内部分裂为三派: 以克莱因为首的克莱因学派、以安娜·弗洛伊德为首的维也纳学派和以温尼科特为代表的中间小组, 形成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三派鼎立局面。这使得儿童精神分析被广为传播, 并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屹立于精神分析世界。
3.儿童精神分析学的发展
1945年之后，儿童精神分析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时代。
在英国, 三派鼎立的局面继续着。在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培训方面, 三派于 1946年达成了君子协定培训。值得提及的是, 在培训的第三年,克莱因的理论就可以向所有学生教授, 而安娜·弗洛伊德的培训课程也可以在克莱因小组教授。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这种发展格局一直持续至今。在她们之后, 英国又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 如: 温尼科特、鲍尔比、拜昂、西格等, 对儿童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美国, 儿童精神分析受到了热情的拥护。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有斯皮茨、玛勒、雅可布森、埃里克森等, 他们都以自我心理学为出发点, 开创了对早期婴儿的实验观察, 总结了儿童自我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 对儿童精神分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法国, 儿童精神分析是由欧仁妮·索科利尼卡引入, 并由苏菲·莫根斯特恩发展应用的。
在阿根廷,阿明达·阿韦拉斯图里是儿童精神分析的创立者，他详细研究了对儿童进行分析工作的技术方法。
三、精神分析学派综述
对于弗洛伊德及其学说和其开创的学派，世人褒贬不一。我们也应辩证的来看待。它有积极的一面：（1）重视无意识（潜意识）的研究，扩大了心理学研究的领域。（2）重视动机、需要和人格的研究，加深了心理学研究的领域。（3）重视心理学的应用，为精神病的治疗提供了方法和理论。（4）存在某些辩证法的成分。它也有消极的一面：（1）存在反理性主义的倾向。（2）存在唯心主义的倾向。（3）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在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方法，应用等成就是永远抹不掉的。
简析功能学派 篇6
关键词：功能学派；文化；产生过程；主要理论；主要缺陷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53-02
一、功能学派的概念与产生过程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功能学派（Functionalism School）这一概念最早是人们根据英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发表的实地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1927年发表的作品《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等作品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中，马林诺夫斯基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是他对功能主义理论的较为全面系统地概况总结，他在书中写道：“科学的人类学应当知道它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审慎严谨的文化论。这个文化论应当包括比较社会学，统一所有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认为，科学的人类学是对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作功能上的分析，要“根据经验的定律”或遵从“功能关系的定律”而进行的。因此，功能学派是指将人类社会的每一种文化都看作是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系统，并且试图寻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和一般规律，强调整体论的研究方法的一种派别。其中，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如前所述的马林诺夫斯基和英国的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功能学派的观点，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法律制度、道德准则、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生产工具、生活器具等，都是活生生的、有组织严密的部分构成，都有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和实际功用的作用，即都有相应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他文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甚至相互影响渗透，并且都是整体中密切不可分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对于社会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功能学派较为关注时下的社会现实，并且从社会文化系统运行的整体性功能来解释社会文化制度、关系及行为。
（二）功能学派的产生过程
1.功能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与适应殖民扩张和实现海外统治的需要，对异族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以制定相应的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对策。因此，他们对整个世界范畴内的文化研究给予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新发展，也为功能学派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位于欧洲的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受到了民族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开始摇摇欲坠，陷入危机。因此英国政府当局希望人类学家能够提出适合各地情况的办法以维持其殖民统治，以挽救危局。于是在当时，实地调查研究开始流行，自然科学界、思想界等各个学术界都呼吁实证的知识和经验调查，并且在实证的基础上重视比较的方法和事物的功能研究。这也为后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功能主义理论准备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
2.功能学派的产生过程
1914年至1918年，时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职讲师马林诺夫斯基跟随到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和美拉尼西亚去的蒙德人类学考察队进行实地调查与田野作业。为了得到更为真实与确切的第一手资料，马林诺夫斯基还曾时常独自一人进行田野调查，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在这其中的1915年5月，他还曾到新几内亚东北方的超卜连群岛，参与该岛居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超卜连群岛，马林诺夫斯基梳理了在考察其他岛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自身所遵从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逐渐创立一套全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所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相应证据来进行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表达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了土著居民的意见以及对自身的观察；但是，这些图表的书写并非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注与学科上的考察。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观察者本人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社会活动，并且适当地与自身的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居民生活中繁琐却又重要的习俗与规范。
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1920年他带着田野调查的成果回到英国，并且以此为基础，在1922年完成出版了其实地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关注，被认为是开辟了人类学与文化研究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人类文化的方法，同时这本著作也标志着功能学派的诞生。在1906年，另一位英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印度安达曼群岛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他出版了被誉为功能派标杆之作的《安达曼群岛》，使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巩固了功能学派的地位。
二、功能学派的主要理论
第一，从文化结构方面来说，功能学派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中有组织的一种静态和相对稳定的体系，组成这种体系的各个文化要素，比如器物工具、家庭组织、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宗教巫术以及语言文字才具有一定的功能，而各个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受文化功能关系定律的支配和控制。同时，为了强调文化的手段性功能，功能学派还提出了“文化迫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真正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独立活动的，”他永远是某一集团，更加确切地说是数个集团如家庭、邻里、同事、城市和主权国家中的一分子，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得以生存。因此，文化的产生使得每一个个体转变为有组织的团体，也就要求每个人必须遵守法律秩序、道德规范，必须服从于社会传统习惯，而使之不断地衍续和向前推进。这就是“文化的手段迫力”。
第二，功能学派认为文化的基本内容通常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即“已改造的环境”，诸如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等都是；二是精神方面，即“已经变更的人类有机体”，包括各种知识、风俗习惯、宗教巫术、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组织方式等。功能学派认为，在组成文化的基本因素当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物质文化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决定了工作的效率”，“物质文化是塑造或者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习惯的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然而，“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没有用的”，“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同时，功能学派特别强调社会制度在文化结构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真正要素”，因为在人类活动的社会体系之中，本身就包括对物质文化的应用，“并不是偶然堆积而成，而是有组织的，完善配制的，及永久的”，因此，在功能学派看来，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即有什么样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真正组合部分。
第三，在方法论方面，功能学派提出了整体性的田野作业。在此之前，虽然有相关学科的学者已经开始了田野作业研究。但是，当时的田野作业方法比较简单，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成熟的体系。研究人员在社区中调查往往依赖口译者，对被研究者的访谈十分简短，而且主要选择的是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当地人作为访谈的对象。田野作业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也通常不是研究人员所著述的主要内容，许多学者的研究依据仅仅是去了解被调查社区的相关资料信息。然而，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田野作业与以往的研究做法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并且与社区中几乎所有成员都成了熟人，对社区成员的生活规律和细节都做了十分深入的了解。这种深入田间地头般调查的田野作业方式，后来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甚至法学等学科进行调查研究范式，一直影响到后世。可以说，这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对人类社会文化研究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
三、功能学派的主要缺陷
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以事物的“功能”与“意义”作为研究的主题，认为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都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并强调文化功能的差异性质，以“维持社会整体延续”的观点，无疑是有独到见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同时，功能学派从实地调研和考察开始，以实用为最终目的，强调用知识为人类社会服务，力图把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用来帮助解决社会和文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但是，在学术上，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也具有一些缺陷。
第一，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几乎用静止的、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了文化“功能”的不可改变的性质。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将砍下人头和食人肉癖说成是从功能上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不懂得文化功能的平衡往往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只有解决了文化功能的不平衡问题，文化功能才能得到不断发展，文化本身才能得到持续进步，社会也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向前运行的这一真理。而功能学派坚持所谓“文化功能”的绝对平衡性质，并且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和破坏，连当时欧美比较先进的教育方式也不准传入较为落后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的地区，从而使功能学派的理论产生了封闭保守、维护落后的弊端，这在学术上和实践中都是十分不可取的，也是应当加以摈弃的。
第二，功能学派过于强调社会或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忽视了社会中个人的自身能动性；过于强调社会或者文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没有看到某些文化和思维现象所具有的自身独特体系和象征价值；过于崇尚和追求社会稳定性和一体化的研究，而对社会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不加考虑。另外，功能学派因为过于强调自己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所以对人类社会本身的某些文化背景知识问题未能够在研究中加以考虑，等等。
参考文献：
[1][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夏建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3][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群岛[M].梁粤，译.梁永佳，校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乾嘉学派 篇7
一、两条路径
学界一般把1978年看成传播学引入中国的元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几乎同时被引介到中国。但是在传播学引入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传播学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发展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出现了厚经验而轻批判的现象。从表面来看,二者的差异在于传播学引介初期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学术著作引介数量和理论引介人员上的差异,造成经验学派的弘扬和批判学派的失语。但是李彬、刘海龙、胡翼青等研究者发现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刘海龙在《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一文中提到赵月枝教授谈到的一段关于赫伯特·席勒的往事:“就在施拉姆计划访华的同时,赫伯特·席勒也在策划他的中国之行。”[1]只是倡导经验与功能范式,被称为美国传播学“鼻祖”与“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最终于1982年春来华访问,而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范式的赫伯特·席勒则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
徐耀魁在《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回忆了施拉姆来华期间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访问与座谈的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可以反映施拉姆对中国的传播学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座谈会上,施拉姆谈到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西方国家,传播学受到其它学科的重视。第二,施拉姆介绍了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和美国比较著名传播学研究所。第三,施拉姆预测了未来传播学如何发展并特别提到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两篇文章并认为这是传播学的经典之作。[2]从整体上看,施拉姆延续了经验学派的风格,他所推崇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都倾向于功能性的研究,所推荐的两本书目也主要讨论的是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施拉姆来华对中国传播研究取向有重要的影响,徐耀魁谈到:“我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对象是施拉姆学派,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离不开施拉姆划定的圈子。研究者所写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对施拉姆学说的转述或阐释”[3]
但是,施拉姆访华与赫伯特·席勒的未能成行并非是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厚经验而轻批判的惟一原因,通过研究同时期著作,刘海龙和胡翼青两位学者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对批判学派的引介不仅时间早,而且数量多。[4]虽然赫伯特·席勒未能来到中国,但是他的著作以及其它批判学派的著作在当时的传播学引介中却未缺席。
因此,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批判学派的引介和经验学派并无太大差异,但是笔者假设,在其后的西方理论与中国语境的结合过程中,两个学派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而这两条道路的选择也直接影响了其后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不同境遇。可以这么说,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在中国的引介有着相似的开始却走向了不同的路径,形成不同的结局。
(一)相似的开始
1982年,借施拉姆访华的东风,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在京举行,是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在其内部刊物上刊登了名为《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的会议纪要并提出了被认为是奠定传播学研究基本原则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而在徐耀魁、黄林在《国际新闻界》上发表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一文中,把怎样对待传播学的路径表述为“了解、介绍、分析、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创建中国的传播学”。[5]尽管表述略有不一,但是这个过程与“十六字方针”的原则是一致的。“十六字方针”既是一个共时的四个层面的要求,也是一个历时的有计划地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过程(尽管系统了解的目标贯穿传播学引入的各个阶段)。按照“十六字方针”的规划,西方传播学,不管是批判学派还是经验学派,应该经历一个理论引介、研究、吸收直至自主创造的过程。
批判学派在引介初期并不落后于经验学派,尽管在传播学传入中国第一个十年之后,两大学派不再均衡,经验学派获得优势地位,而批判学派渐趋沉寂。刘海龙把批判学派的境遇叫做传播学引进过程中的“失踪”,而胡翼青则把这种境遇称为“夭折”。
但是如同二位学者所论述的,“失踪”与“夭折”也并非批判学派的真实境遇,和经验学派一样,批判学派的引介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林珊、张黎、王志兴、陈力丹、郭庆光、李彬等学者以不同篇幅在不同阶段翻译或介绍过批判学派的著作,台湾学者冯建三、张锦华等学者关于批判学派的专著也传到大陆。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例,在经验学派的著作陆续进入中国的同时(关于批判学派的文章甚至要更早),林珊就翻译并介绍了《新闻工具与美帝国》、《美国的全球电子侵略》(赫伯特·席勒)、《洛克菲勒对新闻工具的统治》、《美国新闻界巨头和他们的权势》等二十几篇关于批判学派的文章。更有戏剧性的是在1982年徐耀魁、黄林在《国际新闻界》发表《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一文的间隙,发表了陈复庵摘译的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一书的一章《娱乐:巩固现状的支柱》。
而在赵月枝、曹晋等学者的推动下,爱德华·赫尔曼与诺姆·乔姆斯基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达拉斯·斯麦兹的《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与加拿大》、丹·席勒的《传播思想史:回归劳动》等著作先后在国内出版,而两位学者也有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等多部著作和论文在国内出版和发表。
因此,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在理论引介上有着相似的道路,二者之后的不同或许有更多其它方面的原因。
(二)不同的路径
传播学的传入及其“本土化”以至“自主性”的发展过程都是以传播学学科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并未分别注意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而实际上,二者在中国语境下都未曾按照“十六字方针”所计划的路径前行,而是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1. 研究历程的差异
总的来说,经验学派的研究历程经历了理论引介、回归传统、本土检验、质疑反思等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而批判学派在回归传统、本土检验以及质疑反思三个阶段均与批判学派存在差异。
20 世纪90 年代,余也鲁、孙旭培等学者期望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研究“华夏传播学”,并于1997年和2001年出版《华夏传播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系列)等成果。余、孙等前辈的尝试令人尊敬,但是综观这一阶段的成果,还是不免陷入用中国传统历史例证和充实西方传播学学术框架的尴尬境地,而且这个学术框架源自于经验—功能主义,并无太多批判色彩。
其后经验学派的本土化经历了理论检验的过程,西方的传播理论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如议程设置假说、知沟假说、沉默的螺旋假说、涵化与第三人效果等理论假说在中国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检验。这些理论检验打破了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结合中国的情况提出了问题。但是,本土化本身也是把中国问题当成区别于西方国家问题及其理论的他者,检验也是围绕西方的话语中心而展开。黄旦认为,“中国大陆传播学‘本土化’打一开始,所遵循的就是把中国作为问题,用西方的理论和标准,不断显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从心理上似乎要跳出他者的支配,潜在则是向他者说明‘我的’不同”。[6]
而批判学派却并未曾向经验学派一样经历回归传统以及本土检验的过程,而是一方面学院派式的引介,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现实的失语,出现功能化和工具化的转向。而且在西方传播学传入中国的十年之后,批判学派标签下的理论差异开始体现在引介过程中,有的理论如文化研究经历了引介、例证甚至应用的过程,而有些理论如霸权(文化领导权)等还停留在理论引介、概念分析的阶段。
2. 范式反思的差异
经验学派引介之后的本土焦虑一直如影随形,从回归过去到检验现实都是不断对范式进行反思的结果。“本土化”与“自主性”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经验学派展开。相比之下,对批判学派及其理论的反思则更加含蓄而温和,但是传播学界批判与反思的思潮最终指向批判学派。
2011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第三个十年,《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围绕“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主题发表多篇论文进行讨论,更多年轻学者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自主性”之间展开反思。这种反思最终在2012年和2013年由以经验学派的为主的反思而直指批判学派。胡翼青、李彬等学者发表《谁是批判学派:对传播研究范式二元框架的批判》以及《批判学派与中国》等文章,对批判学派及其由来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与此同时,批判学派的主体性和内部差异也引起学界的反思。在胡翼青、吴雷的《谁是批判学派———对传播研究范式二元框架的批判》一文中指出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二元对立的标签之下“终结了不同批判思想之间的差异并消灭了他们的主体性”,[7]批判学派是被贴标签、被书写和缺乏主体的概念。而且,在批判学派这个大的标签之下,还包含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等各个流派,各种批判理论的历史语境和现实价值也需要被重新思考。
那么,沿着这股充满新知与未知的思潮继续思考下去,在实然层面,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引介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二、三个问题
(一)批判学派的“失声”与“喧哗”
批判学派引入的第一个十年之后,遭遇了“失踪”与“夭折”,刘海龙、胡翼青、李彬等学者分别对此作出了解释。除了几位学者的解释之外,媒介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媒介技术的扩散过程也影响了批判学派的研究。
1988 年,传播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施拉姆(时译为宣伟伯)和余也鲁合作出版了《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本著作也是边讲传播,边讲新的传媒技术的实践,人们对新的传播技术还未有深刻的体会,当然也谈不上批判。莱文森的媒介演进理论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启迪,在《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之变迁》一文中,莱文森以电影为例探讨了人们应用技术的三个阶段,开始是作为玩具欣赏技术本身,其次是用技术来服务现实,再次是超越现实走向艺术。[8]在媒介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的过程中,80年代的中国尚处于对“技术”本身的欣赏上,还没有把媒介的普及当做普通的生活环境来对待,因此体验成为主题词,还谈不上对技术的负面作用的反思。
在技术普及的过程中,过多的批判会延缓技术普及的进程以及媒介经济发展的进程。陈力丹认为不能把批判学派直接用于分析我国传播现状,“我们需要批判学派提供一些思路、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同时需要更多地考虑中国特殊国情……我国的大众媒介化程度并不高,如果予以强烈的否定,有可能扼杀媒介未来的市场化发展。”[9]
在李彬《批判学派与中国》一文中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化高歌猛进以及各路思潮风起云涌,广义的批判学派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尤以西方哲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较为活跃。”[10]在这里,“广义批判学派”提法能够带来很多启示,这其实是一种跨越学科边界与框架的思考。在传播学视域下批判学派“失声”的同时,批判思想却在多个领域内相当活跃,世纪末的“左”、“右”之争更是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场景。
(二)批判研究的功能化
同样,在批判学派标签下的一些理论,比如政治经济学派视域下的“制造共识”,在中国语境下面临着功能性的转向。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中揭示了大众传媒对“共识”、“共同体”的塑造,但是这个命题的批判层面在国内语境中的进一步探索似乎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讨论“如何塑造共同体”、“如何塑造集体记忆”、“如何凝聚共识”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面临同样的境地,霸权是指统治者通过制造文化领导权来让被统治者服从和认同自己的权威,可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霸权理论变成了传媒应该如何帮助统治者实现文化领导权,如何形成对权威的认同,因为我们感觉葛兰西所提到“文化领导权”的坏处在我国的语境下已经消失,而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探索如何加强文化领导权。那么,引入霸权的意义何在,仅仅是让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还有这样一种理论吗?
在此种语境下,功能性的研究遮蔽了原来更为犀利的批判意识。而原本在经验—功能范式之下的传播理论,也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着简单移植、庸俗化和朝向“工具理性”的问题。陈力丹曾经在《主动议程设置并非议程设置的本意》一文中提到议程设置“叙述的是新闻自由条件下各种不同的传媒无意中影响公共议程的一种传播功能,它应该是一种客观的传播效果。”“议程设置不是传媒自身主观的传播功能”[11]打着西方传播理论的名义实现“操纵舆论”的目的既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读,也是对媒介伦理的伤害。
与经验学派相反的是,批判学派似乎直接回避了当下现实,或者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影射现实,这并非是因为批判理论本身不需要“实践感”或者要与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我们仍然处于东方/ 西方,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的简单二元对立中,在这种思维下,西方批判学者对资本主义体系下媒介传播符号与权力的批判恰恰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种思维是简单而粗暴的。
那么批判理论真的不能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吗?并非如此,中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也存在很多共同的问题。西方理论有其产生的社会与历史根源,与中国语境肯定有不同之处。而在“西方”这个大标签之下,语境也有所不同,英美之间会有差异,德法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只是囿于学术生产的意识形态压力,很多学者放弃了对批判理论本土化乃至自主化的想象力。还有学者用政治吸纳、行政吸纳等词汇研究社会治理过程,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理论的母题其实是霸权,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批判理论功能化。
其实,批判理论并非不能功能化,西方许多经验学派的研究最终朝向了批判,比如随着“培养”理论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走向“主流化”的研究时,其实带上了批判的意味。而批判学派也可以用来服务于功能与建构,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学术生态能多些理解与宽容。批判学派功能化,究其本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跳出这个迷局仍需要勇气、魄力与想象力。
(三)价值理性工具化
批判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理性的,因此在批判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思考批判理论“有什么用”(工具理性)似乎违背了批判的精神与价值。但是批判学派的理论的确有一部分被当做分析工具并不断解释着当下中国的现实。
以批判学派标签之下的文化研究学派为例,这条研究路径不仅没有“夭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欣欣向荣。近二十年来,有大量的论文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如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的“规避与对抗”等解释着各种热点,这也是价值理性工具化的一种表现。祝建华在讨论大众传播研究的陷阱和误区时提及:“如果研究论文只是用了一些理论术语包装起来的新闻特写、时事评论或者工作总结,那社会还需要养活我们这种研究人员干什么?”[12]同样,用文化研究的理论术语去包装各类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也是陷入了传播研究的“误区”与“陷阱”之中。
其实在文化研究的标签之下,不同学者之间的差异也被忽略了,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早期二者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一致的,后来的学者如菲斯克等人对大众文化持乐观的态度,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这种解释多多少少应和了统治者的需要,有意或无意间扮演了“规训”与“召唤”的角色。
在谈及传播研究范式与权力的关系时,胡翼青借助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点提出了三种传播研究范式和权力的关系,其一是与现有权力高度一致,其二是与现有权力不太一致,其三是对现有权力持彻底批判和否定态度。[13]
纵观批判学派之下各个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融合过程,也是与权力一致的知识繁荣,与权力不太一致或彻底批判与否定的知识进展较为沉寂。西方很多批判学者的理论也不是广泛撒播,而是“呐喊多,回应少”,批判本身就暗含着不被权力所乐见的基因。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批判多一些宽容。
三、一种进路:超越二元对立,回归现实问题
中国的批判学派究竟会走向何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回想一下经验学派在中国的历程,从理论引介、回归传统到本土检验,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批判与质疑。但是谈到中国批判学派的发展路径,笔者有些悲观地预测,其中有很多环节还必须走经验学派的老路,我们不能置西方批判理论的研究于不顾,而单纯思考中国问题,而是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去思考问题。而正是有了对经验学派引介的批判,批判学派才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另外,发展批判学派还要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坚持批判的理念要摒弃中西对立的简单二元思维,发掘哪些是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共有的批判?哪些是在不同语境中特有的批判?哪些批判可以被解构和吸纳?哪些批判需要沿袭与尊重?哪些可以继续批判,而哪些又可以走向建构?
坚持批判的理念还要走出“批判—经验”的二元对立,如胡翼青所说,批判是经验的他者,或者更进一步说,批判与经验都是范式革命和范式转移中的关键步骤,只批判不建构或只建构不批判同样可怕。只是具体到学术生产的个人,他们或长于批判或长于建构,比如麦克卢汉曾经说:“我不解释,我只探索”时,他实际上是在批判旧的范式,而波兹曼、莱文森等学者不仅延续了这种批判,还建构了这种批判。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不仅应当合作,还需要对话和辩论。如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学派应持续对经验学派的质疑作出回应,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得到了很大的完善,这需要进一步的辩论和思考。但在我国,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似乎成为自说自话的游戏,在学术争论中一旦拉出“学派之争”的大旗,辩论就戛然而止,却不知学派只有在互相挑战、回应与融合中才能共同进步,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只能让学派“死水一潭”。
在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更应该在交往、对话、甚至激辩中保持其理论的活跃。方法论的融合,在阿多诺时期已经用过。阿多诺写的《论流行音乐》非常犀利和深刻,但吉安德隆的《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也同样精彩,批判学派的应然层面应该是“活的知识”,为此,批判理论本身就需要来自多方批判和质疑,秉承批判理想的学者也应该发扬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不断回应正在发生的历史。
发展批判学派还应关注传播学研究主体的生存困境,给予批判学派研究者一定的话语空间,学术离不开政治,但是学术与政治也有各自的空间,应该减少一些行政对学术的干预。自196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14],介绍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然而真正根植于西方、批判资产阶级的批判学派却没出现其中,大概也是因为“批判资产阶级”等字眼仅仅是规避政治风险的挡箭牌而已。传播学引入30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主体面临的生态困境如影随形,反思这种生态困境、释放学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仍是当下传播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批判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但是并非所有的批判都会走向建构,也没有必要让所有的批判走向建构。因此超越批判主义有两种可能的进路,一种是从批判的方法论走向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既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创造一个新世界;一种是在超越批判主义之后陷入另外一种批判主义。或许另外一种批判主义依然是批判的对象,如同朋克音乐在反抗靡费的同时创造了新的靡费,但这种尝试是可贵的,至少它代表了一种超越现在,面向未来的精神。
摘要：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其实有着两种不同的引进路径,而且批判学派内部不同理论范式的引进也遭遇了不同的境遇。本文拟对照经验学派的西学东渐史讨论批判学派的引入过程及遇到的问题,为批判学派的本土化发展和自主性创造提供借鉴。
战后繁荣导致学派丛生 篇8
有人形容说, 如果泰罗和法约尔的古典理论只是管理学的萌芽, 到二战后则已发展成为一片茂密的丛林。各种各样的管理学派尤如雨后春笋, 滋生蔓延, 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盘根错节, 林立丛生。被称为管理界游侠的孔茨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管理理论丛林”。据他的归纳, 当时共有11个主要学派, 除前面叙述过的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派外, 按形成的先后顺序主要还有以下几大派别: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同古典管理学派和行为科学的理论, 在历史渊源和理论内容上互相影响, 互相渗透, 又各有所长。
孔茨认为, 如果“管理理论丛林”继续存在, 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 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为此, 他于1962年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主持举行了一次讨论会, 把一批管理学中具有不同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著名学者和来自工商界、教育界和政府的具有洞察力和实际经验的管理工作者召集在一起,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虽未能统一观点, 但这次会议和孔茨关于管理丛林的分析, 引起了人们对于管理原则、普遍性、语义和其他急迫问题的新的兴趣。管理学家开始探求统一的管理理论, 企图用系统的、权变的方法把管理理论统一起来, 建立一套一般的管理原理。可是, 尽管管理学家们做出了种种努力, 不但未能使管理理论走出丛林, 反而却导致了“丛林”更加茂盛。孔茨自己也为此做了许多努力, 始终未能解决。后来又诞生了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等众多新型理论。
可以肯定, 将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还会有新的管理理论和技术出现, 以适应新的需要。正如百年管理的作者克雷纳指出的: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 而无终结的答案。但新的出现不等于旧的要淘汰, 而只是弥补旧的不足, 丰富了管理理论的宝库。好比数学一样, 出现了微积分, 不等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法则就过时了一样。因此, 在21世纪的今天, 重温泰罗制和各种管理流派仍有现实意义。这里参照有关资料, 对主要管理学派作一简要介绍。
研究人与组织协作关系的社会系统学派
泰罗研究了企业里人与工具的关系, 提出了科学管理学说, 成为科学管理之父;梅奥研究了企业里人与人的关系, 创立了人际关系学说, 并引发了行为科学的研究, 形成了行为科学学派;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 Irving Barnard, 1886~1961) , 则研究了企业里人与组织的关系, 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 成为近代管理理论奠基人之一。
20世纪30年代末, 正处于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初期, 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的兴起, 使管理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管理问题, 注意协调好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但在巴纳德看来, 人际关系学说研究的重点只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人际关系强调的是行为个体相互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研究行为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而如果将组织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要使系统运转有效, 则必然涉及到个人与组织间的协调问题。例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协调, 这也符合系统论的基本观点, 即系统之间的协调。它不仅包括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 也包括各个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协调。而当时的管理实践中也暴露出了某些单纯以人际关系学说为理论指导而不能解释的管理问题。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会系统学派得以产生, 并将协调组织中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作为其研究的主导方向。以巴纳德组织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的观点也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 对管理思想的发展, 特别是组织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它的一些管理理论学派都和它有着深刻的联系。
社会系统学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 是西方出现较早的一个管理理论学派。它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管理, 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 进而把企业组织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看成是一种协作系统。因此, 后人把社会系统学派也叫社会协作系统学派。
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巴纳德
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 1886年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 1909年读完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进入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AT&T) 统计部工作, 1915年被提升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商业工程师, 1927年后任规模庞大的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多年。巴纳德的职业生涯, 对他创立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巴纳德曾熟读过伯雷托、韦伯、勒温等人的著作, 并受到对系统思想很有研究的生物学家亨得森的影响。巴纳德经常和亨得森讨论系统思想问题, 并结合社会学和系统论的思想来考虑经营问题, 对建立社会系统理论关系很大。因故没有取得学士学位的巴纳德, 后来因在研究组织和管理性质及理论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7个名誉博士称号, 弥补了他的“心灵创伤”。到他1961年去世时, 已在管理学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了。
成名后的巴纳德经常到大学演讲。曾应哈佛校长洛维尔的邀请去波士顿进行的八次演讲影响最大。他在此基础上, 于1938年出版了《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 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从而成为社会系统学派的开山鼻祖。哈佛大学的众多知名教授, 都对这本书以及巴纳德思想中的哲学内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管理学界称该书为美国管理文献中的经典著作。该书开创了组织管理理论研究, 揭示了管理过程的基本原理, 经后人进一步发展, 形成管理学领域的组织管理流派, 对当代管理学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对组织和管理理论的—系列基本问题都提出了与传统组织和管理理论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应从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管理的问题。后来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由于他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 把各类组织都作为协作的社会系统来研究, 后人就把他开创的管理理论体系称作社会系统学派。
在现代管理学领域, 切斯特·巴纳德是个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他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 犹如法约尔和泰罗对古典管理学的贡献。有人认为, 管理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即古典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当代管理学。泰罗和法约尔是古典管理学的代表, 巴纳德则是第二个时期现代管理学的代表, 而第三个时期的代表属于德鲁克。巴纳德的贡献, 主要是理论上的贡献, 尤其是组织理论上的创新。而德鲁克的贡献, 主要是管理艺术上和文化上的贡献, 尤其是对管理实践的洞察。所以, 巴纳德是“现代管理理论之父”, 而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
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要点
社会系统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的理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和库尔特·科弗卡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学说等。
社会系统学派认为, 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就是一个社会系统, 它是人们在意见、力量、愿望以及思想等方面的一种合作关系。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系统, 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人员的作用就是要围绕着物质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因素去适应总的合作系统。使各种冲突的力量、各种不同的需要和目的得以维持成一种恰当的平衡。其理论要点如下:
1.关于组织的描述
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协作系统, 即一种人的相互关系系统。这个系统的存在取决于三个条件:
(1) 协作效果, 即组织的目标是否顺利达成;
(2) 协作效率, 即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协作成员损失最小而心理满足最高;
(3) 组织目标和环境相适应。
具有协作效率的系统, 一定具有协作效果, 但有协作效果的系统不一定具有协作效率, 而正是系统的协作效率吸引着人们去选择加入某个系统并为之做出贡献。否则就会跳槽而去。
一个协作系统里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应相一致。一个组织或企业要生存发展, 必须把企业的要求同个人的需要结合起来, 即同时满足效果与效率原则。只有这样, 组织的发展才具有生命力。如果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存在不一致, 又得不到解决, 这个组织必定短命。
组织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愿意为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而进行协作活动。个人对是否参加组织的活动可以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要受到个人动机的影响。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就是通过改变个人动机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从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为了影响个人的动机和行为, 管理人员就必须研究组织成员的个人特征。在对组织成员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管理人员应该意识到:
(1) 职工既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其行为的个性、直觉和主观方面) , 又是在特定组织中扮演有限的角色的组织成员 (其行为的理性、客观、非个性化的方面) 。
(2) 管理人员的权限取决于指挥下属的命令是否为下属所接受, 如果命令不被服从, 权限也就不存在了。
(3) 个人具有自由意志, 但他的行为又受到遗传、社会和环境中各种力量的影响。因此, 管理人员一方面要让下属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时又必须看到,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所以不要盲目地对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进行指责, 而是要通过改变环境条件, 提供恰当的刺激手段来影响和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
巴纳德在分析正式组织与个人的协调关系时, 还注意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2.组织存在的三要素
巴纳德认为, 作为正式组织的协作系统, 不论其规模大小或级别高低, 都包含了以下3个基本要素。
一是协作的意愿。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 组织成员愿意提供协作条件的劳动和服务是组织程序所不可少的, 协作的意愿意味着个人自我克制、交出对自己的控制权, 个人行为的非个人化, 其结果是个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这种意愿, 就不可能对组织有持续的个人努力, 就不可能将不同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协调组织活动。
但是, 不同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的强度是不同的, 同一成员在不同时期的协作意愿也是不断改变的。个人协作意愿强度的高低, 取决于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其尺度通常是由个人主观所决定, 而不是客观的。比如有人重视金钱, 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更重视威望。所以组织为了获得和提高成员的协作意愿, 一方面要提供必要的金钱、威望、权力等各种客观的刺激;另一方面要运用说服力来影响成员的主观态度, 培养他们的协作精神, 号召他们忠于组织、相信组织目标等。
二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是达到协作意愿的必要前提。没有共同的目标, 组织成员就不知道要求他们提供何种努力, 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从协作劳动的结果中得到何种满足, 从而不会进行协作活动。
由于组织成员对共同目标 (即组织的目标) 的接受程度影响到对组织提供的服务, 同时由于个人之所以愿意为组织目标作出贡献, 并不是因为组织目标就是个人目标, 而是因为意识到实现组织目标有助于实现他的个人目标。因此, 管理人员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 就是帮助组织成员加深这种认识, 并努力避免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不一致或理解上的背离。
三是信息的沟通。组织的共同目标和不同成员的协作意愿只有通过信息沟通才能相互联系, 形成动态的过程。没有信息沟通, 不同成员对组织的目标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认识和普遍的接受;没有信息沟通, 组织就无法了解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及其强度, 也无法将不同成员的努力形成协作劳动。因此, 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是以信息沟通为条件的。为了有效地进行信息沟通, 巴纳德列出了几个必须遵守的原则:
(1) 信息的沟通渠道要被组织成员所了解;
(2) 每个组织成员要有一个正式的信息沟通线路;
(3) 必须依照正式的路线沟通信息, 不要在沟通过程中跳过某些层次, 以免产生矛盾和误解;
(4) 信息沟通的路线必须尽可能直接而便捷;
(5) 作为信息沟通中心的各级管理人员必须称职;
(6) 组织工作期间信息沟通的路线不能中断;
(7) 每一信息沟通都必须具有权威性。
3.经理人员的职能
经理人员在组织中的作用, 就是在信息沟通系统中作为相互联系的中心, 并通过信息沟通来协调组织成员的协作活动, 以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 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经理人员的职能主要有3项:
(1) 建立和维持一个信息沟通系统。组织活动的复杂性亦即协调不同成员劳动的重要性, 决定了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式信息沟通系统, 即经理人员 (或管理人员) 组织。这项工作包括:确定和阐明经理人员的职务, 以及找到适合的人担任这一职务。
(2) 从不同的组织成员那里获得必要的服务。包括:招募和选聘合适的工作人员, 维持组织的诱因, 以保证协作系统的生命力。
(3) 规定组织的共同目标。阐明各个部门的具体目标, 对各种不同权力和责任加以安排, 以使组织成员知道他们怎样为所追求目标做出贡献, 并努力协调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共同目标之间的矛盾。
巴纳德认为, 经理人员的上述职能是由协作系统组织的本质、特性和过程决定的。
巴纳德强调指出, 管理者要想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最重要的是取得部属的同意、支持和合作。管理艺术就是把内部平衡与外部适应和谐地综合起来。经理人员作为企业组织的领导核心必须具有权威。他认为, 权威存在于组织之中, 权威就是存在于正式组织内部的一种秩序、一种信息交流对话系统, 即“权威的脉络”。
社会系统学派的贡献与不足
社会系统学派主要以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为基础。巴纳德的理论既吸收了古典组织理论的合理成分, 又融合了人际关系理论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观点, 围绕“协作系统”和“决策”等新概念, 对“沟通”、“动机”、“决策”、“目标”和“组织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专题研究, 首次提出了构成组织的三个基本要素, 建立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本框架, 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虽然组织理论并非全部的管理理论, 但它对管理理论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并对其他学派的形成 (如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 有很大影响。后来的许多学者, 如德鲁克、孔茨、明茨伯格、西蒙、利克特等人, 都极大地受益于巴纳德, 并在不同方向上有所发展。
巴纳德的理论很有开创性。如关于经理的职能, 不是前人采用的静态的、叙述的方式加以说明, 而是采用分析性和动态性的方式, 从组织的要素来进行分析。归结为提供信息交流的体系、促成个人付出必要的努力和规定组织的目标, 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联系起来。这更为生动也更符合实际, 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再如他强调管理在于一个组织或企业的内部平衡与外部适应的思想也有独到之处;还把正式组织的要求同个人的需要连接起来, 这也是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关于经理人员是系统协调控制中心的观点也是前所未有的;关于经理的权威在于下属“接受”这种“权威接受论”的观点, 很新颖而有启发性。
社会系统学派强调要准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指出人是有其独立性和个人需求的, 企业要平等对待员工, 经理要把行使权力当成是与员工信息对话。组织与组织成员必须同时实现各自的目标, 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种把人置于管理的第一位, 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抓住了管理科学的本质, 也体现了现代企业人性化管理的特点。
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中关于组织的三个组成要素论述, 把“财”和“物”排除在外, 据此提出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也没有关于财和物的管理职能。这显然是个不足之处。即从泰罗的见物不见人变成了见人不见物, 同样具有片面性。因此, 巴纳德对组织要素的划分受到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和质疑。
社会系统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产生了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这一学派是二战后由英国的特里斯特等人通过对英国的达勃姆媒矿“长壁采煤法”现场作业组织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经过研究认为, 许多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只把组织看成一个社会系统, 而没有看到它同时又是一个技术系统, 而技术系统对社会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只有使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两者协调起来, 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保这两个系统相互协调。这一学派首次把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综合起来考虑, 填补了管理理论的一个空白, 也是对社会系统学派的完善和补充。其大部分著作都集中于研究科学技术对个人、对群体行为方式, 以及对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等的影响, 因此, 特别注重于工业工程、人—机工程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长壁采煤法的某些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意义》、《社会技术系统的特性》等等。这个学派虽然也没有包括管理的全部理论, 但重视技术系统的研究对管理实践很有意义。
重视职能分析的管理过程学派
管理过程学派又称管理职能学派,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会长的哈罗德·孔茨 (Harold Koontz, 1908-1984) 和西里尔·奥唐奈里奇创立的。代表作是两人合著的《管理学原理》 (1955年出版, 曾多次修订再版) 。这一学派是在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故尊亨利·法约尔为鼻祖。他们仔细研究了法约尔提出的管理五大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在此基础上, 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 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按这五项管理职能对管理活动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 最终得以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其早期代表人物还有美国管理学家亚历山大·丘奇 (Alexander H.Church, 1866~1936年) 和詹姆斯·穆尼 (James D·Mooney, 1884~1957年) , 他们也进行过管理职能的研究。其主要论点如下。
七条基本前提
该学派认为, 无论组织的性质多么不同 (如经济组织、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军事组织等) , 组织所处的环境有多么不同, 但管理人员所从事的管理职能却是相同的, 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管理的职能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因此, 管理过程学派也称管理职能学派。他们指出, 管理是在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过程同管理职能是分不开的。因此, 他们把职能作为研究的对象, 先把管理的工作划分为若干职能, 然后对这些职能进行研究, 阐明每项职能的性质、特点和重要性, 论述实现这些职能的原则和方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 应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面加以理论概括并有助于建立起系统的管理理论, 用以指导管理的实践。
还认为, 虽然各种企业和组织的管理环境都不同, 但管理则是一种普遍而实际的过程, 同组织的类型或组织中的层次无关。管理知识中有一个纯属管理的核心部分, 如直线或参谋制、部门化、管理幅度、管理评价、管理控制技术等, 是普遍适用于各种组织和组织中的各个层次的。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 就成为基本管理理论。
为了建构管理学理论, 管理过程学派提出了七条基本的理论前提。
第一, 管理过程可以通过分析管理人员的职能从理论上进行剖析。
第二, 可以根据企业的实践经验, 总结出一些基本管理原理, 对认识和改进管理工作起借鉴和启示的作用。
第三, 可以围绕基本管理原理展开研究, 以确定其实际效用, 增大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和适用范围。
第四, 基本管理原理只要没有被证明为不正确或被修正, 就可以为形成有用的管理理论提供理论要素。
第五, 管理是一种如医学和工程学那样, 可以依靠原理的启发而加以改进的技能。
第六, 管理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原理一样, 是可靠的。
第七, 管理理论也从其他学科 (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等) 吸取一些有关的知识, 这是为了使管理理论易于理解和掌握。
在研究中, 管理过程学派把管理人员的工作划分成一些职能, 对每项职能提出一些基本问题, 然后加以分析和归类。再对这些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并从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中探求管理的基本规律, 详细分析这些管理职能, 阐述每项职能的特点和目的、结构、要素、过程、技术和方法等等。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
五项管理职能
孔茨关于管理五项职能, 即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的阐述非常精辟, 也很深入具体。这里择要如下:
1.关于计划职能
孔茨认为, 这是五种管理职能中最基本的职能, 其他四种管理职能都必须反映计划职能的要求。计划职能的主要目标是, 应付不确定性和变化带来的问题, 把注意力集中于企业的目标, 使经营更为经济合理, 便于控制。同时还阐述了计划的目的任务、目标、策略、政策、程序、规则、规划、预算等内容和要求。
2.关于组织职能
孔茨指出, 组织就是设计和维持一种职务结构, 以便人们能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有效地工作。他强调, 组织结构必须反映企业的目标和计划, 管理人员可利用的职权, 企业所处的经济、技术、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伦理条件, 同时必须配备恰当的人员。组织中所设的部门, 可以按不同需要划分。有以下几类划分方式:按时间划分 (轮班制) ;按生产、销售、财务等职能划分;按地区或产品划分 (如产品事业部) ;还有按顾客划分、市场渠道划分、工艺或设备划分、矩阵组织或临时划分部门等。
还强调授权是组织中的重要问题, 并列出了有效授权若干原则。同时指出, 为了使组织职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必须克服组织工作中的一些常见的错误和缺陷, 如各部门和各层次的职权关系不明确, 不向下级授权或授权没有节制, 职权界限混乱, 权责不相称, 多头领导, 组织机构重叠等等。
为了健全组织工作, 孔茨提出了十五条基本原则, 即:目标一致原则、效率原则、管理幅度原则、分级原则、授权原则、职责绝对性原则、权力和责任对等原则、统一指挥原则、职权一管理层次原则、分工原则、职能明确性原则、检查部门与业务部门分设的原则、平衡原则、灵活性原则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并逐一作了解释。这些组织设计的原则今天仍为大家所遵循。
3.关于人事职能
这项职能包括对职工的选择、雇用、考评、储备、培养和其他一些有关职工的工作。孔茨提出了对各类人员的选拔考评办法。
对职工进行选择可采用四种测验方法:智力测验、熟练和适应性测验、职业测验和性格测验。
对职工的考评, 一般采用个人品质和工作特征的标准来评价职工、特别是管理人员。其中包括的项目有:与人友好共事的能力、领导能力、分析能力、勤奋、判断力、首创精神、业务知识、完成任务的能力、生产成果或节约费用情况、计划和指令的执行情况等。此外, 还可按目标的实现情况对职工进行考评。这主要用于目标管理中。
对管理人员进行考评的方法, 即将管理的职务进行分类, 然后用一系列的问题来说明每一种职能。这些问题要能反映管理工作各种职能范围内最主要的基本原则。
孔茨强调, 在对管理人员考评的基础上, 要做好管理人员的储存工作。可以用一种储存图, 就是一份组织图, 来表示和计算整个企业所需的管理人员数及在职人员提升的可能性。从而拟订出培训、安排和提升管理人员的长远计划和近期安排。
我们以此来对照今天的人事管理工作, 也不外乎这些内容。
4.关于指挥 (即领导) 职能
孔茨认为, 指挥就是引导下级人员有效地领会和出色地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强调组织系统中指挥和领导工作应坚持三个重要原则:即指明目标、协调目标和统一指挥。
孔茨指出, 授权则是指挥和领导的一种重要方法。激励是指挥与领导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激励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从需要出发, 引起欲望或所追求的目标, 促使内心紧张导致实现目标的行动, 最后使欲望得到满足。以往的管理学家提出了各种激励理论, 如古典管理理论中的胡萝卜和大棒,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弗鲁姆的期望机率理论, 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等。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表明, 必须以一种系统的和随机应变的观点来看待激励。因为激励问题是很复杂的, 因个人的品德和情况而异。如果不考虑这些变量而应用某种激励方法, 就可能失败。
领导能力一般可解释为影响力, 或对人们施加影响的艺术或过程, 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领导能力 (艺术) 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了解人们在不同时间与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激励因素的能力;二是鼓舞人们士气的能力;三是按照某种方式去营造一种环境, 以便使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能力。这些也同领导方式有关。
信息交流也是指挥与领导职能中的一项重要要素。信息交流必须明确、完整, 并利用非正式组织来补充正式组织的信息交流渠道。
5.关于控制职能
控制职能就是按照计划标准衡量计划的完成情况并纠正计划执行中的偏差, 以确保计划目标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 控制职能可能导致确立新的目标、提出新的计划、改变组织机构、改变人员配备或在指挥和领导方法上作出重大的改变等。
控制职能可归纳出以下一些主要原则:
◎保证实现计划设定的目标。控制的任务是发现偏离于计划的误差, 并采取措施纠正这些偏差, 从而确保计划的顺利执行和目标的实现。
◎控制要针对未来。控制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在前馈、而不是在反馈的基础上, 以便在偏差出现之前就及时察觉并予以防止。
◎控制的职责要明确。实行控制的首要职责应由执行该计划的管理人员来承担。
◎控制要讲求经济效益。在选用控制技术和方法时, 要注意用最小的代价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应尽可能采取直接控制方式。最直接方式就是尽可能保证有高质量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质量越高, 对间接控制的需要就越少。
◎控制必须反映计划的要求。计划越是明确、全面、完整, 控制越是能反映计划的要求, 控制也就越有效。
◎控制必须有适当的组织来保证。组织机构越是明确、全面和完整, 设计的控制技术越是能反映组织机构中的岗位责任制, 控制就越有效。
◎控制必须采用适合具体人员的技术和信息。控制技术和信息是管理人员赖以进行控制的手段。但是, 各种控制技术和信息对不同的管理人员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控制必须有客观的、精确的和适合的标准, 用以衡量一个计划方案完成的情况。
◎控制必须抓住关键, 突出重点, 以避免分散精力。
◎控制必须主要集中于例外情况。管理人员在控制中应当只关心一些重要的偏差, 即特别好和特别坏的情况。就关键点控制来讲, 管理人员必须观察关键点上所发生偏差的大小。
◎控制必须灵活。不能把控制工作死板地同某个无用的计划联系在一起, 以免在整个计划失策或发生突然改变时, 控制也跟着失效。发现偏差后必须及时采取行动, 予以纠正。当发现偏离于计划的误差以后, 必须采取行动, 通过适当的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事工作和指挥工作来予以纠正, 才能证明控制是正确而有效的。
贡献与不足
管理过程学派继承了法约尔的理论, 并把法约尔的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 从而成为管理各学派中最为系统、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派。许多管理学原理教科书都是按照管理的职能编写的。管理过程学派确定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 为训练管理人员提供了基础。把管理的任务和非管理的任务 (如财务、生产以及市场交易) 加以明显地区分, 能使经理集中于经理人员的基本工作上。管理的原则如同灯塔—样, 能使人们在管理活动中辨明方向。
当然, 管理过程学派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人认为, 管理过程学派所归纳的五项管理职能有局限性, 不能适用所有的组织。对静态的、稳定的生产环境较为合适, 而对动态多变的生产环境难以应用。如果在专业性组织中应用时, 这些原则便需要修改, 其适用性须视情况而定。还有的认为, 该学派所归纳的五项职能并不包括所有的管理行为。经理角色学派代表人物明茨伯格批评五项职能“完全没有描绘出经理的实际工作, 只不过描绘出了经理工作的某些模糊的目标”。经验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彼得·德鲁克则批评说, 在管理者日常管理中, 一定是先有了目标和组织, 然后进行管理, 而不是先有一套典型的职能, 能够到处运用到不同的组织中去。如果按预先规定的一套典型职能来工作, 就无异于先给病人吃药, 然后再诊断他得了什么病, 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些批评虽有一定道理, 但远不能掩盖该学派的理论光芒, 至今它仍是最具理论指导性的管理学派。
注重实践的经验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又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案例学派, 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种管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管理学教授彼得·F·德鲁克 (Peer·F·Drucker, 又译:杜拉克, 1909~2005) , 美国管理学家欧内斯特·戴尔 (Ernest Dale) 和威廉·纽曼 (William Newman) , 还有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艾尔弗雷德·斯隆 (Alfred P.Sloan) 。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特别是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 他们重点分析许多成功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 然后加以抽象和概括、总结, 找出他们成功经验中具有共性的东西, 加以系统化、理论化, 然后向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在他们看来, 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理论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实际需要, 只有经验主义学说将这二者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因其重视实践经验故被称之为经验主义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内容
经验主义学派主张采取比较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 而不是从一般原则出发。戴尔在1960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 断然反对存在着任何有关组织和管理的“普遍原则”, 主张用比较的方法对大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戴尔认为,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掌握企业管理上的“通用准则”, 至多只能讲各种不同组织的“基本类似点”。管理知识的真正源泉就是大公司中“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 主要就是这些“伟大的组织者”的非凡个性和杰出才能。
他们认为, 成功的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 管理学就是研究管理的经验。通过研究管理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就能理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就自然的学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他们把实践放在第一位, 以适用为主要目的。
经验主义学派归纳、总结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
1.阐述了管理的性质
经验主义学派给出的管理定义是:管理是努力把一个人群或团体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引导、领导和控制。一个好的管理者就是能使团体以最少的资源和人力耗费达到其目的的管理者。认为管理是研究对人进行管理的技能和知识的一个独立领域。管理是特殊的工作, 因而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2.归纳了管理的任务
经验主义学派归纳的管理任务主要有三项:
(1) 获得经济成果。
(2) 使企业具有生产性, 并使工作人员有成就感。
(3) 妥善处理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和承担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3.总结了管理的职责
经验主义学派认为, 任何管理者共同的管理职责是:
(1) 树立目标。决定企业要达到的目标和为此需要做的工作, 并把它传达给实现目标的有关人员。
(2) 进行组织工作。就是把工作进行分类并划分成一些较小的活动, 以便进行管理, 建立组织机构, 选拔人员等。
(3) 进行鼓励和联系工作。要利用表扬、奖金、报酬、提拔等手段来鼓励大家做好工作。
(4) 对企业的成果进行分析, 并确定考核和评价工作的标准, 对企业的所有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
(5) 为职工创造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而作为企业主要领导的经理, 有两项别人不能替代的职责:
(1) 造成一个“生产统一体”, 有效调动企业各种资源, 尤其是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2) 做出每一项决策或采取某一行动时, 一定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起来。
4.概括了组织结构的5种形式
经验主义学派非常重视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德鲁克认为, 当今世界上管理组织的新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
(1) 集权的职能性结构。
(2) 分权的联邦式结构, 称为“事业部制”。
(3) 规划——目标结构, 即矩阵结构。
(4) 模拟性分权管理结构。
(5) 系统结构。
德鲁克强调, 在上述5种组织结构中, 不能决定哪一种组织结构是最佳的, 应根据各企业的生产性质、特殊条件和管理人员的特点来确定自己的组织结构, 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
经验主义学派还为组织结构设计提出了以下规范要求:
(1) 明确性。组织中的任何一个管理部门、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明确的位置。
(2) 经济性。用于控制、监督、引导人们取得成绩的力量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良好的组织结构应该是使人自我控制、自我激励。
(3) 远景性。组织结构应该引导每个管理部门和每个人的远景。
(4) 整体性。一个组织应该使自己的每个任务适应于整体的任务。
(5) 有效性。组织结构必须能使组织作出正确的决策并能把这些决策转化为工作成就。
(6) 稳定性。一个组织要有充分的稳定性, 同时也要有适应性。
(7) 永存性。能不断自我更新完善。
5. 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思想
德鲁克最早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思路。他指出, “目标管理”就是一个组织中的上级和下级管理人员共同制定一个目标;该目标应同每个人的工作成果相联系, 通过确立目标, 规定他的主要职责范围;并用这些目标作为经营一个单位和评价每一成员贡献的标准。目标管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 目标的组成。企业中的目标可分为战略性目标、策略性目标, 以及方案和任务。
(2) 目标管理成功的六个先决条件:
☆高层管理人员的参加;
☆下级人员必须积极参加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有充分的情报资料;
☆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有控制权;
☆对由于实行目标管理而带来的风险要予以激励;
☆对职工要有信心。
(3) 目标管理分三个阶段:一是确定目标阶段, 二是目标管理的具体实施阶段, 三是检查和评价工作绩效阶段。
贡献与缺陷
经验主义学派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一是强调了管理的实践性, 反映了管理科学的特点。其重视案例研究的做法, 已为现在的MBA教学普遍采用。实际上, 这种观点和做法类似我国常用的学习推广典型经验的做法。只是他们总结概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企业的成功经验。二是概括总结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反映了当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尽管他们否认管理普遍原则的存在, 但关于组织结构的五种模式和设计原则等很有普遍性, 至今仍适用;三是提出了目标管理的完整思想, 具有深远影响。虽然目标管理一开始就遭到戴明等人的激烈批评, 仍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由于经验主义学派反对学院式的研究, 只承认管理经验而否认管理理论的存在, 以至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内容也比较庞杂, 使无经验的初学者无所适从, 因而受到了许多管理学家的批评, 始终未被主流学界认可。许多学者认为, 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运用到将来的管理中。研究管理丛林的孔茨指出:“未来情况与过去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过多地依赖于过去的经验, 肯定是危险的。其理由很简单, 一种在过去认为是‘正确’的方法, 可能远不适合于未来情况”。这也许是经验主义学派的要害所在。正如我们过去推广某个单位先进经验时, 往往习惯于一刀切, 照抄照搬, 不因时因地制宜, 甚至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到处修梯田, 搞形式主义, 因而大都收效甚微。经验主义学派自己也认为, “管理的技巧、能力、经验不能移植并应用到其他机构中去”。
视企业为有机整体的系统管理学派
系统管理学派亦称系统学派, 是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管理学派。主要是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范畴及一般原理, 全面分析组织管理活动的一种理论。侧重以系统观点考察组织结构及管理基本职能。其理论基础是一般系统论。
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组织结构的日趋复杂,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管理课题, 即如何从企业整体出发, 处理好企业内部各单位或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保证整体的有效运转?由此诞生了系统理论学派, 以适应解决组织整体效率问题的需要。
系统管理理论的发展同一般系统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等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般系统论认为,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它不断地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而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以后, 一些管理学者把它应用于工商企业的管理, 从而形成了系统管理学派。
在管理中运用系统观念的并非只有系统管理学派。当时系统科学和理论比较盛行, 倡导系统管理的人士十分广泛, 对管理学派影响很大。系统科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般系统论;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系统技术理论, 即信息论、控制论和运筹学的形成与发展;再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基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并向更加广泛的实践领域发展。出现了像系统工程方法论、系统动力学、灰色系统理论和泛系统理论等一般系统工程方法, 涉及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在60年代前后的管理文献中, “系统科学”、“系统理论”、“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系统方法”等词语比比皆是。前述的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最早提出了协作系统的概念, 指出管理的职能就在于保持组织同外部环境的平衡。管理科学学派也把系统分析作为一种基本方法用于解决某些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复杂管理问题的决策。被誉为管理理论之母的玛丽·帕克·芙丽特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明确地提出了管理的整体性思想, 指出管理必须着眼于整体内部的协调。但是, 应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并形成为一个学派, 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该学派把企业组织看成是一个完整系统, 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 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
这一理论是美国管理学家弗理蒙特·卡斯特 (F·Kast) 、罗森茨威克 (J E Rosenzing) 和约翰逊 (R A Johnson) 等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弗理蒙特·卡斯特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他于1963年与约翰逊和罗森茨威克三人合写了《系统理论和管理》, 1970年与罗森茨威克两人合写了《组织与管理——一种系统学说》中, 这两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系统管理理论。
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
以往的管理理论, 都偏重于解决某一个方面问题, 或生产技术过程, 或人际关系, 或一般的组织结构问题。系统管理学派则认为, 要进行成功有效的管理, 就要从企业整体出发, 进行系统分析, 找出关键所在。其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是:
(1) 企业组织是由五个不同的分系统构成的整体, 这五个分系统包括:目标与价值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社会心理分系统、组织结构分系统、管理分系统。这五个分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作用, 不可分割, 从而构成一个整体。
组织系统的局部最优不等于整体最优, 管理人员的工作就是确保组织中各部分能得到相互的协调和有机的整合, 以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
企业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 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 在管理方面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 不断地自动调节, 及时作出反应, 以适应环境和自身的需要。一个组织的成败, 取决于其管理者能否及时察觉环境的变化, 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
(2) 企业是由人、物资、机器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的目标下组成的一体化系统。它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受到这些组成要素的影响。在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中, 人是主体, 其他要素则是被动的。管理人员需力求保持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平衡、相对稳定、一定的连续性, 以便适应情况的变化, 达到预期目标。
同时, 企业还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企业预定目标的实现, 不仅取决于内部条件, 还取决于企业外部条件, 如资源、市场、社会技术水平、法律制度等, 它只有在与外部条件的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
(3) 运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管理的基本职能, 可以把企业看成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 投入的是物资、劳动力和各种信息, 产出的是各种产品 (或服务) 。运用系统观点使管理人员不至于只重视某些与自己有关的特殊职能而忽视了大目标, 也不至于忽视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 可以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
(4) 主要采用模型分析方法, 分析企业实际情况, 找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地表述企业系统特有的各主要因素间的依存关系。建立“动态”程序设计系统。用电子计算机对这个动态系统进行运算, 并将运算结果同企业实际行为的试验数据进行比较。依据比较结果修改模型, 以保证动态模型与企业行为尽可能的一致。运用模型来确定各个参数最适宜的变化幅度, 以便改变企业的行为, 并把这些变化从计算机语言变成管理者会使用的工具。
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学派认为, 系统观点、系统分析和系统管理是系统理论的三个主要方面, 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 系统观点。系统管理学派是用系统观点来考察工商企业及其管理的。认为:整体是主要的, 而其各个部分是次要的;系统中许多部分的结合是它们相互联系的条件;系统中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部分围绕着实现整个系统的目标而发挥作用;系统中各个部分的性质和职能由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所决定, 其行为则受到整体的制约;整体是一种力的系统、结构或综合体, 是作为一个单元来行事的;一切都应以整体作为前提条件, 然后演变出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通过新陈代谢而使自己不断地更新:整体保持不变和统一, 而其组成部分则不断改变。
从以上观点出发, 所谓系统就是由两个以上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所组成的, 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管理学派认为, 工商企业就是一个由相互联系而共同工作的各个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 以便达到一定的目标。工商企业是一个人造的系统, 它同周围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 并具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 能够不断地自行调节, 以适应环境和本身的需要。
(2) 系统分析。所谓系统分析就是对一个系统内的基本问题用逻辑的思维推理, 科学分析计算的方法, 在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条件下, 找出各种可行的备选方案, 加以分析比较, 进而选出一种最优的方案。或者说, 系统分析就是以系统的整体最优为目标, 对系统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是一个有目的、有步骤的探索性分析过程, 以便给决策者提供直接判断和决定最优方案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
系统分析要求有严格的逻辑性。也就是说, 在拟定方案以前, 先要确定方案的目的、实现的场所、人员和方法等, 然后搜集资料, 拟定对比方案, 最后对于建立的各种分析模型进行分析比较, 选出可实施的方案。在进行系统分析时, 应首先紧密围绕建立系统的目标;其次, 应从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 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既要考虑当前利益, 又要考虑长远利益;还要做到抓住关键问题,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3) 系统管理。就是把企业组织作为系统来经营管理。把信息、能源、材料和人员等各类资源, 结合成一个为达到一定目标的整体系统。把企业中的各个子系统和有关部门, 以及计划、组织、控制和信息联系等各项职能, 都围绕系统及其目标充分发挥作用。
在系统管理中, 有四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创建系统的决策、系统的设计、系统的运转和控制以及系统运转结果的检查和评价。还有四个特点:一是以目标为中心, 始终强调系统的客观成就和客观效果;二是以整个系统为中心, 强调整个系统的最优化而不是子系统的最优化;三是以责任为中心, 分配给每个管理人员一定的任务, 而且要能衡量其投入和产出;四是以人为中心, 每个员工都被安排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并根据其业绩支付报酬。
系统理论特别强调企业组织的开放性、整体性和层次性观念。其创始人卡斯特认为, 企业系统的边界是可渗透的, 可以有选择地输入和有选择地吸收, 不仅要适应环境, 还要影响环境。更重要的是, 企业应有意识地去改造环境。
贡献与不足
系统管理学派最大的贡献是, 在管理中应用系统管理和系统分析, 体现了管理哲学的改变, 提高了管理人员对影响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各种相关因素的洞察力。使人们从整体的观点出发, 更清楚地认识到组织的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 也使人们注意到任何社会组织都具有开放系统的性质, 从而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分析组织的内部因素, 解决组织内部的问题, 还必须了解组织的外部环境因素, 注意解决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 为人们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组织的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思路和方法。
另外, 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与效益。企业领导人有了系统观点, 就更易增强全局观念, 在企业各部门的需要和企业整体的需要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正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了系统观点, 也不至于只注意部门的特殊职能而忽略了企业的总目标。还可以认清本企业在更大的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 系统管理理论并未提出具体的管理行为和管理职能, 其方法过于抽象, 因而很难用系统的一般原理和模式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对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实用性不强。因此, “系统热”在20世纪60年代风行一时后渐渐地冷落下去。就连系统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 在他们的后期著作《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和权变方法》中, 也把系统管理同权变管理结合起来了。但系统管理理论是通过对组织的研究来分析管理行为, 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管理理论。后来, 福莱斯特等人创立的系统动态学是系统管理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并且把系统管理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但这已区别于系统管理学派了。
强调量化的管理科学学派
管理科学学派又称为数量管理学派、计量管理学派, 也有称其为运筹学。始于1939年, 二战以后才正式形成为一个学派。从其名称看来, 似乎它是关于管理的科学。其实, 它主要不是探求有关管理的原理和原则, 而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 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 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 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其主要特点:一是采用量化方法进行决策, 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主观经验成分。二是以经济效果作为评价标准。三是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
主要思想是认为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程序, 求出最优答案, 以达到企业的目标。
主要方法是应用各种数学模型, 有盈亏平衡模型、排队论、决策理论模型、库存模型、线性规划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网络模型等。
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 (1975) , 书中以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 通过科学的计量方法, 将管理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其他代表作有:韦斯特·丘奇曼、拉塞尔·阿考夫、伦纳德·阿诺夫三人合著的《运筹学入门》;爱德华·鲍曼和罗伯特·费特两人合著的《生产管理分析》, 以及许多关于线性规划、决策模型、培训决策法、对策论等方面的书籍。
管理科学学派开拓了管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使管理从以往定性的描述走向了定量的预测阶段。还将系统论的观点, 运筹学、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 引进到管理领域, 为现代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解决各项生产、经营问题。具有以下三个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 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 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 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 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 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 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其作用在于通过科学方法, 减少决策风险, 提高决策质量, 保证投入的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 管理科学理论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它是泰罗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 都是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 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 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的效果。
传播学的三大学派 篇9
关键词：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能在自己学科基础上研究传播现象,并产生各自的研究成果,因此关于传播学学派的划分只是一种就其起源、主流特征的学术划分,很难泾渭分明。此前我国学者曾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学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欧洲批判学派。基于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对社会结构的显著影响,现在通常把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一、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
这个学派常被简称为“经验学派”,又称“经验主义学派”、“行政学派”、“管理学派”等。它与主要以思辨为特征的研究流派相对应,代表了美国主流的传播学研究,重点在于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它起源于美国,在北美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由于美国的学术影响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1]
(一)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奠基者
经验-功能学派的主要奠基者有两位: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图1)和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0-1976)(图2)。
一战期间协约国对同盟国宣传的有效性引起了官方和社会对宣传问题的关注,拉斯韦尔以此为课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他在该研究中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同时,“他关于政治传播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2]1948年,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行为的“5W”经典过程模式,并将传播学分解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五大研究领域,开拓了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方向。
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播发展起来。在洛克菲勒资助下,拉扎斯菲尔德开始研究广播的社会效果。研究中他提出和运用了后来为传播学普遍运用的“焦点访谈”方法,以及一系列资料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以此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1944年,他出版了《人民的选择》一书,该书从1940年总统大选时媒体对选民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影响,提出了“舆论领袖”和“二级传播”的概念和思想,扭转了媒体强大效果论。他的研究,充分利用了社会调查统计和社会心理学的手段,为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学科视角。
拉斯韦尔(特别在他的后期)和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典型的结构功能-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对经验-功能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有人批评他们更关注媒介自身的运作,热衷于分析静止结构的传媒,忽视对动态过程的关注,视野显得并不开阔。他们的追随者后来也谈道:他们“将传播学的侧重点压缩成一种个人主义的、短期效果的样式。因此,他们关闭了许多最近刚刚被学者们重新打开的研究领域。”[3]
除了这两位,其他一些学者也对这个学派的发展有所影响。例如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和库尔特·莱文。
霍夫兰在二战后期领导了美国陆军的实验,评估影片对新兵士气的影响,提出了信源对说服效果的影响以及效果过程中的“休眠效应”,并总结出一系列增强说服效果的传播技巧。他将说服和实验引入传播学研究,开创了有关个人态度变化的微观层次的学术传统。
莱文在实验中发现,家庭主妇是家庭消费新食品的“把关人”,如果一个家庭主妇不打算烹饪牛下水的话,那么她的家庭就不会食用它们,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仅适合于食品系统,而且适合于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流通。”[4]这一“把关人”思想后来为新闻学者怀特(David White,1917-1993)所扩展。
(二)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特点
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
1. 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实证”这个词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等意思。在实证方法的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看来,实证的就是科学的和可以验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方法的程序设计应具有客观和可重复,以便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验证理论的手段,从而使得理论有效;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冥思苦想,而是致力于收集大量的经验材料;通过不断重复的“假设-验证”式的经验研究,进行理论的建构和完善。
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征。研究者们力图从外部环境的变量出发,揭示事实和行为的原因或规律;依赖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精确和客观理念,研究渗透着人的主观意识的社会现象和事实。
这一方法论有其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效的,但其机械性显而易见。首先,社会现象和行为并不都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来把握,面对复杂的意识活动,经验的方法显得无力。其次,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技术本身存在局限,前者概率意义上的有效和信度,很难说明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多变,后者特定环境下的结论与社会实际环境存在差距。第三,经验性质的研究所获取的材料可以解释微观事实或现象,但无法在历史的宏观角度上考察社会。最后,经验性质的研究所推崇的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是一种虚妄,科学研究主体的影响难以避免。
对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的传播进行研究,单一的经验研究方法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一点在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成果中非常明显。
2. 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
功能意味着对某种需要的满足。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因而,它的要旨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这种研究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或网民某种共同的传播特征或心理,以便充分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因而它的功能主义价值取向预设现存社会的合理性。
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霍夫兰的说服研究等等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着重效果取向的传播研究。不过,不要误以为美国就只有经验研究而没有批判的传播观点,同样,欧洲也不是只有批判的传播观点。
二、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
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大众化报纸进入成熟时期,广播、电视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电子信息战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成为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一)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奠基者
1948年,申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图3)的《通信的数学理论》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在这篇文章里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传播:“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5]他认为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为此他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申农之后,法国工程师和数学家莫尔斯(Abraham Moles,1920-1992)进一步提出了通信生态理论,为研究社会传播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同样也在1948年,申农的老师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图4)发表了论文《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这篇文章和他1950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图3 申农
维纳认为,“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
系统论最早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提出,他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是具有确定的特性和功能的有机整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1917-1984)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论。
“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
关注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他们循着“三论”的传播思想,专注于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认为“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7]这类研究起源于加拿大,所以这一派又称成为多伦多学派。
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技术主义范式”更是显现出勃勃生机,例如近年关于web2.0和web3.0、个人接收终端功能的研究。
(二)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观点
这一学派的第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又译伊尼斯)(图5),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8]在他1950年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中,他提出,一个社会主流媒介的时空偏向与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时间偏向的媒介易于长久保存却不便远距离运输,利于树立权威,从而形成等级性社会体制;空间偏向的媒介便于远距离传送但长久保存性差的,有利于远距离管理和控制,从而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性不强的社会体制。在他1951年的专著《传播的偏向》中,他认为某一种媒介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文字时代打破了口语时代“年长者垄断知识”的局面;印刷术时代培育了人类的理性思维方式,催生了理性主义的诞生;而电子时代则击碎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彻底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些论述的启示是:媒介技术并非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
英尼斯之后,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 Luhan,1911-1980)(图6)、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53-)(图7)和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图8)依次成为媒介形态研究的代表人物。
图6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20世纪60年代因在《理解媒介》等几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试图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9]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比如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的延伸、电视是感知系统的延伸等。一般人将媒介看作是物理的或技术的,而他认为媒介的形态一定意义上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这便是他的“媒介即讯息”观点。他将媒介看作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它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的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他却高瞻远瞩地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电子传媒的普及将整个地球的时空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10]
梅罗维茨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在《消失的地域》(1985年)中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11]
这些研究开拓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丰富内涵的同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的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要理解媒介技术,不能局限于技术本身,“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12]
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莱文森在《软边缘》(1997)中承认“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强调,“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13]这样的表述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
在我国传播学界颇有名气的论著《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的作者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图9),以及他的学生、《媒介环境学》的作者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图10),他们在观点上也属于技术学派。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创新,需要超越单一的技术视野。美国新闻教育家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1934-2006)关于传播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思想,从人文批判的角度考察媒介形态和媒介的表达方式,克服了这个学派有时表现出来的技术至上的倾向。他认为,人们对传播的认识通常定位于信息在空间的传递和发布过程,达到对距离和接受者的控制;但媒介技术和表现方式本身,又表现为一种仪式。“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媒介或媒介的表达方式成为一种“神圣典礼”。他以看报纸这种行为为例,写道:“当我们审视报纸时,传播的仪式观着眼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它更多地不是把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14]现在看电视、上网,除了获取信息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仪式”,这类传播行为已经在不经意中改变着社会结构。
三、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是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由若干流派构成,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人员、观念划分的界限,但他们都共同承认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每个族群、民族、国家千百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的使用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因此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研究对象的整体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这个学派多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为研究思路,故有“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称谓,又因多持批判立场而被称为“传播学批判学派”。
这个松散的“学派”大致包括以下学派及一些不具某个流派典型特征的著名学者。
(一)法兰克福学派
起源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又称“社会批判学派”,其主体机构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由富商资助,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独立于政府和大学,开展社会问题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在学术立场和研究思路上与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有着根本分歧,它继承了德国哲学思辨的传统,集中研究商业化体制下的文化工业以及资本的文化统治本质,属于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该学派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操纵、欺骗和辩护功能,这三大功能体现在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图11)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上,力图揭示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本质。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964)、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1936),是其中的代表作。
图1 1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德文版封面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被认为是该派第二代旗手,他的一系列著作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传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981)(图12)论证了关于传播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图1 2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文版封面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弥漫着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气息,他们对现代工业文化的深刻批判,表现出他们要担当文化救赎的使命,但这种批评仅囿于观念领域而导致实践方面的缺失。
(二)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由此逐渐形成英国文化学派。文化学派以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为手段,揭示大众传媒的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和相对的主动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学派成为传播学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有影响的重要学派。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图13)于1973年写的《编码/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四个阶段的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同时,他还提出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有三种方式,即:优先式解读、妥协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受众分别以此与文本制作者对文本赋予的意义进行“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图1 4 史麦兹
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它社会权力关系。[15]
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源于1966年在莱斯特大学成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1946-)和戈尔丁(Peter Golding,1947-)发表的《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1973)一文,被视为该派的纲领。这一学派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的开创者当属加拿大学者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1907-1992)(图14)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1919-2000)。史麦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传媒制度下,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媒介所生产的商品不是新闻和广播电视节目,而是“受众”这一特殊商品,即观众就被当作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一理论在他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1977)一文中得到充分阐释。
席勒被看作是美国的传播批判学派,他认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美国当权者利用媒介对内安抚国内公众,对外实行文化霸权。他的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和《思想管理者》(Mind Managers,1973),引发学术界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关注。20世纪80、90年代,他在《谁知道: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Culture,Inc.: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等论著中,批判了新信息技术与权力扩张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媒介只是为跨国大公司出售产品、服务的工具;也是政府用以维护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搞全球霸权的工具。
(三)结构主义派别
这个学派很松散,一般指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语言的象征表现功能理论的学者,主要是法国学者,代表性人物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图15)、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图16)以及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等。
阿尔都塞认为,媒介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因为概念和词句在不断的复制和重组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
巴特通过对符号的研究提出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的封面照片作为例子: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正在敬礼,仰望着一面三色法国国旗。如果这张照片放在抽屉里不值一提,编排到杂志封面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所有子民,不论肤色,都在其旗帜下忠心耿耿。巴特将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称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福柯认为,任何权力(这里的“权力”不是中国意义的看得见的党政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获得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图1 5 巴特
布尔迪厄1996年提出“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用以分析电视的传播行为。他认为,电视新闻场比其他的场域更容易受外部力量的作用,甚至比政治场更容易受市场、受众的控制。电视中的社会新闻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反常的事件或名人那里,同时占用公众的时间,将公众行使民主权利所应该知道的严肃信息排斥出人们的视野。电视讨论中存在一系列隐藏的审查机制,像采访对象的选择、时间的分配、讨论者的确定,甚至事先程序的策划等,都使得自由交流变得困难。借助电视的力量,一些学术“快思手”得到了无法从同行那里得到的认可。同时,电视以扩大观众为由,降低了进入某些场(例如学术场)的入场权,干预了这些场域的自治。
梵·迪克对“新闻”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他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感受到(甚至新闻作品的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他在研究了诸多记者的采写过程后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16]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
该学派以颇为深刻和犀利的理论给人带来多方面的启发,但这个学派分散、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学术的特征,揭示了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的路径。他们相当程度上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东西,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具有虚无主义倾向。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和其它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通常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远不像学派这个名字所示的那样统一,就是学派本身的划分和称谓也很难统一。但关注点和方法上的明显差异,构成了学派间明晰的界限。
上述传播学研究的三个学派中,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企图对传播现象做出精致的量化解释;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17]和控制。
三个学派特点的简单比较如下:
图1 7 三个学派比较
在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说明当代社会传播的特征,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因此,传播学不同学派的交融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也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
这种融合本就是传播学起源的根本,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曾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是一片空白,一切都有待建设。”[18]相邻的学科,比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理论不断介入才在空白之地建成了现在的传播学大厦。直到今天,传播学依然是一座开放式的大厦,不断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解释传播中不断涌现的现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属于传播学领域的新理论。
略谈布拉格学派 篇10
一、布拉格学派的兴起和发展
布拉格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其中以“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组织形式存在是从1926年到1953年。尽管其组织形式存在还不到三十年, 但期间布拉格学者们在语言理论方面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对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一) 准备时期 (1922-1925年)
1920年, 俄国学者雅各布森移居捷克, 由于对原“莫斯科语言小组”学者缺乏联系不满, 在1925年应马泰修斯之邀, 与马泰修斯的助手特伦卡博士制订了创立布拉格语言小组的计划。同年10月马泰修斯邀请雅各布森等五名学者聚会。会上, 首先由马泰修斯作了题为《语言研究中的新潮流和趋势》的报告。他列举了语言研究新的方法, 并把报告的主要论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以作为准备成立的语言小组的思想基础[2]。之后布拉格学派的会议就固定沿用了这种报告加讨论的形式。这次聚会的圆满成功为之后布拉格学派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 经典时期 (1926-1939年)
1926年10月6日, 布拉格学派举行第一次聚会, 此次参会者共六人, 首先由德国语言学者Henrik Becker做题为《欧洲的语言精神》的报告, 之后就报告精神进行组内讨论, 这次聚会标志着布拉格学派的成立。1928年, 布拉格学会在参加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时把音位学的观点第一次公之于世引起很大的反响。1929年, 布拉格学会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语文学家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论纲”, 系统阐明了其语言理论和方法论观点。在1932年的海牙语音科学会议上, 人们正式提出了“布拉格学派”这一称呼[3]。
鲜明的国际性是经典时期布拉格学派的显著特点:与西欧的语言学者保持密切联系, 也与前苏联语言学界有较深的关系。雅柯布逊、特鲁别茨科伊和卡尔采夫斯基这三位侨居国外的语言学家也加入布拉格学派。前两位是这一学派代表人物, 学派的成就与他们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后一位是索绪尔的学生, 这表明了日内瓦派与布拉格派的密切联系。布拉格学者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在学派顶峰时期, 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影响广泛, 一些非布拉格学会成员的语言学者因其理论与学派观点接近, 也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学派刊物《布拉格语言小组论丛》的开始和结束正好界定了布拉格学派的经典时期, 即该学派最有朝气、最有成就的时期。
(三) 后经典时期 (1940—1948年)
后经典时期布拉格学派的学术活动不再活跃, 理论见解上也不像之前那般新锐和富有朝气。对学派发展更不利的是, 部分布拉格学派学者的观点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和质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由于国家机构调整的原因, 布拉格学派被解散。至此, 布拉格学派从有组织的理论研究转入零散的个人小组研究。
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成就
(一) 音位理论
布拉格学派最突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音学和音位学。其相关理论集中体现在特鲁别茨柯依所著的《音位学原理》一书中。这本专著耗尽特鲁别茨柯依一生的心血, 是该学派最杰出的作品, 主要成就在于确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他将音位学从之前的语音学中独立出来并与语音学予以区别———语音学是关于言语的声音的学科;音位学, 是关于语言的声音的科学。进而明确了音位的定义:从语音对立和特征出发, 认为音位是某种语言中最小的具有辨义对立特征的语音单位;提出了划分音位的“替换原则”;分析了语音特征, 即元音、辅音和非音质特征。
(二) 结构功能语言观
布拉格派学者对语言的基本看法可概括为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 可称作结构功能语言观。马泰休斯提倡应从语言功能入手去研究语言形式;从讲话人的角度去考察语言, “说话人先想到要表达什么, 然后才去寻找适宜的形式”[4]。简单来说就是功能语言观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 担负各种功能的职责, 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
(三) 句法功能
句法功能也被称作句子功能展示成分, 即用信息论的原理来分析话语或文句, 测量一句话的各个部分对全句意义的贡献[5]。在传统的形式切分即语法切分的基础上, 马泰休斯提出增加句子的实际切分。实际切分是一种功能交际切分, 即从功能角度分析句子的方法。与形式切分的基本要素—主语和谓语所不同的是, 实际切分的基本要素是表达的出发点和表达的核心, 即主位和述位。主位指说话人要叙述的对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说话人和受话人已知的或不言而喻的信息;述位表示受话者所不知道的新信息。
除了以上理论成就外, 布拉格派学者还在系统和共时研究、语言联盟理论、语言分析的普遍理论体系、标记和无标记理论等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并且将最新的语言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
三、布拉格学派的余音及现状
(一) 学派余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布拉格学派又开始活跃。在1960年, Josef Vachek编辑的《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辞典》出版。1964年, 《布拉格语言学论丛》在布拉格创刊。之后, Vachek编撰的《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读本》及其著作《布拉格语言学派》在美国出版问世。由于特伦卡等学者们的坚持和努力, 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在捷克本土得以恢复。雅各布森等布拉格学者到美国后, 通过在几所著名高校如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的教学, 使布拉格学派的思想理论在美国生根发芽并继续发扬光大, 并对美国的语言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布拉格学派的现状
1. Jan Firbas小组:
Jan Firbas是布拉格学派学者Josef Vachek (1909—) 的弟子, 而Vachek是布拉格学会会长马泰休斯的弟子。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 以Firbas为中心形成的语言小组研究“功能句子观”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简称FSP) , 该小组的研究成果经常发表在刊物《Brno英语研究》上。Petr Sgall小组:Petr Sgall (1926—) 也是布拉格学派成员的学生。他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生成描述” (functional generative approach) 。以他为中心的小组经过多年研究, 提出了一个以“依存句法”为基础的描写框架。
1966年到二十一世纪初, 结合这两个小组的“功能句子观”与“功能生成方法”理论研究, 从本质上看, 他们研究的都是表达手段与表达需要之间的关系, 继承了学派以马泰休斯、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传统[6]。
2.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 功能主义语言理论继续发展。
时至今日,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已在国际语言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根据布拉格学者关于语言的功能学说提出了“三大纯理功能”。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观无论从功能学说方面, 还是主位理论方面, 抑或是语境思想方面都有对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四、结语
在语言的功能结构研究方面, 布拉格学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影响, 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财富。笔者在这里纵向把握布拉格学派的历史及成就, 最期盼的是从该学派的成长过程中学习他们在学术理论方面的积极发现, 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对之前理论的批判、包容的精神, 也学习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国的语言学界应在广大先辈们的理论基础上提倡合作与发展, 全方位地发展我们的语言研究尤其是汉语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永峰.经典重温: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历史与现实[J].山东外语教学, 2005 (1) .
[2][3]钱军.布拉格学派历史研究[J].外语学刊, 1995 (1) .
[4][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周易》与南宋功利学派 篇11
关键词 《周易》 永康学派 永嘉学派
〔中图分类号〕B221;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6-0145-07
以永康学派、永嘉学派为代表的南宋“事功之学”将古代功利主义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自此，中国古代功利主义才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黄百家评永康学派云:“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 ① 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主干的永嘉学派，在理论上多相合拍，其个人之间的交谊也最厚，两方地缘相接，人物往来，切磋学术，砥砺品行，遂形成较为统一的学风，蔚为一方学术之盛，以至朱熹评述道:“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 ② 尽管语涵贬抑，却道出“事功之学”之特性，黄宗羲言:“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 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 ③ 他们于礼乐制度、田赋、兵制、地理、水利以至数术方技之学无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 ④ 追求的是一种知识系统的实用价值的现实转换，知识的效用，自我的道德完善均必须落实到发为事业，齐家治国，经邦济世之上，“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 ⑤ 要建立一种基于“现实原则”的价值判断，追求道义与功利的统一，并以后者为判定基础。这便是“事功之学”（即浙学）的理论特性。
南宋功利学派就其思想渊源而言，自然首先是来自先秦儒家经典与汉唐北宋诸儒学说， ⑥ 如“尊王攘夷”来自《春秋》，“皇极”“大中”来自《尚书》，“富而可求”来自《论语》，究古今时势之变，极人事以达时措之宜，开物成务，成顺致利，革故鼎新，顺天应人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意识则显然来自《周易》。永康、永嘉学派推崇《周易》，视之为反身修德，究三才之道，广业济世的宝典，“其易说在易学史上可以说是独具一格”。 ① “着重研究了道器关系问题，提出道不离器说，同程朱派展开了大辩论，打击了魏晋玄学和程朱理学的本体论，为其功利主义原则即道义不离事功提供了哲学基础。” ② 兹就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之易学思想展开论述。
一、“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陈亮尽通变之道达时措之宜的易学思想
《易传•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变通是合宜之举措的前提，故若能“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便可“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因而，“顺时”、“应变”是《周易》反复强调的两个要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顺时”是人们政治行为的一项基本准则。“应变”则是指导人在变化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③ 重要的是根据变化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应变”作为行事的准则。
在陈亮那里，“道”被设定为绝对的形而上的价值本原，它具有存在的普遍性和变化的不间断性，不过，“道”的这种存在的绝对性并不表示它可以独立存在于事物现象之外，相反，“道”必须借事物现象之存在才能显现出来，其永恒性、无限性、绝对性与具体的事物现象的丰富性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道”必然与事物同在，也就是说，现象本身就是“道”的实在性的显现:
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 ④
道的自身存在不可能脱离于事物现象的具体存在，道既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又同时具有绝 对的普遍性，它的存在，不可能脱离与事物现象 的有机联系。所以，可以说天地之间，触物皆道: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 ⑤
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 ⑥
道在现实性上，表现出一种对宇宙人生之事物现象的普遍涵摄，道与事物现象的圆融一体，则表明现象的一切呈现均为道的存在方式，一切人的现实活动，在陈亮看来，就意味着对道的实践，这样，道就不具有任何超验的性质，而是普遍存在于经验世界，“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 ⑦ 道决不可能“出于形气之表”，为一形而上的超越性的与现象界悬隔的终极本体，相反，它必然贯彻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贯彻于日用之间，在本质上是由主体的实践活动所实现出来的:
夫子之道即光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以健顺育万物，故生生化化而不穷;尧舜以孝悌导万民，故日用饮食而不知，夫子以天地尧舜之道诏天下，故天下以仁义孝悌为常行。 ⑧
尧舜之道，并非什么玄妙的高论，而即是对生化不穷的天地之道的承继并将之措置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经孔子的弘扬，贯彻于民众日用之间的天地之道就成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但是，由于道具有的连续性和永恒性的品格，它与现象一起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尤如四时阴阳代序，昼夜晦明迭运，尽管其中有其规律可寻，但毕竟常运而不息，“夫阴阳之气，阖辟往来，间不容息。……此天地盈虚消息之理，阳极必阴，阴极必阳，迭相为主而不可穷也。” ⑨ 正是阴阳之气“间不容息”的不断运动，才使道获得其自身存在的永恒性质，道的存在的普遍性质是通过其运动的绝对往来实现的，而其存在的永恒性质又伴随着变化的必然性。天运不息，道常如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现实内容，变化的连续过程，就是道自身的发展过程。显而易见，这种将道与现象相融摄的观点，将道与变化的观念相统一的观点，与体现在《周易》中的天道常存而不灭，常运而不息的观念是非常一致的。
由于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才是道发生客观变动的真正根源，所以陈亮充分注意到人的现实的活动，他说:
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凡所以为人道立极，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 ①
圣人尽天地之道，推古今之变，详人物之情，综核名实，参稽异同，因时立制，代表了人之能动的主体性对于道之把握和实践。因为世界的实在性必须在主体性参与的情况之下才有其终极意义与价值，只有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将事物现象联系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整体，所以，因时立制的作为，就是意味着人对道的干预，也是道在现实之中的贯彻，所以《周易》所说的“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地之化育”，正是陈亮这种道必须依赖人之能动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出来的观点的思想渊源，与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是一致的。
这一观念是借助于体现在《周易》中的三才思想来证明的。《易传•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天、地、人是宇宙间的三类最高价值，所以称为“三材”，并以这种说法看待易卦的构成，《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卦之六爻是天、地、人的象征，其中两爻象天，两爻象地，两爻象人。六爻之变动，即象征
着天、地、人的运动，“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② 《易》之所以能广大悉备而弥纶天地，是因为它囊括了天地人三才之道，承《说卦》所说，陈亮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而三极之立也，分阴阳于天，分刚柔于地，分仁义于人，天地人各有其道，则道既分矣。” ③ 在《周易》那里，必兼三才而成卦，三才之道归结为阴阳之变，在陈亮这里，“三极之立”的前提也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三才之道的大原皆出于天，三才并立，可分而不可离，构成一个完满的统一体，是道的最为圆满的内涵。非常明显，三才观念特别突出了人的价值地位，包含着人为宇宙之中心这一地位的确认，虽三才并举，而实仍以人道为其系统运动的核心。惟有人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④ 天道阴阳，地道柔刚，人道仁义是圣人“将以顺性命之理”而对三才之内质所作的不同规定，所以人道就不是天道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天道的主动的制导者与实现者，在天、地、人的价值本位中，人处于主导的地位，这就是《周易》对人的价值的深刻认识和高度肯定。 ⑤ 陈亮发挥了这种思想，他说:
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也。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 ⑥
人道在其中居于主动的核心位置，天地赖之以常运不息，道赖之而后存，道的客观性只有在人的世界中才具有意义，所以人对于道的适时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圣人的创制重统，就是相度时宜，审度事势而为民造福之举措，当然，这种创制垂统，必须依乎天道，切乎人情，因时制宜，和合天人而成顺致利，所以陈亮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圣人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而使之无间。” ① 人作为价值本位中的主体，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就应该是《易传•系辞下》中所提倡的“崇德广业”，“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② 德、业并重是《周易》所设定的人生价值目标，显然，它是认为道德应服务于功业，成为建功立业的条件，“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③ 而在陈亮看来，既然道常行于事物之间，且“千途万辙，因事作则，”所以实事认知就显得非常重要:“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 ④ 知识是实现“崇德广业”的工具或条件，它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特质，所谓陈亮的事功思想或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知识价值上的实用主义。而他对理学的批评，就是认为心性之学非但不能实现对世界的实际干预，不具有经验上的有效性，而且还将人心导向对于现实世界的冷漠，“治道之不知，时变之不究，其说虽若可听，其事虽若可行，原始要终，而卒归于无用。” ⑤ 基于这种认识，陈亮坚持知识的实用主义倾向，坚持道德与功利的统一，在“心主于仁”的前提下，“本领宏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 ⑥ 功业越大，所实现出来的善的价值也就越大。“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⑦ 《周易》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尊卑有序，上下井然，这一整套行为规范就是“义”，而“义”又是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和发展的保证，但是，仅有“义”是远远不够的，道德必须借功利来实现其价值，必须借时措之宜而开辟出天下事业的全新局面，使天下之公利有切实的普遍的增进，陈亮认为，“理财正辞”是做到这种目的的手段，“理财”是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税收法度必须合理而适中，“正辞”是指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此二者，一为经济手段，一为政治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所以陈亮功利主义思想体系中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是极为丰富
的。 ⑧ 陈亮对朱熹所褒扬的董仲舒提出来的“正 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所谓的不谋不计不仅导致事功的失败，而且也是道德上的失败，因为如果纯粹排斥实践上的功利目的，就是迂阔而不切实用，道德的价值也因此无法被真正实现出来。义以为上，以义制利，这本无问题，但还须使义利合一，相互为用，如《易传•系辞下》所说的那样:“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物质利益与道德修养形成一种相互为用，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周易》影响陈亮事功思想的最基本的观念。在陈亮那里，社会全体之福祉的谋求与民生之利益的普遍增进，就是仁的体现，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也自然是善的，故而，普遍的善不是别的，正是普遍的功利，尽我之力，使天下“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使天下之人皆能据于仁，行于礼，皆能得喜怒哀乐之正而遂好色好货之心，就是人性在现实社会得以全面发展的标志，就代表了人对道的干预的成功。 ⑨
二、道常存乎形器之内:薛季宣的易学思想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学者称艮斋先生，浙江永嘉人，是永嘉事功学派的创始人。叶适说:“永嘉之学，必弥伦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傅良）纬其终也。” ○10 在这里，“弥纶以通世变”意同经世政用，即注重事功。薛季宣学识渊博，对当时的实际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金华学派的著名学者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信中称赞薛季宣道:“于世务二三年，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其所学确实有用。” ○11 有多种著作行世，文集名《浪语集》。薛季宣的事功思想以依凭对《周易》义理的阐发而展开的。他认为，《周易》是儒家学说之总纲，事物之形象度数及无形之理均蕴藉于《周易》: 他经虽玄妙难拟，要皆自《周易》出也。夫礼乐王政之纪纲，诗书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数声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无自见也。六经之道，易为之宗。 ①
圣人之言，具有六经，而《易》为之首，圣人即道，而六经即载道之器，是乃一而二，二而一之关系，道离器无可凭附，器离道不成为器:
夫道之不可迩，未遽以体用论。见之时措，体用宛若可识。卒之何者为本，何者为用，即以徒善徒法为体为用之别，体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知器，亦不知道矣。 ②
在薛季宣看来，道是“体”，器是“用”，但体用并不能分割。道之存在的绝对性并不能证明它是可以或实际上是独立于事物现象之外而存在的，相反，它必须凭借事物现象的存在才能充分展示出来。换句话说，事物现象的存在本身便是道之实在性的显现。道不具有任何超验的性质，而是普遍存在于经验世界并且必须展示于人的经验活动之中的。薛季宣并不把道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将之视作是一个社会与历史的范畴。道与事物共在。所以，那种离器为道，舍器从道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下学上达，惟天知之。知天而后可以得天之知，决非异端遗形器者之求之见。礼仪威仪，待夫人而后行。且苟不至德，谁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谓，其切当矣乎!曾子且日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辄废检察。且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者，古人事业。学不至此，恐至道不凝。此事自得，则当深知，殆未可以言之也。 ③
道的自身存在不可能脱离于事物现象的具体存在，道不是一个独立于形气之外的自在之物，道 与事物现象的关系，呈现的是一番共处、共存、共在的景象，所以，道在现实性上就是事物现象本身，道与现实圆融一体，决非本末之别。从易学哲学史的视角审视，薛季宣的道器合一说，是对程颐体用一源，即事显理说的改造，他将程颐的体用一源转换成道行于万物之中，即物而现道。 ④ 这样，道成为经验活动所可以直接证取的东西，也就必须贯彻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而人则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现实生活的主体，因此，道于现实生活中贯彻和于百姓日用之间的“流行发用”，在本质上说是因主体的实践活动而实现出来的。这样一来，道就又转化而为一个实践的范畴。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对道的背离，相反，正是对道的践履，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是十分应当的，由此而带来的功效，造福社会，造福人类，不仅合道，而且就是道的内在要求。事功之学也就在此找到了一座坚实的基础。永康陈亮之学，永嘉叶适之学，均依托此基石展开对程朱理学与陆氏心学的驳难和自己功利主义思想体系的建构。薛季宣道器说有功于后学确然无疑。
三、易以通利:叶适的易学思想与事功学说 正如朱伯 在《易学哲学史》中所述，叶适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其易说可以说是南宋功利学派解易的代表。” ⑤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叶适的易学思想是其事功学说的根基，其对易理的阐发，是其功利主义学说的依据。
当然，叶适对《周易》原理的阐发，决非浮光掠影式的虚诞之论，而是凭依对《周易》经、传的深入研究。叶适否认了传统的《周易》之作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成的说法，依此种说法，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孔子作“十翼”。他认为，“易不知何人所作”， ⑥ “按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 ① 卦象乃起源于古代圣人对天地万物阴阳之变的观察:
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因其相摩相荡，鼓舞阖辟，设而两之，而义理生焉，故曰卦。是故有亨有否，可行可止，而人则取配之，后有圣人焉，推而明之。……然则圣人所以察天地阴阳拟诸其身者，至矣。 ②
自然界中的一切，均由阴阳二气相摩相荡、起辟开阖而形成，圣人察此精妙，于是设奇偶两画，使其相互推移变化，而最后演化为八卦。叶适此论，掐断了宋代颇为盛行的象数学派的神秘主义的易学起源说，以天地之道同人类经验相结合的角度去解释八卦之起源，使之落实于人类经验可理解、可运作的层面。接下来，叶适对《易传》进行了分析和考证，他认为，“十翼”中除“彖”、“象”二传外，皆非孔子所作，理由是:
彖、象辞意劲厉，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其为孔氏作无疑。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复重，浅深失中，与彖、象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自颜、曾而下，论于子思、孟子、所名义理，万端千绪，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学者诚有志于道，以是为径，而他书特纬之焉可也。 ③
这种判断，确定了叶适对《周易》进行诠释的文本基础。因为既然只有“彖”、“象”二传为孔子所作，那么，叶适也只能依据“彖”、“象”来解释《周易》，这样，它不仅直接把握了孔子和真实思想，而且也就是易理本身，故而叶适事功学说的纲领和要旨很大部分是依托对“彖”、“象”二传的阐释。 ④ 他批评宋代流行的易学说:
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 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 ⑤
在叶适看来，周（敦颐）、张（载）、二程（颢、颐）所悬设的“无极”、“太极”等概念，本于《系辞》，而非孔子之道，乃近于佛道异端之论。我们知道，自周敦颐迄于叶适同时代的朱熹，均悬设“太极”为形而上的终极本体，此终极本体，即世界之本原，乃一精神性的抽象的观念，内蕴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规范，故此终极本体，又可直呼为“理”或“天理”，是超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存在，是派生天地万物的源头，“太极”一词，渊于《易传•系辞上》。而叶适对传统易学哲学的解构和事功学说体系的建构即从否认“太极”这一概念始，他说: “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义所未及。故谓《乾》各正性命，谓《复》见天地之心，言神于《观》，言情于《大壮》，言感于《咸》，言久于《恒》，言大义于《归妹》，无所不备矣。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始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曰象”，则文浅而义陋矣。 ①
叶适既然认为除“彖”、“象”二传外，其余俱非孔子之言，所以也就彻底地扬弃了“太极”这一概念，认为“太极”是道家之说，与此同时，叶适对《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说法也提出批评:
一阴一阳，氤氲渺微，至难明也。……道也，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也。 ②
“形而上者谓之道”。按“一阴一阳之谓道”，兼阴虽差，犹可也;若夫言“形上”则无下，而道愈隐矣。 ③
叶适在这里表述的是这样两种意思;首先，道乃独阳之物，“阳而不阴”方为道。 ④ “彖”所述道与天道，皆指阳刚之道，彻底排斥了阴柔的成份，这显然是其崇尚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孜孜乾乾，刻日求功的价值观念的易学表述。其次，道决不仅限于“形而上”而无法渗入形而下，若如此，道只能是一个幽而不显，隐而难明的抽象存在，对人世间的善恶好坏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这样，他坚决认为道不能脱离作为具体事物指称的“器”而独立孤存，“书有刚柔比偶，乐有声器，礼有威仪，物有规矩，事有度数，而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 ⑤ 其器不存，其道难明，“物之所在，道则在焉”，这是功利学派的道义不脱事功学说的易理层面的哲学基础。 ⑥
叶适否定了“太极”，但引入了《尚书•洪范》中的“皇极”这个概念，作为其事功思想的中心概念。“夫极非有物，而所以建极者则有物也。君子必将即其所以建者而言之，自有适无，而后皇极乃可得而论也。” ⑦ 那么“皇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叶适认为:“道不可见。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之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无不合于此，缘其名以考其实，即其事以达其义，岂有一不当哉!” ⑧ 此皇极不是别的，就是“道德之本，众理之会”，是总天下万物之极，施政之最高准则。而《大学》《中庸》就是这皇极的两个辅翼。当然，叶适的“皇极”决非周、张、二程 及朱熹的心性之学的理，而是其经世致用的总纲，他面对理学以心性义理为旨归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不想将事功学说完全世俗化，而是要作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就有必要运用并提升一个能够包容其思想精蕴的核心理念，以期对理学形成一种对抗。事功之学的皇极观，有力地支持了其义利兼济的功利主义学说:
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也。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守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越不瘠秦，夷不谋夏，兵革寝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极也。 ⑨ 叶适所谓的“极”，是指事物的完备性，或是事物构成的规定性，而不是抽象之物，“极”是包括各种条件在内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完备的整体，因而他强调“建极”必须“有物”。同样，对道德的追求并不一定要将功利排斥出去，相反，“崇义以养利”才是正确的选择，利，义之和也;义，利之本也，排斥了功利，道义就成了“无用之虚语”，能为天下人谋利，才是最高的道德境界。
乾嘉学派 篇12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何镜堂教授首先为本次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建筑理论、创作与建筑师素养》的专题报告。在热情洋溢的演讲中, 何院士结合自己丰富的建筑创作经验和深厚的人生阅历, 对建筑的本质属性、“两观三性”建筑论、设计团队建设、建筑创作思维和建筑师素养等方面作了精彩讲述, 也给岭南建筑学派的可持续发展、岭南建筑学派研究团队的壮大与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首先, 在思想上要树立传承与创新的观念, 不管是在建筑创作中, 还是在学术研究中, 都要秉承“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以人为本”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 不断追求创新、引领时代精神;其次, 在学术创新中要把握“两观三性”的思想理念, 它既是和谐统一的建筑创作观, 又是学术研究的哲学方法论, 要求我们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学会抓“主要矛盾”, 培养自己的辩证思维能力;最后, 要培养团队的综合思维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与高尚的品德, 做到勤奋、才能、人品、机遇的有机统一。
一、理论研究的内容体系与方法论构建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唐孝祥教授在题为《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内容体系与方法选择》的学术报告中, 从岭南建筑学派的发展历程、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缘起、目标与意义、研究团队的现有基础等方面进行了阶段性的回顾与总结, 并对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内容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理论建构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唐教授指出, 首先, 岭南建筑学派秉承岭南文化精神, 立足现实, 开放融通, 务实创新, 无论在学科方向创建探索、研究领域深化拓展, 还是在规划设计的开拓创新、教育教学的特色构建, 均建树颇丰, 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学术思想体系。其次, 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目标在于从学科探索创建、建筑实践创新、建筑理论建构、教育教学探索和特色凝聚等多个层面进行梳理和总结, 深刻揭示岭南建筑学派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建构岭南建筑学派实践创新和理论建构的体系框架。因此, 基于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和全球视野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对于推进岭南建筑学派实践创新的理论化建构, 促进岭南建筑理论研究以及建筑史学研究、建筑美学研究等繁荣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和学术理论价值。
唐教授在报告中进一步强调, 要实现这一目标和意义, 岭南建筑学派研究团队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把握岭南建筑学派研究内容体系的层次框架, 有步骤、有层次地深入探索如下重要议题:岭南建筑学派的学理合法性研究;岭南建筑学派现实主义设计理论研究;岭南建筑学派文化现实主义设计理论研究;岭南建筑学派地域现实主义设计理论研究;岭南建筑学派功能现实主义设计理论研究;岭南建筑学派的学科创新研究;岭南建筑学派的理论建构研究;岭南建筑学派的教育教学思想及其特色研究;岭南建筑学派的建筑批评研究;岭南建筑学派的发展历程研究;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研究;岭南建筑学派的师承关系及其传承创新比较研究;岭南建筑学派建筑师系列研究;现当代岭南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以及岭南建筑学派的发展创新的文化传播研究等。同时, 正如黑格尔所言“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 研究方法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研究工作的成败。唐教授表明, 要取得学术研究的长足发展, 我们应依据自身能力和特长, 选择符合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对象及其规律要求的, 旨在实现创新预期的研究方法, 即“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主, 运用建筑学、哲学 (美学) 、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法去构建一个以“建筑——历史——哲学”聚焦的三维交互的核心研究路线。
二、深化与拓展
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如何得到进一步的学术深化与拓展, 也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华南理工大学陈吟博士在题为《岭南建筑学派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三个维度》主题演讲中, 通过对岭南建筑学派代表建筑师创作思想的发端、文化契机、建筑作品、创作文本和发展历程的分析, 运用归纳总结的方法提出岭南建筑学派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涵括了功能现实主义、地域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三个哲学层面上的逻辑维度, 这三个维度虽在岭南建筑学派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各有侧重,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定的历时性特征, 但三者之间又是交叉重合、统一整合的内在逻辑关系, 并具备开放性和发展性特征。在学术讨论中, 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系郦伟教授指出, “文化现实主义” 有潜力成为岭南建筑学派理论深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背后的学理逻辑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而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谢凌峰则认为可从地域技术观、地域环境观与地域文化观等几个方面对岭南建筑学派地域现实主义设计理论研究进行深化, 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构想。
与会代表还从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方法论拓展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如郦伟教授作了题为《何镜堂“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哲学基础》的主题演讲, 他从对何镜堂院士的建筑文本的解读中得到启发, 认为何院士建筑实践的创新与“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构建离不开他早年对辩证法、矛盾论与实践论的深入研究, 离不开其对哲学方法论的掌握和对传统哲学理念的运用, 并提出岭南建筑学派研究的哲学维度与其建筑维度、历史维度同等重要。还有代表指出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统一体, 我们可以引入接受美学、价值论美学、现象学等的研究方法, 注重审美主体的体验, 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角度展开关于岭南建筑大师经典作品的审美特征的深入广泛研究。
三、传承、创新与超越
岭南建筑学派如何在建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传承岭南优秀传统建筑文化、并实现自身的不断创新与超越, 是与会代表们热烈讨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在研讨会上, 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系赖瑛博士结合其教学过程中的感悟与思考, 以岭南建筑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建筑大师的优秀作品为例, 从建筑的技术、艺术与意境三个角度论述了岭南建筑学派是如何站在传承与发展的立足点上, 实现建筑实践的不断创新与超越。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朱雪梅教授作了题为《基于整体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研究》的主题发言, 她以“粤北历史村落的保护规划”为例, 阐述了如何在“三旧改造”, 即“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的改造中运用和落实 “两观三性”的建筑思想, 指出旧村落改造既要吸收村落保护研究的已有优秀成果, 又要引入新观念、新方法、新策略, 立足于当地的地域文化性格, 尤其要有整体观意识, 处理好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三者的关系, 实现村落改造的可持续发展。这进一步拓展了“两观三性”建筑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和核心价值。还有代表指出, 何镜堂院士的“两观三性”理论思想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对挖掘当代建筑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哲理内涵, 对当下生态城市建设、对珠三角园林城市群的绿色网络构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