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学派（精选12篇）
社会文化学派 篇1
在音乐领域中存在着不同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形态, 经过历史文化的积淀必然形成了区别彼此的风格流派。21世纪人们已经很少热衷于对钢琴演奏学派进行分类研究, 随着国际间的音乐交流日益高涨, 钢琴演奏学派倾向于国际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钢琴演奏艺术不可逆转的时代发展趋势, 由此也构成了“如何看待钢琴演奏学派国际化”的问题。关于钢琴演奏学派国际化一直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 问题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传统钢琴演奏学派美学观念的丧失与现代钢琴演奏风格国际化的现象。
一、德奥钢琴演奏学派
德奥钢琴演奏学派原本是一个最古老的钢琴学派, 有着历史悠久的音乐传统, 它的钢琴演奏技术经验对于其他学派都有着直接影响。该学派的缘起应该归功于车尔尼、李斯特、莱舍蒂茨基等人早期钢琴演奏与教学的实践活动, 他们不仅建立了具有博大精深演奏美学传统的德奥钢琴学派, 而且还为欧洲其他国家钢琴演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学派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自身发展, 以及与欧洲其他国家钢琴艺术的融合, 使德奥钢琴演奏学派的国际声望与日俱增。该学派的钢琴家自20世纪以来, 始终敏感地关注当代其他国家钢琴演奏艺术的发展动态, 在与其他钢琴演奏学派的交流活动中相互学习、互通有无, 他们以兼收并蓄、取精用弘的学术态度去发展自己的演奏美学观念, 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寻求演奏美学的共性基础。该学派的钢琴家在忠实于音乐作品原创精神的基础上, 努力使自己的演奏艺术能够有二度创作的新鲜感, 从而使该学派钢琴演奏家的音乐才华向更高层次上超越。
二、俄国钢琴演奏学派
俄国钢琴演奏学派最早缘起于几位西欧钢琴家在圣彼得堡的早期教学活动, 而对于传统演奏美学则完全得益于安东·鲁宾斯坦、李斯特、莱舍蒂茨基等人的影响, 他们在钢琴演奏与教学上的理念被深刻地融入到传统的音乐表演美学观念之中。特别是西洛迪把李斯特的钢琴演奏技术精华引进了俄国, 使该学派的发展能够以李斯特的浪漫主义演奏美学为主, 因而避免了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必须经过从古钢琴演以后来者居上, 并且在20世纪取得了快速超越其他钢琴演奏学派的辉煌成就。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有许多国内钢琴家开始大量外流, 致使该学派的钢琴演奏法和钢琴教学法传遍了世界各地。俄国钢琴家在与其他学派钢琴家的交流活动中逐渐改变了传统演奏模式, 特别是随着国际钢琴比赛评价标准的导向, 使俄国钢琴家也开始追求大声快速地演奏, 这就使原本以崇尚歌唱性音色和音质层次分明为特色的俄国钢琴学派, 逐步丧失了传统的演奏美学观念。然而, 该学派那种独特的技术训练模式, 仍然让俄国学派的钢琴家在世界舞台上出尽了风头, 最终使俄国钢琴学派的演奏风格伴随着卓越技巧而得以传承与延续。
三、法国钢琴演奏学派
法国钢琴演奏学派原本是孤立于李斯特学派和莱舍蒂茨基学派之外而自成的学派体系, 它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之初则开始发生了改变, 并且在20世纪中叶使传统“珍珠般”的演奏方法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这除了音乐作品对钢琴演奏家的技术要求日益增长以外,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钢琴学派之间的交流活动。特别是俄国学派使法国钢琴家见识了运用全身力量的演奏方法, 为此, 法国钢琴家桑贡以生理解剖学的视角并参考俄国钢琴教学体系提出了系统化的技术训练方法。法国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作为各学派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 让许多法国钢琴家有机会接触到了各种钢琴学派的演奏方法。随着各钢琴学派之间的不断交流, 促使法国新一代钢琴家改变了传统的手指演奏方式。
四、波兰钢琴演奏学派
波兰钢琴演奏学派也是由李斯特、莱舍蒂茨基打下了学派体系的基础, 并且直接融合了德奥、法国、俄国等钢琴学派的演奏美学元素, 逐渐成为了令人瞩目的钢琴演奏学派。该学派以纯正诠释肖邦钢琴作品而著称于世, 他们在与欧洲同行们的交流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钢琴演奏家不能仅限于演奏本民族的钢琴作品, 而是应该掌握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钢琴作品, 为此, 许多波兰钢琴演奏家开始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大胆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演奏美学理念。
作者单位:东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
社会文化学派 篇2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先后经历了法西斯德国和消费主义美国这两个典型的社会语境,针对人类社会的异化现象将矛头指向大众文化并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湮灭了真正艺术的本质和精神,是一种具有操纵和欺骗性质的商业化、虚拟化、标准化的意识形态.他们片面地以传统精英文化的`眼光去看待并批判大众文化而没有意识到其对人类文明优化的一面,以消极、轻视、悲观的眼光看待民众而没有意识到其主观能动性,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所在.
作 者：王光文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刊 名：齐鲁艺苑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CADEMY OF ARTS年，卷(期)：“”(2)分类号：B089.1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精英文化意识 大众文化批判
社会文化学派 篇3
关键词：社会法学派；社会利益；社会连带；现代法学研究
一、社会法学派概述
社会法学派是资产阶级法学各个流派中的一个派别。一般认为，法国的孔德是早期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在早期的社会法学派中的主要人物有德国法学家耶林和新黑格尔法学首创人柯勒，耶林认为“法律是国家通过外部强制手段而加以保护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而在后期，社会法学派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狄骥和美国的庞德。该流派又分出几大支派，在欧洲，有自由法学、利益法学和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在美国，有庞德的社会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
社会法学派的支派较多，但基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1、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认为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法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2、认为法或法学不应该像19世纪那样仅仅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而应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①从上述第一种特征看，社会学法学派属于广义的实证主义法学，即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相对称的社会实征主义法学。同时，社会学法学派、社会学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个概念实质上是同一含义，只是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法学家或社会学家，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其研究角度和着重点有所不同。西方法学家有的认为法律社会学是描述的，而社会学法学则是规定的，也反映社会学和法学的研究角度不同。还有人认为法律社会学是社会学和法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或者认为它是应用法学而非理论法学。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法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哲学，它们很少探讨那些原来属于法哲学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本质、结构、思想等，而是更多的探讨法律的具体问题，比如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及这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法律的效果、影响的社会因素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传统的法理学是法学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社会法学更像是法学的一种技术。同时，从两大分支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法学研究的范围和目的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研究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社会效果，而不是封闭的规范体系和概念。第二，结合社会学研究和法学研究，为立法作准备。法律的社会作用和产生的实际效果才是社会法学派研究的主要目的。第三，研究使法律规则生效的手段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具体体现。
二、社会法学派的兴起
社会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与其他流派，如自然法学派等学派相比较晚。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再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一味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的利益，导致资本家愈发富裕，而普通民众则面临生存飞艰难，诸如失业、住房等问题，社会矛盾日益严重。为此，20世纪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医疗卫生、失业救济、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性的社会立法，形成“法律社会化”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法学家们也开始思考法律的作用，不在仅仅强调个人作用，也注重法律对社会的作用，如何是法律更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样一个新的法学流派便开始形成起来。
三、社会法学派的发展
社会法学派在法学的观点中，要注重的社会整体利益，认为法律必须仔细的考虑社会问题，考虑其现实的社会作用，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的产生标志一般被认为是德国法学家耶林1872年《法律的目的论》的发表，他表达了社会法学的基本观点，即法律的目的是社会利益，法律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的以达到一定目的即社会利益的手段。社会法学的内部分支很多，大的方面可分为欧洲的社会法学（又分为利益法学、自由法学、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和美洲的社会法学（又分为实用主义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我们通过研究各国主要代表思想家的观点来进一步认识社会法学派的发展过程：
1、耶林的利益法学
在“法的起源”的问题上，耶林批判了历史法学关于法的起源的看法。耶林从个人权利转向到个人对社会的义务。首先，他分析了客观意义上的法和主观意义上的法之间的关系，认为具体权利作为一种权利，其生命由法规而获得，同时又返回到法规。其次，他论述了个人主张权利与维护社会利益的紧密关系。因而说，在社会利益上，每个人都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斗士。他指出“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②。如果没有权利，人将归属于牲畜，主张权利是精神上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法律只是立法者为了解决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制定出来的一些规则，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注意发现其背后冲突的种种利益，特别是社会利益，从而使判决真正地反映立法者的意图。
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是一个标志，它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学理论的变迁。它反映了历史法学是如何最后过渡到社会法学的。用功利主义取代浪漫主义，用追逐权利和利益取代崇拜民族精神，从注重客观权利到注重主观权利，直接为社会法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③
2、庞德的社会利益
作为现代社会法学的主要人物之一，美国法学家庞德在社会法学的地位毋庸置疑。“社会利益”是庞德研究社会法学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人类，不管是个体或群体或是以任何关系相结合的团体，尋求满足自己的要求、请求或是需求，因此就必须考虑透过政治组成的社会力量来调节行为的关系与秩序”这种“要求、请求或是需求”，均可称之为“利益”。而这些利益又可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三类，三者相互联系。庞德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利益，因而当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利益本身就可以代表个人利益，所以庞德强调社会利益在所有利益体系表中占有首要位置。在整个庞德的法律体系的理论中无一不贯彻这种社会利益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继受于边沁的功利主义的观念，而庞德则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理论中，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法学，及法学的发展。
四、社会法学派对我国现代法学的研究的借鉴
对于社会法学派的分析之后，我们已经清楚的了解其理论的本质及其内涵，强调社会本位主义，是社会法学派所坚持的核心原则。重视社会利益，不是否定个人利益，只有社会的发展才能为民众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去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圣怀：《社会法学派评述》
[2]耶林：《为权利而斗争》
[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4]徐爱国、李桂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浅析清代扬州学派产生的社会条件 篇4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 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 一方面, 自清初入关以来, 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 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 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 大兴文字狱, 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 议论时政, 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 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 寻章摘句, 逃避现实。另一方面, 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 仍按明代旧制, 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 以从中吸取营养, 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 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 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 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 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政权得到巩固, 经济持续发展, 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 到了乾嘉时期, 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 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 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 清帝南巡倡导风雅, 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 又为学术的繁荣, 扬州学派的崛起, 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适合人类居住, 它襟江临淮, 北近齐鲁, 南达吴越, 处南北之中, 地理位置优越, 襟带淮泗, 控引江南, 水陆交通便利, 向北可通京师, 往南能连浙、闽, 东边近于大海, 西面直通两湖, 交通便捷, “利尽四海”,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东南三大政, 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 北距河、淮, 乃转输之咽吭, 实兼三者之难”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 , 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运河的治理, 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 在封建王朝晚期又发挥了一次黄金水道的作用, 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扬州东临黄海, 这为扬州盐业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淮盐区素来为我国食盐最重要的产区。扬州盐业生产, 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 唐朝开始, 两淮盐产量开始增多, 两宋时, 盐税的征收由发运使掌管。到了明清时期, 两淮盐场成为全国各盐场之冠。扬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自己的转运地位, 成为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地和集散地, 经济迅速恢复, 走上封建王朝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扬州学派的形成, 也扎根于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扬州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 都成了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治学的宝贵素材, 进而成为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以本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著, 有汪中的《广陵通典》, 刘台拱的《宝应乡贤录》, 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刘文淇的《扬州水道纪》、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等。而考述扬州山石陵庙、街巷亭院等古迹名胜的文章, 也不少, 如阮元的《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修隋炀帝陵记》、《曲江亭记》等等。
四、学术渊源
1. 来自本邑先世学人的沾概
先看隋唐时期著名的学者曹宪和弟子李善的《文选》的研究, 对后世包括扬州学者在内的学人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阮元追怀曹宪治《文选》之功, 依其讲学故址为楼五楹, 题为“隋选文楼”, 在扬郡提倡文选学而推崇萧统的文艺观。萧统论文学创作、文艺作品, 分别以“踵其事而增其华, 变其本而加厉”、“事出于沈思, 义归乎翰藻”, 概括其特征;阮元也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具有“沈思翰藻”、“奇偶相生, 音韵相和”的特点。个中可见萧统文论与阮元见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再比如, 受五代、宋代初期精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文学学家徐铉、徐锴的影响, 扬州学派早起代表王念孙撰《广雅疏证》每称曹、李等成说例, 次引二徐说为多;其得力于徐氏《说文解字系传》等著述不仅在文字释义之内容上, 且在因声求义、以今语俗语证古语、兼明假借引申之义、梳理古今文字之体等治学方法上。扬州学派的学人从文化传统中吸收吸取营养。
2. 来自邻邑前辈学人的影响
这里的前贤主要指寓居淮安的著名学者阎若璩。他祖籍是太原, 但“侨寓山阳”, “数来扬州”。因对“古文尚书”辨伪而作的《古文尚书疏证》价值尤大, 后惠栋撰《古文尚书考》、段玉裁著《古文尚书撰异》等, 均衍其绪而更加缜密。阎氏的治学理念、方法对扬州学派学人的学术影响和启示, 于此可见一斑。
3. 不可忽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等对扬州学派的深刻影响与启迪
身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和朴学的先导大师, 顾炎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通诸子百家的主张, 借以达到“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 以救世”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其进步的政治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阮元就曾抨击宋代理学的空疏之弊, 指出:“故理必附乎礼以行, 空言理则可此可彼说起矣。”他还强调:“圣贤之道, 无非实践。”像扬州学派的这些学者, 他们人人既具有坚实的小学功底, 博学而能明辨, 亦跳出小学研究的领域, 在继续前辈经学研究的过程中, 紧跟时代步伐, 贴近社会现实, 致力于通经致用, 又开启了晚清经世派的先河。
4. 吴皖两大学派的影响和渊源
乾嘉学派, 一般可以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 加以疏通, 其特点是“唯汉是信”, 盲目崇拜汉学, 只要是汉学, 就不论是非, 一一加以疏通解说。而皖派反对墨守古人经说, 主张择善而从, 而断之以己之考证。戴震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对扬州学者的影响极大, 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近代扬州学人支伟成指出, 自戴震崛起安徽, “施教京师, 而传者愈众。声音训诂传于王念孙、段玉裁, 典章制度传于任大椿, 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 与焦循友善;阮元向教于焦、凌, 遂别创扬州学派。”这就深刻地指出了扬州学派和乾嘉学派中皖派的师承关系[3]。
五、经济繁荣、盐商资助
清初, 社会经济一度遭受摧残。至清中叶又重新繁盛,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 特别是盐业, 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扬州的盐业是扬州商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 它的繁荣与发展, 不仅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盛, 影响到了扬州城市的各个方面。乾隆、嘉庆年间, 扬州盐业到了极盛时期, 《清史稿·食货志·盐法》记载:“两淮旧有三十场, 后裁为二十三, 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扬州的盐业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损益盈虚, 动关国计。”[4]经济发达与交通便利, 必然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便利条件。而诸多巨商又好风雅, 客观上他们对扬州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如藏书、刻书、绘画、书法、工艺、戏曲、园林、花木等等, 无不依赖着盐商的经济实力得以繁荣和发展。历任两淮盐政、转运使及扬州的一些大盐商, 如曹寅、马曰琯、卢见曾、曾燠等, 都拥资巨万, 又提倡风雅, 热心地方文化学术事业, 搜罗典籍, 网罗名士, 兴办学校, 刊刻书籍。如被称为“扬州二马”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 就“好学博古, 考校文世”, 对“四方之士”, 都优待礼加, 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如杭世骏、全祖望等均曾入主马氏, 他都礼待甚厚。再如乾隆朝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增, 也广纳学者名流, “座中皆天下士”。当时名闻遐迩的学者、画家如惠栋、戴震、郑燮、高风翰等, 都曾入主卢幕, 或与之密切交往。众多的文人学者聚会于扬州, 自然会促进扬州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 再加上盐商对教育事业的积极赞助, 致使扬州书院林立, 如雍正末年, 马曰琯出巨资重修扬州梅花书院;乾隆初年, 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学府[5]。著名学者姚鼐、赵翼、杭世骏等, 都曾在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掌教, “四方来肄业者甚多”, 诸如段玉裁、李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洪亮吉等, 都曾就读于这两座书院。扬州书院发达, 培养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或学识渊博的文士、学者, 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柳诒徵《江苏书院初稿》赞叹道:“段、王、汪、刘、洪、孙、任、顾诸贤皆出于邗之书院, 可谓盛矣!咸同以降, 稍不逮前, 然江南北知名之士, 不试于扬州书院者, 盖鲜。”
扬州学派的形成, 是以扬州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前提, 以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条件, 受扬州深厚的文化的影响, 继承皖派之学而形成的。扬州以盐为支柱的经济的繁荣为扬州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伟康.康乾盛世扬州文明的实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12) :124.
[2]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落日辉煌话扬州[M].合肥:黄山书社, 2001, (6) :29.
[3]胡明.扬州文化概观[M].南京:南京出版社, 1993, (7) :23-294..
[4]朱福烓.扬州史述[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1, (12) :204.
社会文化学派 篇5
把精神分析引入中国地域文化研究--论精神分析学派的隐型文化理论在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的改造性应用
中国地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作为地域人群“集体潜意识”的地域“隐性文化”.因此,注目“潜意识”问题研究且成果颇丰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相关方法,在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便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弗洛伊德的高足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心理学依据;克鲁克洪的.“隐性文化”理论在被接纳入唯物史观框架后,也是研究中的有力工具.
作 者：胡义成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刊 名：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CHA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TECHNOLOGY（NATURAL SCIENCE） 年，卷(期)：2003 5(2) 分类号：B08 关键词：精神分析 荣格 隐性文化社会文化学派 篇6
关键词：地理学派；地理环境决定论；中日韩；耐性
一、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地理学派的文化观
孟德斯鸠是近代西方学者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观点在众多著作中多有体现，因此，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孟德斯鸠视为地理学派的创始人，并将其划分到“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行列中。
其实，在孟德斯鸠之前，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波丹也对相关问题早有过阐述。波丹认为，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不同会导致人的性格不同，同时对社会也会产生各异的作用和影响，如他指出山地居民发生革命和暴乱的几率要比住在平原居民大得多。“他甚至把古代雅典国家的三个不同政治派别与其三个不同的地理区域相联系，认为这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使其居民形成不同的性格所致”。 波丹类似的论述和列举的事例还有很多，尽管有些学者批评他“结论很带推测性，科学价值甚少”， 但从其力图从人们的生活环境中探寻人类历史发展变化原因的努力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摒弃了中世纪教会神学的说教，不再将人类社会的生活现象及历史发展归结到上帝那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思想受到波丹的重大影响，他在波丹论述的基础上更加深化并有所推进，其很多观点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看到。孟德斯鸠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气候类型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在人们的心态上也体现出差别。而人们的这些不同又造成了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换句话说，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和心态，人们的性格和心态又决定人文社会环境，这是其“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要旨所在。
二、中日韩三国人的耐性比较
笔者最近看了由东亚文化研究专家金文学写的一本书——《东亚三国志：中、日、韩文化比较体验记》，书中对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国人性格特征、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比较。在这其中，对于三国人的耐性分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感触颇深。
在这本书中，作者首先不必讳言道，日本人急躁的性格在国际社会上是公认的，仅从走路姿势这一点我们便可见一斑。日本人走路特别快，总是急匆匆，因此脑袋总是伸向前方，有人将其形象的比喻为“乌龟状身姿”。日本人的急躁不仅仅从文化学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也有相关数据支持这个观点。有资料统计过，日本大阪人走路的速度为每秒钟1.6米，这在全世界都可以排在冠军位置。此外，一直以来，我们经常妄自菲薄感叹中国人的素质低，把中国人闯红灯过马路称之为“中国式过马路”，实际上这种过马路方式并非是中国“特色”，我们的邻居——日本人在等红灯、等电梯时仍然表现出没耐性，不能在原地一动不动。
和日本人相比，韩国人的低忍耐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韩剧中我们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叭利”，它的中文意思是快点。韩国长辈经常在“叭利”声下敲打着晚辈的脑袋催促其快些吃饭、快些睡觉，甚至连上厕所也不放过。可以说韩剧中中国人最能听懂的就要数“叭利”了。因此对于韩国人来说，最大的美德非一个“快”字莫属。
与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急躁大相径庭的是中国人的“慢慢的”，“慢慢的”这个词表现出了中国人超强的耐性。在中国人使用的词汇中形容慢节奏的词句基本都是褒义，如“闲庭信步”、“从容不迫”、“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甚至包括“慢条斯理”这个词也是褒多贬少：意味说话做事有条有理，不慌不忙，尽管说话做事慢腾腾，却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水到渠成。“慢慢的”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处世哲学，干的越慢才能干的越好，这与韩国人的“叭利”哲学真是天差地别。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比较了中日韩三国人的耐性，中日韩三国同属汉文化圈，但即使是对待同一件事情，如饮酒问题上，三国人仍然有所不同。中国人喝酒讲究慢和品，而且经常将个人和公共事务带到酒桌上来。在中国可以通过酒来消愁，亦可通过酒来解忧，高兴的时候要喝酒，失意的时候也要喝酒，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酒文化”。韩国人在这方面和中国基本相似，及其强调品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享受。但日本人则不同，总是尽量快喝快走，无视饮酒过程中的愉悦。
三、中日韩三国人耐性差异解读
稍加分析后我们会发现，韩国人的性子急和日本人的急躁却不尽相同。日本人走路快、没有耐性实际上是对不良社会环境容忍度低的体现，而且对于浪费时间不仅难以容忍，甚至到了憎恶的地步。而韩国人则正好相反，对环境有一定的忍耐力，在人际关系上容易产生急躁情绪。
为什么文化上同属一源的三个亚洲国家在耐性问题上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通常认为这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体验、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民族惯习所导致的。但除此之外，其中却也不乏一些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在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在这方面地理学派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地理学派对类似的文化现象也有过研究，如在回答古希腊为什么能创造出杰出的艺术这个问题时认为，希腊所处地区多海岛和山地，人们只能以打猎和捕鱼为生，饮食来源很不稳定，人与自然处于顽强抗争的关系。而且地中海地区四季分明，夏季干燥少雨，这样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和启发性，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思维空间，因此该地区才出现了举世皆知的希腊文明。
按照同样的思路来看，日本人耐性特征与地理环境因素不无联系。从地理环境来看，日本所处的环境相对优越，日本人自古受惠于青山秀水，习惯了在洁净的环境里生活，因此对于污浊环境的忍耐力较低，所以对于不利于自身行为的外界环境容易急躁。这种急躁虽然看似不是什么好性格，但却让日本人养成了清洁、环保的好习惯，这一点还是需要他国人向其学习的。但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日本人却与前者表现截然相反，具有忍耐力超强的一面，这是受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结果，日本人自古就有很强的情感控制能力，而且这被视为一种美德，所以即使人们意见相左也很少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以力求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相对日本人而言，韩国的地理位置就没有那么舒适了，韩国人生活在与大陆相连的不太优越的环境里，在客观环境的制约下不得不对现有状况保持着一定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或许是因为这种忍耐和承受无所释放，所以韩国人的感情特别奔放，在人际关系上缺乏容忍，如若与人意见不和就忍无可忍的一吐为快。
中国人“慢慢的”节奏下所隐含的极强的忍耐力，则“是从古至今在严厉的自然环境和不断发生战乱的历史环境中养成的。中国土地辽阔，但时局却经常因天灾人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所以人口的流动性、流动距离特别大。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逃荒路上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性子急是要不得的，必须学会‘慢慢的’。悠然也就成了中国人在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智慧”。
四、小结
总之，地理学派的文化观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一切人类的社会活动都是地理环境的必然结果。地理环境决定文化的形态，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必然论的人地观”。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无疑夸大了地理条件对文化的作用，忽视了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历史进程来看，地理学派的一些观点仍有进步之处。它注意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一些现象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创了从社会、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中去寻找文化发展动因的研究方向。虽然其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解释并不完全科学，但毕竟已开始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迷宫，比以往从宗教神话传说来解释文化发展要进步的多。
社会文化学派 篇7
一、关于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
江天骥先生认为, 霍克海默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以及同年由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合写的论文《哲学和批判的理论》都清楚地说明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著作为基础对现代社会继续进行的分析。针对霍克海默关于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区别的阐述, 江天骥先生认为霍克海默的观点的危害在于它把抽象概念变成了具有实体的意识形态的范畴。[2]
吴友军认为, 20世纪30年代初, 霍克海默在创建社会批判理论之初, 以对科学、宗教、艺术和大众文化等的具体反思和批判, 比较全面地展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内容和理论主旨, 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经典表述, 集中体现了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的理论奠基特点。[3]
二、关于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
陈学明认为, 马尔库塞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启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非“极乐世界”;物质方面的富裕未必就能给人带来幸福。然而, 尽管马尔库塞的论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总的来说, 他的理论是错误的。[4]
傅永军认为, 马尔库塞的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理论的确揭示出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新的变化, 而他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的一连串的抨击与批判也入木三分, 新异深刻, 这对我们更为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确立正确的信仰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 马尔库塞的理论也有令人遗憾之处。他并没有从他的批判中找到解放的道路, 他对人的奴役状态的理解完全是技术性的, 因而否定任何从社会关系方面展开的解放事业。[5]
三、关于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
陈振明认为, 哈贝马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传统, 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同时, 哈贝马斯在批判地继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础上,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颇为独到的分析, 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和某些发人深省的问题。然而, 哈贝马斯在重建唯物主义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成功, 他提出的批判社会学的宏大理论框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6]
郑召利认为,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实际上是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带有悲观色彩的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变为语言的、符号的互动过程的理想化、可操作化的分析。通过理想的语言使用规范来建立理想的言语情境以恢复人的平等、自由交往。这样, 在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中, 实现了人的自我解放。[7]
四、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生长点
(一) 重视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演变的研究
70年代以来, 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兰克福学派已不存在, 社会批判理论走向衰落, 但其基本观点仍具有一定影响。[8]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国内学术界还是将关注点放在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本身的研究, 还未能真正注意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已经逐步呈现出来的理论演变, 尤其是作为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的理论转向, 使得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 而如何有效地加以把握和驾驭, 如何准确地抓住其流变轨迹, 成为了摆在国内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 重视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批判理论关系的深层次研究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正统的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 甚至置疑:两者之间有关系吗?这都需要予以深入地剖析探讨。而从现在的形势来看, 在国内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背景下, 加大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批判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力度, 有益剖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关系, 深层次解读两者之间可能存有的关系, 从而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进行认真辨别的基础上, 加大对其进行马克思批判理论视域下的深层次研究。
综上分析可知, 国内学术界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目前在针对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因此,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加大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国内学术界面临的紧迫课题。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 伴随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审慎剖析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形成及特征, 对比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同时, 更多的眼光聚焦于解析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社会批判理论。
关键词：社会批判理论,趋向,现实国情
参考文献
[1]赵涛.近年来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述评[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6) :44-46.
[2]江天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3-5.
[3]吴友军.社会历史反思性的批判活动——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主旨与奠基特点[J].学习与探索.2008 (3) :35-37.
[4]陈学明.马尔库塞对现代西方社会“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现象的批判[J].社会科学战线, 1987 (4) :85-91.
[5]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M].Boston:Beacon Press.1973:219.
[6]陈振明.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评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J].学术论坛, 1991 (5) :34-39.
[7]郑召利.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转向:从意识形态批判到语言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05 (5) :230-236.
人类学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脉络 篇8
人类学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 足足比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还要晚了二百年。这是因为人们必须与异民族长期深入交往才有可能进行反思, 进而将经验总结成规律。一开始他们只是把这些原始民族的生活, 当成一些奇闻佚事写作成书;或者把这些“原始人”与一些稀有动物掳回欧洲展览赚钱。直到爱德华·泰勒才有系统地把对异民族的看法付诸成书。
由于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感, 对于非西方社会的落后, 最直接了当的解释, 就是这些人较低等。为了证明这些人的低等, 西方人从生理上对各方面进行测量, 于是产生了“体质人类学 (physical anthropology) ”, 这与从文化上去研究差异的“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有显着的区别。为了搞清各个人种之间的关系, 有些学者研究早期文化的遗物与现代人之间的联系, 这后来被称为“考古人类学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相对于这门学科, 以研究现代人为对象的则被称为“民族学 (ethnology) ”。另外, 还有从语言上去研究人不同文化的人如何理解世界, 这被称为“语言人类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人类的分支可表示如下:
前面提到, 体质人类学的产生是, 是为了在生理上厘清西方人与未开化民族的差异。因此, 早期的人类学著作都带有进化论色彩。他们认为文化有低级与高级的差别, 文化应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而西方文化正好代表最高级的那一端, 其他社会的文化最终都会朝西方社会演进。早期出现的人类学研究, 后来被称为古典进化学派。
在西方人眼里, 不只西方人与非西方人有高等低等的差别, 即使同属西方人, 其中也有高等与低等的差别。近代西方被认为最低等的人是犹太人。可是, 犹太人不只不低等, 还等别优秀, 许多犹太人都为近代科学做出了伟大贡献。在人类学领域, 就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犹太学者-博厄斯 (Franz Boas) 。他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根据地, 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类学家, 如本迪尼克特 (Ruth Benedict) 、米德 (Margaret Mead) 等等。为了反驳人类之间存在高级与低级的差别, 他撰写《原始人的心智》, 从各方面论证原始人与白人在智力等各方面没有任何差距。他认为原始人的下一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后, 能从事与西方人一样复杂的工作。关于文化表现出的差异, 博厄斯认为, 主要是特殊的历史因素所造成。因此, 以他为首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历史特殊论”学派。
可是, 对于文化的看法, 不只是低级与高级的争论, 面对文化整体表现出的差异性, 人类学家必须从各个角度进行解释。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 (Arthur R.Radcliffe-Brown) 从社会学寻求解决之道。他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 考察各个组成部份, 对整体所做的贡献, 以及不同部份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功用, 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则从人类的生物性需求来寻求解释。他认为, 在一个社会中, 所有文化特质都是为满足人类的需要服务的。正因为不同的基本性需要才使得文化出现了差异性。因此, 后人视拉德克利夫-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为人类学结构功能学派的奠基人。
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则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求文化的解释。博厄斯在人类学界的贡献, 主要是反驳进化论的偏见, 但是对于文化间差异的解释, 他还力不从心。不过, 围绕在他的身边的一些学者, 尝试运用心理学的方法, 探讨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 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他们后来被称为"文化与人格"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林顿 (Ralph Linton) 、卡迪纳尔 (Adram Kardinar) 萨皮尔 (Edward Sapir) 、米德 (Margaret Mead) 、本迪尼克特 (Ruth Benedict) 等。
对于个人、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 不论何人, 他必须是一个社会成员, 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特定的地位、身份, 并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因此, 个人内心深处的情绪反应, 都是个人与人类环境互动的结果。[1]总而言之, 他认为个人必须适应社会的生活模式和习惯, 因此, 个人就是自身文化的产物, 以区别于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个人。二战后期, 文化与人格研究广泛运用在有文字社会,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菊与刀》。当时, 德日败局已定, 美国极需制定战后对日政策, 于是美国政府邀请本迪尼克特为对付日本出谋划策。在该书之中, 本迪尼克特将日本人的特点以"耻感文化"作为概括, 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 并且指出了日本人的恩情、义理等人际关系特点。
而后, 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大规模文明社会, 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是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 (Francis L.K.Hsu) 先生。前文提到许烺光在马林诺夫斯基门下学习人类学, 拿到博士学位后, 他曾在国内任教。抗战期间, 受林顿邀请到美国讲学, 就一直在待在美国做研究。他本身既有功能学派的功底, 又吸收了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优点, 再加上拥有非西方社会的成长经验, 以及在西方求学、生活的经历, 才有办法揉合众家之长, 完成这个飞跃[2]。由于他在1961年出版的《心理人类学:对文化与人格的探索》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 提出了心理人类学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的概念, 因此, 后人视他为心理人类学的开创者。虽然他出身人类学界, 还担任过美国人类学会主席, 但是, 他的研究与传统人类学研究可以说完全不同。首先是研究对象: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未开化社会为研究对象, 而许烺光则是以大规模文明社会为研究对象, 如美国、印度、中国、日本。其次是研究方法:传统人类学研究甚少涉及比较研究, 即使加入了比较对象也是未开化民族之间的相互比较, 而许烺光的工作主要是大规模文明社会间的比较。在他的著作中, 最少涉及两个社会的比较, 涉及三方面比较也很常见。第三是研究视角,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为西方人了解未开化社会服务的, 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 而许烺光则是站在相对客观的态度, 来探讨文化间的差异。
为了完成这个飞跃, 许烺光开发了不少理论工具,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心理社会均衡理论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 以下简称PSH原理。许烺光的PSH原理, 修正了弗洛伊德关于意识的看法, 以及用基本人际状态 (Human constant) 这个概念, 取代人格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 用来探讨不同社会个人的心理状态。[3]简单来说, 基本人际状态与人格的差异在于, 基本人际状态可以解释不同社会个人的文化心理, 但人格只限于运用在西方社会的个人心理。此外, 他还建立了“亲属体系 (Kinship) ”的理论来归纳、预测整个社会的文化趋势与个人行为。这是在他提出了内容分析的概念作为结构分析的补充, 又发展了优势关系 (Dominant dyads) 理论之后才有能力做到的。[4]他认为亲属关系之所以会影响在该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个人, 主要是居于优势关系的属性所决定。换言之, 当亲属关系中居于优势关系的属性受到强调时, 便可能影响该亲属关系的属性。亲属体系的几组基本关系分别是:父子、父女、夫妻、母女、母子、兄弟、姐妹、兄妹、姐弟等。每一组关系各有其属性, 父子关系的属性是权威性、连续性、包容性、非性欲性。夫妻关系的属性是性欲性、非连续性、排他性、自愿性。如父子关系居优势地位, 它的属性便会受到强调, 而夫妻、母子、兄弟等其他关系的属性会受到压抑来适应它, 具体运用可以参考许烺光所著的《中国人与美国人》。
随着国际社会交往越来越多, 对于大规模文明社会的了解, 比未开化社会更加来得重要。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化乃至于区域研究越来越受欢迎。至于人类学如何将跨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化发扬光大, 则是全球人类学家面临的难题。
参考文献
[1]泰勒:《原始文化》
[2]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学派 篇9
1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展概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来自欧陆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轫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CCS) , 故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1964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成立, 其代表人有查理·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P汤姆森、霍尔、莫利及费斯克等。该学派作为欧陆批判学派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其跨学科的性质使其研究视域广泛, 主要涉及后殖民主义为中心议题的种族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及性别研究、对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等等。该学派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建树独具一格, 它超越了号称传播批判学派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论说, 在哲学观点上超越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 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 具体主义表现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主张上层建筑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作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传播理论众多, 本文仅以三个传播理论的集大成者霍尔、莫利、费斯克及其他们的理论贡献为线索, 并以此来窥见该学派的大众传播思想。
2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 有相当一段时间,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内部存在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 两分天下的局面使该学派的研究一度陷入困境, [6]直到70年代中期,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解救了文化研究领域“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 认为大众文化并非是完全“自治”的文化也非完全“管制”的文化, 而是视大众文化为两者之间“谈判”的场域, 这种“谈判”充满了妥协、斗争、协商和迂回。英国文化研究在葛兰西范式的转向下, 由霍尔对其“文化霸权理论”进行创见性的应用。
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创见性应用, 如图1所示, 霍尔认为, 在传播过程中, 首先由传播者在自身知识架构、社会 (生产) 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原始信息进行编码, 所生产出来的充满意义的信息文本, 此时意义文本是开放的, 并不是直接传递给受众, 而是要经过受众的解码来获取意义, 霍尔认为受众的解码同样受到解码者自身身份、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因素影响, 进而霍尔提出了解码者的三种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协调型解码方式和对抗型解码方式[7], 三种解码方式表明了文本信息的不同解读方式, 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按照编码者的意愿进行解码、协调性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在解读编码信息文本时是存有部分性的否认和部分性的接受, 而对抗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完全违背编码者的意愿, 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由图1可知, 霍尔认为传播过程并不是线性的传播方式, 传播的两端即传者和受者是拥有不同的符码, 并非是对等的关系, 霍尔主要考察传播两端的权力较量, 将传播过程视为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 在这一场域中, 强化的传播过程中的内在张力, 即阶级和社会关系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显然在“编码解码”理论中, 传播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性被给予强调, 权力压制和反压制成为了主要话题, 传者受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等在这里理论模型中显而易见。霍尔理论也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但超越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传播有限效果论, 还带来了受众研究的新范式, 随后英国文化学派的代表人莫利和费斯克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编码解码理论。
3 莫利的“话语理论”和“受众民族志”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巨蒋莫利发展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在莫利的研究工作中, 首先对霍尔理论进行验证, 对英国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受众民族志研究, 验证了霍尔的理论假设, 证明了受众的不同解码形式, 但在研究中, 莫利发现, 受众的实际解码比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更为复杂, 而且不同的阶级由可能会拥有相同的解码方式, 莫利发现, 霍尔过于强调传播过程中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 进而莫利在福柯的“话语即权利”思想下, 提出了“话语”理论, 认为话语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 不仅仅是利益集团的表现, 话语是思考或谈论一个问题的方式, 也是社会立场的表现方式, 因此, 莫利认为, 传播过程中, 需要把社会位置与话语位置联接, 然后才会构成特定的解码方式, 他不再把阶级因素当做决定解码的核心因素。[8]从莫利的“话语”理论出发看待大众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张力关系, 在某种程度可以说, 莫利超越了霍尔。
在验证霍尔理论中, 莫利不但继承了文化研究学派符号学的研究传统, 还纳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这改观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结构主义范式对受众积极性的忽视, [9]莫利运用民族志对受众进行研究, 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在媒介受众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方法的研究。[10]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之前, 实证主义取向一直统治者传播效果研究, 而莫利对传播理论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受众进行民族志研究, 突破了传播的受众量化研究范式, 量化研究范式传播的研究将受众从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 对受众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结果进行分析统和得出结论, 而民族志受众反对这种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范式, 主张把受众置于生活情境、社会环境、性别中进行研究, 通过长期个案跟踪家庭中的媒介受众者, 通过访谈等方法深描受众内心真实的想法和反馈, 在研究结论中总结和发现问题。莫利的受众研究被成为新受众研究, 他重新估量了文本研究方法, 不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纯碎的定性分析传统, 而是开创了用民族志方法获取受众接受行为的真实情形, 同时将受众置于不同社会地位和话语地位上对于其能动性的强调。[11]开创了传播学界民族志研究的先河, 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了今日传播学界的三大研究方法之一。
4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逐渐脱离了马克思的主要参考体系, 也逐渐抛弃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 80年代中期受到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更为多样化, 后现代思潮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现象空间, 从“宏大叙事”转到了“个别命题”, 从“文本”转到了“解读”, 从“意识形态和霸权”转向了“从属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有学者把这种转向概括为从“结构”向“实践”的兴趣运动, 对宏大叙事的扬弃和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 从整体性的结构和权力到日常生活的实践。[12]那么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集大成者费斯克的传播研究重点从“文本的生产”转向“后现代的消费“, 避开了“政治批判”而着重于“大众的微观的抵制”, 从而走向了“语符民主之路”。[13]我们主要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继承了葛兰西的文化研究的路线, 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权力场域,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 “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 其二, “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 其三, “微观政治”的大众文化。首先, “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传统文本分析认为读者会从头到尾阅读全部的文本,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费斯克认为, 文本就像一个“菜单”或“超市”, 大众在其中获取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创作自己的“菜肴”, 费斯克通过“权且利用”强调的不是文本的内在意义, 而是强调使用本文的受众对大众文化的实践能动性, 大众的“权且利用”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和快感。其次, “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费斯克认为, 大众文化文本只有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被阅读时, 才能够被激活, 大众更关注的是大众文化文本是否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受。最后, 大众文化是“微观政治”的文化。费斯克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性的视角, 并认为社会的变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激进的, 一种是微观的。激进意味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 而微观的并不是要以革命的方式争夺政权, 而是渐进的、持续而缓慢的过程, 它的目的是不断扩张至下而上的权力生存空间, 它是微观的政治而不是宏观的政治。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 大众文化是循序渐进的, 联系着这些结构内部, 朝向无权者的权力重新分配, 它并不试图改变支配集团的体制, 而是试图扩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运作的空间。
如果说莫利基本遵循了霍尔的初衷, 那么费斯克在霍尔理论路线的基础之上则迈了更大一步, 他在继承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前期成果, 发展了积极的受众学说, 将受众的能动性前所未有的放大, 走向了“符号民主”之路。费斯克提出了受众的“游牧式主体”概念解构先前的传播场域的结构主义, 通过对“大众层理”的分析提出了“游牧式主体”的概念来阐释受众的主动性, 所谓“大众层理”的意思是认为大众并非存在于既定的阶层和拥有固定的社会身份, 比如一个博士有可能同时是一个母亲、一个教师、一个新闻工作者, 大众的社会身份和阶层是多维的和流动的, 在不同的层理中随时进行转换, 受众主体的多元性和流变性解构了受众研究内部的“逻各斯中心”即“传者中心主义”。费斯在受众的主动性研究中借用罗兰巴特“快感理论”, 提出“受众快感”理论。“受众快感”理论意在表明即使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意识形态充斥, 由于身体是独立于思想的, 那么费斯克认为身体也依然成为作为最后一个抵制意识形态的据点, 因此, 身体的狂欢和快感被费斯克看做大众对意识形态抵制的一场盛宴。尽管费斯克的“受众快感”理论备受争议, 但他对传播受众的研究的积极转向依然得到了高度认可, 他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把受众的主动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有的位置, 有学者指出他把大众的位置无限度的放大, 过于极端甚至走向了“民粹主义”, 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他在受众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
5 结论
社会文化学派 篇10
二战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 战后的现代化重建促进了大众传媒的产生, 其重要作用是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重镇。其次, 美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 工人阶级的队伍有所壮大, 使得文化工业蓬勃发展。但是, 知识分子们为此忧心忡忡, 担心大众传媒带给人们毫无价值的观念形式和英国社会的美国化 (1) 。于是伯明翰学派的形成成为一种需要, 为研究这些杜会问题提供一个平台。伯明翰学派 (Birmingham school) 是由聚集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简称为CCCS) 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 0世纪5 0年代末6 0年代初。1 9 6 4年, 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建立了CCCS, 主要培养研究生。
二、伯明翰学派理论研究的起点
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英国正经历着文化的巨大变革, 文化的中心从以文学为主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逐渐转向了以通俗小说、流行音乐、电影、电视节目、广播剧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 传统文学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2) 。在伯明翰学派成立之前, 英国传统文化者捍卫以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伯明翰学派成立之后, 继承了传统英国文化主义的思路, 也希望通过强化文学社会功能的方法, 抵制大众文化对文学的冲击, 从而挽救文学衰败的命运。但是, 有一点与前者不同, 伯明翰学派并不一味强调文学对社会民众的精英教化功能, 而认为应该将所谓的教化民众、训练民众进行阅读的活动转化为帮助民众进行阅读的活动 (3) 。伯明翰学派采取这样的立场不无原因, 这个学派的理论家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平民阶层的出身, 因此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与平民阶层保持着一种亲和的关系。在此背景下, 帮助普通民众找到适合他们的阅读方式成为了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的主要议题。英国的文学研究从整体上开始了对“文本中心主义”模式的反驳, 开始侧重于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来考察文学。伯明翰在一开始就摆脱了“纯文学”研究, 而以强化文学的社会功能为重点。很显然, 伯明翰学派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中, 其内涵的社会生活经验才是研究重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伯明翰学派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文学, 而是以文学作为切入点去分析整个社会生活。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就是强调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已经孕育在文学研究之中了。
三、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迁移
上文已经提到, 早期的伯明翰学派继承了英国文化主义的一些传统, 也“希望通过文学来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出口”, 即以文学作为理论研究的方式。随着该学派的不断发展, 它试图突破英国传统主义的一些观念, 正是如此, 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势必与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学研究有所不同。它较之英国文化主义有以下三点突破:1.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是对英国文化主义的一种反驳。英国文化主义显然还是支持精英文化, 认为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彻底辨认和欣赏文学艺术, 这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文化上的精英主义的结合。而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认为, 应该客观地对文学和通俗文化进行平等对待。在文学与通俗文化的关系上, 伯明翰学派与英国文化主义开始分道扬镳。伯明翰学派认为应该看到文学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相通之处———“感觉结构”。“感觉结构”借鉴了语言学的“结构”概念, 同时也吸收了社会学的“经验”概念。它是人们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生活的总体以及普遍的经验, 它需要通过特殊的物质载体被人们意识和交流。于是文学在此基础上被定义为“用写作的语言进行的交流”, 这也意味着文学与阅读的紧密关系。在通俗文化如此盛行的情况下, 人们阅读的来源和内容无疑也是出于这种语境, 伯明翰学派由此反驳了英国文化主义所提倡的精英文学观念。2.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是对英国文化主义的某种摒弃。通过“感觉结构”的提出, 每个地域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感觉结构”, 那么也必须有适合承载这种结构的文化载体。伯明翰学派认为, 在当代社会语境下, 最适合承载社会“感觉结构”的文化应该是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等为代表的通俗文化, 而不再是经典文学, 文学作为“感觉结构”载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代文化生活的中心已经变成了通俗文化。伯明翰学派不得不致力于寻找一种文学以外的适合承载当时那种“感觉结构”的载体。3.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方法也突破了英国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英国文化主义主要研究经典文学中的审美价值与精神内涵, 而伯明翰学派主要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并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考察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意识和经验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因素。综上所述, 伯明翰学派从观念到方法已经全方位地突破了英国文化主义的文学研究, 并且实际上已经把方向转向了文化研究, 从而实现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成功转变。
四、文化观念的转变
伯明翰学派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在前期, 伯明翰学派认为应把文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社会的主流文化无疑已经是大众文化, 而大众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代表的是平民阶层, 具有强烈的日常生活色彩, 在物质形式和文化内涵上都体现了平民阶层自己的特点, 反过来思考, 文化就是一种能够反映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形式和文化内涵的结合体。于是, 雷蒙德.威廉斯提出, 文化不只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映, 它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映, 是“民主”的反映, 涉及到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4) 。因此, 我们可以把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解释为, 文化是物化形式与其所承载的反映社会关系的观念、情感。意图的结合体。威廉斯把着这种观念更简单地概括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 一些学者逐渐对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观念提出了质疑, 其重要代表是E.P.汤普森。他认为把文化等同于整体的生活方式就等于把社会研究等同于文化研究, 他“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过于宽泛 (5) 。
在对文化概念界定的后期, 威廉斯将文化的观念改造为“文化是一种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批判性地吸收过程中, 伯明翰学派提出, 文化是一种物质生产过程, 同时文化也是一种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如何使这两种定义合理地结合起来成为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议题。经过考察和研究, 他们认为只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分析能够将这两种定义合理地结合起来。“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是当一种社会因素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社会因素的统治权时, 就可以说这种因素“获得了领导权”, 而这种因素通常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力量的复杂组合 (6) 。而在这些组合中, 意识形态是一种核心的社会因素, 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才能获得文化领导权。所以, “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只能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结合。在此之前, 伯明翰学派已经认为文化是一种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但随着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 伯明翰学派认识到文化不仅是一种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 同时它又是一种物质生产过程, 因此, 文化是一种物质生产过程与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的结合体, 亦“文化是一种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
结语:
伯明翰学派自成立以来, 期间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变迁。从60年代的建立, 其快速发展让伯明翰学派成为文化研究的重镇, 到90年代由单纯的研究中心演变成传统教育制度的“文化研究系”, 标志着伯明翰学派的终结。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世界各地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把文学从高雅的圣殿中释放出来, 使其面对通俗文化。从此, 人们建立了自我认识方式的框架, 改善了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约翰·费斯克,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15
[2]杨玲, 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J],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京) 2008.5:68
[3]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1780-1950[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404.
[4]朱力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 (增补版)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445
[5]张亮, E.P.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文化概念[M], 浙江:浙江学刊, 2008.5:70
[6]葛兰西, 葛兰西文选[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15
社会文化学派 篇11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中国学派
一、奥地利学派发展概述
一般而言，要形成一个学派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有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只是为其精神领袖”，这些人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对重大经济问题看法基本一致，并且相互关联，形成一套严密科学体系，即一套政策主张及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学派发展之根。第二、“须要有一批弟子承其衣钵不断将其传播发展”，[1]学术思想不仅需要传播，而且还要适时创新，而一个人的能力和生命是有限的，这就得靠其后面的人来发展自己的学说，这是学派发展的枝叶和种子。第三、要有自己的学术交流阵地和发声工具，一种学说要想得到认可，就应有兼容并蓄的精神，它就要与不同的学说进行交流碰撞以期产生共鸣，这就需要借助一些媒介工具来进行学术交流并建立自己的话语权，这是学派发展的催化剂。第四、要与时代发展趋同，体现时代需求，理论源于实践并为现实服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即使其论证再严谨也难以普及，这一点也是学派发展的土壤。
奥地利学派自门格尔1871年提出边际效用理论而始，接下来由其门徒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继续发展并且声名远扬，发展到第三代由庞巴维克的学生米塞斯和熊彼特把他的思想带到了美国，然后熊彼特在哈佛大学传播其思想，并且在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米塞斯在纽约大学传道；期间米塞斯发展了奥地利学派成为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并且培养了罗斯巴德、柯兹纳等门徒，米塞斯虽然没能在美国如日中天，但是他所创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美国70、80年代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如梅耶、斯特里格、哈伯勒、摩尔根斯坦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坚持市场竞争的行为过程性，与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学派形成产业经济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奠定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2]总之奥地利学派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之一，它的诸多理论甚至已经融入到现代经济学理论当中。
二、奥地利学派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尤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又以这种历史文化为根基，随着历史的进程向前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奥地利学派产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维也纳大学，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的两个最有实力的城邦，两者有着相同的主体文化和种族，十九世纪后半叶两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但奥地利相对德意志来说工业发展程度较低；而当普鲁士完成了统一之后，奥地利还处在脆弱保守的国家权力、落后的产业与民族分裂对抗之中。1866年的普奥战争使得奥地利则丧失了大德意志主义的主导权，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他与普鲁士实施相同的内政外交战略，但两者利益产生矛盾，所以与普分庭抗争的倾向日益加大；在学术界，奥地利经济学在传统上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笼罩，促使奥地利学界努力探索一门能反映奥地利特色的经济学说，所以当门格尔提出边际效用学说的目的就是与提出一套与德国历史学派不同的学说。
但该学说还是没能摆脱德国传统哲学文化影响，因为德国有着深厚的唯心哲学传统，在他所在的时代和以前，有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唯心哲学，他们从精神、心理、欲望、意志、行动等来创造自己的哲学流派，这种唯心论将现象和外部世界解释为人类心灵的创造，[3]而奥地利学派则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这个传统的影响。并且在门格尔之前还有德国的戈森、杜能经济学者，主张把李嘉图借以建立地租理论的生产力递减观念，应用于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分析；戈森确立了戈森定律，认为政治经济学目的是帮助人获得最大总和的享乐，并用数学方法探讨享乐规律，这些也奠定了边际效用的基础。[4]
三、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评价
奥地利学派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涵，这种思想特色对经济学的构建产生了诸多影响。第一，主张抽象演绎法，以人的满足为出发点，从心理和行为寻求经济规律；第二，分析注重个人、行为和心理等微观因素；[5]第三，价值主张为自由主义，反对计划干预；第四，方法论上主张边际分析，认为效用尤其是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五，强调市场、行为的过程性和不确定性，而个人的决策是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选择的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6]这些特色既是这个学派的优点，但在某些方面也成了他们自缚手脚的不便之处。
自奥地利学派产生以来，对古典经济学架构的构建，如在边际效用、机会成本、消费者理论等方面卓有创树，以及对现代经济经济学各个学科如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金融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为经济学增添了诸多思想和活水，奥地利学派也成为经济学园地的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四、奥地利学派对我国经济学派形成的启示
通过对奥地利学派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发展历程、学术思想的特色及影响的分析，可以发现，奥地利学派能够发展至今成为经济学界知名学派，首先得益于他的师承性关系比较好，知识的传承没有中断；其次是他的学科特色鲜明，有自己学派的哲学和价值观；第三、知识不断创新形成一套自己的体系，基于自己深厚的哲学底蕴之上涌现出源源不断的新思想。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学发展的大好时期，这也是有多重因素决定的。首先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只要我们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总结分析上升为理论的视角，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发展经济、制度经济等领域或可对与我国有相似状况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有益的启发和指导。[7]其次，我国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根基又不同于西方，所以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经济学或能给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带来新的灵感和动力，在这种文化的土壤里或许能绽放更加瑰丽的经济学之花。
总之我国要形成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需要数代人漫长的求索和坚持，需要一大批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从我国自身的经济实践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道路的东方经济学道路。（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参考文献
[1]车卉淳，周学勤.芝加哥学派与新自由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2.
[2]刘志铭.市场过程、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奥地利学派的视角[J].经济评论，2002（3）.
[3]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M].晏智杰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56.
[4]晏智杰.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82.
[5]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演进：传统与突变[J].社会科学战线，2004（3）.
[6]韦森.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在当代经济科学中的意义及问题[J].学术月刊，2005（4）.
社会文化学派 篇12
一、生态社会主义学派对全球生态危机原因分析
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资本的逐利性,认为这才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第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必然会使用凯恩斯主义去刺激消费。这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并造成极大浪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销售、消费等都实现了全球化,那全球污染和全球生态危机迟早也会实现全球化,到那时将无一幸免。第二,资本的无限逐利性以及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必然会对资源进行掠夺,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将会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3)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全球生态危机导致了一系列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不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强烈对抗。所以生态社会主义学派提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是一个和谐统一的过程,生动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和谐关系。因此,本文就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萨拉·萨卡等著名生态学者对全球生态危机原因分析略作简述。
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皆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解决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这些扩大需求的政策误导消费者可以无限去追求物质满足,这又必然导致异化消费。而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4),这种异化消费并不能构成真正的需求,只是一种欲望沟壑的填补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是,资本主义浪费性过度生产和大众过度性消费,加之有限的生态承载力无法支撑无限的生产扩张、经济增长和消费欲望,必然导致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每一个企业都是以生产最大化和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将会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便使自己作为强者永立世界市场之上。”(5)高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下的企业管理,首先关注的主要是用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并不是关于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也不是关于如何保证产品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而使劳动过程变得更加愉快。”(6)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说明资本主义具有两重矛盾:第一重矛盾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第二重矛盾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运动。如果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那么,在资本逻辑下必然对自然资源无休止地掠夺下去也就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按照奥康纳的观点,生态危机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7)他还指出,“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由自身所导致的。”(8)
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说明了全球资源是有限的和经济增长是存在极限的。萨卡指出:“任何关于一个美好社会的想法,都应该建立在对我们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那些自然给予我们的和那些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有充分的认识的基础上。”(9)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资源的再生率与人类开发率之间要保持何种关系和我们人类自身在一定时期的创造能力,而只有将自己的创造力和生态自我再生率考量进去,人类开发时才能时刻有据可循,长期保持在增长极限以下。这就是萨卡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分析,其增长极限思维极具闪光点。
因此,我们需要向生态社会主义寻求帮助,去寻找全球生态危机的治理举措,解决人类当前困境。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自我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会导致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10)
二、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制度建构及不足
第一,本·阿格尔希望阻止工业的无限增长和阻碍人们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改组生产和消费以抑制指数型增长,“以使消费者能告诉生产者‘生产多少就足够’过一种像样的物质幸福生活了”。(11)再者,就是进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这仍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的修补性政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基本矛盾并不会消失。
第二,安德烈·高兹分析得出全球生态危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的诱导下产生的,尤其是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大肆占据尽可能多的生态资源这一目的对生态的破坏是灾难性的。因此,高兹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理性,主张生态理性和推行文化革命,进行公民自治。这虽然为我们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打开了一扇窗,但是,他要求从文化视角解决生态问题,以生态理性来代替经济理性,这与现实人们对自身物质需求的满足不符,带有“乌托邦”色彩。
第三,詹姆斯·奥康纳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堕落本性,只为简单地通过剥削工人、掠夺资源而追逐利润,进而导致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因此,奥康纳试图“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12),从而建立了劳动、社会、自然相一体的生态社会主义历史观。另外,将自然的本真作为自然的终极目的性,也就是自然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不是人类肆意攫取的对象。最后,他将自然、文化、社会劳动引入社会生产中,尝试建立自然的、文化的生产方式,改变单一追逐利润的模式。但是,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认识不足,将其单纯地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再者,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构建缺乏现实可行性和现实的路径。
第四,萨拉·萨卡找到了增长极限和社会道德因素对生态的反作用。因此,在经济上,人类必须树立极限增长范式,实施收缩经济战略;在其他方面,摒弃生态资本主义,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社会道德及生态价值观的建设。但是,萨卡的生态思想坚持以“生态”为中心,将生态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实施经济收缩战略,忽视了经济作为主要矛盾这一问题,因而陷入了空想。
三、新时期全球生态危机应对策略探析
首先,实现社会制度与道德观念双重变革,才能消除两极分化、改变贫富差距的现状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实现生态的良性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极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必须进行“红绿结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因为“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13)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必须树立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生态生存权利,寻求生态道德观构建方法并加大对生态道德观的宣传力度。
其次,对跨国资本无止境追逐利润的管控。资本通过空间生产和旧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生态危机转嫁,这绝对不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必须对全球资本进行管控。
第三,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决不以邻为壑的生态观。每一个国家的周边都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它们共同构成全球生态这一整体,决不可对周边进行资源掠夺式开发。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或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生存及发展需要又不得不接受,这就必然陷入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两难境地。因此,发达国家在将污染性企业迁至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必须将污染防治技术交给所在国,履行自己必要的社会责任。
第四,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但不管是生存需求还是发展需要皆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将“感性欲望”改造成“理性需求”。根据萨卡的描述,“资源是有限的,增长是存在极限的”。所以,每个公民在消费时必须将自己作为“理性生态人”(“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学所反映的价值观将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我们将这种‘人’称为‘理性生态人’”(14)),十分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过一种生态化、有节制的生活。
第五,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步伐无法停止,也不会停止,这就必须要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阿格尔和萨卡的经济收缩策略不符合人类向前发展的目标,这是严重脱离现实的。而且萨卡反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这对社会进步也是不利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经济发展这一核心任务不动摇,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推进全球化向良性方向发展,为绿色的、可持续的未来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公正的全球市场大空间。
四、结论